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老对手,时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给他留了副挽联:辛亥革命,你在北,我在南,野心勃勃,难容正人,惧我怕我,竟欲杀我;海内兴师,上为国,下为民,雄师炎炎,义无反顾,骂你笑你,今天吊你。嬉笑怒骂中,蔡锷将他与袁世凯的恩怨,交待得明明白白。弥留之际,这名掀起护国运动的“军魂”,放心不下得来不易的战果。“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数月之后,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墓,位于岳麓山白鹤泉左后方山腰上。图源:维基百科,协议CC BY-SA3.0
他幼名艮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湘西宝庆(今湖南邵阳)一个贫农家庭。兄弟三人,蔡锷居长。他6岁开始读书习字,9岁便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对联文章信手拈来。知府先命人在衙门口写下上联,令全城饱学之士前来衙门对对子。惊蛰对中秋,三通鼓对一盏灯,天地回春对乾坤增色,严丝合缝,知府服气得不行。尽管蔡锷天赋异禀,但农家毕竟清苦,一年下来赚的钱还不够买几本书。家里没钱买书,蔡锷便跑遍十里八乡向亲朋好友耐心求借。若实在借不到的,他就带上笔墨,到有书的大户人家中相求,摘抄誊录。当时的清军虽拥有全亚洲最强大的军舰,但依旧被隔壁的日本揍得七荤八素。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当世有识之士,拉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梁启超。图源:网络
蔡锷自小成长的湘西宝庆,民风剽悍,在湖南有“铁打的宝庆”一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便是宝庆人。受时代影响,蔡锷最终放弃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将“国富民强”定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自此,蔡锷逐渐为民权、平等、立宪的“新社会”所吸引。随后,他考上了由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今湖南大学前身之一),接受更为系统的新思想理论的学习。▲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是长沙时务学堂。图源:摄图网
1899年,17岁的蔡锷如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赴日本寻求救国救民之法。
为了给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报仇,曾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的唐才常发动了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在唐才常等师友的保护下,蔡锷成功躲过清军的搜捕,得以继承师友的遗志,继续奋斗。数次失败的经验,也让蔡锷猛然醒悟:仅凭能人志士的一腔热血,是不能成事的。即便有了新学、新政的理论指导,也必须掌握“枪杆子”才有发言权。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蔡艮寅”改成了“蔡锷”,取刀剑锋刃之意。他发现,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消沉”,主要还是国人的精气神出了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的“既来之则安之”,并不能适应当下弱肉强食的世界。日本之所以能打败清末海军,是因为“其国人脑质中,含有一种特别之天性”。参照德国军事训练的先例,1902年,蔡锷将“军国民主义”第一次引入国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对此指出,军国民教育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蔡锷认为,在这个战争频仍的世界中,要想独善其身,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也就是全民皆兵。中国的国魂,蔡锷认为是一种存在于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绝无仅有的精神特质。为了找到中国人的“国魂”,蔡锷决定从自己做起,进入日本正规的军校,从一名士兵开始,用实践检验他的救国方法。1904年,时年22岁的蔡锷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学成归国。一方面,留日的中国学生群体偏向于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另一方面,当时能实现蔡锷救国方法的,唯有掌握军队的清政府。此时,清政府为了自救,开始实施新政,引入新式人才。这令蔡锷不但有了“用武之地”,还一下成了各地督抚争相哄抢的“无价之宝”。听说蔡锷归国,远在广西的李经羲立即向朝廷启奏,要蔡锷到广西任职。▲李经羲。图源:网络
刚调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也不甘示弱,极力请求蔡锷赶赴奉天(今沈阳)助自己一臂之力。眼见两省督抚级官员为了蔡锷几乎大打出手,湖南巡抚端方当然不甘示弱。他大打“回乡援建”牌,希望蔡锷能为湖南效力。不过,蔡锷却有另一番打算。无他,比起东北和湖南,广西更穷、更偏僻,可施展抱负的空间更大。蔡锷不知道,他此刻的选择,无意中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也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到广西,蔡锷立即被任命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负责新军筹备及编练。他在广西一干就是五年多,为祸广西多年的匪患被连根拔起。那些曾经的罪犯、土匪,被整编入广西的军队中,加以改造训练。在整军经武、巩固国防的思想指导下,蔡锷编练新军,屡见成效。之后,在新任广西布政使张鸣岐的支持下,蔡锷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人才。作为广西陆小的第一任总办(校长),蔡锷坚持,军校培养的不应是只会打仗的士兵,更应该是积极向上、堪为表率的青年才俊。为防止有人搞特殊化,他要求所有的教习必须与学生同吃住,包括他自己。广西陆小招收的多是弱冠年纪的农家子弟。为了改变他们的不良习性,蔡锷颇费一番苦心。据曾受蔡锷教导的民国名将李宗仁回忆,当时校方的教官多半是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的留学生。这些教官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羡慕万分。有时,蔡锷也会亲自下场展示军事技艺。那时他还不到30岁,身手十分矫健。▲广西时期的蔡锷。图源:网络
