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城中”系列｜人间

源济

一个类风湿病人的城市40年：它变精致了，她却似风中砂丨人在城中

原创 李却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4

来自专辑

人在城中LivinginCity

她一定无比怀念20年前的日子吧，在那片棚户区里，早晨推开门便能看到邻里的炊烟和越过槐树落在门前的阳光，幼年的我在她眼皮底下蹦蹦跳跳，等待她为我制作新奇的玩具。到了夜晚，枕着野猫踩过瓦片发出的轻微声响进入梦乡，关节的疼痛还不像现在这般让她难以入眠。

配图 |《纺织城》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1

1

我家在西安，一座被城墙围绕的北方城市。2002年，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刚上小学的我，我大多时间住在外婆家的二层小院。院里有一棵粗壮的老槐树，透过掩映在槐树叶下的院门，就能看到覆着青苔的城墙。城墙外侧是护城河，河对岸是一大片由各式自建房连成的棚户区，叫福村（化名）。

福村的主街蜿蜒曲折，随时会辟出一条小路。各色商贩沿街铺开，夜幕降临时，便从这些小路退回自己的居所。福村深处有一幢三层小楼，共7间房。上世纪60年代我爷爷奶奶刚到这里时，它还只是间平房，在那之后的20余年里，一家人一砖一瓦地将它砌成最终的模样，它旁边的房屋也密密匝匝地长了出来。

我打小没见过爷爷，奶奶也在2001年因病离世。他们的3个孩子，大伯出生在老家，姑姑和我父亲都生在福村。大伯在城区里的泵阀厂当门卫，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俩成家后便搬离了这幢小楼，住进了单位的分配房。在我幼年印象中，福村小楼是属于姑姑的，那时她住在小楼三层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余下的房间都出租了。

年幼的我极喜欢福村，喜欢这里1块钱5个币的游戏厅，物美价廉的小卖铺，还有到处乱窜的小孩子们。邻居的大孩子总爱带着我偷摸上房顶，踩过虚虚实实的瓦片，矫健地跃过两栋小楼的间隙，抵达一个又一个奇妙的秘境。

当然，我更喜欢这里的姑姑，她不催我上补习班，不会因为卷子上的分数指责我，她会给我买红白机的游戏卡带，偶尔还会带着我们一帮小孩去市区里的各个公园，望着我们在过山车上尖叫。姑姑手巧，废弃的东西在她手里一翻动，就能成为精巧的玩具，连我下河捞鱼的网笼，也是她用旧窗纱和铁条编出的。

那时我上下学都要坐公交，车站离福村不远，姑姑还会带着做好的排骨或者炸鸡，早早地来到车站，等我下车，坐在路边吃完。有时父母没时间接我下补习班，姑姑就赶到几公里外来候着。

母亲和姑姑的关系一般，不希望我在福村过夜。有时周末在姑姑那儿玩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姑姑会把我送到离外婆家小院很近的地方，我舍不得她走，还会哭着鼻子反过头去送她，姑姑家离外婆家步行不过半小时，但如此来来去去，我常常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也是在2002年，40岁出头的姑姑第一次结婚。姑父来自附近的县城，在城郊打工，身材高大，说话时有浓重的鼻音。可没到一年，我便再没见过他。我偶尔童言无忌地问那个叔叔怎么不来了，姑姑总是眼神躲闪，其他长辈则用几句话搪塞过去。

我其实也能看出姑姑与常人有异，她走路总是歪歪斜斜，但我想着这只是腿脚有些不便而已。毕竟，姑姑还能提着菜沿着陡窄的楼梯攀上三楼，再用斧子劈开干燥的木柴，生起极旺的炉火，为我做一桌丰盛的饭菜。

在外婆家的方方正正的小院里，我面对的是一种规整的生活秩序，而在母亲眼中太过杂乱的福村，却成为了我的精神乐园。我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却会觉得和姑姑更亲近些。

2

2008年，我进入南郊的一所中学读书，离开了城墙根儿下那个漂亮的小院，搬到了南郊母亲单位分配的房子里。从南郊到福村，公交车单程需要1小时，我有些失落。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被新环境与紧张的课程掩埋了。

从这年开始，拆迁的序幕在城市悄然拉开。不到一年，外婆的小院就被拆掉，我与福村的联结也愈发单薄。初一那段时间，我只有过节才会跟着父亲一同去往福村。父亲觉得我还像幼年一样，对福村有强烈的向往，每次都催促我早早出发，还略带狡黠的语气说：“早点去，晚点回，能多玩儿一会。”

可我渐渐发现福村没以前那股吸引力了——儿时的伙伴们已经开始经受社会的历练，邻里长辈热情得有些鲁莽的招呼方式也让我有些难为情，规制不一的自建房也褪下魔幻色彩，变得有些凌乱。

好在，姑姑依然精神饱满地为我们备好一大桌饭菜，告诉邻里街坊，自己的兄弟、侄子又来看她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逐渐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我以前以为的“腿脚不方便”这么简单，那是一种可怕的免疫疾病——1984年，姑姑时常觉得关节有些僵硬，有段时间高烧不退，关节肿痛，却查不出病因。待高烧退去，姑姑发觉自己关节异样愈发明显，再去复查时，便被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这病，基本宣告了年轻的姑姑无法正常婚嫁，爷爷奶奶为此伤心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姑姑是在1981年进入拖拉机配件厂，得病时刚结束3年的学徒期，正是该为单位创造效益的时候，却无法正常上班了。不过计划经济时代，即便领导对姑姑颇有微词，但是单位还是得全额报销她的医疗费用。

但这样的待遇没能持续多久。80年代末，拖拉机厂的效益日益变差，渐渐开不出工资来。刚进入90年代，厂子便倒闭了，自此，姑姑必须要自己支付看病的费用——命运似乎跟姑姑开了一个玩笑，就在1992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开始试点，6年后这一政策全国推行，而失去工作的姑姑不能享受到这份政策。

春夏时节，温暖的气候尚能缓解她关节的疼痛，随着天气渐寒，从骨骼渗出的刺痛让她不得不选择住院治疗。输液和抽出积水是有效的缓解方法，但昂贵的住院费用也让她忧心忡忡。无法工作的姑姑和奶奶一起，在福村摆摊卖瓜子、花生，偶尔也卖些小玩具。社区还为姑姑提供了一份低保，但这些收入，基本全都投进了姑姑的治疗费用里。

奶奶去世后，姑姑自己也摆不了小摊了，剩下的货物都堆在墙角，成了我的玩具，而姑姑的收入来源也只剩下房租和低保。

就这样，从拖拉机厂倒闭开始算起，姑姑已经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支撑了近20年。2008年6月，姑姑得知非从业人员可以在户籍所在社区进行医保登记，能享受即将在全国铺开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政策——这代表着可以报销50%的住院费用。不过，对于类风湿这类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来说，平时门诊、药品费用还是必须由自己支付，价格同样不菲。

令姑姑奇怪的是，她所在社区将风湿性关节炎列入了慢性病门诊报销的范畴，但类风湿性关节炎却不在此列。而就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区，类风湿的门诊费用却可以按50%的比例进行报销，当姑姑拿着厚厚的发票去找工作人员询问情况时，得到的回复只有：“政策就是这样儿。”

姑姑还听说，慢性病的住院费用还可以获得额外20%的报销额度，不甘心的她多次前去询问，但都得到了与之前相同的答复。

外表健全的四肢，让人们常常忽略了类风湿病人是残疾人的事实。僵硬甚至坏死的关节，剥夺了他们正常的行动能力，长期服用的免疫类药物降低了他们的抵抗力，而绵长无绝期的疼痛与无底洞一样的医疗费用，更时时刻刻磨损着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姑姑只能期待着政策做出有利于她的变动，能让她更好地生活下去。就像悬崖边的人死死拽着一根藤蔓，决然而无奈。

即便有低保、残疾补助以及房客的租金，姑姑的生活依然拮据。由于关节的持续畸变，上下楼对她来说变得愈加困难。在我上中学时，她从三楼搬到了二楼，然后再到一楼，但低楼层潮湿的环境会加剧她的病痛。

3

2009年初夏开始，父亲工作调整，一个月只有三五天假期，我便一个人去探望姑姑，一两周去一次，去时会带上一些水果和饮品。

知晓姑姑这些情况后，我再去福村，便更少了儿时的喜悦，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姑姑见了我，却总是很高兴，她时常还会联系大伯，让他过来——大伯家当时在四五站公交以外，离得比我家稍近。

家人的团聚会显然令姑姑愉悦。她还是不太询问我的成绩，只会提起老家一位考上了清华的表叔，“人家跟他谈工资的时候，根本不问他要多少，就问他去不去”。这个故事我已记不清听过多少次，每次她都会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在姑姑家没有什么事做——电视一直用的是老式的“大锅”天线，只有几个台，画质模糊。我就主动和她聊一些身边的事情，不过会避免谈一些社会时事，因为每当聊起这些，姑姑的观点就会变得十分偏激，言语里都是对社会的不满。

我一般停留的时间不长，下午赶来，待夜色浸染，我便要辞别。大伯在时，他俩会送我一段，姑姑走得很慢，我和大伯就放慢脚步和她保持一致。大伯一般会留得更晚一些，他来得勤，帮姑姑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活，这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男人，勤勤恳恳地照顾着妹妹。

我们在路上会找些话题聊，但久而久之，我也不知该聊些什么了。我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能够交集的生活也越发稀少。而姑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她会提起小时候我如何在夜里翻过别人家的房顶，如何赖在别人摊铺前要小玩具。

大伯不在时，姑姑也会送我到车站，还硬要塞我一些零花钱：“买点好吃的，别太瘦了……”有时我能推掉，有时推不掉。我知道她过得不好，以至于每次离开，坐在公交车上总是心里很堵。

偶尔不去看她的周末，去网吧和同学打游戏时，我脑袋里忽然会闪出姑姑的样子，负罪感便悄然攀上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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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村的拆迁到2012年才开始，那时我已上高中。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那条原本散布着商贩的主街变得冷清凄然，路边的门面大部分被拆去了大门和窗户，里面填满了垃圾。每隔几十米，便能看到挂在天上红色条幅：“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邻居们相继离开，我每去一次，都感觉冷清许多。姑姑依然留在那里，她希望得到足够的赔偿，让她拥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底气。而且，她觉得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大伯和我父亲的利益。在最开始的设想里，她想要为兄妹三人每人都争取到一套房子。但这样的诉求，在拆迁办看来显然属于“过高要求”。

传闻里，邻居中有人花费极少的代价便获得不错的安置房。姑姑心里没有底，毕竟，拆迁这种事儿鲜少有人说真话。大伯对此并没特别上心，觉得“差不多就行了”。而父亲的态度我也一直不曾知晓——就在这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住进了ICU，几个月后，2013年除夕前几日，医生宣布了他的死亡。

在告别仪式上，颤颤巍巍走过水晶棺旁的姑姑甩开旁人的手，瘫坐在地上，两腿胡乱地蹬着地面，大声哭喊着：“你们把它打开，他回不去家了，回不去家了！”

姑姑的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差了，或许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或许是无法接受亲弟弟的离去。她眼角的皱纹逐渐延伸，面色也更加暗沉，病情的加重迫使她开始服用激素类药物，副作用是身体的浮肿。

4

母亲与姑姑的关系一向不太亲近，父亲离开后，她便再没过问姑姑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我和姑姑见面却更为频繁。

有次放学，我忽然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看到了她和大伯。她坐在校门边一把破椅子上，无法弯曲的双腿向前伸出，大伯背着手站在她身边，她面前铺着一张塑料布，上面放着两个搪瓷饭盒，里面是她为我准备的饭菜。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们纷纷绕开她，像是蓝色海水绕过青黑色的礁石。

她看到我向她走去，便弯下腰打开盖子，招呼我趁热吃两口。我大脑一片空白，动作僵硬地半蹲了下去，拿起饭缸吃了起来。无数同学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只感到耳根发烫，口中的饭菜也尝不出一点滋味。

父亲离开后，姑姑似乎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去杀死自己的时间，她有了一个新习惯——坐公交车。她没有目的地，会随便挑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又折回。而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探望”，频繁到令我觉得对她的身体产生负担的程度。她内心有了一种为别人活着的预设——她将原先给我父亲的那一份感情，用她习惯的方式悉数都给了我。

因为拆迁，福村的房客变得少之又少。一间房子的月租降到80到150，即便如此，残破的环境与忽然而至的恫吓，也让大部分租客望而却步。逐渐狭窄的生存环境，让这里仅存的几户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一个周末，我又来到姑姑家。邻里只剩下两户，我照例去一户从小便认识的奶奶家里寒暄几句，奶奶递给我一个自家做的菜夹馍——这个奶奶收养了一个孩子，大我几岁，小时候是我的大哥哥，带着我穿梭在福村的各个角落。

当我回到姑姑家里时，她看着我手里的菜夹馍，脸色一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一个原本要租奶奶家房子的租客临时改变主意，租了姑姑的房子。

“她说我没丈夫没儿子被人欺负一辈子，我就说她有儿子一个个全死在她前头。”姑姑恶狠狠地复述着当时的情况，讲那个80岁的奶奶如何一把将腿脚不便的她推翻在地，而她又是如何用指甲和言语反击。

我看着姑姑手肘处的淤青，皱着眉头，说不出话。

而那个房客，最终也没有留下。

那天，我独自离开。黑夜里，我走在福村这条连接无数记忆的老街，以前它总是灯火通明，如今黑暗已成为常态。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端着老旧的旱烟，烟幕和黑暗在他身边盘旋。月亮照在路上，一旁的废墟中，野猫们如同斯芬克斯般端坐着，碧绿的眼眸在黑暗中闪烁。

站在老街的尽头，那是光与暗的边界。我仿佛刚从一具冰冷残损的躯体里走出，它微弱的呼吸萦绕耳畔，但就转瞬间，这座城市强劲炽烈的心跳声便将我包裹，前方的夜景是如此绚丽，跑车酒红色的尾灯甩出漂亮的弧线掠过我的眼，这座古老悠长的城市也拥有了一些躁动的基因。

但我知道，只要回过头，就会看到老街深处闪烁着的昏黄灯光和姑姑蹒跚而孤单的背影。

5

2014年，随着项目投资商资金链断裂，福村拆迁戛然而止。街区如同骤然熄灭的薪柴一般残破丑陋，而姑姑一直期待的安置房也暂时没了后文。

夏天，我离开家乡，前往南方读大学。自此，我眼中城市的变迁不再连续。

每年假期，我都会住在三环附近的外婆家——小院被拆除后，外婆搬到这里一处农民产权房。回家坐车绕着城市转悠时，总能看到城郊又生长出一片崭新的楼盘，而它们的价格也如同它们的楼层一般高耸入云。与这些高楼一同映入我眼中的，还有一片片拆而未建的废墟，偶然会矗立几座尚未完全拆除的房屋，些许居民还停留在里面，这些人总让我想起姑姑。

我在外地时，姑姑时常给我打电话，但我愈发找不到与她的共同话题，也无法分担她的痛苦。她无数次地问我还有多久放假，会重复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我开始时还一一回答，每次电话都持续半个小时，后来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又不好主动挂断，只能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或保持沉默。她也会发一些短信给我，但她不会拼音，喜欢用手写模式，可很多字也不会写，所以发来的短信常常满是错别字，语句也不通顺。

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她用虚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痛苦和逐渐失控的生活——或许，如果父亲在世，这些是他去倾听。当关节的疼痛不那么剧烈时，她语气会平缓些，会说自己最近挺好，让我不用太担心；而当她的意志力被病痛磨损殆尽时，电话那头传来的话语，便充满沮丧：“这两天，腿太疼了，我都感觉要活不成了一样。”

每当这时，我试着安慰她，但又觉得自己的话苍白无力，甚至觉得自己到外地读书是个错误的决定。那时刚进入大学的我，便开始盘算着从本科到硕士毕业所需要的时间，只觉得漫长得看不到边际。

有段时间姑姑忽然失去了和大伯的联系，她别无选择地拨通了我的电话。她的慌张溢于言表，不断用混乱的逻辑说着不着边际的事情加以掩饰。她一边说着“没事，联系不上就算了”，一边又跟我讲了三遍她这几天一个人看广场舞到很晚才回家。

大伯与姑姑的联系几乎是单向的。他会买了菜带着东西去到姑姑家，帮她买药挂号，但却常常不接姑姑的电话。我始终弄不明白这种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当几个星期失去与大伯的所有联系时，姑姑就像是掉进了一个黑暗幽深的迷宫，那些天她坐在马路边的大理石柱上，看着人潮来来去去，直到夜幕降临，才起身返回。

我控制自己的语气，努力安抚姑姑的情绪，挂掉电话后开始联系大伯。但我同样无法联系上他。我又联系我的堂姐（大伯的孩子），那时她也在外地，淡然地说她也联系不上。堂姐比我大7岁，听说小时候也常来姑姑家，但我们一直没有同龄人的交往，关系很淡。

姑姑的慌乱影响到了我，我心里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焦虑中度过了几天后，大伯终于又出现在姑姑的生活里，至于这段时间他为什么会失去联络，他从来没有解释过。

6

2016年，市政府牵头开始重新启动福村的拆迁工作。

2017年4月的一天，姑姑外出看病从医院返回，当她蹒跚地走过堆满砖块和水泥的小径，便看到了自己面目全非的屋子——窗棂断裂，玻璃碎落，门户早已不知所踪，而窄窄的进路也被水泥砖块堆满。

这场房屋征收行为迅猛而彻底，姑姑觉得自己应该是早就被盯上了：“他们利落着呢，根本找不见人。”

姑姑当即报了案，警察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后很直白地告诉姑姑，“这事情不可能立案”。媒体记者也来过，但是强拆还是在不断发生。姑姑说：“我们背后那一家院子，当时里面一个老人还吸着氧，被他们抬到其他屋子里，房子还是给拆了。”

被强拆的屋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但有几本姑姑珍藏的相册，有我刚出生时的照片，爷爷奶奶在世时候拍下的全家福，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等等。拆迁办的人说屋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起来，放在一间为姑姑提供的临时住房里，但她一直没有去过那间屋子。之后，她搬到了铁路边的小区里，是我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在小区的顶层四楼。我小时曾在那里住过一阵。

从拆迁开始，到姑姑选择离开福村，已经过去了5年。

拆迁办的态度强硬，要求所有户主都要在场才能谈判，而大伯又总逃避——他觉得手里没有钱，谈了也没有用。因此，关于拆迁赔偿以及安置房的谈判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至于我父亲的那份，一直是母亲在打理。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母亲与姑姑都独立处理，几乎互不联系。 

姑姑四处托人，但处在社会底层的她，即便努力去寻觅，也只能像迎着大风张开双臂一样，很难找到能解决实质问题的人。她闹过、哭过，还找过残联，但都没效果。在2014年，姑姑曾联系上过一个“关系”，把积攒的几万元递了过去，但事后一直没有音信。2016年下半年，她忽然给我打电话，带着哭腔说那个人不接她的电话，问我该怎么办。电话这头的我头晕目眩，没有丝毫头绪，但还是把那个“关系”的电话要了过来。

那人叫陈伟，跟拆迁办当时分管福村区域的领导走得很近，拨通电话前，我思来想去该如何开口，仿佛要打一场辩论赛，甚至做好了谈不成便用举报来威胁他的准备。电话拨通，我装出一幅深谙世事的语气跟陈伟嘘寒问暖，询问事情的进展。没想到他的态度很是坚决：“事儿我也烦着呢，我也不赚你几万块钱，不行就给退回去。”

我没有让他退钱，希望他能多上上心，他也满口答应。可当我两个星期后再次打电话询问时，他只告诉我要和家人出去旅游了，现在管不了这些事情。我顿时怒气上涌，可没等我发作，他便挂掉了电话，然后再也不接。

这件事兜兜转转，最后中间人调停，钱还是退给了姑姑，而事情显然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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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暑假，我去看望姑姑。我本以为搬到了楼房，姑姑的住宿环境会比以前好一些。可当我到了这个多年不见的小区时，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记忆中热闹街市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零星的几间铺子，给这里的居民维持基本的生活供应。

小区里没有物业管理，楼道墙壁满是污渍，杂乱不堪。当我推开门时，我看到了那张从福村搬来的床、几把椅子和一个“小太阳”。灯光一如既往的昏暗，“小太阳”缓缓摇着头，散发出橘红色的光芒，是这个北方楼房里唯一的取暖设备。冷清的环境没有让姑姑不满，但是小区楼梯的设计的确让她有些头疼：“上下楼太不方便了，尤其是一楼的楼梯，又高又窄，实在太费劲儿了。”

不过，楼房相对干燥的环境少许缓解了姑姑关节的疼痛，相比起福村时刻担惊受怕的情形，这里还是安定一些。

我本以为姑姑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时光，然后再去和拆迁办谈回迁房的事。可这房子还没住上半年，新的消息又通过父亲的同事传来——为了打通断头路，小区即将被拆除。

于是姑姑又得准备离开了。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断驱赶着姑姑，让她总不能安定下来。

7

当然，拆迁不是一蹴而就的。2018年春节铁路小区还没拆迁前，我去看姑姑时，她已经渐渐习惯了这处小房子。从福村到这个小区，我记忆中来看望姑姑的场景里，大伯几乎都在。我想起已经多年没去过大伯家，和婶婶也没什么联系，当即和大伯商量过年聚聚。

到了约定那天，姑姑和我一起买了200元的礼物，挤上公车，来到了北二环附近的大伯家里，见到了我可能已经十几年没见过的婶婶。进门后，姑姑热情地跟婶婶还有堂姐打招呼，并递上礼物。大家聊了一阵子后，便坐上饭桌。

我注意到大伯的状态很奇怪，他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桌子一角的矮凳上，眼神也从不主动和其他人接触，只是眯着眼看着桌上的饭菜，不时用舌头舔过自己的牙齿，上唇鼓起又落下。除了夹菜时会面向餐桌，其余时间他都侧着身子，面向着饭桌和电视之间的空隙。

开饭时，坐在沙发正中的是婶婶，她身边坐着的堂姐。堂姐肤色暗，烫过的头发没怎么打理，杂乱地向各个方向卷曲，栗红色的头发配着深色的毛衣，这搭配和壮硕的身材，让她的气质显得有些彪悍，更像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

婶婶伸手摸了摸脚边的泰迪，问我：“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呢？”

“也不喝。”

“哦？你爸他可是抽烟喝酒的，你一点儿都不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提及我父亲，不自觉地紧绷了身体，然后抬起头看着她。而此时大伯仍然保持刚才的姿态，他的身体转到一个奇怪的角度，既看不到饭菜也看不到电视。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现在年轻人不沾烟酒很正常的。”

她微微点头，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稍作停顿，然后又说道：“现在还放在那儿呢？”她说完话便将饭菜拨进了嘴里，不断咀嚼着。

她说的是父亲的骨灰，仍然没有下葬，存放在公墓的安灵苑：“早点埋了吧，入土为安。”

我暗暗吸了口气，没有回话。姑姑坐在一个较高的蓝色塑料凳子上，类风湿让她的膝盖和髋部都不能轻松地弯折，每次吃饭，她都要坐在一个高点的地方。

“嫂子，你家这个挂饰挺好看的呀，哪里买的？”姑姑的语气有些讨好的意味，她吃力地回过身，指着墙上的一副颜色鲜红的编花。

“以前家里还有一个紫色的，但是后来都找不着了。”婶婶没有回答姑姑的问题，自顾自地说，“毛巾也是，买回来好几条，过阵子就只剩一条了。”

她说话时眼睛没看姑姑，而是有意无意地瞟着大伯。姑姑回过身，没有接话，而大伯一如既往地沉默。

饭局上的对话到了这一步，我大概可以理解婶婶了。我隐约知道父亲和她关系并不好，姑姑又需要大伯不断地接济照顾，而我这个晚辈之前也从没主动联系过她。从她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家庭聚会，还是一次发泄的机会。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自讨没趣，不自然地转了转脖子，余光看到了茶几边上鲜红的礼盒和电视里的枪战片，身边的姑姑用手撑着凳子，吃力地转动身体，试图让自己舒服些，而一直沉默的大伯起身夹起一块鱼，放进我的碗里：“别光说话，多吃点。”

饭局很快结束，大伯与我们一起离开，到了地铁站，他回想起刚才的场景，激动地说道：“那毛巾我根本就没有动，她们自己找不到了。”

“那人家就是觉得被你拿给我了，你有什么办法？”姑姑语气怪异的附和着。

兄妹俩一唱一和地表达着内心的不满，大伯背着手昂起头，讲话时眉飞色舞，变得无比健谈，姑姑也不见了刚才的拘谨，我跟在他们身后走上了扶梯，双眼不聚焦地看着前方，扶梯开始加速运行，于是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渐渐下降。

8

2018年，东三环又开始了拆迁，外婆居住的小产权房在拆迁范围之外，但附近刚刚热闹起来的街区，又被淹没在挖掘机掀起的尘土中。暑假回家时，看着街道边上一堵堵白色围墙和墙后堆积残砖破瓦，拎着行李的我几乎又一次迷失了。

这年9月，我继续留校读研，也是在那段时间，姑姑从铁路小区搬到了大伯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这房子位置好，附近也热闹，可惜是在六楼。她一直想让大伯把这间房租出去，然后换一间低一点的房子，但一直没能如愿。就在姑姑搬过来半年后，我们就听说这边的房子也可能面临拆迁，不过这次似乎只是传闻。

这一年，政策发生了变化，姑姑所在社区的医保终于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列入可报销项目中，比例是50%。但姑姑并不开心，因为她这时查出心脏二尖瓣闭合不全，日常的开销中，又多了心脏病的药物费用。

类风湿和心脏病都属于慢性病，姑姑本以为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人只能申报一种慢性病的报销，也就是说，要么报销类风湿的费用，要么报销心脏病的费用，“政策就是这样儿的”。

相比于从前，姑姑的生活好转了不少——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上涨的退休金给了她些许信心。只是她的病情依然在加重，关节畸变对坐卧姿态的影响，让她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了滑脱的可能性。医生建议她做手术，但她拒绝了。在医院的大厅，她告诉我：“这个手术，我做了有可能就动不了了，到那时怎么办呢？”

我站在她身后，本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张了张嘴，像是一条搁浅的鱼，挣扎着呼吸一口空气。

是啊，如果她真的动不了，我有能力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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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新家后，姑姑常常会做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行为——比如她时常会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花很久的时间，转战数个商场，只为参加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的活动。

“反正我也没事。”她总是这样解释。

她几乎每天都群发一些商场的海报和文案，海报的样式千篇一律，大红色打底配上烫金色的字体，没有丝毫美感。点开她的朋友圈，一滑到底几乎都是某某商场有活动的信息。商场会利用这些拥有时间却无事可做的妇女们，让她们把这些信息转发给一定数量的人，然后在指定时间到商场，便可以获得报酬——保温杯或者是牙刷。

后来每次去姑姑家，她都询问我需不需要保温杯，“我已经领了十几个杯子啦，全在这里面放着”。她说着便拍拍家里那个暗黄的矮柜，类风湿让她没有办法轻松地弯下腰，不然她一定会拿出来给我看看。

“姑，我有保温杯了。”

“没事，家里放一个，教室放一个。”

她会板着手指，细数我可以拥有几个杯子，一般这个时候大伯会插一嘴：“多拿几个，坏了就换一个。”

我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对话发生过多少次，我也不清楚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对话。她很喜欢提及小时候的我，讲述四五岁的我在那片已变成废墟的棚户区里蹦蹦跳跳的情景，为了要玩具睡在谁家门口，“跟其他生活在福村的小孩不一样，从来不说脏话”。

她仿佛忘记了时间在向前流动，还沉缓地停滞在早已泛黄的昨日。对啊，她的生活中已经太久没有填充进新的东西，于是她只得不断地重复。

她一定无比怀念20年前的日子吧，在那片棚户区里，早晨推开门便能看到邻里的炊烟和越过槐树落在门前的阳光，幼年的我在她眼皮底下玩闹。到了夜晚，枕着野猫踩过瓦片发出的轻微声响进入梦乡，关节的疼痛还不像现在这般让她难以入眠。

9

读研之后，我回家的时间变得更少，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快了，转眼便到了2020年。

全市范围内的棚改仍然在进行，一个个棚户区的名字出现在了公示的拆迁规划之内，原本聚集在这些区域的人们又要奔向下一个容身之所。

他们同姑姑一样，低下的经济水平迫使他们一遍遍筛选着城市里的住所，于是他们总是居住在被城市视为“污点”的棚户区、城中村或是被锁在断头路里的老旧小区。随着城市变得更加精致，他们却如同风中的砂砾一般四处飘荡。

疫情的影响逐渐褪去，东二环的安泰造林工程又开始日夜尘土飞扬，这个从2016年就开始的项目，据说是当年苏联专家最初提出设想，将要在明年底完工。看着宣传视频里面充满科技的渲染效果，和“三带三轴三中心”、“全国最大综合体”等无比诱人的宣传词，我也想象着漫步在其中的滋味。

外婆那个小产权房附近的工地还在叮叮当当，飞扬的灰尘让我的鼻炎常常复发，但宽敞的大路终于通到了东三环外。每个夜晚，附近新开的凯德茂商场门前满是跳广场舞的人，有些烤肉店还会请来驻唱歌手，光影声色，样样不缺。

铁路小区早已拆掉，那里原本狭窄破旧的道路现在变成了宽敞整洁的八车道，道路的尽头，一条地下隧道正在修建，通过它，往来的车辆可以直接绕过那条多年前阻拦我上学的铁轨。

但对姑姑来说，2020年最有价值的消息，是听说福村原本停滞的拆迁安置工作又有了新进展。自从2012年开始拆迁以来，福村的居民陆续搬了出去，有人早已谈妥，也有很多像姑姑一样的人，没有能量去推动这场“谈判”，只能等待，然后期待赔偿的政策能够变得优渥。

去年年底，听说有了新的开发商来接手，姑姑都觉得拆迁的进程会加快，他们或许会成为吃到“锅底肉”的人。最近这些年，她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免疫系统的紊乱带来各种病变，有时与她通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虚弱得像是无法呼吸。我察觉到某些悲伤的事情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也知道自己没力气阻止这一切发生。

“等疫情过去，我们几个准备再去拆迁办闹一次，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定下来，至少得给我弄到一个能住的地方。”她倚着沙发，将无法伸直的腿搭载在小板凳上，信誓旦旦地对我说道。

我低着头，挠了挠头发，没有说话。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说得越多，便越觉得无力。

于是我也开始期待，期待政策能让她同时报销两种慢性病的费用，期待来年的我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期待那些悲伤晚一点或者永远不要到来。

（文章人名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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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却

行走时总是夜，

星光捂着我的眼 。

源济

秦岭脚下的小镇：世事更迭，悲喜皆寻常丨人在城中

原创 袁凌 人间theLivings 2020-09-07

收录于话题

 

#人在城中LivinginCity

7个

在布镇，表哥是打头第一个富起来的人。表哥落土之后，牧之觉得应该立块碑，写上点什么。譬如墓主是镇上第一个老牌大学生，也曾风云一时，人生跌宕起伏。因为无人出钱，只能是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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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2

布镇地处秦岭脚下的关中平原，是我大学同窗牧之的老家。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到布镇，事后只有模糊的印象——细小密麻的檩条支撑低矮屋檐，正如民谚中描述的那样只盖了半边，尘土和炎热中沉闷的麦地，全家人端着海碗面条下饭的一小碟葱花豆腐，小到让人误以为调料，油光光的炕席上二十厘米高的玉石棱角分明，据说是用于枕头——这一切，和陕南的家乡殊异，使我感到局促，至于街道，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很多年中，我没有再去过布镇，只是间或听牧之讲到老家的人物悲喜，和镇街变迁，也读到一些他就此写下的文字。

直到近年，牧之改造了老屋，工作的间隙回乡居住，我不时前往走动，看到秦岭巍峨山影之下，当年的风物不再，镇街扩大了很多倍，与西安南站连成一片，后街土墙瓦楞的老屋都翻新为二层小楼，村口从前洗衣淘菜的涝池沦为粪水坑。

世事也代谢诸多，牧之讲述中的芸芸人物，连同当年头枕石条入睡的父亲已经谢世，而随着四乡人口迁往镇上生息，又增添了不少新人物，发生诸般故事。

我有机会结识了其中几位，多数是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也有在布镇变迁中风云一时又归于寂寞的过客。

对于布镇，我是个外人，但又多少有一份不同于别处的关联。这几个人物的寻常悲喜，我想要记录下来，作为对他们和布镇的一点纪念。

表哥

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公交，我和牧之从布镇主街往火车南站走，去搭那里回西安的巴士。

路旁大抵是三层带底商门面的楼房，多数虚掩着，显出从前的热闹和某种过气。路过其中一家特别显得宽大的建材门面，牧之说，这是去世表哥从前的产业，连楼带底。不止这里，在布镇还有另外两处。

我有些吃惊。这次来布镇，我才知道表哥已经去世两年了，是自杀。人吊在门框上，一只胳膊反别过去扭歪了，似乎是临断气想要伸手到颈后去解套子。绳套勒得深，牧之费了半天工夫才解下来，人完全硬了，穿老衣费了大劲。

表哥没有在眼前的后人，儿子多年前跟着妈走了，听到消息也没有回来，一个在布镇的亲弟弟不愿意出面。牧之成了操办丧事的主力，把人送进城里去烧，换回骨灰盒埋在塬脚下镇子的公墓里，傍着他去世的老爹老娘。

我想到第一次在牧之的院子里见到表哥的情形。

他坐在还未长成的葡萄架下一只石凳上，似乎是在借助阳光剩余的热力，神情沉默，看上去像是生了很重的病。他的装束近于一个流浪汉，因此，当牧之向他问起我们正在喝茶用的两个瓷杯的年代，我有点意外。

牧之向他介绍我的时候，顺便对我说，“表哥很有才，是当年的老牌大学生”。表哥微微摆手说，“不提过去的事。”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身上才隐约现出了一丝和文化有关的矜持气息。

至于那个杯子，表哥认为是民国的东西，意思不是很大，拿来喝茶算是个讲究。

牧之说，表哥毕业的学校是长安大学，还是那个年代热门的中文系。毕业之后，表哥最初几年是有工作的，后来下海创办了建筑公司，起初是在布镇造房子，后来生意拓展到陕北，在那边油井和煤矿上包工程。在布镇，表哥是打头第一个富起来的人。

表哥不愿意谈到这些事情。对我片段的询问，他只是含糊应声，也不愿意谈起文学或大学生活之类的话题。在这个有些生荒的小院里，他穿着灰黑的不合节令的衣服，神情委顿，容颜潦倒，确实是跟过去没有一点关系了。

他到牧之家里来，似乎只是为了坐一坐，沾点人气。平时他住在父母留下的土院子里，一个妹妹偶尔送点吃的给他，楼房早已卖掉，作为得病以来的生活费。因为没有收入，不敢放开花销，身上疼痛也只是偶尔吃一粒去痛片。“没有不痛的时候”，他回答我。痛久了，人也就一点点地衰弱下去了，成了眼前的样子。

那天表哥没有坐很久。到了吃饭的时间，他说自己什么也吃不下，在旁边再坐了一会儿，起身离开了。他的一条腿有些瘸，衰弱的身影在院门口渐渐消失，像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过客。饭后仍旧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牧之对我讲了表哥人生下半场的事情。

陕北的生意做大之后，正如寻常世事，表哥的亲情出了问题。

先是因为让弟弟管的项目总是亏空，表哥免了弟弟的经理职务，弟弟觉得表哥听嫂子挑拨，结下了怨气。后来借着老娘去世分家产，兄弟在老院子里打了一架，表哥把弟弟按在身下扇耳光，弟弟掏出裤兜里别的刀捅伤了表哥大腿，彻底闹翻了。

再以后，表哥和表嫂的关系又出了问题。

表哥是和表嫂一起创业的，表嫂是学会计的中专生，正好合适管账，生意做大有表嫂一半的功劳。但是在布镇有了建材铺面，表嫂留在这边坐镇之后，表哥在陕北那边却出了问题。他的生活圈子变了。表嫂回布镇之后，他更是见天和煤老板们混在一起，吃喝之外是赌，赌得很大，赌运又差，要从公司账面上扯资金过去平赌债。此外是唱歌洗脚做按摩，表哥的嗓子不错，是浑厚的男低音，后来他和歌厅的一个陪唱女孩好上了，同居在一起。表嫂知道后，坚决要求离婚。

离婚时表嫂不但带走了一半多财产，还领上两人独生的一个娃，远远离开了布镇，表哥需要掏娃的抚养费。随着管财务出身的表嫂离开，表哥的财运也走了下坡路，又因为赊欠赌帐得罪了人，被排挤出了陕北的工程圈子，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就倒闭了，偏偏人又得了肝癌，治病花光了积蓄，一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那天我们没有聊更多表哥的事。时隔数年，我再次来到牧之的院子，景物已经改变不少，旧的砖瓦平房起成了两层楼，粗粗装修过，院落里也区分出了花圃和小径，葡萄架长得茂盛了一些，已可遮挡阳光。我们仍旧用着两个民国的陶瓷茶杯，坐在石桌旁喝茶，想起曾经坐在架下的表哥，得到了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就在那次见面后半年。按照病情，他可能也拖不了很久，先走一步是活得实在没意思了。

牧之对我详细讲了一些表哥后半生的情形。

公司倒闭之后，表哥还剩了一辆旧车，是从陕北开回来的老式桑塔纳，后备箱和车座都比较宽大。有一段时间，他不知怎么跟西安南郊上的一伙盗墓分子混在了一起，用他的桑塔纳作为运输工具，在关中平原上的各个村落奔波，昼伏夜出盗挖古墓葬，他负责开车和辨认得手的文物，事后和城内的几个古玩市场合作脱手。表哥当年上大学的一些根底发挥了作用。

那几年表哥还算过得不错，从陕北带回来的小三也一直和他在一起，是个比表哥小二十多岁的女娃，看起来纯粹是两辈人。

盗墓团伙的胆子越来越大，干得最大的一单是盗掘了韦曲塬上的诗人韦应物墓，挖出四方韦应物家族墓志，墓志流入市面后惊动了国家文物局，惹下了大祸。盗墓团伙全体落网，表哥不是核心分子，最主要的是没有参与韦应物墓的大案，那天他身体不舒服没有去，是别人开他的车，不过事后经表哥过目，盗墓贼才知道挖到了好东西。

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表哥回到了布镇，桑塔纳自然作为作案工具被充公拍卖了。

进看守所之前表哥的肝上已经有毛病，大约里面油水不够，出来之后肝就坏掉了，脸色发黑，肋部按上去硬梆梆的。

陕北来的小姑娘接他出的看守所，知道表哥得了肝病还不想走，要跟他结婚，生个儿子留后。表哥坚决拒绝，把卖房子的钱抽了十万块给小姑娘，打发她回了四川，自己留下来等死。

表哥落土之后，牧之觉得应该立块碑，写上点什么。譬如墓主是镇上第一个老牌大学生，也曾风云一时，人生跌宕起伏。因为无人出钱，只能是想想。

安安

安安租住在后街靠马路的一间简易房里，房顶薄，夏天已过犹有余热。屋子里除了一张床和灶台，没有太多剩余的地方，我们分坐在床上和两只凳子上，手边是各种堆放的杂物，除了瓶瓶罐罐和各色塑料袋子，还有一个针线包。

安安胖胖的脸上戴着一副椭圆的石头眼镜，显出一圈圈纹路，让他看上去显小了一些，似乎符合了“安安”这个名字，实际上他已经四十岁。

安安说自己有角膜炎，戴上石头镜子能温润一些。我看到他的眼角有些发红，他的脸庞挨近发际有一圈起皮剥落的印迹，剥落的部分颜色更为鲜红，明显深过正常的皮肤。安安说这是白癜风，“冯小刚比这个严重得多”。

杂物中有一只鼓，两面类似锣一样的乐器，是安安的职业行头。安安是一名乐手，乐队的名字叫做龟（qiu）兹，唐代从西域传来，在关中平原扎下了根，用于婚丧嫁娶的场合。安安介绍，那副类似锣一样的乐器叫镲。击鼓打镲是安安在乐队的职分，加上唱歌。

鼓手在乐队里的收入不高，拿大头的是会耍把式翻跟头的人，叫做“抱鼓”，是说翻腾时要把双手拢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鼓的样子，半小时翻下来到手五百块。安安没有这份功夫，只能赚赚一场二百块的小钱，几天下来会有一场，勉强糊个口。还好有个住在长安城区的老父亲，另有一个早年分家的大哥。

提到父亲，安安言语中却有许多怨气。“没见过他这样的爹！”似乎父子之间全无来往。父亲是印刷厂的退休工人，每月有两千多退休工资，去年涨到了小三千。事后知道安安的怨气在于，他认为父亲应该把退休金拿出来让他安排，够两个人过得很舒服。父亲却不肯这样做，钱也莫名其妙地就花销了。花销的去向或许另有隐情，安安没有再往下说。我想到了长安城区里那些比比皆是的老人健康沙龙，还有上门推销无孔不入的业务员，或者某个和房主走得很近的家政工。

实际父亲并非完全不管安安，安安治病的钱都是找父亲要。安安觉得自己的病情很重，床铺里侧窗台上摆着一排降压药物小瓶，长期的高血压已经让自己的五脏受到了损坏，没有一样是好的了，“没打算活过四十五”。

我总觉得安安的这个说法，是替自己现在的活法找理由。他从未成过家，除了姑且糊口的敲鼓也不会干别的，而就连这个也算不上样样精通，进不了城里的戏台，只能跟着草台班子混。

说起来安安怨恨父亲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小时候县剧团来学校里要人，父亲没有放他去。虽说县剧团后来也倒闭了，好歹能学到手艺，可以“抱鼓”，挣多份儿的钱。

因为天热，我们没有在安安的屋里坐很久。安安说他自己也不怎么在屋里呆，就是用来睡个觉，所以屋子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冷，还不是太要紧。

春天我再次去布镇，想和牧之骑自行车去塬上逛一圈，牧之的自行车不能带人，说安安有一辆特别好的车，还是带挡的，去找他借。安安正好从外边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鼓鼓的塑料鳖型罐子，问他说这是装干馒头片的，春节送给父亲吃了，他刚从父亲那儿回来。我为安安的父子关系改善而高兴，他却说，还是老样子。

安安的屋子旁边是主人家的一个鸽棚，上次来大概由于天热，鸽子没有动静，这次不时听到透过墙皮的咕咕声。我们走到隔壁，咕咕声更为强烈，空地上停放着安安的自行车，基础是一辆从前常见的加重车，却又经过了不止一处改装，有一种说不出的混合感，最主要的装置是三脚架底部的一个蓄电池，可以辅助脚踏人力，车把上的按钮还可控制电流挡位。给我示范变挡的时候，安安顺手摘掉了沾在车把上的一片鸽毛。

车把上还装有一盏小灯，同样由蓄电池提供电力，很多时候丧事完毕深夜归来，车头上的小灯穿过夜气，照亮不够平整的村道。

骑上安安的车，一路果然省力许多，我想安安正是骑着它往来十里八村唱龟兹，后架上绑着鼓和镲的行头，鼓面和安安长年穿着的那件印刷厂劳保制服一样有些发白了。

上次见面，我试过用指头敲击鼓面，鼓皮绷得很紧，用手指不容易敲出声响，需要上鼓槌用力气，这和城中酒吧那些供文艺青年客串一下的手鼓很不同。

这次借车之前，我们在安安屋里坐了一会，想请他演示一下敲鼓，他说鼓槌不好找。请他唱两句歌，他说不在那个场子上想不起调子，似乎也紧了紧嗓子，终究没有出声，脸上现出一丝不自然的尴尬。我想到电影《醉乡民谣》里的民歌手，无家可归只能在老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却因为被邀请在客厅聚会中弹奏吉他而发火。对于民歌手来说，手艺就是挣钱吃饭的家伙，用来给朋友表演似乎是一种耻辱。

还自行车的时候安安不在家，我把自行车原样推回房东的鸽棚里。房东说安安打小麻将去了，场子就在文武街的牌坊下面，正是我去搭公交车要路过的地段。

在牌坊下面，并没有看到安安的麻将摊儿。牧之打了个电话，他匆匆地走过来，却不肯跟我们去吃饭，说自己的晚饭很简单，就是一会回去随便下个面条。他大体是自己做一顿，中午在外边吃一顿补油水，跟我在北京的习惯一样。

新冠疫情消退之后，我再次去到布镇，提起安安，心想他的鼓手生涯不知能否持续。过去一看，安安正在给自己补一件中山装口袋的线缝，大约是春天要上身的。他戴着石头眼镜，身旁放着针线包，看上去像一个老人，发际下面那一圈猩红似乎也褪了色，显得温和了很多，没有提起父亲时那种元气了。

提到生计，安安说还能维持，疫情期间没人办喜事了，但白事并未取消，乐队里有两个人怕传染退出了，他不管那么多，去哪儿戴个口罩就好。敲锣的走了，他一人干了三人的活儿，也能多拿点儿。

麻将馆不能开业，多数时候他呆在家里，正好也能做做饭。看他的案子上，案板和擀面槌都带着白粉的痕迹，显然是新近做过饭，安安说他什么面都会做。他会自己抻面做饭这一事实，让人多少有些安心，似乎有了将日子拉长的可能性，不再是口头说的那样紧迫了。

和尚

和尚住在市场门面房的楼上，他其实并不是和尚。

第一次去寻访，没有遇见他，大约是出去给人家安装防盗门了。牧之说，这项职业给和尚带来了某种便利：装门的家庭一般男人在外打工，女人门户防嫌不严，装防盗门需要女人搭手，留下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往往就登堂入室了。

这看起来是福利，其实也出于无奈：和尚的老婆跟人跑了。虽然现在人又回来了，但关系回不到从前。起因是老婆娘家的一桩财产官司，请了一名律师，官司没打赢，律师却拐带了和尚的老婆。

老婆带着儿女离开布镇，跟律师同居了两年，律师始乱终弃，老婆只好回来。回来之后住在门面房的一层，两人不再有夫妻之实，但老婆还给和尚做饭，和尚给无业的老婆拿一些供养。这段曲折使和尚在布镇出了名，也使得他性情大变，穿上了近乎出家人的服装，手腕上绕着佛珠，逢人感叹世事皆空。“和尚”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

和尚的老婆在家。这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实在看不出她身上演出过那样的情节。提到和尚，似乎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房客。我们走到后面院子里看了看，二楼的门闭着，院地有几盆小花和一个水池，一条和尚养的黑狗拴在那里。狗极其细瘦，让人怀疑主人从来没有喂过它，黏人的情态，又让人感到它的孤独。看起来那些盆栽比狗受到的照顾要好得多。

第二次我们上午去市场，早市已经歇场，和尚还在睡觉，牧之在楼下喊了半天，终于，他从二楼一副窗帘后探头，等会下来接我们。他理着光头，身材胖大，看上去确实像个头陀的样子。老婆不在，我们跟他一起去到后院，上次的小黑狗已经不在了。

我们跟着他上到二楼，土黄色窗帘遮住一半光线，房间里很凌乱，到处显露起伏不规则的事物轮廓，是崴成一团的衣物、散落的锅碗和其它杂物，锅碗还结着食物的痂，看来他并非每顿都下楼去吃饭。最突出的家具是一个靠墙的书架，松垮插着一些初中学生用的教材，看得出来是儿女使用过的。

房间里只有一只凳子，和尚坐在床上，我问他近来怎么样，他叹息说不怎么样，似乎我的问话开启了他的话匣子，开始讲起很多人生哲理，最主要的是人生空无，因为很多话题欲言又止，看上去不大像和尚，倒近于一位尚未炼成的哲人，在隐忍和通脱之间逡巡。

房间里另有几只涂料桶，装着玉米面饲料，还有一套信号接收机一样的装置。这是用来饲养和训练楼顶养殖的信鸽的。这是和尚的另一职业。

院坝里搭着一架窄窄的铁梯，可以爬到屋顶的鸽舍。和尚在前面爬上铁梯，领我们去看鸽子。铁梯的坡度几乎垂直，让人有些发晕。梯子顶端有一扇小门，走进去之后就到了两幢鸽舍之间，浓烈的气息扑来，铁丝网上沾满了败絮一样的羽毛，咕咕的声响笼罩耳膜，这是与楼下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鸽舍面积不小，鸽子们扑腾或者呆在角落，数量大约有上百只。和平时广场上见到被投喂的鸽子不同，这些鸽子的姿态更轻盈些，几乎每只的脖子上都有些斑点花纹，让人想到王世襄在《锦灰堆》里写的“点子”。

和尚打开笼门，一群鸽子唿哨飞向天空，在布镇高低错错的房屋上空徘徊。也有一些呆在鸽笼口的栏杆上，和尚伸手搂住一只，鸽子的脖子闪着微妙的虹彩，在他手中显得很温顺。

和尚养信鸽的成绩不错，得过区里信鸽大赛500公里组的前几名，奖金不少。这种比赛有赌赛的性质，参与者各自出份子钱，赢者得奖，当然还有企业的赞助。给和尚挣来奖金的鸽子，不知道是否他手中这只，二楼房间里有带着它照片的证书，不过当然，在我们这样的外行眼里，所有的鸽子都长得很像。

鸽笼里鸽粪的气味非常浓烈，但和尚似乎毫无感觉。他显得比在下面自在得多，终于暂停了对那些人生哲理的讲述，眼神里现出一小片天空，追随着鸽子在布镇上空回翔。

临走的时候，和尚从屋里什么地方掏出两枚铜钱，送给我和牧之，说这是古人的东西。铜钱外圆内方，带着鲜明的绿锈，我拿到靠门光线好的地方，看出上面用篆文刻着两个字“五铢”。我吃惊地说这是汉代的币，牧之说你送我们这么贵重的东西，和尚微微笑着说币是真的，值不了几个钱，是前一阵在杜曲挖出来的，你们拿着玩儿。

