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13日凌晨，丹麦对阵芬兰的欧洲杯小组赛中，丹麦队中场核心埃里克森心脏骤停突然倒地，失去意识。37秒后，医务人员冲进场地。他们带上了氧气瓶、血氧监护器、心电监护仪，还有一台AED——它可以在患者心脏骤停发生室颤时，进行电除颤帮心脏找回正常跳动的秩序。
最终，队友、急救人员一系列正确规范的处理，以及那台实施了电除颤的AED，让埃里克森死里逃生。被担架抬离赛场时，他重新睁开了双眼，苏醒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哪，我才29岁。」
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丹麦队队医说，苏醒之前，埃里克森一度死亡。「那真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当时他离死神有多近。」而在心脏除颤之后，「我们把他带了回来。」
AED全称「自动体外除颤仪」，当一个人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及时、正确的胸外按压，以及使用AED——这几乎是唯一可以挽救其生命的方式。
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AED 已经在公共场所发挥作用。2020年10月27日， AED首次进入了北京的地铁站。
半年多后，2021年5月24日，在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北京西站地铁站，几名经过急救培训的站务员和一台刚配备不久的AED，共同挽救了一个离死亡很近的男人。这也是北京地铁AED成功救人的第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关于改变的故事，也是一个普通人凭借常识和勇气，最终拯救普通人的故事。
文｜汤禹成
编辑｜金石
从濒危到复苏
一个普通的北京地铁站务员，需要在一天之内处理多少事？
答案是发生在这个地铁站里的所有事。最基本的，维持秩序、回答路人的各种问题、提醒人们戴好口罩、确保地铁安全离站……还有一些意外，比如有人喝醉酒闹事了，打架了，受伤了……以及，一种最极端的状况——有人突然倒地，生命垂危。
一个人，突然在地铁站内晕倒，原因很多，例如低血糖、中暑、喝大了，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引发的眩晕，所有原因中，最糟糕的那一种是：心脏骤停。
2021年5月24日早上5点18分，北京西站地铁站，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突然倒在西进站口附近。事后据他的同事介绍，该男子刚刚从外地出差回到北京，事发前，他说自己心脏不舒服，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地上。
进站口旁的站务员很快注意到了他，用对讲机喊来了值班站长。随后，值班站长带着几位站务员赶到，他们把倒地的男士翻正后，发现「他的眼睛已经翻白，没有鼻息，脸憋成了酱紫色」，更重要的一项身体指征是——这名男子的腹部已经看不出起伏，只有下颌能看到轻微的颤动——这种「无效呼吸状态」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心脏骤停的重要指征。
那天的值班站长是一名短发、干练的女生。我在地铁站见过她一面，她说话时语速很快，语气坚决，感觉是个利落的人。也参与了那天救援的站务员小孟告诉《人物》，当天，在值班站长的指挥下，站务员们迅速拉起隔离带，封住男子倒地的那块区域，并把人流从西进站口引到了东进站口。
5点22分，男子倒地4分钟后，刚刚结束了一个急救任务、正在急救车上待命的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生张荻接到了120调度中心的指令。随后，司机发动车辆驶向北京西站，与此同时，张荻拨通了报警人的电话，进一步核实信息。
在这通电话中，张荻从地铁站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出事的地方离南广场比较近，「你们可以把车停在南广场」——急救的本质，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赛跑，任何一个准确有效的信息，都至关重要。
此时，地铁站内，站务员和站长开始轮流为昏迷者进行胸外按压。在当天值班的地铁站务员里，大约有三到四人参加过专业的急救培训，拥有急救证书。在北京，地铁站每年都有这样的培训，但名额有限，一个班组通常能去三到四人。在那些培训上，他们会学习到包括心肺复苏在内的各项急救技能。
幸运的是，据小孟回忆，当天现场参与胸外按压的那几个站务员，「应该都有急救证」。
在基本的急救常识中，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是：胸外按压的频率必须达到每分钟至少100次，这样，心肺复苏才是有效的，而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为患者提供血流和氧气，让他的大脑和心脏保持一定活性。但在如此按压了五六分钟后，昏迷者依然没有恢复自主呼吸，面对呼唤也没有应答，于是，站务员们决定启动AED。
