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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六六三年（唐高宗龙朔三年，《旧唐书》以及《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上是龙朔二年）九月，唐朝水师在大将孙仁师的率领下，于朝鲜半岛西南的锦江口（大韩民国忠清南道舒川郡)，与企图复国，抵抗唐朝的百济王扶余丰（日本史料上作“丰璋”)，以及他请来的倭国（当时的日本国号）援军展开战斗。结果，唐军水师大获全胜，百济与倭军大败四散。倭军和部分百济残余势力和百姓逃回日本。至于百济王扶余丰逃到高句丽后究竟何去何从，《新唐书》说不知去向；司马光《资治通鉴》则说扶余丰后来向唐朝投降，但结果被流放到岭南。这场海战就是后来著名的“白村江之战”。有关这场发生在唐初的大战，相信各位读者在不少书籍里已知其详，而大致的经过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争议的。从结果来看，白村江之战象征着唐朝的完全胜利和百济的完全灭亡，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数年后的公元六六八年，唐朝再跟新罗联手，消灭了一直不服从的高句丽，克服隋代以来东境的威胁，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终于画上句号；倭国（日本）则在不久后选择与唐朝进行密切交流，开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蜜月时期。既然战争的大致经过和结果、影响明明白白，那么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其实，虽然战争的来龙去脉看似清楚分明，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特别是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和受关注程度远比现代的我们所想像得低。特别是与百济一同战败的倭国在后来基本上遗忘了这场战事。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之前，还是要扼要地说明一下战事的背景。唐朝成立后一直要处理边境之患。除了北面的头号大敌突厥和西面的吐蕃，东北面的高句丽在南北朝到隋代期间也是一个威胁。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均遭败绩，导致了隋朝的灭亡。隋亡唐兴后，这个问题也自然成为唐朝当局要解决的课题。为了彻底打败高句丽，唐朝在出兵打击之外，还想到另辟蹊径，对高句丽展开夹击，高句丽西南接壤的百济便成为这计划的对象。
百济当时向中国王朝称臣纳贡，同时却又与东面的新罗展开激烈的战争，更联合北邻的高句丽夹击新罗。于是，陷入绝境的新罗向唐朝求救，这对于刚暂时解除突厥威胁的唐朝来说，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调停无效后，为了王朝的威信，唐朝攻击百济的时机已然成熟。
“主上（唐高宗李治）欲吞灭高（句）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旧唐书·刘仁轨传》）
从这个角度而言，唐朝从一开始的目标仍然是高句丽，百济充其量是一个事前铺垫，而且加上新罗救援的因素，使得出兵百济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不过，我们从史料里起码可以断定，唐朝在一开始的阶段里，似乎没有想到百济后方的倭国会卷进来，更没想到要将兵锋指向在当时的他们眼里无关紧要的倭国身上。
除了唐朝的角度外，我们也有必要考虑到当时朝鲜半岛乃至对岸的日本群岛的互动情况。朝鲜半岛当时正值史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三国也分别跟海峡对岸的倭国保持交流，特别是“白村江之战”的主角百济跟倭国的关系较其他两国密切，佛教、汉字等知识也是主要通过百济传入倭国。因此，在朝鲜半岛和倭国的交流史来看，倭国被牵扯进来也是十分合理的结果。
至于倭国本身对支援百济阻挡唐朝的讨伐，也似乎没有做好充分的理解和思想准备。从日方唯一流传后世的相关史料《日本书纪》的内容来看，倭国当局在一开始将行动理解成支援百济对抗新罗，与唐朝一方则是支持新罗，对抗百济是一样的第三者而已。
从以上的整理来看，我们再一次可以推断，唐朝和倭国对这场围绕百济兴亡的战事的理解不尽相同之余，两方都没有充分预料到对方的行动和立场。因此，白村江之战对唐、倭两国而言，既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不期而遇的一战。
当百济在后来面对唐朝的讨伐时，主动向高句丽和倭国求助。其中, 基于多年的交流合作关系，以及考虑到唇亡齿寒的道理，倭国先后两次借兵支援百济抵抗唐朝和新罗联军。但是，六六零年的第一次救援以失败告终，百济国被大将苏定方率领的唐军和新罗军打败，国王义慈王和世子扶余隆投降，百济至此灭亡。
