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厂的两条人命，价钱怎么差了两倍丨人间

源济

同工厂的两条人命，价钱怎么差了两倍丨人间

原创 知行 人间theLivings 2020-09-02

我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人命纠纷，没想到后面还这么多弯弯绕。但话又说回来，也许就是因为有后面的这些弯弯绕，人命的“价值”才会有所不同吧。

配图 |《无名之辈》剧照

1

2008年，我还是个实习律师。10月底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整理案卷，主管突然喊我，让我去协助黄律师处理一件新案子。

黄律师是我们律所的精英，他细长脸，戴眼镜，又瘦又高，白面书生的模样，虽然才28岁，就已经办理过多件大案要案，颇得主任的重视，江湖人送外号“京城第一黄律”——虽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说明了同行们对他能力的认可。

这次派黄律师出马，说明案子不同寻常。我欣喜地背上书包，跟着黄律师走向了一辆黑色的奥迪。

“嚯，这俩律师够年轻的。”随车来的一位大叔说。此人国字脸，腮帮子有些肿，眼袋也有些大，一边搓手一边招呼我们上车聊。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坐定后，大叔就变得愁眉不展的。他自我介绍姓宋，是山东某国营工厂的工会主席，“最近不知怎么了，走背字，工厂里两天之内连死两人。”

宋主席说，这两名死者平时互相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关联，但他们死后，家属却不约而同采取了同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闹”。他在工厂外面被村民包围，在工厂里面被家属骚扰，到后来索性也不回家了，每天吃住都在厂子的大会议室里。死者家属们过来就接待，听他们的诉求，再安慰、反复说车轱辘话，但只要一说到钱，调解就结成了死扣——工厂的赔偿方案与死者家属的想法差距过大。

事情陷入了僵局，因为两个死者家属多次聚众闹事，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宋主席跟厂长思前想后，最终决定从北京请律师，用法律武器维权。

黄律师打断了宋主席的絮叨，问起两起事故的详细经过，想先判断一下工厂到底有没有责任。宋主席回答之前，先叹了口气。

这家工厂是一家生产型企业，日常生产需要用大量的煤，所以专门为运煤的火车修了条铁路。这条通往工厂的铁路要从一座公路桥下穿过，10月中旬的一天，一名老人摇摇晃晃地溜达到公路桥边，可能是想在路边的墩子上躺一躺，休息一下，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下去。

公路桥距离下面的铁轨大概有5米多高，老人当场死亡，桥边的监控探头拍下了整个过程，后来老人被人发现拉到医院，诊断报告提到他体内的酒精含量较高。

听到这里，黄律师觉得老人自身的责任更大，而且有监控录像做证据，工厂即使有责任也很有限，不需要赔很多钱。

可宋主席苦笑着说：“单说这个事儿吧，我们厂也觉得自身没啥责任。但这个死者的身份我们是真惹不起啊——他是我们厂隔壁村村长的父亲。”

这家国营工厂建厂较早，当时征用了隔壁村的一部分土地，需要按期向村里交钱。村长就借这一层向厂长提要求，让他给自己的父亲谋个差事——其实就是变相地要钱。

工厂想在这里安稳生产，就得维护周边的各种关系，于是厂长就安排村长父亲负责巡查那条运煤的铁路，这并不是什么正式岗位，也没指着老头能做什么，其实就是白给一份工资。

出事的时候，正是村长父亲上班的时间，按规定是不能喝酒的，但村长才不管这么多，和他的几个兄弟带领着村民围厂闹事，前几天还试图冲击厂区，得亏厂里有部分生产经营区域是由武警把守的，才没让他们闯进去酿成大祸。

让厂长和宋主席始料未及的是，村长父亲醉酒摔死这件事还没摆平，厂里的一个职工小王又出事了。

那天中午，小王在厂里转来转去，最后走进了“职工之家”。当时职工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图书阅览室、影音室都锁着门，只有健身房的门开着。小王进去之后，摸摸这个器械，捅捅那个器械，最后不知是怎么想的，躺在杠铃底下做卧推。杠铃很沉，举起来并不容易，在平时，一个人要推举，一旁还得有人保护。

