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 | 韩东

源济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 | 韩东

韩东 凤凰网读书  2021-09-30

“深入生活”曾是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是一代人追求的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就能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下文中的老陶，便是其中深入农村与生活最积极的人，他总是写个不停、做了大量的笔记，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客观的记录，却如一部编年史。

下文节选自作家韩东的小说《扎根》（“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老陶一家即是其中的主角。内文因篇幅过长有删减。

1

“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

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只出过一本书，叫《陶培毅作品集》。这本黑色封面左上角上有一个火焰图案的书，甚至老陶本人也没有见过，是老陶死后，由组织上（作家协会）整理出版的。

这本书，约三十来万字。后面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老陶亲友的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占去了很大篇幅。另有一篇老陶与别人合作的话剧剧本，篇幅也不小。刨去这两项（附录和剧本），剩下的才是老陶独立完成的小说。共十六篇，约二十五万字。

老陶写作的年代，从建国初期开始，直到一九七七年病逝，约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老陶平均每年写一万来字的小说，属于非常少产的作家。老陶不仅少产，而且短寿，因而弥补这一不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其二，这本书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我阅读它时，大有阅读编年史的感觉。如第一篇小说写土地改革，第二篇写互助组，第三篇写农村基层普选，接着是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之后有两三年的中断，是因为老陶与另外几个写小说的办了个同仁刊物《探索者》。后来“探索者”们的成员，或被流放回乡，或戴上了右派帽子。比较而言，老陶所受处罚算是轻的，为此他不免惴惴不安，歇几年不写也是正常的。

这次中断只是小中断。大的中断是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期间，他差不多有十年没有摸过笔杆子。当然，这只是形象的说法。下放期间，老陶仍笔耕不已，但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总之不是小说。即使是小说，写了之后也不曾发表。

这样算起来， 老陶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十年。十年写了二十五万字，平均每年两万字还多。但老陶仍然少产，这是改变不了的了。

直到老陶重新执笔，他一连写了三篇小说。一篇写洪泽湖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一篇写某科学工作者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最后一篇写遭迫害的民主人士最终得以平反昭雪。虽然只有三篇，但篇幅几乎是前十三篇之和。可见多年的压抑使老陶的创作热情高涨。眼看着那产量不足的遗憾就要得到弥补，可老陶却得了癌症。

还是回到老陶的这本书。我读它，犹如读编年史，为社会服务是老陶这代作家的信条。这里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从事写作，如果从事，就必须遵守规则。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来自外部的规则变成、尽量变成自己内心的渴求。一旦这一转变完成，自由，或者自由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了。

读者朋友可能厌烦了，我为何要在这一问题上喋喋不休呢？是在为老陶的写作辩护吗？或者，目的是抹杀老陶的那些同辈沾沾自喜的文学成就？是的，我承认。但倒过来说也一样。我在为老陶的同代人辩护，我不想让老陶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死人，他就更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2.

“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还是让我回到老陶的书。通读之下，我发现老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家，只写农村。还有老陶的语言特点，即所谓的“群众语言”，也是极为鲜明的。

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以及民间谚语。比如，“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狗咬烫芋头，甩不掉，舍不得”“人冷披袄，鱼冷钻草”等等（我是随意摘录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这么说话，作为作者的老陶也这么说话。考虑到老陶出身于城市，这么做，显然是费了一番工夫的。这便是所谓的“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作为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虽不具有为社会服务那样的法规意义，但却是老陶和他的同代人追求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业人口。因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些出身于乡村的作家自然得天独厚，因而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反倒不那么积极。因为他们已经先于“深入”而在“生活”中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在于为社会服务。那些出身于城市的作家则情况不同。虽然，他们活着，但没有生活。他们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或者说，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乎，这些人纷纷来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一面在小本子上记个不停。深入生活的结果，就是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那些出身于农村的作家看了也会自愧弗如，也会脸红的。老陶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老陶之所以少产，与他自觉深入生活得不够有关。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深入生活。青年时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并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回城后，仍然你来我往。老陶到郊区农村去，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再后来，他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具体情形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尽管如此，老陶至死都觉得生活深入得不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说老陶的少产，与这方面的认识有关，那么他的手勤，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陶总是写个不停，在生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笔记本，如果叠摞起来，肯定会超过老陶的身高。只是，老陶做笔记的本子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面的，有的套着塑料皮，规格大小都十分地不统一，将它们叠放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老陶已经把自己放平了，

