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吴玉龙的姐姐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搜集着关于弟弟下落的线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一份拐卖儿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几张孩子的“价格单”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样，写上性别、价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地方。
寻子家庭印发的寻人启事。
今天最好的消息，莫过于电影《失孤》中的被拐儿童原型郭新振被找到，与家人团聚，犯罪嫌疑人也被警方抓获——这为这部上映于2015年的电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更多与之相似的寻亲故事，并没有结束。摄影师文若愚曾对多个寻亲家庭进行跟踪报道，这一组照片拍摄于2014年左右，时间过去7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旧在一次次寻觅和失望的循环中，等待家人的归来。
北京宋庄，蒋文俊在李月领的画作前伫立凝望。画家李月领创作了以失踪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孩子》，61幅画像都是依据家长提供的照片创作而成。
寻子18年来，蒋文俊跑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孩子丢失时仅7个月大，这个母亲甚至没有一张孩子的照片，她十分希望李月领能帮她画一张孩子的肖像。
重庆合川，64岁的刘贤志在家中哭泣着呼唤孙子回家，每日以泪洗面。
2014年4月14日，8岁的刘俊麟在小区里失踪。此前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父母都在省外工作。刘俊麟失踪后，他的父母赶回重庆报案，家人找遍了合川区的大街小巷，但却没有任何消息。
罗兴珍今年57岁，1995年在都匀打工时，5岁的儿子胡华北和7岁的女儿胡华兰同时被一个红衣女子带走，从此渺无音讯。
18年来，她一直不敢离开这个城市，每天守在汽车站旁的鞋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回来。罗兴珍计划等自己干不动了，就乘着火车边乞讨边找孩子。
他的爱人在全国四处打工，每到一个城市，就如大海捞针一般四处寻找孩子，挣够路费，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
田照琴的儿子陈夏昌1999年在贵阳市被拐，时年不足4岁。
孩子丢失以后，田照琴的爱人陈辅余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的寻人启事上除了印着孩子的信息外，还加了一段感慨：“年年无望年年望，处处无寻处处寻”。
6岁的郝博文2009年3月在郑州走失。5年间，父亲郝东峰几乎从不缺席寻子家长们组织的各种寻子活动，他家里的火车票已是厚厚一沓，每次出去，短则四五天，如果跟着寻子车去宣传，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
这几年找孩子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家庭的经济收入只能依靠妻子做的小生意支撑。
北京的一间出租屋内，13年前女儿姚丽的失踪将这个家瞬间撕裂，姚丽的母亲经常做同一个梦，梦里丈夫带着女儿出现在她面前，她开心地伸开手想要抱女儿，但一伸手女儿和丈夫就都不见了。
这个梦境一直折磨着她，她害怕做这个梦，但又渴望回到梦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感觉到女儿的存在。姚丽的父亲在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了几千公里后，几近崩溃。
姚丽的父亲从手机上翻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给他的短信，寻找女儿的这些年里，他已经记不清收到了多少次这样的短信。
“每次都说知道自己孩子的下落，甚至还有的利用PS把我们张贴在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修改以后发来让我们辨认的，但联系以后，兜兜转转总是开口要钱”。姚丽的父亲说，其实这些骗局只要稍加辨别就可以识破，但家长们寻子心切，不少人都被骗过。
很多家长责怪自己没看护好孩子，但一些孩子的丢失则实在离奇，甚至让人感觉可怕。
2012年1月5号晚上，彩利姣出生仅百余天的女儿袁思涵被人从家中偷走，直到彩利姣晚上醒来准备给女儿喂奶，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她根本就想不到，孩子会在被窝里被人偷走了。
彩利姣因为思念孩子时常精神恍惚，每一次希望带来的打击都让她更加痛苦。2014年7月，有人声称见到了她的女儿，彩利姣和家人赶去，最后也没找到孩子的下落。