我事后百度了一下，确实如和尚所说，五铢钱固然年代久远，但因为出土太多，一枚值不了多少钱，但这也说明了它不会是造假。

过了一段，一个小雪天半夜，和尚哭着打电话给牧之，说他刚挨了几个警察的揍。原委是他深夜醉酒回来，老婆怕冷不愿起床开门。

和尚开始是敲门，后来开始砸门，趁着酒劲嘴里骂得也难听，把过去的事都搬出来。老婆也不是好惹的，后来索性打了110，时值疫情期间，派出所出警迅速，四名戴着口罩的警察赶到现场，问他为什么不服疫情管制乱走，不戴口罩还深夜砸别人的门，和尚酒劲大话没说清楚，跟警察吵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几个警察把和尚按倒在雪地，暴揍了一顿准备带上车，这时和尚才说自己是这家女人的丈夫。

警察核实了一番，确定他不是半夜砸门抢劫的，教育了几句，把他扔在当地走了。倒是随手扔给他一副口罩，勒令他带上。女人依旧不肯开门，和尚在门外呆到四更天，又是冻又是气，哭着给牧之打电话，说自己不想活了。

牧之的住处财神庙和市场只隔着两条街，赶过去把和尚接到自家避寒，和尚一边哭一边慨叹人生虚无，牧之劝慰到天明才送他回去。

疫情解除之后，我再次去布镇，和牧之到市场街找和尚，他和老婆都不在，却在一楼见到了他的女儿。女儿在四川念一所中专，因为疫情回家上网课，正在桌子上做作业，身背壮壮实实的，看上去和和尚有一点挂相。问起父亲，她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离开之后牧之告诉我，当初和尚和老婆闹离婚的时候，女儿当时还在上初中，说“我要上学，谁能叫我上学我跟着谁”，后来跟着母亲走了，两年后又回来。这也是和尚的一件伤心事。和尚送给我的五铢钱，依旧放在我的书架上，显着洞明世事的沧桑形状，带着鲜绿的铜锈。

老太

那天我骑着安安的电动自行车，和牧之去塬脚看望一位表哥，路过一座村庄，建筑似乎有点新，却又过快地显旧了，样式划一，和本地农民起的房子有区别。牧之说这是移民村，人都是从终南山里搬出来的。

走到村子中段，牧之停下自行车，说去看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是牧之上次来帮表哥翻地认识的。移民村的地少，表哥的油菜地就在老太太的房子坎下，老太太站在院坝里看牧之和表哥翻地，一边跟歇气的牧之搭话。后来她把牧之叫到院坝，回屋端出一大缸子蜂蜜水，说这是自家在山里养的蜂蜜，递给牧之，看着他慢慢喝完，一边跟牧之聊天。聊天的内容，是她对熟人不便出口的家事。

老太太姓秦，家在终南山里的大木瓢沟，人老几辈住在那里，自从几年前搬到平原上，很多事情都变了。土地减少，也没了靠山吃山的副业，儿子们出外打工，老太太和媳妇留在家里。村里都是妇女，只剩下村长几个男人，二儿媳就和村长相好上了，她干涉不了，又没处说。

牧之听着她絮叨，也不好接话。蜜水的味道很清甜，的确和布镇街上卖的不一样，一口下去疲乏了的身子都舒服了。喝完了一大杯，老太太又泡上一杯，让他带到地头。

我们没有找到老太太的门，先去了表哥家。表哥回想说，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过老太太了。

回程时经过村庄，几个老太太在公路拐弯处晒太阳。停车向他们打听秦老太，一个老婆婆说：“她呀，前一阵摔断了腿，躺在床上了。”她指给了我们院子。

敲开秦家的院子，一条狗叫得很凶，半天来了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拦住了，说明来意后，女人带我们进了院子，这是秦老太的三儿媳。

走进客厅，老人躺在临时支起的一张单人铺位上，旁边陪着一个看上去比较年轻的女子，后来知道是孙女，在外地上职业学院，因为放暑假回家玩一阵。

老人闭眼躺着，看不出是睡是醒，孙女说她自从跌跤之后，话就越来越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了。当牧之跟她打招呼，她睁开了眼睛，微微欠了欠埋在被褥里的手，整个人像受了微风的芦苇有了点活气。很显然，她是认识牧之的。牧之伸手握住了她的，问她最近的情况，她似乎是嗫嚅着回答了一两个词。一旁抱着孩子的三儿媳带点抱怨的语气说，妈平时不搭理我们，有时候端饭给她，“她还烦躁得很，把头一摆”。

儿子们常年在外，孙女没有放假的日子，老人主要靠三儿媳照顾，三儿媳又有自己襁褓的孩子。至于那位二儿媳，似乎是分家居住的。老人摔跤之后没有去治疗，说是髋骨脱榫接起来很麻烦。寒往暑来，吃喝拉撒，翻身擦洗，不知道谁能一再尽心，就像此刻落在褥边全无血色的手，无人注意。

我握了握这只近乎干枯的手。没有一点温度，似乎比想见的还要冷，含有一丝惊讶。从牧之见到的那个唠嗑冲蜂蜜水的老太，到这个没有温度的躯体，其间也不过半年时间。自从在公路上平地跌了一跤，她的日子实际上已经结束，只剩下一个句号没有画完，我有些怀疑她的拒绝说话和吃饭，是有意让这个句点封口。

我们告别的时候，说下次再来看她，老太太还微微出声回应。走到门口回头，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手臂和呼吸落回到被褥里，看上去像没有任何气息。那阵吹动了干枯芦苇的风停止了。

听牧之说，老人在秋天过世了。

有一次我受朋友邀请，在秦岭山里住了两天，地点就在大木瓢沟顶上，能够俯见沿沟几处搬空的院落，留下灰扑扑的瓦顶和土墙，掩映在高大乔木的荫蔽里。溪水仍旧白白流淌过院子，无人使用，蒿草深过了膝盖。我想起去世的秦老太，或许从前就住在我视线的院子里，挑水负薪，爬坡下坎，养大了两层后人，没有出过大的闪失。到了平原上，却平白无事地跌倒了，一蹶不起。

在那片完全陌生的地面上，她从来没有找到过自己的立足之地。

住持

牧之的院子紧邻财神庙，只隔一条很窄的小巷，两院人声相闻。站在牧之新起的二层小楼上，就有一分俯瞰的意思。

财神赵公明本籍就是秦岭脚下的人，或许与此相关，财神庙一直有香火，虽然不算旺，还有每年一度的庙会。有了这两宗，就会间歇有人来住持。财神虽然在佛寺里往往有一席之地，但出身是赵公明修仙得道，这座主供财神的庙，住持的一直是道士。我前后见过两位。

前面是张道长。有一次我去牧之的院子，刚好遇到张道长出来送客，男女两三人鱼贯钻入一辆奥迪车，在财神庙前面的土坝上倒车，穿过并不宽敞的后街走了。张道长扬起道袍的袖子，在微微扬起的尘土里作别。

回头他带我们进了院子，在院子当心树下一张石桌边坐下，桌上摆着方才招待客人的茶水，张道长吩咐一个跟从他的十八九岁的小道士换杯倒水，让他“手脚麻利，迎来送往学着点”，一边跟我们聊起刚才来的客人。说来头很大，是“军级干部，从山东一路访问过来的，陪同他的除了夫人，还有一个是本地武警部队的政委”，事因是家里起房子，一直有些不清静，让他看看图纸，是否冲犯了某方神煞。

这是张道长言谈的一贯风格，跟他际会的不是大人物，就是某个很厉害的邪祟，相比一般在终南山修仙炼丹的道士，他的看家本事是捉鬼。

跟我们喝着客人送来的雪峰山云雾茶，张道士就此说开去，说到前一段去了一趟湘西，跟一个恶鬼斗法，那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女鬼，很重的怨气化成的，扑面把插香的米升子打翻了，白米撒了一地一屋，张道士为了收服她，身上被她的长指甲来往抠出了几十条扑棱，还被她弄掉了一颗门牙，“你们看”，他张开嘴巴，让我们打量门牙以旁的牙龈上的一处空缺，似乎也不像是新鲜痕迹。至于那个女鬼，最终到底收拢到了张道士做法的碗里，被他翻腕盖住，翻盖时已经消散了。多年来张道长斗过很多厉害的鬼，这个女鬼是最厉害的一个。

身旁的小道士一边冲茶泡水，一边和我们一起听他聊着，脸上似笑非笑，张道长就教训他“跟着师父好好学法，既然出来了就要安心”，似乎这位徒弟出家不久，还没有那么踏实，看上去也确实有点心事重重，脸上长着颜色发暗的青春痘，似乎有些营养不良，远远不及张道长的气色。

财神庙的年代久远，但规构并不大，坐在桌旁尽收眼底，只有一进正殿，供着财神和关公。大约为了体贴香客的需求，旁边也不失周到地供奉了一尊送子观音。神坛装饰不算寒酸，但也没有很多寺庙大殿金碧辉煌那种感觉。

偏殿是张道士的住处，一口缸里堆着不少金纸元宝，比财神坛上的小上几号，大约是为了准备不久举办的庙会。墙上还挂着一幅不知哪来的字画。另一边的偏殿上锁，堆着一些杂物。后院就是菜园，似乎也没有开辟种植起来。前院靠街还有两间房子，大约是徒弟住的。

虽然张道长神通广大，我却隐隐有一种这里香火不旺的感觉，或许因为秦岭脚下佛寺势力太大的缘故，财神虽然实惠，名头神通比起如来佛祖毕竟差了好多。

开春以后再去布镇，张道长正在忙碌，给财神庙门楣上挂灯笼，道帽的带子在轻寒的风里微微抖索，身旁帮忙的人换了，原来的徒弟大约打了退堂鼓。

院子上空也扎了彩带，一个帮忙的男人正在擦洗，牧之说这是给庙会做准备，庙会的主题是春耕。信佛的牧之说，其实这个节日来自于如来佛的生日，跟道家没关系，但是正跟播麦的节气重合，赶庙会的人多的话，财神庙可以借此赚一大宗香火钱。

虽然在应景忙碌着，对于庙会的前景，张道长显得并不乐观。他不再像上次见面那样情绪饱满，而是抱怨“这里的人没有信仰”。说到自己打算离开，去他当年入道修行的福建，那边的环境比这边好得多。

果然不久之后，听牧之说张道长已经离开，但并不是回福建，而是去了河南，以后又辗转去了秦皇岛。那场庙会赶上政府限制大型活动，场面有点冷清，这大约是张道士去意确定的原因。

财神庙关了半年多，直到少陵塬上的李道长下来接任。

李道长是个道姑，牧之说当年就是财神庙的住持，后来去了塬上住持一所道观，张道长来财神庙是她介绍的，现在回来也算顺理成章。

李道长不长于神通，但在本地根基深厚，接手之后财神庙有新气象，第一宗事是翻修大殿屋顶。这也算是布镇的一件大事，很多居民出了钱，牧之就发愿出了两千块。以前的窑瓦屋顶风化漏雨，财神的元宝买不通风伯雨师，泥塑之神有时难免受累，现在换成了彩钢瓦，瓦楞升上去两尺，相当于再加了一个大屋顶，财神和观音娘娘从此长保无虞。

再次走进财神庙院子，人气增加了不少，除了新的住持，多了一个小道姑，还有一个从塬上跟随而来的三十来岁的后生，时常在庙里前后帮忙，叫做三宝。石桌的陈设也无甚变化，除了那棵树上贴了一张白纸：“宝宝病了，没钱输液”。我问道长是不是要募捐救树，她微笑不语。

年轻的道姑跟以前那个小道士一样黑瘦，看起来似乎有病。我怀疑三宝从塬上跟下来是不是意在小道姑，牧之告诉我全然相反，三宝和小道姑是死对头，把她叫做“鹅”，经常在背后伸长了脖子比划她，因为小道姑有胃病，吃饭之后会像鹅一样发出“呃呃”的声音。三宝敌视小道姑的原因是有她在跟前，妨碍了他接近道长师父。

三宝意在道长，虽然李道长比他年长了二十多岁。道长对他的态度正像一个出家人的优容平淡，虽然不排斥他前后帮忙，有时也留他吃中饭，到了下午四点钟，就让所有外人离开，关上庙门早早防嫌。三宝舍不得回塬上，围着财神庙打转，转一阵到牧之院子里来，趴在围墙上踮脚尖向财神庙打望。望一会没有收获，会向牧之倾诉，他是如何恋慕师父，日子久了渐渐叹息，“看来我娶师父是今生无望了！”

我见过他趴在围墙上踮脚打望的姿态，也曾经和他搭过一两句话，看他不过是个略微戆直些的寻常青年。他为何如此厌小道姑而恋慕李道长，我没有机会询问。牧之说他看起来有些傻，其实自有心计，譬如他帮人做工拿钱宁肯少得一两块，一定要让人欠着自己，因为这是吃亏，吃亏就是积攒功德，来世有福报，一点儿也不亏。他今生的执着恋慕道长，不知是否为来生姻缘修的福分。

新冠疫情来临，布镇的各个路口都封堵了，连同财神庙和牧之院子之间的小道。李道长关了庙门，除了过几天买一次菜足不出户，跟随她的小道姑和三宝也各自回家了。有一天清晨，财神庙的门意外地开着，道长去派出所报案，看上去受到了很大惊吓。

头天晚上道长睡着后，有个窃贼翻墙撬门溜进了财神庙，在院子里各个房间转了一通，还在道长的房间外边窥探了半天，道长睡梦里隐约听见了动静。道长惊吓的原因是，财神庙大门装有监控探头，从录像里看窃贼戴着一副面具，想到这张戴着面具的脸在窗外窥视，任是道长修为深厚，也由不得不后怕。

因为并没有丢失值钱的东西，案子最终没有破。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怀疑：窃贼戴着面具入庙窥探，是否为了怕道长认出自己，就是经常往来的熟人呢？

（因保护人物隐私，布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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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凌

生于陕西，作家

源济

打工二代的两次北漂丨人在城中

原创 李若 人间theLivings 2020-09-28

对于我来说，我到过北京，在北京呆过几年就心满意足了，就像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一样。我没有北京的户口，没有北京的房子，但是我想去北京我随时可以去呀。

配图 | 七七/摄影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3

“工二代”进京了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当官的儿子是官二代，明星的儿子是星二代，有钱人的小孩是富二代，那我就是不折不扣的工二代——我父亲年轻时就在北京打过工。

上世纪80年代，我家亲戚里就有很多在北京打工的，最早是我二表哥。

80年代末，他和一帮老乡在北京的河里捞沙，那是顶辛苦的一个活儿，早出晚归，中午饭都要提前做好带到河边，风餐露宿，四季如此。夏天在水边作业好受一点，可是太阳又太大，一身水一身汗；冬天河水刺骨，河面上风很大，寒风刮到脸上，手皲裂了，脚冻烂了。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二表哥认识了一位北京老太太，老太太是专门承接装修的包工头，二表哥能说会道，老太太聊得挺开心，便说：“小伙子真精神，长期和水打交道，老了会患关节炎、风湿病。”二表哥一听赶紧顺杆往上爬：“我拜您为师，跟您一起学装修怎么样？”老太太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的装修，主要就是刷油漆。北京当地农村的房子，廊檐上的木头雕花都要用漆刷上红的绿的蓝的花纹。90年代末我去的时候，还看得到当地人的房子上红红绿绿的油漆图案。

几年之后，二表哥学成出了师，拉起一个装修队，把之前一起捞沙的兄弟从水里捞到了岸上，大家都跟着他干起了装修。父亲是在这个时候投奔的二表哥，从最基础的刷油漆干起。那时候，二表哥的业务已开始向铺地板、刮大白和吊顶延伸。听父亲说，他还在机械厂给机械刷过漆。

当年，二表哥承包了楼梓庄小学的装修工程，学校门口围墙上的标语就是父亲和王老嗨刷的。后来我也曾在楼梓庄小学门口看到过那几个大字，说实话，真不敢恭维。

时至今日，我已经忘记了那几个大字是什么，大概也就是“百年树人”之类的，但我已经没法向当事人求证了——因为当年刷油漆的两位当事人都已作古，父亲前几年因为淋巴结癌离我们而去，而只比我大几岁的王老嗨，去世的时间却更早——

1998年冬天，王老嗨早早回家，因为他们村没有水井，吃水要到一里地之外的地方去挑，于是他想在院子里挖一口井。当挖到十几米深的时候，终于从井底慢慢地渗出水。他大喜过望，可没想到却乐极生悲。当他坐在篮子里，他妈妈和他老婆摇着轱辘把他从井底往上吊，快到井口的时候，绳子突然“嘣”的一声断了，王老嗨从十几米高的地方坠落下去，当场摔得不省人事。虽然辗转医治，但是也还是行动不便，下半身无知觉。就在他失去性能力的2年之后，他老婆竟然生了一个儿子，让他更为郁闷。又过了两三年，一个冬天的夜里，他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1999年的春节刚过，在伙伴们都打算去长三角时，我一心想到北京去，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南方待了几年，却没有到过北京。

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千多年的历史，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我一直想，那真是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辈子我一定要去北京”，就像我上辈子是北京人，这辈子要去寻根一样。

那年春天，我背着行囊跟着三表哥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我也是去投奔二表哥的，就像当年我父亲一样，而如今二表哥的装修队已人丁兴旺、如火如荼了。

一出火车站，马路上行人如织，车辆川流不息，心里想着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此刻就在我眼前，我忍不住使劲地掐了掐自己，这就是北京吗？

一路换了各种交通工具，从繁华到荒凉，从宽阔的大马路到尘土飞扬的土路，最后才是五环外的皮村。

那时的皮村还没有街道，只有几个小卖部和一家理发店，也没有菜市场，只有农民摆的地摊，堆放着自家种的茼蒿或者茴香。我住在二表哥家，二表哥一家人租住在房东家的偏房，房东姓刘，儿子儿媳都不在家，有一个大院子，院里种有蔬菜，还养着两只鹦鹉。

这些都还好，唯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厕所比老家的还要落后：不分男女，只有一个门，门上挂一把锁，谁要上厕所得带着钥匙才能开门进去，厕所里面没有电灯，晚上上厕所时总会担心一不小心掉进去。

这就是北京了。

有人来查，我就装哑巴

最开始没有找到工作，我想去二表哥的装修队里干活，但是二表哥说什么也不答应，说哪有女孩儿干这个的，又脏又累，“你还是找一个轻松点儿的活儿干吧”。可过了许久，也没有找到轻松一点儿的活儿。

一天晚上，三表哥来告诉我一个消息，“皮村村委会有在北边有100亩地要出租，你要不就承包来吧？”我已经有点饥不择食了，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心动——有100亩地，那我就是北京的地主了。

我刚想答应，二表嫂兜头一瓢冷水就浇了下来：“你是种地的人吗？你知道种什么东西吗？你了解这儿的气候土壤吗？100亩地有多大一片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下一场雨，那草就疯狂地长，你在这头拔，等你拔到那头，这头的草又长起来。就算你不睡觉，一天24小时也拔不过来，夏天天气热，太阳又大，你干不了一个月就把你晒得、累得又黑又瘦，你这小身板根本就受不了……”我刚刚燃起来的创业念头，就这么被二表嫂的一番话打消了。

那天，刚好二表哥的干儿子干女儿来他家玩，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4岁。天快黑的时候，两个孩子要回家，我自告奋勇地说我送他们。二表嫂又来叮嘱我，说千万不要在路上逗留，小心联防的查暂住证。

我听了心里一惊，外地人在北京要办暂住证，我刚来还没来得及办。“要是被抓住了就会被遣送回去的。”二表嫂又说，头年，二表哥和表姐夫在工地就被查暂住证的抓住了，被遣送到河南洛阳。人在闷罐车里面蹲着，两手抱头，不准交头接耳说话，路上吃的是烂面条，“别说油了，连青菜都没有”。后来还是家人送1000块，才把他俩赎回来。

二表哥也说，“要是遇到联防查暂住证的，你不要说话，要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唱歌，因为你一说话，你的口音就暴露了你是外地人，但是唱歌都是一个调，分辨不出本地和外地的区别。”

我点点头说，“他们要是查来了，我就装哑巴。”

老板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

为了给我介绍工作，二表哥请老板吃饭才把我塞进食品厂。厂在隔壁村，是本地人开的，老板三四十岁，姓陈。

这个工厂看起来像家庭作坊，连带烧锅炉的、门卫和做饭阿姨一共才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单身男女，只有一对夫妻和一名已婚妇女。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和河南。

陈老板在北京开了两个面包房，一个加工厂，专给华联和京客隆等大型超市供货。同事给我介绍的时候，我连声赞叹老板年轻有为，同事便说，不是老板有钱，是老板的妻姐有钱——老板的妻姐做跨国生意，老板创业都是她投资的。

老板给男工开15元一天、女工10元一天。厂里面最高工资的是车间主任——这个20多岁的安徽小伙子，一个月能挣600块。

食品厂里干活不累，一天8小时，有时晚上会加一会儿班，但是没有加班费，主要就是做面点，比如奶油面包、牛角酥和吐司之类，也有一个同事专门做蛋糕坯子。

同事粗略算了一下，老板门店和超市的收入一天大约是5000块钱。我愤愤不平：老板一天挣那么多，给我们开这么点工资？同事说：“要不怎么说，‘慈不掌兵，义不经商’呢。”

我心想原来老板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

厂里管吃管住，但是不管早餐，得自己出去吃，吃一次早餐花两三块钱，大家为了省几块钱，就不吃早餐。饿了，就在车间里偷偷吃一点蛋糕坯子的边角料——因为烤蛋糕坯子的模具是方的，做蛋糕时裁成圆形或者心形，裁下来的边边角角就没有用了。有一次，一个同事刚把边角料塞到嘴里，老板就来了，同事怕被老板看见，赶紧往下咽，差点儿被噎死。

老板的抠是出了名的。他有一家门店在西城区，为了省油钱不让货车送货，让一个男同事用三轮车从朝阳区蹬到西城区——为了15块钱，同事也真是够拼的。

还有一次我在洗衣房里洗衣服，白色工作服上有一点污渍就很明显。我用刷子使劲儿刷，被同事看见了，他提醒我说：“这要是让老板看见了，准得挨骂。”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事说：“老板怕你把衣服刷破了，把你手搓坏了没事儿，别把他工作服刷坏了就行。”我听了目瞪口呆。

可一个月300块，在北京够干什么呢？买买日常用品和零食，所剩无几。

特别是男孩子有的还抽烟，偶尔打一下台球，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我在那个厂干了3个月，省吃俭用攒了500块钱。当时给我找工作，二表哥请老板吃饭，花了700块，我干了3个月，到头来还亏了200块。

夏天天气热了，面包房的生意不太好，我便和一个江苏女孩一起被裁员了。

江苏女孩叫燕子，来了2个月。她之前在方庄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保姆，把小孩从10个月带到上幼儿园，工资是一个月150。我说这也太低了，燕子就说，主人家承诺，把小孩带到上幼儿园，就帮我在这边上户口、找工作。我说，那为什么你现在又到食品厂来打工呢，这就是他们为你找的工作？

她说我倒霉呗，刚刚把小孩带到上幼儿园，他们两口子就打架闹离婚，谁还顾得上我呀？男主人很有本事，经常坐飞机，国内国外满天飞。女主人在事业单位上班，本来挺好的，但男主人生意太忙，常常出差，夫妻俩聚少离多，女主人喜欢打扮爱漂亮，经常出去玩，时间久了就有了别的男人。男主人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们在家从卧室打到客厅，女主人赤身裸体被男主人抓着头发往门外拖，女主人拼命挣扎。我看不过去替女主人求情，男主人就让我走开，不要管他们的事，照顾好宝宝就行了。他们在家里闹那么厉害，宝宝在房间里睡得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两个人就离婚了，宝宝归男主人，女主人出国读书了。我把宝宝交给爷爷奶奶，就出门找工作找到这儿来了，没想到在这儿也就干了两个月，又失业了。“哪有那么容易成为北京人的啊！”

我忍不住问她，你不觉得亏得慌呀？

燕子倒是想得开，说也还好吧。“在他们家这几年小孩去哪儿我去哪儿，也去了很多好玩的地儿，跟他们一起还坐飞机呢！如果不是在他们家做保姆，我也不可能自己花钱去旅游。”

燕子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做保姆，我问她做保姆怎么样，燕子叹口气说，上家的爷爷是一位老革命，对吃很挑剔，“我做菜他不是说咸了就是淡了，弄得我无所适从”。不过奶奶挺好，让我不要管爷爷，“他爱吃不吃”。

想了想，我还是拒绝了燕子。本来自己做饭就不好吃，还怎么给人做饭？还是去找下苦力的活吧。

想要成为北京人的捷径，我不想走

从食品厂离开后，我提着行李回到了皮村，又住在了二表哥家。

那时表姐带着孩子，也到北京来探望给二表哥干活的表姐夫。平时我和表姐、孩子住一间屋。一天晚上，表姐夫回来了，这下我就没有地方睡觉了。我抱着草席来到院子里，把草席铺在地上，表姐担心蚊子咬我，给我一床蚊帐。半夜里，我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感觉蚊帐有动静，好像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吓得大气不敢出，等到了天亮一看，不禁笑了，原来是一只癞蛤蟆爬进了我的蚊帐里。

这期间，从老家又来了一个男孩子，住在二表哥一个院，来做装修学徒。

一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院子里热热闹闹地吵开了，原来是新来的小伙子在街上遇到房东大爷，没有和大爷打招呼，大爷就在院子里发牢骚——“是不是嫌我是老头子，和我糟老头子说话丢你的人？你又不是小姑娘，你要是小姑娘害臊我也不计较，迎面都不和我说话，是什么意思？”

嫂子和其他一干人等就为小伙子开脱，说他刚从老家来，普通话不标准、内向、不喜欢说话。好说歹说才把大爷哄好，“回头我们说说他！”

小伙子就低着头坐在那里，像做错了什么大事一样。

第二天一早，大爷坐在门口儿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报着某位李姓“大师”逃往海外的消息，我就听到小伙子和大爷打招呼：“大爷，没出门溜弯儿呢？”

回来我和小伙子开玩笑：“学乖啦？”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知道他这么在乎打招呼。”

通过这件事儿，我也吸取教训，左邻右舍的本地人、一墙之隔的房东家，每次出门遇到了，我都会打招呼。有时遇到左边的房东阿姨出门，就立刻开口问，“阿姨上街呢？”“阿姨买菜啦？”

一个夏日的午后，树叶一动也不动，只有知了一个劲儿地叫，大家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二表嫂对我说，隔壁阿姨夸我嘴甜人好，相中了我，想让我做她家儿媳妇儿。

“就那个光着膀子，穿着人字拖的年轻人啊？”

“还是大学生呢！”二表嫂说。

“脾气太暴了，隔着院墙都听到他在家里凶巴巴地和他妈妈吵架。”我弱弱地回。

二表哥一听就摇着头说：“那可不行，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现在我们都在这儿热热闹闹不觉得，以后我们回老家了，就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像一只离群的孤雁一样，多可怜啊！绝对不能答应。”

从这以后，我再也不从阿姨门口走了，每次在路上遇到阿姨，我都绕道走，再也不和阿姨打招呼了。当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说成为北京人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投胎或者嫁人了。而我不想用婚姻来换取，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

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看着所剩不多的钱，我决定打道回府。这是我第一次北漂，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再去北京。

我穷其一生，也追不上北京的房价了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2012年的春天，我真的又去了北京，还是投奔二表哥。

在北京待久了，二表哥也成了“老炮儿”，行为举止跟当地人一模一样。就像古代的大侠一样，好交朋友。老家很多人去北京都去投奔他，这么多年，他的朋友早已遍布北京。来投奔的，他来者不拒，有钱时大吃大喝，几百块的茅台五粮液也请，钱少时十几块钱的二锅头也喝。十多年过去，他自己也成了房东，在村里租了几亩地，盖了一片出租房，留几间套房自己住，其余全部出租，租金就够家庭开支了。

看二表哥做包工头赚了钱，大表哥和三表哥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装修队，一帮工人，谁接到活就跟谁干，业务也延伸到拆迁、基建。本地农民为了拆迁时多捞赔偿款，疯狂扩张，小房子拆了建大房子。那几年三个表哥的业务做得通，拆迁完建房子，建好房子再装修。

十来了，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已经完全找不到以前的影子了。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各种小吃店理发店手机店一家挨着一家，有了像样的菜市场，房子也从低矮的平房变成了小洋楼。

三表哥因为孩子上学，2011年在燕郊买了一套90平的商品房，当时6000元一平，首付12万，每月交4000元月供。我去过一次，三表哥家在10层，有电梯，两室两厅一厨一卫，楼下不远就是大型超市。

我曾经问过二表哥，为什么不像三表哥一样也买套房，二表哥回答我：“我要那么小的房子有什么用呢？你三表哥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二表哥的出租房在2017年被村里收回，现在二表哥一家还是租房住。

大表哥回老家花了20万建了一座二层小洋楼，装修又花了十多万。但是表侄压根就没打算在农村呆，建得再好装修得再豪华也不要。用表侄的话说，在小山沟盖栋别墅又怎么样呢？现在年轻人谁不是往城里去？有三四十万不如在城里买房子。

自从通州改成城市副中心，连带着燕郊的房价也水涨船高，三表哥在房价节节高升时果断把燕郊的房子卖了，白住了几年还赚一百多万。虽然老乡们说，如果再晚几个月卖还可以多卖四五十万，但已经很不错了。

在北京奋斗了30年，三表哥手上有一百多万，大表哥在农村老家有一套房，二表哥有一辆十多万的车和娶儿媳妇的彩礼钱。

当年，二表哥为了工人上下班方便，买了两辆面包车，一辆自己开，一辆接送工人上下班。那时候北京的车牌只要买车就能上牌照，不用摇号，后来二表哥有钱了，把面包车换成小轿车，也不用为车牌照发愁。

另外一辆面包车用不上了，就把车牌照送给他干女儿了——当年我送她回去的那小姑娘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在北京有体面的工作。他的父亲有先见之明，租了几亩地，盖了几排出租房，都是两层小楼。每到月底，小姑娘拿着一串钥匙挨家挨户收房租水电费，俨然也是个房东。

据我所知，我所有的老乡，就算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没有在北京买房的。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成为北京人。像我二表哥，他在北京呆了三十多年，还是外地人。

这三十多年，亲戚、朋友以二表哥家为落脚点，走的走来的来，一波又一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来回回不下一百人，没有一个在北京买房子的，在外买房子的有，但也都是在三四线城市。

听堂妹夫说，90年代末，通州一位孤寡老人在农村有一所带院的土房子，卖5万。他想买，但没有钱，他父亲那时候卖早餐正好攒了5万块钱，却执意不肯买通州的旧房子，带着5万元回到老家，在小山村建了一套楼房。

现在一提起来，堂妹夫就恨自己当时真是没眼光，跑回去建房子有什么用？现在房子不还空着的吗？“你说当年他要是在通州买了那套房子，现在要值多少钱啊？”一边说一边叹气。

我所有的亲戚老乡，归根结底都是要回老家的，能在北京买房固然好，但是谁有那么多钱呢？一次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他在谭翤同故居附近买了一间十平米的房子，花了170万，他是河北人，他媳妇儿是当地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媳妇儿的关系，外地人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我很诧异170万在老家可以买多大面积的房子啊？但还是给司机说，10平方也不够你们一家人住啊。他说是啊，太小了谁住呢，就在那儿放着，到时候如果拆迁不就发了吗？

2010年的时候，我在苏州见有一架桥上拉的横幅房价6800一平，而我每个月拿着2000块的工资，在哪儿也别想买房。当我领着几百元工资的时候，房价是几千，当我领着几千元工资的时候，房价是几万，当我攒几万块钱的时候，房子是几百万。我穷其一生也追不上房价，并且这个距离越拉越大。

想在北京买房子，那和在天安门广场盖一间屋一样，是不可能了。

尾声

回头想想，对于我来说，我到过北京，在北京待过几年就心满意足了，就像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一样。我没有北京的户口，没有北京的房子，但是我想去北京，随时可以去呀。

如今，我离开北京3年了，今年春节过后我又蠢蠢欲动，想去北京。谁知因为疫情一时半会儿还没解禁，我只好在家里等。我想等北京解禁了再去，可谁知道就像火苗这儿扑灭了，那儿又冒烟，那儿扑灭了，这儿又来了。我只好放弃北京之行，再等等吧，有机会我还会去北京的。不为定居，只为去看看。

想起2012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换了一个北京的手机号。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你好，李女士，请问你在朝阳区柳芳南里的房子卖了没有？”我一听不对呀，我在北京没有房子啊，我就说他打错电话了。过了不久，我又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

挂了电话，我哑然失笑，我要真在北京有房子就好了。像这样的电话，我一个月总要接几次，次数多了，我就忍不住异想天开起来——说不准，真的是我上辈子留下来的房子，哪天有时间我要去看看。

同事笑我，你醒醒吧，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号码之前的主人也姓李，正好也是位女士，她把房子挂在网上卖，留这个联系方式，所以别人才打过来。我恍然大悟。

在别的城市，我总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但是在北京，我在大街小巷穿来穿去，同事随手指个方向问我是东是西？我总是凭感觉能答对。都说吾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内心宁静，在哪儿都一样，出租屋里面的一张小床也能让我睡得安稳踏实。

我还是爱北京。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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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若

北京皮村“工友之家”

写作组成员。打工十余年。

爱好文学，偶尔舞文弄墨。

ZZzz2000

老百姓的故事。

源济

关于南京的记忆，我只有从车站到医院丨人在城中

原创 子丘 人间theLivings 2020-10-08

收录于话题

#人在城中LivinginCity

9个

有一个人，将永远无法看到这样的人间美景了，我也不知道天堂的模样。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淌了满脸。快两年了，南京站、玄武湖，什么都没改变，又什么都改变了。

配图 | CFP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4

1

2017年10月初的南京依然很热，从医院出来，整条马路被晒成一道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我忙把木愣愣的老公阿文拖到阴凉地，然后站到马路边打车。也许是因为太热，路上车少人少，好不容易才打到一辆出租车载我们去南京站。

这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南京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准备返程的人。下了车，我搀扶着阿文穿过人流，来到空无一人的售票窗口。显然，窗口已经没有票卖了，但阿文不接受这样的结果，他紧紧皱着眉头，像个倔强的孩子，又沉默地在自动售票机前捣鼓了好久。

其实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手机上查过了，当天早就没有回苏城的高铁票了。可阿文不信，认为手机上查到的不能作数，“这才3点多，怎么可能没有票呢！”我只好跟着他来到车站探个究竟。

不远处，车站保安一直盯着售票机前捣鼓的阿文，一定以为他是个潜在的破坏分子，准备随时采取行动。

“要不，我们住一夜，明天再走？”我低声，小心地央求。

“住一晚？你是不是很有钱？”阿文转过头，用凶狠的目光死死盯着我。

“有。不就是住一晚么？不就是最后一次来南京了么？”我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售票机前，痛哭失声。

阿文有些无措，尴尬地四下里望望，脸上的表情渐渐柔和下来。但是骨瘦如柴的他已经没有力气将我拉起来了。

自从2016年生病以来，一向好脾气的阿文几乎变成了火药桶，一点就着。我除了忍耐还是忍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找个朋友倾诉一下。但这并不是生活中最令我痛苦的事，就在刚刚，我对医生说：“不管花多少钱，多少努力，请一定救救他！”医生无奈而抱歉地摇摇头，劝道：“回去吧，吃点好的，尽量开心，想干嘛就干嘛。”

此刻，在异乡的售票大厅里，没有力气拉我的阿文也坐在了地上。做了20多年的夫妻，多少有些心意相通，我俩泪眼相对，无语凝噎。我平静了些，抹了一把眼泪先站起来，又把他拉起来，强颜欢笑：“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酒店，五星的，看上去不错，要不就奢侈一把？”

阿文还是不说话，不说话就等于默认，我知道，他有限的体力快耗尽了——他苍白的脸上汗涔涔的，这不只是因为热，还因为癌症晚期的疼痛。这时候，人是无法继续倔强的，我必须尽快找个舒适的地方让他躺下休息。

搁在平时，五星级酒店，我们想也不敢想。这两年为了看病，我们在南京也住过几晚，都是200多一晚的经济连锁酒店。一来，我们节俭惯了；二来，阿文的病已经掏空了家里的积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

可今天不一样，天气实在太热，我怕刚才一路打车把阿文给折腾坏了。还有另一个在心头起伏的念头我无法明说——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来南京看病了。

2

我带头，阿文跟在后面，穿过五星级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从电梯直达28楼。拉开房间的窗帘，远处巨大的水面直扑眼帘，那是夕阳下的玄武湖，波光粼粼，仿佛触手可及。

我忍不住唤他：“老公，快来看，玄武湖。”没声音，我回头，发现阿文已经躺下了，他的身体蜷缩成一只虾的样子，整张脸都皱着，好像每个毛孔都在痛苦地抽搐、呻吟。

我赶紧拉上窗帘，帮他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又轻轻地替他擦身子，可是疼痛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我只好说：“换张芬太尼贴（强效阿片类镇痛药）吧，别强忍着了。”

“可是还没到时间，昨天才换了新的。”阿文有气无力地回我。按照说明书上写的，芬太尼贴每次贴3张，能管72个小时，可这贴贴上还不到30小时，他就疼成了这样。

“别管了，人舒服最重要，这么疼，吃不下睡不着的，如何熬到明天？”我开始在包里翻找。

“也是，反正也是最后关头了，舒服最重要，管他72小时还是24小时。”说服了自己，阿文居然笑了一下，语气轻松。

阿文生病的这段时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他在肉体与精神双重折磨下露出的痛苦状态。他这样故作轻松，反而让我心酸难忍，我转过头，假装用力撕开包装，怕他看到我眼里的泪。

换了止痛贴，药效和心理安慰同时涌上来，阿文终于沉沉睡去，我独自倚在窗边，见天色慢慢暗下来。这是秋天黄昏最好的时刻，太阳已经下山，黑夜还未真正到来，天上有星月淡淡的影子。远处的玄武湖边依然浓荫叠翠，微风过处，湖水荡漾，一波又一波，记忆也拍岸而来。

2016年4月29日，我在下班途中接到婆婆的电话，一向果断爽利的她有点语无伦次，说阿文不舒服，在人民医院拍了胸片，医生还建议他马上去苏城检查。

婆婆说自己的腿都吓软了，我的心也是一阵惊跳，赶紧给阿文打电话询问。他倒镇定，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胸腔有积液，准备去苏城检查，还叫我不用担心。前两个月他一直在重感冒，估计是肺部有炎症。

5月如期而至，万物勃发，阳光炙热，渐渐有了夏天的味道。五六天后，阿文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一家人却都跌入了寒冷的冰窟——放在我们面前的医院诊断书写着：胸腔积液达93%，右肺完全浸没在积液中，充分怀疑是肺癌晚期，预后不良。

天地顿时倾覆了过来，我只记得自己当时麻木、绝望，站在阳光底下都背脊发凉。可躺在病床上的阿文没有丝毫病态，轻松地说：“怎么可能，一点感觉也没有，一定是误诊了。”

我们又做了各项检测，坏消息纷至沓来，阿文到底是“中奖”了。医生无奈地表示，阿文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化疗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恐怕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那天，阿文给了我这辈子最难看的一个笑容：“别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伏没有起？以为到最坏了，没想到还有更坏的。”

2008年，我们经历了一场投资失败，背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尽量弥补损失，8年来，阿文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想早日把外债还清。总想着还没到50岁，我们再艰苦奋斗几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谁知平时连感冒都少得的阿文，会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

还记得我陪阿文去做脑部CT的时候，这个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男人，依然像20年前一样英挺秀气。我隔着门，看他慢慢在CT床上躺下，像一只突然被驯服而显得软弱的小兽。

等最初的绝望、慌乱过去，我们终于冷静下来，决定依着我们的方式，和时间来一场赛跑。当人开始寻医问药，生活马上就变得魔幻，像有一条巨型的鞭子用力抽打着往前走。

由于不能手术、化疗，我们只能选择中医保守治疗，四方打听，最后选了南京的一家民营的中医院。南京是省会城市，但对于我和阿文来说，并不比其他大城市更熟悉。因为许久不出门的缘故，难免木讷，我们两个在火车站摸索了半天才办好了各种手续，准时坐上了高铁。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南京站，车站颜值很高，简直就是建在景区里。站在广场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但我们却无心欣赏。

我们要去的这家中医院离南京站很近，出租车司机好奇地看了看我们俩，关心地问：“去医院，谁看病啊？”估计，在外人看来，我和阿文都足够健康。

虽然推荐的朋友早就给我们打了预防针，但到达医院时，我还是吃了一惊——这个医院的大门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工厂，走过一个水泥地面的小院，老式楼房的阴冷寒气扑面而来。东北角挂号的窗口，清溜溜的，没人。

这里与一般的医院截然不同，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失望，回头看阿文，他也疑惑：“就是这里吗？”

取了号，我们上了一部“哐哐”作响的老式电梯，3楼楼梯口，一位护士笑容满面地表示欢迎，帮阿文量了血压和体重，让我们在大厅候诊。大厅里除了几排椅子外，另放了一张桌子，上面没有饮水机，只有热水瓶。

等待期间，我上了一趟医院的洗手间，发现里面异常洁净，连放在水池上的拖把滴下来的水都是清澈的。这时，我那颗微微忐忑的心才放了下来。再四处打量，我发现除了干净，这家医院所用的桌椅板凳都是旧的、不成套的，向病人收取的检查费也十分便宜。

和我们一样，大部分来这家医院的病人，都是冲着创始人张院长来的。他是名医，号很难挂，在每个病人身上花费的时间都很多，所以等我们见到张院长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了。

年过古稀的张院长穿着一件短袖白大褂，脸色苍白，目光严峻，动作如机器人精准、规范，一丝不苟，他周身散发出的那种古朴做派，如今已经很少见了。

我和阿文都很紧张。不过，张院长一开口，我才知道他并不古板，反而言辞幽默，妙语连珠。他对阿文的病情和预期表述也十分客观，先给我们普及了肺癌的成因与治疗流程，然后说阿文的病情虽然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但只要他配合治疗，希望还是有的。

最后，张院长又语重心长地对阿文说：“石先生，你年龄还小，许多社会与家庭责任都还没有履行，所以你必须要好起来，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些天一直被坏消息包围着的阿文似乎很受鼓舞，认真地点了点头。

一切办妥，已是下午2点多，不知不觉间，我们在这家医院待了4个小时。打车到南京站，买好票，我看着阿文苍白的脸，心里刚刚升起的那点希望的光亮又暗淡了下去。我知道，对于他，对于我，这都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也愿意有漫长的路要走，哪怕余生都奔波在寻医问药的路上。

“吃碗鸭血粉丝汤再回去吧，这可是南京的招牌啊。”我勉力微笑着，征求阿文的意见。他的眼神似乎亮了亮，说：“好。”

我们走进了一家店面不大但十分整洁的店。一口标准南京话的老板娘热情地迎上来，末了问我们：“哈要辣油？”我们吃得满头大汗，阿文的不适感好像也因此减轻了些。

3

从这以后，每隔30天左右，我们就要去南京一趟。每天两大碗中药喝下去，阿文的病情慢慢有了起色，至少在大半年里，没有再恶化，生活质量也没有下降。希望的火花再次被点燃，南京之行对我们来说就像短途旅行，充满了喜悦。

很快就到了冬天，日头变短，早出晚归两地奔波连好人都吃不消，何况是阿文这样重病的人。一次，我们到达医院时已经没有号了，张院长看我们远道而来，不忍心，又添了一个号，看完病已是晚上9点。

也正是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妙姐。

候诊的时候，我和妙姐坐在相邻的位子上，我的脚边有个电源插座，妙姐要给手机充电，我顺手帮她插上了插头，接着就攀谈了起来。

“是你老公生病了？他看上去很年轻。”妙姐看了阿文一眼。

我点点头：“是啊，他一向身体很好，没想到查出来就是晚期了。”

妙姐按了按我的手臂，以示安慰，并说要相信张院长：“有很多人在这里起死回生的呢！”

“姐姐你是？”我委婉地问。

“哦，我啊，我就是来配点中药，没有什么大事。”妙姐笑笑。

我心里轻松了一下，心想：如果我们也是这样该多好啊！

妙姐50岁，身材高大，相貌美丽，在一个中学当校长，家就在医院附近。我们说着话，妙姐不时拍着我的背安慰。这突如其来的温暖让我泪目，也让内心积压的委屈几乎要喷涌而出。

最后，妙姐得知我们拿号困难，就十分热心地说，以后她可以早上来医院帮我们拿号：“我住得近，多早都没有关系，或者你们可以头天晚上来，住在我家里。”

大冬天起大早，任谁都不情愿，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妙姐却豪爽地说：“完全没关系，反正我上了年纪，起得早，举手之劳。”

我自然对她千恩万谢。

下次，妙姐果然一大早就帮我们拿了号，是我们从未拿到过的3号，也就是说上午就能看病。她把号码票和3本关于癌症治疗方面的书放在个布袋子里，关照了窗口的工作人员，再去学校上班。

过去一直紧赶慢赶的我们，因此心情轻松了许多。在南京寒意刺骨的清晨里，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张院长的办公室与其说是医生办公室，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房间很大，里面满满当当，迎面是一幅花鸟屏风，四壁都挂着书画卷轴，屋子里还有几十盆绿植。他的办公桌超大，桌面右上角放着一排十来支削好的铅笔——他用铅笔开药方，写楷书，每个字都像印刷上去的一样。

我们进了办公室，张院长正在看阿文的CT片，神色严峻。我不敢说话，他不忘回头请我们坐，然后慢悠悠地取下片子，踱到我们面前说：“石小先生啊，病情有进展，但你的身体机能仍然健全，心肺脾都好，肝肾功能也完好，这一路大军的任务完成得不错。但癌症本身有发展，说明敌人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你必须要强大起来才足以抵抗。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增加你自身的免疫力，激发你的免疫系统奋起战斗。这是一场谁也无法预测输赢的战争，我们精诚合作，走出一条具有石先生特色的光明的生命之路。那样，你将不输于一个奥运会冠军，或者创造一项吉尼斯记录。”

张医生不仅医术精湛，还是一个情感沟通的高手。虽然知道阿文病情有进展时内心惶恐又沮丧，但因为张院长施了“魔法”，我们从办公室出来时，内心还是满满的信心、希望还有温暖。

在回程的高铁上，我给妙姐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今天看病的情形。她热情地叫我们坚定信心，又转来2000块钱。在这场艰辛的战役里，我们已经得到太多亲朋好友的帮助了，妙姐与我们萍水相逢，我没有收钱，只收下了她对我们的鼓舞和希望。

这时，苏城医生之前预计的半年存活期已经被超越了。我对阿文说，现在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新生，阿文也信心满满：“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呢？”

4

可是到了2017年1月，也就是确诊的8个月后，癌痛突然加剧，这表明阿文的病情有了迅猛的发展。也正是从那时起，脾气温和的阿文开始变得喜怒无常，有时还十分暴躁。

因为距离下一次去南京还有很多天，我避开阿文，到阳台打电话咨询要怎么处理疼痛，张院长说可以吃些止痛药。

一开始，止痛药是管用的，但它严重副作用会导致内分泌紊乱，阿文的吃喝拉撒睡全部乱了套。他胃口差到连饭菜都吃不下，更何况是中药。上厕所是每天最头疼的事，阿文往往在马桶上一坐半天没消息，各种治疗便秘的方法都不管用。有天早上，我突然听到卫生间传来“呯呯呯”的声音，开门一看，阿文正拿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我忙抱住他，两个人以别扭的姿势拥抱在一起哭了好半天。

从早到晚，每一天都开始过得异常艰难，如此恶性循环，阿文整个人很快垮了下去。好不容易挨过春节，大年初三，我们不得不去南京住院。因为是春节期间，医院住院部就只有我们俩。阿文开玩笑说：“这是什么待遇，总统？”

等我们办好手续安顿下来，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就微笑着走进来，操着一口浓重的南京口音说自己是医院的厨师，问我们晚饭想吃什么。

无事寒暄了一会儿，我就说到阿文的癌症指标不好。

“不要说癌症指标。”厨师看了看阿文，轻声示意我，又一板一眼地说，“说肿瘤指标。” 

“有什么不一样么？”

“癌症指标太难听了，肿瘤有可能是良性的。”厨师笑着解释。

我愣了一下，一时没有会过意来，看了看床上的阿文，又转头对厨师说：“好，听你的，肿瘤指标。晚上吃什么都行，能让他多吃点就好，但要清淡一点。”

厨师点头说他有数，然后拿着记菜单的小本子出去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沉思了许久。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关注阿文的病情，但很少像厨师这样注意自己说话的细节，注意病人的情绪。

我真的有些精疲力竭了，转头看床上的阿文，他已经沉沉睡去。

可能是住了院，心情安定了下来，阿文的病情也稳定了些。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散步，有一天傍晚，阿文的兴致特别好，我俩就打车去了玄武湖。

那天天气虽然冷，但公园里的人很多，除了观光客，大多是附近来做运动的居民。趁着天光还亮着，我们像外地游客那样在城门口拍了照，阿文在小摊上给我买了一杯果汁，我们在湖边坐了很久。

面对着一塘残荷，回顾已经走过的路，憧憬着完全未知的明天。风过耳际，寒意渐浓，我想，如果一切重来，我们又会选择怎样的人生呢？

元宵节那天，在上海实习的儿子要求来南京陪爸爸过节，让我回家歇一歇。那天，他们居然在南京的街头吃到了美味的汤圆，还看了一场小型的烟花秀，父子俩都很高兴。

出院之后，阿文的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到了夏天，又是断崖似的下滑，只好又去南京住院。这次，张院长的助理来通知我，说院长晚上要找我谈话。我心下惶然，知道事情不好了。

