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一支由宦官和僧侣组成的队伍,从陕西扶风凤翔的法门寺出发,前往都城长安。
队伍所到之处,百姓人声鼎沸。他们夹道围观膜拜,为的只是一睹队伍当中护送的“佛骨”真容。
整整三十年了。
自唐太宗起,法门寺地宫便有三十年一开供养佛骨舍利的规定,如此大唐方得岁丰人和。
当唐宪宗李纯遇上地宫大开之年,同以往的君主一般,他也十分重视。他兴奋得早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就开始派遣队伍前往凤翔,恭迎佛骨回京。
但,有人开始“搞事情”了。
佛骨舍利,作为佛陀法身,是佛教徒心中的圣物。人们认为,面见供奉佛骨,将会获得无上的福报。
因此,佛骨不论是对君主贵族还是平头百姓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在君主的推崇下,百姓对礼拜佛骨的狂热更是有增无减。
正月,佛骨到达长安,唐宪宗首先要将其置放在宫中,好生供养着。他对着佛骨畅想自己平定淮西后的帝王霸业,以及长生不老。
此时,却有人打断了他的畅想。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给唐宪宗递了一份折子,名为《谏迎佛骨表》,洋洋洒洒一千余字,苦口婆心地劝唐宪宗别这么干了。
韩愈在这份著名的谏表中说: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在这段文字之前,韩愈先列举了一群不拜佛而朝政稳定、长寿的君主,而后才给唐宪宗讲了上面那些拜了佛却朝政动荡、越来越短命的君主,通过对比得出结论:拜佛以求福成事,或许更容易招致祸患!
通篇文章,都是类似的话,数落佛法的不是,并认为唐宪宗如此隆重地恭迎佛骨将导致社会伤风败俗,从而贻笑四方。
韩愈的这盆“冷水”浇下来,彻底激怒了唐宪宗。唐宪宗下令就要赐死韩愈。
多亏群臣求情,韩愈才得以免除死罪,被贬到了遥远的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被贬的韩愈,心里郁闷极了。
他郁闷的不仅是年过半百还要被贬斥到帝国边陲,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更郁闷的是,他心里那位“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的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跟即位之初相比,已截然不同。
君主对着上谏的臣子大发雷霆,本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唐宪宗也这么干,则让人感到有些惊讶。
当年,唐宪宗继位后,常常花时间阅读诸位先帝的《实录》,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的旧事,对先帝的功绩十分敬仰,久久不愿放下。
元和三年(808年),他曾激动地对着自己的臣子说:“读了国史之后,才知道自己万万比不上先帝们。先帝在世之时,尚且需要宰相臣僚们的同心辅助,如今到我这,岂可能独立治理国家?日后,国事有何失当之处,还请各位卿家尽力匡救。”
出于“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的目标,唐宪宗对培养良好的君臣关系十分重视。
他曾让李绛、崔群、白居易等人搜集历代君臣成败经验五十多种,随后亲自选编为《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题写在六扇屏风之上,时刻提醒自己,也让群臣学习。
除此以外,他在接到元稹关于谏官重要性的奏疏后,恢复了被唐德宗搁置了五年的正牙奏事制度,并在朝堂上多次鼓励臣下积极进谏。
那时候,为了避免自己被同一种声音包围,他鼓励臣下对同一件事发表不同意见,可以多次上谏,反复讨论。
如果朝廷上的谏言变少了,唐宪宗就会感到浑身不得劲。当敢于直言的李绛减少了上谏,他直接抱怨道:“这么久没有上谏,是怕我不能容忍吗?没有事可以上谏了吗?”
而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却想着“少说少错”以求自保的官员,唐宪宗也不会放过。宰相郑絪就曾因为“谦默多无事”而被罢了相——臣子要是敢不说实话,不干实事,唐宪宗就得治治他。
在唐宪宗的积极鼓励下,元和年间,长安朝堂洋溢着一股极其良好的政治空气。敢于直言的大臣,有勇有谋的贤才,一一涌现,如李绛、裴垍、武元衡、裴度、崔群、韩愈、白居易等。而这些人,都是创造“元和中兴”治世的中流砥柱。
然而,这一切,在唐宪宗大业初成的那一刻,开始发生变化。
一切似乎肇始于淮西平叛的胜利。
元和十二年(817年),牵扯唐朝中央军事、财政安全的淮西叛乱已到达第四个年头。战争之所以久持不下,有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拉扯,还有财政危机。
出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多方威胁,淮西一战,必须得加快推进。于是,这一年,宰相裴度向唐宪宗请求到前线亲自督战,临行前,他对唐宪宗说道:
“臣若顺利破贼,必有面圣之日,如果不能成功,定无归阙之期。”
裴度为淮西一战必死的决心,让唐宪宗当场流下了眼泪。两年前,唐宪宗诏讨淮西吴元济,吴元济求救于临近的王承宗和李师道,三大藩镇相互勾结,抗命朝廷。得知朝廷的强硬立场后,李师道甚至派出刺客,埋伏在时任宰相武元衡上朝的路上,刺死了武元衡,而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亦被刺伤。如今,裴度继承武元衡遗志,仍不怕死,如此忠臣理应让唐宪宗感动。
在裴度的统领下,原本一盘散沙的唐朝官军开始相互配合,而唐朝名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有感于裴度的知遇之恩,也对淮西吴元济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迫使吴元济将军队主力调往北线应战,导致淮西南线防守空虚。
在此情况下,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初十,名将李愬亲率九千精兵,冒着风雪连夜挺进淮西南线老巢蔡州,一举擒获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终结了淮西为时30多年的割据叛乱。
淮西一战,极大地震动了全国各地藩镇。各藩镇纷纷表态,表示愿意归顺唐朝中央,连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也在表态之列。
淮西的平定,也意味着侵扰大唐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已基本被修复。大唐国势振兴,中央权威再度树立,一切似乎慢慢回到正轨。
面对如此巨大的历史功绩,唐宪宗的自信心在不断膨胀。在他看来,若无自己对淮西的坚持和执着,就换不来如今的安定局面。
他开始飘了。
元和十三年(818年)正月,为庆祝淮西平叛大获全胜,唐宪宗在帝都举行庆祝大会,下令皇城六军扩建麟德三殿。
此时,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都认为战争刚刚结束,国家财政困难并未解决,不宜大兴土木,于是,便让宰相裴度向唐宪宗反映。但这一回,唐宪宗不但没有采纳意见,停止扩修宫殿,甚至勃然大怒,将这两个提出问题的人降职,调至朝外。
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登基之初自己亲口说过的:“俭约之事,是我诚心,贫富之由,如卿所说,唯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
这只是唐宪宗“堕落”的开端。
过去,虽然他也会对谏言发怒,但怒的是那些极其尖刻,而与事实有所出入的谏言。但自削藩成功后,帝王的“喜好”更大程度地左右了其对谏言的处理方式。
数月以后,唐宪宗下了一道诏书,命皇甫镈、程异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一任命,百官哗然,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这俩是什么人?
