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张笑宇
编辑丨吴酉仁
明朝后期，中国沿海的许多贸易，是由宗族和海盗控制的。当地出海的商船，要给他们交“水税”，也就是保护费，换取出海凭证，才能在海洋航线上自由航行。
这当中成就最大的人是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
一、料罗湾大战荷兰东印度公司
郑芝龙会讲六种语言，有三个名字，还有三个文化背景。
六种语言：明朝官话（南京话）、闽南话、日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三个名字：中文名字是郑芝龙，天主教圣名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olas Gaspard），还有一个闽南名字叫一官。一官在闽南话里就是老大的意思，因此西方人有时候叫他Nicholas Iquan。三个文化背景：他出生在福建南安，是地道的“福佬”；他的众多妻子中有一个是日本妻子；他从葡萄牙人那里皈依了天主教，接受了洗礼。
这是一个真正生活在跨文化交融背景中的人。对此有一个直观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郑芝龙及郑氏家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
回到郑芝龙的人生轨迹。
郑芝龙出身不好，原名郑一官，十七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去澳门跟舅父黄程学做生意。他在这里学会葡萄牙语，并接受洗礼。继而投入到当时东南最强大的一伙海盗势力颜思齐和李旦的麾下。他后来跟着李旦出海日本，被日本少女田川松看中，两人结婚，田川松为他产下一子，取名郑森，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郑成功。
颜思齐与李旦在1625年相继去世。李旦留在台湾的产业和士兵为郑一官继承。郑自立门户改名为郑芝龙。厦门的产业落到另一个海盗许心素手里。
当时的福建东南沿海是多股势力博弈的场地。这里有代表明朝官方的福建巡抚朱一冯和福建总兵俞咨皋，有正在争夺海盗群体领导权的郑芝龙和许心素，远洋上还有荷兰人和日本人。每个势力都想借助某个势力消灭另一个势力。
♦ 荷兰人眼中的郑芝龙（绿衣服者）
变局发生于1628 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郑芝龙击败了老对手许心素和俞咨皋。俞咨皋是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儿子，也是一个趋炎附势的贪官。他攀附魏忠贤，收取许心素的两万两贿赂，任命许为水师把总，垄断了台湾海峡之间的贸易。郑芝龙在1628 年击败许心素的船队，攻入福建，斩杀了许心素。
第二件是郑芝龙接受了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安。当时，魏忠贤在朝中已经被扳倒，郑芝龙攻破福建，正好给了崇祯一个清理罢免俞咨皋的借口。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给郑芝龙开出了一个优厚的条件：接受招安，允许郑扮演类似许心素的角色。郑芝龙选择接受。以他的实力，加上官府的认可，几乎可以垄断当时的海上贸易。这个买卖合算。
许心素的死，也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变化。荷兰东印度公司此前一直与许心素合作。许心素被杀后，他们不得不让郑芝龙继承许心素的合同。但是，郑芝龙不跟他们约定贸易总额，也不做任何承诺。这倒不是郑芝龙有意背约，而是他受招安当官之后，感受到了上级的压力。
郑芝龙的反应，让一切生意都讲究明确合同关系的荷兰人很不适应。
1629年，新任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汉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上任。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用上了一种新商船，它有个别名叫“东印度人”（East Indiaman），是当时最大的商船，能够搭载三十多门火炮。而多数中国帆船只能装备八门，且质量远逊于欧洲火炮。普特曼斯认为，这种新商船对明朝官方和海盗的军舰，能够形成技术上的碾压。他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扫平海盗势力，威慑明朝政府同意与荷兰人直接贸易。
♦ 英国画家Charles Brooking（1723-1759）画作《大风中的东印度人》
普特曼斯的武力评估基本正确。1633年7月，他率20艘“东印度人”和50艘海盗船出发，沿途摧枯拉朽般击垮了海盗舰队和明朝官船。明军非常清楚自己的战船完全无法跟荷兰军舰抗衡——当年8月14日，明军有130艘军舰监视荷兰海军，但依然不敢向前开战。唯一能够与荷兰舰队匹敌的，就是郑芝龙的舰队。因为郑芝龙早已获得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信任，能够从欧洲直接购买“东印度人”。
普特曼斯也知道这一点。早在7 月12 日，他就派出5 艘战舰前往厦门发动突袭，击沉了25-30 艘大型战船及15-20 艘小型战船，郑芝龙从欧洲直接购买的“东印度人”也在其内，可以说损失惨重。