当我忐忑地来到院长办公室，张院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我一颗心“呯呯”直跳，仿佛即将聆听上天的宣判。

“你辛苦了，这一年多来。”张院长说。

我低下头，勉强笑了一下，在张院长面前落泪不丢脸，我又抬起头来。

“情况不太好，癌细胞已经通过胸膜转移至本来完好的左肺，接下来，会很快了。”张院长沉吟着，说得很慢，好像在考虑怎么说才能把带给我的伤害压到最小。

我感觉自己的脸都是苍白的，连忙问我还能做什么。张院长说，像原来那样就好。

“我只是想，你心里有个准备——估计半年吧。”张院长摘下眼镜，又戴上。

我心里瞬间平静了下来，距离一开始医生说的“半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我们应该知足了。正是这一点信念，让我有力量对张院长微笑，说了声“谢谢”。

那次出院以后，阿文的情形果然如张院长所料，疼痛加剧，身体迅速瘦弱下去，生病以来一直努力保持着的140斤体重也开始明显下降，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恶劣的心境。我知道，哪怕我再感同身受，也无法体会到他绝望心情的万分之一。我所能做的就是包容再包容，完全以他为重。

2017年9月底，我俩商量着再去一趟南京。南京，这座并不熟悉的省城，给了我们动人的温情和难忘的记忆。虽然结局无法改变，但近两年的南京之行，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和战斗的勇气。如果没有医院和张院长，没有妙姐等人的帮助，我们也走不到如今。

这次出行与其说是看病，不如说有很大的告别的成分在里面。

“你在看什么？”身后传来阿文的声音。我扭头，看他笑意晏晏地坐在床上，与刚躺下时痛得扭曲的样子截然不同。我心头一松，忙问他，是否好些了？要不要吃东西？一看手机，已经快11点了，我居然对着玄武湖站了几个小时。

“想喝点粥。”他说。

这两年来，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心情，好与坏，都围着他转，他笑我也笑，他哭我也哭，现在，他想吃东西，我才意识到自己饥肠辘辘，腹鸣如鼓。

深夜11点，楼下的麦当劳还是人声如沸，站在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中间，我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松快了不少。我忍不住点了一杯饮料，坐下来慢慢喝完，才打包了两碗菜粥。观光电梯上升的时候，我又一次看到玄武湖波光粼粼的水面，夜色中，还是美得令人窒息。

有一个人，将永远无法看到这样的人间美景了，我也不知道天堂的模样。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流下来，淌了满脸。快两年了，南京站、玄武湖，什么都没改变，又什么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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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疼痛没有再次袭来，阿文美美地睡了一觉，早晨起来，脸上的病色仿佛都减轻了一些。下楼去车站，在电梯里，我指给他看远处的玄武湖，清晨的水面有种不一样的美，阳光下，水汽氤氲，如梦似幻。

阿文长长叹息一声：“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南京了，看到这么美的玄武湖，住过这么好的酒店，也无憾了。”

我无言以对，低下头，一滴泪落在地毯上，瞬间被吸收，看不到痕迹。

虽然酒店距离车站很近，我还是请前台帮我们打了一辆车。上车时，司机过来扶着阿文，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车后座上，非常贴心。

回家后不久，阿文的病情急转直下。他几乎吃不下任何固体的食物，即使接着氧气，还常常气闷得无法呼吸，面孔都变了色。只要稍一变动体位，都会引发声嘶力竭的大哮喘，哪怕做个最微小的动作，都要坐在床边喘息半天。

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来了，之前阿文跟我商量过，不进ICU，不做气管切开。为了节省体力，少移动，我开始给他用成人纸尿裤，晚上又请了护工。

2018年2月2日晚，阿文开始陷入短期昏迷，儿子匆匆赶回，看到疲惫不堪的我，坚决要求留在医院陪夜，换我回家休息。可是回到家又哪能睡的，凌晨12点，儿子发信息说：“老妈，明天早上早点来，情况不太好。”凌晨2点，儿子喊我：“老妈快来。”

早晨，医生看着昏迷不醒的阿文，和我们商量最后的事宜。中午12点，在撤去抢救设备的半小时之后，阿文停止了心跳。

后记

时间是良药，我已经不像最初那么伤心欲绝，至少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但我没有一天不想他。

从苏城到南京，我和阿文奔波几十次，但对我来说，南京依然是陌生的，熟悉的只是从车站到医院的那段路。我曾想打个电话给张院长，但终究没有，我不愿意让年迈的他听到这个坏消息。

从此，南京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既伤心又温情的城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它，却又会忍不住想念它。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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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丘

我手写我心

源济

爷爷和爸爸的武汉，我背负得艰难丨人在城中

原创 灰白 人间theLivings 2020-10-13

对于籍贯上填写的这个城市，我们一家三代的心底都有各自的想象、落差和秘密。

配图 |《万箭穿心》剧照

1

我1995年出生在四川内江，小时候，城里只有两个商圈，周末一家人去逛街，总会不断停下来与认识的人打招呼。

那时的我从没想过会离开这座城市，没有肯德基、麦当劳，胖妈炸鸡也很好；不能吃奥利奥，菜市场糕点铺6元一斤的饼干也不错；还有油炸粑、牛肉面、肥肠粉、跳水兔……然而，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我却被不断告知——你不是本地人。

最先这么说的是爸爸，上小学时要填素质手册，我去问他“籍贯”那栏填什么。

“佳佳，你要记得你不是这个小城市的人。你的籍贯是武汉——啰，武汉。”他用手蘸水，在木桌上写下铁划银钩的两个字。我根本不懂籍贯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武”字容易多写一撇，错字就要重写，烦不胜烦。

不过，这倒让我留心——爸爸说的确实是地道的四川话，而爷爷的口音真的和我们不大一样，他说“干什么”，是“搞莫斯”，而不是“干啥子嘛”。有次，别人问爷爷是哪里人，爷爷笑呵呵地答“武汉”，我尖着耳朵，在一旁听得提心吊胆，生怕哪里藏着同班同学，被人听见，也把我算作“外地人”。

再之后，也不知怎么回事，叔叔阿姨们见到我就总打趣儿道：“佳佳什么时候回武汉啊？”“什么时候让你爸爸带你回武汉啊？”我就哭着喊说“我不要”，反倒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

武汉，这个我没有任何概念的城市，在旁人的不断提及中，变成地下河，悄无声息地润湿了我家这片土地。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年轻时是武汉砖瓦厂的员工，家就在武汉周边某个水湾里，爸爸他们兄妹四人都在那里出生、长大。爸爸高考考入石家庄军校，随部队到了四川，“被川味迷了魂儿”，转业时就留了下来。之后，小叔接了爷爷“铁饭碗”的班，奶奶肝癌走了，爷爷从武汉来投奔我爸这个大儿子。爸爸在内江娶了个本地姑娘——我的妈妈——又生下我，爷爷也在这里找了个电厂退休的婆婆，搬到女方的单位房里，老两口一起过。

爷爷和爸爸常常会跟我共享关于武汉的记忆，他们在酒桌上用并不一样的武汉口音，说着以前的事。

“武汉有长江，有汉江，比起来，内江的江只能说是池子。”

“唉，四川的牛肉面太贵了，一碗14块，收入低物价高，武汉热干面才3块5一碗，还要把人涨憨！”——用素热干面和牛肉面作对比，爸爸偏心偏得让人哭笑不得。

说着说着，微醺的爸爸便会忘记场合，口不择言。

第一个被冒犯到的是我外婆。这个在内江过完一生的老太太，只有两个女儿，小女儿早年去深圳打工，然后留下结婚生子，眼下，仅剩我妈这个大女儿陪在身边。

爸爸有次喝了点酒，又对着外婆熬的筒子骨藕汤指点江山：“四川的藕都能熬汤啊？说到藕，还是洪湖的藕好，还有我们老家塘里面的藕，三四年的藕炖出来又粉又扯丝，才巴适哦。”

外婆把刚提起的不锈钢汤勺往汤盆里一摔：“武汉好，回你武汉去，过来干撒子！”

爸爸像被针扎的气球，瘪了，一声不吭灌白酒。

从外婆家出来，爸爸对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说：“你婆婆是个铁匠，越老脾气越不好，你以后一定不能留在这儿，不然她天天把你当铁打。”

我莫名其妙有些怕，虽然外婆说话嗓门大，但带我多年，从没真正打过我。

“我不留这儿，我去哪儿？”

“武汉啊。”爸爸一脸理所当然。

我摇头：“我没有去过，我不想去。”

“瞎说！走，回去看照片！”

那天，爸爸摩托车开得飞快，风割耳朵。到了家，他扯出一本相册，指着里面第一张照片让我辨认——照片里，妈妈很年轻，把着我的肩膀，对着镜头皱眉，约摸三四岁的我趴在栏杆上探头往电视塔下望。

照片上的场景，我完全没有印象。爸爸却自顾自地说：“你个狗崽子胆大得很，你当时穿的是你哥（小姑的儿子）的衣服，你妈这套好看吧？在白马商城买的……”

接着往后翻，是他和战友在武汉聚会的照片，一圈中年男人酒杯高举，满面红光。爸爸用指头指着照片里的人一一给我介绍：那是你陈叔叔，现在在某局做重要职位，这个是你李叔叔……爸爸说起他们，很是自豪，仿佛他们的功名成就都与自己息息相关。

看完照片，他幽幽地补了一句：“当年要不是我留四川了，现在我都该是……”

2

我能记起的“第一次武汉之行”，是2008年小学毕业的暑假——是爸爸对我能上市重点初中的奖励。

我们住在小姑家。爸爸每天喝酒、拔火罐，两兄妹多年没聚倒也不生分，血缘真是神奇的东西。

小姑的餐厅当时正好装修，便带着我们全家出游，一起坐轻轨。那时对我们来说，轻轨还是稀罕玩意儿，爸爸一边走，一边啧啧赞“家乡好”。待播报时，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武汉厉害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小姑和爸爸都笑了，然后又转头聊他们小时候的事和武汉这些年的变化。我往妈妈身边靠了靠，她看着黑洞洞的窗外没有说话。

等姑爹送我们回川时，一再说：“大哥你要早点回来哦。”

“一定，一定。”爸爸应承着。

自打那次回内江后，我家的电视常常被摁到湖北卫视，爸爸吃着花生米，咂着白酒，总看到很晚。我不爱跟他一起看，因为他总指着电视说：“我给你说，当年武汉这里……”

似乎有一条奇怪的脐带，弯弯曲曲把他跟武汉那块土地勾连上了，也许一直都勾连着，只是这时越发明显。我近乎动物性地感知到爸爸的脚正逐渐变轻、漂浮，离开这片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

我曾私下问妈妈：“以后爸爸会回去吗？”

“以后的事以后说。”妈妈回答时，连眉目都是淡淡的。

然而，比爸爸先回武汉去的却是爷爷。

2009年，爷爷多次向爸爸提出要回武汉。妈妈听到爸爸唠叨时，叹了口气：“造孽啊——你爸走了，电厂那个婆婆怎么办？”

爸爸也叹了口气：“我劝了，但婆婆近两年痛风高血压，动不动就卧床不起，老头子也快八十的人了，确实照顾不动，老了就希望落叶归根。”

我妈啧了一声，没再说话。

大姑患有严重心脏病，住在武汉附近的农村，常年靠最便宜的药维持，自是不能负担赡养老人，爷爷能选择的是下岗后在武汉做苦力的小叔和开餐厅的小姑。他的意思是“一家住半年”——他不想去小儿子那儿受苦，又担心一直住在小女儿家被人戳脊梁骨说儿子不孝顺。

之后一两周，我常听到爸爸给小姑和小叔打电话，商量爷爷的去向。小叔一口答应下来，小姑那边也没有太多意见，说她儿子刚送去当兵，房间正好空出来，只是做餐饮的人饮食不规律，“老头子只能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或者提前去店里拿”。

爸爸把两边的意思都转达给爷爷，爷爷笑呵呵地点头，小声说先住小姑那儿。

接下来，就是找个不失体面、又在情理之中的由头，跟电厂的那个婆婆离开——爷爷想让小姑过来“请”他，小姑听到这话，立刻没了好气，说生意一天离不得人。

直到我2009年暑假的末尾，姑爹终于提着大包小包来到内江，把两个老人在本地的子女聚在一起，说明来意，做了“恶人”。当时气氛紧张，爷爷便主动提出，将这些年共同积蓄的15万元全留下给婆婆，众人这才齐声理解，其乐融融吃完了饭。

爷爷回武汉后打来电话，语气愉悦，说“都挺好”，就是小姑和姑爹晚睡晚起。爸爸说，那是人家要赚钱。爷爷连声说“也是，也是”。

我问爸爸：“爷爷还会回来吗？”

爸爸摇摇头，迟疑了一下：“应该不会。”

爷爷在小姑那儿一住就是大半年。2010年过完年不久，小叔借着酒劲在小姑家里大闹，“说好一家（住）半年，你是不是想要我这个哥哥掉脸子（没面子）？”

第二天爷爷就打包好东西跟小叔坐公交走了。可到小叔家还不到1个月，爷爷就给我爸爸打电话，说钱不够花。

“你一个月退休工资两千多，你吃得了？”爷爷离开内江前，爸爸单独给了他5000块钱，过年又打了2000，在姑姑那边住时，鱼、肉都是从餐厅里做好，现成放在冰箱，姑姑不时还会补贴爷爷一些，怎么会不够花？

爷爷絮絮叨叨说，小叔做苦力辛苦，老婆在服装工厂做工，儿子也不争气，辍学了，在他姑的店里学手艺，虽然他姑不会亏待自家人，但他年纪大了，到底要结婚。

“孩子结婚不可能找你这个爷爷拿钱啊。”爸爸听出些深意。

“也不全是这原因……”

爷爷又说，回武汉后，砖瓦厂的老熟人都带着小孙子来看他，他面子挂不住，都给了打发钱。他辈分又高，知道他回去后，家家户户办喜事都要请他这个“老祖宗”，老祖宗去了，小辈一磕头，处处都是钱。

放下电话，爸爸又背着妈妈给小姑打了3000块，让她给爷爷捎去。自那以后，爷爷每次打电话的保留节目就是哭穷，理由不带重样的。爸爸多少都会给点。

但即便如此，爷爷在小叔家生活也并不顺遂。爷爷年轻时下力，饭量大，而且饭菜还得热烫、要软烂，跟小叔一家口味差别很大，婶婶受不了天天下班回来还得做两次饭，开始抱怨、不满。

于是，在一次并无大碍的摔跤后，爷爷表示，年纪大了，身边还是需要一个人。2011年初，在姑爹的张罗下，我便有了第二任没有扯证的奶奶。过完春节，爷爷跟“三婆婆”一起搬到姑爹单位分配的一套两居室过日子，在武汉城郊。

没多久，内江电厂的那个婆婆病故，爸爸嘱咐我别跟爷爷说——其实，爷爷早在一年前，就借故耳背，跟电厂婆婆断了联系。

3

不管爷爷在武汉怎么折腾，我在关键的高中时期，基本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过，我知道，“武汉”一定会出现在我未来的高考志愿里——从高一开始，我爸爸就在私下里念叨着，让我将来去武汉读大学，那样，他和妈妈以后就能师出有名，跟着我留在武汉。在他不断地洗脑中，渐渐长大的我，对那个在湖水中氤氲着的武汉竟也生出一种向往。

我学习成绩不错，总以为未来一切顺遂，天大地大的，梦想就是准备来让我去实现的。但，人生总喜欢给你开个玩笑。

2013年高二的暑假，我被强奸了。这事儿来得突然，以至于过了很久我都没反应过来。

妈妈当时在菜市场做生意，那片儿治安很乱，屋顶上不仅有小孩烤香肠吃，还有人围成圈拿打火机烤锡箔纸吸毒。我家不住那里，但妈妈收摊晚，便让我去附近卖猪肉阿姨的家里跟她女儿一起写作业，她女儿比我小，我可以给她讲题。

那天，我又去阿姨家里，拐上四楼，看到三四个小混混靠着栏杆和墙抽烟。继续往上走，走到他们中间时，不知谁的手横了过来。我的嘴巴被臭东西塞住了，下身很疼。有老人从开门探头望，有个混混对老人吼了一声，门就快速闭上。

第一个完事的男孩对着我的脸撒了泡尿，温的、骚的。去到阿姨家里，电视里正在重播《快乐大本营》，借了浴室洗澡，把衣服洗好晾出去。不管阿姨的女儿怎么询问，我只说“被打了”。被霸凌，在菜市场孩子的童年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阿姨的女儿也只说“下次要小心”。

没有人知道我怎么了，我谁也没告诉。我只觉得自己脏了，必须完成高考后就去死。我之所以高考定为目标，是因为爸爸说过：“幺幺（四川方言里，指家里最小的孩子，引申为最疼爱的孩子），加油哈，高考那是比命还重要的事。”

比命还重要，完成了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吧？既然要死了，至少得让爸爸高兴一下，让他有一个考上了武汉那边大学的女儿，哪怕是过去式。

高考出分，意料之中的好，我填的大学也全是武汉的，被录取基本没有悬念。志愿填完没几天，我与自己约定的第一次自杀如约而至：看贴吧里关于“无痛自杀”的讨论，说安定是处方药，高中生没有正规渠道获得。心灰意冷之际，又在几条跟贴里翻到——“扑尔敏药量够大足以致死”，于是去药店买了200片扑尔敏，一次吞服下去。

当然，最后我还是醒来了。我都不知自己去没去医院。很久之后，听我妈说，我被送去洗过胃，没有住院，被父亲拉回来了，怕丢人：“你爸都不肯打电话，我打电话给李叔叔（一个她认识的医生）问他，邻居小孩误吞两瓶药怎么办？”

我只记得醒来后，爸妈没怎么说话，也没问我吃药的原因。外婆又是心疼又是骂我，我想，她说话时一定跟平时那样声大如雷，只是此时传到我耳朵里的声音，像是我把头嗡进水里，只有耳畔嗡鸣，什么也听不清。我想着想着，就笑了，大家停下来看我。外公说了句什么，大家依次出去，他缓缓合上门。

外公走到我的床边，坐下，握住我鸡爪样在抖的手，看着我，发黄的眼球里盛着很重的感情，让我突然就想别过头。他对我张开双臂，做个小时候“抱抱”的姿势，我一头扑进外公怀里，狠狠地哭出声来。外公说：“幺幺，公公晓得你苦，公公晓得，乖哈。”

那天，外公在我床边一小块一小块喂我吃苹果，我们说了很多话——原来，我妈妈也曾试图自杀过。

我给外公说，我不想去武汉，我怕。外公摸摸我的头，知道我志愿全部填的武汉后，叹了口气，说：“上完大学就回来吧，外公等你。”

“好。”

有等待你归来的人，我忽然觉得没有死也挺好的，但自杀的原因，我还是守口如瓶。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除了手抖，基本恢复正常。看着纸上的“武汉”二字，反倒又轻松起来——武汉，爷爷、爸爸的故乡，他们心里向往的大城市和海市蜃楼，去便去吧，读完书便回来。这样想着，我的心平静了许多。

爸爸自然是开心，逢人就夸耀：“你孩子考得怎么样？我那孩子啊，唉，也就只考了个武汉的大学。”

他提议说自己可以休假陪我去武汉散心，也算是提前熟悉下大学周边的环境。他吃到心心念念的热干面，汗水从额上滴进碗里，又拿起焦香酥脆的面窝，大口咀嚼，然后把吃了一半的面窝凑到我嘴边：“幺幺吃，这个好吃。”

我摇摇头，那时我肠胃不好，吃什么吐什么，听着四周陌生的武汉口音，只觉得一阵恍惚。

妈妈把豆浆递给我——我跟她一样，吃的是粉，我们还习惯不了热干面里芝麻酱的味道。

小姑的餐厅已经营业，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我提议我们一家住酒店，爸爸一口回绝，说，回家不住家里，像什么样子？

“可那里不是我们的家啊！”——这句话我没说出口。现在想来，可能爸爸还是为了省钱，节约了一辈子，他实在花不下手。

爸爸觉得我左右无事，让我干脆去小姑店里做服务员，体验生活，点单、抹桌子、收拾碗筷。妈妈陪着我，但她有胃病，常常会因为餐厅吃饭太晚胃疼不已，最初还忍着，后来只好让我去隔壁超市给她买苏打饼干，给人上菜前先吃两口。而爸爸这次归乡，都是在每天的战友聚会和酒局里泡着，每次喝醉了回来都说，武汉好啊，哪个叔叔厉害了，像是夸耀，也像是不甘心。

我有时也望着这个让爸爸眷恋的城市发呆，祈祷未来的日子，它能让我焕然一新，彻底忘掉旧事。

4

大学刚开学，我也跟着同学去了武汉的东湖、省博物馆省美术馆，去到这座热闹城市各个街角，吃热干面、牛肉粉、豆皮……然而，我心底的阴影并未随新环境而消失，反而如海啸铺天盖地而来。

大学里同学的笑脸很陌生，美好得可怕。他们的幸福开朗照痛我，显得我格外脏。我心里冰凉，开始独来独往，常常一个人在武汉的大小街道瞎逛，希望这个城市的热情能给我更多的力量。

可生活并没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2016年初，当美工刀把大腿根划得稀烂，我想我病了。去网上搜索，隐约觉得自己是患上了抑郁症。正准备去校医院时，被贴吧里同校的抑郁症学姐告诫，“千万别被学校知道”。她私下加了我QQ，给我说了关于她被学校劝休学，在复学时却被大学和医院踢皮球的事，我被吓得脖子一紧。

按学姐的指示，还有网上同城病友推荐，我去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带着2000块钱——那是外公外婆私下给的“升学钱”。

量表测试就花了750元，开药时我反复跟医生说，我钱不多了，不要贵的药——这是学姐教给我的经验，同一种药，国产跟进口价差很大，没钱一定要跟医生说。医生很好，给我开的紫色盒子的文拉法辛和艾司唑仑。艾司唑仑很便宜，只要几块钱，睡前15分钟吃。

但哪怕抗抑郁药再便宜，只靠家里每月给的800元生活费是不够的。因此，除了上课，但凡精神状况不太差时，我就在做家教和各种兼职中游走。吃药之后脑子木讷，我对爸爸希望的继续读研、读博已经不抱信心，比起美好的未来，我更想得到本月的药费。

2017年，就在我挣扎在没钱买药、课业将废的深渊之前，爷爷也出事了。

三婆婆不想跟爷爷过了，“他要我去看他拉的屎！”不仅如此，但凡三婆婆买了爷爷不爱吃的东西，爷爷便说她乱花钱，然后冷暴力。而爷爷自己去归元寺花5000块钱求了幅观音图挂电视机旁，每天对着观音磕头上香，上供果烧纸，还要求三婆婆也这样做，说是能长命百岁。

三婆婆边哭边说，自己忍了这么多年，人老不经气，还是分开好。她一个电话，她儿子就开来了面包车，连人带东西都拖走了。

三婆婆走后，姑爹把爷爷接回小姑家去住了段时间。小叔却一再要求爷爷去他那儿，爷爷只好过去。可刚爷爷才住了一个月，小叔便要求爷爷把养老金全部上交，还找我爸和小姑，让他们一人每月拿1000块作为他“专人照顾爷爷”的补贴——婶婶因为偷公司物料被开除回家了。

我爸爸跟小姑的意思，是把爷爷送去养老院，可能每个月花费高点，但放心些；再说，小叔的儿子快30岁了，刚娶了媳妇，以后婶婶肯定要带孙儿，照顾爷爷也不方便。结果，爷爷一听“养老院”就拍了桌子，说只有子女不孝顺的老人才会去，“我死也要死在家里”。大家只好作罢，遂了小叔的意。

婶婶再没有出去工作，小叔年纪大了，苦力干不动，也没人愿意请，同样在家坐吃山空，反正有爷爷这棵摇钱树。

爷爷又开始轮着给我爸和小姑打电话哭穷。他总在小姑餐厅最忙时打电话，搞得小姑只好拉黑了他，后寻思不过味，又让姑爹去看看“爸爸搞么斯啊”。姑爹去了，看见穿得脏兮兮的爷爷坐在院子门口吃烫饭，一碗烂糊糊，小叔正喝得烂醉发酒疯，婶婶在楼上，姑爹吼了一声，才急忙忙从楼上跑下来。

姑爹当天就把爷爷带回来了，爷爷一直念叔叔狠啊，“喝了酒哪个都打都骂，不回去了，不回去了”。

爷爷就跟着小姑住了，小姑的儿子毕业后继承了餐厅生意，但小姑还是早出晚归去餐厅坐镇，姑爹给人工程牵线搭桥做中间人，时常一周半月不回家。爷爷白天找不到人聊天，每天的活动仅是出门买个菜，自己熬点饭。

这个想了武汉几十年的老人，忽然在武汉找不到家的感觉了，便又想起我爸，说想回内江了，“回到武汉还是觉得内江好，毕竟待了二三十年，虽然城市小点，但来来去去都认识，都能打个招呼，不像武汉，出去买菜，人都不给你说话的，没口热乎气儿。”

当时我爸开着免提坐在餐桌上吃饭，听到爷爷的话，妈妈一个劲摇手，用嘴型说：“不行。”

我爸吞了一大口口水，对着话筒大声说：“你回来万一死了，没人把你送回去武汉土葬啊，你想好！”

爷爷那边是长久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重复：“算了算了。”

5

爷爷的事算是解决了，我的人生也渐渐好转。

靠着药物控制和自己的努力，2018年我顺利拿到毕业证。爸爸抱怨我没有继续考研，我说我精神不好，他没有说话。这些年，虽然我没再次自杀，但爸爸也知道我心里面藏了事儿。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毕业后我还是决定留在武汉工作，这给想重回武汉的他服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在我大多数同学拿着闪闪发光的毕业证、选择更加有前途的就业时，我之所以选择留在武汉且选择了一份挣钱多的销售工作，除了想赶紧挣钱给我爸在武汉买房，完成他的夙愿（这事儿除了中彩票，肯定只能靠我），更为现实的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严重的“躁郁症”（先诊为抑郁后为躁郁），医生建议住院治疗。我希望自己能挣更多钱，保证自己住院期间的治疗质量，而武汉的医生和医院我都更为熟悉。

躁郁症不是纯粹的抑郁症，时而会有几天到十几天不等的躁狂期。躁狂期人的感觉很好，喜欢与别人交谈充满自信，每天甚至只需要睡3个半小时，以至于我上司说我是超人。拜躁狂期所赐，这份销售工作我干得风生水起，月入几万。我暗自下定决心，只要躁狂期一过，我撑到不能缓解的抑郁期，就立马逮着月初辞职去住院——职工医保要次月15号停，还有一个月可以报销的时间。

尽管我这边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然而这年8月底，我爸体检查出肺部磨玻璃结节，不确定良恶，但是数量很多，医生建议去大医院复检。妈妈当时就哭了：“你说孩子还没结婚，让你抽烟，让你抽烟！你看，好了吧！”

他们又去重庆的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有3个结节大小可切除，双肺还有不可计数的小结节，如要进一步确定肿瘤良恶，需要做活检。

妈妈哭着对我说，我爸拒绝做活检的建议，决定保守治疗。我不解，爸爸笑着说：“做了活受罪，剩下要有一个是恶性的，你爹这条命也就完了——你还记得去年得脑瘤那个陈叔叔吗？人财两空，你爹才不干那傻事！”

妈妈从重庆回了内江做生意，爸爸独自来武汉看我。我租住的单间，只有一张床，我便提议给他开间房。我爸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住你姑那边。”

我想说，爷爷在电话里曾经说姑爹其实对你意见很大——但我没有开口。

爸爸是捡周末来武汉的，小姑和姑爹都不知道他的事。我们几个坐在小姑的餐厅里，照常的老三样——红烧武昌鱼、泡藕带炒牛肚、凉拌毛豆。小姑在柜台里拿出还有一半的白云边给姑爹和爸爸喝。酒过三巡，两个男人都有点微醺，姑爹用武汉口音的普通话撺掇我爸把内江的房子卖了回武汉买房，我爸脸上没松劲，嘴上却连连说好，最后，两人还去了隔壁的房屋中介。

我在店里给小姑择菜，过了一个半小时，姑爹跟我爸一前一后地回来了。见我爸脸色铁青，姑爹环顾周围，说道：“大锅（哥），你不了解武汉行情。几十万买一套武汉两室一厅，你说我去哪里找？”

一旁的小姑笑了：“确实确实，大哥这次回来多看看行情，多住几天再回去。”

那天吃完晚饭，爸爸拿着小姑家的钥匙，送我到地铁站说：“幺幺，武汉变化好大啊。”

我低着头说：“嗯。”

爸爸干滋滋地说：“最近几年房价涨得太凶了，以前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你姑买的时候才3000多一平，现在抢人哦！”

我说：“零几年，3000块钱一平也不便宜。”

“不不，零几年3000块钱虽然多，但按国家那几年工资……”

我听着他把话题扯大扯远，心里松下劲儿，站在扶手梯前面冲他挥手：“爸，我走了啊，你知道怎么回去吧？”

爸爸往前几步，想追上来又停住，也挥挥手：“放心，这点路你爸晓得。拜拜。”

我转头扶着手扶梯往下，泪珠子往下滚。

“幺幺！”爸爸的声音就在身后，我往后回头，只见他隔着两个人跟着手扶梯往下走，像几年前送刚来武汉读书的我那样，把我送到地铁站刷卡入口：“幺幺，好好工作哈！”

“好。”

我没转身看他，我俩都被人群淹没了。武汉，这个爸爸想了一辈子的地方，早已在人来人往中蜕变了万种模样，一刻都不等还停留在原地的人。

爸爸这次在武汉只住了3天就打道回府了。他回去后妈妈打来视频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爸从武汉那边回来，整个人更郁闷了，还常背着我抽烟，吼都吼不住，你休息时，也帮劝着点。”

我连连答应。

其实我大概知道爸爸心里想的是什么事——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姑家吃完饭后，我在厨房洗碗时，客厅里传来姑爹不算清晰的声音：“大哥啊，你一辈子都在四川那个小地方，老了肯定要回来吧？而且姑娘肯定要留到武汉吧？你不给她买套房子，至少要给自己买一套吧？不然在酒店出嫁要被人看不起咧……”

爸爸连声说是。

6

见我工资还不错，爸爸顺势提出全家集中力量在武汉买房的建议。我咬紧牙关拒绝，说自己这边还想攒点钱，即使爸爸一再劝说“买房才是投资”，我也没有松口。我心里对爸爸非常愧疚，但知道自己也无法维持这个高收入太久，准确来说，是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太久。

果然，10月，公司出了件大事，我心理一下崩溃，干脆破罐子破摔，掐着月初辞了职，打视频给爸妈说最近很忙，要准备公司内部考试，不经常跟他们联系。

爸爸小心翼翼地说：“要升职吗？”

我摇摇头说：“考不过就要被辞。”

“好好好，好好考。”

挂断电话，我便约了第二天的门诊。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医生问我确认是要药物加量、换新药还是住院？我想住院，又怕没人来看我，更怕失去人身自由。医生看出我的犹豫，便说，先药物加量试试。

药物加量的结果就一整天一整天地昏睡，没有进食，胃不住绞痛，面包就在床边的桌子上，但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第四天，实在撑不住了，但我的医生没有门诊，便赶忙挂了另一医生的号，去了医院要求住院。

那个医生说，病历不互通，要全部重新做量表治疗，我说我没力气了。掉头出来，我在楼梯间大哭，导医台护士给我递纸，我说：“我必须要找到秦医生，求你求你……”最后，她打了一通电话，告诉我我的医生在另一个病区住院部的具体楼层，让我去找她。

精神病院的住院部是全封闭的，出电梯需要等护士来开门，进门是医生办公室，走廊尽头是一个铁栏门，透过门可以看到里面的护士站，听到病人尖叫嘶吼。

秦医生正好从大办公室出来，看到我说：“来啦？”

进了她单独的办公室，我哭着说：“我不住院了，我怕。”

秦医生没有怪我，说：“好，按时吃药。”

一瞬间，久违的清新空气漏进肺里一点。

打车回家，车开上长江大桥的时，形状完美的落日映入水面，洒下细碎波光，汽船像一只只幼兽呜呜鸣叫，在水面划出“V”字的涟漪。两岸都是公园，小如米粒的人们在岸上徐徐而走。桥上，一个女人骑着电动车，圆滚滚的狗头从她背着的书包里探出来，左右转悠，狗在好奇地又充满天真地打量这个世界，我对它“汪汪”两声，它转过头也“汪”了一声，我撞进它黑溜溜的眼睛，像初识世间温柔。

好像还可以多活一阵子吧，我想。

回到出租屋的第四天，公寓的催房租短信来了。房租是一季度一付，虽然手上还有钱，但没钱的恐惧感已经裹紧了我——没钱就没药，没药就痛苦，痛苦就会死。我给自己做了一晚上思想工作，第二天给妈妈打电话，坦白说：“我辞职了。”

我妈说：“怎么了？”

我说：“我好累，加班太多了，身体受不了。”

妈妈说：“换个轻松点了，乖，幺幺乖，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眼泪瞬间流下来。

第二份工作，我选了比较轻松的文员，爸爸没说什么。只是，自打做文员后，他鲜少说起买房的事了，他知道我负担不起。我反倒轻松许多，病情也渐渐缓和。

当然，事情并不会因为逃避而不复存在。

2019年春节，我爸的微信名从“老头”改作“在异乡的武汉人”，我知道他还想回武汉，我也知道他对我期望着什么，但是我什么都没说。这期间，他又多次试探我每月能承受多少房贷，我没做答复。

今年疫情四川那边结束得早，我爸6月份去医院复查了肺部，结节没有变大。妈妈打来电话开心得不得了：“医生说，不发生病变，只要好好保养，就性命无虞。”

“爸爸以后退休还回武汉吗？”我问。

妈妈没有答复，还是说以后的事以后看。

前段时间，爸爸照例打来视频，询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还好”。我们都没什么话可说，我惯常问他最近抽烟还抽得凶吗，他把手机镜头对准桌上烟灰缸：“你自己看！”

烟灰缸里有3根半烟头，最后半根明显是刚掐灭的，烟丝漏了两根在外面支棱着。我说，“那就好”。

我们又没话了，挂断电话前，爸爸说：“幺儿，要是遇到武汉本地合适的，就差不多行了啊。”

他说这话时，脸上竟有一丝羞耻。他的意思我懂——武汉本地的，差不多行了——以后我回武汉也有个落脚地。

其实在他打视频来前半小时，我刚接了外公外婆的电话。外公说，武汉这边疫情还严不严重？实在不行就回四川来，大城市消费高，小城市到底住家里便宜些。

我也没有答复。

我爸又给我说，前几天，已快90岁的爷爷打电话给他，“他说想回内江，说武汉不好，还哭了，又让我赶紧办退休来照顾他，说这样才算一家团圆”。爸爸说完，嘿嘿笑了两声，干滋滋的，视频两头陷入短暂沉默。

“幺儿，你会在武汉定下来吧？”

我低下头，只是沉默。

我知道，对于籍贯上填写的这个城市，我们一家三代的心底都有各自的想象、落差和秘密，至于各自的归与去，只能以后的事以后说。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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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白

一切都会好起来，

即使不是在今天。

源济

当了拆迁户，母亲也不能安心做个“城里人”丨人在城中

原创 团子 人间theLivings 2020-11-03

也许对于做了大半辈子农民的母亲而言，十几年的“城里人”生活中，唯有做工挣钱、开荒种菜、烧香拜神，以及对儿女们的牵挂和希望才能帮她度过漫长的琐碎。

配图 | CFP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6

1

2008年，位于扁担河畔的老家小村土地被征用，村民集体拆迁。短暂的过渡之后，村民们搬进了小镇的安置房小区，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小镇位于芜湖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省第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迄今为止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镇工业发展势头正猛，工业园里随处可见的大烟囱常年浓烟滚滚，厂房里不分昼夜地传出隆隆巨响。年轻人欣喜过望，大感生活和时代的进步；中老年人却抱怨，举目四望皆是高楼，连风也变得不畅快，四处碰壁。

“被赶进这水泥钢筋里，像被圈起来的牲口，实在憋得慌。”刚从农村搬进小区时，母亲常把这话挂在嘴边，逢着小村相熟的阿姨拉起话来，就抱怨几句。与母亲一样，在农村过了大半辈子的妇女们要么附和几句，要么无奈地调侃：“搬进小区就是城里人咧，不做田咧还不快活噢。”

彼时大姐已经嫁人，二姐在镇上的工厂上班，我高中在读，租住在市中心的学校附近。我第一次在已经46岁的母亲脸上清楚地看到焦虑和担忧。在父亲凭木匠手艺在外讨生活的年头，母亲成了家里种地的主力。家里家外、田间地头待了大半辈子的她，生活习惯甚至血液和生命早已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突然被迫与土地割离，就像猝然断线的风筝，她不知该往何处去。离开土地的母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但在她的生活观里，从来都不肯定家庭主妇的价值，她觉得一个女人整日围着家务打转实在“没用”。

“家里这么多张嘴，全靠你爸怎么行？我有手有脚，又不是不能做，挣一点是一点嘛。”母亲总这么说。

拆迁没多久，母亲就从小村田间地头的一株植物转身变成了小镇工业园里的一颗螺丝钉。搬进安置房小区的妇女们大多成了工厂里流水线上三班倒或两班倒的操作工，上了年纪或没文化的则成了厂房里、车间里的清洁工。母亲也找熟人介绍，进了工业园一家染织厂做清洁工，工资只有几百块。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还搭进去一只鸡、两条鱼、一条烟和一瓶酒。我进去过母亲所在的染织厂，看她戴着白纱纺成的帽子和口罩穿梭在流水线间，身影被车间里肉眼可见的棉絮、粉尘淹没。她却遥遥地示意我——你看，这活多轻松，一点也不累。

几十年泥巴糊天的农民生活早已把沉默刻进了母亲们的骨血深处，她们从不尝试表达和阐释生活，只忙于应对。她们总喜欢互相调侃，“搬进小区了也不会享福，还一天到晚忙得不得歇”；但她们也心有戚戚，“生来是把贱骨头，哪个是享福的命呐。”

2

波德莱尔的诗说：“生存是一种痛苦。这真是尽人皆知的秘密。这种痛苦既不神秘，又非常单纯……”可能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人呐，这辈子没有抻坦（舒服，舒坦）的时候，一旦抻坦了，也就离死不远了……”

即便“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不做田的日子，不用再起早贪黑、栽秧收稻”，母亲这颗螺丝钉也没能长久钉在工厂里——一旦家庭有需要，她又成了唯一的救火队员，甘受生活和家庭的驱使。

2009年的我将参加高考，应我要求，母亲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成了我的陪读。我的一日三餐和洗洗涮涮成了她的生活主旋律。那时我从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过这样的生活变化对她意味着什么，甚至还因为青春期的情绪波动经常发脾气，抱怨她。她沉默地接受了一切，关心着我的情绪和压力，日复一日把十来平的小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变着花样用香喷喷的饭菜安抚我。

高考结束那天是个雨天，父亲租了一辆小面包接我们回家。从出租屋搬回家的行李中，母亲的手工活成品居然比我的学习资料还多，都是她闲暇里织的毛衣、线衣，做的拖鞋、棉鞋。我浑然不知母亲度过了怎样一段枯燥又小心的陪读生活。

这年暑假，还没等我的高考成绩发榜，回到小镇的母亲又开始四处打工了。她有时跟着父亲早出晚归去工地做小工；有时早起去菜市场、糕点店打零工，做些清理牲口、炸小面点的活，哪怕每天只有几十块的收入，她也乐此不疲。“有一点算一点。”她念叨。

后来，母亲又辗转回到她之前所在的染织厂。相比零杂工，她说她更愿意待在工厂里，收入虽微薄但稳定，而且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她能照应到家中里里外外的一应家务。

即便我去了广东读书，二姐结了婚，母亲在小镇的生活仍旧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着。那几年可能是母亲最轻松的时候，偶尔她还会被老家小村的阿姨们勾去跳跳广场舞，享受一下“城里人”生活的惬意。

那会儿，我在电话里打趣问她：“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有没有腿陷进秧田里拔不动的感觉？”

她则会嗔怪我：“噢，你以为你妈这辈子就是做田的命咧是吧？我唉搞（怎么，怎搞）就不能跳广场舞咧！”过不了片刻，母亲转而就笑着向我露了底：“不过，我跳得不一样，是佛舞，不是她们那种蹦蹦跳跳的……”

我上大学的那几年，小镇围绕着几个安置房小区陆续建起两个商业广场和中心新城，小餐厅连成片地开业。夏天的烧烤摊、冬天的火锅店整晚腾着热气，大有将小镇的夜空描成白昼的架势。KTV、洗脚店、按摩店一家接着一家闪亮起LED的招牌，店员们到处散着“开业大酬宾”的小广告，新开的两家大超市、一家电影院，成了小镇年轻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姐姐偶尔拉着父母去吃火锅，母亲总是惊讶于火锅店里每盘菜的量与价，当着服务员的面吐槽：“这一盘莴笋就个么（这么）点？这就几片肉，要二三十块？”

电影院刚开业时免费开放一周，父亲拉着母亲去了趟电影院，母亲却说：“里面黑漆漆的，叫人冲瞌睡，还是以前生产队组织在大操场看的电影生劲（过瘾）！”大超市刚开业时很多商品打折，母亲又抱怨起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说外婆当年没让她念书。

宝马、奔驰的4S店在205国道边落成后，成了小镇人津津乐道的地标，小镇甚至有了“宝马乡”的别号。安置房小区里的私家车多了起来，两家相距不过3公里的大酒店也开始动工。

这一切新气象，与小镇工业园隔着一片安置房住宅区两相辉映，像是一对隔着机身相望的机翼，载着小镇人民的生活从这片土地上起飞。

母亲在小区里的生活渐渐规律起来。虽然厂里的“长白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但她一般天刚放亮就起床，洗衣、煮粥、买菜；下班回来就准备晚饭，早早和父亲、奶奶吃完晚饭，收拾完碗筷，便投身到她的广场舞里去；跳累了回来睡觉，睡醒了再开启新一天的循环。

对母亲而言，按部就班也许是一件幸事。

3

2012年，二姐添了个儿子，二姐夫的父母早年离异，带孩子的事落到母亲头上来。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二姐一家还买了一套安置房，搬到了母亲隔壁的单元楼。

听二姐说，母亲起先并不愿意帮她带孩子，因为母亲早前就反对她的婚事——二姐夫是单亲家庭，二姐嫁过去没有婆婆，操持一家子的大小事没有帮手，包括以后生孩子、带孩子。但母亲最终还是在二姐、二姐夫的恳求下点了头。家庭、子女的需要再次不由分说地支配了她的生活，和小镇很多中年妇女一样，帮儿女带孙子好像是她们的分内之事。

母亲又辞了职，成了带孙子的家庭主妇。重回家庭主妇生活状态的母亲仍然不想显得“没用”，于是开始寻找空地开荒。按她的想法，如果挣不到钱，种些蔬菜瓜果，也算对家庭的一种贴补。

安置房小区里的绿化坛和周边闲置的土地，几乎全都被居民们开了荒，种上了应时应节的蔬菜，即便杂草丛生、荆棘满布的地方，也都被种出菜来。等新鲜蔬菜上市，妇女们便拿到早市路边卖，换一点零用钱。更现实的问题是，给子女办婚礼、买新房也耗尽了很多家庭的存款，一次性的拆迁补助并不能安顿他们一生的需求，唯有土地在回应着他们年复一年的索取。

街道办无法浇灭这场开荒之火，不少铲平、推平菜地的举措还惹来了谩骂和纠纷。母亲因为“家里有党员”的顾忌，不敢明目张胆“搞破坏”，想到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小镇工业园的扩张和蔓延受到了遏制，原先作为工业用地被征用的老家小村一直被荒废，她骑着电瓶车回到距离好几公里外的老屋子附近，费了大力气清理掉野草和杂树，终于开垦出一块满意的菜地来。

外婆在世时说，那段时间母亲像萤火虫一样，白日里见不到影。除了琐碎的家务，母亲把每天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菜地上，锄地、浇水、点籽、施肥……甚至常常背着二姐的孩子下菜地。

很快，越来越多的老乡回到小村开荒——因为污染，小镇工业园的许多工厂面临频繁的检查，多次被勒令停工、整改，有的厂子开始裁员，有的甚至直接关门倒闭。整个工业园渐渐显出颓势来，越发老气、陈旧、落后，就连高耸的大烟囱都在雾霾里疲软下来。工厂的不景气又直接影响了大批在工厂务工的小镇居民家庭收入，开荒自然也就成了他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补偿手段。

不过，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年轻人好似再也回不了头，他们依旧在烧烤摊、小饭店、KTV、棋牌室的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也在其中沾染了不少酒气和赌瘾。难以戒除的赌瘾渐渐把不少家庭抽干了，暗地里哄闹许久的小额贷款也集体炸了锅，一夜间蒸发了无数家庭的存款。小镇魔幻般地上演着一出出“子债父偿”的戏码，不少父母卖房卖车替儿女还债。在外地工作的我，时常接到儿时玩伴借钱的电话，也听母亲在电话里提起一些儿时玩伴因为沾了赌瘾和贷款，败了家的消息。

不知从何时起，离婚也成了小镇上一件“风靡”的事，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谁谁离婚，甚至是二婚又离了的消息。离婚已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甚至需要遮羞的事，不再是一个人不堪的痕迹。年轻人们即便离婚，离了再结，结了再离，依然过得逍遥自在，根本就不像长辈们说得那么难堪。至于长辈们的批评和教诲，大可当作耳旁风。

在小镇奇怪的风气里，母亲警惕着自己子女的一举一动，也本本分分地做着自己，打理着家务，带着孙子，种着蔬菜瓜果。她以为，只要她不搭理这些闹心事，它们自然就不会找上门。

4

2016年，二姐还是把离婚的想法摊在了母亲面前。

母亲看着二姐越来越好的生活，看着半大的孩子，极力劝阻二姐，甚至不止一次地破口大骂：“离婚？你还反子天（反了天），你想唉搞就唉搞！不行！不能离！”骂过后，母亲又会苦口婆心一番：“丫头啊，婚不能离啊，你俩好不容易有今天，小别（对男孩的称呼）也才个么点大……离了苦了小别也苦了你自己啊……”

母亲也让我劝二姐，根本没有过婚姻经验的我，毫无底气地和二姐说着婚姻里该有的宽容、理解、忍让，也尝试着问她和二姐夫之间的矛盾。

“就是过不下去咧！”二姐的回答足够干脆，她提到他们之间的琐碎和矛盾，彼此对婚姻和生活的质疑和愤怒。

“爸妈肯定不能同意你离婚。而且，你有没有想过，离了之后孩子怎么办？你自己又怎么办？”我只能搬出谁都会劝的一套说辞。

二姐却依旧笃定：“涵涵我要，继续让妈带，我自己以后就靠自己呗。”

“你说得倒是轻巧。妈能同意吗？”我知道二姐在小镇工业园的工厂上班，月收入不过3000元。

二姐不能确定以后，她的婚姻也继续苟延残喘着，直到被二姐夫打了一次之后，她再也忍不下去，甚至还闹出了一次双方家庭调解。双方的家人都在场，七嘴八舌地指责和议论，母亲当着所有来人的面，只说了一句：“我个丫头我不少骂，但是我从来没动手打过她一次。”

等二姐夫的家人走后，母亲依旧劝二姐不离婚，但她不再骂，只是无奈地劝。

事情不如她所期，二姐还是离了婚，孩子跟了二姐。母亲没多说什么，依然帮二姐拉扯着孩子，种着自己的菜地，只是往土地庙里跑得更勤了些。

小镇的一切现实正疯狂地撕扯着上一辈人固守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安置房小区里、大路上，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有的就是以前熟识的乡亲。母亲话里话外把矛头指向如今生活里的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但双脚却不停地迈进土地庙的门槛，迈进神婆的家，双膝把土地庙、神婆家的蒲团跪出深深的凹陷。她把最朴实、最诚挚的愿望寄托在那里，替儿女们、孙子们祈福，保佑他们健康平安。她也更加频繁地操心起我的婚姻、二姐的未来，甚至找瞎子算命，以求得一些心理安宁。

母亲已经摆脱土地将近10年，但思想与信仰依旧与土地、与神佛割裂不开。安置房小区里无数的拆迁户们亦是如此，小镇安置房小区外一直耸立着的那座土地庙也因此香火旺盛。

庙坐落在安置房小区南大门东侧的空地上，起初只是刚搬离农村的农民用砖块和水泥草草砌成的一方小庙，高不足1米。后来，不知是谁把土地庙扩建成了高近2米，占地几个平方的一处小建筑，庙门前还铺了水泥地，砌成了一个小广场。等到引起社区重视的时候，土地庙的香火已经日夜不断，逢初一十五，还会有人来上些供品。

2016年年中，母亲的左腿无故水肿。以往，母亲身体有恙，一定会咬牙挺到身体自动恢复，从不轻易就医。而那次，她的左腿疼痛实在无法容忍时，她却先去找了神婆，烧了几道符水喝下肚，又去土地庙拜了神，等着病见好。如此熬过两天，她的左腿已经痛到无法支撑走路，最后才去了医院住院。

事后得知原委的我，气不打一处来，本想冲她发一顿脾气，但看母亲低着头，明显已有了几分悔意。我收住了脱口的埋怨——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无法打消她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信仰，更无法将“愚昧”二字甩在她面前，我不能要求母亲在她经历过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世界观。毕竟，母亲没受过教育，也几乎没走出过我们的小镇，她的日常生活半径也仅仅是家到菜市场、家到菜地的距离。

