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森本祥司开始在推特上出租“什么也不做的自己”,让无所事事有了合理名义和用武之地。
活了35年,森本祥司发现自己最擅长的还是“什么也不做”。显然,这个时间还不算太晚。
大阪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出版社做过编辑,也尝试过自由职业,但每份工作都坚持不了多久。
和很多厌倦上班的人一样,他坦承自己不大适合工作,也难以适应“日复一日见同一群人、做同一件事”的职场身份,于是自然地转向了“也许自己适合什么都不做”的想法——但这个看似轻率的结论,并未走向一个消沉的结局。
△“一个人去会尴尬的店、凑齐游戏的人数、去赏樱的地方占位子,在只需要凑一个人的情况下,请使用这项服务。”森本祥司号称“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却由此获得关注。
尤其是在SNS上发现以“职业被请客”为生的博主中岛太一之后,森本反问自己:人不工作、不赚钱是活不下去的,但如果不拘泥于社会常识,什么都不做,能照样活下去吗?
一方面怀着实验的心态,一方面顺应自己不想工作的心意,2018年6月,他开始在推特上出租“什么也不做的自己”,让无所事事有了合理名义和用武之地。
如今,森本在推特上有26万粉丝,他的业务公告这样写道:“您只需支付1万日元、国分寺站的交通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餐饮杂费即可。但除了喝酒和简单的应答,我什么都不做。”
△森本祥司在推特发表的业务公告/twitter
接受NHK《纪实72小时》节目组采访后,森本和他的出租业务瞬间成为社会话题,并在两年内书籍化、漫画化。今年春天,东京电视台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短剧《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也随之播出。
陪同做痔疮手术、旁听法庭审判、等待公布医生资格考试结果、凑齐打牌的人数、帮忙到赏樱的地方占位子……在只需凑一个人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森本的这项服务。
△见过森本后,这位大叔受到启发,想做“什么都做的出租先生”。/《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剧照
东京“树洞”
迄今为止,森本收到了一万多单委托请求,但实际受理的只有两三千单。
“直觉上这个单子可以‘什么都不做’,我就接,不行就拒绝。类似‘能不能帮我买某件东西’的跑腿请求,我一般都推掉。不过,判断标准还是比较任性,全凭心情。”
△在东京工作5年、即将离职回老家的女孩,希望森本陪她度过在东京的最后一天。/《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剧照
最初在推特发出租广告时,森本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委托。甚至有那种吓他一跳的:“有个客户想让我听他讲‘杀过一个人的经历’,因为不能告诉别人,他憋得实在难受。还有客户说他以前是某个宗教组织的信徒,但这个组织被社会强烈批判,他想让我听听他的想法。”
他也观察到这两年间邀约的变化:从一些无足轻重的委托——比如陪客户吃饭、排队,到更实用的委托——类似陪着逃班、打扫房间卫生,后来更私密的委托也多了起来,例如“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只想说给你听。”森本也因此充当了东京人秘密与情感的泄洪出口。
△“出租先生”自称是“什么都不做的人”/《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剧照
于是,无可避免地,森本会撞上客户的“人生重要时刻”。他接到过“请与我一起提交离婚申请”的请求,一位女士想让他见证“脱离夫姓,重新拥有自己的原本姓名和全新生活”的瞬间。
还有一次,他遇上“想知道丈夫出轨短信真伪”的委托人,也就跟着目睹了一场伤心:委托人在看到决定性证据的那一刻,立即将自己的脸埋进手掌里。
疫情期间,涌向森本的委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请听我说”的请求。有人发私信给他:“我超喜欢的偶像演了个超无聊的剧,你可不可以给电视台打个视频电话说一下,我旁观?”
还有很多来自医疗工作者和药店店员的委托,“因为抗疫太疲惫了,想让我听他们倒倒苦水”。
△委托人喜欢向“出租先生”诉苦/《什么都不做的出租先生》剧照
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委托人心情沉重。
有些人在职业感染风险高、工作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时还担负着保密义务,因此不能向森本倾诉具体细节,“与其说是分享工作内容,不如说更像希望表达心情的委托”。
另外,例如干洗店的工作,虽然不属于高风险职业,也有不安的从业人员联系他。“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充满恐惧地工作,但因为不是停业补偿的对象,所以还在继续营业。”
反之,也有人倾诉“多亏了疫情,人生才变得快乐”。已经停课的一位老师告诉森本:“一直以来都负责学校事务,照顾学生的工作让我不知所措。学校关闭以后,我有了私人时间,现在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
不能对相熟亲友言说、不能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很多心情,都汇聚到森本这个东京“树洞”里。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私信森本,询问他是否方便接受采访,森本秒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