笔记本经过简单的排列，与他的身长做个比较还是可行的。

这些笔记，还只是笔记中的一部分，仅仅包括下放三余后做的那些。老陶以前的笔记如果集中起来，也相当于老陶的一两个身高。因此说，老陶不仅是笔记等身，而且是等两个身、三个身。

我仿佛看见，在田边地头、煤油灯下，老陶总是不停地写着。但他到底在写些什么呢？翻开老陶遗留的笔记本，我发现，无非是些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以及三余一队的农业大事、田亩和人口状况。此外，老陶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上级传达的文件精神及其概要。当然最多的还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老陶不厌其烦地整理编目。比如，以拼音A开头的歇后语和谚语，以拼音B开头的谚语和歇后语，等等。也就是将平时记录的零星材料加以归纳编辑，把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考虑到老陶的职业和所处地位（城市出身的农村题材作家），他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可有一点，却让我十分地迷惑。

在老陶的所有笔记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感受，既无情绪宣泄，也无冷静的思考。总之，没有一点一滴的“主观”色彩。老陶一家在三余的生活竟也没有一点踪迹。因此，翻看这些笔记，对我目前写作的这本《扎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在老陶空缺的地方任意驰骋。如果老陶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个人的信息和他一家的生活，我写《扎根》就纯属多余。老陶从没打算以那些材料写出一本鸿篇巨制。如果他那样做了（积累素材），我的小说也仅仅是剽窃而已。在我的理解中，剽窃素材是比剽窃原著更可耻的事。因为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总之，我得了个便宜。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反过来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这也许就是两代写书人的不同吧？

老陶的一生都在深入生活，到死都觉得深入得不够。他哪里知道，他的生活和遭遇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一本寓意深刻的好书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存在矛盾。就算老陶现在仍然活着，也是一样的。

3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

老陶重新执笔后，写了一篇渔民栽草养鱼的小说。这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的成果。这篇小说两万字不到，但草稿加上笔记竟然有二十万字之多。按照惯例，老陶每完成一篇小说，便会将草稿销毁。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老陶心血来潮，在二十万字的草稿之上另加了一页，作为封面。上面用毛笔写下如

下两行字：

留给那些倚马千言的“才子”们参考，

文学创作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

这“倚马千言的才子”，自然是指小陶了。此时，他正在洪泽县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作文在学校里写得颇有些名气。小陶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

有一篇作文的题目叫“记一件难忘的事”，小陶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夏忙季节，生产队的一头水牛拉着石磙在晒场上轧麦子，中途休息时忘了卸下石磙。水牛卧在晒场上，突然站起来，向河边走去。它大概想去水里凉快凉快。水牛的前腿已经走进了河里，眼看身后的石磙就要从岸上落下。如果砸在水牛后腿上，后果不堪设想（水牛受伤后势必要耽误队上的生产）。说时迟，那时快，余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一只脚挡住了石磙。牛腿没有受伤，余队长的腿却被砸坏了。

我们知道，余队长确有其人。大热天，水牛去河沟里的树荫下泡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有它拖着石磙轧麦子也是常见的劳动景象。但把这些事儿凑到一块儿，却是小陶的独创。

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被老师在班上当众朗读。事后，小陶把作文本带回三余，交给老陶看了。后者批评了小陶的胡编乱造，同时也发现了儿子讲故事的才华。

对于这件事，老陶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忍不住，用一支红笔在小陶的作文本上批改起来。老陶的批语写得密密麻麻的，占据了作文本上几乎所有的空白。他的字又很小（做笔记养成的习惯），因而那些批语加起来比小陶的作文本身字还要多。这以后，小陶的作文老陶每篇必批。在这些批语里，老陶首先是挑小陶的毛病，意在打击他的骄傲自满和浮夸的习惯，当然，也包含了某种期望。