瘦弱的小王刚把杠铃举起来，随即胳膊一软，杠铃就压在了脖子上。当时健身房里没有别人，小王一开始还在挣扎，后来就渐渐不动了，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被前来锻炼的职工发现。

小王的老婆是厂里的职工，丈夫死了，她就每天找宋主席要说法，有时还半夜在宋主席家门口一边哭一边烧纸钱，弄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此外，小王的老婆还找了些小痞子帮忙施压，每每见到宋主席，她负责哭诉，小痞子们就在一旁秀肌肉。

因为这两起意外事故，整个工厂“腹背受敌”。每天，厂长出入厂区，屁股后面总跟着一连串哭声，为此厂长批评了宋主席好几回，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否则就把你下放到生产一线铲煤去”。

宋主席说完又叹了口气，黄律师和我对视一眼，知道这件事情麻烦了。

2

到达工厂已是傍晚，天色渐渐昏暗下来，远远就看到工厂连排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规模确实挺大。再近一些，就能看到宽敞的大门口满地都是散落的白布、纸钱和花圈，还有一群披麻戴孝的人坐在马路牙子上吃饭喝酒。

车子越开越近，宋主席突然猛地把身子一矮，藏到了座位底下，我和黄律师吓了一跳，宋主席侧着头解释：“我得躲一下，否则这帮人看到我就该把车围住了。”

司机一脚油门，车迅速冲进工厂。

我和黄律师安顿下来，就立即开始分析案情。其实关于处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相对简单的，因为赔偿项目、赔偿标准，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只要按照计算公式算数就行。但关键问题是，这两起案子，家属都不愿走法律程序，也不打算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只能靠谈判。

那天晚上，我俩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算出两起案件的赔偿金额都不高，这在无形中又增加了谈判难度。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和厂长、宋主席一起开了个短会，厂长并没有听完我们详细的报告，就直接全权授权我们与死者家属谈判，要求尽快解决这两起纠纷——工厂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如果久拖未决，有可能会被定义为“生产安全事故”，这对工厂的影响太大了。

厂长还交代我们，来年工厂还计划要扩大生产规模，还要从隔壁村征地，所以村长父亲的事情必须妥善处理好。最后，他坚定地说：“既不能无条件满足对方的无理要求，也要考虑一些人道主义精神。你们去做吧，把握好度！”

谈判在当天上午正式开始。我和黄律师快速讨论了一下，决定从最难处着手，先与村长一家见面。

为了避免人多嘴杂，同时也怕人多局面难以控制，我们提前沟通，要求对方来谈判的代表不超过3人，且必须是能做主的人。不一会儿，村长、村长弟弟和村里的一名长者就进了会议室。

村长五短身材，脸庞黝黑，小眼睛总在快速地眨动，精明干练中透着一丝狡黠。落座后，宋主席开始介绍，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律师，村长仔细地盯了我们一眼，又舔了舔嘴唇。

介绍完我们，宋主席就不再说话了，全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黄律师的身上。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黄律师才开口，他先请村长节哀：“令尊的事情也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件事。这也是我们专程从北京过来的目的。接下来我先向各位介绍下法律相关规定……”

这时，村长打断了他的话：“黄律师，你也甭说那么多了，直接告诉俺们厂里打算赔多少钱吧！”

黄律师看了一眼宋主席，说厂里打算赔付的金额是12万左右。村长一下子站了起来，喊道：“咋？才12万？俺爹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老二，走，该给咱爹烧纸去了！”说罢，村长和他弟弟转身离开了会议室，留下我和黄律师面面相觑。