她依旧要面对生活中无尽的琐碎和无尽的付出，我也不知，她的精神和信仰该安于何处。

5

母亲左腿痊愈出院之后，外婆搬到了我家来。

原先，外婆一直独居在农村，身子本就单薄，又大病小病缠身无人照顾。5个儿女各有难处，最后，赋闲在家帮二姐带孩子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到了我们这个安置房小区来。

54岁的母亲，要帮二姐带年仅4岁的孩子，家里有年逾80岁的外婆，还有已经93岁高龄的奶奶需要照顾。老的老，小的小，母亲整天只能围着他们转。一日三餐，还有一应琐碎的家务，和她不肯放弃的菜地。母亲不但和奶奶存在旧有矛盾，和外婆也难相处得来，但她还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每每得空回家的酒桌上，我总想变着法替母亲叫两声苦，好让她知道有人体谅她、理解她。但她总会自斟自饮，不抱怨父亲，不埋怨儿女，也不责怪她的兄弟姐妹，只自我开解道：“两个老的还能活几年呢，我又还能跟她俩计较什么东西呢……”我能感受到母亲这番话背后的辛酸和无奈，却不知如何才能让她在这个小镇里、在这个家里过得好受一些。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电话里的父亲很冷静，语调也很寻常，但开口却是问我周末有没有空，有空回家一趟，因为母亲在家闹离婚。

我彻底懵了。以前即便父母有过争执，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即便他们争得再激烈，也从不轻易告知在外工作的我，以免我挂念和担心。但这次，父亲开口却是要我回家，我知道问题可能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个周六，姨娘们、舅舅们全都赶到了我家，大姐和二姐也都回来了。全家弥漫着诡异的平静和客气，母亲依然用惯常的语调和嗓音迎接我回来，但她的眼神却失了往常的神色，我从她的眼眶知道她哭过。

母亲依旧忙里忙外张罗着午饭。而在饭桌上，父亲母亲一言不发，听凭着所有人的劝：“活到这把年纪了离什么婚”“老的老，小的小你不照顾怎么办呢”“女儿侄儿离婚就算了，你再离婚不是让人看笑话嘛”……类似的话在饭桌上跌来撞去。大姐附和着姨娘们的劝，二姐坐在沙发上没有哭声地淌着眼泪。

最后，母亲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表示听了众人的劝，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母亲点头容易，可她继续面对的处境和生活却不易。我不知母亲点头前，吞下了多少情绪和苦痛。就连二姐自己接送孩子、照顾孩子的打算，她也没答应，所有的事情依旧落在她的头上。

众人散去，在仅有母亲、父亲和我的餐桌上，我问母亲：“妈，是不是老的老，小的小，太累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问完后空气里凝固着的安静。

父亲不说话，母亲呆了半晌，鼻头一酸，眼睛里滚出两行泪，但她把哭腔咽了回去：“小别哎，你真是不知道，两个老的有多糟蹋人。你奶上完厕所马桶圈上经常糊着屎，被单上时不时也沾上，老痰就往地上吐……我还不能讲，我一讲，她在楼下逢人就编排我……我刚来你家做媳妇的时候，她对我是什么样……算了，这话跟你讲不上。你家奶（家婆奶奶，外婆）……也没好到哪去。那么多儿女一个不管……说起来也是我自己老娘……你爸，你爸倒好，一点不帮我……”

“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跟她们计较什么呢……”父亲的声音不大。

“是，谁都会这么光凭嘴说！是啊，跟她们没得计较，那我就跟你计较！”母亲对父亲不依不饶。父亲还想说点什么，但看看母亲，还是罢了口。

记忆中，我第一次听到母亲的这么多抱怨，我知道，还有很多关于家里的、亲戚间的、儿孙的情绪和苦痛被她咽了下去。这次闹离婚也是母亲一次积压的情绪大爆发，她再没别的出口，她只能和父亲闹，也闹给所有人看，让别人看到她面对的琐碎和她的付出，兴许这样她能好受一些。

但，闹完之后，所有人劝劝她，表示完理解和体谅，又拍拍屁股走了，剩下她独自一个继续面对，不知何时是个头。

那个冬天，外婆不慎摔了两跤，摔裂了髋骨，出院后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只得整日萎在床上。年前，外婆被送到了舅舅家（按本地风俗，母亲得死在儿子家）。一个清早，去给外婆送棉被的母亲，看到的却是只剩了一口气的外婆，勉强穿上寿衣后，外婆便甩手走了。

母亲的生活依旧停不下来。

没多久，纵贯南北横穿小镇的轻轨开始施工了。依靠工业园和新城商业区飞升不成的小镇，像是改换了一条地上出走方案。安置房之外的中心新城几个商品楼开售，与安置房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政府廉租房小区也即将完工。一度烂尾的两个大酒店也重新动工。

小镇人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色。

6

2019年4月，我和女朋友打算结婚的消息让母亲一顿饭豪饮了半斤白酒，母亲说从来没这么开心过，总算又了了一桩心头事。母亲常说，让“老的上山，小的成家”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责任，她还私下跟我说：“涵涵大了，照应起来不费神了。等你有了小家伙，只要你俩不嫌弃，我也可以帮你们带大。”

彼时的二姐和新男友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孩子在回迁房小区新落成的小学就读一年级，日常照应仍由母亲负责。稍觉空闲的母亲又在二姐孩子就读的新小学里找了一份稍轻松的清洁工工作。

付出早已成了母亲大半辈子的习惯，为家庭，为老人，为儿女。即便在越来越强调自我、强调个性的社会和人世里，即便在拆迁搬进小区的十几年里，她依旧任劳任怨地付出着。

以前，我曾大言不惭地尝试教母亲在她寻常的日子里过出自我，过出自己的生活，学会享受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却不知这个家曾不由分说地一次又一次剥夺了她的时间和空间，而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她早已把自我付出给了我们和这个家，慷慨又干脆，一点一滴也没剩下。

她哪还有什么自我，哪还会什么自我。

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和媳妇在家足足待了一月有余。大姐在婆家回不来，住在隔壁单元楼的二姐倒是时常来串门。父亲工作所在的建筑工地无法如期开工，和我们一样，统统歇在了家里。而母亲却整日笑盈盈的，每天从冰箱里、菜地里变出新花样，把餐桌变得丰盈而可口。

2月底，我跟着母亲去了一趟她的菜地。电瓶车从小镇穿过成片已经显得老旧的厂房，辗转几条马路、石子路，下到一条河埂。我跟在母亲身后，从田埂穿过成片已经开始抽薹的油菜，在一个水塘边见到了母亲垦荒的菜地，或方或垄，或长着蔬菜，或蓄着地力，秩序井然。

母亲此行是来挑野菜（荠菜）的。我在家待得憋闷，嚷嚷着要过来帮忙。母亲把先挑到的几颗递给我：“喏，这就是野菜子。”除了给出实物参照，她没有再多的言词帮我从遍地杂草中辨认出野菜来。等她挑了满满一塑料袋时，我才捧着一小把给她看。她苦笑着从中捡出一颗又一颗来扔掉，历数道：“这红眼珠草，开小蓝花，野菜嘛是小白花。这鸡爪子草，这老鸭子草。这羊子鼻涕，叶边像锯齿，和野菜不一样……嗯，这几个是野菜。”末了，还回我一句她常对我的调侃“你念的什么书，这都不知道”，和一个继续佝偻着的背影。

我一边感叹这些杂草粗鄙草率的名字，一边又惊讶这些几无区别的野草原来在母亲眼里竟如此千差万别。这遍地的草在她眼里就是“斗大的字”，只不过这回换我“不识一箩筐”了。

“喏，这不是你说的冬寒菜（冬葵）嘛。”“这不是你爸说的红菜薹嘛。”母亲并不抬头，只用手中挑野菜的小铲子指指别家的菜地，把我们之前在饭桌上聊起过的蔬菜指给我看。不时，还指着一爿蔬菜地考我。认得时，我便心生骄傲，“这茼蒿啊！”“芫香菜（芫荽）谁不晓得！”不认得时，我便岔开话题，“你种这么多菜干嘛呢，不够累的。”

她不管不顾，反问我：“你俩今年夏天回不回来？到时候我个菜地里的茄子大椒（青椒）洋柿子（西红柿）全熟了，够吃一夏天。”她还指了指不远处的木架：“那块地点上籽，过段时间爬满藤，到夏天能结出吃不完的葫芦、瓠子。”母亲的语气像是已经看到了她规划好的丰盈的夏天，而我对着眼下仍显得空荡的菜地，想起儿时暑假，母亲总能从菜地里提回满满一篮子的五颜六色。

也许在小镇的安置房小区里，在泥潭般的生活琐碎里，这满眼紧贴地平线的蔬菜瓜果才能缓解、慰藉母亲的苦痛。对于做了大半辈子农民的母亲而言，十几年的“城里人”生活中，唯有做工挣钱、开荒种菜、烧香拜神，以及对儿女们的牵挂和希望才能帮她度过漫长的琐碎。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很多事上劝阻过母亲，比如她去老家开荒，去工厂里做工，去土地庙烧香。但每次都无果而终，母亲嘴上应付着我，私底下依旧我行我素，与我每次应付她的关心和教训如出一辙。

我现在不再过多干涉她的行动，转而夸她种的菜好吃。野菜和肉末包的饺子好吃，香油（芝麻香油）拌出来的野菜更香、更好吃。母亲坦然接受着关于她的蔬菜的赞扬，露出几分骄傲，因为在这方面，她有十足的实力与自信。

3月初，我和媳妇离家之前，母亲准备了香油（她自己种的芝麻榨的油）、菜籽油（她自己种的油菜籽榨的油）、香肠（她自己灌的肠）以及清理好的散养鸡、野生鱼，她自己腌制的菜瓜、拌的酱菜等等，包裹得妥妥当当，让我们带走。

除我们又将离家外，还有一件事让母亲皱了一天的眉头——小区门口的土地庙被街道办强制拆掉了。听母亲说，就前日里一瞬间的事，如今只剩些零散的砖块、水泥块遗落在原地。母亲捡了三块石头回来，在一楼外墙的墙根处，以两块为壁，一块为顶，搭成了一方小小的土地庙。

我没再劝阻她，心想，夜里，清凉的月光淋下来，她也该能睡得踏实些。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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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子

路过的人说这里一片荒凉，

路过的人说这里光芒万丈

源济

全家人都没能把外婆带进城丨人在城中

原创 金多多 人间theLivings 2020-11-23

严格来说，快八十的外婆是“被迫”地离开了土屋，成了一个“河里头的”城里人，只是她没有再用力气去抗拒。

配图 | Chastagner Thierry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7

1

在外面待了很多年，也算去过一些城市，好像每一座城都有绕不开的一条河。例如长江之于武汉，湘水之于长沙，邕江之于南宁，当地人理所当然地将河水认作永恒的母亲，在她的怀抱里生老病死。

孝感也有自己的母亲。

幼时，妈妈带我顺着河岸走去外婆家。她说，这条河叫滚子河（滚子，孝感方言，轮子的意思。孝感市周边的河，老孝感人都叫滚子河）。一条河，隔开南北岸，流成孝感两种不同的生活。南岸人叫北岸人作“河那头的”，北岸人称南岸人为“河里头的”。

南岸的人，属于孝感郊区，邻着孝感城区，大都住着砖混结构的平房。一大早可以兴起走至路边的公车站，乘短途巴车去往城里大天桥下的米酒馆，排一桌现做的热干面、米酒、豆皮、三鲜米粉，过过城里人“不在家过早”的瘾。

北岸的人，属于孝感农村，大多住着黄泥糊砖的老屋子。一大早，掏一捆柴火到屋外“生炉子”，在硕大的铁锅里滚一碗粥或者面，脚跟顶在门槛上，就把腌菜，沿着碗沿一口一口地嗦。

外公外婆家就在河北岸的土屋里。说是土屋，真折羞了勤劳的外公，但房子的外墙，确实是拿厚厚的黄土糊上的。屋脊上一根被烟火熏黑的大梁，应该是整间屋子最值钱的建材。从大梁往四下散开，是扎实的房屋框架，被砖石填满间隙，泥土将他们裹成一体。朝南的双开大门，不知何时憋进了别人家高楼的影里，终日见不到几缕阳光，原本单开的后门，便顺势成了正门。左边的耳室堆满杂物，右边的做了厨房，堂屋的左右各一个房间。妈妈说，舅姨们年龄渐长，男女有别，外公又将右房隔成两间。

在我出生之前，舅舅姨妈们早成了城里人。舅舅读书厉害，考学到了武汉，毕业后吃上了官饭，在武汉定居。二姨，三姨，我妈，小姨，都在南岸的城里找到了营生，结婚、生子。唯有大姨，长姐如母，早早地出来，早早地成家，与邻村的大姨夫一直老实本分地当着农民。这间屋子与孙辈而言，只是一股扑鼻而来的木朽味，土屋里平时只有外公外婆两个人。

外婆除了必要的出工，在家里很少做事，全是外公操持。外公是个三棍子打不出气儿来的瘪囊囊，劳碌命，在外种地，在家里做家务，除了管教不听话的舅舅姨妈们，很少说话。我妈说，年轻时，外婆是贫农家庭，而我外公往上出过地主，外婆嫁来，那是下嫁。所以，外公一辈子伏小做低。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些玩笑话，但外公一辈子确实没让外婆操过太多家里的心。

不过，我妈也说，别看外婆天天咋呼得厉害，一遇到什么大事，还是会老老实实站在外公后面，听他指挥，“你外婆对外常说一句话就是‘面子我拿了，里子嘛，还要看我屋里男人’”。

2006年，外公突发疾病离开人世，出殡当天，按家乡的老礼，外婆不能出现。她就躲在紧靠老宅地的房间。堂厅里，舅舅指挥着抬馆的叔叔伯伯们起灵，不断嘱咐他们“小声些”。棺在绳上晃，麻绳嘶哑，“嘎吱嘎吱”，堂厅里又闷又静。

“噔——噔噔噔”大伙尝试着，馆头在门框上磕碰。里屋漏出几声外婆的啜泣。馆尾猛砸门框，“哐当！”，终于是出了堂厅。“哎嗬！”一声哀唱，姨妈们立刻冲聚一起，死死抵住往外扑的外婆。叔伯们互相低喝着号子，忙碌而又有秩序，各方女眷，四下找着散物件收拾。人人都做着辛苦的事，无暇注视挣扎的外婆。堂屋内外烟熏火燎，染成一片通红。

丧事之后，外婆恍惚了很长一段时间。邻旁的婶子打电话：“你们回来看看，姨这是怎么了？”

一连数日，外婆坐在门口，附耳紧贴着门框，神情十分机警。我妈和大姨回去，有些害怕，左右环抱将她撑起。

“妈？”

“啊……你们？”外婆稍稍回过神。

但也就一会儿，她又恢复机警：“来，听听，后面是不是有人敲门？”

大姨匆匆伸过半个头探探，哄着说：“没有啊，妈，进去了好不好？”

“有人。”外婆摇晃着站起来，“老头回了，开门！”

她挣扎在门框上寻找着力量，脖子伸长向后扭着。姨和妈妈蹲地，托举着她，像托着一碗流不尽的热泪。

2

那以后，外婆时不时在清醒和恍惚之间徘徊，性情也变了不少。但凡家里聚人，大事小情，一言不合她便破口大骂。一连数个小时，忽说忽唱，不知是在恼些什么，也没有人敢劝。舅舅说：“老娘是越来越难缠了。”我妈说：“以前是老头一肩抗，现在老头没了，她总要找点存在感。”

外公去世后，从不做饭的外婆也要学着自己做饭了。一开始，是大姨天天做好饭，再骑上自行车给她送去，吃了几天，外婆说：“我又不是老得走不动，吃饭我自己去，不要你送。”又过了几日，外婆连去都不想去了：“你是嫁出去的姑娘，我天天去吃饭，有人说闲话，不去！”

大姨夫吓得给各个姨妈打电话解释：“我没说过这种话啊，那是我亲老娘啊。”

大伙都笑他：“哎呀，妈就这个要强的脾气，你管她做什么。”

外婆学人家，早上起来用报纸起灶火，做锅粥或者是其他的软食，要吃了，就热热吃一碗，菜倒是不愁，天起早了，往外走几里路，大大小小的菜档多得是，都是熟人，外婆拿一把，也不要几个钱。

吃这种事一旦对付了，其他的就好过了。三两场麻将，早中晚，一两毛钱的底，一整天的输赢也不过几碗热干面钱。

2008年底，拆迁通知发下来，说沿北岸过去的好几个村，要统一拆掉为扩宽的公路让位置。给的条件很优厚，愿意配合拆迁的人，可以按人头或是按面积得安置房，不愿意要房子的，也可以得一笔不菲的拆迁费。

外婆坚决不同意拆迁，她横着膀子，把递通知的人拦在门外，冷静且执拗：“我不差你那几个钱，想拆房子，等我死。”

舅舅劝说外婆，拆了吧，去武汉跟我住。外婆不干：“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搞不惯，在一起干什么？”

“妈……”舅舅住了嘴。

外婆“折腾”得很，自己找了村里的壮劳力，把老屋后面原本荒掉的宅地糊上水泥，搭了片新棚。舅舅以为她是想学人家“多占地估个好价”，殷勤地赶回来，要帮她往外扩扩。

“老头这样教你的？书读到狗肚子里了！”外婆骂得毫不留情。我妈说，外婆只是想把屋子修整一下，“走”得时候体面一些，不至于像外公（走的时候）一样，棺卡在窄门，出不去，不安稳。

那两年姨妈们都劝说外婆去城里住，可她都不为所动。

2011年的7月，我离开了孝感去往南方读书。日常里跟妈妈打电话的时候，她总要提两句外婆，细数她的执拗、自己的无奈。为了佐证，还经常要学几句姨妈们的抱怨：“老娘怎么这么拗哦？”

“是社（吧），不知道那天就……哎，还是接到城里比较好。”

一开始，村里许多老人跟外婆一样，都不愿拆迁，拆迁也进行得缓慢。不过，到了2012年，村里已经走了一批人了，而外婆还始终坚守着。舅舅几番劝外婆去武汉无用后，便做主说自己每个月拿些伙食费，让外婆轮流在孝感城里的各妹妹家暂住，什么时候外婆想通了，愿意跟他去武汉，什么时候接走。

其实，姨妈们也舍不得外婆走，都很反对。一向温和的大姨，气冲冲“纠集”了几个姨妈给舅舅打电话：“瞧不起哪个？就你是个城里人、出点钱蛮光荣是嘛样？”另外几个姨妈也带着哭腔：“老头冒的（没有）了，老娘你不留给我们好好守吗？”

三姨振臂一挥，定下主意：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外婆改造成闲时打打牌、忙时带带孙的标准城里老太太。

大伙哄作一团，哭哭笑笑，算是默认了。三姨像极了外公，雷厉风行且勤勉。她一马当先，第二日便差三姨夫骑摩托把外婆接到家里，自己在老屋子胡乱收拾了几件外婆的衣服，骑自行车漾在后面。

路上，她忍不住停下来跟姐妹们打电话，语气颇得意：“老娘肯定要先来这里，我这儿又近又方便，什么都不缺。”我妈在家族群（一开始是QQ群，后来转战微信群）里“愤言”：“就你一天到晚充能人，跟老头一样！”

三姨终究是个闲不住的人。她每天五六点就爬起来，赶早市，买新鲜菜，做好几种早餐。伺候一家子吃完后，又立马到楼下的晃晃馆（麻将馆），去给外婆占个好台位。“打打打！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三姨把外婆按在凳子上，又立即跨上自行车，赶去上班。

外婆确实爱打麻将，在老土屋住着的时候，常常搬上桌子，跟前街后巷的婶妈姑婆们凑堆，乘着日光打个三毛五毛的小牌。三姨信心满满：“现在让她三块五块地打，大牌打习惯，就回去不成了。”

孝感城里多的是精明的人。麻将这个东西，发散着他们运筹帷幄的快感，又刺激着钱包，找到位置，一坐一天，除非吃饭，不下战线。外婆天天跟“上班一样”，早早坐上凳子，散场了又由下班的三姨接走，“快活得很”。

麻将改造计划看起来颇为顺利。但没过多久，楼下的爹爹婆婆们，忽然一个接一个地来找三姨告状：“快把你妈搞回去哟，莫在这害人！”

他们讲，外婆打牌乱甩章子（瞎打），牌品也不好，输狠了就不认账，讲不过就跳起侉子（腿）骂人。三姨不明就里，耐着性子，连连鞠躬应承着“回去讲讲”。私底下又只能对外婆好言相劝：“又不是没有钱，输就输社。”

外婆却不领情，言语间异常气愤：“一个个城里人，尖的（小气）要死，还不如农村人。不要我打，我还不去呢！”

没多少时日，三姨家楼下的晃晃馆开始婉拒外婆加入，只要她坐的桌子，另外三个凳子就没人去坐。外婆闷得无聊，在三姨家里冲进冲出，骂骂咧咧：“让老子回去！烦死了在城里！”

三姨觉得外婆难以理喻，跟大伙抱怨：“老娘以前蛮和气个人，怎么现在跟谁都搞不拢。”

三姨拗，外婆更拗，如出一辙。日日明里暗里交锋，退无可退，言语终究在某天撕成一条线。

“哎你回去就回去，我不管你。”三姨愤愤“翻脸”。

外婆也同样“气愤”地“哐哐”团上几件衣服：“早叫你莫把我搞到城里，我在乡下不知道多舒服。”

“哎我还做错了是嘛？”

“莫在我耳边燥（吵），一个两个烦死人！”

小姨在电话里与我妈学舌，说得哈哈大笑：“三姐啊，根本就是乱弹琴。”

3

小姨嫁得好，住在孝感城数一数二的高档小区。她差小姨夫开车，亲自去小土屋把外婆接到自己家里。小姨夫十分“豪气”，连请带哄地把外婆劝上车，还说：“妈，慕斯（什么）都别拿，我们去买新的。”

外婆瞪他：“你蛮有钱是嘛样？”

小姨也跟着埋怨：“你现在蛮飘啊还。”

小姨夫霎时熄了火，老老实实在前面开车。

家族群里，小姨煞有介事地跟大伙分析：“老娘在农村待惯了，不能操之过急，要慢慢帮她过渡。”她去农贸市场买了几个尺长的大盆，放在家里的露台，又在里面填上土，戳上竹竿，趴上不少蔬菜瓜果苗。小姨伙同所有人向外婆央求：“妈，现在好多蔬菜打农药，我们在家里自己种，长出来分给各家。”

外婆答应得不情不愿：“哪里买不到菜，要我帮你们种。”

话这么说，但外婆侍弄得很仔细。小姨夫给她买各种工具，翻土的，除草的，外婆天天没事守着大盆转，仔细地在上面剪剪摘摘。小姨好不得意，拍下外婆侍弄的图片，发在群里：“你们看嘛，这才叫正路子。”

但好景又不长，也就个把星期。某日，小姨跟小姨夫下班回来，隔壁邻居找上了门，怨气很大：“在露台种菜，我们没意见，但不能养鸡社，不把人臭死了？”

“养鸡？”小姨十分诧异，跑到露台一看，外婆端着一个小碗往地上撒米，几只半大的鸡正啄得欢快。

“哎哟我的老娘哎——”小姨夺过外婆手里的碗，“小区里哪能养鸡啊！”

“种了菜还不能养鸡？”外婆腰杆挺得绷直。

外面的邻居还在跟小姨夫抱怨，小姨急得跳脚：“这是在城里啊妈！”

“那我回农村。”外婆又骂骂咧咧地冲进冲出，“都说了不进城，一个个非要把老子搞来！”

小姨软下语气：“好好好，我去想办法，你莫要发火嘛。”

她慌了爪子，在群里央求：“快出点主意嘛，鸡怎么办，我怎么办，老娘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你不是聪明嘛，自己想办法社。”我妈调侃地最起劲，一连发了十几个哈哈大笑的表情。

拖了几天，小姨的办法没想出来，露台的鸡屎味已经熏漫小半栋楼。物业终于是找上了门，要把鸡处理掉。外婆扬着扫鸡屎的扫把，横在门口：“试试，搞我的鸡试试！”

小姨夫赶紧从单位取车，接上小姨赶回家，两人一左一右环住外婆，避免了一场恶战。外婆在小姨的小区出了大名。

“你晓得物业里那几个嚼婆管老娘叫什么？”酒桌上，小姨夫跟我爸爸说，“女关公！”

桌子上大伙笑作一团，小姨气得把脸别到了脑后。

外婆没有给小姨小姨夫“挽留”的机会，趁着他们上班，自己跑回去了，还顺手招了一个板车，把几盆“作物”拖回小土屋。

三姨失败，小姨也失败。我妈忐忑地去接外婆，也失败了。她一句话堵住我妈的嘴：“你莫把我的病搞发了，我一死，你们哭都没有地方哭。”

外婆专门去村里的小卖部，打了个电话给舅舅：“你是大哥，叫她们都消停哈，搞烦了我一个都不认。”

谁也没料想到外婆会执拗成这样，都不敢再提把她接到城里的事。终究是放心不下。各家约定好，每个月放几百块钱在大姨妈那里，由她时不时去一趟小土屋，看看外婆缺什么，要吃什么。但一到过节，大伙聚到土屋，外婆就会把所有的钱拿出来，对着账本，一家一家地还回去。

“我能用几个钱，一把青菜一把米就能活，你们把钱留好，我不要。”

邻旁的婶子说，每天一大早就能看见外婆围着几盆菜转来转去，搞完就去隔壁的翘井压桶水，“跑进跑出擦擦洗洗”。堂屋的条凳八仙桌，一天一擦。干完这些，日头如果还好，就约前后老妈子打场麻将。

她劝慰姨妈们：“好得很，你们莫操心，我们年纪大了，城里还不如这里舒服。”

大姨也说：“算了吧，我多跑几趟，她一把年纪，跑得了多远。”

可才到2013年初春，一天早上，邻居婶子就发现外婆倒在菜盆旁边。

她立即让自己的儿子踩上三轮车，把人拉到了医院。能去医院的人都立即赶到医院。从不哭的舅舅，攀着婶子的手臂泣不成声：“我老头就是这样，说倒了就倒了，老娘……老娘……”

“啪！”三姨冲上去给了他一巴掌，“你乱什么，你不能乱！”

还好，外婆只是高血压发作，婶子送得也及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她年纪大了，一番折腾，虚弱得厉害。

接回去的时候，外婆一路都在小声呢喃：“照片，照片把得（给）我……”

大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回到小土屋，舅舅把外婆抱到床上。她忽然像有了精神，鼓起眼睛绕一圈，猛地一揽，把床头外公的相片拥进怀里。“死了哟，死了哟，”外婆失去力气，头砸在枕头上，“死了我就看到你了哟。”

三姨捂着嘴，呜咽跑了出去，舅舅双臂撑直，渐渐跪在床边。

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把外婆改造成城里老太太的事。大家约好，每个月看好各自的休息时间，谁有空，谁就到小土屋陪外婆住几天。

外婆有些抗拒：“不会有事的，你们一个个家里有老有少，管我做慕斯（做什么）。”

4

接那次外婆从医院回土屋多少时日，武汉的舅舅便传来喜讯：儿媳妇（我的大嫂）怀孕了！他一路从单位开车回孝感，亲口把消息告诉了正在屋外打牌的外婆。

“啊？！”外婆一把推掉了手前的牌章，围着桌不断地转啰啰。婶子捏住外婆的手：“慌个慕斯（什么），快点收拾东西去武汉。”

“走走走！”她一头扎进后座，拍着皮座椅，“快走快走！”

舅舅说，外婆一路上忽笑忽哭，嘴里来回倒腾：“盼到啰，第四代人哪，第四代。”

三姨妈的麻将没留住外婆，小姨的菜盆没留住外婆，但孙媳妇的身孕留住了她。外婆在武汉待了近7个月，如老妈子一样，把大嫂照顾得无微不至。大嫂甚至偷偷给我妈妈打电话：“姨，你们把婆婆劝回去，莫小的没出事，老的先倒了。”

我妈笑着抚慰她：“别傻了丫头，她是高兴。”

嫂子临盆那天，我跟小姨夫一人开一辆车，带着姨妈们赶往武汉。

产房外面，外婆像个女战神发号施令：

“老大，去跟医生把医院的手续办好，莫搞出麻烦耽误时间。”

“老三，叫你提前准备的东西，点好哈，莫漏了。”

“老幺，车子，在不在外面，千万不要开空调，小家伙吹不得。”

我妈小心翼翼地问：“老娘，我咧？”

“你待着，要个人打晃（待命）。”外婆头也不回，盯着产房上面的灯，银发飒飒。不知道过了多久，产房里传出一声轻微啼哭，生了。外婆晃了晃，忍住冲上去的身子。舅妈涌到前面，从医生手里托过襁褓，深深看着，成了泪人。

她把孩子递到外婆跟前：“妈，你看，你看哪。”

“好好，都好，都好。”外婆双手无措下垂，不断轻声呢喃。我仿佛看到一阵光晕，缓缓回聚进她的身子，在产房里亮起一盏昏暗的油灯。

原以为，外婆会继续留在武汉，但她没有。第二日，她便要随车回小土屋去。舅妈极力挽留：“妈，这里有大有少，你老人家哪里走得开？”

外婆低头坐进车，绕着手：“受你要受的罪，享你该享的福，我该回去了。”

从武汉开往孝感，跨过高速的界碑，就看到了滚子河，像一条银色绶带，亮得晃眼。外婆一直看向外面，眯缝着眼。忽然，她发出几声半唱半白的唱调：“这一遭哎~跨生关~走死关~”

“哎咦！”三姨不耐地扭动身子，座椅嘎吱作响，“老娘，你不瞎讲哈。”

外婆停了嘴，没有回头。

往前开，滚子河的折光越发刺眼，我打下遮阳板，尽力把车开得平稳。

外婆又唱起来：“亡人哎~好生走~不望后~”

我脑子里忽然回想起：外公出殡那天，棺要跨过滚子河，领头的哭丧人招手，让抬灵的叔伯走前，他在后面，扯开嗓子喊了一首很长的调子，和外婆此时哼唱的一样，曲子只有一个调，几句话来回唱。那调子如一阵风恒久地彷徨在土地上，轻抚着男女老幼。

此时的车里，没有人再对外婆的吟唱发出异议，后视镜中，她鬓边的几缕银发散到了窗外，跟滚子河银色的波光折在一起，像被浪脊遮住阳光而失色的荇草。

我觉得，此时的外婆，美得像一首只有几行的诗。我也知道，外婆是想外公了。

5

外婆又住回了小土屋。

拆迁的消息也传来四五年了，屋前屋后的人慢慢搬离，好多老人随着儿女进了城。人少了，外婆能去的地方也少了，但她还是不愿意搬离。舅舅时不时开车，让儿媳妇带着孩子回家看她，刚开始外婆还是很高兴的，后来也不情愿了，她说：“莫跑去跑来，把小家伙搞病了。”

正门对面的房子率先拆掉，土屋的双开大门重见了天日。朝北望去，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外婆站在大门，大概是看不清了，鼻子嗅得用力。她小声而遗憾地说：“不是以前那个味道。”然后默默地关上了门。

外婆自己把自己蒙上了一层纱，小土屋里才是她的世界。

我有一种错觉，自从外公离世，岁月似乎就未曾在外婆和小土屋身上留下过痕迹。老屋堂厅里的八仙桌、条案，终日摆放严整，被她擦得干干净净，原本属于外公的土灶台，在她熏黑的面容上，每日映得火旺。纵使外面的环境一变再变，土屋里的味道，景况，却一直没变，保持在外公离世前的模样。外公走了，外婆还在，她紧紧抓着以往熟悉的日子。驱车来看望的儿女们，无论离乡下土屋多近，她都不会再出门迎一步，儿女们离开，一步三回头，她亦不会不舍。

我也能体会舅姨们的无奈。在外久了，我也曾日日质疑，于家乡而言，自己是否只是一个孤独的过客。无论离它多远，我都忍不住要缓缓地回过头，看看身后的人和事，它们有没有怀念，是否像我一样不舍。对熟悉的人事即将逝去的恐惧，年纪越大，越不敢面对。可能只有到外婆那个年纪，才能找到一个自己可以适应的坦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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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回家，借了辆自行车，四处游荡，往熟悉的方向走，却怎么也找不到熟悉的路。我在过河的水泥桥上拦住一位爷爷，我问他：“您家（方言尊称）星火村往哪个方向走啊？”

“早就哐哐哐（拆）了哟！”爷爷两手往上扬，回答得中气十足。

我客气地掏了根烟给他点上，老爷爷跟我说了好多。他说，直到拆的那天，年纪大的人还都不愿意走，非要看到顶上的瓦落下来，掉到地上砸碎，才算认了命。我妈说，之前那执拗的外婆，在人家下达了具体拆迁日子时，就坦然地搬了出去。

搬走后，外婆和几个本家老婆婆一起住在政府提供的临时住房里，吃住都有着落，环境也不错，直等到2019年的末尾，安置房起好了，原本准备2020年过完春节就搬，没想到疫情把计划打乱了。

今年5月，湖北的疫情缓解了不少。街上刚稍稍有些行人，外婆就吵着要挑日子给外公挪坟，进还迁的新屋。妈妈在电话里抱怨：“不知道着得个什么急，以前让她进城不进，现在外面刚定下来，非要两个事夹到一起搞。”

还迁的新地，在老房子的东边，滚子河的南岸，大概几公里。规划里，两岸方圆几平方公里内的好几个湾（村），要为扩宽的道路让地方，统一安置在新地的高层商品房里。

“连个电梯都不会按，还吵着要住住住！”妈妈的抱怨声越来越重。

我大笑两声：“她是终于想通要当城里人啰，兴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下来。

严格来说，快八十的外婆是“被迫”地离开了土屋，成了一个“河里头的”城里人，只是她没有再用力气去抗拒。她终尝到了，和异乡生存的我同样的不安。不过，八十多年的岁月给了外婆深厚的智慧，她知道，自己的依依不舍，本身就来自她紧紧拥住的生活。它真的要走了，你只能陪着它一起上路。

还迁的新屋，外婆没有装修，也不准我们替她装修。小土屋里的家具，她只要了一张棕麻床，其余的全部填在了宅地的土里。

外婆特地跟舅舅打电话：“我死了，房子留给你，但是你必须给每家补3万块钱。”

“老娘，我不要房子，你想给谁就……”

“放屁！”外婆又破口大骂，“这就是祖屋，你不守，让你的老妹妹们去守？”

外婆肯定是去了解过，每家每户补上3万，差不多跟这个房子的价值相当。舅舅很早就把钱打到每家的账上，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钱又退了回去。大姨妈说：“老娘让你打钱是好意，我们不要也是好意，我们尽量顺她的意，但咱们当了一辈子兄妹，不做买卖。”

这是我最爱他们的一点，相扶相持，几十年，从没变过。

我始终忘不了从武汉归家的路上，外婆一路吟唱的样子，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便开始与过往和解，坦然地顺从生活的轨迹，不再执拗于“城里”或者“农村里”的区别，不再在乎环境里是否有熟悉的气息？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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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多 多

健康便是幸福

源济

20年里，我们不断奔赴广州丨人在城中

原创 姜玦 人间theLivings 2020-12-09

父辈的终点，又成为下一辈的起点。看过了长辈们的起起伏伏，在轮到自己打拼时，我突然变得既坚强又脆弱——广州于我，早已不像10年前小说里写的那样体面光鲜了。

配图 |《归途列车》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8

1

2000年春节母亲带着我回娘家时，我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小舅。那时的小舅年轻精瘦，伸手想抱我，但身上的机油味把我呛得大哭。最后他只好讪笑着把我还给母亲，转身去墙角抽烟了。

2年前，小舅带着高中学费和一帮朋友南下，其中一个大个子领着他们去亲戚家吃了一顿，又在工厂宿舍里打地铺睡了个觉。或许这个亲戚并不像大个子吹得那样有本事，几个中学生没有得到工作，之后他们在旅店过了几晚，等钱快挥霍光了，才不得已回了家。

这次短暂的、没有成功的外出，让这群农村少年被大城市迷了眼，第二年，小舅揣过外公烧砖凑来的学费，又不声不响地去了广州。

“他还有什么心思读书！”那天，大婶的声音从房内传来。她让小舅回来帮外公种棉花，不要再去广州瞎混。小舅想进去争辩，被我母亲一把拦住，他粗鲁地甩手，接着迎头撞上了出来的外公。

外公脸色铁青地问：“你以后真的不读书了？”

小舅把头偏向一边，满不在乎地说：“我在广州有出路。”

他的大个子朋友已经在亲戚的帮助下找了搬运的工作，在广州落下了脚。小舅人生地不熟，靠自己在修理厂里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学徒的活儿。每天，他灵活地钻进货车底部拆修，想着再苦个三五年就能出去开一家汽修厂单干——广州大马路上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不愁没活干。

可是全家人都质疑小舅的想法，其中也包括我父亲。父亲是大姐夫，算长兄，他也跟着长辈们一起指责小舅“不懂事”。

但一年后，他俩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毕业的父亲被迫从国营工厂下岗，而高中都没念完、孩子样的小舅已经在广州与朋友合伙做起了服贸生意。

那年回家过年，小舅身上的化纤毛皮味逗得我鼻子发痒，他给外公奉上了厚墩墩的羊毛围巾，给我母亲带了时尚的牛仔夹克，连我都分到了一条雪白的蕾丝公主裙。收到礼物后，大家非常欣喜，只有外公沉默不语，他嫌弃这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更不理解外面的世界经历了何种变化。

不过从这以后，外公开始默许小舅出去闯荡——儿子有能力在大城市活下去，就不能像自己那样在田里忙活一辈子。

直到10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广州。

这年开春，小舅的生意似乎更好了，他给外公买了一辆锃亮的摩托车，又在广州租了一个新仓库，还把我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带到广州合伙做生意。

我们到达的那天，小舅借了朋友的一辆SUV来接我们，夜里又领我们登上轮船游珠江。我在甲板上压抑着激动，胆怯地眺望雾里的高楼、流淌的车流，想象着白领们如何在其中穿梭——当时我已经在追都市小说了，对繁华的城市有着无限的向往。

“我要来广州。”我心里暗想。

但接下来的几天，现实生活使我对广州的美好幻想开始破灭，甚至感到很失望——三元里城中村的出租房仅有五六层楼高，楼间过道像阴沟一样终日流淌着污水。抬头往上看，是打结的电线和密布的晒衣绳，就像一张将落未落的大网。

城中村里，还有一张“网”是无形的——那几年，不断有乡邻被小舅带到广州谋生，他们散布在这里，牢牢地联结，结伴去和毛料商砍价、相互介绍低价的加工厂、还一起威吓抢版式的竞争对手……

有空的时候，小舅就带我轮流拜访这些乡亲。他们大多也做服装生意，房间的格局大同小异，进门就能看到几台旧电脑，靠墙的货架被退换货塞满，里面还有卷尺、线头，地上散落着水洗标碎片。

平日里要是有什么热闹事，乡亲们总愿意挤在小舅的出租屋内，大口嚼着重油重辣的家乡菜，把酒言欢，满面红光。

在一次聚会上，我的大舅说：“老张的那批货，料子不行……”

大舅是家族里的老实人，却是最早跟着小舅下海的，当时他已经另立门面，专做女士夹克。

“他销南美的，没问题，我担保！”做皮具的大叔接过话。

众人议论纷纷，小舅“嗯”了一声，他一个人喝白酒，眯着眼看着大家，喉咙里发出快活的咕噜声，俨然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老板的模样。

没多久，小舅开始吹嘘，说他打算跟兄弟们合伙办工厂。那时候，作为中间商的小舅从工厂订货，再卖到档口赚差价。赚了钱后，他野心勃勃，想弄几台机器自己加工生产服装。这个提议让在座的人都兴奋起来，甚至有人已经想好要把家里的女人带出来，“做个女监工或者是烧饭什么的”。

在广州的那段日子，白天我和弟弟在出租屋里睡大觉，到了下午2点，小舅妈在QQ上抄好客户报来的单子就去仓库取货。打开铁门，一股死耗子的闷臭味飘出来，我站在门外不肯进，弟弟却像泥鳅一样溜进了那两人多高的衣服堆里。

“作孽，莫乱踩！”小舅妈在后面大喊。但很快她就高兴起来，弟弟已经懂事，可以来回穿梭帮她配货，成了帮手。

赶上旺季，小舅或小舅妈每天下午都要开面包车去十三行送货。车子后排的椅子全卸了，堆满了从仓库里拖出来的各色衣服。我也跟着去过几次，一层大楼被分割成密密麻麻的小隔间，档口真像一个个向外张开的“口”字，很有趣。有的档口主营线上，有的做批发，也有的零卖，十几平米甚至上百平米的店铺内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但一律没有试衣间。

不少喷着刺鼻香水的黑人和穿热裤的女学生会来此淘衣。老板娘对这种散客总是爱搭不理的，“二三十块钱的衣服，看好就买”。要是客人再多问，老板娘就会不屑地转过脸去。

不过，她们对前来送货的小舅妈却十分热情。拣完货，老板娘们就从土黄色或墨绿色的腰包里掏出红钞票，小舅妈谨慎地再点一遍，这笔交易就算成了。

记得一天回程时，小舅妈从裤袋里掏出零钱给我和弟弟买糯米鸡，弟弟吃得很欢，我却紧紧地挨着舅妈走。那时候，我已经有了零星的关于“钱”的意识，广州街头到处都是和我一样的外乡人，会令我感到不安。

2

那时候，整个广州似乎都响彻机器声。这种服装加工业的“盛况”其实与版权保护薄弱有关。除了几家萌芽中的国产品牌，一些服贸加工厂商为了赚快钱，都抄袭国外品牌的版式。他们生产衣服全靠制版工人的一双眼、一支笔，从成品或照片上往下扒版样。

郊区的布料厂里，挂着皮的、毛的、化纤的、棉的料子，回收的牛仔裤在门口堆成小山，不论样式、质量，全按斤卖；城中村的服装加工厂多半是将民房打通，摆上机器，就能初步完成裁剪、缝制、刺绣……然后，女工们在缝纫机上缝边角、剪线头、贴标装袋，一件件成衣就制成了。

小舅带去广州的人当中，数那次大舅在饭桌上提到的老张心思活络，他盯上品牌在中国设立代工厂的时机，偷偷贴了品牌水洗标，下游的一些销售商“心有灵犀”，往往能卖出更高的价。早先这样做的人有不少致富的，他们后来开起了自己的加工厂或是洗白了搞原创品牌，继而在网购兴盛时站稳了脚跟。

小舅也曾有这样的机会，一个销售商找到他，说想做一批贴牌货，“真假混卖出海”。但小舅很谨慎，因为品牌logo没有谈拢而作罢。他只做最简单也最经典的版式，总选用羊毛支数更高的布料或更结实耐用的五金，虽然比其他仿品质量好很多，但也没有爆红过，只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人脉，每年稳定出货。

“踏踏实实挣点钱，有些钱不敢赚。”小舅说。

最开始，小舅还要去3公里外的档口送货，后来积累了点口碑，渐渐就有销售商找来下大订单，他再去工厂加工。

生意越做越顺，家庭矛盾却产生了——小舅开始频繁地出入棋牌室、KTV和宾馆包房。连我来广州的那些天也不避讳。

这种娱乐场所通常藏匿在城中村比较深的巷子里，外面挂着台球室的LED灯。穿过前台，里面是一条很深的走廊，空气中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两边的房间传出吆五喝六的声音，开门看，红的绿的筹码在桌上飞来飞去。

那段时间，母亲总在深夜接到小舅妈的电话，她说小舅又没有回家。小舅妈性格坚强，她处理完一天的订单，还要强撑着辅导女儿的作业，直至孩子睡着后，才能张口向我母亲埋怨。外面有传闻说，小舅一夜输掉了几万元的货款——当然，也有故意输给工厂老板或下游销售商的成分。

母亲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劝她，等孩子长大就好了，并一遍一遍地叮嘱：“把钱管得牢一点。”

或许是因为实在无法阻止小舅赌博，舅妈成了乡亲里第一个在广州买房的女人。她行动迅速，立刻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凑了首付，定了一套小三室。她说：“买房收心，以后的生活也有了奔头。”

为了送货方便，小舅和小舅妈买房后还是住在三元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小舅牌品变差，渐渐不上桌，不怎么赌了；几年之后，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乡亲们纷纷把孩子送回老家，而舅妈的女儿成了唯一留在广州读书的孩子。

然而，城中村里还是出事了——很早就跟着小舅到广州闯荡的老李在一次送货途中被抓了。

之后大家躲在出租屋内好几天不敢出门，小舅出去疏通关系、打听消息，回来后感慨：“有钱赚，谁都眼红。好在不是在仓库被抓的。”

因为推车上的货物不多，最后律师为老李争取了轻判。

同行嫉妒是难免的，此后小舅行事更加低调，外人很少知道他在做什么大单，他也将“财政大权”移交给了舅妈。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工厂那边也出了事。

那家工厂是我们邻村的人开的，由于是老乡，小舅向来是先打钱再取货。那天，他在仓库卸货时才发现一批货的刺绣工艺太差，不仅线头多，而且织得松垮，只要轻轻一扯就散掉一块，再拆开几件，也是同样的情况。

小舅把货直接拉回工厂，那个老板娘还在门边打马虎眼，先说是正常情况，又说可以换，“但是目前正在赶制其他的单，要重新排期”。

小舅一巴掌挥过去，打在门上，伸着的食指快戳到老板娘的鼻尖：“姓陈的，找你老公下来，全部重做，我要全部重做，立刻！马上！”

老板娘白着一张脸去找她男人。后半夜，小舅蹲在工厂楼道口一根接一根抽烟。里面的缝纫机踩个不停，天亮了，他哑着嗓子给运货的人打电话，看着那十几个麻袋滚上车。

等买家在账本上签了字，小舅才收回他那带着一丝暴虐的目光，露出紧绷的精神突然松懈后的疲惫。我记不清那天小舅进账多少，只记得那晚亲人们聚在小舅家的客厅里吃卤味喝啤酒。小舅有些醉了，他操着土话十分郑重地对我说：“文文，听你舅妈的，好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住进大学城里。”

当年拿了高中学费偷跑到广州的小舅，好像突然对教育生起了执念，他闲时领着我逛遍大学城。我的学习成绩只能算是中游，却对中山大学的大草坪表示羡慕，小舅点头露出满足的微笑：“文文，你以后就考这里。”

3

自从父亲随小舅去了广州，母亲有时会关着门哭，或跟那些同样留守在家乡的女人们彼此安慰。她们并不知道广州多么丰饶，牌场上红票子进进出出，烟熏缭绕中有人大谈生意经；也不知道广州多么贫瘠，缝纫机“咚咚咚”的踩踏声，送货小拖车要走上三四公里路。我夹在中间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变得格外乖巧，把脸埋在厚厚的数学题里。

年底，父亲回来，还清了之前创业欠下的部分债务，母亲央求他别再南下广州了，父亲却摆摆手，加入了大舅他们的牌桌。小舅的烟瘾也日益加重，发黑的牙齿、蜡黄的脸色，看起来像个吸毒的人。

遥远的广州，改变了外出人们的模样。

母亲继续在家守着，看我顺利升学，她感到欣慰，但这短暂的顺心却被父亲的骨伤意外打断——父亲在搬运布料时一个踉跄跪倒在地，疼得叫不出声，小舅大舅连夜开车将他送回家。母亲坐在卧室中，一转身突然落泪。

父亲这次没有带回多少钱，因为在广州染上赌博和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腿养好后，他去了本地企业上班，我们全家闭口不谈广州，直到母亲又接到小舅的电话。

“我们现在天天待在家里，不敢去档口，据说有便衣。”

“老张是在仓库被抓的，他一现身就被抓了……”

好像是一夜之间，小舅又将村里的年轻人都带了回来，唯独少了老张。

老张的女人着了慌，把钱抓得紧紧的，还是小舅出面帮忙疏通关系、上下活动。但这次不同于之前的同行嫉妒，大家凑的钱被退了回来。过了几天，小舅也回了家，他躲在房里抽烟，见人便摇头。

乡亲们像被堵在洞里的老鼠一样郁郁寡欢，但记得按时给老张前妻生的女儿寄生活费。第一次探监时，他们送去了衣服，并承诺会抓紧找律师，然后是败诉、判决书下来。

老张被判了2年，他的老母亲哭晕了两次，他从广州带回来的女人回了娘家。

小舅他们与广州的“蜜月时光”如此短暂。

“三打两建”（指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之后，乡亲们被迫回到家乡或转行。大舅在广东开长途运输，小姨回来找了家公司上班，而背负着房贷压力的小舅只能在风头过后重返广州。

低学历加上年龄大，小舅几乎被所有公司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接手自家小区里的一家画室，为忙碌的家长提供托管服务。十多年前小舅妈的买房之举，又成了一条退路。

我高考发挥不错，分数竟高出中山大学分数线许多，去了东部一个985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因工作来到广州，暂住在小舅家。一进门，还是两台旧电脑，地上都是线头，货物正在装箱，上面贴着英文单号，是加拿大的地址。

和过去卖贴牌、仿货不同，小舅妈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创立自己的品牌，以应对亚马逊日益严苛的版权保护。

“这几年不好做了，同行太多，而且也搞不懂美国人、欧洲人到底想要什么。”小舅妈说，去年人鱼毯热卖的时候，价格从几美金一路飙升到二三十美金，仍然抢售一空，国内的工厂赶制出货，结果囤积了百余万的货物，一半在国内，一半积压在海外仓。