现在，老陶除了一如既往地记着他的那些笔记，还多了一件事，就是批改小陶的作文。他甚至也要求小陶做笔记。这些笔记，一如小陶的作文，老陶都要过目、批改。批改的字数自然也多于小陶做的笔记。夏天的时候，老陶赤膊搭一块毛巾，冬天则手捧一杯热茶，用以暖手。他不停地写着记着，工作量空前增大。然而这一时期，老陶却没有一篇小说问世。

这时，下放干部的子女都在练就一技之长。有的在画素描，有的学拉二胡，有的拆装自行车和半导体不止。也有的在练毛笔字。对孩子将来能回南京，家长们已不抱指望。但在洪泽县城里就业，也许还是可能的。洪泽不行，那就去汪集镇上，好歹也是城镇户口，总比在下面的生产队里务农要强啊。一时间，大家都瞄准了洪泽县城（和汪集相比，自然是首选）。那里有文化馆、淮剧团、机械厂以及车轮滚滚（自行车轮）的大街。那练二胡的可以去淮剧团，画素描的可以进文化馆，捣鼓半导体和自行车的没准能进机械厂，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但练习这些技艺，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家长以前是干这行的，或者多少能沾点边。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并且由于自己与这一行当的关系，多少能有一些熟人，到时候兴许能走个后门什么的。有这两项条件（技术和熟人关系）的保证，家长们不禁信心倍增。

再说老陶，除了写作，便一无所长了。在风气的影响下，他不免有些想入非非。加上小陶的作文在学校里连获好评，老陶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也许，小陶也能子承父业，靠写作吃饭。那样的话就不必在三余扎根，娶亲生子、终身务农了。但老陶深知，写作这一行当非比寻常。弄不好的话，饭吃不成，还会家破人亡。风险的确太大了。是让小陶做一个本分的农民，度过安贫乐道的一生，还是培养他当一个声名远播的作家，但有可能身遭不测？老陶一时举棋不定。

他不禁想起那个拎着剃头箱子，站在他们家门前的剃头匠的儿子，也算是子承父业。老陶恨不得自己也是一个剃头匠，那样的话就无须多想了。他还想起帮队上购买手扶拖拉机的计划，如果能如愿以偿，小陶就可以当一名拖拉机手了。可惜老陶被开除了党籍，再不能过问生产队的事。还有小陶学医，跟着苏群在一块猪肉皮上练习针刺。要知道苏群也是半路出家，何况三余大队的赤脚医生现在已经有人。还有当兵、进汪集农具厂、去三余小学教书，等等等等。一时间，关于小陶前途的种种设想纷至沓来，不禁让老陶思绪万千。最后他得出结论：自己能帮上忙的，用得上力的，也只有写文章了。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此时此地，老陶的思虑未免低俗。但我却以为，这是他关于写作的思考最为真实的一次。在老陶的时代里，只有降至生存和吃饭的水平，文学才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外，并无任何自由的余地。剩下的，只是在“行规”之内技艺的磨炼及其比较，也就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的相互较量。我觉得，实在不用为小陶的未来担忧或感到悲哀。真正悲哀的是老陶自己。

4

“这事儿绝对是小陶的虚构”

老陶一面批改小陶的作文，一面，对其他的下放干部说：“将来，我是不会让陶陶写东西的。”

后来，小陶正式开始写一篇小说，老陶忍不住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但在外人面前，老陶仍不肯松口。他说：“我们家的陶陶将来绝对不会去写作，走我这条路。”

直到这篇题为《小莲放鸭记》的小说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下放干部们前往老陶家道喜，说：“子承父业，可喜可贺，小陶这孩子前途无量！”

老陶就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拿起他们带来的那张《新华日报》，略略扫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老陶说：“是孩子瞎闹，写东西顶多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走这条路的！”

下放干部们本以为，小陶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发表，是靠了老陶的关系。但看情形又不像，于是便觉得小陶这孩子是一个神童了。

自然，小陶的小说能够发表，是老陶走了后门。他的一个老朋友，在《新华日报》担任副总编。不仅如此，《小莲放鸭记》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经过了父子俩的讨论。那段时间里，老陶家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父子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各不相让，看得苏群捏着一把汗。当然，老陶是写作方面的权威，他的意见最后总是占了上风。写成的稿子，老陶一一批改，字里行间写满了评语和修改方案。然后，让小陶拿回去重写。如此反复再三，小陶不胜其烦，最后都想放弃了。愤怒的老陶几乎要拳脚相加。