之前，宋主席和家属谈判的时候，村长一家报过价码。一开始他们要120万，后来降到110万，就再也谈不动了。

“又是这样，根本没法谈。”宋主席躬身给村里的那位长者递了杯水，“老人家，您作为长辈，劝劝村长，这件事折腾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老人抿了口水，慢悠悠地说，村长家在村里是大户，自己过来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话：“你们还是再好好琢磨下，反正现在农闲，村里没什么活儿，村里人在哪待着不是待着？耗下去影响的只能是你们。”

这时候，窗外的哭声逐渐变大，黄律师叹了口气：“叫小王的家属进来吧。”

3

早就听宋主席说，小王的老婆小张是本厂的“厂花”。她进会议室的时候，我们都仔细地看，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大眼睛，穿了一身白裙，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

小王的死对小张影响好像并不大，虽然她满脸都是泪水，但并不显憔悴，而且我注意到，她虽然没化妆，穿得也很素净，但首饰戴得十分齐全——项链、耳环、戒指样样不落。

一个男人跟在小张身边，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胳膊上还有文身，说自己是小张的哥哥。宋主席听了“哼”了一声，然后向对方介绍我和黄律师。

与跟村长一家见面时不同，宋主席介绍完之后并没有沉默，而是指责起小张来：“你对你男人平时怎么样，厂里人都知道。你不让小王吃饭，打小王，还把他赶出家门，你看看人都成啥样了？我作为工会主席，完全可以代表组织告你虐待！现在小王死了，你还好意思来找厂里要钱？完全不讲道理啊！”

宋主席曾跟我们说过，“小王简直就是全厂最窝囊的男人”——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在厂里特别没有存在感，平时跟谁说三句话都会脸红，越到最后声音越小，有时跟女同事说话，还会落荒而逃。以前有人想着捉弄小王一下，但几次试探之后，觉得索然无味，渐渐地就没人愿意再搭理他了。

但谁也没想到，小王这样的人竟然娶到了“厂花”。

他们婚后没多久，小张生了个闺女，厂里的人都说这孩子不是小王的。小张生完孩子，也不像愿意好好过日子的样子，平时既不管孩子，也不管丈夫，总是打骂小王，还动不动就将他赶出家门。小王没地方可去，只好在厂里四处游荡，厂里的人都看到过他游荡的身影。

宋主席不喜欢小张，觉得她为人不本分，但为了让小王生活得好一点，他曾经给他们夫妻做过思想工作。

那次，小王站在旁边一声不吭，低头瞅着地面；小张则抱怨连连，说小王不争气、不上进，搞得一家人几年买不了新衣服，孩子连肉都吃不上。她让宋主席多多照顾他们一家：“没事儿多发发福利啥的，省得大人孩子缺吃少穿，过的日子不像日子，最好再给我们涨涨工资，改善下住房……”

宋主席吃了瘪，无话可说。

这次谈判，小张倒收起了那一张利嘴，不说话，就在那低头抹眼泪。她哥哥先开了口：“宋主席，你讲话可要负责任。健身房该锁门的时候没锁门，又没人看着，我妹夫死在健身房里，工厂就有责任。你们让我妹妹以后怎么过？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难呐，你是工会主席，难道不该关心员工的后续生活吗？怎么还教训起来了？这不合适吧。”

宋主席一时语塞，黄律师见状接过话茬，先给小张和她哥哥介绍了相关法律规定和金额计算公式，然后说：“这样算下来，工厂的赔偿金额大概是10万。此外，作为厂里的职工，其他该有的福利待遇厂里也会一并给到你们。小张还年轻，有劳动能力，也不可能指着这笔赔偿过一辈子不是？”

小张继续沉默，她哥哥先不乐意了：“才10万？那个农村老头你们还打算赔12万，我们年纪轻轻的大活人没了，必须100万！少一分都不行。那个村长我知道，他们要110万，我们可以降10万，把钱给我们，我们马上火化发送，再不找你们的麻烦。”

