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在结束隋末动乱之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唐长安城，这座城市在后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都城的选择体现着一个国家内政、外交理念的权衡和考量，唐定都长安一方面是出于关中易守难攻，战略位置优越，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开拓丝路，经营西域。长安城内文化多元，外国使臣、商人、学者来往络绎不绝。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往往建立在政权强大、稳固的基础上。而唐中后期发生的一系列动乱，导致中央集权不断被削弱，地方离心力不断加强，国家陷入分裂的危机之中。长安也因此受到冲击，城市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流失。此后，历朝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从这历经盛衰的长安城中，我们可以以小见大进而窥探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背景。
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的。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以龙首原为起点，向南铺开建立了一座宏伟的隋大兴城。隋大兴城是一个比较规整的长方形，沿中轴线严格地左右对称，呈棋盘状布局，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约是36千米，总面积是84.1平方千米。唐长安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不断修葺，使之更加宏伟壮观。
（一）宫城布局
宫城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宫城之内，分为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三部分。宫城呈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横长方形形制。宫城正殿以南是承天门。宋《长安志》记载：“若元正冬至，陈悦设宴，会赦宥罪，除旧布新，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证焉。”可见这是皇帝会晤外国使节的地方之一。
（二）皇城布局
皇城是唐朝中央政府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紧附于宫城之南，便于皇帝对大臣的集中管理和发号施令。皇城呈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横长方形，面积约占整个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
唐朝政府根据文化交流的需要，在皇城内设置了对外交流的机构。主要有主客司、鸿胪寺、四方馆等。主客司隶属尚书省礼部，负责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的朝见，沿途驿传、给赐；凡请留京宿卫者，则上奏其状貌年令，并主管各民族首领死后其子孙的袭爵授官等事。鸿胪寺负责各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来京的朝贡之仪。四方馆在黄城内承天街西中书省以西，隶属于中书省，馆内分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使者一人，来接待来自四方的使者们。
以上皇城功能区的设置，方便了四方使者来华，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多元文化的友好交流建立在唐朝政权稳定、强盛的基础上。随着玄宗后期安史之乱爆发，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加强了对中央的离心作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唐周围的政权也蠢蠢欲动。《旧唐书》载：“大历六年（771年），正月。回纥于鸿胪寺擅出坊市，掠人子女，所在官夺返殴怒，以三百骑犯金光门、朱雀门。是日，皇城诸门尽闭，上使中使刘清潭宣慰乃止。”可见当政权动乱不稳之时，政府对周边民族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与管控力。
（三）外郭城布局
外郭城又称罗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与皇城，是一般群众和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外郭城东西较长，南北略窄，呈一长方形。外郭城的东、西、南三面，各开有三座城门。
唐长安外郭城的布局，对后代中外城市的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规划深刻影响了东亚城市的演化，八世纪日本的奈良、长冈和平安三城，以及渤海国的五都，都仿照长安城而建。郭沫若先生有诗评曰：“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奈良传承延续着中国的建筑风格，鉴真在东渡返回日本后，以长安城为蓝本规划建设了奈良城，奈良因此被称誉为日本“唐风时代”的历史见证。
（一）经济区
长安城承载经济文化交流的功能区主要为东市和西市。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的商业活动中心，分别位于外郭城东、西两侧略偏北部，接近皇城和宫城。
两市东西对称分布，平面呈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每市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有两门。市内因每面开两门而形成了东西向的两条平行大街和南北向的两条平行大街交叉的“井”字形街道。“井”字形的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个小方块形市场的四面都临街道，邸店即设在各区域的四周。据考古发掘证实，在两市的围墙内侧还有延墙而行的顺墙街，宽约14米，在井字形大街划分成的九个店铺街内，还有许多小巷道与井字形大街相通，形成室内便捷的道路交通网络。
东西两市商贾云集，邸店林立，商业繁荣，两市各有两百二十个行业，是商业贸易活动中心，也是中外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由此可以推测，唐代店铺之多，商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的繁华程度。
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很多唐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遗存，如胡俑、骆驼俑、外国货币等。发掘的钱币主要有：突骑施汗国钱币、萨曼王朝钱币、西突厥钱币、萨珊王朝钱币、古罗马及拜占庭钱币、倭马亚王朝钱币、阿拔斯王朝钱币等。此外，在长安城西市中还专门开有一处给波斯人做生意的场所——波斯邸。这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遗存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丝路商旅一派兴旺的景象，彰显了唐长安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型大都会。