《小莲放鸭记》一共写了七稿，最后终于通过了（在老陶那里）。誊清以后小陶带到洪泽县城的邮局里邮寄。在稿件里老陶附了一封给副总编的亲笔信。于是六一儿童节这天，《小莲放鸭记》终于见报了。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小莲的小姑娘与富裕中农做斗争的故事。

暑假期间，小莲回到生产队，帮助一个富裕中农放鸭子。那富裕中农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把队上的鸭子赶到了河里。小莲原以为富裕中农吃苦耐劳，劳动积极，自己不免有些惭愧。渐渐地，她发现有些不对劲。鸭子一般是天亮时分，将蛋下在鸭圈里，过早地把它们赶出来，蛋就来不及下了，只好下在河里。于是富裕中农下河摸鸭蛋，又是蹚水，又是扎猛子的，把衣服弄得精湿。开始的时候小莲很是纳闷。后来，她起了个大早，比富裕中农还要早，躲在河边的树丛后面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富裕中农的秘密。小莲与富裕中农损害集体的行为展开了斗争。在社员群众的帮助下，她终于揭露了富裕中农。后者不仅退回了所有的鸭蛋，还做了检讨。小莲也因此受到了队上的表扬。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取材于九月子放鸭子的事。不同的是，九月子放鸭子是一个人放，而在《小莲放鸭记》中是两个人放。九月子放的鸭子属于村上的各家各户，乃私人所有。小莲放的鸭子则是生产队的，属集体财产（包括鸭蛋）。九月子从河里摸鸭蛋送到老陶家换钱，富裕中农摸了鸭蛋便偷偷地拿到集上去卖。

老陶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九月子这个生活中的原型。下放干部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这一创作原则但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哪怕他们根本不写小说，哪怕他们的专业只是画画、拉琴、机械制造或者在机关里当干部（下放以前）。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目的和标准自然是为社会服务了。

一九七六年，老陶一家终于离开了三余，进了城。当然，不是回南京，而是进了洪泽县城。老陶去洪泽县文化馆工作。苏群去了洪泽县商业局。老陶家搬进了县食品公司（商业局下属单位）的院子里。

下来时，老陶家是五口人，如今进城，只余四口。陶文江被埋在三余村西的坟地里。关于是否将他的骨灰盒起出来带走，老陶家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还是不带。小陶中学毕业后，没准还得来三余扎根。即使他发表了《小莲放鸭记》，有望成为一个作家，那也得深入生活。甚至比以前更需要了。按老陶的话说，就是要为小陶保留一块生活基地。我认为，说坟地恐怕更确切一些。总之，陶文江（准确地说是他的骨灰盒）没有跟回去。他的坟头已经长出了令人欣慰的寸把长的青草。

老陶家人临走以前，开始疏远小黑。没有了陶文江的保护，这事儿很容易做到。他们特地请九月子过来，培养与小黑之间的感情。老陶家人准备把小黑托付给九月子，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剥皮吃肉，让它老死三余。

那些从南京带下乡的家具，又被绑上了草帘子、箍上草绳，由队上的人抬到小墩口，从那儿抬上卡车，一路向洪泽县城而去。此次搬迁路途较短，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老陶家人是乘坐班车前往洪泽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后来，九月子将小黑带来过食品公司一次，给老陶家人看看。小黑摇头摆尾，但从眼神看，已经不认识老陶家人了。它的这副巴结相，不过是出于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老陶家人喂了它一堆肉骨头，在它的癞疮上撒了一包消炎粉。然后，小黑便跟着挎着篮子的九月子一瘸一拐地回去了。那篮子里装着老陶家人送给九月子的一些药品和旧衣服，以报答他喂养小黑的劳苦。

继《小莲放鸭记》之后，小陶又发表一篇小说。写的是一户下放干部离开了生产队回城，乡亲们如何的哭天抹泪、难舍难分。他们家养的一条黑狗，如何的尾随汽车，在公路上奔跑。小陶写道：“那狗像黑色的箭头一样射出去，一直跑到了我的稿纸上……”