我们刚给村长一家报了赔偿方案，小张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具体的赔偿金额，很明显，两家人已经结成了“联盟”。

窗外，村长家人的哭声还在持续，小张坐在屋里也哭了起来，我和黄律师看了看宋主席，他斩钉截铁地说：“100万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家的情况跟那个村长家的情况也不同，没有可比性。”

谈不拢，小张和她哥哥也拂袖而去。宋主席直接开骂：“什么哥哥，就是她的姘头！仗着手底下有些小痞子，裹着一起闹。小王一死，这更加明目张胆了。”

黄律师想了想，就问小王是否还有其他直系亲属可以谈谈，宋主席说，小王的父亲还在，但人已经老糊涂了，“平时也是被儿媳妇欺负得不行，指不上”。

黄律师提醒宋主席，小王的父亲也是权利人之一，不能只让小张出面谈，否则即使问题解决了，对工厂来说也有潜在的风险。

宋主席一拍大腿：“那好，晚上我带你们去看看他父亲，你们可以聊聊试试。”

4

“王老爷子也是不容易，就这么一个窝囊儿子，还没留住。”晚上，宋主席拎着一袋米和一桶油，边走边说，“正好工会有些慰问品，我拿给他。”

几天相处下来，我觉得宋主席这个人算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厂里的事儿不分大小他都要管，心里爱护职工，但言语里总有一股恨铁不成钢的劲儿。

说话间，我们就到了小王的父亲家，没想到小张竟然也在。看来我们想到的，小张早就想到了，而且抢先一步来做了思想工作，一家人团结起来要钱。

看到我们，小张又开始抹泪，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老头，他拄着拐，冲我们大喊：“我儿子没了，工厂得管我，具体事情就按我儿媳妇说的办，你们别欺负我们家里没人！我也是厂里的老职工了，小宋，你别以为当了官就可以欺负我们！”

宋主席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放下米和油：“老王，你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这还给你拎了米和油过来，厂里不会不管你，但你们不能无理取闹啊。小王现在还在太平间里躺着，你们也不管啊？”

“我们没钱！”小王的父亲挥舞着拐杖，“厂里不给钱，我们没钱处理后事。”

虽然小王的父亲情绪激动，但黄律师还是想跟他讲讲赔偿方案。宋主席见势不对，连忙拉着我们往外走，老王跟在后面不依不饶地叫喊，压根不听律师说了什么。

这一天的谈判结束了，晚上，我和黄律师在房间里愁眉不展。黄律师反过来问我这个实习的：“小林，我们跟他们讲法律，他们跟我们耍无赖，这可咋整？”

我苦笑，说也许再耗一耗，对方耗不起了就好谈了。黄律师觉得光耗着也不是办法，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山东，律所里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琢磨着再等两天看看情况，不行咱们就先回北京！”

没想到，我俩在山东一待就是两个礼拜，天气由暖转凉，连换洗的衣物都是现买的。这中间我们又跟两边家属谈了几次，讲法律、讲感情、唠家常、聊未来，但统统不好使，每次都弄得不欢而散。甚至有一次，我们跟村长再次谈崩，村长直接冲出会议室，试图指挥村民冲击厂区，但因有武警把守，只得作罢。

时间久了，厂长颇有微词，当着我们的面对宋主席说：“这从北京请了律师也没啥用啊！老宋啊，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事要再拖下去，别说你了，我这厂长也当不了了。”

那是我们到山东的第17天，我一早起床，看到黄律师红着眼坐在床边，桌上的烟灰缸里全是烟头，旁边的本子上胡乱写了很多字。他可能一夜都没有睡。

我劝他别太折磨自己，这案子办到这种程度，也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毕竟我们只是协助给当事人出意见，不是替领导做决策的，使不上劲，（律所）主任会理解我们的。

“小林，我想再谈一次，要还是不行咱们就撤。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奶奶的，再拼一次！”黄律师狠狠地说。

