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常书鸿
编辑丨吴酉仁
编者按
除自然环境造成的损伤与外国探险者的购买掠夺之外，敦煌莫高窟在近代还遭遇过多次大规模的人为破坏。如清朝同治年间发生过“白彦虎火焚千佛洞”；1921年数百名白俄残兵被监禁安置在莫高窟内，导致千佛洞的壁画与佛像损坏甚多；1941年又发生了军阀马步芳部进入莫高窟掘经寻宝的事件。
虽然早在北洋时代，当局便已知晓莫高窟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但真正有效的考察与保护，却迟至1940年代才启动。其中，由王子云担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于1941年对莫高窟进行了调查与拍照。1942年，中央研究院又组织了有劳幹、向达等学者参与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前往敦煌，对莫高窟、榆林窟和敦煌周边古遗址进行了调查。这期间，还发生了张大千率私人团队前往敦煌，“剥去（壁画）外层”、在壁画上题字“蜀都张髯大千”、“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编者注：指以透明纸覆盖在原壁画上以颜料直接描摩），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之事（以上引用皆系目睹此事的向达所述），引起学术界颇多异议。
此番敦煌保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是于1944年正式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常书鸿为首任所长。本文便是常书鸿1943年率同仁赴敦煌筹备研究所期间，为千佛洞修筑首道保护墙的一段回忆录。图注中的补充说明文字，系编辑所增。
正文
1943 年 3 月 24 日，我们 6 个人（注：指常书鸿、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与刘荣曾）盘坐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晚餐。我真有点不习惯盘腿而坐，而会计老辛却坐得非常自如。
我们到的这天，正值敦煌县城前天受到军队洗劫，全市罢市，什么也买不到。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灯，是用木头剜成的，灯苗很小，光线昏弱；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主食是用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
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我的秘书，原来是天水中学的校长老李，久患胃病，经过旅途的疲劳颠沛，终于病倒了，躺在土炕上呻吟。另一个同事提醒我，教育部临行给的那点经费，因为另外请了三位摄影专家，他们从重庆乘飞机就花了我们整个5万元筹备费的三分之一，加上我们来时一路上的开销，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里物资昂贵，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千佛洞孤处沙漠戈壁之中，东面是三危山，西面是鸣沙山，北面最近的村舍也在 30 里戈壁滩以外。在千佛洞里除我们之外，唯一的人烟是上寺一老一少两个喇嘛，下寺一个道人。因此，工作和生活用品都得到县城去买，来回路程有八九十里，走戈壁近路也要七八十里。
而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借来的木轮老牛车，往返至少一天一夜。
♦ 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1851-1931），1907年斯坦因拍摄。引自国际敦煌项目（IDP）
在万籁俱寂的戈壁之夜，我被这些牵肠挂肚的难题所困扰，思前顾后，深夜难寐。半夜时分，忽然传来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被风吹动得叮当作响的声音。那声音有点像我们从安西来敦煌骑的骆驼铃声，只是比骆驼铃更细脆而轻飘。渐渐，大佛殿的铃声变轻了，少了。我迷迷蒙蒙好像又骑上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上茫然前行，忽而像飞天一样长了翅膀，在石窟群中翱翔飞舞，恍惚间，又梦见头上坍下一大块壁画，压在我身上……
我从梦中惊醒，看见窗外射来一缕晨曦，已是早晨 7 点多钟了。我起身向着石窟走去，只见一夜风沙，好几处峭壁缺口处，细黄色的流沙 像小瀑布一样快速地淌下来，把昨日 444 窟上层坍塌的一大块崖石淹没了。有几个窟顶已经破损的洞子，流沙灌入，堆积得人也进不去了。仅南区石窟群中段下层洞窟较密的一段，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遭到流沙淹埋。
后来，我们曾请工程人员计算了一下，若要把全部堵塞的流沙清除，光雇民工就需要法币 300 万元。我一听，吓了一跳，教育部临行给我们的全部筹建资金只有 5 万元，何况已经所剩无几，叫我们怎么雇得起呢？