普特曼斯以为自己的攻击会迫使中国政府同意他的贸易要求。但结果却是促使郑芝龙与福建巡抚邹维琏达成了更紧密的结盟。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郑芝龙写信给普特曼斯，要求像绅士一样堂堂正正地开战。7 月29 日，双方正式宣战。随后两个月，荷兰军舰与海盗的联军所向披靡，明军不能匹敌，唯有依赖郑芝龙的剩余舰队为主力，伺机与荷兰人决战。
最后的决战发生于当年的10 月22 日，地点是福建金门的料罗湾。
在这最后关头，郑芝龙身上那种来自“福佬”的、敢于豪赌的冒险家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知道自己从欧洲购买的先进军舰比明政府的大部分军舰要先进，但装备和水手素质仍然比不上荷兰人。因此，他竟然把自己的先进军舰当作火船，让它们直冲向荷兰军舰。
荷兰人本来以为它们是来正常决战的，想要按照正常的海战方式等敌船靠近后再瞄准开火。没想到，这些大船上的水手纷纷跳下水，昂贵的大型战舰一路直撞上荷兰人的军舰。荷兰人惊慌失措，一艘大型军舰被烧毁，一艘被俘虏，一艘被击沉，其余逃走。
就这样，依靠中西合璧的战法，郑芝龙击败了普特曼斯。
战斗结束后，东印度公司总部下令普特曼斯不要再去惹中国人，满足于同郑芝龙和其他海盗集团的贸易。邹维琏向皇帝上书，奏请给予郑芝龙嘉奖，但邹立下的大功为时任首辅温体仁所忌，反被弹劾罢官。
1633年这场海战最后的得利者，只有郑芝龙。荷兰人承认了他对台湾海峡的霸权。作为回报，他承诺荷兰人可以把台湾当作三角贸易中的一端，取代东南亚曾经扮演过的中转站地位。
这时，另一个偶然事件进一步强化了郑芝龙的优势地位。17世纪30年代，日本爆发大规模饥荒，灾民发动了叛乱。幕府害怕天主教势力与灾民或地方势力相勾结，颠覆德川政权的统治。从1633年到1639年，德川幕府连续颁布了五项海事禁令，禁止天主教传播，驱逐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郑芝龙本人的日本文化背景，使他得以与德川幕府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郑氏集团受到海事禁令的伤害很小，反而把先前荷兰人的商业份额夺了过来。
现在，郑芝龙在东洋已经基本确立了海上霸权。他的一切海上贸易行为，都是违反明政府海禁法的，但他为朝廷立下大功，又是高级官员，所以没人追问他的非法行径。从1641 年到1646 年，他的私人船只占到当时中日间海上贸易的1/4，货物量则占到80%。他每年的平均收入，达到40 万两白银。像中国社会传统的成功者一样，他赚到大钱后，也会回馈乡里，兴建公学、修筑寺庙、整饬路桥，博得好名声。
就在郑芝龙靠着海上通商大发其财的同时，庇佑他的明朝政府却在渐渐丧失自身的财政基础。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杀，多尔衮带兵入主中原。
当时的郑芝龙依然忠诚于明朝。南明皇帝让他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向海外寻求援助。1645年末和1646年初，郑芝龙两次向长崎求援，寻找日本武士当雇佣兵，遭到幕府拒绝。同时，隆庆帝认为郑芝龙跋扈难制，命令何腾蛟制衡郑芝龙。郑芝龙遂开始与清军暗中勾结。顺治皇帝答应他，一旦投降，就封他做浙闽粤三省国王。郑芝龙没有马上答应清廷。1646年8月，清军攻入福建，杀死隆武帝，攻入郑芝龙的老家。郑芝龙的日本妻子田川松为免受侮辱，切腹自杀。
身怀国耻家恨，郑芝龙仍然考虑向清廷投降。历史学家至今仍然不太清楚他究竟为何做出这种决策。弟弟郑鸿逵和儿子郑成功跪下苦求他不要前往清军大营，依然未能阻止。郑芝龙到达清军大营后，清军军官盛情招待，大宴三天。第三天的后半夜，清军突然翻脸，扣押了他并把他送往北京软禁。数年之后，郑芝龙被清廷斩首。
二、由海贼集团升格为准国家组织
郑芝龙被清军俘虏后，郑氏集团丧失了领袖，全部重担压在了年轻的郑成功肩上。
郑成功1624 年出生在日本平户，7 岁前接受的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育。7 岁后被接回中国，14 岁考中秀才，17 岁迎娶礼部侍郎之女，19 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如果不是生逢乱世，这是一个典型“赢在起跑线”上的人生轨迹。遗憾的是，在他19 岁那年四月，清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接连目睹了弘光皇帝即位、弘光皇帝被杀，隆武皇帝即位、隆武皇帝被杀，父亲与清廷暗通款曲以及被清军俘虏的一系列事件。
郑成功继承了郑氏集团的庞大财富与士兵，很快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缺粮。
海贼和商人不以农耕为生，而士兵需要吃饭。没有饭吃，他们是要造反的。如果是在郑芝龙前期的海贼时代，这并不是问题。闽浙沿海以宗族为单位的走私活动，拥有丰富的地下交易网络和社会纽带，海盗从农民手中获得粮食，并不成为问题。在郑芝龙后期被明朝政府招安的年代，这就更不是问题了。但清政府封锁郑氏集团的粮食供应，意味着国家最高意志要对敌军斩尽杀绝。郑成功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攻击重要的产粮区，与清朝政权直接对垒。