一念之间，大卖家伤筋动骨，小卖家破产倒闭。人到中年，失业、房贷、儿女教育，这些困难小舅妈都遇到了，但她又抓住一点希望挣扎谋生——先是把儿女放在学校，又借钱维持房贷不断供，最后毅然奔赴深圳，从零开始学跨境电商。

“整整半年，只回来过一次，因为路费也是钱。”小舅妈说，每天晚上她跟孩子视频，听到一声“妈妈”都觉得心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被问及何时回来。

刚入行的时候，那一沓讲义还标记了英文注释，初期问题较多，她只能顺应时差，深夜跟亚马逊客服电话沟通，还不得不一遍遍请求对方降低语速。店铺运营最好的时候，产品被送上了搜索的首页，但遇到同行恶意压价，把一款产品逼得毫无利润空间，只得下架……如此种种，她都熬了过来。

那天晚上，舅妈向我盘算起平台下半年的大促活动，小舅则招呼过路的一个年轻男人，聊起直播带货的事。他们共同的朋友开了家网红经纪公司，但起步不算早，竞争激烈、流量很难找。

“仅‘直通车’（卖家购买此项服务后，店铺会在关键词搜索结果中排位靠前）就烧了几十万。”那男人苦笑，“但销量还是上不去。”

人生起伏已经让小舅变得不再尖锐，甚至有些平和，他递根烟点上，在烟雾里缓缓地说：“都不好做，不好做啊。”然后看着那男人矮小精壮的身形一愣，又说道：“慢慢来，慢慢来。”

人到中年，他们倒是越来越相信“时运”了。

如今，小舅妈的手机里有十几个亚马逊卖家群，其中一个是当时的培训班级群，群内成员活跃，常常互通有无。

“老罗的日本站做得非常大，但他其实一点日语也不懂。”舅妈笑着说起那个成功的同学，似乎是相信这一点奇迹也会发生在勤奋的自己身上。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舅和小舅妈的身份发生了调换。

舅妈忙着回复顾客信息，小舅就带女儿去广场散步；舅妈急着发货，小舅就主动包上一碗热饭，等她有空再吃。有时小舅也会跑来打下手，但他对“流量”、“曝光率”、“转化率”这类词有点头疼，而那些优惠券、预售、按区域设置邮费似乎有重重陷阱，让他更不习惯。

大舅则完全不懂，他谢绝小舅带他入行的好心，继续去跑长途运输维持生计。在广州高昂的借读费面前，大舅选择把自己十几年的打拼换作老家县城的一套学区房，送儿子回去读书。再过两年，他也想回去，彻底安定下来：“跑长途运输，在哪儿不是跑呢？”

小舅打算“死磕”广州，再奋斗几年换个学区房。

“华附是难得了。”小舅问舅妈，“是广外好还是广雅好？”

“我想上广外！” 妹妹清甜的声音说着流利的普通话。

仔细想来，为了走向城市，小舅这代人付出的代价更为深远。

不同于小舅妈的远见，我的大部分亲戚都选择把孩子放在老家。缺失父母的管教，一个远房表妹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逃课、早恋，在中考前玩消失；大舅的儿子回老家后性格大变，心事重重甚至有些乖戾，还偷拿老人的手机给游戏账号充钱……

即使把儿女接到身边教养，小舅也不得“牺牲”上一代的生活——外婆被接来广州帮忙料理家务，可她乡音浓重，起初跟邻居老奶奶交流全靠“嗯，啊”一类的语气词，后来发觉融入不了，干脆全身心投入洗衣晒衣、择菜做饭的日常琐碎中。

我住小舅家的那段日子，发现外婆晚上会跟外公视频通话，详细地询问：“吃得怎么样？葡萄秧剪了没有？降压药吃了没有？”

外婆来广州后，照顾外公和太姥爷起居的重担就全落在了太姥姥一个人身上。外婆叮嘱外公：“不要让妈洗衣，放楼上的洗衣机里一起搅。”那台洗衣机是小舅给外婆购置的，外婆一直嫌电费贵，坚持用手洗。

---

我离开广州前的某一天，舅妈带我去给小舅送晚饭，经过一栋楼的时候，她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住我说：“这几栋里最便宜的房型，当时只要十几万的首付。”

一向从容的舅妈有点激动，她觉得当时大舅或我父亲若能守住钱袋，在这里购置一套房子，或许就不会伤心地离开广州了。

而只要留在广州，就还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小舅和小舅妈努力工作，渐渐偿清了债务，他们一家算是真正地在广州扎下根来。还有一件事情将随时间逐渐被淡忘——那年老张入狱，小舅以他的名义四处筹借“活动经费”，大额的对方退还了，但活动还是耗费了一些钱。老张出狱后，他的女人从娘家回来了，又唆使他以“账目不清”为由拒绝还钱。

没过多久，老张家的宅基地上修起了漂亮的三层小别墅。从此两家交恶，小舅也很少回乡。当年异乡打拼，相互扶持，结局竟如此难堪。

广州拿走了太多，又赠与了太多，远远超过那个偷学费下海的年轻人的想象。

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向往大城市的年轻人：和20年前小舅的路径相似，他离开村庄，我离开小城；他去了广州，我简历投的是广深；他赶上轻工业兴起、服贸加工的时代浪潮，我急急投入信息时代的怀抱中去；他折戟于“三打两建”，被产业转型升级所淘汰，我则时刻担心互联网泡沫的到来。

父辈的终点，又成为下一辈的起点。看过了长辈们的起起伏伏，在轮到自己打拼时，我突然变得既坚强又脆弱——广州于我，早已不像10年前小说里写的那样体面光鲜了。它混合着汗水与疯狂，梦想与苦闷，绝望与希望，还有一只时代的巨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搅动一切。

我多么想学小舅当年的语调说：“我在广州有出路。”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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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玦 

文学与

brighter summer day

源济

我们的友谊，消散在宽窄巷子改造前丨人在城中

原创 何渡苇 人间theLivings 2020-12-15

拆迁临近，临街的老宅人烟稀少，商铺也大多关门，街巷比之前更加清寂，落叶覆盖了地面，雀鸣取代了人声。直至那时，我才突然发现它竟有如此颓败的一面。

配图 |《城市24小时》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09

上次见张老板，是2018年。

那时春节刚过，下午的阳光格外和煦温暖——对于成都这个无论春夏秋冬，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城市而言，这样的日头着实不多见。因此，大街小巷挤满了人。

兴许是阳光太过明亮，头发花白的张老板看起来矮了一圈，他站在自家书店门口，往门两侧的铁丝网上挂杂志。十几年前，我常买的《兵器》《童话大王》早已消失，换上了最新的《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国家地理》，还有动漫等刊物。

“看杂志哇？我这边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有。”他热切地说。

张老板没认出我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仍感觉松了口气：“没事没事，随便看看。”

“挂到外头的只是一部分，你要是外头没看到，里头还有。”

“嗯。”我嘴上答应了，脚却并没有动。

见我不动，张老板也不说话了，很快他又回到店里，拿出几本新杂志，把一些过期的换下来。趁着他忙碌的时候，我转身匆匆离去，像极了19年前的那次落荒而逃。

1

从我记事至今，我家一共搬过好几次。也不知为何，总在少城附近兜兜转转。

“少城”是成都独有的地理概念，其实就是一座城中之城，据说历史最早能追溯到战国时期，直到辛亥革命拆了少城的城墙，学堂、集市、饭铺，还有货郎和小贩才随着一个旧时代的倒塌，流水一般漫进少城的街巷中。

我的小学位于少城一角，学校大门正对着井巷子的街口——如今这条小巷已是成都宽窄巷子景区的一部分，但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巷口的灰墙青瓦日复一日对着斜阳。

那时，我家和学校相距不远，如果从地图上看，正好在一个矩形的对角上。但其间的那条近路，我却不愿意走——因为要穿过一片菜市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成都的菜市场肮脏、杂乱又生机勃勃。相比蔬菜摊的“文雅”，肉摊、水产摊上的血腥景象则令我感到心惊。以至于许多年后，我在书中读到古代美洲阿兹特克帝国的活人祭祀时，血泊中的黄鳝竟第一个从我脑海中蹦出来。

如果选择另外一条路上下学，所见的便是另一番景象了。长顺街自古便是少城的中轴线，并不宽阔的街道两旁，饭馆、杂货店、游戏机厅和炸土豆的小摊鳞次栉比。每天放学的时候，这条路上烟火弥漫，混合成一股好闻却呛人的油烟气息。

曾有一段时间，我妈颇担心我独自走这条路回家——倒不是怕我在外面吃坏肚子，主要这条路上有游戏机房。我至今还记得，那块焦黄色的招牌——隔壁锅盔店的鏊子里带着面香的烟气终日升腾，将两家门面熏得一色枯槁，游戏机房肮脏厚重的棉布帘子不时掀起，跑出比我大不了几岁，叼着烟的男孩。

一次我妈看见了，转头对我说：“如果哪次让我在这种地方找到你，回家我就把你的腿打断，听到了吗？”

现在想来，我妈的担心或许有些多余。那时，我身上几乎从未有过零花钱，1毛钱一枚的游戏币是我不能承担的“巨款”。而我唯一能拿到一点零钱的理由，就是去张老板的书店买书。

张老板的书店开在蜀都大道上，虽然正门对着马路，但因宽阔的人行道和绿化带隔绝了车流，也并不显喧闹。

书店的布局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书店的门本是宽的，但张老板在门两侧支起了挂杂志的大铁网，杂志一本叠着一本，密密地如山墙一般竖起来，店门就显得逼仄起来；虽然正门朝南，但正午的阳光却时常照不进来，只能在侧墙上留下一方狭窄的倾斜的亮影，大半个店面都隐在幽深的阴暗里；走进书店，正中间的大桌子上整齐地铺满了杂志，靠墙立着的三面书柜里，各类书籍五花八门。细小的灰尘在空气中浮动，一切都是半明半暗的样子。

从小学走到张老板的书店，不过百步。照理说，这些开在小学门口的书店卖的大多是漫画、教辅一类的畅销书，但在张老板的书架上，这些书只偏安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其他的空间则被小说和历史书籍填满。

一次，我顺着书架慢慢看，突然发现一本曹文轩的《草房子》。这本书我曾在同学家见过，那天只是草草地翻了几页，书中水乡少年的生活便让我流连忘返。原本说好借来看完就还，可没过几天，同学就把书要了回去。

说来也奇怪，自从还书之后，我脑海中总会浮现书里的内容，尤其是最后看到的那段情节：一个名叫桑桑的男孩生了病，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天他跑出门，去了不远的古寺，这座古寺曾是他最好的玩伴上学的必经之路，但玩伴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男孩坐在寺门口，想着朋友每天欢喜地走过古寺去上学的样子。寺庙低垂的屋檐下，只有风铃在叮叮当当地响。

我眼前一亮，急忙用力把《草房子》抽出来，张老板刚好整理完杂志，见我手上拿的书，笑了笑，眼角泛起柔和的鱼尾纹：“怎么，你喜欢这本书啊？”

“嗯。”我点点头，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在这里看看这本书吗？”

“那当然可以了，”张老板从书柜下拖出一条粗木板凳递给我，“来，坐下来慢慢看。”

我受宠若惊，还有些意外——在离小学更近的地方还有一家书店，那个老板姓林，他早就立了规矩：小学生来店里看书，半小时5毛钱，一律不讲价。

很快，我就成了张老板书店的“常客”。那段时间，几乎每天中午放学，我都会拐进书店看半个小时书再走。我自小脸皮薄，不好意思看 “白书”，读完那本《草房子》，便回家央求我妈买下。

“小孩子老在您这边看书，给您添麻烦了。”付钱的时候，我妈看我捧着书爱不释手，对张老板说。

“没事，这本书好。小孩子爱看好书，这是好事。”

我有些心虚，偷偷瞟了张老板一眼——他正低头找钱，背正好挡住了一列放漫画的书架——其实那里才是我每天打发时间最多的地方。

2

小时候，家里能让我自由翻阅的，除了自己的书，基本就只剩爷爷的杂志了。

《航空知识》《舰船知识》之类的期刊，爷爷每期都会买，但唯一令我有些不开心的是，它们都是从林老板那里订的。我不喜欢林老板，他黝黑、干瘦，眼里总闪着势利的光。在他的书店里，不交钱就看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去帮爷爷取杂志，林老板得知我是老主顾的孙子后，主动免去了我的“阅读费”，还拍着胸脯说：“以后想看多久就看多久。”还热情地问我有没有喜欢看的期刊，“如果有的话，进书的时候一并帮你进。” 

那时，《兵器》和《童话大王》是我每期必买的，但面对林老板，我总摇头说没有，然后再转过街角，去张老板的店里买。我觉得张老板人好、和善，就算我拿着林老板店里的杂志，他也只是漫不经心地笑笑：“没事，大家都是卖书的，你在哪里买都一样。以后再多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就行。”

随着我在张老板的店里看书的时间越来越长，张老板似乎也习惯了，甚至还会刻意为我留下几本文学或者历史类的新书。我曾试图旁敲侧击地问，他却总是摆手说：“就是进来试试看，要是卖得不好，那过两天就退了。”

1998年，国产单机游戏的正版意识逐渐抬头，也许是为了迎合学生们的需求，张老板也进了很多游戏。

色彩明丽的海报挂在书店外，看得我心思浮动，但正版游戏的价格实在太高，我试着和张老板商量，看是否能像卖我书那样，给游戏也打点折。但他总是借口说游戏利润薄，一口回绝。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张老板骗我。

那天，我在店里看书，听到外面有人叫：“老板，新出的XXX（游戏名），你这里有没有？”

“有的。”张老板在柜台下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精美的纸盒，“58，按照老规矩，你给我55就行。”

那个男生离开后，我问张老板为什么游戏明明有折扣，却不卖给我。他摇摇头说：“这几个小孩家里有钱，每次来我这边除了买漫画就是买游戏。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会看好书，要多看。别老想着打游戏，大好的时间都浪费了，没意思。”

3

尽管和如今宽窄巷子景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繁盛无法相提并论，但那时候，我们小学门口仍算是热闹的。

放学后，炸得金黄喷香的狼牙土豆、摆着色彩艳丽的花绳线和精巧的毽子的摊子前永远聚集着最多的人头；两家书店里的人虽然少一些，但生意也很不错。尤其是林老板的书店，狭小的店堂里挨挨挤挤的，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张老板书店里的人看起来总是少一些，明明他人更好，店堂也更大，看书还不要钱。我曾问过一次，张老板想了想，说：“其实也就是他家离学校更近，而且他们家店面才这滴点（方言，这么一点点）大，所以看起来人就多，其实来我这儿的人不比他少的。”

没过几天，放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突然拉住我说：“你知道门口的那家书店吗？我告诉你哦，他们卖黄书！”她的眼神又严肃又生气，仿佛那个看黄书的同学是我。

“啊？那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班上的几个同学去林老板的书店看书，说5毛钱半小时的书无聊，林老板就说1块钱半小时的书更好看，然后就把他们带到书柜后面，“结果拿出来一看，就是那种东西！”

女同学把这事告诉了老师，当天，几个班主任就去了林老板的店里，但空口无凭，林老板又死不承认，老师们无权搜查，这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回到班上，班主任在班会上旁敲侧击，要求学生们以后尽量不要去林老板的书店。

张老板听说这件事，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少有地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这种事情也太不落轿（方言，意指守规矩、明事理）了。你要卖书就好好卖书，整些黄色书籍教坏小娃娃，这种事反正我做不出来。”

此后，每月去林老板那里给爷爷拿杂志，开始成为一种“折磨”。

放学后，我心下惴惴，似乎总在不经意之间，背后就钉牢了几道同学们投来的异样目光。而且张老板似乎对我也不那么的热情了——之前，即便我只是远远经过，他都会大声向我打招呼；但现在，我都已经走进店里了，他才会漫不经心地向我点点头。

我想可能是爷爷的杂志让他心有芥蒂，于是每月拿杂志的那天，我都会走另一条路回家。但即便如此，张老板对我的辞色也并未改善，那些和我一起在张老板书店看书的朋友也开始表示不满。

一次，朋友突然对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去姓林的那边买书了？这边不要钱让你看了这么久，你还去别人家里拿。”

我觉得有点委屈：“我本来就不在那边买书啊，那都是我爷爷订好的，我只是去帮他拿。”

他却依然不依不饶：“怎么，你爷爷就那么好色吗？”

我感觉一股火从心底往上冒，把书一丢就要冲上去，张老板一下把我俩挡开，“要打就出去打，别在我的店里整这种事情。”他语气冰凉，令我心生寒意。

自此，我便不太去张老板的书店里看书了。只在每月的那几天，去他店里买我喜欢的杂志，大多数时候，我给钱、拿书，然后匆匆离开，而他递书、找零的时候，也看不出太多额外的情绪。

我想，那些常在书店里买书的小学生总会毕业的，而新的学生会源源不断地走进来。因此，张老板并不多我这么一个所谓的“老顾客”，而我们的“友谊”，也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真切。

4

大约在1999年前后，成都市政府开始对宽窄巷子周边的区域进行改造。最先迁移的是菜市场，占路的农用三轮车被移走，各色菜摊、肉摊和水产摊子统统搬进了旁边新修的四层建筑里。那些不容易搬运的大件家什被丢弃打碎，在街角胡乱地堆成小山，再在某个清晨突然消失地无影无踪。

我奶奶喜欢这样的改变。于她而言，在干净、敞亮的四层市场买菜是她每天的新享受。但我妈却总是对改造工程心有惆怅。那段时间，她曾几次提起我家巷尾曾经存在过的那幢小院，青灰的泥墙掩映在茂盛的桂花树与夹竹桃的叶影下，不知是哪位大人物的公馆——在更早的市政工程中，这个小院一夜之间被推平，不久就建起了崭新的银行大楼。

“也许再过几年，宽窄巷子也认不出了。”妈妈说。

宽窄巷子要没了吗？还是变成别的什么样？我有些懵懂，却又带着一丝隐隐的不安。这两条巷子离我家都不到200米，如果穿过老菜市场去上学，便会经过巷口。

宽巷子的老宅檐瓦低垂，窄巷子的照壁幽深绵长，总是一般的人迹稀少。水泥砌的水池边爬满青苔，偶尔有两个中年男人在路边对坐，静静地下棋。

区域改造工程进度很快，没过多久，紧邻宽窄巷子的长顺街也开始改建。靠巷子口一侧的门面统一更换成了黑色木纹底、白色广告字的招牌，看起来古色古香；另一侧“阻碍交通”的店铺则完全被拆去，好让出更宽的路来。

那些店主相继离开，林老板却没走，他很快就在学校的另一侧觅到一处更大的门面。那里窗明几净，店堂敞亮，只是再也没有“书柜后面”的隐秘区域了。

一次我去拿爷爷的杂志，林老板向我抱怨：“租金涨得厉害，还不如以前那边。而且宽窄巷子这边还要改造，一改造更要涨。”他看起来有些焦躁，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唾沫飞溅出来，“都要涨！这一片的店面，全部都要涨！”

过了几天，我去张老板的书店里买书，偶然聊起周边的市政改造，顺口就提起了林老板说的话。令我没想到的是，原本还和颜悦色的张老板一听“林老板”这三个字，脸立刻沉了下来。

“你能不能以后不要去那边买书了？”他把每个字都咬得很用力，维持着成年人的威严：“我免费给你看了那么久的书，你不觉得你真的有点不够意思吗？”

他有些失望，但我不知道他是误会我在林老板那里沾染了黄书，还是在意我爷爷买的那些杂志。我不知该如何解释，只好胡乱点头，转身匆忙跑开。

跑了几步，我又回过头去，看见张老板站在店门口整理他的杂志。书店的门口没有荫蔽，他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面，和在树荫下回头张望的我相对，似乎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第二年秋天，我升入六年级，已经下定决心准备考离家不远的石室中学。张老板的书店正好就在我家和中学中间。

那时候，张老板书店的招牌准备翻新，他说这次翻新和宽窄巷子的区域改造并无太大关系，只是觉得原先的灯箱有些破旧，“我们这边也要搞得漂亮些，免得拖宽窄巷子的后腿。” 

我一度期待张老板的新招牌，还暗自希望他的新招牌比林老板的更漂亮——孩子总是善忘的，“黄书事件”仅仅过了一两个月，这事便无人再提，林老板的新店里照样顾客盈门，这一度让我格外在意。

但很多事情总是来得突然——在新灯箱装好之前，我与张老板的“友谊”便突然宣告结束。

那天放学，我照例先去取爷爷的杂志，因为和同学聊得开心，忘记把杂志塞进书包，直到走到张老板的书店门口才看到他的脸色。

“完了，我们完了，”他脸色阴沉地对我摊手，“再见。”

我自小对人际关系并不敏感，用我妈的话说，就是“有点缺心眼儿”。所以直到几天后，张老板把我挡在书店外，我才终于知道，他和我之间的“友谊”是真的结束了。

“不卖了，请去别家。”他生硬地推开我递上的钱，“我之前跟你讲清白了的，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也不算小。一时间，小小的店里，几个低头看书的小孩都向我投来惊异的目光。那一刻，我突然被一种巨大的羞耻感所包围，转身落荒而逃。

和张老板“断交”后，沿着蜀都大道折向长顺上街的那整条路，仿佛都打上了一道羞耻的烙印。经过宽窄巷子的那条路，成了我上下学的唯一选择。

拆迁临近，临街的老宅人烟稀少，商铺也大多关门，街巷比之前更加清寂，落叶覆盖了地面，雀鸣取代了人声。已经不习惯放学就早早回家的我只好在两条小巷中漫无目的地闲逛，直至那时，我才突然发现它竟有如此颓败的一面。

5

小学毕业，我没有进入石室中学，而是被另一所学校录取。这所学校强制学生住校，我的中学学习生活也因此变得忙碌起来。我感觉自己被时间推着不断向前，而关于少城和宽窄巷子的回忆，就被留在了身后。

2004年6月，我初中毕业，宽窄巷子的改造也在进行中。

钢铁脚手架挡住了小巷灰色的外墙，再由墨绿色的纱网罩住，建筑工人的谈话声、吆喝声和叮叮当当敲打砖石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小巷的夹墙中往复回荡。

我突然感到有些难过。不仅是因为记忆中的宽窄巷子一去不返，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已经预感到了她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差不多在这一年，在更南边一些的武侯祠边，政府修葺了一条名为“锦里”的小巷。小巷中，兜售本地土特产和纪念品的小商店鳞次栉比，终日游客往来如织。

---

巷子改造后，林老板慢慢变得不那么焦虑了，他靠着小学和附近一所中学带来的客源，生意不错。

我刚进初中的那会儿，男生之中曾一度流行香港武侠漫画，靠着林老板让我免费看书的便利，每逢周末回家，我都会找时间在他的书店看两三个小时的书。不知是不是因为年岁渐长，我开始慢慢感到，林老板的书店和其他书店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张老板的书店，在他拒绝我买书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没有再踏足。时间可以慢慢抹去覆盖整条路的羞耻印记，但张老板的书店却总让我感到心有芥蒂——若非如此，那个下午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他的书店时，就不会那么忐忑。

张老板书店的陈设没怎么变，中间的大桌子上仍旧铺满杂志，书还放在靠墙立着的三面书柜里。也许是听见我的脚步声，他转头来看了看，点点头，又把脸转了回去。

正当我有些庆幸他没认出我的时候，一个有些惊喜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xxx吗？”

我愣了一下，发现喊我的是一个初二就转学离开的同学。毕业之后再次遇见，有些意外，我又飞快地用余光瞟了一眼张老板，他并未回头，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寒暄了几句，我和同学便无话可说了。不知为何，说完话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书店四周一片沉默，那些堆叠整齐的书、杂志和剥脱了漆色的旧书架仿佛在一刹那间卸去了伪装，袒露出一股凛凛的敌意。

我嘟囔了一句：“下次再见。”便转身离开，直到走出去好一段，才感到夏天的阳光驱散了从书店带出来的冰凉。或许张老板真的已经把我忘了，这样也好。

只是不知为何，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在张老板书店买书的情景。

那天晚上，我早早写完作业，从书架上抽出那本《草房子》，翻到最后。那个叫“桑桑”的男孩终究活了下来，一位老医生治好了他的病。他考上了中学，要随着调任中学校长的父亲离开他的故乡。

离开的前一天，桑桑放出了自己养了好多好多年的鸽子。那些鸽子首尾相衔，在空中组成了一只巨大的白色花环，盘旋不止。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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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渡 苇

世事苦似小檗碱

文字暖如氟西汀

源济

从江西到北京，哪里我都逃不开父母丨人在城中

原创 栗子 人间theLivings 2021-01-13

为了让大家都过得舒坦点，无论是婆婆还是妈妈，我都要保持距离，减少见面和通话。

配图 |《春潮》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0

我住在北京的西三环，父母住在28公里外的东北角，平常我们一个月都未必会见一面。若非必要，我一般不给父母打电话，即使他们打过来，我也不会主动说话，因为过往的经验告诉我：想要和父母好好相处，避免吵架，就要少说话。

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诉苦，说爸爸越老越糊涂。他经常不记得刚发生的事，买东西会给错钱，行动能力也在减弱——他在同一条小溪里踩空了两次，刚晒干的裤子又湿了。

之后，妈妈开始倾诉她对未来的担忧，说住得离我太远，又是个没有隔断的开间，“憋屈、丢人”。我提出在我家附近给他们租个房子住，但妈妈嫌弃，还不顾北京的房价，叫嚷着要再买一套房。

妈妈接下来的话更是匪夷所思，她控诉爸爸“外面有人”，仅有的根据是有20块钱对不上账。听着这莫名其妙的猜疑，我心里乱糟糟的，但还是努力稳住情绪，让他们赶紧在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挂号。

谁知第二天，妈妈还在生气，不肯陪爸爸去医院，我终于忍不住冲她发火，说了重话。

那一刻，40岁的我感到血在往脑子里奔涌，往事也在眼前一一闪现。

1

我的老家在江西的一个三线小城，父母在一个国营钢铁大厂上班，小时候，一家三口的日子很平淡。

我爸爸的性格极老实，甚至有些懦弱，他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厂里能做到分厂厂长，靠的是苦干、一点运气，外加一个“忍”字。

我妈妈读大专的时候是“系里一枝花”，她和爸爸的结合在外人看来非常般配，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在工人面前看似有权威的厂长，平日口袋里压根没有钱——每次要用钱，爸爸必须请示妈妈。

通常，爸爸下班后，除了偶尔应酬，必须按时回家，一旦晚了，妈妈会凭借蛛丝马迹猜疑他“外面有人”，家里充满了咆哮声、哭声、摔碗声，唯独没有爸爸的声音。好好的晚饭会变成地上流淌的菜汤，妈妈的脚架到门槛上，双手抱在胸前，斜眼看爸爸，我哇哇大哭，没人安慰。爸爸会等到妈妈安静了再开始赔笑认错，他从没想争赢，只求放过。

爸爸很忙，大多时候我都要和妈妈独处。每天中午，妈妈会抓紧时间从厂子回来给我做饭，只要有一点意外打乱了她的节奏，她就会边做饭边骂我，不管我有没有做错事。只要看到妈妈皱起眉头露出烦躁的表情，我就会条件反射格外紧张。

小时候对妈妈的些许敬畏和依赖，都在青春期里的日常小事中消耗殆尽了。高中时，妈妈在爸爸面前恶评我的日记、撕掉我的明星贴画本。她对我一个父母离婚的女同学颇有偏见，觉得这种家庭的孩子思想复杂，不许我和她玩；另一个性格大大咧咧的同学到我家里来玩，她也会直接下逐客令——她觉得天气热，有外人在，我爸不好意思穿背心裤衩。

妈妈看不惯歪门邪道，却羡慕人家走后门得来的好处，“内退”后经常在家数落我和爸爸是“两个老实坨子”，骂爸爸没本事，骂我不通人情世故，“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瓜？”她急于要我接受她那套“生存哲学”，结果物极必反，一次她唠叨我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她：“你如果在这方面很行，为什么没有当上领导？”这话捅了马蜂窝，于是我们娘俩抓着对方互相推搡，我把妈妈推向墙边，她就躺地上撒泼打滚。

看着她那个样子，我心里冰凉，万念俱灭，决心要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我在高考志愿上填报了成都的一所大学，我没有去过西南地区，觉得成都离家已经够远了。

大学期间我交了一个新疆的男朋友，隐约想把未来安排得离妈妈越远越好。谁知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严峻，还是一个江西的单位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只得回到省城南昌。我安慰自己：“南昌距离老家有2小时车程，勉强够了。”可没多久，妈妈到南昌来看我，就在员工宿舍里一战成名。

宿舍有位女同事整理桌子，将电饭煲放得离我床铺近了些，有点安全隐患，我本想等妈妈走了再说，可妈妈却自告奋勇地向女同事提了这事。她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个女同事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所以态度不好，两人很快就杠上了。早上7点，热血沸腾的她，用巨大的嗓门把整栋楼的员工都震了起来。

妈妈离开南昌的那天，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一周后，别的部门的同事碰到我还会开玩笑：“你妈妈好厉害啊！”我羞得不知如何作答。

我在南昌交了个男朋友，比我小两岁，本来妈妈对他的个头不满意，但是看到他事业心强，勉强就同意了。男友鼓励我和他一起去北京，离开南昌之前，我们双方父母见面，简简单单订了婚。妈妈对这个安排并不满意，跟我说男友家有个亲戚看她的眼神“瞧不起人”。但我根本不在乎，反而很开心，因为又可以远离她了。

不久前，钢铁厂开始执行“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刚好切中了爸爸，他的工资条上直接少了个0，收入掉到了3位数，即便等到退休的年龄，退休金也只有两三千。我以为辛苦了一辈子的爸妈会从此开始愉快的养老生活，但是保守老实的爸爸却硬要带着妈妈去无锡打工。

他之前好歹是国企的中层干部，要去做打工仔，我想不通，但也没有深究。

2

一家人南北分散，妈妈更年期的症状似乎更严重了。

她一贯不用手机，一次回江西看望亲戚后，自己要坐火车回无锡，她出发前用亲戚家座机通知了爸爸，可到了火车站，却没有看到爸爸来接她——那天路面施工，爸爸堵在路上只能干着急，最后天黑了才赶到车站——妈妈一直在出站口傻等到崩溃，最后大哭不止吸引来了骗子，又被骗走了300元钱，等她醒悟过来，哭得更凶了。

事后，妈妈在电话里向我哭诉，足足发泄了2个小时。我想不通，一贯泼辣的妈妈，怎么就脆弱糊涂成这样，更不敢想象他们见面时爸爸遭受了怎样的“狂风暴雨”。

没多久，爸爸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准备离开无锡到山东打工，“离你近了好多”。我表面上很高兴，内心却在苦笑——我不断地逃离他们，他们却穷追不舍。

为了在北京站住脚跟，我和男友整天忙工作，连结婚领证都顾不上。一天，爸妈又给了我一个“惊喜”，说他们要来北京和我们同住。妈妈说，她要来帮我做家务、减轻负担。

我没有反对，也没法反对，只能和男友立刻换租了一套大两居。房子位于北京的东北角，房间宽敞明亮，只是没有预留空调的洞口——当时，我们觉得这根本不算事。

一个桑拿天，我正在客户公司做项目，妈妈打电话来说热得受不了，要在出租房里打洞装空调。我给房东打电话，房东不同意，我把消息转告妈妈，结果她就劈头盖脸地骂我。

我只好反复和房东沟通，最后弄得很不愉快。这时，妈妈又打电话来发牢骚：“我不想待在北京受罪了……”我忍无可忍，当着客户的面，对妈妈发了脾气。

在北京找房、搬家是件麻烦事，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的我们不想短时间内再被折磨一次。最后，我买了两台电扇，加上房东提供的两台，保证了房子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风吹到，妈妈这才勉强满意。

一天半夜，男友正抱着我睡觉，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于是坐起来看，发现是我妈开门“查房”。见自己的行为暴露了，妈妈还故作掩饰：“你们盖的被子够不够啊？”男友忍着火气钻回被窝，背对着房门不敢动弹，长叹一口气，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妈怎么这样啊？”我感受着他喷在我脸上的热气，尴尬到了极点。

妈妈开始催我和男友领证、买房，说只有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住一起。我这才意识到，父母和我们住在一起，有着身份上的尴尬和生活上的不便。

既然她催，我就回江西领证，将男友升级成老公，再回到北京，将买房提上了日程，在出租房附近选择了一套两居室，90多平米，总价60多万。我和老公拿出所有存款，发现首付还差10万，我满以为妈妈会暂时借给我钱补上缺口，她却支吾地说：“我们的钱都在定期里面，取出来不合算。”爸爸在一旁欲言又止，不敢说话——我知道，这是妈妈的借口。

最终，婆婆给我们汇来10万元，也没让我们还。

新房装修的当口，我和老公都要去外地出差，装修的事只得交给爸妈。他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显得很兴奋。半年后，我回到北京看到了装好的房子——土黄色的家具、闪烁的客厅主灯，还有永远用不上的酒柜。婆婆来参观新房，含蓄地说：“一看就是老年人风格。”我叹口气，只能拿“实用”来回应。不管怎样，我终于在北京有家了。

但远离父母，好像变得不太可能了。

3

从与爸妈同住的第一天开始，妈妈的数落就没有停过。周末，我和老公想多睡一会儿，可家里到处都是噪音——爸爸早晨5点醒来，咳嗽、吐痰、漱口；妈妈切菜、炒菜、打扫卫生。我们被硬生生吵醒，想去看电影、吃大餐，妈妈也会唠叨个不停。

我安慰老公，说妈妈脾气本就不好，查出高血压后更是易怒。他起初还可以体谅，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就不再受我的控制了。

老公的一个表弟要来北京上学，他父亲曾给婆婆家帮过大忙，婆婆想表示一下谢意，就安排表弟到我家住几天，说开学就走。

婆婆家姊妹多，她从小就习惯了热闹，各自成家后也经常串门，互相帮衬。但我父母“独”惯了，只爱清静。妈妈觉得这是婆婆的“示威”，把她当成了伺候人的老妈子了，不仅给表弟脸色看，还不好好做饭。表弟脚臭，她委婉地提醒了一次，见他还没去洗，就对我和老公指桑骂槐。虽然最终没有直接起冲突，但老公告诉我：“看到你妈骂骂咧咧的那一刻，我真的有扔东西的冲动。”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表弟走后的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老公和我妈就因为招待表弟的事情大吵起来。老公搬出我们买房时她不借钱的事，我妈硬气地喊：“男方本来就应该准备房子，何况我们承担了装修工作和费用！”

他俩吵得不可开交，我躺在床上，把耳朵捂起来，把眼睛蒙起来。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少时，耳边环绕着妈妈的咆哮声，又开始想逃离、逃避这一切。

因为和女婿失和，没多久妈妈以很小的一件事为由故意叫着要离开我们家。我没有讨好和挽留，说：“那你走吧。”

然后她带着我爸真的走了——走之前，要求我和老公凑了将近一半的房款，帮他们买下一户早就看好的小户型的精装房。

我再次领教了妈妈的精明。

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老公请婆婆来北京照顾我。婆婆在老家做了多年的助产士，很有经验。

孩子出生的那天晚上，妈妈来医院照顾。宝宝哭闹不止，妈妈只得挪动着她胖胖的身躯从小钢丝床上起来无数次。天一亮，她说自己高血压严重，不能再熬夜，婆婆便自告奋勇，说以后她来带孩子。

回家坐月子时，一天早上我习惯性地接了一杯冷水正要漱口，婆婆惊叫道：“产妇不能碰冷水的。”然后她惊讶地问亲家母怎么不提醒我，我妈的脸色很不好看。

第二天，两个老太太在客厅里哄宝宝，不知谁挑的头，又开争论起来。

婆婆说：“以前没想让儿子找一个大两岁的，但是看儿子愿意，也就不说什么。只要他们好好过。”

我妈毫不示弱：“是啊，我也没想让女儿找一个岁数小的，但既然对她的职业有帮助，我们也就接受了。”

婆婆看电视剧，一看男女婚前同居，就说女孩“不自爱”。我妈也会适时“提醒”婆婆，她儿子个头不算高。

刚生产完的我情绪正敏感，看着她们“明争暗斗”，心里一阵悲凉——我们的婚姻似乎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作为产妇的我，已经成了一个被亲人品头论足的东西。

我的奶水特别少，尝试了很多办法后依然无果，只能给宝宝喂奶粉。婆婆看着我的胸，没好气地说：“我这个小胸的，那个时候奶水多到涨出来，你这么丰满的胸倒没有奶，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看别人老公晚上起夜泡奶，我也想让老公帮忙，谁知婆婆还没等我说完就立马反对：“不行，他刚刚学会开车，睡不好觉容易出事故。其他事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事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从此，她负责每晚起夜给宝宝泡奶。

我虽然对婆婆心存感激，但也时常感到被冒犯。我怕婆婆干涉我们的夫妻关系，也怕孩子以后只跟奶奶亲。我患上了轻度产后抑郁症，这些担心根本无法用理性去压制。

出了月子，我重新上班，心里总牵挂着孩子。老公刚到新单位就任经理，每天紧锁眉头，根本无暇关注家庭，甚至在深夜还要蹭到我怀里求安慰。很多牢骚话到了嘴边，我只能生生咽下去。

老公以为家里有了婆婆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谁知这表面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4

我爸妈偶尔会来我家里坐坐，只要看到婆婆在厨房，妈妈就不想进去，对我说：“我跟你婆婆没法合作，现在这个家，是人家做主！”于是只能我爸去帮厨。有天我爸在洗菜时，婆婆夹了一筷子刚炒出来的菜让他尝尝口味咸淡，回家后，妈妈指着爸爸的鼻子大骂，说他和婆婆都不懂避嫌，还打电话跟我告状。

妈妈没有娃带，闲得发慌，就和爸爸回江西老家去了。但这不意味着她和婆婆之间没了芥蒂，她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搬弄是非，还直接打家里的座机，说了婆婆一顿，把婆婆气得够呛。我没有向婆婆解释、道歉，我说不出口，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后来想想，是我习惯了逃避，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解决这样的冲突。

自此，婆婆对我的态度也变了。以前她包揽了全部家务，现在偶尔会语气很不友好地支使我去干；早上我在阳台上铺了地垫做运动，她就从卧室里跑出来说太吵；我下班后不想太早回到气氛怪异的家，就在外面找个馆子吃饭，结果婆婆看着我打包回去的东西，阴阳怪气，好像我去跟别的男人私会了。

这些琐事我没法跟她争论，也拿不上台面去跟老公说，只能忍。有时忍不住，只要话一开头，老公就觉得是我小题大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这一切，远在江西老家的妈妈并不知道，她一如往常地打电话和我念叨婆婆的是非。有几次我劝她别再火上浇油了：“你再这样无理取闹，我只能离婚了！”她完全不听，像疯了一样：“你这个婆婆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那时没有奶水，就是她搞的，给你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虐待你。”她越说越离谱：“她是离过一次婚的女人，她瞧不上她老头子，她那个人喜欢跳广场舞，心野得很。她就等着我死了，好跟你爸爸，我知道！”

我知道，婆婆年轻时因为公公沉迷赌钱和他离了婚，后来为了孩子又复婚了。她在聊天时把这桩旧事告诉妈妈，没想到却成了亲家猜疑的证据。

虽然我不屑相信妈妈的那些话，但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再加上婆婆平日对我的态度，终究让我的大脑乱成一团。夹在两个家庭之间，我对自己家庭的幻想很快粉碎，工作上的压力也一起涌来，无处诉说的我也陷入了可怕的猜疑。有时我会想象老公他们一家三口私下数落我和妈妈，甚至不敢吃婆婆盛的饭怕她下药——也是在这一刻，我终于觉得不对头，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疯掉。

那天，我给远在江西的爸爸发了一条短信：“既然妈妈这么喜欢闹，那就闹个彻底，闹得天翻地覆吧！”

这场家庭大战，是我挑的头。

我借由一件小事和婆婆呛了几句，她大概也憋了好久，于是我俩开始互骂，用词恶毒。我真想让妈妈看看这个场景，因为她有一半的“功劳”。

骂完后，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谁知婆婆撞开了门，她气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像一只受伤的斗鸡，身体冲着前方，两手背向后面，两眼瞪着我，鼻孔里喷着粗气，喉间还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声。

她扒下孩子身上的毛衣，因为那是她织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公公又骂婆婆迁怒于孩子。婆婆大吼：“鬼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家的种！她以前有过男朋友的！”

“唉！这种话不能乱说的！”公公忙说。

听到婆婆这话，本打算冷静下来的我顿时感到心如死灰。我想起妈妈对婆婆的评价，不管不顾地叫道：“你一直觉得公公配不上你，当年肯结婚，就是因为他把工资全贴补了你们兄弟姊妹六个，你不就是把自己卖给人家了吗？离婚不就是因为后悔了吗？还离了又复，笑死人！”

婆婆猛地停顿了一下，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悲凉，但还在努力维持着叫喊的姿态：“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才这样的啊！”

好脾气的公公也跳着脚，用家乡话大叫：“我叫我儿子跟你离分（婚）！”

5

我发现这次不顾后果的发泄非但没有让自己心里的恶气得到疏解，反而让我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我自知理亏，没有等老公下班，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家，什么都没有拿。

冬季深夜11点多，北京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我带着孩子在凛冽的寒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我没有父母家的钥匙，选了家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我反复检查房间门锁，一晚上都没敢睡，也睡不着。

那个晚上老公自始至终都没有联系我。我用手围住睡着的孩子，整夜睁圆眼睛。泪水早已干涸，只剩下空洞的眼眶。我感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正在快速溜走，我马上要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中去。而我，根本没有准备好。

爸妈得知消息，吓得连夜从江西赶来。一大早从北京西站出来，平常连地铁都不舍得坐的他们头一次上了一辆出租车，从西三环一路赶到东北五环外。

在旅馆门口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放松了下来。妈妈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一个劲地问我有没有被打。上了出租车，司机师傅用略带同情的眼神从后视镜里看我——我知道，从车站到旅馆的这一路上，妈妈大概已经把我塑造成了一个被婆婆赶出家门的小媳妇了。我甚至能想象到，火车上的人也都知道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

回到爸妈的小房子，我接到老公的电话，说想来看看孩子。他声音平静，仿佛用了很大的努力维持着。我怕是婆婆要他来抢孩子，就拒绝了见面。

几天后，我后悔了，向老公妥协，可他也硬气地拒绝了我。至此，我与老公之间的信任彻底瓦解了。

我回家去拿东西，婆婆躲进房间不愿见我。主卧的大床上，我的枕头被子已经拿掉了，只剩下老公的卧具平平整整地放置在正中间，仿佛是在向我宣告：“这个家已经不需要你这个女主人了。”

老公的书桌上摆着几个空的啤酒罐，罐口还有一堆烟灰，旁边是半包没抽完的香烟——我们认识了十几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东西。

收拾完毕，我拎着沉重的衣服和杂物走向门口，从始至终，老公没有过来帮把手。我强撑着走出去，大门就在身后“砰”地关上了。

冷战，分居，除了自责，我心里也恨透了多疑挑事的妈妈，却又不得不带着孩子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

晚上，爸妈带着孩子睡大床，我睡客厅沙发，睡不着，就整夜看手机。我想要安静，可妈妈每天都哭哭啼啼的，一口咬定我是被婆婆赶出来的：“这辈子真倒霉，碰上你婆婆这么一家人。”

一看到她哭闹，我就烦得要死，大喊：“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我要离婚了，你满意了吧！”

妈妈生怕我真成了离婚的女人，又开始撒泼打滚，看到她这个样子，我真后悔离开家。在妈妈和孩子的哭闹声中，我每天胡乱应付着工作，短短半年，竟像度过了半个苦涩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孩子，也许是因为还有一点余情，分居大半年后，我和老公和好了。虽然公婆已经回了江西老家，但我知道，对于整件事，我需要给个说法。

有些话我说不出口，最后选择发短信向婆婆解释、道歉。得到婆婆的原谅后，我如释重负地回到自己家。

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草地上，我对老公说了很多很多话。最后，我问他：“你就说句实话，我对于你来说，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老公郑重地答：“重要，当然重要，你和宝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想，我们都需要成长。”

我忍住哽咽，使劲地点头。

经历了这次婚姻危机之后，我和妈妈的关系也变了。过去，我还会在妈妈心情好的时候撒撒娇，现在，这种天伦之乐再也没有了，我们成了半个陌生人。有几次，妈妈尝试跟我拉拉家常，但我低头玩手机，有一句没一句的敷衍，她就没劲头了——有了教训，她不敢惹我了，少了很多唠叨，常把难听的话硬生生地咽下去。

婆婆也几乎不来北京了，春节时，我和老公就带孩子回江西探望。

为了让大家都过得舒坦点，无论是婆婆还是妈妈，我都要保持距离，减少见面和通话。

6

孩子越来越大，我和老公也开始为她上学做打算。

我们买了海淀区的学区房，离我父母家28公里远。我辞职做了全职妈妈，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陪伴孩子时间变长而练就更好的耐心，相反，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海淀到处是牛娃，我的孩子却一直表现普通。我为她制定了详细的学习日程，却次次被她缓慢的学习步伐打乱。活在理想与现实巨大的鸿沟中，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吼她。

孩子有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自从发现那个女孩爱说大话爱扯谎，我就开始在自家孩子面前数落她，有时还会故意让她俩的约定落空。孩子太小，听不懂大道理，但她却会记住我是一个拆散她和好朋友的妈妈——她的朋友本来就不多，之后便更感孤独。

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不就是母亲曾经对我做过的事吗？也在一瞬间理解了妈妈当年的想法。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肯向妈妈低头，我害怕过去的事会再次重演，依然和他们保持着安全距离。

老两口憋不住的时候就会来看我们。他们每隔几周就一大早出发，不舍得坐全程6元的地铁，就选择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因为老年人乘车免费），每次都是接近中午才到，等吃完中饭，和孩子玩一玩，下午4点左右又坐上公交车，摇晃两个多小时赶回去。

我偶尔去看他们时，也会尝试着和妈妈好好说话，从装修房子开始聊起，她委屈巴巴地说：“你们不喜欢我们弄的装修风格，但你们都没空管啊，我和你爸辛辛苦苦跑了几个月装修市场，每一片瓷砖每一个灯泡都是我们亲自挑的。”

我又问她：“为什么那段时间要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婆婆的坏话？”

妈妈嘟起了嘴：“你为什么只看见自己妈妈的不好，光看见人家妈妈的好呢？”言语中有一丝嫉妒。

我笑了，我的父母也是普通人，甚至有着我难以理解的缺点和毛病。可谁又不是头一次做父母、做亲家、做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呢？我的女儿不也是毛病缺点一大堆吗？我忍受他们的这些年里，他们何尝不是在忍受着我？

我们又聊起了爸爸当年被“一刀切”。妈妈说，熟人都用同情的语气对爸爸说：“你真的是吃亏了，太亏了！”憋了一肚子气的爸爸申诉无门，才决定去无锡打工攒养老钱。

他们在外打工，看到我们在北京工作很忙，没有生活，又毅然放弃了年薪10万的工作来北京照顾我们，从此只能吃老本。而公婆退休前的职位都没有我爸高，退休金却高了不少，一辈子硬气的爸妈觉得在亲家面前抬不起头……

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年轻时为父母考虑得太少了。

为了在北京积分落户，我和老公又先后考了研究生。读研期间，爸妈主动提出搬过来帮忙照顾孩子，他们每天忙忙乎乎，开心得不得了，完全不在意居住环境局促了。

但和谐美满的日子只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和妈妈的坏脾气又逐渐暴露了，她不止一次地说要搬回去。坚持了一年后，我可以在家写论文了，就征询父母的意见。

他们也巴不得赶紧离开。不过，这次倒不是不欢而散，而是理性地分开，我们都明白了距离的重要性。

爸妈回到家，却并没有让我感到省心——他们被三无保健品和投资骗子盯上了，那些商家用一袋米、一桶油、一趟免费旅游、百分之二三十的收益，引诱他们投入了五六万元。爸妈觉得自己在北京是无根基的穷人，才会钻进各种天上掉的馅饼的圈套。我想让他们感到富足，给他们转钱、买东西送过去，爸爸当着我的面不断点头称是，却并没有真的听进去。

我追在他们后面不厌其烦地揭露各种骗局，他们仍旧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当。我的孩子不断长大，越来越懂事，可我的爸妈却在变老，越来越像孩子了。

7

脑中奔涌的往事终于稍稍停歇，我突然明白，真正横亘在我和妈妈之间的问题，是我俩的坏脾气。好好说话的道理我们都懂，做起来却不由人。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我鼓起勇气，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怎么样，劲儿过去了吗？”我问。

妈妈立马会意，给了我一个台阶，她语气平缓地把自己的苦恼倾倒一空，说知道我们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也知道爸爸不可能外面有人，随即恢复了平静。

我们不再争论谁对谁错，我也第一次发现，向母亲低头其实很容易。我突然感到十分轻松，是一种没有愧疚的轻松，一直堵在心里的那块东西也被搬开了。

看到我们和好，爸爸很开心，趁机把已经挂到专家号给退了。他迫不及待地说：“我觉得我根本没有毛病，做那些检查干什么呢？你们不要逼我哈！”

往常听见这种言论，我都会反驳：“你不相信医生，难道相信自己啊？”这次，我不想再否定爸爸了，对他来说，确认自己是个正常人可能更重要。

妈妈也说：“你爸这些症状还不严重，先不要去医院，那些检查烦死人了。以后他出门，我都会跟住的。”

