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心怡
陶勇说话时，右手一直摩挲着左手。
他曾经帮助无数患者找回光明，但2020年初朝阳医院伤医案发生后，他的左手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精准地进行手术。
2020年6月连续两天，陶勇要赶三场直播，为公众进行爱眼护眼知识的科普讲座
（图源：视觉中国）
陷入人生低谷的他，突然收到一条视频，打开看，是一个人在蹦极。
他问，你是谁？对方说自己是他十年前治疗过的病人，小段。
小段曾患有白血病，刚做完骨髓移植，花光了家里所有钱，结果又被诊断出眼底有一处病灶，可能会失明。如果不是陶勇治好了他，他已准备去跳楼。
“从跳楼变成蹦极，我能走出来，你也一定能走出来。”
陶勇的微博现在有192.6万粉丝，他每周一会在微博上回复网友的私信，关于眼疾、心理和人生。这个故事被记录在他的新书《自造》中。
陶勇很认同一句话：我是宇宙间比较幸运的一颗尘埃。渺小，但幸运。
星星曾是 “光明天使小分队”的一员。
这个小分队的全称是“红十字彩虹志愿队之光明天使小分队”，由陶勇和北京红十字基金会共同发起，目的是服务门诊患者，缓解其就医时紧张脆弱的情绪。
星星大学时就想学医，却在家长的要求下被迫学了经济，当时即将去英国读研究生，继续深造经济。2020年的疫情让星星的学业被迫延期，刚好看到“光明天使小分队”在招募，她就报名了。
2020年11月2日，北京朝阳医院，志愿者与陶勇合影
（图源：ICPhoto）
2020年11月14日，星星第一次见到陶勇。最开始，她只是像大多数人一样，为陶勇的遭遇而愤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站在她眼前的陶勇不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萎靡形象，而是一个谈笑风生的医 生。
“他的思想、他整个人积极阳光的状态与我之前的构想完全不同，这种对比冲击让我觉得在他面前，自己才是弱者。”星星说。
他们聊天提到，一个小小的飞蚊症足以让人轻生，而这种人大多生活单调内心枯朽。
“如果换成你，肯定不会在意。”陶勇说。
“为什么？”
“你所关心的应该是经济运行规律，眼前有没有虫子，你不会在乎。”
这一刻，星星意识到，许多人对陶勇的同情都很粗浅，她在日记里写道：
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没有人能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感受，所谓同情，不过是我们设想的在相同处境下自己的感受。是旁观者“假设自己沦落到同样不幸的境况时，以他目前的理智与判断去看待这种状况时，自己将会有的感觉”。
本以为是自己去帮助陶勇，实际上她却从陶勇这里收获了很多对于人生和未来的指导。星星不喜欢自己所学的经济学，她一直想当一名牙医。
而陶勇告诉她，任何一个学科深钻都很有趣，只是因为她目前还没有沉到经济学的海洋中，才会提不起兴趣。
如今，星星在英国继续深造经济，本学期第一篇论文还拿到了A的成绩。
回忆起第一次见面，星星说：“早上去的时候是阴天，但是晚上回来就奇迹般放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陶医生就像小太阳一般的存在吧。”
在当志愿者期间，星星发现有一次患者很多，到了下午四点，仍在等待的人明显按捺不住焦躁。她自幼学小提琴，曾看过一篇音乐能调节情绪的文章。于是，她和陶勇商量把音乐引入医院，她可以为等候的病患演奏。陶勇肯定了她的想法。
效果很好。星星会事先准备一些老年人、小朋友喜欢的歌，以及一些流行音乐。经常演奏的曲目有《爱的致意》、《灯火里的中国》，还有当时热映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萱草花》。
演奏的时候，常常会有等候的病患跟着一起哼唱，琴声停了，他们还会陶醉地继续唱。
陶勇鼓励星星以此为主题写论文。
实际上，陶勇鼓励所有人写论文。星星说：“他逮谁劝谁写。劝同事、劝家人、劝网友……陶医生劝人写论文有瘾人人皆知。”
微博上有女生问陶勇，自己喜欢上了北大医学部的一个男生，怎么才能追到他。陶勇回答：“发CNS（国际三大顶级科学期刊简称），他会爱上你。”
写论文的过程很艰辛，星星得到陶勇不少指导。最后，她的论文被《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刊登。
这一段故事也被陶勇写进新书《自造》中。
星星的困惑只是陶勇最近一年来碰到的其中一例。
书的最后附上了不同人与陶勇之间的来信和回信。写信的人，很多都是学生，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迷茫。
这是北京四中几位高一学生写给陶勇的信：
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医闹事件的报道和“学医苦、学医累”的吐槽后，家长对于我们想学医持反对态度。对此，我们也很迷茫，不知道是该坚持还是放弃。我们想就这个问题寻求您的答案，请问是应该放弃这个追求，还是说服父母支持我们的选择？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现状和前景，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想针对这点请教您。
陶勇直言，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其实，无论你们今天选择了什么专业，都会有阶段性的对错问题。不要因为一时的不爽，就彻底否认自己的初心。”
陶勇经常接到年轻人关于是否要学医的纠结。