然而，灭亡百济的战事并没有就此拉下帷幕，义慈王之子扶余丰和百济的贵族再次请得倭国出兵支援他们的“复国”运动。不过，一如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及，这次以白村江之战为终始的“复国”行动结果还是大败而归，宣告了百济的完全覆亡。说到这场战事，事实上我们所知不多。目前，记载这场战事前后经过的可靠史料，主要是唐朝的官史《旧唐书》《新唐书》，日本的《日本书纪》，以及朝鲜方面的《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高丽朝臣金富轼编辑)。三方史料均属于战后相隔一段时期后编纂而成，《日本书纪》相对地成书较早，在公元八世纪成书，相距战事百余年，其余两者成书更晚，《旧唐书》《新唐书》分别成书于公元十公纪和十一世纪，最后的《三国史记》更晚，在公元十二世纪中期编纂而成。
因此，在史料学的角度而言，三方的史料都不算第一手的原始史料，加上事隔久远，对于战事的细致经过已然无人记得，所以我们从三方我史料中看到的战争经过十分简单。除了战前和战后的交待，对战事本身最为详细的文字记述是《日本书纪》，也不过百余字。《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也只有寥寥数十字左右。至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由于事隔近五百年，而且是跟高丽王国的利益立场毫无关系的战争，内容很自然地乏善可陈，记述以抄录《旧唐书·百济传》的文本为主，再在中间加插数个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即便如此，作为仅有的史料，我们也不得不借助它们来理解和还原当时的情况。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旧唐书》（以及与其内容相近的《新唐书》《三国史记》）和《日本书纪》都不约而同地记载白村江之战胜败的两个关键，首先是向倭国请兵复国的扶余丰在请兵后，旋即跟手下的鬼室福信内讧，扶余丰更杀害了福信，导致百济“流亡政权”军的实力大打折扣。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倭国和百济的联军跟唐军水师的战斗是一场遭遇战。
“刘仁轨及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旧唐书·百济传》）
“（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旧唐书·刘仁轨传》）
从上面的两条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统帅刘仁轨在率领水师南下，与陆军会合之时，在白（村）江口遭遇从倭国带来援兵，但又刚刚杀害重臣的扶余丰，以及他带领的部队。结果四战全胜，扶余丰战败后不知去向。“我（倭、百济联军）欲自往时飨白村（江)，贼将至于州柔（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烈（列）于白村江。戊申，日本船初师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扶余丰）不观气象，而相谓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军。大唐军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日本书纪》卷二十七）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段文字的史料根据，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日本书纪》的记载比《旧唐书》更为详细。而且，在写到联军跟唐军水师交战的部分，也是说“初师至”，暗示支援扶余丰的倭军刚到达，便跟刘仁轨的唐军交战。结果攻不破唐军防线的联军仍然坚持正面攻击的战术，结果反被唐军围歼，大败之余，死伤无数。综合唐和倭两方的史料，除了唐朝胜利，联军溃败外，更提醒我们两个要点。第一，在《旧唐书》和《日本书纪》编纂者的记忆里，这无疑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遭遇战，而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按剧本铺排上演的大会战。第二，唐军胜利的原因，除了战力上和技术水平占优外，联军的轻举妄动和欠缺战术协调下大败。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时倭国派出的兵力达到二万七千人，被焚毁的四百艘船估计占其兵力大半。另一边的唐军水师人数不详，《日本书纪》称唐水师只有一百七十艘船，虽然不能确认这记载可信，但参考《刘仁轨传》里提到“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遣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统众浮海赴熊津，以益仁愿之众”，这反映出刘仁愿当时的水师兵力是自身兵力的一部分加上增援而至的孙仁师水师部队，估计兵力上大致跟联军兵力相若，或略逊一筹。不过，结果证明联军即便拥有兵力上的略微优势，但用兵不当下仍然满盘皆输。白村江之战是日本历史上第二场有文字记录的对外战争，有趣的是，两场都是出兵介入朝鲜半岛战事而起的，而且两仗皆以失败而终（第一场于公元五世纪出兵朝鲜，对战高句丽军)。