我保证，这事儿绝对没有，乃是小陶的虚构。这恐怕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的体现吧？

5

将写作定义为生存和吃饭

小陶发表《小莲放鸭记》之前，老陶亦发表了他的那篇渔民栽草养鱼的小说。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相比，尽管情境人物各异，但我怎么觉得结构十分雷同？小说围绕某一特定事件（在《小莲放鸭记》中是鸭子生蛋，在老陶的小说中是栽草获鱼）展开。

最后的结局都是“正面人物”（在《小莲放鸭记》中是小莲，在老陶的小说中是渔民）获胜，而“中间人物”必败，但一概深受教育，并得以转变。当然，如果是“反面人物”，则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是不可能得以转变的。他们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老陶的这篇小说，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广泛搜集素材的成果。两万来字的小说，笔记加上草稿写了二十万字。他将草稿留下，送给“倚马千言的才子”小陶。因为，作文屡屡获得表扬使后者不免有些轻狂。除此原因外，我也不能排除老陶很看中这篇小说。这毕竟是他辍笔十年后第一次发表小说啊。且不论小陶的轻狂或老陶的沾沾自喜，通读《陶培毅作品集》后，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为这篇小说感到难过。老陶的沾沾自喜就更加剧了这种难言的心情。

老陶的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明显地雷同，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小说也颇为相似，唯一不像的是老陶自己的小说。老陶一定是喝醉了，或者他真的喝了酒，或者被自己所写的故事所陶醉。总之，我感到了其中的醉意，感到了老陶写作时的快乐。我甚至听见了老陶那“嘎嘎嘎嘎”不甚优雅的笑声。

这篇小说和那篇写栽草养鱼的小说一样，在老陶的作品中是一个例外。它从未给老陶赢得任何声誉，分析老陶作品的评论家们也从没有提及。即使是在编入《陶培毅作品集》的时候，似乎也很羞涩，是被作为一篇“人物素描”而悄悄地插入其间的。正是这篇混进来充数的东西，又让我开始难过了。

我为那篇栽草养鱼的故事感到难过，是因为老陶终于意识到他那个行当的现实。他清醒过来，不再为自己青年时代的抱负烦忧。老陶将写作定义为生存和吃饭，这就对了。所以，我在难过之余也为老陶感到高兴。从此他便可以一心一意，不会再吃苦遭罪了。

老陶的其他小说皆在这两篇小说之间的区域展开，即公式和忘乎所以之间。从中我既可以看见来自原则的重压或支撑，也能瞥见些许轻盈飞翔的东西。正当我期待老陶忘情地写下去的时候（在下一篇小说中），他却沉默了。因为，死人是不会发笑的，也不会愤怒，更不会写小说。

6

他就是为了追寻这的良辰美景

老陶经常去水上公社深入生活，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只待一两天。稍事休息，拿上一些换洗衣服又走。

老陶家不是已经进城了吗？老陶怎么还要往下面的公社跑？这说明了老陶的职业特点（作家）。如今，他可不是去扎根的。再说，浩淼起伏的洪泽湖面上也扎不了根，最多能种点捕鱼的水草。老陶就此泛舟湖上，四处漂泊，洪泽湖水面上于是响起了笑声，呼应着野鸭子的鸣叫。

老陶家仍保留着夏天在屋外吃饭的习惯。饭桌仍然是那张旧竹床。一家人绕桌（竹床）而坐，由于高瘦笔直的陶文江缺席，看上去更加地和谐了（竹床很矮，吃饭时需要坐在比竹床还高的椅子上）。身后，自然已不再是那栋泥墙瓦顶的房子，而是真正的青砖大瓦房。房子也并非老陶家私有，而是食品公司的宿舍。老陶家住在其中靠西的两间房子里。所以吃饭的时候，分属各家的小桌子会在门前一字排开，有三四张之多。每家人每天吃些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