这次见面，只有村长一个人来，他满眼血丝，想必这段时间也很难熬——亲爹去世，儿子为了多要钱，后事一直没料理——山东人特别讲“礼”，这种行为在农村已经足够让人戳他的脊梁骨了；他组织全村村民来厂区闹事，听说已经被乡长、书记约谈了，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在厂区门口静坐是违法的，他的指挥渐渐乏力……

我们还没张口，村长抢先说道：“二位是从北京来的律师，是明事理的。俺家这个事情，说实话，打一开始就没想要打官司。俺们也打听过，知道这事俺们不占理，你们不赔钱都能行。但你们想，俺大小是个村长，如果跟其他人一样就这么的了，以后俺在村里说话还能好使？”

“俺跟你们厂长也有交情，知道你们以后还要用俺们村的地，所以这次的事咱们不讲法，就论理！你们也别拿之前的赔偿方案讲了，肯定不可能。大不了俺最后不当这个村长了，豁出去来跟你们闹！”村长越讲越激动，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水，“俺们不是图钱，俺们争的就是个理！”

黄律师安慰他，说自己会跟厂长汇报的，争取更新一版赔偿方案，但这期间，希望村长能管好村民，否则事情搞大了，双方都不好收场。不过他也没有把话说满：“如果最后还是谈不成，那只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感觉黄律师这次说话跟之前似乎有些不一样，但具体哪儿不一样，我又说不出来。送村长离开的时候，我分明看到黄律师微微笑了一下。

宋主席问要不要继续约小张谈谈，黄律师说不必了，他要马上见厂长，“看看能不能先把村长的事情解决了，解决了村长的事情，那个小张的事好解决！”

5

那天，黄律师跟厂长讲了什么，我不知道，宋主席也不知道。只知道会后，黄律师让我马上起草和解协议，他言语之间，带着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赔30万，家属承诺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再不追究厂里的任何责任！”

“啊？那村长能同意吗？这离110万还差得远着呢啊！”

黄律师手一挥：“村长一定会同意，不信你就看！”

当天晚上，村长带着相关亲属来到一家酒店里，集体签署了这份和解协议。签协议的时候，村长与宋主席和黄律师谈笑风生，其他家属也没有很悲伤的感觉，可能是这件事情终于得以解决，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协议签完，厂里也很痛快，把30万现金装了半提兜，直接给了出去。这时厂长也来了，这是村长父亲出事后，他第一次与村长见面。事情办妥，他俩走到走廊尽头说了好一会儿话，最后握手告别。许是我的错觉，我竟然看到村长的脸上荡漾着笑意。

第二天一大早，工厂前后门一个静坐的村民都没有了，所有的丧葬用品都不见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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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的事情处理完，我问黄律师小张那边打算怎么解决。黄律师说：“你看着吧，很快她就要约我们聊了，有人该着急了。”

说来也巧，黄律师话音刚落，宋主席就收到了小张发来的短信，主动提出要再谈一下小王的赔偿事宜。宋主席问黄律师怎么办，黄律师说：“这样，你按我的方案这么安排……”

那天傍晚，小张跟她“哥哥”一起来到酒店，两人一进门，最先看到的是摆在桌子上的，一沓一沓的10万元现金。在2008年，10万元的现金摊了一桌子，还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

“你们什么意思？只赔这些钱？”小张“哥哥”率先发话，“听说你们给村长赔了几十万，欺负我们家里没人是不是？”

黄律师说一码事归一码事，厂里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决定给小王的家人10万元补偿金，钱都放在这里了，同意的话就签协议拿走。不同意的话，厂里不会再谈了：“你们去走法律程序，最后法院判赔多少厂里都认。如果闹事，直接报警。”

黄律师让他俩好好考虑，又跟小张“哥哥”说，他既不是小王的直系亲属，也没有授权委托书，厂里没义务跟他直接对话，行还是不行，要小张来说。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同意吧，同意吧，同意了我就可以回家了……”