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没有经费雇民工，这些积沙如何清理？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工作人员情绪都很高。大家想了不少主意，后来，我们从易喇嘛那里听说过去下寺王道士曾用流水冲沙的办法，于是我们便试着干起来。用绳索拉着木板刮沙，然后再用渠水将积沙冲走，把下层被沙埋的洞窟清理出来。
♦ 莫高窟前的溪流，李约瑟1943年拍摄，引自国际敦煌项目（IDP）
因为这里原来是无人管理的废墟，三危山下和沙滩边的农民已习惯于把牛羊赶到千佛洞来放牧。当我们来到时，春草在戈壁上尚未生出，老乡们赶来的牛羊经过沙漠上的长途跋涉又渴又饥，只有拼命地啃为数 不多的几棵杨树的皮。我再三向牧民交涉，但他们没有办法使饥饿的牛羊不啃树皮。为了加强管理，保护树木以防风沙，我们计划建造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我把这一计划向敦煌县陈县长提出，并希望得到他的协助。这位县太爷听我讲完，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他挖苦地说：“你大概是书读得太多了吧，真是一个书呆子！”我听了十分生气地对他说：“这并不是笑话，这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石窟的大量民族宝藏日夜受损失，难道就听之任之？”他看我生气了，也严肃地对我说：“教授先生，这里可不是湖北和你们浙江，我们是在敦煌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这里满是沙、沙、沙，叫我哪里弄土去？没有土怎么筑墙呢？尤其是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墙，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我的教授先生，实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句话像当头一棒，我惘然若失地回到千佛洞。回来的路上，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得口干舌燥，便一屁股坐在沙丘上，用手掏着沙丘。沙、沙、沙！真是掏不尽的沙，竟没有一星土。细细想来，也真像姓陈的县长讲的，哪里来的土呢？可是，难道就这样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吗？
一定要把墙筑起来！
♦ 常书鸿提到的“陈县长”，全名陈冰谷。1940年代曾为考察敦煌的学者们提供过相当多帮助。截图中的红线部分（点击图片可放大），系学者向达对陈冰谷的一段回忆，内中称：“最麻烦的是替那些作研究工作的人，当油盐柴米的差事。……这些人那一份青菜萝卜的穷家，也就烦劳敦煌县县长当了。现在敦煌县县长是陈冰谷先生，他为人极其诚恳。每次送菜蔬的时候，总在那里替这些人打算：‘他们不要吃得太清苦了吧，也得多送一点肉吧。’既然当差，自然还得报账，交发票收据。于是替每个人都立一本账，每一次这些人进城，便请他们过目核算，签一个字。自古以来，县长是亲民之官，如今却添上了一桩，替穷秀才当管事先生。我不知道冰谷先生在那一生里欠这些人的账，今生却要这样的还。南无阿弥陀佛，真是罪过！”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740页。
从县城回来不久，一天，这个寂寞空荡的千佛洞，忽然驶来几辆大马车。马车上装着锅灶、柴火、碗筷、油盐酱醋等什物。这是怎么回事？上寺的老喇嘛告诉我说：“再过三天就是农历四月初八了，这是佛祖诞生的日子，也是千佛洞一年一度的大庙会。那可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大节日呢！”
“人山人海的大节日！”开始我不大相信，但果然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赶庙进香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拥向了千佛洞。这些人先是住进上、中、下 3 个寺院，后来 3 个寺也容不下了，南北两边的石洞窟中也住进了人。还有不少老年人住在洞窟前的树林中。
一次，我到下寺来，偶然发现两家饭馆正用沙土筑起一堵小围墙，作为买卖小店。我心里一震，赶忙过去观看。只见他们用沙土加上水，然后夯实，小墙便筑起来了。我急忙向他们打听，像这种办法，能否在千佛洞打一堵长围墙。老乡告诉我，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老乡的话使我高兴得差点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修围墙的计划又在我脑海升腾。我仿佛看到一堵围墙已筑起，驯服的流沙被阻在墙外。
♦1934年，未竣工的莫高窟九层楼，斯文·赫定拍摄，引自国际敦煌项目（IDP）
庙会期间，真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盛况。但随之而来的是秩序维持和石窟保护问题。虽然县里出了“布告”，也无济于事， 结果洞窟搞脏了，树林中不少树皮和枝丫都被牲口啃得一团糟。