会搞钱的人。
元和年间,唐朝财政状况并不好,唐宪宗的削藩事业要维持下去,必须仰赖这种“善于敛财”之臣。
皇甫镈搞钱,就是薅下层人的羊毛:对待百姓,苛刻剥削;对待士兵,克扣粮料。比如战时规定应支付士卒法定粮食的五成,皇甫镈只支付一、两成。在这种操作下,下层百姓以及许多官员都对他十分不满。
当时意见最大的,莫过于宰相裴度、崔群。二人极力上表反对,并强调自己不可与他们为伍,要退让相位。
这样的话,在当时飘飘然的唐宪宗听来,不像是谏言,更像是一种“威胁”。
唐宪宗并未听从反对之声,皇甫镈、程异二人准时上任。这一坚持,除了要满足自己用钱的需求外,也因为,此时作为君主的权威不可退让。次年,裴度被外放担任河东节度使。
▲裴度被贬时,告别因削藩事业被刺杀的武元衡。图源:纪录片截图
也许是对自己功绩的不舍和重新定位,唐宪宗开始走向了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
他求佛问道,并下诏广征天下术士为他炼制仙丹。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他任命术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只因柳泌说浙江天台山有仙药,如此任职,方便采炼。诏书一下,谏官们轮奏阻止,但唐宪宗并不理睬。
服用丹药后的唐宪宗,更是慢慢走向了狂躁。
由于丹药让唐宪宗的身体极为不适,他开始暴躁易怒,动辄迁怒于宦官,有的宦官甚至因此被责罚处死。《资治通鉴》对此记载道:“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因此)死者,人人自危。”
▲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帝王的魔咒。图源:影视剧照
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起居舍人裴潾看唐宪宗服食丹药后身体状况不好,便上表劝谏,恳切地说道:“金石的性子酷烈,火烧之后便火毒更甚。如果金丹已经炼成,不如让方士先服用一年,观察它的效果,然后皇上您再吃。”
唐宪宗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又发怒了,将裴潾贬为江陵令。
他的执拗,如同他的身体一般,没救了。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活动。他“亲奉佛灯”,如痴如狂,期间贬斥了冒死进谏、反对迎佛骨的韩愈。
仅一年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因服食金丹感到身体不适,取消了元旦的朝会。
此后,唐宪宗鲜少参与朝会处理国政,朝廷内人心惶惶。
这于各方势力而言,是信号,也是机会。
太子李恒最终利用了这个机会。
当时,唐宪宗不喜欢后来设立的太子李恒,而倾向于改立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灃王李恽为储君。由于担心自己被废,正月二十七日,太子李恒和母亲郭氏(郭子仪孙女、升平公主女儿)指使宦官王守澄和陈弘志,将43岁的唐宪宗刺杀于大明宫中。对外,则宣称唐宪宗是服用丹药导致暴崩。随后李恒即位,是为唐穆宗。
公元820年,一个原本属于中兴雄主的时代,猝然而止。
而这一年,被贬到潮州的韩愈则按数月前的大赦调令,抵达了袁州(今江西宜春)。不久后,又在这一年的冬季回到长安。之所以有这一次调任,跟韩愈的检讨书有关。
刚贬到潮州那会儿,韩愈就给唐宪宗提交了《潮州刺史谢上表》,他说:
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怒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收到检讨书的唐宪宗,对韩愈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但气愤:
韩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
回看元和十四年,唐宪宗与韩愈因迎佛骨所起的那一番冲突,其实唐宪宗震怒的并不是韩愈诋毁佛法,而是他身为人臣,“敢尔狂妄”。
他始终是个帝王。
《新唐书》评唐宪宗曰:“呜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千百年来,在无上的权力面前,“随心所欲”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圣明与糊涂,转变不过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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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石:《唐宪宗与韩愈谏佛骨事新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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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软瘪瘪的喵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