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人各有命，用在那英和杨钰莹身上是再确切不过。两个人都是天赋型选手，杨钰莹的声线和音色自不用多说，那英的嗓音也几乎是华语乐坛独一份，连她自己都感慨过，我妈怎么生出我这么一声音。
即便是都有天赋，可那英和杨钰莹的初期命运是天差地别的，当然，后期的命运也呈现着戏剧般的交错。杨钰莹从小就过着“小公主”般的生活，虽说父亲早亡，母亲要一个人养大两个孩子，生活不易。可母亲熊永红思想开明，支持杨钰莹的兴趣爱好，一直省出钱来供她在少年宫学习唱歌。童年杨钰莹长得漂亮可爱，嗓音清澈，小小年纪就有星相，是少年宫里的“小明星”。
杨钰莹一路得到了较好的音乐培养，也没怎么受过波折，15岁考入南昌师范学院，毕业后又顺利进入江西歌舞团，以绝对优势成为团里的主力演员。
▲江西歌舞团时期。照片虽然画质较渣，可一眼就能看到形象气质突出的杨钰莹（下排最左）。▲80年代末江西省歌舞团到中山演出时的合影，杨钰莹（倒数第二排正中间穿蓝色上衣者）当年18岁，前排穿深绿色套装的是歌手朱含芳，她和杨钰莹一样，后来也到了广州发展，师从于同一个老师吴颂今。杨钰莹一直在江西成长、发展，后来之所以南下广州，是遇到了生命里第一个贵人吴颂今。词曲作家吴颂今也是江西人，七十年代他有一首成名作叫《井冈山下种南瓜》，这首代表江西的歌是少年宫里的孩子们必唱曲目，杨钰莹也是一路唱着长大，并且深得吴颂今的喜爱。八九十年代，广州深圳是南方热土，改革开放之地，很多内地有才华有想法的人都想到这块神奇的地方来闯荡一番，成就自己，那时放弃固定工作靠自己闯荡的人有个专有名词叫“下海”，是人们眼中最勇敢的人。吴颂今曾经是江西省音协《心声歌刊》和《心声词报》的副主编，后来他放弃稳定的工作，去广州闯天下，成了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的音乐编辑。彼时港台流行歌曲已经呈风靡之势，吴颂今也想打造一批“大众化、市场化”的流行歌，他第一个想到了江西的“小乡党”杨钰莹，几经说服，带着她一起来到广州。
可以说，杨钰莹从成长到出道初期，都是顺顺利利的，这有赖于她出挑的形象和天赋异禀的嗓音。签约给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之后，吴颂今接受采访时说他几乎是倾尽全力培养她。
吴曾经回忆，当年和作曲家韩乘光、录音师陈珞，对杨钰莹进行了“三堂会审”式的突击打磨，反复修改曲子，反复磨炼唱腔，这才有了随后惊艳问世的《风含情水含笑》《茶山情歌》等作品。
而那英也是那个年代南下到广州闯世界的女歌手，但广州没有给那英太多的机会。
据说当年她来广州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明明她唱得最好，却没有得到第一，当年的广州有新鲜事物，歌手们挣钱和表演的地方是音乐茶座，著名的有“卜通100”，当年那英就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驻唱过，很多年以后，那英来广州开演唱会感慨地说自己在广州住过几年，甚至还会说广东话，台下有许多当年的朋友，所以她很紧张云云。
广州没有给那英太多机会，她在广州事业感情都算不上得意，可见人和地域是有缘份了，但总的来说，那英的人生属于先苦后甜那种，她的整个人生的前半段，更像是一路“散养”起来的野丫头。
那英出生于辽宁沈阳，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那辛。父母对姐妹俩呈粗暴养育模式。那英后来回忆，说爹妈对姐俩动辄打骂，导致她现在也不自觉地对两个孩子经常唠叨、没耐心。
那英虽然喜欢音乐，家里却没条件对她系统的培养。她曾说童年时期的爱好，“不是骑猪就是骑驴”。
家里很穷，要辛苦攒钱一年才能做一身新衣服，留在过年那一天穿。
但由于嗓音条件好，那英在辽宁少年广播合唱团担任过童声领唱，后来连考三次才考上了沈阳歌舞团。虽然进了大单位，却不起眼，一直是伴唱。
但那段时间她开始模仿苏芮，经常有机会上台表演苏芮的歌。
▲2018年，苏芮得到第二十九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那英和苏芮同框，她一直表现得很敬重说是崇拜苏芮也不为过，毕竟当年她是靠唱她的歌起步的，这叫不忘初心。那英也有一个恩师，是人称“流行音乐教母”的谷建芬。据谷建芬透露，当年“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向她推荐那英，但“寄过来的带子音响不好，也没什么感觉”，后来看到那英在“阳光杯通俗歌曲大赛”中获了奖，才收她为徒。得知自己被大名鼎鼎的谷建芬收为徒弟，那英曾激动地跪下。同样有恩师，相比起吴颂今对杨钰莹的倾力打造，谷建芬对那英不算偏爱。一是因为谷建芬自始至终都不喜欢那英的嗓音。在那个年代，没人能欣赏“烟嗓”，在谷建芬看来这是“大白嗓”，“没有韵味”。
二是谷建芬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得意弟子，就是名满全国的毛阿敏。
当那英还在沈阳歌舞团里浮浮沉沉时，谷建芬已经为毛阿敏量身打造了《绿叶对根的情谊》《思念》等歌，一唱而红，那时毛阿敏已经是中国最知名的女歌手。
