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最近这部纪录片,也许很少有人会知道,曾有一位世界级大导演,先后多次来到中国,为中国拍了17部电影,记录了中国50年的历史变迁。
然而至今,那些作品在网上都找不到完整版:《伊文思看中国》
1938年1月,中国汉口。
一支全由外国人组成的电影拍摄小组,悄然抵达。
他们主动联系了当时的国民政府,表达意愿:我们要拍一部,帮助中国人抗战的纪录片。
政府人员半信半疑:丑化中国人的电影,我们见得多了,拍纪录片?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这可能是一队,在欧美找不到工作,来中国混饭吃的叫花子。
直到这伙人,请好莱坞当红巨星为他们作证…
国民政府才发现,原来这是个爆款团队:
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人称“纪录片之父”,当时已是国际知名导演。
不久前,他和美国作家海明威,深入西班牙战场,拍摄了共和军反抗独裁政权的战斗《西班牙土地》,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这次来中国拍摄的几乎是原班人马:摄影师费诺,荷兰人,图片摄影卡帕,匈牙利人。
终于,在跟国民政府交涉多日之后,伊文思的团队得以顺利开拍。
他们背着200多公斤的设备满中国转,随时可能挨枪子…就这样,坚持了整整8个月。
他们拍“血战台儿庄”之后,被日军洗劫的村庄,到处都是人类和动物的尸体、垮塌的房屋,滚滚浓烟…
即便如此,战役一结束,马上有老百姓回到村里。
一个大胆的农民,回来只为一件事:去废墟里寻找妻子的尸体。
他们还拍战斗的中国军人。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中国军人给人的印象总是软弱不堪,一打就跑,伊文思镜头里的军人却训练有素,充满民族大义。
他们拍西安、上海、南京、汉口、广州…
拍飞机轰炸、颓垣断壁,民不聊生。
他拍蒋介石、周恩来、宋庆龄…
也拍苦难之中顽强的中国民众:
两名男子在废墟中不断地挖掘,他们想救出几个幸存者,但最后挖出的只是一具具尸体。
一名男子抱着老母亲,跟着人潮往前奔涌。
小男孩背着比自己更小的妹妹,跟着大人无头绪地乱窜。
这个妇女,脚有残疾,却没人照顾,为了活命,只能跪在地上爬行。
前线士兵在浴血奋战,后方百姓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日。
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振臂高呼...
有人开展筹款运动,以购买粮食和弹药,支援前方的战士,捐钱的百姓挤破了门槛。
这其中有:精壮的成年男子,握着钞票直接来的;未懂事的孩童,抱着存钱罐来的;身穿军装的中国军人,拿着为数不多的军饷来的…
伊文思用一帧帧真实的画面,告诉我们:那些真实的泪水,不加修饰的苦难,不畏死亡的战斗,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祖辈身上。
伊文思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重生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大街上,人们自发组织唱响《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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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集国产纪录片《伊文思看中国》,今年9月在央视播出,为我们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电影故事。
1898年,伊文思出生在荷兰一个富裕的家庭。
尤里斯·伊文思
但他拒绝继承家族生意,决心要当一名艺术家,13岁就拍摄了人生第一部电影。
1928年,他凭借作品《桥》和《雨》,被荷兰电影界称为民族电影的骄傲。
《桥》《雨》
后来在苏联,他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来到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
这是第一部正面表现中国抗日的纪录片,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次年,电影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引起轰动,广受媒体赞誉。
在此之前,日军在国际社会上粉饰侵略行为,说是为中国带来和平,中国人还用鲜花欢迎日军。
伊文思的影片,仿佛是给日本一记响亮的耳光。西方世界被真实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苦难所震惊,被勇敢的中国军民打动…
一年后,美国切断了对日本的钢材出口和石油出口。
《四万万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来中国,伊文思结识了与他同龄的周恩来。
得知延安没有拍摄设备,他把一台35毫米埃姆摄影机和两千英尺胶片送给刚刚成立的“延安电影团”。
这台摄影机在延安拍摄了很多重要镜头,成为中国共产党电影事业的起点。
在之后的50年,伊文思又多次来到中国,为中国拍摄了多部电影。
他一生拍了很多国家,但只有中国,他反复地拍。用他本人的话讲,叫“跟一个国家谈了恋爱”。
1958年,伊文思60岁,来中国拍摄了纪录片《早春》。
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
他拍内蒙古海拉尔的风雪中套马,沙漠中驼队在运输,孩子们打雪仗…
他拍乍暖还寒的太湖上,鸭子在嬉戏,飘浮着的船只,湖边春暖花开…
拍无锡乡村的春节前夕,孩子们玩兔子灯、吹糖人、放炮仗,大娘烧团圆饭…