十年了，陈新红说自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每一天心里都在流血。
她在深圳南山区的出租屋内住了整整十年。这个地方曾让她伤心欲绝，长时间内处境艰难。但这里现在是他们寄予希望的地方。
2004年2月16日傍晚，两岁半的陈琦正在父母的摊位边玩耍，邻居曾经提醒过她，说这个孩子太漂亮了，小心别被人给抱走了。陈新红做了一单生意转身回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发现孩子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她的爱人已经记不清印了多少份寻人启事，到处张贴，担心悬赏不够，自己又用笔一张张在悬赏金额后面加上一个“0”，“我想再等十年，再等十年孩子就22岁了，说不定就能自己找回来了。”
1989年3月，6岁的陶泽福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失。
陶泽福的父母当时在黔西县农场里工作，家里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是村里最先盖楼的一家人。陶泽福失踪后，他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由于没有及时医治，一条腿瘫了。找了很多年都没有陶泽福消息的父亲，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家里墙壁和村里的围墙上，被他写满了各种“咒语”，整个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贵州黔西，57岁的李先群坐在自家的楼道里着洗衣服。1989年她7岁的儿子刘建军丢失。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5年。
有一位寻子的家长说：“我有时甚至羡慕那些丧子的家庭，他们第一年很痛苦，第二年很痛苦，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痛苦还会慢慢减轻。但我们呢，因为还留存着一线希望，寻找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放弃，家不是家，人不像人，留存的一线希望，成了我们最大的绝望”。
事情的发生不过20分钟。直到现在，陈明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大儿子罗嘉欣。
2006年12月20日，在家门口与小伙伴玩耍的罗嘉欣被一个陌生男人抱上了面包车。车驶过附近的敬老院，街角一个卖炸土豆的老奶奶目击了这一切。她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临走时，男人对惊慌哭泣的罗嘉欣说，“走，带你去菜市场找妈妈”。
罗嘉欣被拐以后，罗传红、陈明英夫妇又生育了一子。似乎是因为小儿子的诞生，陈明英一家才重获希望。但伤痛留下的疤痕却时刻影响着这家人的生活。被严加看管的小儿子也失去了同龄人自由玩耍的空间。
跟儿子一起拍的合影里，张雪霞年轻又漂亮，而眼前才40多岁的她，显得特别苍老。曾经的家，现在却是勾起她痛苦记忆的地方，除了偶尔过来整理一下东西，张雪霞很少再踏进这个家门。
1991年，张雪霞3岁的儿子宋彦智在爷爷家门口玩雪时被一个黑衣男子强行抱走。人贩三个月后被警方抓获，但直至被枪毙都没交代宋彦智的具体下落。
而后，张雪霞的爱人宋怀南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哪里有线索，就去哪里，一次次希望的鼓励，又一次次失望的打击，致使宋怀南换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这位精疲力竭的父亲在寻找孩子15年后，在2006年大年初三，从家里的阳台跳楼自尽。
除了一张写有“我只要我儿宋彦智”几个大字的纸条，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宋怀南自杀10年后，2016年，儿子宋彦智被找回。
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小区里，唐蔚华说到儿子，脸上写满了骄傲。虽然已经寻找了孩子十五年，但唐蔚华依旧坚信儿子终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1999年8月，人贩在上海市虹口区将唐蔚华4岁的儿子王磊拐走，人贩被警方抓获后，却一直不肯交代孩子的下落。人贩在上海被关押的7年里，唐蔚华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监狱去探望这个人贩，哀求他说出自己孩子的下落，甚至变卖家产送给这个人贩。
朋友曾劝唐蔚华再要一个孩子，但她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爱是不能分享的，如果再要一个孩子，我感觉是对磊磊的背叛，对新生的这个孩子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他”。
杨晓青是深圳市的一名的士司机，也是一个苦苦寻找孩子的父亲。