我们坚持让这位“县太爷”来此看一看情况，采取措施，并趁此机会，再次提 出修筑围墙的问题。县太爷果然也来了。我把老乡修土墙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理应由县里负。”这一来，县太爷怕负责任，勉强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计划。这位“县太爷”还答应由县政府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示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已正式收归国有，并保护千佛洞、禁止放牧牲口和私自进洞窟等。修墙的计划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 1948年12月11日，常书鸿在《大公报》刊文《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内中提到，为支持研究所的工作，敦煌县长陈冰谷曾于1944年“发动地方民工，开了一条直达千佛洞的汽车路”。
农历四月初八的庙会过去了，香客们纷纷离去，千佛洞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只有那些被啃过皮的树木裸露着白花花的伤痕。
在我们催促下，县里果然派来一个负责工程建设的科长。他打了一下算盘说，一个 2 米高、2000 来米长的土夯墙，要 2.7 万个工，至少需 要 2.7 万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于 3 万元。以每天 300 人施工，需 3 个月竣工。但我们手中只剩下 1000 余元了，还要维持生活，等教育部汇款来，更要一段时间（我们一到敦煌就打电报要求汇款，至今 3 个多月无回音）。最后决定缩小规模，只修一个 1000 米长的墙。我们火速拍电报给教育部，希望立即拨款修墙，回电说同意筑墙，款随后汇，但我们等了一个月，仍无音信。这时已进入夏季，往南山挖金沙的人都要经过千佛洞。他们的驴马牲口，便在夜间放牧，继续糟蹋林木庄稼。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任意在洞中居住往来，煮饭烧菜，对石窟艺术作品损坏不小。我们只有 6 个 人，顾此失彼，无法照管，因此，修筑围墙是刻不容缓了。
我又找到县政府，提出先由县里借款动工，汇款一到便还账。那个陈县长，这次竟意料不到地满口答应。他说：“我也认为必须赶快把围墙修起来。款子的问题，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际，鄙县也很紧张。但部里的款子久汇不至，为了公事，鄙人有个解决办法。你是个书呆子，暂不要管这些人。由县里想办法雇人、备粮、备柴、备车等等。至于经费，等部里款子寄到后，咱们再来算账，不要忘记包括你的‘大作’ 在内。”
他的突然慷慨使我既意外又怀疑，但事情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关 头，也只好由他一手包办了。我最后也答应了送他一张千佛洞风景画为酬谢。
♦ 常书鸿与敦煌唐代壁画，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8年摄
十来天以后，县里派来 1 个科长、1 个科员和 5 个警察，还有 100 多个民工，随即粮食、柴草等也都运到千佛洞。经过 50 多天的施工，民工们起早贪黑，终于即将完工。不料，最后几天，忽然出现民工逃跑的事。我一了解，才知道了真相。原来这些民工都是县太爷派的公差，没有任何报酬，民工用的粮食、柴草都是各乡民工自备。有些乡村收成不好，被派的穷苦民工带的粮少，吃不饱，活又累，实在饿得难熬，只好逃回去。这消息使我大吃一惊。
第二天我赶进城去质问姓陈的县长。这家伙便支支吾吾地搪塞起来，什么“你说得有道理，但我们是个穷县，借不出钱呀”，“老百姓对千佛洞老佛爷很虔诚，给千佛洞修墙是好事呀”等等。我对他说：“你要把每个民工的姓名、住址造一个花名册，钱一汇到，便把报酬送还他们。”但使我内疚的是，这桩心愿始终因这笔钱未汇来而未能实现。
不过，当时这堵千米土墙，的确对保护洞窟和林木起了很大作用。（来源：腾讯新闻）
♦ 1949年1月7日，常书鸿在《大公报》刊文《从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回顾研究院在敦煌文物保护方面的成绩，内中提到：“研究所在这三五年来，保管方面显著的工作，是三十三年□（编者未能辩读清楚）年间造了一条长达九百六十多公尺的围墙，把主要的石窟树林，及中下二寺均圈在围墙里面。”
本文节选自《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天地出版社2021年出版，有删节。作者简介：常书鸿（1904-1994），油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1942年参与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0-24 03: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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