老陶家的饭菜一如在三余时那么丰富。自然，蔬菜变少了，或者不那么新鲜了（不比从自家园子里拔的）。但肉类却异常丰盛，尤其是猪肉。家住食品公司，岂能食无肉？不同的是，老陶家的饭桌上常有野味。什么野鸭子、獐鸡子，甚至还有大雁，都是老陶从湖上带回来的。他每次回家，总是提着一只麻袋，口朝下一抖，一些水禽怪鸟的尸体便落在了地上。于是苏群烧开水（陶文江的这项工作由她继承了），之后，小陶开始挦毛。老陶不断地提醒小陶，注意清洗野味体内的铁砂。这些野味并非是小陶亲手宰杀的，乃是被铁砂击中毙命，因此来不及放血。煮出来的野鸭汤就像洪泽湖水一样的浑浊，但味道还算鲜美。

绕着竹床，喝着野鸭汤，老陶开始讲述湖区的生活、水上公社的见闻。

渔民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将小船悄悄地推出芦苇荡。船头架着霰弹枪，俗称喷砂枪。那喷砂枪可不是拿在手上的那种，既大又沉，犹如一门小炮，其威力也和一门炮差不多。一枪（炮）下去，射杀野鸭子无数。往往是好几条船，从不同的方向齐射。如此一来，一群野鸭子就都在劫难逃了。

老陶还说到海东青，一种湖上特有的猛禽，个头虽然不大，连老鹰都怕它。海东青的颜色自然是青色的，煞是悦目好看。老陶说：“我们的陶陶要学习海东青！”

于是继岳飞、方志敏、侯叔叔之后，小陶又有了一个榜样。不过这回不是人，而是一种鸟，小陶也从未见过，学习起来就更不好办了。

老陶对小陶说：“嗄嗄叫的是公鸭，嘎嘎叫的是母鸭。猪游——猪游——，是‘猪游子’叫。‘黄脚三’就像不会拉二胡的拉明子，最不好听了。”

说起湖上的景色，老陶更是眉飞色舞。他告诉小陶，冬夏两季是不同的。秋风一过，湖水就如竹叶般的青绿，细浪密波，洪泽湖的脾气也变得温柔可爱。且蟹黄藕白，芦苇飞缨。沿岸的滩涂上，条柳落叶了，芦苇放花了，芦苇棵里没准能捡到一窝花白青幽的野鸭蛋。夏天则完全不同。黄水拍击着两岸，芦苇和条柳被围在湖水中央，只露出一点点的梢头。风高浪急，小汽艇和拖帮船队都得靠岸行驶。

说着老陶转向苏群，对她说：“你不知道，住在小船上，清晨黄昏，湖上的景色有多美，你是根本想象不出来的。有一天，我睡在舱里，清晨醒来向外一看，夜雾还弥漫在草滩上，像梦一般地轻柔。远远传来了欸乃声，接着出现了一只船头，是渔民下湖去拿簖。船头轻轻地滑过，几乎是无声地驶入梦境。后来鸟雀醒来了，在芦苇里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这样的描写，从未在老陶的小说里出现过，在他的那些笔记中更是无迹可寻。如果我不在此记录下来，就将永远地不为人知。

是啊，老陶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就是为了写他的那些小说吗？就是为了写栽草养鱼以及和富裕中渔斗争的故事吗？倘若这样，那真是没有必要。也许，深入生活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吃住在小渔船上，就是为了追寻这难得一见的良辰美景。这一问题，恐怕连老陶本人也回答不了。

由于老陶声色俱佳的描绘，苏群和小陶对湖上的生活很是向往。老陶许愿，一定要把他们带到湖上去，体验一番。但因为苏群上班，小陶上学，始终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况且，就算他们有了时间，家里也不能脱人啊。搬来洪泽以后，陶冯氏衰老得更快了，生活已基本上不能自理。她整天靠在床上，嘟囔着那些陈年往事。

“唉，要是爸爸活着就好了。”老陶说。他的意思当然不是率领全家去湖上，居住在小渔船上，那不就又成下放了？老陶的意思，是说如果陶文江健在，就可以照顾陶冯氏。那样的话，苏群和小陶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湖上住上一阵。他要让他们见识一些从没有见识过的东西。可惜，这一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本文节选自

《扎根》

作者: 韩东

出版社: 后浪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21-8

编辑 | 海口龙介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电影《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