悲剧发生在2004年12月19日，杨晓青带着儿子杨小弟在楼下玩，遇见有人招呼他下棋，他让孩子在旁边玩耍，自己下了3盘棋。突然有人说“杨小弟不见了”，他急忙起身去四处寻找，可是已不见了儿子的身影。
10年来，他找遍深圳附近的大街小巷，一直坚持做出租车司机，每天将印有儿子信息的卡片放在车上，一有时机就拜托客人帮助打听线索。令他感动的是，这些年来，许多陌生人在听说了他的遭遇后，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帮助印制“寻子扑克”，有的主动多给小费。但是，杨小弟却一直没有音讯。
肖超华疲惫又失落的躺在家里的床上，跟妻子短暂团聚后，他很快又要出发去寻找孩子。
2007年2月14日晚上，肖超华5岁的儿子肖晓松在自家的服装店门前丢失。这些年来，肖超华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市。2010年，肖超华和几个家长商量，找孩子的交通费用太大，不如凑钱买辆车，这样找起孩子来花费也会少一些。于是，4个孩子家长合伙买了一辆面包车，继续着寻子之路。
寻子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省份，时间近一个月，家长们一路沿途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同时在各个途经的地方做防拐宣传。
肖超华曾在车头车尾贴上了“敢死寻子车”的标语，一路上被很多城市的交警堵下查问，他才把这些标语撕了下来。
平日里，肖超华就在“寻子之家”里做志愿者，帮忙整理丢失孩子的信息和一些社会捐助的物资，听说哪里有孩子的线索，又马上动身出发。
用他的话说：“我这一辈子算搭进去了，不找我心里憋得慌，只有不停地找，才好受些。我怕停下来，人真的会疯掉”。
长久以来，如罗兴珍一般对网络毫无所知的家长，除了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似乎再没有其它选择。她找孩子最常用的方法是拜佛和算命。
十多年间，罗兴珍走遍了都匀市周边的大寺小庙。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曾经告诉她，孩子满了17岁后便会自己找着回家。
让罗兴珍失望的是，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出头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失踪儿童刘俊麟的父亲在大街小巷一次次张贴着印有孩子照片的《寻人启事》，盲目的寻找中，任何可能性家长们都不会放过。
很多家长在孩子刚丢的一段时间里，也都会选择到庙宇里去算命求卦。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家长的答案是“能力有限”，或者是“当时已经慌乱，只知道这样做”。
“我们不能改变社会，只能去适应社会”，李钟祥一直是这样想的。他没有把寻找孩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机构上，一直坚持着“自己找”。
寻找孩子的这些年来他已经开坏了三辆车，这是第四辆了，“26万公里，30万公里，27万公里，现在这辆16万公里”，扳指一算，累计行程差不多99万公里。
吴玉龙1993年在四川古蔺县乡石硪街上被抱走拐卖，此后再无音讯。
近几年来，吴玉龙的姐姐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搜集着关于弟弟下落的线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一份拐卖儿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几张孩子的“价格单”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样，写上性别、价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地方。
凄风冷雨的夜晚，一次寻子父母自发组织的活动里，伍兴虎和胡星坐在路边互相安慰着。
2007年11月，伍兴虎刚满1岁的儿子伍嘉诚在陕西蒲城县被人贩从怀里抢走。2002年3月，胡星4岁的孩子胡锦杨在无锡市胡家渡村失踪。两人都一样，从孩子丢失那天起，就一直在寻找。
这些寻找孩子的家庭遭遇几乎都一样——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甚至因为思念孩子疯了，自杀了，同时家里其它亲人也都是个个心力憔悴。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找到孩子，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在寻求官方的寻人体系无果后，逐渐形成了民间的寻子组织。随着“寻子之家”、“宝贝回家”等一些更规范的组织和社团出现，更加强了寻子父母们之间的联系。
2013年9月23日，徐州沛县，汽车站边的小旅馆里，寻子的父母们正在对第二天的活动进行详细分工。这三十个家长从山西、浙江、湖南、云南、四川等地赶到徐州，目的是声援一个叫张彩红的家长。