关系缓和下来，爸爸才笑嘻嘻地说出那20块钱的去向——原来，他前几天独自上街的时候在地摊上买了一副眼镜。

几年前，我给爸爸买了一副700多元的眼镜，他觉得那副只适合看书，就不断地买各种便宜眼镜满足自己看远处的需求。他买眼镜就像女人买新衣服，不知不觉，家里已经有12副眼镜了。又买了一副新的，他不敢告诉妈妈，后来妈妈和我大吵一架，他又怕我们一起数落他，就更不敢说实话。

得知真相后，我和妈妈异口同声地说：“真是个不省心的老小孩！”

我把家庭聚会的频率从一个多月一次改成了每周一次。每周三，我会主动去父母家，一是和他们聊天解闷，二是及时了解爸爸的身体状况。从此，妈妈就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发牢骚了。

世间的父母子女，都是如何走散的呢？

我只知道从江西到北京，我无数次想逃离父母，最终又不断被他们追赶上。直到他们老了，我才开始尝试着走近他们的心。还好，一切不算晚。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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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子

因为文字而更爱世界，

最大梦想是卖字为生

源济

从藏区走出的我们，只能大步向前丨人在城中

Original 尕小吾 人间theLivings  2021-03-17

我们已深谙城市生活的规则，也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小差失，就很可能被贴上“落后”“陋习”的标签。

配图 |《旺扎的雨靴》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1

2020年，舅爷在疫情中因糖尿病并发症离世。丧礼上，表弟小索忙活着为亲友倒茶，一旁的表哥戏谑地问他：“你还会藏语嘛？怎么长得越来越像汉族娃啦？”

小索听闻，没有回应。第二天，表哥故伎重演，小索仍没说话。第三天，表哥又来，小索终于没忍住，恶狠狠地回了句：“关你屁事！”表哥怔住了，不再说话。

这是小索离家求学的第八年，那条线仍然泾渭分明地横亘在他面前：一边是城市，另一边是藏族故乡。

1

小索出生在川西高原的一片辽阔草原上，那里曾是纯正的牧区。他的母亲是一位藏医，与我母亲是表姐妹。表姨的个头很小，怀孕时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临产时专程赶来我家所在的州医院。生产的过程很艰难，持续了很长时间，小索才平安出世。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小索有些“问题”——他的头型呈橄榄球的形状，额头和后脑勺都凸出了一大块。家人带他做了所有检查，但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症，直到医生确凿地肯定小索的大脑与所有小朋友都健康无异，我们才放下心来。

因为表姐妹间的深厚感情，小索成长中的大小事，表姨都会询问我母亲的意见，母亲自然也对小索偏爱有加——可是我却对他“深恶痛绝”，因为他总是在我家肆无忌惮，常常大吼大叫，想要什么，我母亲都有求必应。

我一直对他没好气，他可能也感受到了我的排斥，总是远远地不靠近我。一天，母亲和表姨有事出门，只留下我和小索在家。那时小索刚满两岁，我正读初中。他到处跑、到处抓，我管不住，气得怒火中烧，不顾他的哭闹抗拒，使劲抓住他的胳膊吼他。刚开始，小索一直大声地哭嚎，哭着哭着竟然开始吐了起来。我吓得慌了神，一边帮他清理，一边哀求他别哭了。

那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是个小大人，责骂“唯我独尊”的小索是多么的正义，长大后才觉得，自己成天和一个两岁孩子置气，也真够小气的。

等小索再大了些，我们的相处就愉快多了。每到寒暑假，他都会来我家久住。平时我在家上网，他喜欢靠着床沿坐在我身后，荡着小腿，像坐在一只小船上，滔滔不绝地向我分享他刚看的篮球比赛，讲述他挚爱的科比如何创造“神话”。他开始有模有样地做些家务，穿着秋衣秋裤，系上围布，有惊无险地洗碗。我带他逛书店，看元宵灯展，吃我爱吃的上校鸡块。假期结束要分离时，我们约定开学后要给对方写信。

我很快就收到了小索的来信。信纸是一张田字格的作文纸，上面写着小索工工整整的铅笔字。信中的内容我已不甚了了，只记得表姨告诉我，小索写完信后用502粘住了信封，郑重其事地说：“这封信不能给除了老姐以外的人看。”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和这个小表弟的命运，会紧紧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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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小索即将小学毕业，班里成绩较好、家庭环境较好的同学都去了外地，参加省城或省城周边中学的入学招考。班里剩下的孩子就不多了，好几次，班主任都有些讶异地问小索：“你不走了吗？要在这里读初中了吗？”

“走，要走的，过几天就走。”小索说，如今回想起来，他还略有些尴尬。

其实，在我小学时，这种送孩子去外地读书的风潮就已兴起。我所在的城镇汉人较多，藏族汉化的程度也很高，我小学毕业时，同年级数十个同学都去或近或远的城市就读初中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面临选拔考试，也是第一次知道读书与金钱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户口不在当地，我们入读都需缴纳一笔不菲的“建校费”。那个夏天，父亲拿着一叠百元钞票，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不是一笔小钱，你要好好读书。”

等小索到了要读初中的年纪，到“州外”读书已经成为很多学生家长的自然选择。

当小索在教室如坐针毡时，我也临近大学毕业，正在北上、南下、还是留在武汉之间犹豫不决。母亲一直想说服我去深圳工作，一家深圳媒体也给我发了offer，但我却始终犹豫不定：一来那家媒体并不是我的理想之处，二来男友仍在武汉，要比我晚一年毕业。犹豫之间，我恰好得到了武汉一家媒体的邀约，岗位也是心仪的，立即决定留在武汉。

后来，我这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极力希望我去深圳——她原本一直希望，等我在深圳稳定下来、她也退休了之后，就带着小索就读深圳的学校。她的一些好朋友也在那里，学校也都打探好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在深圳定居。而我最终留在武汉的决定，加上小索入学户籍的问题，让入读深圳学校的计划也告吹了。

小索这才在全家奔走的一波三折中，匆忙进了省城的中学。

2

进入初中后，小索变了，沉默寡言，喜怒无常。家人问他在学校里的情况，他也什么都不说。

工作后的一个小长假，我回去看望他。虽然小索的中学隶属省城的一个中心城区，却离市区有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车上，眼看着周围都是稻田，路两侧越来越荒凉。

当小索看到站在教室窗外的我时，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彩。可一回到租住的房子，就又板起了面孔。

那时，小索的外公外婆（我的舅爷舅婆）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照顾小索的生活。回到家，小索完全不和长辈说话。被我拉出去吃火锅时，也全程带着耳机，完全不理会大家，只是一脸不耐烦地自顾自地吃。

是舅爷舅婆待他不好，还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或者是在这里太想家了？无论我怎么问，小索都只是略带嫌恶地说“没什么”。

忽然，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饭后，我甚至是有些难以忍受，打电话给母亲，斥责她硬要把小索送去外地读书的决定：“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外读书会经历什么！”

当初，在母亲和表姨要把小索送出去读书时，我就极力反对，我告诉他们“出去读书”——在我们的语境里，“出去”几乎是到汉地、到省城的代名词——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所有人都认为我读了大学、研究生，进入了不错的单位，就证明了这条路是上佳之选，可真实的不适感，只有我自己清楚。

那时，我和发小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尽管那所学校以及所在的城市，都有不少藏族人，但刚刚进入学校时，我们俩的四个字的名字仍然成了同学的笑料。我们很快就“收获”了各种绰号，面对的问题也多以“你们山上……”开头；无论我们学习好与坏、做出任何举动，他们都会将其归结为“少数民族”“蛮子”，然后再加上一句感慨：“果然不一样啊！”

因为发小的名字带“扎”和“吉”两个字，同学都叫她“炸鸡”，没多久，校门口又开了一家德克士，更让大家“兴奋不已”。我也给自己取过一个汉名，想用力撕下那块贴在血液里的标签。以“海”为名，姓氏随了姑爷——他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汉族。但始终没人呼唤那个名字，很快也就没人再记得了。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包括我和发小努力地改变，班里的同学才逐渐接受我们不是“怪物”，与他们没有太多不同，慢慢与我们结下同学情谊。

小索经历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但他的道路比我还要崎岖。这是若干年后他上了大学后，才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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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小索是他们班乃至学校初中部那几年间唯一的藏族学生，加上仓促入学，他所在的班级也是全年级成绩最差的一个。

入学后，他寿星公般的大脑袋和怪异的藏族名字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同学们津津乐道的笑料。在家乡的小学，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一直是个积极乐观的孩子。在这里，他多年积累的自信很快被环境蚕食了。

他听不懂很多老师的地方方言，对他的班主任更深恶痛绝——那个在家长面前西装革履、面露微笑的男人，总是喜欢体罚学生，还常常醉醺醺地来到教室。

小索顶撞过班主任几次，都被告状到我母亲那里。小索告诉母亲和表姨班主任是什么为人，但没人相信。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她们都不相信是老师的问题，坚信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问题。

很快，一桩飞来横祸彻底摧垮了小索。

一天早自习时，小索进门就看到一个男生把杯子里的水故意洒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他让那个男生擦掉，男生不肯，两人争吵起来，直到上课铃响，争吵才停止。小索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晚自习前，他刚在座位坐定，背后沉重的一脚就踹了过来。

只有1米5的小索被一脚踹起，头撞到桌角，满脸是血。那个接近1米8的男生看着小索脸上的血，吓傻了，立即把小索送到了医务室。

伤口很深，几乎挨着眼睛，一直血流不止，缝了好几针。所幸没有伤及眼睛。学校处分飞脚男生停了近一个月的课。

在小索的担惊受怕中，飞脚男生返校了。好在那时候，高中部毕业班有几个藏族学生找到了那位男生，警告他不要再欺负小索。小索并不认识他们，辗转才知道，那几位高三学生得知初一有个同胞兄弟被打伤了，也没有跟小索打招呼，就帮他出了头。

但这种“同胞的关心”也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毕业前那几个学生参与了一次斗殴，学校随即出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以后不再招收藏族学生。

这样一来，整个学校就真的只剩小索一个藏族孩子了。

3

在学校那扇“大门”关上时，家里这扇“窗户”并没有为小索打开。

刚入学时，小索每天拿着电话卡给表姨打电话，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向表姨倾吐。但表姨总是闷声不响地听，也很少主动给小索打电话。小索告诉我，表姨从小对他就是放养，既不批评，也很少表扬，也可能是习惯于我母亲的插手，表姨很少热衷关注小索的学习与生活，致使学校多数时候都会直接和我母亲联系，而不是表姨。

小索当然希望表姨能多关注他，可惜总也得不到回应。渐渐的，他也不再主动向表姨倾诉了，电话越来越少，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另一边，做唐卡画师的表姨父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对小索很严厉，并一直主张孩子不能有太多零花钱。他常常批评小索各种行为，还严厉要求小索在家里必须说藏语。不止对小索，对我后来说不好藏语，表姨父也总是嗤之以鼻。

表姨父是位纯正的康巴汉子，从小接受藏语教育，汉语说得磕磕绊绊，要不是小索在外就学，常年在藏区画画的他基本都不会去汉地。表姨父初到城市时，小索非常羞于与他逛超市——比如，路过干果区，他会旁若无人地抓把瓜子，悠哉悠哉地边吃边走。小索已深谙城市生活的规则，他也知道自己的任何一个小差失，就很可能被贴上“落后”“陋习”的标签，只能一再纠正表姨父。

我当年还有发小做伴，在学校里，小索却一直没有关系亲密的同学。他成绩与脾气都越来越差，成天脏话连篇，沉迷于游戏与网络小说，成了家人眼中典型的“问题少年”。他的口音也很快成了彻头彻尾的当地口音——以一种近乎刻意的尾音与我们保持着某种界限。

后来，我总在回忆，我也曾经历小索的语言变化期，用矫揉造作的平舌与儿化音，融入当地同学的语言圈层。语言仿佛成了一种“保护色”，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总有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你始终不属于那个群体，你不过是低劣的伪装者。这无疑让我们进一步成为一种双重“他者”——汉族同学称你是“山里来的”，故乡的亲人说你成了“大城市的”。

等小索初中毕业时，舅爷舅婆说因为身体不好想回小城休养，小索这才忽然感觉到一种茫然失措，开始反思自己对家人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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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让小索一下长大了。

那时表姨的一位同事也在省城，那个阿姨拥有典型的藏族五官，温柔美丽，总是笑脸盈盈，也一直对小索关怀备至。

一天，我母亲忽然打电话告诉小索：“阿姨想见见你。”阿姨工作的地方离小索并不近，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她突然提出想见面，多少让小索有些意外。去见面之前，母亲还特意让小索向所有人保密。

那是炎热的夏天，小索穿着短衣短裤，阿姨却裹着长衣长裤。她依然温和美丽，但有一种让人揪心的憔悴。小索怜惜地看着阿姨，陪她说了好多话。直到从阿姨的住处离开后，母亲才告诉小索，阿姨被丈夫家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小索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的脆弱与善待家人有多重要。

另一桩算是一个“意外”。

那年暑假，小索学校的教务处长到我们当地旅游，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与当地人产生了纠纷。他通过小索的班主任找到我母亲。我母亲托人帮忙进行调解，顺利解决了纠纷。教务处长不止郑重表达了感谢，高一开学，就把小索安排在了最好的平行班里。这个“意外”让小索遇到了他的铁杆室友，也是人生中第一个在城市里结下的死党。

4

小索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新宿舍时的情景——和他担心的完全不一样，他发现室友们都超乎寻常地友善。一番交谈后才知道，大家都是篮球迷。宿舍里7个人都爱打篮球，不打篮球的那位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指挥家”，对NBA的35支球队的主力球员如数家珍。

很快，一宿舍的男生们就一起保持着惊人的同步：总是早早起床，最早到达食堂，把限量供应的面条连吃好几碗，再坐在座位聊上好一会儿；周末返校的夜晚，大家也会凑钱买上肯德基全家桶，熄灯后遮住门上的玻璃，全体席地而坐，开开心心地吃上一顿。

其中，有一个身高1米87的男生，是同期学校最高的男生，和小索最要好。

187每天6点起床，用手一遍遍地抹头发弄造型，哼着歌曲挤痘痘，《小情歌》的一句歌词被他一唱就是一学期。小索在187的身上发现了无数笑点，跟他越来越亲近，直到后来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每天一起上课下课，一起打篮球打游戏，之后还一起做起了“小买卖”——若干年后，小索无意中向我炫耀起他的“商业头脑”，我才知道他曾在宿舍经营的“商业帝国”。

那时候，他和187一起，拉着一个一直偷带手机上学的同学，每人“注资”500元，开启了在男生宿舍楼里售卖奶茶、泡面、土豆泥和自嗨锅的小生意。因为“合伙人”的亲戚有做自嗨锅和吸管包装盒的生意，他们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进货。一盒自嗨锅进货12元，他们如果进50盒以上，可以压价到10元一桶，再以25元卖给同学，一盒自嗨锅就能赚15元。泡面成本1.7元，他们卖5元，帮忙泡再另加1元。

每天在晚自习后，他们就开始营业。为了让生活老师帮忙“行个方便”，每周还会送一提牛奶过去，有时还特意买只烧鸡。

宿舍的小生意没做多久就非常火爆，不止同年级同学，整个楼栋的男生都来向他们买。小索很快还提出了周卡、月卡服务。虽然时常遇到有学生“欠账”，但小索和两个“合伙人”也不甚在意，遇到低年级的孩子来买，小索还会主动降价，“看着他们小小的，怪可怜的”。

生意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小索开始每周花费100元请一个比较拮据的室友帮忙冲泡奶茶，再后来，他干脆减少了自己的利益分成，做了甩手掌柜。那一年半的经营，让他收获了好几千块。他不用跟家里要钱，就轻松地买下了好几双心仪的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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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是一年暑假，我和先生在家乡的草原举办了婚礼，忙完所有仪式后，我赖着要让小索背我。他竟乐呵呵地答应了，背着我在草地上跑了好一会儿。看着我们欢笑打闹的样子，家人们无一不惊诧小索的“改变”，我也暗自为他高兴——他虽然仍有少年的烦恼，但这一年，他才算终于走出了融入城市的“阵痛”，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成为很多人身边的第一个藏族人，有人觉得我们很脏，有人对我们抱着野蛮的偏见，也有人对我们的文化有着真挚的兴趣与热爱。但穿越时间，我们终于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我们不过也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虽有着迥然不同的姓名，却并不怪异。

小索终于走出异类的敏感与焦虑，有了自己的集体。他的话越来越多，我知道，他终于重拾了久违的快乐。

5

高一那年，小索的成绩排名倒数第一。进入高二后，班里来了一位新语文老师，和之前的老师们不同，她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组织学生看时事新闻，每周带大家去图书馆看书，介绍好的文章，安排读书交流，鼓励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小索和同学们都爱上了语文，自信又一点点回到了小索身上。没多久，这个“差生”就在一次考试中拿下全年级第三、理科班第一的成绩，成为“理科班唯一杀进前五的男人”。

小索与这位语文老师结下了很深厚的感情，他一度“恨铁不成钢”地评价自己的这位老师，“只会认真钻研学术，却不懂人情世故”。他说自己还曾向老师建议，“你有空时给领导送点东西嘛，多交流交流，我经常看着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说有笑，跟领导在一起反而没好脸色”。老师反而尴尬地告诉他，自己不会那一套。

后来，这位老师的父亲出了车祸，头部受了重伤，能报销的比例很低。小索得知后，立即塞了200块给老师，对于一个学生而言，这已是不小的一笔了。老师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只说感谢小索的重情重义。

如果说语文为小索提供了一个再次成为好学生的契机，那么，小索暗恋的女孩为他的最后冲刺再加了一把柴。

“百日誓师大会”时，小索知道基本没了上本科的希望，心里在出国与“单招”之间挣扎——出国花费太高，单招去专科他又不太甘心。这时，他喜欢的女孩告诉他，“该冲一冲了，你要努力，我相信你”。此后，他的状态像疯了魔，宿舍生意扔下了，每天疯狂做题，100天里做了500套理综试卷。

高考成绩出来时，所有人都在感叹——最后100天，涨了100分，从入学时的倒数第一名，变成了正数的前四名。

和所有青春期朦胧的感情一样，小索最终并没能和那个女孩走到一起。小索去了西北一所高校，女孩留在了省城的一所学校，187经过层层筛选，进入了一所民航学校，未来将成为一名飞行员。

进入大学，小索认识新的同学，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新同学问小索名字的意思和他的姓氏，他不再不快，而是戏谑地笑道，“好兄弟，别问了”，然后拉着对方去打球。

他没有特意寻觅学校中的藏族老乡，“好兄弟们”都有着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虽不常念经，他却从母亲那里要来一串佛珠缠在了手腕上。小索笑着告诉我，现在，他唯一的隐忧是，如果他未来找个汉族媳妇，会不会被表姨父撵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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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一位远房表弟想到外地读书，询问小索的建议。小索告诉他，“我喜欢城市的生活，但外面没你想象的那么好，要找个伙伴并不容易”。最终，那个远房表弟还是选择了跟小索一样的路，小索得知后，常常敦促他要好好学习，并教他如何与别人打好关系。

“外面的世界”已然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小索。他能言善辩——甚至可以称得上巧舌如簧，穿着时尚，朋友成群，深谙社会规则，对世界有了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他似乎不再需要我们的过分关注，就能如鱼得水地开始一段又一段生活。只有面对家里老人对他“汉化”的一些“指控”时，我才能隐约感受到他的敏感与一丝焦虑。

2020年夏天，母亲带我、小索和一位表妹去青海的塔尔寺。寺院对藏族免收门票，但进入一个佛殿时，一个年老的僧人拦下了我们。他脸上堆着笑，语气却透露出强烈的不信任，他用藏语指着表妹问母亲：“她不是藏族吧？”

母亲哈哈笑道，说她是纯正的藏族，在青海上大学还学的是藏语翻译。老僧人“嗯嗯”应承着，转脸指着我说：“她更不像藏族，完完全全是个汉族！”随后转向小索，还没待他说话，小索用藏语向他打了招呼，他才作罢，挥手让我们进去。

进入佛殿后，我久久不能平静。背负着民族的标签，我们长久地面临着两难——亲人不无痛惜地认为我们已不像藏族，但在外地人的眼中，我们身上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解。

我想起两年前在台湾花莲偶然相识的一位老人。在一个日据时代的建筑里，老人杵着手里的扫帚，在没有游客来访的防空洞里休息。攀谈起来，才知道老人是太鲁阁族，在这处景点作清洁工已有数年。他出生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民族语言脱退的最后痕迹只剩他脑海中的几句民歌。在防空洞里，他为我轻轻吟唱儿时母亲教他的童谣。

我为老人的歌声感动，也在心头升起这样的疑问：若干年后，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否也会只留存于具有表演功用的曲目中，或只剩下舞台上的那身华裳？就像年少时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自处，面对这样的时代命题，我仍然无解。

小索告诉我，他很庆幸自己当时离开家乡，让他早早学会了理解与包容，才能成长为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人。我很想告诉他，这个良性的结果，也有着我们很多看不到的代价——我想，那可能也是另一种遗憾。

但我没有讲这些的话，因为走进了城市，我们唯有大步向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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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 小 吾

只身打马过草原

源济

打拼十几年，我在长沙终于垒起了属于自己的墙丨人在城中

Original 蔡寞琰 人间theLivings  2021-03-29

湘江水往北流去，白沙井的井水清甜，路边的香樟清香，秋天的银杏悦目，爱晚亭的枫叶红火，橘子洲的烟花绽放，黄兴路的繁华依旧……

城市从来都是那座城市。

配图 |《路过未来》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2

2005年初夏，正在上高中的我在母亲的强制要求下辍学，去长沙当泥瓦匠学徒。

在此之前，我从没去过什么大城市，只从电视里知道长沙是“娱乐之都”，很多明星都去过。还有书本上出现过的橘子洲、湘江、岳麓山和爱晚亭。

在车上，我安慰自己，“就算辍学也没事，就要见识大世界了，努力闯出点名堂。”对一个少年来说，这句话既无奈又残忍。车里有大叔说，自己年年打工，年年没钱，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名堂。可至少他体格健壮，能承受重活。而那时的我瘦小、稚嫩，还瘸着一条腿。

可是，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还能说什么呢？随身带的红色编织袋里，已经装好油灰刀、砌砖刀、抹泥刀、铁泥板、吊线锤和泥瓦线了。

1

车子驶入长沙汽车南站时，我实在难掩失望：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很快全身就湿透了。放眼望去，四周是低矮的平房，一排排脏乱的饭店，各种举牌子的“掮客” 围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当时还非常友好地对每一个“掮客”说：“泥瓦匠师父让我坐7路公交车，数着站到路桥集团下。”那些人见我不吃饭也不打车，转身就走，嘴里骂着“乡里别”——不过那时的我，还听不懂这个词。

我不懂的东西还有很多。找到7路公交车后，看到驾驶室立着一个铝合金箱子，上面写着“无人售票”四个字，我第一时间理解的意思是——城里的车子不卖票，不要钱。

我是第一个上去的，坐在最后一排。接着涌上来一批乘客，只见一名女士拿着包对着驾驶室上的一根杆子“滴”了几下，然后找了座位坐下，我随即确定，的确是不用买票的。

车子发动后，我目不转睛地看窗外的风景，想看清长沙，却被喇叭里司机的声音打断。他用长沙话大喊，“投币，投币，后排那个还没投币的细伢子，赶紧投币。”

我听不懂长沙话，前排的人都回头看我，我以为他们和我一样，被司机吵到了，同样对他们点头，微笑。过了一会儿，一个大姐跑到前面又“滴”了一下，车厢才重新安静下来。

几天后，师父告诉我，无人售票的意思就是你自己乖乖把钱放进去，“在城里连喝水都是要钱的。那些坐公交刷卡的人是城里人，我们这种做工的丢硬币就行了。”

我这才知道，是那位大姐帮我刷了公交卡。于是，我有了来到长沙后的第一个愿望——我想办一张属于自己的公交卡，我想做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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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位于香樟路上的一所大学里。

临时宿舍是工友们在学校角落搭的棚子，他们将钢架扎稳，顶上盖石棉瓦，四周围上防雨布，就算弄好了。里面臭气熏天，床是一块厚胶合板，不透气、积水，我花10块钱买了一张软凉席铺上面，不用盖被子。每天早晨起床，我汗流浃背，席子粘在背上，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吃饭也在工棚里，6块钱一餐，伙食一般。工友们用“驴胶补血冲剂”碗装饭，骂骂咧咧地抱怨吃不饱。洗澡就在工棚旁边，用自来水管冲。

宿舍都是男女混住，女人和夫妻用帘子隔开。晚上，床板“吱吱嘎嘎”响，我假装咳嗽，工友们笑：“小孩莫咳坏嗓子，谁不想体面？可累死累活赚的钱谁舍得给宾馆。”

工棚对面就是一排小旅馆，30块一晚，开空调按小时收费。女工友倒也丝毫不害羞，嚷嚷道：“发了钱要去对面尝试一下，开空调办事应该很舒服。”

当时，我的工资也是30块钱一天，想了想，就算自己有老婆，应该一样舍不得去宾馆。两顿正餐就要花去12块，再加上早餐至少要吃2块钱的包子，算下来一天只赚16块。

简单算了一下，我就不再想在城里安身立命了——办一张公交卡，第一次要充值100块，其中押金17块，我得做6天苦工才能拥有它，卡里的钱就算没用掉也不能退，到底还是投币划算。

师父也建议我不要办公交卡，“你要接受自己农民工的身份，再小你也是农民工”。

我记得自己当时慌极了，鼻尖冒汗，不断地安慰自己——“我的函数学得好，物理竞赛拿过奖，化学老师可喜欢我了，看过好多古今中外的书，怎么会是农民工呢？”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身份，我还是不愿接受，只怕困在里头，往后的生活都是暗无天日。可绕了一圈后，我发现曾经引以为傲的成绩完全不能改变自己当时的困境，农民工这个身份，当时的我若不接受，就会立即饿死街头。

2

我的活计是跟着师父给学校修建葡萄架。

葡萄架的方柱要用砖垒，我便学着砌墙。初学，难免笨手笨脚，师父总是对我大发脾气，动辄就骂：“瞎了你的狗眼。”我好不容易砌起来的墙，他瞟了一眼，二话不说就推倒了——“你要出师了，长沙就没高楼大厦了。”

在他眼里，光勤奋是没有用的，还得“灵泛”——“放线、挂直角、用平水管都是技术活，卖苦力我不会找一个瘸子。”我的腿在12岁那年受过伤，一直没钱治疗，师父总是用最狠的话来戳我，可我不能和他有任何冲突，因为学不会手艺就没法立足。

平时，师父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和其他工友相处时很爱开玩笑，尤其是女工友，嘴上从来不把门，总是要占点便宜才心甘。起初我一直想不通，为何他一面对我就板着脸，直到有次他发现我的左手指被砖块磨烂了，我才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那次，师父发脾气，自己骂自己：“XX，你个狗日的，学生仔手嫩，不给他买手套，哪怕缠点胶带也好……”我听着暖心，却还是因为被师父强制要求休息哭了——挨骂不哭，手指烂了不哭，不让我干活，我就真的忍不住了——休息半天就少半天的钱，工地上干活的人都心疼。半天不做事，扣除开支，我只能赚1块钱；若第二天还不能做事，就得白花14块，所以我不怕累，就怕没事做。

中午休息时，我躲在工棚一侧的雨布里，不想吃饭，不想倒贴钱。食堂阿姨特意跑到工棚来问：“那个小孩呢？”我偷听到了师父的话，“正在伤心吧，手指伤了干不了活。他不错，我收过那么多的徒弟，就他3天能上手砌墙。我不想让他在工地上混，却骂不走，我要对他好一点，你把饭打来，伙食费记我账上就行了。”

大家都在外面吃饭聊天，师父还一个劲儿地夸我：“他是一只上山虎，就算混工地，也会不一样。”

原来在师父眼里，我没有那么不堪，我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别人跟师父学手艺，至少要打杂半年，只有我一个人，他第二天就正式手把手地教手艺了。

也是从那以后，师父不再骂我了，其他工友偶尔想让我去打杂，都会被他制止，说他徒弟是做大师傅的料，不让干小工的活儿。

之前我不喜欢“农民工”这个身份，我讨厌讲粗话，也不想和他们一样浑浑噩噩，总想与其他工友区别开来，端着自己的“臭架子”。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才是工地上最不中用的那个，没有手艺、体力比不上任何人，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工友每天赚的都比我多。

生活的锤打会让很多人学会接受自己的身份，我也终于感觉到，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集体。

3

在工地上做苦力的工友，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的，“哎呀玩泥巴又累又脏，光鲜的城市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谁不想轻松地干活啊，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很现实的。”他们总这样抱怨。

工友里年纪最大的是详叔，60岁了，不干活时基本就在工棚里躺着。工友们笑他爱躺尸，他却有自己的打算，“我不能把体力耗费在别的东西上面，女儿还要上大学。”详叔以前是个游手好闲的浪子，自从在工地的垃圾堆里捡了个女儿，就变了样。

其他中年工友，几乎每天都要喝酒，才不会感觉那么累。偶尔还有精力，会去外面的小巷子里找廉价的小姐，三四十块钱一次，还能还还价。

小姐们也看不起我们，叫我们“黄套鞋”。因为我们干活时都穿着泛黄的解放鞋。光顾她们的工友也不生气，“管她们喊什么，只要能少点钱，叫‘绣花鞋’都行。”

以前，我以为找小姐的人都是“坏人”，然而面对他们，我却厌恶不起来。那只是他们的需求，当家里打来电话，他们还是那个顶梁柱，“我再加把劲就好，我再想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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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于我而言，那是顶难过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已经不住地在想，眼前的人和事说不定就是我的未来——周而复始的体力活；赚了钱假装去小巷子逛街，却蹑手蹑脚进了小出租屋。这种生活看起来是如此索然无味。

明明在校园里吃住，却分明是个农民工，虽然年纪相仿，但我破衣烂衫，满身泥土，被晒得跟黑炭似的。保安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学生，是那帮做苦力的。”

我偶尔也会拿出书本，却越看越悲凉。有次我在工地上看书，忽然有人拍我后背，回头一看，是个女生，说注意我很久了，“你好小哦，怎么来我们学校干苦力了，给你防晒霜。”我自惭形秽，连接防晒霜的勇气都没有。

女生执意将防晒霜塞到我长了茧子和水泡的手里，我忍不住问：“你难道就不怕我们这些农民工吗？”

她眼里似有泪花，说：“我弟弟和你一样在工地。”

那几天，那个女生经常会来工地找我说话，带我吃她们学校的食堂，逛小吃街，给我讲鬼故事，说她们学校下面还住着两万人，她学的是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我以前怕鬼，自从妈妈出车祸以后，再也不怕了，她被撞得面目全非……”

还没来得及细听她的故事，她就放暑假了，最后一次来找我时，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将纸条放在胸口的口袋里，下班再拿出来，发现纸条被汗水浸湿了，一碰就碎了。

后来，我和师父要转场去别的工地，收拾行李时，我魂不守舍，在足球场上发呆。我当然留恋那些生活中的美好，渴望交到朋友，也希望能和那个好心的女生好好地说一声“再见”。

详叔看到了我的样子，劝我、也像是劝每一个人——“工地上的人一辈子流不完汗，每一滴都没用，血汗钱就真的是血汗钱。除此以外，这里任何东西都不属于自己。”

等多转了几次场，不用他们说，我也看明白了。四处迁徙的命，是没有资格停留的，“你以为是你亲手盖的房子有感情，就算死在那里，人家只要花几个钱就把你送走了。”

我知道，他们不想让自己陷入一种错觉，把修建的房子当成自己的。有时候，看着一面墙砌起来，我会花几分钟站在一旁欣赏。想起小时候用泥巴堆一座房子，还会在房子里捏两个相爱的人、几个小伙伴，只不过它们很快就会倒下。

而眼前的这面墙是可以承载风雨的，我有一种满足感，我想那些过来人也一定曾经如此憧憬过，继而又被刺痛过，“砖不是你的，墙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不要强行赋予一些东西过多的意义。”

尽管我可以回答他们，技术是我的，情感是我的，但依旧没有意义。当习惯了这种停留与离开，就不容一丝伤感，只能紧握着砖刀——砖刀才是我们的依靠，如同编织袋和黄套鞋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一样。

4

来长沙好几个月，除了工地，我没去过其他地方。

小时候，我偶尔在老家的田野上看到若隐若现的飞机飞过，总心心念念想要靠近，于是有一天，趁着下雨，我请详叔陪我一起去看飞机，他说过自己是“跑江湖”的，有门路带我进飞机场。

长沙黄花机场离工地有几十公里，我们在公交上站了2个小时才到。而后又兜兜转转几十分钟才走到候机楼外面。前一秒还威风凛凛的详叔，突然胆怯了起来，结结巴巴地问路过的工作人员，“请问去哪里买站台票，我知道比火车票贵，我有钱。”

过了一会儿，详叔走了过来，大骂：“什么破机场，竟然把站台票取消了，我以前还逃过票。”

我过去挽详叔的手，说取消了就算了。可就在我们准备乘坐公交车回去的时候，一架刚起飞的飞机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详叔开心得像个孩子，“终于看到飞机了，我要回去告诉我女儿，飞机的肚子好大，直往云里窜，真的厉害哦。”

路上，详叔一直在自言自语：“我一定让我女儿多读书，有出息才不会被机场的人骂‘神不隆冬’，我是老了不中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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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转场的工地在贺龙体育馆附近，与百花人才市场只隔着一条马路。彼时，我已能独立砌墙，勉强算是大师傅了——别的大师傅拿50块一天，我手脚没有他们快，只有38块一天，负责砌写字楼的隔间，吃住在写字楼的毛坯房里。 

工头给我配了一个小工，比我大1岁，碍于我是大师傅，他只敢让我叫他小周。

小周是主动辍学的，跟着母亲来到工地。小周母亲嗓门好大，每次洗头时，整层楼都能听见她在喊：“洗发贵得蛮，只能滴一滴……香皂一过你的手就薄得不像话……”

她每次见到我，都会骂小周：“蔡师傅和你年纪差不多，听说3个月就出师了，肯定赚老多钱了，你不努力，我是没钱给你娶媳妇的。”小周的父亲是个赌徒，与他母亲离婚后就消失了，小周自己也说：“不是穷人家的孩子，谁会来工地受罪。”

小周一直打定主意不去工厂，他总给我说：“工厂是吃青春饭的，而学一门手艺虽然累，以后赚得多。我向我女朋友保证过，要努力奋斗，来了长沙就要做地道的长沙满哥。”

来工地没几天，小周就把长沙话学得有模有样，后来干脆只说半吊子长沙话了。我常陪他去仰天湖的小巷子打电话，那种用木板隔开的电话亭，时间跳得老快，小周每次都掐着时间挂电话，“58秒就得赶紧放听筒，超了就干脆再讲一分钟。”

那里烟火气十足，我们却依然格格不入，5块钱一只的烤鸡、淋了很多油的盖浇饭让人看着就饿，还有那个吃炒饭要多加一个蛋的人，实在让人羡慕。巷子旁边还有那种隔间KTV，只要花3块钱就能唱首歌，我们都想发泄一下，可5分钟3块钱实在不划算。

那时，我们最喜欢逛的是侯家塘的新一佳超市，那里冷气开得十足，干净整洁——工地上到处都是灰，我总想换个环境待一会，哪怕只有一两个小时也好。

每次去之前，小周母亲会反复告诫他，只能逛不能买，“超市死贵，实在要买，我知道哪家小店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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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工地附近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地标”。

有一个摩天轮，号称是“亚洲最大”，每天晚上都灯光闪烁，很漂亮。小周一直想带女朋友上去坐一圈，他用长沙话问的价，可都说不打折。

我最想去的还是田汉剧院。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是祖父最爱的歌曲，祖父说自己读大学时还和同学一起排过田汉的话剧，可如今的我，却连田汉剧院的门票都不敢问。

只有不远处的古井公园不用考虑门票，它对所有人免费开放。我喜欢光着脚踩路面上的鹅卵石，累了一天，就当做了个足底按摩。白沙古井的水也是免费开放的，只要拿个瓶子就能舀水喝，我从小就喜欢井水，馋它的清香无私。

小周对井水不感冒，只偏爱5块钱一包的白沙烟，“井水是‘乡里别’丢不掉的，我连1块5的矿泉水都不喝的，要喝酒喝冰红茶，这白沙烟还是能显档次的。”

5

于我们而言，贺龙体育馆最闪耀的时刻，还是有明星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和小周，还有工地上的年轻工友们经常会被那种氛围感染，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融入其中。

印象最深的是Beyond和黑豹乐队一起来开演唱会，那天，工友们坚决不加班，我们一起洗干净身上的泥土，换上自认为最体面的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不能让人看扁了”——其实我们没有买门票，只是早早地去广场占了一块空地。

听着体育场里的音乐响起。我禁不住感叹，“若是窦唯能来，黄家驹还在，就算不进去也是最好的夜晚了。”

工友们不知道窦唯，也不知道魔岩三杰当年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盛况，他们只是怕自己跟不上潮流，以为追演唱会就是时尚——要让人看得起。

当《无地自容》的音乐响起时，里面有人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

我和工友们就一起举起双手喊：“你看到了吗——”

一直到曲终人散，我们依旧坐在那里，没人想做回灰头土脸的自己。可没有选择的人，总渴盼有力气反抗命运，在这种与自己无关的喧嚣里，我们至少可以假装放纵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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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就是给超级女声纪敏佳投了几票。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是把钱给工头，让他帮我投。他问我为什么不投第一名，我说自己见不得纪敏佳老是被拉去PK。

年长的工友不以为然，说：“浪费钱，不该凑的热闹就别瞎凑。明星开演唱会，杂货铺的矿泉水涨价、瓜子涨价、下酒的花生涨价。晚上吵得睡不着，第二天没精力……”我知道，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更爱街边录像厅而已。

不过之后再有演唱会，我也不听了。进场前我卖荧光棒，演唱会结束就骑着工头的电动车拉客。借车的时候还不能说实话，有时说去看亲戚，实在没有借口了，干脆说想去“红灯区”看看，还车时给工头塞包槟榔，再借时他就很爽快。

有时候，一晚上赚的就抵好几天的工钱。即便兜里有钱，我照样不敢乱花。我在解放鞋里放的钱已经叠了一沓，却连一个二手风扇都舍不得买。

有天晚上，我实在热得睡不着，就和小周沿着劳动西路散步，大概半个小时后，突然就走到了湘江边，这是我一直想来而没来的地方。

江风吹得我们无比满足，一排排座椅更让我们欣喜若狂，每隔几百米便有饮用水和洗手间，我们躺了上去，这是自从住在工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惬意。

有大妈在耳边喊：“有船坐，坐船么？”不用问，超过5块钱，我们无动于衷。等到了半夜，还有小偷来搜身，我都懒得睁眼，只是提醒他，“几张餐票你用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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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干活，我其实不太担心自己的安危，有时心里甚至还会想，若真有个三长两短，倒是不用苦熬了。

以前工地管理混乱，安全帽得自己掏钱买。有位工友舍不得，结果脑袋被落石砸了个坑，人一下就没了。他其实是最惜命的，他儿子就在对面的中南大学读书，“我要加油，爹卖力，儿读书。”每次爬架子，他都要再三检查，有工地出现过电梯坍塌事故，但凡是10楼以下，他都只走楼梯，常在嘴边念叨：“孩子还没大呢，出来卖命没办法，总有一代人要出头。”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意外我也遇到过。

有次我和小周走在路上，“砰”的一声巨响，塔吊的吊钩就掉在不远处，两三百斤的铁钩子把人行横道砸出一个大大的坑，如果再往前一步，我俩就什么都没了。

周围的人神情夸张，说后生真走运。很快有记者来采访，问我们有何感想，我和小周茫然相对，我说了句：“该上工了。”

小周憋了很久，说了句：“给根烟抽。”

6

等到9月，白天依旧酷热，晚上开始转凉。若不是看到旁边雅礼中学那些身穿校服的学生，我真以为自己是地道的民工了。我突然很心慌，就去报刊亭买了份试卷。

我之所以把钱攥出水了还没用，是觉得自己应该要继续读书——我不怕吃苦，却怕没有希望，我总觉得自己活着从来就不是为了维持生计，楼层都会长高，我不想再四处流窜了。

那时候，小周还让我陪他去百花人才市场看了看，“我觉得我也是人才。”他说。

我俩终于大方了一回，准备20块门票钱，却还是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们没有简历，打印一张纸当然容易，“我们只在工地上做过事，就在对面。”那时我们都还没学会撒谎。

“你们该去西长街劳务市场站着，等人来挑。或去天桥底下挂个牌子，写上打孔糊墙什么的。”保安睥睨掩鼻，可能在他眼里，我们僭越了，他要守住那道门。

12月，我终于回到学校，准备来年6月的高考。回去没多久，就听工友说，小周留在了长沙——他因制造大量假餐票被公安机关带走，“那小子聪明，几个月就会说正宗的长沙话，抽芙蓉王，最终留在了长沙”。

此后，我越发不想去长沙了，觉得自己挤不进，打工几个月，那张公交卡我一直没去办。可高考分数下来后，我还是填了长沙的学校——因为爱上了一个人。当然，这一次，我是揣着正儿八经的 “通行证”——录取通知书来的。

在长沙下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办了一张公交卡。我也有了自己固定的宿舍，好像终于有那么一点归属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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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地上那短短几个月，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咬着牙熬过了半个世纪一般。拿到学生证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依旧青春，虽然手上的茧像是开出了花儿，但镜子里还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

女友是外校英语系的，在她的陪伴下，我第一次爬了岳麓山，那时山下的梅溪湖还没有开发，她对着那片荒地喊：“我还要陪这个男生走很远的路。”

我们喜欢在橘子洲大桥上来来回回地走，波光粼粼，微风徐徐。她喜欢唱歌，尤其是那首《知道不知道》，“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我跟她说，湘江边上的椅子曾收留过我，她就温柔地抚摸着它们，“多谢你收留我的郎君。”我揽她入怀，在火树银花下拥抱亲吻。女生的吻真甜，好似她再亲一下湘江，江水马上就会变成糖水。

我们经常一起做兼职，发传单，卖英汉词典。有时回去太晚，宿舍关门了，我们就坐在草坪上通宵聊天。其实她学校对面的小巷子里就有便宜的小旅馆，一晚只要25块。但我们每次都会等到天亮，路过时一起傻笑，说下次去。

得空时，我们去逛黄兴路步行街，她爱吃傣妹火锅，太平街的臭豆腐和酸萝卜每次都要买一点。去金满地买衣服时，砍价比我的那些工友还要狠。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只要再往前跨一步，就是一辈子了。

女友年纪比我大，毕业也比我早，等她走了，我觉得自己像小周了，“你等等我啊，我要在长沙安一个家。”说是这样说，电话里的她却总是欲言又止，再后来总是淡淡地说没接到电话，忘了回。

我从来都是一个知趣的人，什么话都不用说，一个转身我就知道，自己又是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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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长沙好像又与我不相干了。仰天湖的小巷子我找不到了，新一佳超市破产了，原来的公用电话亭都不见了。就好像我的工友们一样，开了很多山，建了很多楼，还是和以前一样，大楼开售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忽然觉得自己也没比从前更好，就算长沙话说得再好，攒齐了各种公交卡，却依然感觉没有容身之处。上了大学，处境更尴尬了，老家想回也回不去了，那边的人嫌贫爱富，习惯对读书人冷嘲热讽。

为了留下来，我拿了很多证书，又读了研究生。只要有空，就在外面干活——在导师的律所做事，周末去培训学校教课，没有案源时就去医院发传单、做推销，去法院跑腿，给当事人的孩子做家教，人情冷暖尝遍，做一些在他人眼里看来与读书人身份不相称的事。

以前的工友知道了，都调侃我：“以为你会是我们这批人里最有出息的，早知道还不如来砌墙。”我不恼不怒，尽管西装革履，却从来只当自己是个农民工。

这些年，身边总有人说应该早几年买房的，其实长沙的房价一直不高。说来也好笑，我和我的工友们在15年前就知道应该买房，那时长沙中心地带也不过五六千一平，周边不到二千一平的都有，谁都知道房价会涨，可那又怎样？对于一天只赚16元的我们，清楚又如何？

因为怕被这个城市赶走，我一直不停地奔跑，一直同时打着三份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我都买得起了，怯生生地停下四处张望，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不在工地了。

尾声

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拿到钥匙的那一刻，其实也没有多激动。

一个平常的下午，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在这个城市打拼了十几年，实在太久了，突然就累了。我想，我也不会再为了一个人流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了，也不再会为了爱情背井离乡，因为浮萍好容易才扎稳了脚跟。

生活亦如砌墙，感情如是。都是辛辛苦苦、一块一块砖垒起来的，日子久了，就垒成一面墙，感情深了，就垒成一个家。如今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了，家却还是奢望。当然，比起凋零的工友们，我已经算好的了。

我的师父死了；详叔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却被诬陷成人贩子，差点进了监狱；睡在我隔壁床的那对夫妻散了，那个女工友最终还是和别人走进了开着空调的宾馆房间。

他们一辈子也没能好好看看长沙这座城市，可又能怪谁呢？谁又会在意？我只当他们回家了，回了属于自己的家，那里没有歧视和驱赶。

时代或轰轰隆隆，或悄无声息，总在向前。一代人消亡，一代人登场，更替摧枯拉朽，城市又焕然一新。

湘江水往北流去，白沙井的井水清甜，路边的香樟清香，秋天的银杏悦目，爱晚亭的枫叶红火，橘子洲的烟花绽放，黄兴路的繁华依旧。城市从来都是那座城市，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再厉害的人也只能过这一生，再卑微的人也要过好一生。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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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寞琰

学法律的文字爱好者

源济

沪漂15年，他说不如当年做上门女婿丨人在城中

Original 应笑我 人间theLivings  2021-04-13

小冬坐在全家的椅子上，一只手捂住咖啡杯，一只手举在半空，严肃地纠正我：“不对的，我当然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家庭安稳留在上海，让我的孩子像上海人那样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公共资源。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的孩子就要重新走一遍我的路，这条路真的累，我真不想他再走一遍了！”

配图 |《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3

1

第一次创业失败了，我在凌乱的办公室里收拾杂物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往里张望，他兴高采烈地问：“兄弟，你们公司也是今天刚搬到这里啊？！”

当时，我正小心地拢起一个破损的纸箱，被他一吓，纸箱彻底散了架，里面“徐汇区创业之星”的奖杯摔到地上，一声闷响，断成两半。我的心情本就不好，回头瞟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道：“呵，我是今天关门大吉喽，创业不容易，你也小心点。”

男人看出我没心思聊天，尬笑了两声便走了，等我收拾完东西，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正好有一张实木小茶桌不方便带走，我便拿到隔壁，准备送给那个男人。

他说自己叫谢小冬，以前是个程序员，已经创业半年了。他对我创业失败的过程很感兴趣，我对他做的项目也很好奇，聊着聊着，竟发现我们曾在同一家公司上过班。我们聊得愈发投机，自那以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小冬大我3岁，是安徽芜湖人，家里承包了乡镇高中的食堂，成了当地的富户。因为家庭条件好，小冬读高中时父母就给他买了电脑，但他并没有沉迷网络游戏，而是对计算机的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青春期的小冬有些任性妄为，高三那年，他跟班主任打了一架，学校忍无可忍，他也懒得继续读书，索性退了学。之后，小冬软磨硬泡，父亲终于答应送他去合肥的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学java编程。

小冬只学了2年多就提前离校，孤身来到上海闯荡。即使没有大学学历，他仍然靠着过硬的技术加入了一家知名的网站建设公司。上班还不到一年，小冬又坐不住了，跟着一位做销售的同事一起离职，开始创业，接一些网站建设与软件外包的活儿。

那是2006年，小冬刚22岁，第一次创业就把公司做到了五六个人的规模。他年轻力壮，意气风发，决心要靠自己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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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小冬他们租的办公室在一个生活小区内，正对着上海南站，每天人来人往，有些杂乱。他的合伙人杨坤嫌烦，想把公司往市区方向搬，小冬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钱，杨坤便极力劝说：“这里环境不好，招不到人才……”

小冬觉得他的话也有点道理，于是便将公司的地址顺着地铁1号线往市区方向挪了一站路，在漕宝路上租了一间略显老旧的商住两用楼。为了节约成本，小冬还选了个高层，17楼。天气好的时候，他顺着窗户，能隐约看到陆家嘴正在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高楼（2008年建成投入使用）。

公司搬进写字楼后，杨坤忽然积极起来，主动要求承担人事工作，并对小冬讲：“你看我以前谈业务，都不敢拉客户到我们办公地方的，现在我敢了，但我们没有个前台，还是不正规，我们再招个前台吧。”

后来，小冬跟我回忆，说自己那时没想太多，只单纯觉着公司收入不稳定，不应该浪费钱。哪知道，杨坤对招前台这事很在意，三番五次地催促，让小冬很为难——注册公司时，他们的股份是五五开，只约定技术的事归小冬管，业务的事杨坤说了算，招聘谁说了算，压根没提。

后来，性格强势的杨坤擅自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启事，还特别要求前台人员只要25岁以下的上海本地女性。小冬对这条要求感到困惑，杨坤给他讲：“你不懂，前台嘛，也没啥发展前景，外地过来打拼的谁会做？肯定是没有压力的本地小孩才会做嘛。”

自那以后，杨坤就开始频繁面试前来应聘的上海姑娘。小冬注意到，应聘的姑娘漂亮些，杨坤就会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喜笑颜开地聊很久，如果长相平平，杨坤聊两句就会将对方打发走。

一次，杨坤送一个姑娘离开，似乎还未聊尽兴，他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哎哎，‘你真漂亮’用上海话怎么讲来着？”

老家在江苏的杨坤，听了上海女孩的回答，也学着用上海话附和：“对对，侬老漂亮！侬老漂亮……”

