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拔官员，是全世界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而且官员的选拔层面和升迁途径都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那中国古代是怎么选官和升官的呢？
中国古代官员的产生途径，在战国以前，主要是贵族制，官员基本都来自贵族群体内部，也就是世卿世禄制。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展开变法，秦国的军功爵制十分突出，只要战场上获得战功，就可以获得升迁。秦国摇身一变成为秦帝国，秦制也很快推广开来。汉承秦制，依然使用军功爵制，但承平日久，战事稀少，军功爵制就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所以又出现了察举征辟制，就是由高级官员举荐有才能、有道德的人入朝为官。但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世家大族的出现，选举权掌握于这些门阀士族手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隋唐帝国建立后，皇权为了打压士族的力量，就注重从寒门中挑选人才，于是科举制便应运而生。
魏晋时期的士族形象
科举制是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但是科举真正完全执行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虽然说隋代就已经有了科举制，但是其规模是很小的。隋文帝时期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是隋王朝的统治者实际上还是出自名为关陇集团的武将集团，尚贵戚仍十分普遍，高级官员全部由高官子弟担任，科举选拔的士人实际上很难成为高官。
唐朝承袭关陇集团一脉，并且在李渊建国过程中，为拉拢山东大族也予其高官。所以一直到唐太宗时期，虽然科举制有发展，但是对关陇集团出身的贵族实际上构不成任何挑战，科举士子只能出任一些低级官吏。唐初寒门士子要想取得富贵和高官，主要途径还是从军，像薛仁贵一样，“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所以当时出现了“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的局面。
真正将科举制壮大的是武则天。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要抗衡的是整个男性士人集团，尤其是根基深厚的关陇贵族集团。所以她大大发展科举，十分重视从寒门中挑选士人，培植对她有感情的士人而不是更考虑私家的贵族，实现“鬻私恩于士，使感己而忘君父”，来对抗贵族势力。武则天大开制科，成绩优异者直接授予高官，唐代的贤相姚崇和张説，就是这一时期被选拔的。随后到了唐玄宗时期，科举已经成为一般士子成为高官的途径。
到了唐朝中后期，宰相和朝廷大臣一般都由科举产生，所以名门贵戚的子弟想要成为高官，也必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士族虽已走向衰落，但在朝中仍有一定地位。他们有先天的教育优势，而且在朝关系网庞杂，所以请托的事情十分常见，公卿子弟在中举的人中占很大比例。但是随着一大批寒门子弟渐渐身居高位，在唐朝廷中出现了两股出身不同的势力，并展开政治斗争，这就是“牛李党争”。
牛党的代表是牛僧孺，其党成员主要是寒门出身的官员；李党的代表是李德裕，其党的成员主要是公卿子弟。二党在科举取士上针锋相对。李德裕的观点是“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子弟成名不可轻矣”，认为公卿子弟从小“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而寒门士子只是擅长于考试，缺乏政治才能。所以他认为应当优先录取公卿的子弟。而牛党则要求限制公卿子弟的科举名额。最终皇帝决断：“无论子弟、寒门，但取艺实耳。”但实际上，由于两党反复把持朝政，所以偏向于寒门士子还是公卿子弟一直有反复。
宋代建立之后，可以说完全成为白衣士子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末的黄巢之乱中，科举落第的黄巢对士族很不友好，杀戮甚惨。随后后梁的建立者大军阀朱温为了打压反对势力，更是将数万士族屠杀殆尽，自此门阀士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得十分严密，为了确保公平，糊名、锁院等制度执行很严格，不会像唐代一样出现在官员选拔环节中直接偏向高官子弟的情况。但是随着科举的逐渐普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争论，那就是官员如何升迁？
影视剧中的朱温
谈及官员升迁，就要和中国古代的考课制度联系起来。考课制度主要有“循名责实”和“岁月序迁”两种原则。第一种大致就是我们所讲的综合评判个人能力，给其合适的岗位，也就意味着年轻官员可以升迁很快。第二种大致就是指完全按照个人入仕的资历与年岁一步步升迁。宋代一直都是两种制度并行的，既注重为官的资历，也注重个人的能力，如果高官发现确实有能力的官员，就可以直接举荐，让其更快地进入核心决策团体。但是毕竟“循名责实”发现有才能的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北宋前期一直继承中唐以来的《循资格》，主要以按资排辈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
到了北宋中期，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尤其官员不作为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根据按资排辈的原则，官员只要在任上不犯错，按资排辈就会升迁，所以很多官员不作为，整个政治一潭死水。针对北宋的社会问题，神宗皇帝让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认为重资序却不注重绩效和能力，是官僚制度最大的弊病。变法派认为“制法当时人乐趋而竞奋”，所以王安石积极任用年轻士子为高官。
这个问题曾在北宋朝廷上引起大争论，变法派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由宰辅团体遴选和推荐有才能之人就任重要的岗位。但是保守派的司马光强烈反对，他认为朝廷宰辅接触的人有限，很容易被投机小人所蒙蔽，但“立资格”按资排辈就可以阻止这种行为。而且年高资深的人，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经验更充足，更了解民生疾苦，不至于有冒失的政策。而且循资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权贵的请托，在升迁上做到相对公平，而事实上，王安石集团中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等人实际上都是投机者。
司马光的话确实有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皇权政治和官僚体制下，官员升迁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王安石等人纵然想要改变，但是这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人终究无法抗衡整个体制和时代。
中国的选官制度，经过科举制度的调剂，逐渐由贵族把持走向平等竞争。这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最重要的两个就是官员的出身和官员的迁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拿官员的出身来说，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看，出身贵族的一部分高官可能综合素质较高，如王导、谢安等人，令人千古追念，但可能更多是的酒囊饭袋。拿官员的升迁来说，宋代以后，循资排辈的方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卿子弟在朝中非正常的升迁途径，从整体来看，可以照顾到大部分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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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0 08: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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