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年,有个导演可以说是刷足了“存在感”。
先是在建党百年献礼片《1921》中担任导演和编剧一职。
接着又担任今年上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的评审团主席。
随后,刚刚结束的国庆档两部大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中,均是总监制。
他就是黄建新。
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些片子无一例外都是主旋律影片,又红又专的那种。
这并非有什么不好,只是看多了总归是觉得有点没劲。
尤其是放眼望去,市场上都是这样的“批量制造”的主旋律影片,就更让人觉得有些“大同小异”了。
在这种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黄建新以前在西影厂时期拍的一系列影片。
从早年的“先锋三部曲”《黑炮事件》《错位》《轮回》,再到之后的“城市百态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
曾经的黄建新一直都以极其前卫大胆的姿态,展现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精神状态。
这其中尤其像《背靠背,脸对脸》,被公认为黄建新最好作品,也是华语讽刺喜剧的高峰之作。
电影将官场内的生存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至今在豆瓣上仍有9.5的高分。
而《站直啰,别趴下》的背景则放到了邻里之间,这我们也写过。
相对而言,这个三部曲的最终章《红灯停,绿灯行》热度要比前两部低了不少,但依旧是犀利的佳作。
而且,本片也保持了这个系列一贯的讽刺和批判力度。
对于上世纪末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文化生活、百姓日常,乃至各种阴暗面,有着相当直接且生动的展现。
尺度之大,百无禁忌,放到现在简直“细思恐极”。
电影《红灯停,绿灯行》的背景放在了驾校这样一个普通的场所中,展现了一群来自不同阶级,各自“心怀鬼胎”的人们学车的故事。
笔触幽默,力度尖锐,即便现在看来依旧发人深省。
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学车成了一种时尚。
当时的驾校还没有实行社会化运营,都是由公安部门统一管理。
人们学车,得要去公安局。
1025号车的教练姓侯,退伍军人转业。他的手下汇集了五位学员。
苟宇佳,记者,报社工作,成天背着台摄像机到处转悠。
在体制内浸染已久的他,是所有人当中最为油滑的一个。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一杆爱煽风点火的笔,八面玲珑。
苟记者不是什么良心媒体人。别人都说他“文章写了不少,没一句真话。”
背地里都叫他“狗记者”,“舔狗”的“狗”。
虽然国家早已下令禁止公款学车,但苟记者仍然想尽办法想把自己的学车费给报销了,甚至不惜滥用职权,给别的企业做免费宣传,试图走后门报销。
绿豆,个体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生活懒懒散散,工作也偷工减料。
绿豆是个瘾君子,还有偷井盖的陋习。父亲去世的早,母亲瘫痪在家,他来学车的钱还是找亲戚借的。
还有个土大款,大家都叫他老差。
老差是个暴发户,仗着有钱,趾高气昂,各种走后门找关系,把很多人都不放眼里,认为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程芬是几个人物当中的唯一女性。
她是一名下岗女工,独自带着孩子生活,条件比较拮据。
丈夫跟别人跑了,想要找她离婚,苦恼的她想要来学车开出租,贴补家用。
还有一位大学研究生,名叫杨伟,没啥存在感,但名字却没少让人笑话。
除了这些个性鲜明的学员,还有侯教练以及驾校校长老李。
侯教练看起来一本正经,但其实十分世俗,没少收学员的好处,甚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拉私活吃回扣。
由于跟接私活那家饭店的老板娘关系比较暧昧,被苟记者抓拍了下来,甚至还闹到了媳妇那里,惹得家里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老李同样也有自己的烦恼。
儿子要出国留学,偏偏选了自己最讨厌的日本,这令他很是气愤。
甚至,因为对日本人有偏见,他还在日本代表团前来驾校视察参观的时候直接阴阳怪气甩脸色,差点让几百万的投资全部泡汤......