一个多月前，这台橙色的装置出现在了北京西站的地铁站中。事发当天，一个站务员跑着将它取来，它的两个电极片被贴到了患者胸上——从去年开始，地铁站工作人员的急救培训就增加了AED的内容，但即便没接受过培训，AED上也有明确的操作说明，而在机器运转的全过程中，每一步也都有清晰的语音提示，因此，AED也被称作「傻瓜机」，只要根据语音提示，任何一位普通人都可以进行操作。
AED的操作很简单，每台设备上都配有详细说明 图源网络
此时，急救中心医生张荻已经赶到现场，当时的时间大约是5点31分，AED 已经启动。
张荻迅速替换下站务员，自己为患者按压。「还没按两下，机器就开始说话了」，AED传来提示——「请远离患者，即将开始第一次心率分析」，张荻停止了按压，往后退了退。他知道，AED做心律分析时，如果还有人继续触碰患者的身体，分析可能会不准确。
厂家后来公布的数据，记录了一台 AED 是如何挽救一条生命的：
5点31分33秒，AED进行第1次心律分析，语音提示：「建议除颤。」
8秒后，AED 自动实施150J放电，患者恢复了自主心律。
5点33分48秒，AED进行了第2次分析，结果是，「不建议除颤」。
但短短11秒后，患者再次发生室颤。
5点36分01秒，在第3次心律分析后，仪器「建议除颤」。
8秒后，仪器自动实施200J放电，患者又一次恢复了自主心律。
在AED进行心律分析并实施除颤的间隙，张荻和他的车组人员持续为患者做着胸外按压。
5点40左右，在晕倒20分钟后，患者的情况终于好转，自主心率，自主呼吸，逐渐恢复。
在AED留下的数据中，有一串不断变化的心电「波形」——室颤时，波形「像锯齿一样，是杂乱的」，电除颤时，波形短暂地变成一条水平的、没有任何起伏的直线，而在恢复自主心跳后，波形「是有节律的，每个周期里会有座狭长、高耸的小山峰」，「锯齿」、「直线」和「小山峰」的背后，也是一个生命从濒危到复苏的过程。
AED中记录的心跳波形，最上面是正常的心跳，最下面为发生室颤时的心跳 图源网络
「摊上事儿了」
这是发生在北京地铁中的，首次使用AED救人成功的案例。
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我国，几乎每分钟就有1人因心脏骤停而突然倒地，每年，有54.4万人因此失去生命，而抢救成功率仅为1%。
王西富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做了15年急救医生，他告诉《人物》：「当心脏骤停发生时，如果只依靠我这种急救车到现场，结局几乎都是死亡。在现场我能把他救到有心跳的，还是蛮多的，但几乎最后统统还是死了，因为缺血缺氧的时间太长了。」他说，在15年的从业经历中，「依靠急救车在现场救活人的，我几乎想不到这样的案例。」
而在具体的记忆中，一桩发生在7年前的往事始终令他难以释怀。
那是2014年，一对老夫妻从银川来广州旅游，丈夫身体突然不舒服，导游帮他们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准备回家。在广州火车站的进站通道里，那位老人突然倒地，心跳骤停。一位并不在现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王西富问他，现场怎么样，他答不上来，只是催促着王西富快点来。
到达现场时，王西富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拉起了隔板，但遗憾的是，现场没有一个人为老人做心肺复苏。王西富马上为老人进行胸外按压。按了多久，他已经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心电监护仪上是一条直线，老人走了。
老人的老伴在一旁哭成了一滩泥。王西富也哭了。这些年来，他每次想到那对老人，都会想起自己的父母。这些老人，在晚年用攒了一辈子的钱出门旅游，途中身体不舒服，导游买了一张返程的票，把他们打发回家了，火车站的人大多都没有急救经验，不敢上前对老人进行胸外按压，错过了最重要的急救时间。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
王西富说，面对心脏骤停的人，快速识别、给予标准的胸外按压，并正确使用AED，这几乎是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唯一办法。
胸外按压的基本方法 图源《人民日报》
一颗正常跳动的心脏，是有节律的，收缩、舒张，循环往复。而在心脏骤停的患者中，80%都会发生室颤，这意味着心脏的正常跳动变成了「快速的、微弱的、短频的，无法泵出血液的」那种颤抖。而AED提供的电除颤，可以唤醒那些「乱跳的、抖动的、不听指挥的（心脏）」。
在这个过程中， 4分钟是一个黄金救援时间，4分钟内进行心肺复苏，大约有50％的抢救成功率；同时配合使用AED进行电击除颤，抢救成功率可以达到90％。而每延迟1分钟，急救的成功率就下降10％。超过 10 分钟，生存率会大大降低。
因此，多年来，王西富一直以「急诊夜鹰」的身份，致力于AED的推广与急救知识普及。
最早时，他借马拉松赛事推广AED。但随着各城市地铁中的猝死案例越来越多，他的宣传焦点逐渐转向了地铁、火车站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但在很多城市，这些公共场所安装AED的动力其实很小，「法律也没规定一定要装，装了之后，如果没救活，会不会反而摊上责任呢？」因此，这些年，AED进公共场所的步子，一直很缓慢。