（二）宗教文化区
长安是陆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外商人们在长安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促进了文化、宗教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造就了一个文化碰撞融合的时代。
佛教创立于古代印度，其发扬光大却在古代中国。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宋《长安志》记载，唐长安城有佛教寺院107所，佛教寺院比比皆是，这些寺院见证了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
由于时代久远，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损毁殆尽，尚且矗立于地上的仅有大慈恩寺塔和荐福寺塔。其中大慈恩寺是长安城保留至今的最重要的建筑，玄奘在那烂陀寺取得真经后，就在大慈恩寺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
随着田野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的持续展开，长安城一些重大佛教寺院的遗址和遗迹逐渐被揭露了出来。如对青龙寺和西明寺的考古发掘。青龙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之一。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学问僧空海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乘船入唐。翌年六月在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空海来唐一年多之后，唐顺宗永贞年(805年)十二月，惠果圆寂。在弥留之际，惠果赠给空海《金刚顶经》及其他密教典籍、法器等，并嘱咐他：“早归乡土，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空海毕生致力宗教活动和沟通中日两国文化。1984年惠果空海纪念堂在西安青龙寺旧址上建成，这标志着青龙寺这片曾经承担中日文化交流的故土，在新的时代会继续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2.袄祠、大秦寺、摩尼寺与清真寺
唐代长安城是国际化大都市，国际贸易往来密切，在长安城中有众多波斯商人，故西市周边有五座袄祠，可以推断这些袄祠就是为胡商而设的。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景教传教士大秦国阿罗本由波斯来到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立寺。在长安城内，先后建造有两座大秦寺。大秦国传教士景净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了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该碑详细记载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以后，受唐太宗优待，在首都长安立寺布教，高宗以后又在各州便置景教寺的情况。
除此之外，以波斯摩尼教为信仰的光明寺，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清真寺等也在长安落地生根，宗教文化不断趋向多元。
公元712年，唐玄宗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后即位，此时国内政局形式极为严峻，民怨尤重。他若不采取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的话，便会引发新一轮的权力斗争。故其励精图治，大胆革新，一反则天皇后时期的崇佛风尚。打击宗教势力，扩大中央政府的税源，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资治通鉴》载：“上恶僧尼耗蠧天下，欲去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当政府遇到税收减少的财政危机时，统治者果断下令让僧人还俗，意欲增加社会的劳动力，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外文化交流因此受到一定的阻隔。
随着玄宗后期安史之乱爆发，节度使拥兵自重，藩镇割据势力异常严重，加强了对中央的离心作用。唐末，黄巢起义、朱温篡权，中央集权统治彻底瓦解，国家陷入分裂，长安城也受到了冲击，城市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流失。此后，历朝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也终为历史一瞬。
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和平往来也存在暴力冲突。文化交流的主体也是形形色色的，有商人、使节、僧侣、学者、战士，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行业身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或为自己，或为国家，或为信仰亦或为知识。而唐长安城则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宫城、皇城、西市、宗教功能区，这些地方为文化的交流、文明的碰撞提供了重要载体。纵使历史万般变迁，这些记忆终将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生生不息的滋养力量。
[宋]宋敏求：《长安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骆天骧著，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
张小娟：《唐宋都城内部道路交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王维坤：《唐代长安与西方宗教文化交流的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郑州大学嵩阳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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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8 03: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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