可以看出,片中的几个角色,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都有让人很讨厌的一面。
但同时,相比那种十足的“恶人”,他们的身上又带着些闪光点和可爱之处。
比如苟记者,虽然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当团队发生意外事故,利益受损时,他又拼命想办法扭转局势,让“坏事”变成“好事”。
而当他受到土大款老差的羞辱后,干脆一气之下撕了学车的发票,也保留了自己作为媒体记者的最后一丝尊严。
比如绿豆,虽然小偷小摸还沾毒,但其实对于自己瘫痪在家的老母亲十分孝顺,偷井盖是为了给母亲看病。
就连来学车都是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甚至是老差,虽然目中无人心眼小,肚子里装着不少坏水。
但很接地气,也决不越过底线。连绿豆去戒毒所接受治疗的费用,都是老差出的。
这正是黄建新在处理人物时的高明之处。
他通过富有生活气息的台词,对于现实生活细致的观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充满生活质感,同时性格又很复杂多面的小人物形象。
就比如侯教练要求几人选班长的一场戏。
从一开始的“民主投票”,到后来苟记者提议给教练一点好处,再到后来程芬去给教练送烟。
这一连串的设定,不仅相当自然流畅,就好像真实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更是将几个人物的个性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这样的刻画,无疑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让观众对这群人“又爱又恨”的同时,产生强烈的共情。
更重要的是,黄建新观察这群人的视角是不带批判态度的。
换句话说,他只是将这一系列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灰色地带”的社会问题自然地展现出来给大家看。
不去过多深入剖析,也不遮不掩不刻意绕过,将评判的权利还给观众,并代入各自的理解。
影片中有很多对于当时年代社会现象的侧写:市场经济抬头、现代化发展、出国热潮、下岗女工、暴发户心态、吃拿卡要、气功治病等等。
这些社会议题全部融在影片里却丝毫不觉臃肿和沉重。
反而以一种环环相扣的方式,巧妙地熨贴在了故事背景和情节发展之中,真实地反映了当下的时代面貌。
尽管片中有些情景,放到当下来看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气功治病,一群街道大妈跑到绿豆家里给他妈发功治病,反映的正是风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
再比如酒后驾驶,电影里一群人喝了酒直接开着车就上路了。
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21世纪之前,酒驾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片中饰演苟记者的演员牛振华,在现实生活中正是因为酒驾失去了生命,享年48岁。
某种程度上,这种独属于当年的社会景观,以及充满生活化的自然展现,也给如今的观众们提供了一个回溯过去的窗口,与当下的社会形成了一定的观照。
这种对于小人物的塑造,以及对于时代风气、社会体制的嘲讽和揶揄,也正是当年黄建新最为强烈的个人风格之一。
很多时候,黄建新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位“第五代”导演。
或许是因为他当年拍的都是喜剧,而喜剧往往被人看作是“上不了台面”的类型,不够深刻,不够严肃。
当他的同侪们纷纷将镜头对准中国广袤的农村,去深刻反思民族性、集体性等宏大的家国议题,并在国际各大奖项中屡获佳绩时,黄建新选取了一条鲜有人走的路。
他紧跟时代潮流,把目光聚焦在刚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城市,以及生活在城市中的平凡百姓们身上。
而那时,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他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是精神世界却依然遗留着一些旧社会的传统陋习。
一方面,他们渴望摆脱昔日的小农心态和较为匮乏的现实生活。
但另一方面,时代发展与人的思想之间产生了一道难以忽视的鸿沟。
正如电影里侯教练坦言道:
不来开车就得回去种地,穷。
这种隐形的,将不同阶级的所有角色串联起来的线索,正是当时社会所追求的经济价值,也就是“钱”。
苟记者四处找人报销。
程芬下岗失去收入来源。
绿豆偷井盖卖钱给老母亲治病。
老差出门不带现金只带“长城卡”。
侯教练收礼并拉私活,老李差点弄黄几百万的大生意……
种种这些情节都与钱离不开关系,也展现了当时市场经济下人们内心的逐利心态。
现实点看,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金钱社会。
但另一方面,透过这群人身上所体现的对于金钱的态度,以及整个故事所发生的时代环境,黄建新也借此表达了对于“金钱至上”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反讽和警惕。
诚然,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为一些不良的社会风俗习气提供了滋养的温床。
这也正是这部影片如今看起来题材现实、尺度大胆,甚至是敏感的原因。
它像是一面镜子,把所有藏匿于“灰色地带”里的“牛鬼蛇神”们照得羞愧难堪,也照出了每个试图透过本片回望历史观照当下的我们自己。
在那样一个年代下,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谈不上完美,但却很真实,就像是生活在你我的周围一样。
电影里的人物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牟利,一环扣一环,却依然留存人情。因为终归是环境影响人,没什么好人坏人,都是普通人。
从这点上来看,这样的立意就已经比如今那些硬挠人笑的喜剧,很多不痛不痒的现实题材影片,以及千篇一律的主旋律大作,高出了一大截了。
后来,黄建新去拍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再到如今的主旋律影片遍地开花。
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曾经他拍的这批影片。
自然丰富的生活细节,游刃有余的展现力道,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真实呈现,让人倍感亲切的同时,也引人思考,看起来可真过瘾呐。
但如今,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