2017年，厦门红十字会接受企业捐赠，向厦门地铁移交了24台AED。可是两年后，厦门网记者探访发现，AED并没有放入地铁站。地铁工作人员的回应是，配备AED设备需要「急救证」，但他们没通过审批。
《北京商报》也有过一则报道称，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联合生产AED的朋友，提出捐赠一批AED给北京地铁，但地铁方面的反馈是，「没有政策、没有许可、没有地方放。」事情就没有继续做下去。
2019年底，《羊城晚报》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广东省同心圆慈善基金会计划向广州捐赠2000台AED，但最终一台都没捐出去。基金会项目主任在接受采访时叙述了当时的难点：「我们去了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街道，但他们都不太愿意。一些基层领导担心，人救不活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这是很多人的顾虑。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现实显然比法条更加复杂，迈出第一步也并不容易，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者。
5月24日那天，患者恢复心跳后，张荻和同事将他送去了附近的电力医院。张荻告诉《人物》，在自己过往的出车经历中，尤其在这种公共场所，每次到了现场，倒下的人往往自己躺在地上，很少有人敢动——毕竟，不动不会有任何法律风险，动了，出事了，可能就摊上事儿了。
迈出那一步
在所有的城市中，上海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2016年6月，上海地铁十三号线的淮海中路站，一台安放AED的绿色小箱子被悬挂在了站台层醒目位置。2017年春节后，在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地铁换乘站，往来的行人也陆续看到了AED。
同年，深圳也开始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AED。如今，深圳全市在公共场所配置的AED已经超过5500台，覆盖率全国第一。其中，在深圳的地铁站里，一共配备了607台AED设备，这座城市不仅实现了所有地铁配备AED，并且正努力实现同一车站内，站厅层和站台层分别设置。而从今年1月28日开始，深圳巴士集团的105辆大巴上，也都配备了AED。
如今，在深圳，只要打开微信小程序「AED导航」，地图上就会显示出离你最近的AED在哪里。据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3年里，共有25人因深圳公共场所的AED而获救。
在上海和深圳之后，2019年8月，重庆将60台AED分配到机场、火车站、轨道站、商圈等公众场所，其中，有17座地铁站配上了AED。
一年后，2020年，南京完成了最后一个地铁站的AED安装，全市总计投放AED169台，实现了每个地铁站点至少一台。
而就在这一年的4月30日，一位27岁的南京市民，在南京苜蓿园地铁站附近的健身房锻炼时，突然倒地。那个健身房的一名教练，在地铁站民警的帮助下，从地铁站借来了AED，在心肺复苏和 AED电除颤后，等来了急救车，那条27岁的生命，最终获救。
南京市红十字会的专业人员正在给地铁员工讲解AED的使用 图源视觉中国
AED在公共场所的配置，为什么要从地铁开始呢？一个统计显示，作为一个封闭空间，地铁内的人群堆叠在一起，每分钟能产生500万个小颗粒，包括鞋底的扬尘、掉落的皮屑、打喷嚏的飞沫，以及衣服上的纤维等——这会引发或加重身体的不适。此外，地铁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潮涌动的地铁站，每个人低头疾走，就像是拼命生活的隐喻，当人们在这里倒地、晕厥、猝死，更能够让大众共情，想起生活和生命的不易，引发大量的关注。
事实上，很多城市最终决定迈出那一步，也是因为如此。
北京西站那台参与救人的 AED，来自上海光电医用电子仪器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北京负责人黄学群知道，在地铁里安上一台AED，有多难得。
2019 年年末，台湾明星高以翔在参加真人秀时因心脏骤停离世，当时，全社会对 AED 的关注很高。在红十字会的介绍下，黄学群和北京地铁有过接触。双方一起开过几次研讨会，黄学群的感受是，地铁方当时有意推动这件事，但即便抛开救人失败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地铁方也有很多实际的顾虑。
比如，维护怎么办？地铁里站务员工作任务重，如何确保AED始终处于可用状态？
黄学群和他们解释，在设备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形的小灯，只要显示绿色，就说明电量充足，设备正常，只要站务员每天巡逻时留意看一眼就行，无需付出太多心力。此外，这些捐赠的机器都配备了远程管理系统，AED的设备信息会通过一个专用路由器，传回到公司服务器，电池电量还有多少，电极片有效期到什么时候，机器是不是出现故障了，公司都能看得到，一旦发现问题也能及时通知地铁。