2

2008年，小冬的外包公司开始接电商网站的活儿，因为报价高，收益不错。小冬跟我聊起那段日子时，面露骄傲：“那年4月份，光预付款我们就收了七八十万呢！”

随着业务量增多，公司员工一度扩展到了20多人，杨坤也如愿以偿地招到了一个满意的前台，名叫黄英。那时，杨坤没事就去前台跟黄英闲聊，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也经常加一点上海话，不伦不类的。

一次，杨坤带着小冬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客户，客户是上海人，闲聊时随口问他俩的籍贯。杨坤犹豫片刻，笑嘻嘻地讲：“我是新上海人。”

那时，这个称呼还不够流行，客户一愣，略带尴尬地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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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下午，小冬正在会议室里的行军床上补觉，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过了一会儿，物业公司的东北大姐跑来敲门说“地震了”。 

举国皆哀。19日下午，整条漕宝路上的汽车都停住了，齐齐鸣起了喇叭，小冬从窗户往下看去，感动得不行，当天就取了5000块钱，到处打听哪里能给汶川捐款。可他跑到徐家汇，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能把钱捐出去。

第二天上班，杨坤激动地跟小冬讲，说他昨晚去人民广场参加了纪念活动，“好多人啊，人山人海，大家手拉手，点蜡烛，给汶川加油，我喊‘四川雄起’把嗓子都喊哑了”。

小冬懊恼，责怪杨坤不叫自己同去，杨坤却神秘地笑了笑，说：“我不瞒你啊，昨天我跟黄英去的。”他嘿嘿地笑，说自己知道昨天是个好机会，“我带着黄英到了人民广场，大家喊口号喊得特别感动，我就拉起她的手，她也不反抗，后来——”杨坤往会议室外瞥了一眼，压低了声音：“后来我就开了个房间，你懂的，你懂的。”

看着杨坤越发得意的神情，小冬的心里很不舒服。且不说趁着悼念活动做这种事，就说作为公司老板跟员工谈恋爱，他也没法接受。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多说这位合伙人什么。

再后来，杨坤不知从哪里得知公司里的一个程序员也想追黄英，干脆公开了他们的关系。这件事让小冬开始对杨坤产生了不满——就在不久前，杨坤还极力要求他开除那个想追黄英的程序员，给出的理由是：经常看到那个程序员在上班时间打游戏。

3

2010年，公司的电商网站业务出了问题，大部分客户都被上海一家做SaaS电商系统（平台系统，客户买一个账户，可直接在网络上登录，自行搭建网站页面）的大公司抢走了。

看业务下滑得太厉害，杨坤就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小冬，自己拿钱走人。那天，小冬在会议室里发了火，质问杨坤这两年给公司带来了几个客户：“都是老客户介绍的，都是我带着程序员去谈的，你整天带着黄英出去说是见客户，客户呢？你俩一共谈成几单？”

杨坤反倒很硬气，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带出来的那些客户，这家公司根本做不起来。他又指责小冬不会管理，手下那帮程序员上下班不打卡，做的网站全是bug，“客户早就不满意了，要是没有我维护客户关系，你哪来的老客户介绍？”

小冬嘴笨，说不过杨坤，最后只扔下一句话：“股份你爱要不要，我肯定不买。”

此后，杨坤再也没来过公司，黄英也很快离职了。

那时正是初秋，上海阴雨连绵，小冬一个人打着伞，满上海地跑。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让你们后悔。”从地铁1号线转到3号线，再从3号线转到8号线，小冬见客户、谈业务，跑瘦了一圈。问路时，人家经常用上海话回答他，小冬听不懂，又不好意思让人家用普通话再讲一遍，便走了很多冤枉路。

等到冬天，公司的业务仍不见起色，20多个员工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小冬和两个员工维护着一些老客户的网站。

快到年底时，杨坤忽然打来电话，口气亲近了很多：“小冬呀，咱俩一起创业可是缘分呀，不能就这么散了呀，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聊聊。”

许久未联系，俩人说了不少暖心话，最后，杨坤提出想请小冬帮个小忙：“公司还在漕宝路对吧？我老丈人呀——就是黄英他爸，不相信我自己开公司，明天呀我带着他们到咱们公司看看，你配合下，叫我一声杨总，好不好？你也知道嘛，上海老人不舍得把女儿嫁给外地人的，好在我大小还是个老板，你说是吧，哈哈哈。”

小冬忽然明白了杨坤约见自己的真正用意，那种熟悉的不舒服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可他终究心肠软，还是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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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完了，人也该散场了。

这年冬天，上海罕见地下了一场不算小的雪，小冬正巧在下雪这天搬离了漕宝路的办公室。为了节约成本，他跑到闸北区（现已并入静安区）上海火车站附近找了个生活小区租房，用来办公和居住。

搬家的货车司机把几台电脑和桌椅卸下来后便扬长而去，小冬一个人顶着雪花，一点点地往楼上运东西，觉察到了一丝凄凉。

上海这座城市有很多面，它是摩登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繁华百年的上海滩，有幽雅的欧式小马路，也有烟火气十足的老弄堂……但对于小冬这样的外地打拼者来说，这些更像是某种平行宇宙——来上海快5年了，他的生活中，更多充斥着上下班的通勤地铁、公司楼下的黄山菜饭与兰州牛肉面、快节奏的商业文化，还有不断变换的租房地点。

小冬继续苦撑了1年，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关掉了公司。他用最后一笔尾款给员工发了拖欠的工资，之后去一家大公司上班，月薪2万块。

4

不知不觉，小冬已经29岁了，仍然单身。父母着急，不断地催他回安徽老家相亲，可小冬对伴侣的要求比较高，又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多次相亲失败后，他索性不再理会父母，也故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

小冬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陪自己。每天晚上加完班，他就戴上耳机，从公司所在的徐家汇商圈开始骑车，回到普陀区大华街区新租的出租屋里。

过了很多年，他还记得那一路的风光：恒隆广场的奢饰品海报光彩夺目；美罗城的球形屏幕播放着最新款智能手机的广告；穿过汇金百货，顺着华山路骑过去，会路过上海交大，那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名校大门；再往前就进入了长宁区，中山公园的龙之梦大厦高耸入云；骑上半个小时就到了长寿路，那里尽显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几家知名的夜总会沿街分布，大门气派奢华……

每次骑过这一段路，小冬都会故意放慢车速。他曾经面带陶醉地跟我说：“你是不知道，那些夜总会门口进进出出的女人……我的天！是我这辈子见过身材最好的女人！”说完，他还不忘感叹：“我应该就是那时候下了决心，一定要留在上海！”

可上海的房价已然起飞。连曾经的漕宝路，每平米的房价也涨到了2万多，徐家汇、五角场等核心商圈的房价，更到了4万多一平米。到了2014年，上海推出了严格的房产限购政策：单身的外地人不可以在上海买房。

刚燃起定居上海梦想的小冬，就这样被政策关在了大门外，本不急着结婚的他，也有些慌了。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社交圈子越来越小，小冬想在现实生活找到女朋友，很难。

小冬花了很多时间在社交软件上瞎聊，跟大多数男用户不同，他是真心实意想找个聊得来的女生恋爱、结婚。无奈，女孩子们几乎都不怎么回复他，有的直接在签名上写着：“真诚找男友，非310勿扰。”——“310”是上海人身份证的开头3位数字。想留在上海的人太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冬也逐渐摸清了网络交友的套路，他觉得要获得更多的回复，必须要有几张显示实力的照片。

那时，小冬的月薪涨到了2万5，他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宝马，也学着将方向盘上的logo明晃晃地贴到头像里。很快，就有网友愿意和他在线下见面了。

开始的几次，小冬傻乎乎地载着姑娘去公司附近的东北菜馆吃饭，结果姑娘回头就把他删了。小冬纳闷，向身边的上海同事请教，对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嘲讽过后就给他支招：“你顺着徐家汇往前走10分钟就是衡山路呀，随便找家有情调的酒吧，带着姑娘喝点酒，很多事情就好说了呀。”

衡山路是上海知名的酒吧一条街，小马路两旁的梧桐树郁郁葱葱，枝叶在半空中纠缠，掩映着错落的欧式建筑。入夜，这条路上行人渐多，两侧的酒吧也陆续亮起各色霓虹灯。

一开始，小冬不敢去，后来跟着同事去了几次，熟悉了流程，胆子也渐渐大了。靠着二手宝马和酒吧，本打算谈婚论嫁的小冬竟也有了几次一夜风流——聊到这里，我起了好奇心，小冬神秘地笑笑，只说自己年轻时也是相当潇洒的，其他的就不肯再多讲了。

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吹牛的成分，但有时会忍不住想，年轻的我们是一样的。上海的夜晚对外来者并不宽容，拂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繁华，孤独与寂寞是挥之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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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的元旦，上海外滩景区有盛大的灯光秀，陆家嘴的摩天大楼被景观灯点亮，璀璨绚丽直插云霄。浦江对岸的欧式建筑群通体闪耀着金色光芒，像绵延的锦绣金带，把黄浦江边的观景长道环抱其中。游客们簇拥在观景平台上，摩肩接踵，相机的闪光灯不时亮起，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天地辉煌，人潮涌动，只有昏暗的黄浦江水沉静地流淌。

2014年年底，小冬终于脱单了，他跟一个东北女孩确立了恋爱关系。女孩叫琳琳，比小冬小5岁，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两人拉着手在街上走，回头率很高。

新年夜，琳琳非要去外滩跨年看灯光秀，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惧严寒，短款羽绒服下穿了一条隐约露肉的丝袜，脚下蹬着一双小冬买给她的黑色高跟鞋。

小冬本不愿意去人挤人，无奈琳琳兴致高。可两人走到南京路时，小冬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因为南京路上乌压压挤满了人，一眼看不到头。

人潮向南京东路尽头缓慢前行，用了1个小时，两人才走到外滩。此时外滩观景平台上早已人头攒动，两人动弹不得，便在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边站定。

琳琳的脸庞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妩媚，小冬用胳膊紧紧抱住她，让她免受人群推搡。临近跨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周围越来越挤了，琳琳贴着小冬的耳朵大喊：“我们回去吧，人太多了。”

这时，前面不远处的台阶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随之而来的是像海浪一般前后涌动的人潮。琳琳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被挤掉了一只鞋，小冬几乎站不住，仍然奋力抱住琳琳，好不容易才一起稳住了脚跟。

之后，前方不断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哭喊声，不时有人扯着嗓子嘶吼，说有人倒了。小冬踮起脚尖看，但除了黑压压的人影，什么也瞧不见，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一只手搂着琳琳，一只手不管不顾地用力推搡人群，顺着观景台的墙面不断往后退。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了可以透气的地方。两人站定，狼狈地大口喘气，琳琳的一只脚光着，脚背被人踩破了皮，渗出了一道道血痕。

后来，小冬在新闻中得知，这个跨年夜外滩涌进了30万人，离他们不远处发生了人群踩踏事件，36个人失去了生命。

5

即便一同经历了危机时刻，一年后，小冬拼命保护的琳琳终究还是离开了他。我跟小冬很熟之后，他才在一次闲聊中吐露琳琳离开的原因。

那时，琳琳一个人住在闵行区莘庄镇，距离小冬居住的大华很远，两人只能在周末见面。琳琳想要一条狗作伴，小冬便买了条金毛送给她，之后每天晚上，琳琳就在小区里遛狗。

一次，琳琳碰到了一个同样在遛狗的男人，两只狗见面就纠缠起来，次数多了，主人也越聊越熟悉。

男人是上海人，家里是拆迁户，仅在琳琳租住的小区就有2套房产。早些年，闵行浦东等地拆迁，都是按人头加现金的方式对房主进行补偿，很多本地人经历拆迁后，手里拿着几百万现金，外加两三套房子，生活衣食无忧。

2015年后，上海房价不断飞升，这些人的资产更是水涨船高，轻松成为千万富翁。当时小冬公司的保洁阿姨在闵行莘庄镇有3套房，比公司里的大部分高管都有钱。

一个周末，小冬照例去琳琳的住处，正好撞见了琳琳跟那个男人在屋里做饭。两人配合默契，有夫妻的样子，小冬愤怒地掀了桌子，撂下几句狠话转身就走。

我问小冬，琳琳后来是怎么解释的，小冬呵呵一笑，说刚开始是道歉，后来问多了，“她就直接把我拉黑了”。小冬气不过，之后经常失眠，有时半夜睡不着给琳琳打电话，她从没接过。

“到最后我也想通了，外地人来上海嘛，都是为了往高处走，如果换成我，我也会选择找个家里几套房的本地人。琳琳没错，是我错了，我那时真的相信感情是可以超越物质的。”

跟我说这话时，小冬已经结婚3年了，老婆是家里介绍的，他们有一个儿子。

------

婚后，小冬一家人租住在锦江乐园附近的一个两室的老公房里，月租金4000元。一天，房东突然说要卖房，让他们尽快搬走，小冬此时已经有了些积蓄，不想再带着妻儿老小到处搬家，于是就认真琢磨起了买房子的事。

上海市区的房子，小冬想都不敢想，而青浦、奉贤这样的郊区又太远，夫妻俩上班都不方便。看了大半年，跑了几十个小区和楼盘，他们终于在松江泗泾镇定了一套新房，虽然也是在郊区，但价格勉强能承受，每平米2万9。

小冬交完定金后，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说自己为了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1万5的房贷，得还整整30年。“到时候我都快70了，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会儿。”小冬虽是自嘲，但语气中还是露出了些许的得意。毕竟，他终于实现了那个定居上海的梦想。

那时我上班的地方离小冬租住的地方不远，每到周末，我俩都会约在附近的便利店聊天。全家、好德、罗森，这些24小时的便利店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两个中年男人无处可逃，深夜的全家，就成了我们负担得起的避难所。

全家有现做的咖啡，只要10块钱左右，盒饭和关东煮也都是新鲜的。我和小冬买一点吃食，坐在便利店的休息区，一聊便是许久，那些隐秘的欲望和不切实际的梦想都在这样的夜聊中被消解到模糊，或被清晰地刻印。

陪我们到深夜的还有三两位城市流浪者，他们衣着整洁，安静地坐在便利店的角落里，悠然自得。有人从破旧的双肩包里拿出保温杯，问店员要热水，然后将手机充电器插到墙上，连好，便安稳地靠墙一歪，专注地看手机屏幕。有时我们待久了，会看到他们将手机收好，趴在桌上沉沉睡去，店员也不驱赶，只有开关门的音乐门铃伴着他们入眠。

我不知道他们白天都在做什么工作，但夜晚，这座容纳着2100万人口的大都市也并未将他们抛弃在街边与高架桥下。

这是上海的另一种夜晚，也是这个城市特有的温柔。

6

小冬一家搬到新房已经是2019年年底了，但他没有高兴多久，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冬的儿子4岁多了，作为外地人的孩子，在上海上学是个绕不开的难题。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小冬和他老婆都没有本科学位，达不到要求的120分，那他们的孩子就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了。

为了孩子，小冬的老婆重拾书本，准备考本科。每到周末，小冬开车40分钟送老婆去上课，然后再回徐家汇的公司加班。我纳闷，问他为啥这么积极主动地去加班，小冬苦涩一笑，说公司的程序员里，他是年纪比较大的，每年年底述职，老大都问他作为公司的老员工，比起新同事有什么优势，“这话其实就是说，公司招了这么多年轻又便宜的新劳力，我们凭啥还要高薪聘用你？”

我半认真半玩笑，说小冬不再是那个跟班主任打架的任性少年了，已经变成了没有理想的加班狗。小冬坐在全家的椅子上，一只手捂住咖啡杯，一只手举在半空，严肃地纠正我：“不对的，我当然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家庭安稳留在上海，让我的孩子像上海人那样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公共资源。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的孩子就要重新走一遍我的路，这条路真的累，我真不想他再走一遍了！”

说完，小冬放下手，灌了一大口咖啡：“至于跟班主任打架，那是我傻X，不然也不至于连大学学历都没有，还要我老婆去辛苦考本科。”

------

疫情之后，小冬所在的公司效益不错，他担心的裁员没有发生，职级还升到了P8，月薪也涨到了4万块。当然，代价是更高强度的加班。

小冬老婆顺利拿到了学士学位，居住证积分生效那天，小冬特地发微信截图给我看，说他的孩子以后能在上海考高中、考大学了。

我替小冬感到开心：“完成了一个重大目标，你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留在上海了吧？”

小冬说还没呢，明年上海对外地车牌限行会更厉害，他得再拍个沪牌。之后还得跟公司谈，要求对方按最高标准给自己交社保，这样以后才有机会转上海户口。

我说他野心挺大：“咋的，想在这一代就成为新上海人吗？”

过了许久，小冬才回复我，说自己有时会想起当年的合伙人杨坤。那时，杨坤就知道找上海姑娘结婚，现在有上海户口、有车有房、小孩也能上公立学校，“我当时还瞧不起他，觉得他倒插门没骨气，要是现在给我这机会，我早屁颠屁颠去做上门女婿了，还用得着现在这么大压力吗？哈哈……”没等我回复，小冬又发来新消息：“不跟你扯淡了，搬砖还房贷去了。”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之后在对话框里写了很多字：“你用15年时间一点点将这座城市变成你的家乡，我觉得就像是你跟上海谈了一场漫长的恋爱，没有捷径，没有取巧，走完了应该走的每一步，最后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很浪漫，值得回味，这是你跟上海的故事。”最后，我还特意加了一句卡瓦菲斯的诗歌：“而你抵达的，将始终是这座城市。”

写完之后，我看到小冬前面发来的信息，就知道他并不需要我的安慰。于是，我便将这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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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笑 我

行人

源济

回四线小城的年轻人：不开书店了，卖成功学去丨人间

Original 谭一鹿 人间theLivings  2018-08-30

两万也好三万也罢，作为一份稳定工作的敲门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贵。在这个四线城市，人情债最难还，一口价反而让事情变得简单。

配图 |《乡关何处》剧照

1

阿仁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广州的一家老牌保险公司工作。他本想在广州买房，就此扎根，可一晃七八年过去，首付就是凑不够，总差那么一点点：“爸妈不是没钱，就是不给。他们想让我回去，偷偷给我买车也不愿意给我钱买房，我花钱又没度，就只能这样了。”

那家保险公司福利不错，只是内耗严重。去年初夏，他接到通知，部门近期要拆分重组。没过两天，他的直接领导就被调走了，剩几个老员工你眼望我眼，心中惶恐愤怒，却只能在晚上聚餐时多喝几杯酒发泄。阿仁向来酒量差，当晚喝大了，去医院打了点滴。他躺在病床上，回想自己奋斗的这些年，竟一无所获，索性一出院就递了辞职信。

阿仁叫了一位收破烂的师傅上门，一下午就把租了几年的窝收拾得干干净净。邻居朋友问起，他答：“混不下去，得离开了。”

回来后，阿仁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说要一起玩上两个月。但同学圈子里都是普通人，大部分人都是凭借关系才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公职，高中毕业已将近12年，都早过了没心没肺的年纪，阿仁回来时又恰逢市里在“创文”（创建文明城市），大家每天上班就累得够呛，自然没人响应他。他自讨没趣，就自己去了。

我偶尔能在一些网吧、酒吧前看见阿仁的车子，几天都不挪窝。

2

一个周六上午，我接到阿仁的电话，刚一接通，他就劈头盖脸一顿问：“睡醒了吧？15分钟内能到这边吗？就你家旁边的茶楼，有急事！”

但我还是慢悠悠地过去了——在茶楼说的，能有什么急事？

来到茶楼，阿仁面前摆了一大桌虾饺凤爪。看到我进门，他连忙站起来将我摁在座位上。扬扬手，招呼我“吃吃吃”。等我动了筷子，他就把头凑过来，神秘兮兮地说要我“帮个小忙”。

我心里大呼上当，但此时嘴里已经塞满了食物，无暇说个“不”字。他继续说道：“家里安排了相亲，不来不行。之前说好一人带一个，没那么尴尬。人马上就到，哎，别走，老哥我求你了。你不用说话，就坐着，给我壮壮胆。”

许是紧张，阿仁的胃口似乎比平常要好些。我俩把眼前的食物扫个干净，重新点满一桌，又等了将近15分钟，两位女士才姗姗来迟。

来相亲的姑娘叫小莉，目测不超过25岁。人长得普普通通，桃红色的T恤，浅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纯白色的Nike滑板鞋。首饰一概没有，唯独左手腕上戴着一块棕色皮带的卡西欧表，相当朴素。不过眼睛出奇得大，水灵水灵的，非常有神。

身边年长的那位是她的亲姐，看起来是牢牢抓住了30岁的尾巴，活得相当精致。黄色长发，凤眼柳叶眉，鼻子有肉，薄嘴唇，旁边还有一颗美人痣。衣着打扮也是花了心思，碎花连衣裙，黑色尖头鞋，再搭配了些特别的首饰，相比之下，妹妹要显得逊色许多。

小莉落座后，阿仁正襟危坐起来，眼里似乎也有了光。

在我看来，但凡相亲，前10分钟是最难过的，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找切入点。小县城嘛，家境底细早已摸清摸透，能到见面这一步，某些方面的吸引力肯定是有的。开门见山不管用了，自然需要多费心思去周旋，保持体面，至少要“买卖不成仁义在”。

但我发现阿仁明显不懂这些熟人社会的道理，他跟小莉聊起来毫无章法，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不是问对方双亲是否健康，就是问食物合不合胃口，最后，还冷不防地问了句：“你那么年轻怎么来相亲呢？”

小莉的脸红了一下，笑说自己在机关上班，交友圈窄，想多认识些朋友。

阿仁竟然哈哈一笑，表示赞同：“是呢，在单位上班是挺无聊的。”

小莉不置可否地咧咧嘴，阿仁却不依不饶继续说道：“平常呢，事也不多，轻轻松松，就是人际关系太复杂。好比来了一个新人，普普通通，甚至有点蠢，经常做错事。你会想，这种人也能进单位？往下一问，哦，原来是某某领导的亲戚。这下倒麻烦了，事做不好，又不能怪罪，那有什么意思呢，真的烦人。”

小莉有些惊讶，但还是点点头。阿仁像是苦觅知音有果，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大城市机会多，也许还能拼一拼。在这里，一个好混的位置都早早内定，不存在什么竞争不竞争。单位待久了，人就变油了。”

看得出来，这些话阿仁不吐不快，只是在座的听得尴尬。我一局外人自不消说，左手边小莉的姐姐没准就是体制内的一员，她听得直皱眉头，有两次几乎都要打断阿仁的话。到最后，她靠着椅背，双手交叉在胸前，抿住嘴，似乎下定了决心不去参与这个话题，只是偶尔翻个白眼。而小莉默默听着，若有所思。

3

阿仁的独角戏没有持续太久，小莉姐姐抓住机会轻松就把话题带走了，她问起阿仁的职业，带着些许不服气。

“我啊，现在在家，闲着。” 阿仁大大咧咧地说道。

像是CD机卡碟，小莉姐俩明显都顿了一下。阿仁不管，接着说道：“我打算开一间独立书店。这个城市啊，网吧酒吧太多，文化底蕴太淡薄。”

“现在看书的人不多了吧，好几家老书店都倒了。也就学校附近卖教辅书文具的，勉强活得下去，但也不好过。”姐姐终于开口。

“啊，我没指望学生来买书，书店的目标客户是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面积不用太大，30来平就够，装修一定要花心思。除了书，再卖些咖啡、有特色的文具什么的。我希望来的人都是为了看书，店里不设Wi-Fi，也不许抽烟，就像‘方所’（国内知名民营书店品牌，以美学为核心，集书店、生活美学店、咖啡馆、展览空间与服饰时尚等混业经营为一体）那样。”

“我没听过什么‘方所’，不过既然卖咖啡，不如干脆也卖酒，不然撑不住水电开销。书的话，进一些正经的考证教辅书，现在闲书没人看的。”姐姐说。

“这能行吗？”小莉似乎有些担忧。

“不去试试怎么知道。人啊，下班后不能一味地看剧喝酒，得有点精神追求。现在你可能没意识到，再过两年，你总会想到的。”阿仁毫不客气地结束了这个话题。

小莉笑了笑，不置可否。姐姐轻轻摇摇头，可阿仁没看见，他正忙着吃点心。我的朋友当中，卖酒卖楼的多，发下卖书宏愿的仅他一个。我想了想，自己已经好几年没碰过闲书了，听着感觉像是天方夜谭。

快结束的时候，阿仁显然意犹未尽，他当场发出邀请，带上小莉就“私奔”了，留下我和姐姐面面相觑。我心想直接走人似乎不太礼貌，只好等她打包了一桌食物后，各自散了。

一场耗时两个半钟头的相亲就此告一段落。

4

又过了3个多月，阿仁找我喝茶，说要商量一些事。我刚坐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我帮忙介绍一份工作。

我笑着调侃：“怎么，浪子回头了啊，不开书店了？”

“这事得缓一缓，小莉好像怀孕了。”他认真说道。

我出于私心，没有将阿仁介绍到我的单位，而是拜托了一位在外包公司、有生意来往的熟人郭工。他手握实权，张嘴就要2万5的“红包”，并保证：“专业不对口没关系，大专就可以。会打字就行，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学。”

只是阿仁听到找份工作要花这么多钱，当场就炸毛了。他一下从沙发里站起来，在我的办公室来回踱步。我细细泡茶，等他说话。随后，他脸开始红了，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色，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麻烦哥们了。这红包太贵，我接受不了。”

“没关系。”

没想到，两天后，阿仁的父母拿着3万元现金找到我，两人都是老师，待人客气和善，简单寒暄后，就单刀直入地说明了来意。

说真的，2万也好3万也罢，在我们这个地方来说，作为一份稳定工作的敲门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贵。在这个城市，人情债最难还，一口价反而让事情变得简单。我婉谢了阿仁父母的好意，只拿了2万5，去办该办的事。临末，阿仁的父亲用力握住我的手，眼里泪光闪烁，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一星期后，我通知阿仁去笔试，电话中他闷闷不乐的，简单问了时间地点就匆匆挂机。我不由得一怔：这人马上都快30岁了，怎么还这么放飞？

------

从那之后，阿仁一次都再没找过我，简直音讯全无。郭工倒来过几次，每每我问及阿仁的情况，他都笑笑说“挺好”，但我看得出有些勉强。

直到在一个业务酒局上，郭工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过来搂住我敬酒，我见气氛不错，忙趁机细问。郭工迟疑了下，压低了嗓子，说道：“阿仁他啊，怎么说呢。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我能理解。正因为这样，我才叫他别做文职了，跟着我下工地，干点实事，泡个3、5年总能学到东西。起初他挺起劲，跑前跑后的也不抱怨，真的不错。可没想，1个月后就油了。上班没精打采，有事就躲，叫也当听不见……

“小谭啊，我没别的意思，公司人多，再怎么样也能找到人干活。就觉得怪可惜，那么好一个小伙子。当然了，老哥也觉得对不住你，来，我先干一杯。”

说罢，郭工一口干掉了大半杯洋酒，我也就不好意思再问什么了。

5

四线小城市的生活普遍缺乏仪式感，这就意味着少了一个直观的时间标尺。所以阿仁再次找到我时，我只觉得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了。

那时已经入冬，天气阴沉，我在办公室正准备吃午餐。阿仁在窗外探头探脑，瞅见我在就直接进来关上门。他的头发剪短了，穿着浅蓝色衬衫、黑色工装裤，脚上是保养得当的皮鞋，一身行头干净企理（广东话，整洁），显得相当精神。

他有点焦躁，坐下来就说：“认识那么多年，客气话就不讲了。来是想请你帮忙把把关，我该怎么办？”接着叹了口气，“签合同前，说是办公室文职。可没多久，老郭就拉我下工地到处跑。早上去工地瞎转，中午太阳毒了就躲起来，下午改改文件也差不多要下班了。一天能混上几包烟，吃喝方面也过得去，只是这日子太无聊了。”

“嗯。”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郭工常说，有你这位朋友，我是走了大运，不然不可能那么轻松就进公司。我也很感激，真的。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工作太忙，除去吃饭睡觉上班，留给自己的时间真不多。现在倒反过来了，出奇的闲，也好，总算有机会去想一些事。可想来想去，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觉得日子不应该这样过。你明白吧？”

“不明白。”

他挠挠头，继续说：“好比公平啊，机会啊什么的。你看我，有关系，掏一点钱就空降了，别人还得笔试面试熬试用期。再说，老郭手下几个部门经理都是自己人，候补的也都早早内定了，绝不会是我，也就是说，我在这家公司的未来，一眼看到头。”

“不都是这样吗？”

他摇摇头，认真说道：“事情不该都这样啊。”

我有点烦了：“就算你觉得不合适，那你也想想小莉吧，她不是怀孕了吗？”

“没有，她骗我的。就是为了不让我开书店。”

我一时语塞，没敢问下去，但大概也能猜出来。

我看着眼前的阿仁，始终还是在那个高三下学期使劲敲厕所门告诉我，他要休学出去闯一闯的阿仁，无非头发更短白，身材更走样，眼神更坚定。仅此而已。

------

此后，阿仁几乎销声匿迹——宵夜不出现，酒局也一概不到场，大家都颇为奇怪。

陆陆续续的，我听人说阿仁转行做了微商，又听人说在农贸市场看到过他的车，更有人爆料，说阿仁半夜打电话借钱……每次聚会，大家总要提一提阿仁，仿佛他是个历久弥新的话头。

只是没想到，阿仁父母会再次上门找我。我远远地就认出了他们，阿仁父亲头发花白，像雪一样显眼，提着一袋水果，步履踉跄。我本能地后退一步，再想想，还是算了。我邀他们进门，寒暄一会儿后，最后还是阿仁母亲开了口。

“我说小谭，之前麻烦你的事情，一直没能好好谢谢你。”接着递过来一封红包，“这是叔叔阿姨的一点心意。”

我一头雾水，忙把红包推回去，问为什么要给我红包。

“叔叔阿姨知道你人好，辛辛苦苦帮阿仁找工作，结果他一句无聊就辞职了，真是任性！这些天，他把自己困在房间里，只有吃饭、收快递的时候才出门，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忙什么，也不跟我们说话。没几天，又开始早出晚归，两天都见不了一次面！阿仁的白头发越来越多，我看着也心疼，有什么能比稳定工作重要呢？叔叔阿姨想再麻烦你一次，帮帮他吧！”

我心下感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还是婉拒了阿仁父母的要求，理由很简单：阿仁的心不在这，他和故乡有一道鸿沟。

有时候我会想，阿仁代表了一种价值观，而在家乡的我们，则有自己的活法。两者粗暴蹂躏在一起，结果无非是谁先被谁同化。

6

再次见到阿仁，是在今年5月中旬女儿的满月酒席上，我邀请了所有的老同学。

阿仁早早来了，依旧是一身正装，比上次更精神，肚子也见长不少。我忙前忙后，一直没机会跟他细聊。好在他那一桌喝得兴起，久久不肯散席，我这才跟他搭上话。

“瞎忙！嘿嘿，我开了一家培训公司，刚刚起步，生意还可以。”阿仁语气轻快，“专门为那些中层开的课，讲人员管理跟团队建设的，学费比市场价贵，上课也偷偷摸摸——新公司嘛，证不齐——不过没关系，前期口碑宣传做得足，来的人很多。”

我这才发现他身边还坐着一位打扮出众、面容姣好的女孩，看起来才20岁出头的样子。我给阿仁打了一个暧昧的眼色，但他并没有理会我，而是继续说道：“当时，跟你聊完第二天，我就去找了郭工。本来以为会很难开口，其实一点也不。他似乎早有准备，直接挥挥手就让我第二天不用来了。这倒好，省了我不少事。”

“你辞职的时候就想好后路了吗？”

“没有，当时还没打算，也不管什么后路不后路的，反正没到绝路，慢慢找吧。我又歇了半个月。后来，我听到家里人抱怨，说现在想买点进口的好东西很不容易，我就想，能不能自己搭条渠道？然后我就去找供应商，又跟快递签了份短期合同。我本来不打算囤货的，但后来想想多少也得备一些，于是就找人借了两万买货，塞满了半个房间。起初勉强收支平衡，后来就不行了。由头到尾，亏了1万多点，这算好的了。”

说到这里，阿仁停下来跟我碰杯。他似乎并不愿意提及这些失败的经历，几乎是喝一口酒吐一段话。

“我是坐惯了办公室的人，开滴滴嘛，补贴也不高了，一来一回也赚不了钱，主要还是拉不下面子。爸妈叫我进学校，他们搭路，先干一些杂活，再等机会见缝插针，我不乐意。后来有位朋友说公司有任务，叫我去听课，顶个人头，我讹了他一顿饭就过去了。”

阿仁参加的是一个所谓的“创业签约会”，会场坐了四五百个中老年人。他一到现场就知道，这个讲座肯定没那么简单。

“果不然，开始没谈什么干货，就是举例子列数据，让你觉得生命无常，‘逝者已矣，痛苦的是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为家人多做一些事。什么事？买保险。’没错，讲师就是这么会说话，听得我都动心了。”

接着讲师列举了10多款市场同类产品，逐个批判，完了又推自己的新产品，之后是正式发售。会场内部卖这个价，半个小时后提价30%，再推向市场。

“哇，那一刻，整个会场都沸腾了。我身边的大叔大妈几乎都是边拍桌子边认购，拿刷卡机的小伙子走慢了还会被他们数落。有位大妈一口气刷了10来万，我被这阵势吓得说不出话。”

之后，讲师重新上台，说要跟大家谈一谈理想。什么是理想，他说很简单，就是“成功”二字。他握着拳头，激动地对着听众大喊，不要被年龄限制你成功的脚步！并说公司现在有一个发光计划，“诚邀不再年轻的各位投身金融事业”。

如果说前面的抢购，大叔大妈们表现得只是很热情，那么现在就是热血了。特别是最后讲师呼吁大家，紧握拳头，大声问问自己敢不敢的时候，整个讲座就变成一个誓师大会。

“我滴乖乖，当晚我就失眠了，这讲座给了我太多启发。突然间我就想到之后该做些什么了——我可以教人如何成功，哪怕我自己和成功二字不搭边。”

之后，阿仁找到两位做过培训班的朋友取经，劝服了其中一个，一起在旧城区的一个居民楼里开班。他费尽心思把自己包装成战绩辉煌的讲师，再用老一辈的口耳相传，效果非常好。

“我现在觉得，教育行业得讲一个‘信’字。学员信任你是一个，最重要的还是要相信自己。前期，我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全在备课和说服自己。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会对着镜子说‘你一定行，这不是在骗人，这是在帮忙他们’，然后再准备教材。后来习惯了，就轻松多了。”

说到这，他停了下来。我也意识到这话题该到此结束了，便又多嘴问了小莉的事，他放下筷子，淡淡说：“分了。”

“你说小莉才25岁，就觉得自己很老了，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可我以前在广州交的女朋友，每一个都不愿意结婚。以前都是我提起结婚，现在倒被逼婚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我说：“很正常，谁都不愿意浪费青春。”

“青春是自己经营的啊，说得好像准备全部托付在我身上，压力太大了。最气人的，上次跟你说过，就在我正准备开书店的时候，她骗我怀孕。不过现在看来，也许她是对的，这个城市没人看书，也没人在乎书……但我还是没办法接受，她要的太多了。”

“每个女人都差不多吧”

“那我再等一等，现在公司要紧。”

阿仁笑着碰杯，再次祝福我，我也祝他马到功成。当晚他是最后一个离席的人，很难得，我们喝得非常尽兴，尤其是阿仁，红光满面。散场时，那个女孩开车过来把阿仁接走了。

临末，他半个身子探出车窗，用力挥手：“再见，改天再聚。”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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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一 鹿

人生苦短，好好吃饭

源济

回了东北小城，她才是相亲鄙视链的底端丨人间

Original 荒木 人间theLivings  2019-10-10

在这里，相亲时彼此谈到“条件”，总会被具象为各种“身份”——如果没有“公务员”“事业编”“中石油”“中海油”“电业局”“烟草公司”这样“高大上”的标签，无论男女，在相亲市场上就是被鄙视的对象。

配图 |《早子小姐单身中》剧照

1

莎士比亚说：“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姜晓雪对我说，那天，自己在“绿丝”咖啡馆里结束了又一次相亲、推门走出来的时候，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绿丝”算是鹤岗这座边境小城不多的“能拿得出手”的连锁咖啡馆，坐落在本地最大的购物中心“时代广场”右侧，另一个姜晓雪能叫得上名来的咖啡馆，是位于鹤伊公路13公里处的“慢咖啡”，不开车的话，想要去那里十分费劲。

在“绿丝”没有开起来之前，这座小城青年们的相亲地点大多集中在市中心转盘道路旁的肯德基，另外一些不讲究“品味”的男人，干脆直接约在傍晚的东北菜馆，边吃边聊。觉得合适，就趁着夜色送姑娘回家，路上“进一步了解”；觉得不合适，直接一拍两散，再不相见。

“绿丝”开业后之后，那些从外地回乡的鹤岗青年，以及来到鹤岗的外地青年，便将相亲主战场转移到了这里。

姜晓雪对于这个咖啡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花花绿绿的色彩搭配，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旧旧的小摆件，以及那些放置在书架上“故作文艺”的图书，无非都只是相亲的背景而已。她的目的很明确：要在这样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环境里，以机敏的眼光找到那个不知道会从何处到来的灵魂伴侣。

从2016年咖啡馆开业以来，姜晓雪在那个靠近路边窗子的固定座位上，一共“会见”了13位男士，每一次她都会点一杯同样的卡布奇诺，但每一次与她会面的人，却都不是那个她寻找了多年的人。大部分的男士在见面之后就成为陌路，少数几个的成了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

姜晓雪不止一次地问过亲戚朋友同学，是不是她自己的眼光太高，是不是她把爱情憧憬得过于美好，所以才总是在爱情的路上徘徊不前。而她身边的同龄人、尤其是和她一样有过多次相亲经验的朋友，总是告诉她：问题可能并不出在你身上。

这一次，姜晓雪对相亲对象的“社会条件”不够满意——当然，她又强调说，“条件”好坏其实并不是自己选择伴侣的“重要标准”，何况在鹤岗这样一座经济衰颓的边境小城，再好的条件也未必是真正的“好”——更重要的，还是觉得这个男生有点儿磕碜（丑），这一点是她绝对不能忍受的：姜晓雪理想伴侣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人得“能看得下去”，“毕竟是要面对着面过一辈子的人，颜值当然很重要，也不是要有多帅，像李现那么帅是不可能的，但起码得符合我的审美标准”。

这次相亲让姜晓雪很颓，“好像是整个生命的拐点”，现在，身心俱疲的她决定把相亲这件事从自己的人生中抠掉。

2

在没回鹤岗之前，姜晓雪曾经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2012年，大三的她和比自己小一级的师弟走到了一起。校园的爱情大都是纯真热烈却又脆弱，在大学毕业后的第3个月，两个人分手了。

在这个事上，她觉得自己对师弟的亏欠可能更多一些——2013年7月，姜晓雪从沈阳的一个专科学校毕业，但是时运不济，一直没能在沈阳找到合适的工作，直到9月20日，姜晓雪决定“回家”。

姜晓雪视这一天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节点，“永远都会记得”。“有时候感觉事情挺寸的，要是我回去的时候我姐夫没有去世，我也就不会在家里待那么久，要是不在家里待那么久，就肯定会错过编外人员的招考，那我就肯定会跑回沈阳，我们俩也许就不会分手了。”

“回家”这个决定，对于当时的姜晓雪来说，远没有只在异地的校园里求学几年、毕业后就回家的同学们那么轻松愉悦。早在2006年，中考落榜的姜晓雪就来了沈阳，进了一所中专学校。

从边陲小城到东北大都市，生活的跨度不仅绵延在几千公里的距离中，更多的凝聚在命运的淬变之上。沈阳填充了姜晓雪的整个青春岁月，这座城市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绚烂。

姜晓雪对于沈阳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分手之后，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彻底“完犊子”了——不只是爱情的幻灭让她在精神上陷入荒芜，小城生活的枯燥也把她打入了无可逃避的深牢。刚回家时，当她习惯性地打开手机软件想要点份外卖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早已席卷全国的APP却把这座东北小城遗忘了。那一刻，姜晓雪看着手机，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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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把人拴在一个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结婚生子，立业安家。姜晓雪的父亲深谙此道，于是，从姜晓雪参加工作开始，相亲之路就缓缓地在她面前展开了。只是她没想到，这条道路竟然会如此绵延曲折。

姜晓雪人生中的第一次相亲是在12月份，下午4点，天已经黑透了。她坐在肯德基二楼靠窗的位子上看着外面四散的灯光，感觉有些恍惚，人群聚在一起哄闹的声音裹挟在炸鸡和汉堡的味道里，熏得她有点想吐。

对面的男生刚刚从哈尔滨的一所普通大学毕业，考到了市电业局。在垄断国企工作的员工，收入可观，福利丰厚，工作轻松，在鹤岗通常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这个男生理所当然地“趾高气昂”着，半个小时里，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递过来。姜晓雪觉得他像是个“重度话痨”，更令她讨厌的是，他总是在拐弯抹角地打探她的隐私。最后，没了耐心烦的姜晓雪甩出了自己的工资数字，那男生目瞪口呆，她拎着包蹦蹦跳跳地溜走了。

姜晓雪没有说谎，对于不喜欢的男生，也着实没什么说谎的必要——虽然那时她进了市里的机关单位工作，说起来，每日出入的都是“委办局”，结交的都是“体面人”，实际上，都是“花架子”而已，因为她只是“编外人员”，网友口中的“临时工”，待遇只有四险，没有公积金，每月到手的工资，实打实的1100块钱。

本来是个软肋，姜晓雪却意外地发现了它的“妙用”，后来每当遇见让她反感的相亲对象，她就抛出自己的工资收入数字去打击对方的兴趣。

3

“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何选择，就去抛硬币吧，不是因为它能给你正确答案，而是因为在硬币被抛到空中的那一刻，你就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姜晓雪起初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可一旦她想把这个道理套用到自己的相亲时，瞬间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很多时候，生活所给予自己的并不是二选一的选项，而是更加复杂，“当你要面临八选一、十六选一，甚至更多选一的时候，无论怎么把钢镚往天上扔，你也没法弄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凌乱了，茫然了，之前在心中设定的标准在数不清的冲击中，垮掉了”。

在她的认知里，谈恋爱是以感情为出发点，相亲则是以“条件”为开端，虽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结婚，但二者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太一样，或者说，对于相亲，她始终心有不甘。

她不知道究竟自己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稀里糊涂的状态，让她在刚回到鹤岗时对自己在相亲市场中所处的位置缺少明确的认知。那时姜晓雪从没觉得自己处在相亲鄙视链的底端，她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剩男不剩女’的，女人只要不疯不傻，总会嫁出去的，何况我长得也不难看，虽然不是正式公务员，也总归是政府里的人”。

可在2015年，方明的出现，敲碎了她对于自己的想象。

方明是佳木斯人，虽然紧挨着鹤岗，佳木斯却足以算作“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底气，又有“公务员”身份的加持，方明在见面之初就给姜晓雪留下了很高傲的印象——不是不礼貌，而是太礼貌。在聊天时，方明处处都刻意显示出东北男人应具备的“爷们”和“礼数”，这种做派让姜晓雪浑身难受，“他好像一直用眼睛瞟着我，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有浓郁到要爆炸的优越感让我很不爽”。

姜晓雪说自己只是个“临时工”时候，方明的脸上显露出了毫不掩饰的惊诧——虽然只有一瞬，并且很快就被礼貌性的微笑覆盖掉了——可那一瞬，却让姜晓雪第一次切身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尴尬。于是，聊到一半，姜晓雪找了个借口，落荒而逃。

打一参加工作，单位的领导和父亲就时不时劝姜晓雪，“努努力，考个公务员”。可她之前从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直到方明这个略带鄙视的神情出现。

“我告诉我自己，姜晓雪，你不能再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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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回到鹤岗第2个年头，姜晓雪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公务员考试。作为老少边穷地区中的“边”，鹤岗每年都会以比较低的条件对外公开招考职位，所以像姜晓雪这些“专科”出身的人，也依然有机会在这个“十八线小城市”里鱼跃龙门，进入“体制”。

虽然以“小城”为修饰语的“体制”好像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受到追捧，但这却是姜晓雪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除了工作稳定、工资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真正让姜晓雪想要进入“体制”的原因，就是她在相亲过程中受到了太多像方明这样的“鄙视”。

在这里，相亲时彼此谈到“条件”，总会被具象为各种“身份”，如果没有“公务员”“事业编”“中石油”“中海油”“电业局”“烟草公司”这样“高大上”的标签，无论男女，在相亲市场上就是被鄙视的对象。理想中的“爱情”可以超越身份的设定，可一旦落实到“婚姻”上，所有能被超越的东西，就摇身一变成为计较得失的算盘，每个人都在心里拨动着算珠，一阵噼里啪啦过后，“合适”与否，也就彼此心知肚明了。

但通向“体制”的路并不那么平坦，对姜晓雪而言甚至有些过于艰难。“我也想学，可是学不下去”，每次摊开复习资料，她就会觉得很无聊，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那些图形什么的好像鬼画符，我怎么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规律？”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一次又一次考试的失利，姜晓雪又淡然了：“反正学不下去，还不如顺其自然的好。其实后来想想，我也能理解方明，之前我在相亲的时候，也因为对方不是‘体制内’的人而不想见，这可能就应了那句老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4

在所有的季节里，姜晓雪最不喜欢春天。生机盎然或者万物复苏，也抵不过鹤岗颠三倒四的气温变化，刚要融化的土地旋即被冰封，和煦的春风随时被寒流赶跑，这是一个有些混乱的季节，令人厌烦。

2016年春天，姜晓雪的母亲因肺癌恶化离开了人世。送母亲走的那天，天蓝气清，在清晨的悲伤里，她亲眼看着母亲被推进火化炉，不久，一阵青烟飘起，然后默默消散。

这一瞬间，她突然想明白了自己两年半之前为什么会选择回到鹤岗。

姜晓雪之前一直将影响她人生节点选择的因素归结于父亲的保守和自私——比如，从小就对军队充满着向往的她，本来在大三那年已经一只脚踏进部队大门，可远在鹤岗的父亲一通电话，就打消了她的选择；毕业之后，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的她还想在沈阳再“挣扎”一下的时候，也是在鹤岗的父亲一通电话，把她叫回了这个她曾经以为再也不会回来的老家。

但在母亲的葬礼上，姜晓雪却突然意识到，与其说是父亲把她拉回鹤岗，倒不如说是她选择了父亲，或者说，是她自己在“有其他可能的人生”和“孤独地生活在边境小城的父亲”之间，选择了后者。

姜晓雪7岁那年，父母因为感情问题分道扬镳，她被法院判给了父亲。离婚后母亲独自一人南下沈阳打工，此后的9年时间里，父亲是她唯一的依靠，直到初中毕业，她才在母亲的引领下离开鹤岗，走出父亲的庇护。

所以，当她想要去当兵的时候，想要在沈阳闯荡的时候，听见父亲在电话里剩下的唯一一句“回家吧”，心底深处就软了，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遵守。

情感的幽深需要时间去体会，而选择在那个时间回鹤岗，也有很现实的原因。

2013年姜晓雪毕业之前，母亲被确诊为肺癌，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无法在沈阳再给予她照料，父亲便成为了她最后的港湾，“女孩子，不要在外面瞎胡跑，守家在地，安安稳稳的，挺好”。

在母亲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虽然不再有夫妻的名分，但父亲依旧陪伴在她的左右。两年半的时间里，父亲毫无怨言地带着母亲去医院求诊治疗，从母亲住院后的喂汤喂药、端屎端尿，再到后事料理，都是父亲一人操持。姜晓雪在那段本应忙乱不迭的时光里，却感受到了亲情里久违的宁静与坦然，她觉得人生在世，真正重要的东西大抵如此。

在煤矿干了一辈子的父亲没有什么嗜好，就是喜欢下班后就着花生米、小拌菜，抿两口鹤岗本地产的纯粮食酿的散装白酒，图一点短暂的自在。姜晓雪自己也是个“酒腻子”，经常在晚上陪父亲小酌两杯，父女二人东拉西扯，唠唠一天里发生的事儿，然后晕乎乎地睡上一觉。

唠嗑中当然少不了提到相亲的事儿，虽然当初推着她去相亲的是父亲，可他却真的怕姜晓雪自暴自弃，把人生大事草草应付了事，总是嘟囔着，“要遇到真正对你好的才行，这种事儿急不来”。

实际上，姜晓雪暗地里也把父亲的意见当作标准，母亲临终前父亲的倾尽全力，让她开始重新认识了这个男人，并把他当做未来丈夫的模板，“我觉得我应该找个这样的男人，有担当，有情义”。

可似乎越是这样想，她就越不能真正相信相亲的效用，“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重新思考，是不是还要相亲？”她有时相信“姻缘天定”，但又知道不能“画地为牢”——“难不成，爱情真的会突然来敲门？我还是得一个接一个地见”。

5

姜晓雪这些年的相亲范围不可不谓之广泛：从男方的职业上来说，警察，法官，医生，教师，私人老板，工人，应有尽有——特别是警察，她几乎和所有的警种打过交道，缉毒警，刑警，交警，法警，狱警，民警，铁警；从地域上看，鹤岗市区，萝北绥滨两县，宝泉岭农场，甚至于邻近的城市，无一不在她的“网络”之内。

广泛撒网是有了，可那条想要的鱼却始终没有捞出来。如此大面积的“捕捞”，姜晓雪的心气在一点点耗尽，对于另一半的期待越来越低，到后来，有些家人安排的相亲，她直接拒绝见面。可在小城的熟人社会里，很多相亲是由同事、朋友、领导给牵桥搭线撮合的，为了维系人际关系，她实在是没有拒绝的底气，只能“恭敬不如从命”。