公务之余,他也会给学生展示在单杠上翻“大车轮”、下漓江游泳、潜水等。在蔡锷的亲自监督下,广西陆小的学生一个个出落得精气神充足,与当时尚存的八旗、绿营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广西新军编练的发展,政府的实权内斗也持续不断。对蔡锷有提携之恩的李经羲,在清除完匪患后即被调回北京。接替李经羲的,是曾力阻慈禧挪用军费修园子的林绍年。但林绍年却对新政不感兴趣,对蔡锷的工作也不甚支持。作为一个在当地毫无根基的外地人,蔡锷执掌桂军军权亦引发各方不满。加之,蔡锷任用教官时,多以陆士留学生在同盟会员之上,同盟会员因此认为蔡锷有打压同盟会员之嫌。于是,当地官绅与同盟会员决定联起手来,驱逐蔡锷出广西。1909年,李经羲被启用为云贵总督。上任后的头件大事,就是召回蔡锷。他说:“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绝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在大清版图上,此时以推翻清政府统治为宗旨的革命运动渐成燎原之势。云南也不例外。在李经羲兴办的云南讲武堂中,聚集了大量的同盟会员和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当时在讲武堂任教职的叶尔恺就曾说:“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除此之外,云南新军中,还有川人及北洋军阀,派系盘根错节。蔡锷此前兴办广西陆小的成功,自然令久居滇地的各派军阀深为忌惮。果然,蔡锷一到云南,北洋系就开始排挤他。在他们的指使下,广西咨议局向云南咨议局发了份公函,大意是蔡锷这个人很坏,不能用。文件呈报到李经羲的桌子上。李经羲毫不在意,继续力保蔡锷出任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蔡锷。图源:网络
当时,云南新军十九镇是革命党人在云南军中的第二大阵地。李经羲让蔡锷到那里做大官,显然是希望利用蔡锷来稳住云南军心。蔡锷虽未直接参加革命党,但对革命党抱有极大的同情。在任期间,他曾准许讲武堂的学生或军中将士翻阅那些带有推翻帝制言论的报刊杂志,但他本人却从未就这些公开发表过态度和意见。蔡锷的守官清正,令李经羲一再竖起大拇指。但李经羲不知道,蔡锷做了革命党的“保护伞”;而他对蔡锷的保护,实际上也间接支持了革命。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消息传到云南,蔡锷等人迅速作出反应。当年的重阳节,蔡锷联合唐继尧率兵拿下了云贵总督署,自任云南都督。在最后时刻,蔡锷并没有像四川军政首长尹昌衡那样,将老领导赵尔丰诱杀祭旗。感念李经羲旧恩,蔡锷不忍杀之。他以李经羲间接保护革命党有功,邀请其出任新的云南军政长官。最终,蔡锷只能派人将他礼送出境,也算报了旧日提携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云南、广西等南方诸省纷纷宣布独立,但长江以北的各省,仍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宣誓效忠大清朝。最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推举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为新的临时大总统,以换取他对民国新政府的支持。而袁世凯投桃报李,迫使清朝末代皇帝退位,终结了帝制。▲袁世凯。图源:网络
对于蔡锷这个年轻的云南“一把手”,袁世凯颇为关注。话说当年蔡锷求学日本,曾得恩师樊锥先生襄助。樊锥曾任职于袁世凯幕府,期间,多次勉励袁世凯学习其祖先袁绍割据称雄,推翻大清。袁世凯担心幕僚思想过于激进会害了自己,便赠予巨款,将樊锥礼送还乡。有趣的是,这笔钱,最后一部分以樊锥的名义赠予蔡锷充作留日学费。不过,此事只有同样曾受樊锥资助的梁启超知道,蔡锷本人并不知情。通常的说法是,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寻了个由头把蔡锷调入京。原因是担心年轻有为的蔡锷会对自己的势力形成掣肘。但另外一种说法则指出,蔡锷是主动辞去云南都督一职的。他之所以选择进京,是因为一开始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认为袁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据说,袁世凯起初也曾打算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但遭到属下北洋系将领的反对后才作罢。很快,蔡锷发现袁世凯迅速“黑化”,不仅镇压革命活动,还试图修改宪法,以实现他的称帝大梦。然而,蔡锷此时已遭遇袁世凯的24小时严密监视,难以脱身。无计可施的蔡锷整日流连北京的八大胡同,与歌舞娼妓一起度过“美好时光”,试图骗取袁世凯的信任。在这期间,名妓小凤仙与蔡锷的风流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皆相信,英雄与美女之间必有真情。在当时的情境下,蔡锷到底对小凤仙有几分真情,还真不好说,但他以风流绯闻来掩饰自己的护国行动,倒是千真万确的。▲小凤仙。图源:网络
蔡锷通过小凤仙掩人耳目,曾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相商讨袁大计。万事俱备后,1915年11月,蔡锷以治病为由,向袁世凯请了假,经天津东渡日本,绕道上海,转香港,经越南河内,返回昆明。在蔡锷抵滇的一周前,袁世凯已抢先一步称帝。但,返回云南的蔡锷突然起兵反袁,也令支持帝制的袁世凯拥趸们猝不及防。护国军成立,武装讨伐袁世凯拉开序幕。护国军兵分三路,蔡锷自率第一军攻打四川。1916年3月,四川泸州。这是护国运动的最关键一战,也是蔡锷一生中的最后一战。蔡锷以8000多人的兵力,对阵张敬尧的5万北洋精锐,连连取胜,逼迫张敬尧停战议和。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全国声讨的浪潮中,取消帝制。两个多月后,黯然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迅速分裂,中国再度陷入割据混战的局面。对于这些,蔡锷或许有心治之,但他的身体已不允许。泸州战役让蔡锷一战封神,但据参与此战的朱德后来回忆,当时的蔡锷已经“瘦得像鬼”,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蔡锷病入膏肓。虽紧急送至医疗水平较发达的日本,医生们仍旧束手无策。1916年11月8日,“护国军神”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对于如何拯救当时的中国,他还有过很多的设想,他曾在20岁时给自己设下个宏愿:利用30年的时间,让中国变得海晏河清、国富民强。33年后,他的学生朱德联合他的湖南老乡,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参考文献: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袁泉:《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中华书局,2013年
谢本书:《论“军国民主义”》,《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
蔡睿:《立而后破:蔡锷对袁世凯执政的态度转变》,《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