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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不光是戒严解除,那年国民党中常会,蒋经国主持会议,首次坐轮椅到场。是年“双十节”,他上台致辞,前后只说了106个字。次年1月,蒋经国恶心呕吐,抢救无效,驾鹤西去。 在位时,蒋经国一直奉行“一个中国”,不愿做民族罪人,晚年开放了台胞探亲通道。惊闻其去世,中共专程发去吊唁。只是谁也没想到,历史在此埋下伏笔。
蒋经国在位时,“家族继承权利”一事便被搁置。蒋孝文有顽疾,蒋孝武因“江南命案”被遣往新加坡,蒋孝勇资历尚浅,也无心从政。 最终,李登辉依“法”继任。
「李登辉(岩里政男)的血志入伍书」 李登辉早年在日本留学,精神上自认是日本人,连名字都改过。他是学农业出身,回台后,复兴农业,被上层器重。靠着伪装,一步步做到高层。继任最高领导人后,李登辉头两年明面上继承蒋经国“遗志”,暗地里排斥宋美龄派,四处安插亲信,一步步掌控了最高领导权。1994年,终于露出獠牙,开始无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血缘,言称要带台湾这片“化外之地”开创新篇章。 1996年,台湾当局对大陆“紧缩外交”,开始制造“一中一台”。时至1999,李登辉对德国媒体直接抛出“两国论”,明目张胆搞“台独”。紧接着,他又造成国民党内分裂,迫使赵少康等人出走。随后,宋楚瑜遭其打压,脱党参选。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趁隙赢得大选。
国民党分裂,就此失势。 阿扁执政期,两岸关系继续恶化。 电影产业交流,彻底化作幻梦泡影。 而在两岸关系逐渐跌回冰点时,台湾的电影,也随之遭遇了一场“噩梦”。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悲情城市》“造的孽”。 所以日后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叫: “台湾电影是被侯、杨两个导演搞垮的。”
「《活着》的片头里,还有邱大佬的痕迹」
一切还得从1987年说起。 台湾解严后,外汇管制开放,新闻局取消外片配额。后为加入WTO,更是对外片大开门户。外来电影侵袭,加上本土商业电影没能找到突破口,导致了本土电影市场大面积滑坡。1987年,台湾电影年产量从120多部跌至85部。为刺激本土产量,新闻局廖处长去欧美找经验,回台后搞了个“辅导金”,为的就是提升台湾电影的质量和产量。 而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此计划颁布后,有一个明显倾向。那就是重点扶持那些能去国际上拿大奖的文艺电影。《悲情城市》的成功,对台湾是一种极好宣传。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输出,自然希望在国际上获得更高声誉。当年新闻局的公函里就明确指出,通过电影向国际宣传台湾,是最好的方式。 于是乎,“辅导金”多半倾向于侯孝贤、杨德昌那一类文艺电影,而对商业化、类型化的电影少做考量。这就导致大量学电影的人为了获得“辅导金”支持,投身文艺片。这些电影拍出来,台湾老百姓根本不爱看。 而那边,香港商业电影火热癫狂,深受市民喜爱。虽然在“辅导金”计划下,产生了李安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台湾市场却彻底失守。电影产量年年猛跌。
从1989年的103部,下降到1990年的82部,再跌至1991年的33部。时至1994,在台湾发行上映的本土制作只有29部。而与之竞争的港片,却多达137部。 后来连侯孝贤本人也感叹: “台湾现在连商业片都拍不出来了,大家还拼命在拍参展片。” 本土创作匮乏,台湾投资人只能去香港砸钱,再搬回台湾卖。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态度始终不明朗,对于两岸电影合作态度摇摆不定。1988年允许电影出现大陆景观,上映时却被剪得乱七八糟。关于两岸演员、导演的合作,一直多加干预。所以邱大佬才跑去香港设了分公司。而后,邱大佬致力于两岸电影交流,希望拓宽环境,却又被李登辉搞死。 至此,台湾本土电影成了一片完全封闭的、很多年轻文艺导演靠“辅导金”出头的实验田。新出的作品,越发脱离群众趣味。 拿戴锦华的话说就是: “台湾电影工业早已经崩盘,长期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台湾电影90%都是辅导金电影,都是在政府的文化扶植下出现的。” 「台湾本土制作的惨淡数据,引自北电学报」
在美片、港片大肆入侵下,时至2001,台湾仅拍了十几部影片。这些影片的票房,只占了台湾地区电影市场的不足1%。至于后来魏德圣拿500万“辅导金”拍《海角七号》博得了5.3亿元票房,成为台湾60年来最卖座的华语片。那都是“辅导金”频频改制的结果了。 如果没有当时李登辉一闹腾,随着“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的历史步伐,以邱老板为首的投资人如果能给两岸电影文化交流架起一座更深远的桥梁,台湾电影说不定能获得一线起死回生的生机。毕竟在1996年,韩三平领导下的中影已严重意识到商业电影的重要性。 然而,两岸关系一恶化,邱大佬心也凉了。 转身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电视上。
「最右边这位,就是邱复生」 1996年,邱大佬和TVB合办的电视台开设TVBS-G频道。华视著名主持张小燕做总监,顺便把一位撰稿青年邀来。
并为他开了人生第一档节目。 那档节目,叫做《翻书触电王》。 那位青年,就是学电影的蔡康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