AED设备是否要上锁呢？每台AED都会配备钥匙，但厂商往往不建议使用方上锁，因为情况慌乱时，如果工作人员还要找钥匙，会丢失一段黄金抢救时间，但地铁方担忧，如果不上锁，人来人往，机器被偷了怎么办？他们放在地铁上的逃生锤就常常被偷走。
最终，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地铁方可以将设备放在摄像头能看见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当装AED的柜门打开，报警声会自动响起，会不会在客流高峰引起恐慌？
面对这一担忧，厂商最终决定，取消这个报警的功能。
顾虑一点一点被打消，事情也在一点一点地推动。但没过多久，新冠疫情爆发，这件事又被迫搁置。
疫情期间，地铁公司「主要精力都放在防疫上」，每隔几小时，车厢、站台，都要消毒一次，这需要地铁公司投入很大的人力，「实在没有精力腾出手，做AED的事。」黄学群说。
2020年9月25日，意外再次发生。一位45岁的男销售，在北京地铁霍营站心脏骤停猝死。这已不是类似意外第一次发生——早在2016 年，北京地铁6号线，「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因心脏骤停倒在了北京地铁6号线；2019 年 3 月北京地铁昌平线， 11 月北京地铁 2 号线，又先后有两名乘客因心脏问题在地铁站晕倒猝死。
意外再次发生后，北京市交通委很快推动了AED进地铁，一个月内，几家生产AED设备的公司，一起向北京地铁捐助了一批 AED。黄学群所在的上海光电，捐赠了25台，有22台分别安装到了1号线的每一个站点。
截至2020年12月底，有58台AED被安装在了北京地铁1号、2号、13号线的每一个车站。到了今年4月，北京地铁又通知了黄学群，希望将他们剩下的机器，一台装在六里桥，一台装在北京西站——一个多月后，这台AED成功救人。
据《人物》了解，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计划进一步推进AED在地铁站的布局，目前正在进行招投标工作。他们希望，在2022年底，能让北京每一条地铁线上的每一个地铁站，都配有AED。
在北京推动AED进地铁后，王西富也再一次开始在广州推动这件事。他联系了厂商、红十字会、地铁公司三方，想为他们牵线。随后的一个月内，广州连续发生了三起公共场所的猝死案例：一位晨练的男子，跑了十余公里后，倒卧在了珠江边的绿道；一位夜间运动者，在天河体育中心突然倒地；还有一个上班族，在地铁三号线上心脏骤停倒地。
这三个人，没有一个被抢救回来。一个多月后，50台AED顺利进入了广州的部分地铁站。
深圳某区域内的AED分布图 图源网络
普通人的勇气
一周多前，6月20日，深圳市香蜜公园路边，一位41岁的男性因心脏骤停倒地，深圳市中医院医生易无庸正好路过，她和几位参加过急救培训的路人及时进行了胸外按压，而香蜜公园刚刚在6月3日安装了AED设备，男子最终获救。据「北青深一度」的报道，在离开现场时，面对围观人群的掌声，易无庸回应道：「（大家）一定要去学急救。」
让更多的普通人去参加急救培训、学习急救知识——在AED的故事中，这是重中之重的一环，因为，在大量心脏骤停急救的案例中，最终能拯救那个普通人的，大多都是普通人。
王西富说，「普通人学习急救的意义，在于救那些医生都救不了、救不到的人。」平时，他也面向社会做一些急救课程的培训，他常对自己的学员说，「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倒下去了，只在一旁等着急救车来，一切希望都会很渺茫。」
但现实中，无论是王西富，还是张荻，他们在现场看到的，大多还是站着围观的人群，这些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急救培训，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急救措施还是从影视剧中看到的掐人中。
有数据显示，在我国，公众急救培训率仅为1%，这也是我国心脏骤停抢救率低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国，急救成功率可以达到74%；瑞典至少有45%的公众参加过心肺复苏的培训；日本中学生的急救知识普及率则高达92%；在挪威，院外心脏骤停公众实行心肺复苏率为70.7%。
但一个好消息是，目前，随着公共媒体对急救知识的普及，很多城市的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推出了更多急救培训的课程，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主动去学习急救常识。
而在现实中，掌握专业的急救知识，只是第一步，普通人愿意去急救，还需要勇气。
王西富觉得，这两者相辅相成，越了解常识，可能就越勇敢。
在他的培训课上，他每次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会不会用AED电错人？比如有些人呼吸心跳没有停，却实施了除颤。」
「不会，AED不会电错人，它会自动分析这个患者的心率，如果他分析到这个患者不是室颤，它是不会充电的，你按任何一个按钮它都不会放电。」
「胸外按压会不会造成患者骨折？」