培养一名医生，需要本科五年，然后是漫长的专硕、规培、博士之路，“没有十来年上不了班”。上班后，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是不高的收入和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工作，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在陶勇上一本书《目光》中，他写到自己刚结婚时，家人凑钱，在北京北五环立水桥买了一套五十平米的一居室。这样一套房子，对于一家三口还有来帮忙照顾孩子的老人们来说，太挤了。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家人选择了租房住。
但是这在他看来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在选择面前，人们永远有所衡量，然而人生的选择，有时候并不像数学题那样对错分明。
陶勇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寻找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赚钱和获得名誉。
陶勇承认自己是一名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可能比普通人更“贪心”，“因为他们要的是内心的满足”。
不过他坦言，人不能活在真空里。“我也尊重世间的评价标准，只是保持平衡、没有走极端，不会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理想。”
“陶勇医生，您好啊，看见您的微博里面有写到抑郁症的问题，其实，我经常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对自己好失望啊……我对自己太失望了……”
“反正你也自暴自弃了，帮我做点事，我一直想知道把糯米粉、面粉、米粉三种按比例1:2:1混合后，发面，能不能烤出更好吃的面包。”
这是陶勇和一名网友在微博上的对话。
这也是对他人生态度的一个侧写。
在《自造》中能够窥见陶勇的乐观和积极，他甚至把苦难视为增加精神免疫力的“糖丸”。
医院电梯坏了，陶勇和几个同事必须爬楼梯到10楼。同事们很生气，不停抱怨着，而陶勇却觉得有健全的双腿，还能爬楼梯，就很幸福。因为他从小就看到患有脊髓灰质炎的姑姑行动有多不方便，深知能安然行动有多好。
当医生多年，他看到许多人间疾苦。他经常分享的是天赐的故事。
天赐是陶勇诊治时间最长的患者。
2005年，2岁的天赐被确诊视网膜母细胞瘤，他们一家人从河南来到北京，陶勇为其治疗。天赐的左眼因为肿瘤被摘除，右眼也发现了肿瘤的存在。
为了保住天赐的右眼，十多年来，父子二人一直在北京治疗。白天在医院化疗和放疗，晚上睡在地下通道和火车站，农民出身的天赐爸爸为了挣钱，卖过报纸和糖葫芦，扛过包。
他们每天靠吃5毛钱的馒头过活，却为来北京看病的盲人老乡捐出10元。
然而，天赐右眼的肿瘤依然无法控制，他的右眼最终被摘除。天赐完全失去了光明。
生活还是得继续。大哭一场后，天赐爸爸开始试图训练孩子的触觉和记忆力，天赐学会了盲文。
《自造》插图
天赐的爸爸加入了“光明天使小分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来帮助医生和患者。
《自造》中，陶勇写道，天赐爸爸开始学写诗，之前大半辈子没写过诗，现在平均一天三首。
在这样的乐观和坚强面前，生活中的很多挫折也许可以一笑而过。
国际医学人类学奠基人凯博文曾提出一种承受痛苦的智慧。拥有智慧的人们可以从苦难中获得力量，只是当代的人们好像正在失去它。
在陶勇看来，不是人们丢失了智慧，只是如今快节奏的生活让启发智慧的大脑蒙了一层灰，人们也更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关注当下。
他推崇阅读，认为书籍是人类学的大数据。
陶勇的妈妈在新华书店工作，因此他小时候经常在书店看书。从经典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还有《七龙珠》、《圣斗士星矢》等日本动漫。学医后，看的则是《免疫学》、《眼科学》等专业书。
而现在，他亲眼目睹患者们的人生故事，自己也有了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开始常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的作品。他曾在微博上引用陀氏的那句名言：“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陶勇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有一本厚厚的深色皮面笔记本。
从正面翻是他做的各种笔记，比如录制《令人心动的offer》时的记录。从后面翻则是他看到的一些好句子，以及他脑中忽而迸发的灵感金句。
他读出其中一句：“医疗目前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这些医疗人能做的不是去摆脱困难的医疗，而是去摆脱医疗的困 难。”
这些句子也许会成为他上节目时脱口而出的金句，也可能成为他下一本书的写作素材。
他也将继续尝试写作，更想多写一些偏人文的内容。最近他和盲童一起创作了《壮壮寻医记》，会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
人生中的意外改变了他的路径。不变的是，圆心仍在医学。他无法像过去那样做手术，但可以通过公益、科普和科研继续为患者服务。
《令人心动的offer》中，医学生们在急诊科实习时，刚送来的患者骑电动车摔倒，被诊断为高位截瘫，未来大概率会一直躺在床上，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手能动。
患者的妻子和医生面谈，快八岁的儿子一个人在家等着，娘家人因为不支持他们的婚姻，早就没有来往。患者的母亲年纪大不识字，父亲早逝。没有任何人能商量和帮忙。
“我现在真烦。可是又怀孕了怎么办？”她沉默片刻，说：“怎么办，要不把小孩打掉。”
看到这里，陶勇眼睛发红，嘴唇动了动，最后只是长叹一口气。