张彩红是一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2010年，她偶然得知了孩子的下落，之后便设法找回了孩子。不料在2013年8月底，她被孩子的养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抚养费。这件事的发生让很多寻子的家长们感觉荒诞至极。
“养父母状告养子案”开庭这天，张彩红儿子的养父母一行姗姗来迟。他们在起诉书中向张彩红和她的儿子提出索赔20年的抚养费计30万元。
而在寻子家长们怒不可遏的同时，养父母也觉得自己有一肚子苦水。“从良心上、感情上，我接受不了。我要用法律讨个说法，要让大家看看，他有没有良心。20年了，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肯定要抚养费，我不能白白付出”，张彩红儿子的养父如此表示。
这些年年奔波在外的寻子家长们每次在网络里聊天，呼吁“买卖同罪”都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广告上都在放，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什么那些家庭就能这样轻易剥夺了别人家的孩子呢？”。
除了“买卖同罪”以外，寻子家长们的主要诉求还有：新生儿DNA入库，以及加强孩子的落户审查。寻子的家长们相信，如果这些诉求得到满足，不仅他们自己的孩子有更大的希望被找回，同时也能让这种罪恶的买卖不再“那么嚣张”。
庭审至当天晚上8点才结束。收买孩子的养父母在法院工作人员护送下走出法院门口时，寻子家长们的情绪激动起来，30多个人上前围攻责骂这对收养孩子的父母。
一位寻找孩子的家长说：“医院稀里糊涂就开具出生证明，派出所不加核查就给孩子上了户口，这些都为非法收买孩子提供了方便”。在这些寻子家长的眼中，一些政府机构已不值得信任。
徐州沛县法院门口的事态一度失控，寻找孩子的家长们情绪越发激动。直到当地公安机关派出特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孩子的养父母才得以离开。
无数父母在寻找着孩子的同时，也有被拐的孩子在寻找着亲生父母。
高伟涛从来到养父母家开始，逮着机会就往村外跑，他想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无数次“逃跑”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换来的是养父一顿顿的暴打。他越发的痛恨养父，痛恨把自己拐卖到这个偏僻农村的人贩。
2011年，已经二十多岁的高伟涛彻底从家里逃了出来，他决定开始找家。他参加各地的寻亲活动，站在台上诉说自己的成长经历，展示每一处细微的身体特征。
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到了养父母家里，原因是“为了拿到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人在外面找家，没有身份证实在太不方便了”，另外则是“上次悄悄跑了，这次算正式的告别，当作他们养育我二十年的交代吧”。
高伟涛进屋后就跪在他养父跟前，“就是养只狗都会有感情，养了你20年，给你建房子讨老婆，你就这样不声不响离开了”，高伟涛的养父十分愤怒，并驱赶高伟涛赶紧离开。“但我们终究不是狗”高伟涛离开后低声说。
2013年7月，苦寻14年之后，李钟祥终于找到了亲生儿子李成龙。李成龙出生仅6个月就被拐卖，再次回到这个家庭，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年。
懂事的李成龙说，回到亲生父母家后“感觉很温暖”。而引导孩子融入这个家庭，对李钟祥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无论结局好坏，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就像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对父母，对孩子，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
2014年1月，失踪了25年，丢失时年仅6岁的陶泽福在“宝贝回家”网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回到了亲生父母家。陶泽福回家那天，家里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欢迎陶泽福终于回家”，至今没有摘下。
然而，这些年来为了寻找陶泽福，这个家庭如今已是家徒四壁，破败不堪，父亲陶廷学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回来认亲后的第二天，陶泽福就回到了福建的养母家中。但陶廷学这盏回家的灯，会永远为孩子亮着。
第3935期
撰文&摄影 | 文若愚
编辑 | 夏天
出品 | 腾讯新闻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7-13 01: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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