这也让郑成功意识到一个问题：过去的郑氏集团，是以郑氏宗族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共同体。这对于一个海贼集团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现在的对手是清廷这样一个国家政权，再延续先前那种松散的江湖组织，是没有机会在残酷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他必须将整个郑氏集团组织成一个完全听从自己指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准国家组织。
说“准国家组织”，并不是开玩笑，而是有所实指。虽然郑氏集团当时依然能够从海上贸易中获取高额的利润，但是“与清斗争，一雪国耻家仇”的目标，要求郑成功理性地使用他能获得的每一份资源和每一名士兵。建立起一个有强大凝聚力的、运用理性科层制进行管理的组织，非常有必要。从1654 年开始，郑成功就主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到他进攻台湾之前，他已经把郑氏集团打造成一个有模有样的、执行力超强的共同体。
郑成功设计的这套制度是什么样的呢？
从中央层面来看，他仿效了明朝实施的“六部”制度——吏部（掌管官吏任免升迁）、户部（掌管财政事务）、礼部（掌管仪式与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罚）和工部（掌管水利工程），是为六部。
郑成功把这套组织规范，应用于他所控制的地区。对其中最核心的部门——掌管财政的户部（郑氏集团称为“户官”），则根据实质情况作了调整，其运行情况如下：郑氏集团的“户官”，直接负责人是郑成功和他的亲族、将领，这个机构也直接管辖与郑氏集团有来往的私商。户官常常由十分熟悉商业活动的郑氏宗亲担任，其助手一般是商人或财会人才。
“天璜”相当于郑氏集团的码头公司，这个公司的各种买卖是由十家子公司来发货的。这十家子公司就是“山五商”和“海五商”。
“山五商”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负责在大陆采购丝绸、瓷器和其他奢侈品运往厦门。这些公司总部位于杭州，老板叫曾定老。曾定老手下有四名助理，每人负责一个分公司，其中三个在苏州和南京，最后一个在北京，就在清廷眼皮子底下。这些公司同时负责间谍工作。间谍们以旗帜和铜牌为暗号，向郑家传递有关清军调动的各种情报。
“海五商”则分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负责把山五商收购的货物卖往海外。海五商的分公司遍布整个东南沿海，每商有12艘帆船，总计60艘，被编为东洋舰队和西洋舰队。东洋舰队驶往日本、荷兰控制的台湾部分地区和菲律宾，西洋舰队驶往暹罗（泰国）、巴达维亚、真腊（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港口。所得收入，直接进入裕国库，实际上是天璜码头的账户。
♦ 郑氏集团“户官”结构图
除了这个机构，郑氏集团的成员还设立各种子公司，例如洪旭开设的旭元公司，郑泰负责的东立商行等。郑成功雇佣专业的代理人协助管理这些公司（名为“官商”），而郑氏亲族和将领在这些公司里都持有股份，可以获得可观的分红。
小说《鹿鼎记》里韦小宝的师父、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大名陈永华），在历史上是郑成功之子郑经的军师。小说里陈近南一生清贫，现实中的陈永华每年可以从公司分红几千两。作为对比，明代一品官每个月的俸禄大概是44 两白银，一年加起来不到500 两白银。这也从侧面解释了，郑氏集团这批精英何以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清廷对着干。
“查验司”是仿照明代政府体制中的监察御史体系设计的，在实际操作中的地位更接近今天的审计署。为了防止贪污腐败、侵吞公款，查验司定期对账户本息与收支状况进行审计，一有状况，及时向郑成功汇报。
除了自己人控制的公司和商行外，郑成功还经常邀请私人商贩参与这个贸易网络。任何人只要购买以国姓爷的名义签发的许可证（牌饷）之后，都可以在海外自由旅游或贸易。这些商人还可以参投郑成功设立的社保基金。是的，你没看错，郑成功当时设置了一个叫“利民库”的机构，它其实是一间从事民间借贷的银行，在荒年时向贫民提供粮食，在丰年时则回收欠款并收取利息。这是郑氏集团按照儒家理念和明代制度设置的社会保险机构，区别主要在于，它是按照商业银行的基本规范运行的。
♦ 郑成功像
三、商业逻辑构筑下的郑氏集团
郑成功一手打造出的郑氏集团，在当时的东洋，有三个方面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首先，这个组织设置的先进性，在东亚是首屈一指的。郑成功的这套制度，在17 世纪直追欧洲“重商主义”国家的水平。
其次，这个组织的盈利性，在当时的东洋可以说是傲视群雄。1650—1662年是郑氏集团盈利的巅峰年代，根据学者杭行的计算，郑氏集团每年从西洋销往中国的货物大概有1,725,000两，利润约为357,000两，对日本、台湾和马尼拉的销售量则达到4,075,000两，两项加总，总收入约为5,800,000两，利润1,870,000两。这还不是国姓爷的全部收入。作为对比，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球收入大概不到郑氏集团的四分之三，毛利则大概比郑氏集团多一成。这是因为郑氏集团只有上述两项收入被完整记录了下来，如果只算亚洲收入的话，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大概不到郑成功的八成。