从北国到江南,他勾画了一幅新生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早春景象。
1972年,他和妻子玛斯琳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愚公移山》。
历时五年,跨越北京、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地,拍工人、农民、军人、教师、学生、演员、手工艺人…
最后整理出5个长片,六七个短片,共12个小时,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尽管是应中国邀请,伊文思的拍摄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
比如,有人建议他去拍人民公社,他没同意,他觉得那还不是成熟的经验,
比如,有人建议他,专门给拍某位领导拍一部影片,他拒绝了:我只拍中国人民。
比如,翻译让他提前给采访问题,他也不同意。
他不要提前排练好的东西,而要捕捉采访对象当下最真实的反应,“现场是什么样,就拍什么样”。
对此,周恩来总理相当大度,他说:这不是中国的电影,是伊文思的电影,要按照伊文思的风格来拍。
伊文思拍摄追求真实,一丝不苟。
为了拍摄得更顺利,中方为伊文思配了摄影师,但几乎都被他挑剔过。
当时中国摄影师习惯了把机器架在三脚架上拍,伊文思却要求摄影师必须扛着机器,参与到活动里。
他说:机器不是在旁观,而是深入到里面去。
还有一次,摄影师看到画面里,门上挂着的草鞋上有泥,觉得不雅观,就去把它擦干净。
结果,一向温文尔雅的伊文思生气了,怒道: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因为在他眼中,擦去泥土,就是不真实。
每到一个地方拍,他总是先和当地人聊天,跟他们做朋友,拍工厂,就先进车间劳动,体验生活…
正因为这样的精耕细作,才让我们看到如此生动的历史画面。
而更有趣的是,多年之后,《伊文思看中国》追随伊文思的足迹,找到了当年镜头里的人,那时活泼灵动的孩子、年轻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正在洗头的小孩,满头的肥皂沫…
多年过去了,笑容依然没变…
表演“双推磨”的小姐妹,如今还保持着友谊。
其中一位,因为参加了伊文思的电影,命运就改变了,从一个农村姑娘变成了一名锡剧艺术家。
上海药店的售货员包阿姨,骄傲地对着镜头说:我每个月工资40块,我爱人是59块,家里我管钱。我是一个解放了的妇女!
包阿姨和爱人共同抚养孩子,一起烧饭带孩子,孩子睡了,她织衣服,老公就拿着搓衣板和木盆,去洗衣服…
多年之后,这对夫妻恩爱如初,携手白头。
女儿对着镜头说:伊文思拍出了我妈妈最美的一面,几十年以后看到,还是很震撼!
伊文思拍出了70年代中国人的群像,给为新中国努力奋斗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新一代中国女性,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画面。
而他对拍摄对象,永远保持谦虚。
他说:
群体劳动场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
在中国,我被劳动人民打动…
这些人,就是愚公。
1975年,伊文思和妻子离开中国,在飞机底下,他们和送行的人一一拥抱,仿佛生离死别…
所有的人都哭了…
《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后,全球观影达到一亿两千万人次,让西方认识了真实的中国。
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世界的批评,他们指责伊文思美化中国,无条件支持中国…
这也不是伊文思第一次受到争议了。
早在上世纪40 年代,他为印尼反抗荷兰殖民拍了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因此被祖国荷兰拒之门外。
荷兰人不知道他,电影学院都不准提伊文思和他的电影。
而拍《愚公移山》,他被质疑粉饰中国,导致在法国十年没有找到工作。
但历史终会给一个忠于自我的导演,以公正的评价…
后来,英国、法国、意大利都相继给伊文思授予非常高的荣誉。
1984年,荷兰政府向他道歉,第一次承认他的贡献,此时,距离他被禁,已经过去了38年。
伊文思一辈子都没挣到钱,没能力买房。
他在欧洲,一个月能挣到大约1500美元,但在中国,一个月就200-300美元,亏着钱在拍。
拍《愚公移山》的时候,他的衣服都破了,周总理要给他做两套衣服。伊文思坚持说缝缝就好。
好不容易拿到了奖金,他也都分给了一起工作的兄弟。
他说,追求财富,是对自由的束缚。钱多了,会让人留恋那种生活,丧失对理想的追求。
1988年,90高龄的伊文思,完成了人生最后一部作品,依然是关于中国:《风的故事》
在这部影片中,他拍后羿嫦娥,拍李白,拍长城,拍兵马俑,拍乐山大佛,甚至化身孙大圣…
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大师,对东方文化的疯狂热爱和极致想象。
电影完成大半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纪录片《风的故事》剧照
伊文思一生,为中国拍摄了17部电影,架起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他始终怀着善意,去捕捉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质朴善良、勤劳真诚…
或许,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你心里装着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样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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