在毛阿敏的强大光环之下，那英尽管拜进了谷建芬的师门，却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她只是不断地以各种艺名来翻唱苏芮的歌曲，或是帮毛阿敏唱小样，并未得到谷建芬的重视。后来那英承认，那段时间“对老师发过脾气”，觉得自己是“伺候毛阿敏”的。
谷建芬也不掩饰自己的偏爱，直到现在，她依然更喜欢毛阿敏。
所以当时那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基本上属于无法突围。
从小环境来看，有师姐毛阿敏全方位的压制，她哪里都比不上毛阿敏，老师不喜欢，仿佛没有出头的机会。要知道，那英一直等到了1997年，才真正有了一首谷建芬写的歌《青青世界》。当时的国内歌坛最为推崇毛阿敏式的“大气、端庄、高亢”风格，那代表着正统和主流。那英的嗓音显然驾驭不了这种风格。
▲1992年TVB的台庆晚会，毛阿敏作为压轴出场，演唱了一曲《渴望》。这也是内地流行音乐的最高水准和香港乐坛的一次交锋。
从大环境来看，广州的流行音乐一马当先，北京的这群歌手又比不上广州的歌手。以杨钰莹、毛宁为代表的“南国歌手”是名副其实的市场与大众的宠儿。当时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位置，与香港离得近，当大多数国人还对“爱情”这个字眼讳莫如深的时候，广州歌手已经率先踢开了思想包袱。林依轮唱着《爱情鸟》，而杨钰莹和毛宁这一对歌坛CP也唱起了《心雨》这种歌。
爱情小调对于刚刚启智的普罗大众的冲击力是极其震撼的，不仅仅因为杨钰莹和毛宁在MV中搂搂抱抱、极尽缠绵，让群众们开了眼；更因为歌曲本身传递出的爱情观。《心雨》中的一句歌词：“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放在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思想冲力。很难想象当时保守传统的中国人，会允许、甚至歌颂一个即将为人妻的女人在新婚前夜还思恋着旧情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广州歌坛引领了九十年代“解放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
相比之下，北京的歌手们还在弯弯绕绕，在遣词造句上下了大功夫，既想“大众、流行”，唱抒情歌，又要极力避开男女之情，仿佛那是搬不上台面的事情。
杨钰莹势不可挡地成为了内地听众最喜爱的流行音乐女歌手，在港台的刘德华、林忆莲、周华健、叶倩文等人的合力围剿之下，她的唱片销量仍然是非常瞩目的。当年中央台有一个很有趣的节目叫《旋转舞台》，基本上就是流行音乐和文艺领域的风向标，它不是高高在上的，风格贴地，是观众们真正爱看的节目。
当年，哪个歌手要是能上《旋转舞台》，就代表他\她既被主流认可，又被市场接受。杨钰莹上过三次，每一次都很隆重，第一次亮相时还有表演前的访谈环节，这是一般的歌手所没有的待遇。
而毛阿敏也是《旋转舞台》的常客，她甚至在这个舞台上唱过音乐剧，戴着猫耳朵，黏着拙劣的猫胡子，感觉像是唱腻了主旋律，要在这里过过瘾。
还和蔡国庆配音过一段《叶塞尼亚》，是那个年代的《声临其境》啊。
她也上过《旋转舞台》，只不过是以“蔡国庆的配唱”这个身份。当时蔡国庆已经凭《北京的桥》成为全国观众心中的“小鲜肉”，可那英却没那么大名气。
更恼火的是，在这次表演中，蔡国庆拥有了很多特写和近镜头，可到了那英演唱的时候，镜头全是很小很远的，就像是电脑屏保的样子弹过来弹过去，几乎看不清她的脸，这也是让那英很多年都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来广州唱过几年歌的那英，正是她人生中无论是情感还是事业都郁郁不得志的那几年里，但那几年，又正是杨钰莹春风得意的巅峰时刻。而两个人的歌路也不一样，那英组过乐队，唱过摇滚，而摇滚乐对于甜歌本能的就有些不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九十年代的流行乐坛，广州歌坛因为靠近香港，变得领风气之先，代表人物是杨钰莹、毛宁、张咪（关于这位的故事大家这里可回顾），北京歌手处于下风。那时北京歌手又暗戳戳地羡慕广州歌手的洋气和先锋，但也不服气广州的过份商业的口水，而广州歌手也略有点瞧不上北京歌手的土和陈旧。当时，谁要是穿衣打扮像是“从广州来的”，那也是让人高看一眼的。
▲蔡国庆曾说，那英年轻时很喜欢模仿广州时髦客的样子，穿绸缎裙，戴帽子。
本山大叔都讲过了，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这股风吹得非常快，广州的洋气和先锋很快就感染到了内地。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内地流行音乐进入井喷式发展，广州的音乐圈不复当年的辉煌，它不再是领头羊了，大家都开窍了，唱爱情，唱相思，唱男女缠绵，都没在怕了。而北京由于首都和媒体的优势，很快成为文化和艺术中心，世易时移，很多广州歌手纷纷北上求发展。
杨钰莹虽然还是一代“甜歌皇后”，也在不断地发歌，可戏剧性的是，她和那英的位置似乎悄悄变了。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2-7 10: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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