「胸按压产生胸部骨折是很正常的并发症，即使医生按压，也会可能出现骨折。和人死亡相比，骨折又算什么呢？」
北京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进行急救技能科普培训 图源视觉中国
深圳市民陶红是王西富2016年急救课的一位学员。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车管所换证，遇到一位男士突然晕倒、心跳骤停。在当年的急救课上，陶红学习过AED的相关知识。她知道，当一个人心跳骤停时，AED是最有效的设备。她大声询问在场的警察，「你们有AED吗？」民警说「有！有！」很快，他们取来了一台AED。
在现场，民警们大声询问有没有医生，陶红想，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不是医生，也不是专业人员，她不太敢站出来。但丈夫是个急性子，见她有些踌躇，对她说，「你不是学过急救吗？你上去啊！」
陶红走上前去，帮忙贴上了电极片，随后，AED对患者实施了四次电除颤，最后，等来了救护车。那天回家后，陶红确实有过害怕，万一人没救回来怎么办？我有没有哪个步骤做得不对？当天下午，她送儿子去上补习班，也说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儿子笑着鼓励她：「妈妈，你做得很对。至少他在你手上的时候，你积极地救了，你不用担心他后面怎么样。」
不久后，好消息传来了。陶红接到车管所的通知，患者脱离了危险。又过了几天，她在新闻里见到了那位男士。她觉得又开心又神奇，「当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怎么都叫不醒的人，竟然在摄像机前笑着接受采访了。」
但陶红也承认，那天敢于上前，也是因为在车管所，现场有这么多人见证。事后，丈夫问她，如果在马路上，随便倒下了一个人，周围也没什么人，你会去救吗？陶红想了想，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她和王西富说起这件事，王西富先是说，很多公共场合工作人员遇到这样的事，第一反应都是询问现场有没有医护人员，但事实上，等到找到医护人员，一大部分时间已经被浪费了，这些基础的急救，普通人就应该掌握。随后，王西富称赞她，「你很了不起啊，这些人如果只靠我（医生），是救不活的，我为什么来为大家做培训，就是因为我救不活这些人，希望有更多人参与，以后我能救活他们。」
而在北京西站的这则新闻里，和AED同样可贵的，也包括那些普通地铁站务员的常识与勇气。
地铁站务员小孟说，大家当时都没来得及害怕，但也能看得出彼此的慌张，每个人「都在用力喊着什么」，「那种（紧急）情况下，大家好像都没想太多，没考虑用AED救不回人怎么办，甭管用什么方法，身边有什么材料，都先用上。」但后来，每个站务员都有些后怕，毕竟当时，那个男子和死亡如此接近，再后来，他们听说他还在ICU昏迷不醒，大家心里更紧张了。
事发后的一个多月中，张荻也一直记挂着北京西站的那位患者。那段时间，每次送新病人到电力医院时，他总会多问一句对方的情况。前几次他听说，患者还住在ICU，始终昏迷不醒，可能是大脑长时间缺氧造成的。他也愁眉紧锁。最近一次去，电力医院的人告诉他，病人已经痊愈，顺利出院了。他高兴得不行，他记得，那天刚好是晴天，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的心情都明媚了起来。
小孟比张荻更早得知这件事，他说，这位患者过几天可能还要来地铁站感谢他们，说这句话时，口罩挡着他的嘴，但通过那双眼睛，我看得到，他笑得很开心。
厂商负责人黄学群说，参与急救的人，真的无需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他反复对《人物》强调，「不是只要有机器所有人就都能救回来。也有可能放几次电，人还是救不回。」地铁公司的人也和黄学群说，他们看了当时站务员们救人的视频，也觉得他们很勇敢、很有胆魄。
对于这一次的「北京地铁AED救人事件」，王西富是感到欣慰的，但同时，他也希望救人的站务员可以再次复盘整个急救过程，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快、更好，「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起来用AED了吗，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想起来去拿？拿来AED后马上就用了吗，还是又犹豫了一小会儿？这些细节看起来很微小，但非常值得复盘。」王西富说，「这是最好的改进机会，如果不做（复盘），那会非常遗憾。」
但无论是王西富、张荻，还是黄学群，他们都说，作为北京的第一例地铁AED救人成功案例，这是一次罕见的急救成功案例，也是一次需要被鼓励的案例。
「只要救下一个人的生命，AED的布局就是值的。」在这则新闻的评论中，有网友如此写道——因为，生命无价。
（文中小孟为化名）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7-5 07: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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