最后，这个组织成员的开放性，也是独一无二。郑成功自己拥有一支黑人部队担当保镖，这是从郑芝龙时代就传承下来的机构。这些黑人身强体壮，熟练使用火枪，是直属于国姓爷的亲卫队。他还有一支“铁人军”，身披日本铠甲，手拿武士刀，头戴骇人的面具，是国姓爷旗下的精锐部队。这支队伍里有日本人，有西洋人，有黑人，当然更有中国人，他们都团结在“国姓爷”的旗下，拿着高额佣金，为了他们可能不太理解的“反清复明”理念奋斗。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郑成功虽然打着忠于南明皇室的大旗，但是我们不能把“郑家军”视为明帝国的一支孤悬海外的忠勇部队。从机构设置上，郑氏集团是比欧洲的威尼斯更加“原汁原味”的“公司国家”。郑氏集团本质上其实就是现代的“集团公司”，天璜码头是核心资产，其余的十家商行与更多的成员企业以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听从“户官”的协调。这与20世纪初期的“托拉斯”，或者日本战后的“财阀”其实非常类似。
威尼斯名义上承认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主权，但在实际的商务、外交乃至战争活动中，却从来自行其是。郑氏集团跟南明皇室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郑成功坚定地反对清，就把他仅视作明朝的忠臣。实际上，他宣称自己忠于明朝，也是为了获得名分大义，便于招兵买马，对清发动进攻。但是，在实际的商贸活动与外交关系中，郑成功有着自己非常明晰的想法和思路。
比如，在对日本的关系中，郑氏集团宣称自己跟日本是“兄弟之国”，因为郑成功名义上是明朝的臣子，而日本名义上也是向中华进贡的属国，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在越南，郑成功也以类似的平等地位，与越南黎朝签订了丝绸买卖的特许协议。在暹罗，暹罗国王于1653 年专门派使臣到厦门，与郑成功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随后，国王以郑氏集团为渠道，恢复了与日本的商贸往来。
总而言之，如果郑芝龙统率期间，郑氏家族还只能说是纵横东洋、首屈一指的海上霸主，那到了郑成功时代，郑氏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司国家”。它不仅是东洋海上的霸主，更是中国人第一次完全运用商业逻辑来进行制度设计和实践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郑成功的心目中，对抗清廷才是第一要务。他之所以将郑氏集团变为这样一个“公司国家”组织，主要是为了增强财政能力、资源汲取能力与军队调动能力，以便与清军交战。
郑家军在陆战中不敌惯于骑射的满洲人，但在海战中依然占有优势。清朝的对策是实施“迁界令”，迁走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五十里地的全部民众，毁坏全部船只，寸板不许下水。目的是将中国沿海变为无人区，使郑成功失去获得粮食补给的可能性。一个政权，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自己的臣民，只为给敌人造成战略打击，这种残忍在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郑成功再度陷入了缺粮的困境。后来虽然驱逐了荷兰军队，取得了台湾这个根据地，但台湾当时并未得到多少开发，根本负担不了郑成功那么多士兵的粮草。郑成功计划开发台湾，然而，1662年6月16日，他病倒在热兰遮，只勉强来得及与亲信讨论了接班人问题，便于6月23日突然去世，享年38岁。
历史中有一类失败者，其素质品性远胜于某些成功者。他们的失败，纯粹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仅此而已。郑成功便是其中之一。二十余年后，其孙郑克塽率众降清，东亚的航海王郑氏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商贸与文明》，张笑宇著，一頁folio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原文较长，有删改。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张笑宇，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著有《技术与文明》《重建大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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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5 11: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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