自此一直到九百三十年后，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侵略朝鲜，剑指中国为止，除了肆虐于元、明之际的倭寇，日本便再无对外用兵。因此，白村江之战从区域历史的发展和走势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战。不过，通过下节的分析，我们可以说日本在往后九百三十年间再无对外出兵，白村江之战的教训丝毫没有引起作用。白村江之战的结果是百济国的灭亡，唐朝虽然曾扶持早已归降的百济世子扶余隆回百济复国，与新罗握手言和，一起协助唐朝管治朝鲜半岛。然而，扶余隆因为惧怕新罗的报复，拒绝了唐朝的安排，一直留在唐朝不归，结果客死他乡（《扶余隆墓志》)。因此，百济故地在后来逐渐被新罗并吞，间接地促成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对唐朝发起复国之战的扶余丰战后不知去向，另一个百济王子扶余善光则跟部分残部和百姓先后逃到倭国。他们自知复国无望，于是留在倭国任官。一些王族获得倭国朝廷厚待，特赐“百济王”的氏姓，以示对他们的重视。这些百济移民随著时代发展，逐步融入倭国，与倭国的部落贵族和王族联姻，几代后已与倭人无异。他们靠着自身的专门技能为不久后改国号为“日本”的倭国朝廷服务，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协助编纂上述的《日本书纪》。话说回来，遭遇败绩后，倭国统治者天智大王（当时仍未称“天皇”）为免唐朝和新罗乘胜追击，出兵入侵倭国，于是在九州北部和本州西部筑起堡垒，以防万一。另外，又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强倭国贵族的支持，以备唐朝和新罗一旦来袭时，可以驱使他们一致对外。从这些紧急措施来说，天智大王和他的朝臣的确认真地对应国家危机。
不过，结果证明天智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不久后，唐朝派驻朝鲜半岛的大将刘仁愿派员到倭国，试图跟倭国接触，并未有出兵的迹象。十年后，天智大王病死，倭国爆发著名的“壬申之乱”（公元六七二年)，天智大王的弟弟大海人王子和儿子大友王子为争夺王位而交战。大海人王子获胜，成为日本史上著名的天武大王。他在后来恢复遣唐使，确定跟唐朝和新罗加强交流的政策方针。
随着时间流逝，早已亡国、人民四散的百济，参与白村江之战的唐朝（以及后来的王朝）和倭国均慢慢遗忘了这场战事。中国方面除了分别在五代十国时期和北宋时期成书的《旧唐书》《新唐书》，具体提到这战事的主要有同为北宋时期王钦若等人编著的《册府元龟》和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为学习前朝教训和智慧的书籍，两书参考《旧唐书》《新唐书》记录了白村江之战，也算是十分合理的。
可是，随着时代推移，关系程度和重要性的日渐减弱，宋代以后的史书和官史基本上已再无提及白村江之战。作为另一个当事人，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和后来的高丽王朝，除了前面提到的金富轼《三国史记》外，大体上两个政权均对白村江之战了无兴趣。同时，金富轼笔下的记载内容也反映了当时已无法找到能与《旧唐书》《新唐书》相提并论的史料。自然的，后来取代高丽统治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更难有相应的资料与修撰的需求。
那么，一没有亡国，二没有更换政权的倭国又怎么样呢？是不是因为倭国改为跟唐朝搞好关系，便淡化了白村江之战的教训呢？当然不是。
前节提到，日本最早记录白村江之战，并且成功流传下来的史料，也同时是唯一证据的是《日本书纪》。只是，《日本书纪》成书时（公元七二零年左右)，经历壬申之乱后，天智时代的人员早已离世，而且此书的编纂目的在于整理神话传说、古时大王和各个贵族祖先的事迹和缔结君臣关系的历史，以便维系统治阶级的团结和身分秩序。因此，一场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远在千里之外，而且没有对国家中枢带来实质意义和影响的败北，即使记录在案，也绝对引不起后人的注意。
《日本书纪》被认定为日本史上第一部国史，但是阅读和利用它的主要是天皇和贵族阶级。在后来记录下来的读书记录和御前讲义里，没有任何一次提起白村江之战，反而他们关心的，是怎样理解神话的内容，以及汉文的读解方法。白村江之战便自此被日本人遗忘，一直到江户时代后期和明治时代，也就是发动帝国主义扩张时，才重新被提及。作为对外侵略时的“教训”。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说，千余年后才得出这样的教训，可谓十分讽刺。显然，日本并未吸取历史上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终于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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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2 01: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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