2010年7月22日晚，在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前，为了能够排到号，看病的人群在此安营扎寨，通宵等待。
（图源：新华社）
陶勇清楚，很多情况，医生是无能为力的，如同这位女士的家庭遭遇的不幸。
陶勇的心依然被每一个病例牵动着。看得多了，会变得麻木吗？
“不会，只要觉得每个人跟自己有关，心就不会冷。”
他在微博中曾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在朝阳医院眼科门诊，入口处坐着一位身穿红色背心的大爷。他是“光明天使小分队”的志愿者，负责引导患者和二次流调检查。行动不便的患者需要进行视力检测，他小跑过去搀扶，头发雪白的老人端着杯子驻足在饮水机旁，他走过去指导。
朝阳医院眼科是“光明天使小分队”志愿活动的试点科室。
公立三甲医院内，常常病患多，医生少，长时间的等待和繁琐的就医程序，让很多患者情绪烦躁，进而可能会发泄在医生身上，这是引起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陶勇曾在德国进修一年做访问学者，他去之前以为德国的医疗资源很充沛，患者一定不用等待，来了就可以看病，看完病就走。实际上，他们的患者也常常等待一上午，但却并不着急，在等候区看报纸、看书或者玩填字游戏，并不会焦躁地催促。
陶勇问一个德国患者：“你不想早点看完早点走吗？”
患者回答：“别人不也都等着吗？”
德国患者的耐心等候离不开打发时间的设施。这个志愿活动也希望可以提高患者的等候体验，从而免于焦躁。
等候区的电视上循环播放着陶勇的科普视频，一对带着孩子的父母询问分诊台的医护人员：“729诊室里是陶勇吗？”
“您再看看，这上面写的是陶勇教授知名专家团队。”
陶勇原本是每周三下午半天出诊主任号，其中70%以上的接诊病例都没什么难度，资历较浅的医生也足以诊治。
2021年5月，成立了知名专家团队后，他就不再接初诊。团队成员除了他之外，由其他三名副主任医师和一名主治医师共同组成。患者来看病，首先由这些医生接诊，觉得有必要再转给陶勇。陶勇因此有更多时间放在科研、公益和科普上。
这是分级诊疗的一种，可以更高效地分配医疗资 源，保障真正有需要的疑难病人得到专家的针对性治疗。
陶勇解释，从历史来看，中国的医疗从业人员一直在不断增加，到现在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超过1000万的医务从业人员，数量不少，各项医疗水平、设备和技术在世界排名中也不错。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在2018年发布《2016年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报告》，在研究的195个国家中，中国是2000-2016期间医疗能力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陶勇在深圳书城演讲
为什么人们仍然会觉得国内医疗资源匮乏呢？原因在于规则。
国外的医疗模式下有大量的全科医生、基层医生或是私人医生，简单的感冒发烧一般去社区医院或私人诊所就足够。在国内，大家首选三甲医院，宁愿托关系也要去三甲，很少有人首先想到去社区医院或基层医院。
三甲医院的定位是解决疑难重症或抢救，但现实情况是它们承担了大量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因此，轻症患者感受不到优质的医疗，真正需要三甲医院的病人又挂不上号，从外地来的患者则没有床位。
因此需要改变规则，进行分级诊疗。
当医疗投入更高效，医生才有更多空间关注病人的心灵。
受伤后，陶勇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说：“现在如果我再去看病的话，除了注重眼睛疾病的治疗，还会更加注重和他心灵的交流。”
在他看来，“过去看病更多关注人的病，较少关注病的人”。但是患者的疾病并不能割裂开其社会角色和心理健康来看，只有全面考虑到患者的情况，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凯博文在《照护》一书中提出一种理想化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疗实践模式，医护与患者之间有充分的交流，也因此充满爱与信任。
在这种理想的医疗实践模式下，患者不仅能得到生理上的治疗，也能得到心灵上的关怀，因此医患双方能免于误会和嫌隙，彼此理解。
这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医患关系，如何实现？
在陶勇看来，这种理想化需要医患双方都做出努力，双向关怀。医生需要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角色，患者也应考虑到医生的工作状态，不要向医生投入过高的心理期望，从而达到平衡。
“常常问题就在那里，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问题的双方都抱有同样的心态，希望对方先付出。如果都能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主动方，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去年，陶勇上小学的女儿陶陶参加了《超级演说家·正青春 》。
在演讲的最后，她说：“我们应该想想，要用怎样的方式去看待医生，如果我们一直当他们是敌人，他们又如何为我们去战斗呢？毕竟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疾病。”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11 10:03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