过了几分钟，小张吐了口气：“行，我签。厂里就会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也实在没精力折腾了，这些天孩子都没正经吃饭。”

“之前也没见你管过小孩啊。”宋主席忍不住在一旁嘲讽。黄律师拉了他一把，开始张罗起草协议，并要求小张和小王的父亲都得签字。

“老头还用签吗？我代签了得了。”小张说。

黄律师说不行，老人也是权利人，都要签。小张看了她“哥哥”一眼，答应了，说一会儿她去做做老头的工作。

我们拟好协议，宋主席跟着小张一起去找小王的父亲，据说签字前老人问小张，这钱给他分多少。

“爸，等拿到钱，给您8万，我和孩子留2万，我还年轻还能挣钱。您签了字，厂里马上就发钱！”小张说。

6

两件案子都顺利解决了，我和黄律师回北京之前，厂长又专门跟我们见了一面，大大地称赞了一番我们，又重点夸赞黄律师“年轻有为，为厂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云云。

在火车上，黄律师接到了宋主席打来的电话，宋主席开玩笑说，自己终于不用去生产线上铲煤了。此外，他还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小张的事儿还没完。

那天小王的父亲签完了协议，小张跟她“哥哥”就从宋主席那里领走了10万块钱。看着小张的背影，宋主席还跟周围的人感慨：“老王和孩子以后要遭罪了，肯定是没人管了，这钱不定便宜谁了。”

半夜，宋主席被电话吵醒，小张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喊道：“钱，钱都被那个王八蛋拿走了，说是兄弟们不能白出力，得拿点儿辛苦费，这边老头还堵着跟我要钱，宋哥我该怎么办啊？”

宋主席说他当时觉得特解气，喊了回去：“管不了，你自己家的事情自己处理，之前怎么劝你的？不行你就报警吧！”

挂了电话，黄律师先是和我感叹了一番。

借着这个当口，我就问起他那天到底给厂长出了什么主意，这么轻易就处理了村长父亲的事，“最后到底是咋解决的啊？”

黄律师先喝了口水，向我娓娓道来。

最后一次谈话，村长其实也快顶不住了。黄律师发觉，这个村长很精明，父亲出事后，他第一时间就找了几个律师咨询过，知道自己打官司拿到的钱极其有限，而且再跟家里的兄弟姊妹分，最后就是白忙活，也不落好。

村长提起了“工厂扩建”这件事，联想起之前厂长对我们特别的交代，黄律师就猜，村长的真实意图是想抓住这个时机跟工厂谈未来的合作——对于他父亲的死，工厂总归心存愧疚，同时村民的包围又让工厂压力倍增，借此机会提要求，肯定要比正常情况下要容易得多。

黄律师的心里明白了几分，之后与厂长的单独谈话，又印证了他的猜想——村长能靠征地挣一笔钱，工厂扩建做工程，中间村长还有很多可以挣钱的机会，这些钱都能落入他的荷包，不用跟家里的兄弟姊妹分。而厂长也确实需要村长配合工作，这样在以后的征地和建设过程中，才能尽量减少来自村民方面的阻碍。所以黄律师给厂长提“建议”：就工厂未来的征地、施工建设等事与村长形成统一的意见和初步方案，比如：征地范围、工程进料等，都让村长参与进来。

当时，村民聚集在工厂周围闹事已经给工厂的领导层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厂长在会上提出的这个方案，很快就通过了表决。

“之后再赔多少钱，无非就是个意思了。”黄律师跟我说，其实厂长跟村长的私交很好，双方借这个事情，都能得到很大的好处，“两个人着急的是没有机会来实施这个计划，只能由外人讲，最后总算是借律师的嘴把这个方案给落实了。”

我听得瞠目结舌，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人命纠纷，没想到后面还这么多弯弯绕。

但话又说回来，也许就是因为有后面的这些弯弯绕，人命的“价值”才会有所不同吧。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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