在众多的相亲对象中，不是没有人能够撩动姜晓雪的心弦。

2017年5月，鹤岗的春天刚来不久，就又被一阵寒风匆忙赶走，没来得及发芽的叶子重新缩在枝丫里。姜晓雪出了门，坐在“绿丝”靠窗的座位上，将深红色的呢子大衣板正地叠好，放在背后。

坐在她对面的，是朋友介绍的相亲对象，王家河，27岁，铁路警察。

姜晓雪是那种相信一见钟情的人，从进了“绿丝”的门，她的目光就牢牢锁定在了王家河的身上。这个男人肤色很白，跟平时在火车上见到的黝黑的铁路警察不太一样，远远地看去，五官端正，英气逼人，虽然坐着，也能看出来个头很高，姜晓雪心里一暖，向对方微微笑着，优雅地走了过去。

之前，朋友想要告诉她男方的基本信息时，她明确地制止了。她告诉朋友，只要告知见面时间地点就好，其他的一切都等见面后她自己了解，以免丧失“神秘感”。

姜晓雪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她吃过太多“介绍人”的亏。她对于介绍人的信任是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的：同龄的朋友最高；其次是父亲；再往下是领导、同事；最后是各种亲戚。如果男方是隔着好几层关系转着弯儿介绍来的，她一般都是直接回绝——不是对方一定不好，而是几个介绍人在中间传话的过程中，难免会歪曲真相。

之前的一次就是，对方是她“小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小姑没见过，小姑的朋友没见过，小姑的朋友的朋友也没见过，但是经人说，对方1米9的大个头，长相英俊不凡，在市里二院做医生，条件很不错。姜晓雪想，那就先加个微信吧。

微信很快通过了，她第一时间翻对方的朋友圈，看见里面总有一个小胖子的自拍，个头不超过1米75，于是她单刀直入，问对方：这是你吗？对方很爽快地承认：是呀。姜晓雪心想，个头对不上，工作总没问题吧？可聊了一会儿，小伙子说他在医院是做设备维修的。姜晓雪一听，得，维修设备的也穿白大褂，说是医生也没什么问题，不怪他。

于是，姜晓雪开始在相亲时，开始选择什么都不了解就去“单刀赴会”，家人和朋友都觉得她“不正常”，父亲也说她简直就像个没头的苍蝇，胡乱撞。可姜晓雪心里却有着自己的考量：这样做可以尽量地弱化相亲的“仪式感”，要不，即使男方再好，自己也总觉得“差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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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姜晓雪和王家河以不太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恋爱关系。先是姜晓雪单方面提出分手，王家河不同意，跑到姜晓雪的家里大闹一场，发泄完毕后，又哭着喊着说：“姜晓雪，你是个什么东西，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儿，分手凭什么你一个人说了算？！”

姜晓雪只是在旁边冷漠地看着他表演，不为所动。

“分手主要是性格不合，他那个人太大男子主义，说话的方式跟现在《中餐厅》里的黄晓明一样一样的，所有的决定都必须得是他来做，我要做的就是听话。”对于这样一段插曲——姜晓雪甚至不愿意将之称呼为“爱情”——她后来反思：“主要还是当时太草率了，谁能想到那么好看的一张脸下面，竟然藏着那么吓人的性格。”

这是姜晓雪的问题，也是小城里大部分不停相亲的年轻人的共性。他们像处在某种慌乱的急切之中，就像公司的HR（人力资源管理）一样，希望通过快速的信息筛选和组合，立即判断出对方是否合适，如果满意，就赶紧确定关系，开始下一步流程，如果不甚合适，则立刻投入到下一场未知的“匹配”当中，已无悲喜。

6

2019年4月15日，鹤岗房价上了微博热搜，一夜之间，原本默默无名的边陲小城火遍全国。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东北的最东北处，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白菜价”“一万一套”刺激着公众的好奇心，也引发了一连串对于鹤岗经济衰退的讨论。

看到热搜和铺天盖地的新闻，还有外地同学、朋友在微信上的连环追问，姜晓雪第一次有了自己身处在风暴中心的感觉，也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所在的小城。

房价的以讹传讹，很快就被澄清了，但人口流失，又一次被提起。从2001年到2017年，鹤岗市户籍人口减少约10万人，如果算上出市发展的人口，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更多。

人口流失的主力军是年轻人，“一般来说，上了大学之后的年轻人基本不会再考虑回鹤岗发展了，年轻人太少”，这是姜晓雪在经历了多次相亲失败后给自己的一个理由。

周末，她偶尔会在“时代广场”逛街，看着空荡荡的商场，她会瞬间觉得未来无望，不知道自己的另一半究竟在哪个地方“猫着”，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要一个人孤单地走下去。

更多的时候，她会怀念在沈阳的日子，随便走进一个商场，到处都是年轻人的身影，青春洋溢的面孔，新鲜澎湃的活力，她会觉得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在那样的城市里，找对象肯定不是什么难事”。

姜晓雪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有理可循，但是如果研究一下北上广深的婚恋报告，也会发现，人口基数与相亲的成功率没有什么正相关关系，那些在其它领域中行之有效的数据分析，在感情的世界里好像都失了灵。

但不被情绪影响的时候，姜晓雪自己也承认，鹤岗的年轻人也有增多的苗头。近几年，小城提出“金鹤回岗”，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通过政策性的倾斜吸引了一大批鹤岗籍和外省市的大学毕业生，今年春天，鹤岗市公安局发布了《鹤岗市关于2019年度招警优惠政策》，最优条件已经达到了“一车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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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姜晓雪还是决定不再相亲了，“就像挖掉了一个大毒瘤，我觉得浑身轻松”。

她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生活本身：平时在单位上班，有工作要忙，虽然工资依然少得可怜，可至少是一件“正经营生”；下班在家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用手机打麻将游戏，或者跳郑多燕减肥操；周末的时候要么约上二三好友一起去宝泉岭，老头沟，名山等风景区转转，要么逛街，看电影，没有不安，没有焦虑。

然而也会有某个瞬间，会让姜晓雪稍微不舒服一下——她喜欢看偶像剧，无论是什么类型都看，每次看完，都会有些说不清楚的怅惘和失落。剧里那些甜蜜到给她“暴击”的爱情，总是时刻提醒着她单身一人的情境，虽不至于“悲惨”，也总不能违心地安慰自己一个人也挺好。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里，似乎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被世界遗忘，那些新鲜的事物可能来得会稍晚一些，却终究会来。这座偏安于边疆的小城，经济依然低迷，转型之路艰难险阻，但也似乎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恢复肌理：外卖生意逐渐火爆起来，虽然相比其他城市而言价格稍显昂贵，但姜晓雪已经十分满意了；咖啡馆，健身房，电影院，甚至于密室逃脱之类的游戏房也在街巷里冒了出来，尽管只是零星一二，总归聊胜于无。不断归来的年轻人多少带回了些新的思想观念，催生着小城的新气象。

而小城也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让漂浮在空中的人逐渐落地生根，体味到生活的本真。这里是根，是家，总有人深爱着它，眷恋着它，总有人愿意留下，也总有人会回来。只要在这里，就都是在认真且努力地生活，至于是不是会继续下沉，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也没有人去想。

对于目前的人生状态，姜晓雪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如果你承认的话，我觉得这里就是世外桃源”，没有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大城市的兵荒马乱，“在大城市要承受太大的压力，可是鹤岗低房价，低物价，天蓝水清，悠闲自在。更重要的，这里再远，也是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在这儿能够活得舒舒服服，又有什么不好？”

“有一天在路上走着，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有一个想法冲进脑袋里，我才开始觉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相亲，以及找不到（对象）的问题——应该和我在哪个城市没有什么关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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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木

人世荒芜，唯木如此

源济

落户北京，我们用了14年丨人间

Original 栗子 人间theLivings  2019-12-19

最终，成功落户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幸运。赵楠的硕士学历发挥了巨大作用，加了20多分，14年来从未中断的社保，近几年每年超过1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2005年就买下的稳定住宅，都是我们落户成功的核心保证。

配图 |《开往春天的地铁》剧照

1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和赵楠从公司出来走了200米，来到一个叫小雨点的饭馆坐下，赵楠神秘地告诉我：“杨总把咱俩的offer都发过来了，你猜猜工资多少？”

“7000？什么，1万？”看着赵楠伸出的一根手指头，我惊讶不已。

那时候，在南昌的这家国有中型医药集团里，已毕业四五年的我们工资分别是2800和3200元。我们负责SAP系统的实施和运维——这是一套来自德国的昂贵系统，它管理着全集团的生产、库存、销售和财务流程。而在这一年的北京，这个行业的薪资大约是年薪20万左右，如果成为资深实施顾问或项目经理，年薪可以达到40万以上。

晚上，我们约了部门同事去唱歌，丹丹喝着饮料，眯着眼看着我们，跟我咬耳朵：“怎么还没领证就想着跟赵楠跑那么远？”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还真没想过，“就是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无意识行为，哈哈。”

丹丹双手抱拳敬我，“佩服佩服，”接着又狡猾地说，“真不明白你！赵楠的二姨父就是公司的高层领导，你却想跟着他跑到北京的软件公司去。就是要去，好歹先让他二姨父帮忙联系个单位嘛，没有背景，没有根基，在北京好难的。”

“我俩学的都是计算机，去软件公司更能实现价值。也是不想麻烦他二姨父，反正我们自己能找到工作。”

丹丹抿了一口饮料，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感慨地说：“也是，我来公司太晚了，好事都让你们老人们赶上了。你看，95年那次上项目，走了的人现在都成了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天天飞。03年的项目，培养了你们俩。这不，你俩马上就要跳槽了。唉！我怎么不早生两年。”说着，她故作捶胸顿足状。

我鄙夷地瞪她一眼，“你可拉倒吧，要不我跟你换，教你系统实施，把你介绍到北京去？”不等她回答，我又说：“你男朋友都准备好了复式豪宅等你结婚，你哪里看得上去北京住出租房的生活，好好在南昌过吧。”

她朝我吐了一下舌头，没有接话。

丹丹的话，大学上铺的娜娜也跟我说过，不过她也说，“这像你能干出来的事。当年，你个没有经过任何培训的家伙，居然大一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得了个最佳辩手，啧啧。”娜娜说的，大概是我身上唯一异于常人的那点冲劲和傻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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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三刚过，我和赵楠启程去了北京。一天大半夜，在北京海淀罗庄西里小区的一个出租房中，我和赵楠正在睡觉，床的一条腿突然断了，我俩一下从床上滑了下来。大半夜的，没法子，我们只能把床垫直接放地板上，继续睡觉。

这种睡觉方式一直持续到7月，北京最闷热的季节，我们又跳槽去了一家咨询公司，也换了住处，租到了朝阳区的鑫兆丽园。赵楠出差半年，老妈老爸不放心，过来陪我。

有天，我正在客户公司忙着做压力测试，老妈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打过来，向我抱怨屋子里太热，就是个蒸笼。我知道她有高血压，又处于更年期，看着落地窗外晃眼的阳光，我能理解她的感受。挂了电话后打给房东，房东死活不让打洞装空调。我向老妈解释，可她还是忍不住抱怨，偌大的集中办公区里，我讲电话的声音格外刺耳。可我这个测试需要一直盯着屏幕，我低着头，对着电话求饶：“老妈啊，回去再说行不行，我这工作呢，人家都看着呢。”

后来我把这事说给赵楠听，他默默地说：“租房总是会受很多限制的，那我们就努力买房吧。”比起操心户口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有个自己的家，才是我们的追求。

2

2005年的北京，IT项目太多了，多到可以让我们挑。

我和赵楠被外派去了联想的一个长期大项目，分属不同团队。在最紧张的上线阶段，项目组实行7*24小时制，我俩每天只有两个时刻能感受一下温情——上下班的出租车里。北京堵车严重，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我俩手握着手，闭着眼养神。这种没有娱乐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终于，付出有了回报。

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开始“起飞”，那年年底，我们以将近6000元/平的价格在出租房北边隔条街的北苑家园买了套100平的两居室。有了房子，2006年我们结婚了——请了两天假回老家办证，连酒席都没有办，婚纱照也没拍，回来就又上了外地项目，连房子的后续装修都是我父母在盯。

这样的日子转眼到了2012年，这年除夕，因为项目组要求随时响应，我们没有回南昌过年，两家父母也都来北京一起团聚。客厅里洋溢着满满的节日气氛，刚满3岁的孩子看见人这么多，开心得不得了。

年夜饭席间，双方父母又提起了老话题：户口，可我们依然满不在乎。

来北京后，我们一直将档案放在老家的人才市场，每年交一两百元的档案管理费，再后来，政府将这项收费也取消了。档案就这么在老家放了7年，虽然我和赵楠换过几家公司，工资也越来越高，但没有任何单位需要我们调档。因为这些公司都有个共同点，要么没有进京指标，要么指标极少，我们根本排不上队。而且，我们也压根不想去体制内的单位。

连孩子都没让我们对户口产生急切感。2009年我怀孕后，赵楠为了去医院接送方便，买了车，那时还没有限购。虽然没有生育险，但是公司的商业保险还是将我顺产的5000多元全给报销了。孩子3岁时，进不了公立园，就去了私立园，每月也就比公立园多交1000多元——有没有户口对我们根本没有影响——父母笑着听完，看我们那么自信，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考虑着要不再买套房子，这样人多的时候住起来宽松些，过完年，我们就又在北苑家园往北一点的小区买了一套小房子，只有“一碗热汤”的距离，我的父母搬了进去。工作日时，他们帮着接送孩子、做饭。当公婆想孙女时，就从南昌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这种其乐融融的生活，再没有什么可让我忧心的。那时候，我们都认定自己就是北京人了。

3

等孩子上幼儿园小班时，我们开始关注小学。一研究才知道，原来孩子上学是北漂最难过的关。

为了从家门口很不理想的学校择校去海淀区，必须买房。看了3个月，才终于在羊坊店学区买下一套老破小。虽然花光了多年积蓄、还背上30年负债，但孩子上学就算有着落了。拿到房产证后，我在朋友圈发了发感慨。一位朋友评论：“万里长征才完成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搞定户口了吧，为高考做准备哟。”我这才猛然意识到，户口才是那个跨不过去的终极大BOSS。

之前的八九年，忙着工作、忙着生养孩子、忙着买房，却忘了这最要命的一道坎。可是，户口之路该怎么走？我毫无头绪，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和赵楠开始为户口的事到处打听，可结果却不尽人意，最直接的几种方式都行不通。公司没有进京指标，人才引进的“千人计划”要求太高，我俩踮起脚尖也差太多。那位评论我的朋友说：“我找北京人做老婆就是为了不用操心户口，目的很明确吧。”我以前还暗暗嘲笑过他过于功利。可是如今，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我把这条独特的户口之路告诉赵楠，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难不成你还想效仿啊？”

每条路都被否定后，我们只能继续做“外地人”。

原本在我们看来，排除掉高考，所谓的本地人和外地人，这其中的界线挺模糊。但是，往后生活中逐渐有一些事，改变了我们的这种看法。

比如我这个资深北漂最惨的一次被妖魔化，是来自于我的堂哥大北。

大北当年去了东莞进入事业单位工作，这次来北京参加培训，我父母得知后主动打电话联系他，没想到，大北竟然鄙夷地问我父母，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会想到跟着我来北京当北漂？还说，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在这个年纪还“漂”着的——我这时才体会到，北漂这个标签的重量。

我心里堵得慌，自己当然没差到大北所说的那个地步。可是，找以前的同学聊天，一溜聊下来，就更郁闷了。

在我的中学、大学同学里，几乎没有直到现在还在为户口奋斗的人。留在北京的，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国企央企员工，毕业时就都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有我傻乎乎地抛弃老家的一切，跑来当北漂。那一年正好是大学毕业15年，起初我还是那场聚会的积极号召者，但最后，实在是没有心思参加了。

丹丹的电话来得及时，一通天南海北地聊天后，她问我后不后悔来北京，我一股脑地把心中的怨气抛给了她：“我不后悔，后悔的是没有早点重视户口。以前觉得户口没有什么用，自从孩子上幼儿园，各种不顺心不顺利的事就跟魔咒一样，层出不穷。你知道吗？前天有个同事告诉我，在2005年，也就是我刚来北京那会儿，户口只要几万元就有办法搞定，我听了悔得肠子都青了！”

丹丹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对我说：“小微，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佩服你和赵楠的原因。你俩敢抛弃家乡那么好的条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已经很让我羡慕了。放心，你们的户口肯定能解决的。”

4

2013年，我们已经在北京扎根8年。赵楠升为高级经理，手下十几个人。虽然还是高级打工仔，但待遇比之前高出不少，当然，也更忙了。

我们搬到了海淀的学区房，在如今足够的经济条件下，为了更好顾家，我辞去了五百强外企的工作，做起全职妈妈。

就像当初为房子奋斗一样，我和赵楠又一次为户口奋斗起来。这一年，我们决定双双开始考研，希望毕业后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入职到有户口指标的单位。

赵楠想考MBA，而我想考教育学，这也是有了孩子后的梦想。不过，教育学与我的本科专业计算机差别实在太大，我一直没能适应这种纯文科的复习思路，连考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好在赵楠那边进展不错，当年就考上了。

赵楠白天在公司工作，晚上和周末在学校读书，不过这还不是最煎熬的日子，写毕业论文时，他最初的研究选题被导师毙了，只好另找一个，那时正值公司上项目，他白天折腾项目，晚上熬夜改论文，连轴转地都快撑不住了。好在他的选题与工作紧密相关，研究数据来源很丰富，最终，2015年，赵楠通过答辩，顺利毕业。

照理说，赵楠应该从1月份就开始边改论文边着手找单位了，毕竟中央部委单位针对应届生的招聘工作一般从这时开始，可是我看他从年初一直到毕业，这几个月都不太说话，更没听他说起找工作的事，问起来，赵楠长叹一口气，“我已经投了无数份简历到北京市、中央部委的单位，但就是没有一点回音啊。”

我想不通。

“当初考研时我也是想搏一把，其实进部委单位哪有那么简单，咱们毕竟没有这方面人脉。别的不说，就我的年龄，根本没什么竞争力啊。”

我发了会儿呆，突然有种顿悟的感觉：“我现在明白了，没有根基，就真的是在漂泊。北漂这个称号还真贴切啊。”

落户受挫，可以从职场找补，赵楠开始着手跳槽。2016年3月，戴姆勒公司给他发了offer，年薪比之前高出十几万，但最终他却没有去——再过一个多月后，孩子就幼升小了，他担心离职期间会影响到工作居住证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孩子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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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孩子睡后刷电影，是我俩多年的习惯。这天深夜，看着电影，赵楠突然蹦出一句和剧情不沾边的话：“你说，要是我们回南昌，是不是能过得很爽？”说完，他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是压力太大了，开个玩笑疏解一下。于是我假装认真地说：“可以啊，你去哪我和孩子就去哪呗。南昌的生活是不错，你看你大舅，同样花300万，买的可是地上3层地下1层的大别墅。你再看看我们用300万买的这老破小，差距啊。”

赵楠哈哈大笑，“此时你应该极力劝阻我才符合逻辑吧？咱们在北京折腾了整10年，难道你舍得放弃吗？”

我认真地说：“舍不得，当然舍不得，但是我不想看到你的压力大到压垮你的地步，不想你因为这个而不快乐。如果要用快乐换户口，那我不干。”

赵楠乐了，“放心，你老公我还没那么脆弱，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说着，他搂住了我。

5

分析了赵楠毕业后落户失利的原因，我咨询了在北京中央部委单位工作的高中同学大倪。她告诉我，要是早几年找她很可能就成功了，那时候他们单位正好需要赵楠和我这个专业的应届硕士，而且工作经验丰富。但是，现在进京指标一年比一年少，未来的事情不好说。

尽管如此，大倪的话还是让我再次萌生了考研的想法。有大倪这个朋友，我能更准确地获得她单位的招聘情况，即使最后我落户失败，但提升了学历，没有坏处。下定决心后，我也报名了MBA。虽然离开工作岗位已有3年，但凭借着以前的底子，和1个多月的刻苦复习，我当年就考上了，成为了一名37岁的2016届MBA在读研究生。

考研成功后，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同学，都感叹我大龄考研的故事太励志，纷纷祝贺我。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分身乏术和疲累。我报的是脱产班，课程排满了每一天的白天晚上，包括周末。好在我的父母全力支持，和我们一起挤在60平不到的小房子里，帮忙照看孩子、料理家务。

也是在那一年4月，北京积分落户政策正式出台，我和赵楠都符合基本条件。虽然细则还没有公布，但已给了无数北漂希望之光。9月，孩子凭赵楠的工作居住证入学成功，幼升小的成功，又给我们打了一管强心针。

一切似乎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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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等到2017年底，北京开始大力整治群租房，同一栋楼的几个群租房在一夜之间被拆光，住在里面的快递小哥、餐厅服务员全部回了老家。

2018年初，离我研究生毕业还有5个多月，大倪一脸沉重地告诉我，今年她们单位的进京指标被压缩了17%，是压缩最多的一年。其他部委单位也是如此。虽然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同时，北京积分落户的细则一直没有出台，光有政策没有细则，就是白搭，300多人的2016级研究生微信群里一片哀鸣。

和赵楠当年一样，我也过上了边投简历边熬论文的日子。直到4月份，积分落户细则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这么有诚意的政策，让我们有些不敢相信。那段时间，大家都热衷于算分，但算来算去心里还是没底。各种消息一时满天飞，说一些公司发内部邮件，要求预估分在100以下的员工不要提交申请，赵楠的估分是90多，他没有什么信心。当年信心满满闯北京的他，经过这么多年的北漂生活，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而从年初到7月，一直没有任何单位回复我的简历邮件，我的毕业落户之门也就逐渐关上了。虽然有些难过，但我不后悔，在户口这件事情上，只有竭尽全力，才能不留遗憾。等最终毕业后，我才终于有时间仔细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白头发多了，皮肤更黑了，身材走样了，青春真的已经逐渐离我而去。

6

当拿到北京户口的难度达到顶峰后，天津落户的机会开始被重视。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有城际高铁，教育资源也很不错，赵楠的想法是全家搬去天津，曲线救国。

在我读研的那两年里，赵楠也没闲着，他在找天津人才中心咨询集体户口的事。在派遣证两年的有效期内，他成功落户天津，虽然只是集体户，但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在天津买房，就能落为正式户口。实际上，我俩已经基本放弃了落户北京，毕竟北京的优秀人才实在太多了，自己绝不会是那幸运的一个。于是，开始一心一意投奔天津。

为了尽快适应这座城市，我恶补了天津的历史，并开始了天津游计划。给全家都买了一张天津的公交地铁卡，去了五大道、小白楼、静园，还逛了意大利风情街、南京路大悦城和恒隆广场。晚上，我站在天津站外，看着海河夜景，内心已经喜欢上了它。我还准备把这次天津之旅写出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梳理今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其实，不只是我们，自从4月北京积分落户细则出台后，天津紧接着在5月正式发布海河英才计划，大批人才开始涌入天津。据说，落户申请APP开放的当天，就有30万人提交了申请，这种火爆让我焦虑起来——天津房子要不要现在就入手？孩子明年就上四年级了，转不转学就看这一年了。但是现在买，全家又要再次回到解放前。我犹豫不决。

虽然天津政府很快又出台了政策补丁，限制过多人口涌入天津，但我还是担心房价被炒高，那段时间，网上“高考移民”的骂声不断，我问赵楠怎么看待这种标签。他笑笑，问我：“假如在孩子的高考报名资格和网上名声两者间选择，你会怎么选？”我会心一笑，没再说什么。

何时买天津房子这事，一直纠结到孩子放暑假，我受不了了，终于说服赵楠尽快看房。

2018年9月，我们以最快速度，在和平区，全款166万买下一个30多平米的老破小三流学区房。之所以选择三流学区，是因为转学到天津的孩子只能由学区统一分配学校，买一流学区没有意义，只要学区里没有特别差的中学，小升初的时候还是有机会进入好中学的。

中介对我们这种北京客户见多了，提供了不少转学和换房建议，说最近不少北京客户来看房，大都和我们一样，先买一个最便宜的小房子落户，等以后搬到了天津再换房。他还告诉我们，以后换房时，最好不要选择和平区，河西河东和南开都不错，房价便宜，有不少大户型可选。

赵楠在中介店里交谈时，我带孩子到外面的小店买了一块天津名小吃“熟梨糕”，看着孩子甜甜地吃着，我对天津又增加了一丝亲切感，似乎北京马上就要离我远去了。

7

随着天津房子的交易流程进行到尾声，我彻底放下心来。

大概过了一周，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我正在家里对着电脑敲一篇新的天津旅游故事，在公司上班的赵楠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天津房子好像白折腾了！”

我惊呆了，大脑瞬间不会转了——难道天津政策有变化了？压着咚咚跳动的心脏，我细问赵楠。他发来几个字：“刚刚公布的，2018年北京积分落户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我盯着那条微信，像是看不懂一样，看了好几遍。

终于缓过神来后，我赶紧追问赵楠，要他详详细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老公在我开始折腾天津房子时，就申报了北京2018年的积分落户。但他怕会像当年一样不成功，让我跟着一起心情起落，就没有告诉我。另外，他也是存了侥幸心理，万一第一批就上岸了，还可以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幸运的是，90多分的他达到了分数线，还超过了好几分。

这样的巨大惊喜让我不敢相信，怕他看错，就让他发名单截屏过来。看到他的名字真的出现在“2018年积分落户公示名单”里，我这才彻底放下心来。此时，我只想对他没心没肺地笑，就直接发了一个咧嘴大笑的表情过去，什么都没多说。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爸妈，老爸发来一个大大的赞，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我停下了正在写的故事，盯着电脑屏幕发呆，回忆起这十几年的北漂岁月，越回忆越感慨。只是还没感慨几分钟，心里突然咯噔一下——那套160多万的天津房子，此时已然成了一块烫手山芋？

我马上发消息问赵楠：天津房子还要不要？违约金是多少？赵楠回忆了一下合同条款，说：“比较麻烦，我记得违约金要十几万呢。”

我哭笑不得，老天爷可真会跟我们开玩笑。事后我咨询了中介，那套花光积蓄的天津房子，如果持有不满两年就卖出，光税费就高达十几万。我们考虑着在这两年中，如何尽量发挥它的价值，可是合计来合计去，发现出租更费事：一来，长租公寓公司不接收小面积一居室，如果自己做翻新和租后的维护，对于远在北京的我们来说太折腾。况且以天津的租金收入，实在也不值得折腾。这个烫手山芋只能先抓在手里了。天津的海河英才计划并没有触发房价大涨，按照最近的房价走势，两年后能不亏钱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了，毕竟，我们已为孩子争取到了一张北京高考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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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积分落户的分数线是90.75分，有12万申请者，在6000多个落户成功的人中，90多分的人占了大多数，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幸运。

但成功落户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幸运，赵楠的硕士学历发挥了巨大作用，加了20多分。14年来从未中断的社保，近几年每年超过1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2005年就买下的稳定住宅，都是我们落户成功的核心保证。

我有时会想，当年离开老家选择北上，到底是一种勇气，还是鲁莽。如今人到40了，我和赵楠早已没了当年那股毫不顾忌的冲劲儿，如果时光倒流，现在的自己和14年前的自己相遇，我能说服她来北京吗？

今年，北京有超10万人申报了积分落户，落户规模依然是6000人。也许，这个世界终究不会亏待那些努力奋斗的人；也许，在年轻时，不妨还是可以有一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梦想。

而这段我们一起奋斗的经历，不论最后去了天津，还是留在北京，都是美好的。

（文中人名为化名）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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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子

因为文字而更爱世界，

最大梦想是卖字为生

源济

蛰居在江汉路的50天丨人间

Original 苏怡杰 人间theLivings  2020-03-12

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配图 | VCG

1

请允许我展开这张我出生并生活了29年的城市记忆地图。如今，它已日渐陌生，以至于一两个月前的事情都需尽力回忆。

那时的武汉是金子做的吗？是的，至少记忆是金子一般的。

街上隔着50米就有冒着白气的早点摊，热干面在碗里，豆皮在锅里，酒还在杯里，眼泪还没被吞进肚子里，人们忙着准备过年。

腊鱼腊肉早就过时了，时新的年货是海鲜礼包——手掌大的九节虾、木鱼一样的面包蟹，或是橘红色的大西洋鲷——又被称作“长寿鱼”——附会着讨个好彩头。主妇们笨拙地搜索它们的烹饪方式，鱼身开边蒸，鱼头熬粥——这个城市还没有吃这些的习惯，也算是互联网经济的舶来品。

从小说普通话的孩子们都从世界各地回家了，与此地的打工者和大学生们在机场车站对向擦身而过；从小说武汉话的大人们忙着被迫履行过年这个有些厌倦的义务。

总之，那时的武汉和中国大部分大城市都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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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成都的“安逸”“巴适”、北京的“局气”“老炮儿”、上海的“老克勒”“上只角”——武汉也被贴上了一些极尽刻奇媚俗、且容易得到资本青睐的标签——“江湖”和“码头”。 

可到底什么才是“江湖”和“码头”？是1966年夏天市中心的孙中山铜像下长久摆过的几具武斗死者尸体，还是那些伴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又回城、在八九十年代长久流传的黑话切口？

可能，“江湖”和“码头”就是不好好说话吧。

当一位摩的司机告诉你：“把一块钱。”那意味着他想要十块——90年代，房价还没有拉动经济的重工业城市里，人们尊严消失殆尽，钱都在广州、在温州，然而在这里，却流行这种轻佻，来显得举重若轻；

当一位外地人问早点摊老板，一碗稀饭多少钱，老板说：“一角。”当那农民工连着要上明显超出食量的四五碗，人们就知道他不明白其实“一角”是一元，可以看好戏了，末了还会加上一句：“苕货。”

也可能，“江湖”和“码头”是老城区的游戏机房里混合的烟味冷气，汽水瓶盖已经撬开，你操纵着欧文（90年代的英国足球球星）在屏幕上帽子戏法，却战战兢兢，连欢呼都不敢大声，唯恐搭过来一只手：“小伙子，身上有冇得钱啊？”

后来，老城区连片的棚户区被数家地产商觊觎，以旧城改造的名义被拆掉，统一拍卖，困扰家长老师们数十年的棚户区不良少年难题，就这样被土地财政轻易解决掉了。

老住户都散去城市边缘的还建房里，不会再有少年在街头、游戏厅和奶茶店扎堆。棚户区的原址上，XX国际中心即将开盘，盛惠3万5一平，学校门口也只看得到里三层外三层的送饭家长翘首以盼的脸，哪还有什么“江湖”和“码头”。

等到新媒体大合唱的今天，标签又重新被拿来、被定义、被借用，成了旅游和文创的亮点，忽略掉其中市侩、不讲道理的成分，然后再消费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像小时候的热干面，只放芝麻酱而绝无卤水，外地人觉得干、涩，难以下咽，父母却吃得精神抖擞。

手拿刀叉、渴望奔赴想象中城市发展红利宴席的人，迫不及待地展开了针对武汉和另外一些城市的比较，并得出结论——毋庸置疑，武汉已是最炙手可热的新一线，唯一需要立即调整的是房价，它应当更高、更符合大都市的定位——都是些什么人啊，在此之前好些年，我总这么想。

我和我认识的人，还会去老店吃生烫牛肉，店里有一口人都可以躺进去洗澡的牛骨汤锅，店员轮流往里面加水、加味精、加牛骨，虽然味精日多而牛骨日少，但那锅24小时从未停止过沸腾。没钱的酒鬼会烫一碗牛肝，以前牛肉面3块5，现在十六七——以前比麦当劳便宜，现在比麦当劳贵——也还是得吃。

在我心里，是生烫牛肉而不是别的，才让武汉之所以为武汉。

2

有段时间，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三五次华南海鲜市场。

每年的小龙虾或大闸蟹季，大家都会去临街一排门面采购，和内地的大部分的海鲜市场一样、这里因短斤少两而在市民心中臭名昭著。

背街的巷子是做批发生意的，我几乎光顾过每一家不为人所知的门面，有熟知的摊贩，能靠售卖的海鲜种类猜到老板的籍贯，鮸鱼、大小黄鱼、鲳鱼来自江浙，黄翅、沙尖、泥猛来自闽粤。

我常去一家叫“天飞”的海鲜门市，有上好的地瓜粉、蚵仔、兴化粉和鼓山老酒，老板一家是福州马尾人，善良随和，总在泡茶，常常抹零，已在武汉郊区买房安了家。

另一家常去的店叫“祥芝”，店名源自老板故乡闽南石狮的一个小镇，常能看到刚死的石斑鱼被拣出鱼缸，老板会很不耐烦地摆摆手，“20块拿走！”一副不屑做零售生意的样子。然而就算海边也难有这么便宜的物价，我曾经一次性买过10条，到手时还栩栩如生，恶作剧般地拿去马路菜场铺在地上卖，武汉人根本不认得它，快臭了也没人买。

在淘宝生鲜配送尚不发达的时候，华南海鲜市场的商铺对来自沿海地区、在武汉打拼的人来说，就像胡志明小道或者驼峰航线一样，是能吃到家乡食物的唯一途径。

某条巷子里有卖蛇的，我买过用来煲汤，老板直接戴手套抓，剁掉蛇头斩件。这些蛇都是养殖的，有很成熟的产业链，淘宝上就有卖，四五年前，一条不大的乌梢蛇不过五六十元。

唯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这市场里曾有人当街杀活狗，或是把猫用水淹死然后伪装成兔肉。摊主与记者及附近居民展开了十年之久的拉锯战，宠物保护组织的壮大则是让此事后来不再发生的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公开卖狗肉，如果你说要买，摊主会讳莫如深地拿出一条冰冻的狗腿——说起来，确实是来历不明的食物。

蛇摊旁的巷子尽头，我曾见到过狼崽或者獾一类的动物，不大，关在小铁笼子里，眼睛是亮的，比周遭的鱼类和牛蛙更像活物，我试图捏那很粗的栏杆，摊主一声惊呼：“小心咬手！”这是真正的违禁商品，也是最符合“野味”定义的食材，我只见过一次。

至于吃蝙蝠这件事，从小长到大，我的确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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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舆论焦点集中在海鲜市场，我是支持的，也跟着一起骂：第一，吃野生动物当然不好，应该大力宣传；第二，华南海鲜市场的老板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血腥发家的富豪，和很多人一样隐退，已消失在城市的历史里。

但将病毒的出处归结为武汉人爱吃野味，并给它定义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毫无道理的。武汉人并没有“爱吃野味”的风气，华南海鲜市场也只是一个南方城市再常见不过的、鱼龙混杂的批发市场，谈不上是法外之地。更何况，认为一个因禽流感而禁止活鸡宰杀的城市遍地是野味，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说起来，市区里的确曾有过一个宵夜聚集处被称为“野味一条街”，主打菜其实是烧鸡公，笼子里和公鸡一起关了看起来像野鸡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不过是养殖的珍珠鸡番鸭一类，被用来促销。

大部分顾客都不会点珍珠鸡和番鸭，笼子里极少的几只异类，眼见的活了至少有3个月之久——我上小学时仔细观察过，大部分顾客会点一只公鸡，在路边现杀。来吃的人多以男性为主，做一些相对“社会”的工作，建筑行业、基层政府机关等等。吃野味的幻觉、猎奇、夹杂着吹牛X，混合在一起，就是下酒菜或者壮阳药了。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坏人，也是人生中曾喊过叔叔伯伯的人。

大概10年前，“野味一条街”被取缔了，并不是因为卖野味，而是因为扰民。

3

很多人都忘了封城前几天的武汉长什么样，我也还记得。

促使我戴口罩的理由是家里刚好有朋友寄来的时装口罩，当然，他人的提醒也很重要。

1月12号，朋友约我去图书馆看书，见到他时，他戴着一个标准N95，非常闷人的那种，皮筋跟防毒面具一样勒在后脑勺，看书时也没摘下来。我立刻对自己说——嘿，铺天盖地好大一个傻X——我敢担保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在2020年1月16号之前，在武汉室内戴标准N95口罩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经过的人都会诧异地看他一两眼。

“这个事有点吓人。”他跟我说，“你最好也戴上。”

这么多年来，武汉从来没有因雾霾而季节性戴口罩的传统。这么戴口罩的人要么有病，要么觉得别人有病，反正都是有病。武汉话里称呼这种人还是——“苕货”——苕就是红薯的意思，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在图书馆里一直戴着口罩的人，都会被当作红薯看待。

几天后，对应的是社交软件上广为流传的表情包，“全世界人都认为中国是疫区，全中国人都认为武汉是疫区，而武汉人还在开心地办年货”。一开始，武汉人的确感觉是受到了冒犯的，觉得自己的城市里有病毒是丢人的、是一种侮辱，是他者对自己的抹黑，自己有必要发声澄清，于是多数人选择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说“all is well”，这样的逻辑其实贯穿了整个时代——人对于令自己感到不适的东西总会极力否认。

于是，“码头文化”又一次被提出来了。

可没有哪种文化会热衷于得传染病，或者跟钱过不去。关键是，买口罩要去药店，要行动，而普通市民在封城前接收到的信息，不足以让人行动。

从“有限人传人”到“封城”期间，绝大多数市民都没有收到任何建议、警告和提醒，之前不知道做什么，之后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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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前一天，加州程序员朋友说要给我送些药，美国带回来的。我想了想，回复几个字：“不去，怕死。” 

程序员是元旦回武汉过年的，本来约定一起去吃生烫牛肉面，后来不敢吃了，说喝杯咖啡吧，咖啡也没喝成，仓促下买了大年三十当天回美国的机票，损失7千块。

半夜2点，几个APP同时弹出消息，我转给程序员：“武汉封城了，哈哈哈哈哈。”

他回了句：“X，走不了了？”不作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发来张人在机场的照片，附文：之前的票不要了，马上起飞。

我问机场啥气氛，都跟你一样外逃的？

他说对，欢乐、祥和、末班车、想开酒。

封城前一天，程序员本来已经收拾好行李打算上床，第二天和家人吃完午饭就离开武汉，买的是达美航空武汉转道东京飞洛杉矶的票，这时收到封城信息，整个人都傻了。

会封多久呢？也许要15天？谁也说不准，会不会影响在美国的工作？他敲门把爹妈叫醒，家人大概花了0.5秒钟，就帮他做出了决定——马上走，开车走，重新买机票。

程序员还在翻行李箱做最后清点，楼下汽车已经发动，妈妈坐在车里催他：“小心机场高速封掉。”

出门时街上还没什么异常，和平日年关的凌晨一样，上了机场高速，才发现路上很多的士正往那边赶，程序员买到了8点武汉经停上海飞洛杉矶的机票，买好后一刷新，就发现那班卖光了。

机场看上去人不多，防爆安检还不需要排队，程序员在值机柜台等着。4点到5点的时候，入口处突然热闹起来，程序员的耳朵里传来英语、韩语、日语，各种各样的国际方言都来了；6点，航空公司的人现身，人群一阵骚动，工作人员说：“大家不要担心，10点以前的都可以飞，10点之后的，大家自己去退票吧。”

| 1月23日凌晨的武汉天河机场（作者供图）

机场人很多，也有没戴口罩的，其实并不太安全。但他父母一直不肯走，等到早晨目送他进了安检才离开。他找到一家星巴克吃早餐，旁边一对情侣在看此刻机票价格的涨幅，计算自己节省了多少钱，很开心的样子。

飞机到了上海，气氛立即就不一样了。安检如临大敌，穿上防护服依次给每个人测额温，稍有不对马上带进屋复查，载着警察和医生的巡逻车在大厅来回穿梭，警灯闪烁，程序员躲在星巴克瑟瑟发抖，生怕被人查身份证，他敲了几行代码，根本无心工作，发现邻座的顾客也神情异样，便试探性地问：你是武汉人吗？

那位老哥比他更猛，早上8点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变样，已经买不到武汉出发的机票了，于是开车到了100公里外的黄冈，趁那里高铁站还没封，成功坐高铁到上海搭上了末班机。

直到广播口通知登机，两位准逃犯才放下心来。

落地美国，工作人员说，你需要secondary check——就是俗称的“小黑屋”。程序员从小到大，不管是旅游、留学、还是工作签证，出入美国总有三四十次，还是第一次进这个地方，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小黑屋里不能用手机，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抱歉，你们可能需要多等一会儿，我们的医生在检测另一班国航。”联邦警察说。朋友约定来洛杉矶机场接他，时间差不多到了，程序员着急怎么把进小黑屋的信息告诉朋友。

2个小时后，医生进来用华氏摄氏各测了一遍体温，确认正常，才可以离开机场，给每个人发了张纸，中英双语，要求这些从疫区归来的人回家后自我隔离14天，上面是注意事项，一旦有症状要立刻通知CDC。

警察把手机还给他，上面有一条未读信息：“I gonna a little awkward.（有个事情有点尴尬）”

他问啥，朋友说，同事建议我最好不要来，我帮你租了辆车。

加州程序员开着朋友租的车回到工作的小城，全程戴着口罩，他不想污染这辆车。路上实在太困了，他休息了2次，把每个停车的地方在地图上标记下来，万一自己被感染了，好方便CDC查询。

朋友寄来一大堆零食表示歉意，他吃着这堆零食度过了14天。

4

封城的头一阵儿，我活得像个阁楼上的安妮弗兰克，不敢开窗。有天被太阳照醒，我X，大好春光啊，战战兢兢开了大概50秒，过来个人，吓得我连忙“哐当”一声把窗户砸上。尽管那人带了口罩，但那几天有专家说了，不仅是飞沫传播，还得提防气溶胶。

我看到麻雀和鸽子在平台上散步，家门口窗前的树下住了大约20只麻雀——真是门可罗雀——野鸽子都叼着树枝开始筑巢了，白肚皮的喜鹊在树冠里跳来跳去像猿猴。

| 旧时我家楼下（作者供图）

在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疯狂转发求助微博。有天一位精神病医院的护士联系我，六角亭，很有名——每当武汉人在街上碰到傻X，就会一脸诧异地说：“六角亭的院墙垮了？”

那里院墙自然没垮，患者医生却感染了不少，就安排一个护士值夜班，和十来个病人在一起，任谁也不能不害怕，希望我联系记者舆论监督云云。媒体朋友响应迅速，可那厢又变了主意：“被感染了的同事都没出头呢，还是算了吧。” 

没多久，程序员也给我发来信息，“是我高中同桌，能帮帮忙吗？”

当事人在美国当律师，母亲本来要去陪她过年，因为外公生病，留下来照顾，自己也被感染了，父女二人相继去世，家里只剩外婆一个。外公去世后手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外婆也出现了低热状况，社区只能隔2天去看一下，送点方便面，老人家牙齿不好没法吃，只能喝点汤，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希望能有志愿者送点粥或者汤一类的流食，以及一部操作简单方便老人使用的手机。

程序员说，你认识能办这件事的志愿者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费用，多少都可以。

尽管有些不礼貌，我却开始回忆起往事来。

程序员来自武汉市最好的高中，这个学校的大部分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讽刺的是，他们和我就读的最烂高中仅有一墙之隔，我们的教室正对着他们的操场，于是，各种垃圾时常从窗口无边落木萧萧下。

对方校长找上门来，勒令我们打扫，我们扛着扫帚就像战士扛着枪，磨着洋工，也算是难得的休息时间，老师挺恨铁不成钢：“你们就不是来读书的。” 

扫地的时候，邻校的姑娘们先是茫然地看着我们，搞清楚这些人是来干嘛的之后，就偷偷地笑——她们毕业之后应该大多都会去康涅狄格北卡罗莱纳或者加利福尼亚，往后的人生和我们就相隔太远了。

后来，我常给程序员说起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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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送饭，问题不大，可以把食物放在门口然后敲门，不会有直接接触，手机就有点麻烦了，估计得当面教会她用，要颇费一番工夫。你有医用口罩和护目镜吗？”我问他。说实话，里面是什么情况，开门后会看到什么场景，我真的难以想象。

程序员有些迟疑，说，你尽量别去，医用口罩倒是随时有，在北湖，就是没有护目镜。

我在想自己被感染的可能，但这个的确没法细算概率，心里有个天平，“去”的这一头明显更重。脑子里不是没有闪过念头——如果被传染，害了自己一家怎么办，可只能强迫自己先不去想——93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尝试做什么了，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些什么。

想到这里，我就做出了决定。

“不到万不得已我还是不希望你去，老人的身体可能还是有反应的。”程序员认真地说。

我说你先落实口罩，把情况告诉我：小区封闭了没有？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是什么情况？我得做好心理准备，到了那里，就算不上楼或者进门，总能看到一些情况，根据这些情况再来想办法。

他说好，我马上问。我翻出泳镜塞进裤袋，打算当护目镜用。

10分钟后，程序员回复我一张截图。“通过本科渠道联系到校友，居然在区防疫站工作，刚好有防护服，决定亲自去送饭送手机，太感谢你们了！”附带一个流泪的表情。

我如释重负，胸口在起伏，是混合着紧张和悲伤的强劲肾上腺素。

5

一开始的两三周，我知道许多武汉人打开社交软件，会不断地说：我X，我X，我X，直到刷到某一则求助，会消停下来，说：“我，X……”

那多半是自己亲朋好友的求助，而你在此之前一无所知。

死亡在很多地方都是宿命的，在武汉，以前人们知晓它的方式，是楼下出现的花圈，家属拥有一个可以用乐队把邻居吵醒的破晓黎明。然而，病毒改变了这一切，它兼具生病和意外里最糟糕的部分。 

患者承受可能的死亡，家属承受的是亲人死亡前的被动，当你在网上求助，你就一定得跟人解释些什么。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家老人也中招了，她没有发微博，尽管发病当天就可以做这件事，但她还是决定老老实实等待社区通知，在家隔离。没有床位，第10天，老人晕倒了，她觉得等待决计没有希望了，开始在网上求助，希望能被收治，以及能买到一台制氧机。

我有一台制氧机，但没人能开车送过去，评论最高赞的一条，是建议她自己买制氧原料插在水瓶里自己做制氧机，这位网友说：“养观赏鱼的人人都知道。”我的确佩服他的幽默。

我听了她和社区的电话录音，是没有意义又令人沮丧的来回拉锯，我面前能浮现出这样一张办事员的脸，不特别愤怒，提高声调只是为了掌握主动权，就像拒绝一个申请低保的人或者被扣押车辆的小贩那样。过去，如果不这么做，每个认为自己有资格申请低保的人都会到街道办来拍桌子，但这个办法用在对待肺炎患者求助上则见仁见智。

媒体朋友联系上了同意接收的医院，但需要社区开转诊单，社区表示没有见过转诊单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开，于是只能满世界找一份没有人见过的转诊单。

不管怎样，她发了微博，如实介绍了情况，放了录音，微博被很多大V转发，引起了一些反应——最直接的反应是社区破天荒地主动给她家打电话，说如果因为在网上发的东西影响了上报程序，那么后果自负。

第12天，事情的解决还没有任何希望，她看上去快要放弃了，“我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内容可以用来更新”。

第13天，外公外婆住进医院，她删了微博。

她居住地所在的社区领导不久后因为另一件事情被查处撤职，那是封城20天以后的事了，20天里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发生到我头上之前，我永远都不知道，在巴黎城里的人写不出《巴黎烧了吗》。

6

很快，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生病了，喉咙痛。

我每天都异常敏锐地体会着身体最细微的变化，不断尝试吞咽，看看这一次是否比上次更痛。大口呼吸，感觉心脏也开始隐隐绞痛，隔20分钟量一次体温。更糟糕的是，大腿也开始酸胀，我已经很久没有运动过了。

我不敢跟妈妈说，也不敢跟朋友说。只能独自回想地铁上遇到的，图书馆里遇到的，菜市场里遇到的，碰到我、接触我的每一个人。衣服是否沾染了某个人的唾液，脖子是否感受到某个人的鼻息，他们每一个人的体态、模样、神情，以及所有的一切是否有可能使我染病。

就算这样，我也没有考虑过去医院，我家离定点医院要走1到2小时不等，在那段时间里要在医院排7到10小时队。好朋友妈妈的情况比我更严重，咳嗽感冒很久了，也是自己去药店买奥司他韦——每个人都知道去医院更容易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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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吃的问题。

我家冰柜里的囤货可能比90%的武汉人都多，是我妈年前和邻居团购的冻牛腩，不知道是乌拉圭巴西的僵尸肉，28块5，卤起来缩水，可能牛已经壮烈牺牲3年了。

我一度对这种操作嗤之以鼻——超市里有冷链配送排酸好的鲜牛肉，过年无非涨点价，去图这种便宜，纯属囤积癖和饥民意识。可如今封城令一下，全变了。 

我妈要出门上班，我气得差点把她手机砸了；我冒险出门给朋友和拾荒者送了一趟食物和口罩，我妈也在那儿长吁短叹。总之，大家达成共识——出门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不负责，宁可节约吃点儿，也不买菜。

随着剩余食物缓慢而不可逆转的消耗，我逐渐体会到一些久远的常识：鸡蛋远没有同等体积的肉顶事儿，50个鸡蛋，三口之家人均2个也就吃一个多礼拜，鸡蛋消耗掉一半时，我开始用手把残留在蛋壳膜上的蛋液刮下来。

烹饪技法也值得一番研究。煮鸡蛋不下饭，率先被淘汰，回想健身时将蛋黄扔掉的奢侈岁月，恍若隔世；炒鸡蛋无菜可配，蛋炒饭总不像一餐正经饭；最常吃的是蒸鸡蛋，像蛤蜊炖蛋那样，撒葱花，泼明油，一个蛋能送一碗饭。

后来从上海居民那里吸取了经验：红烧荷包蛋，当大菜烧，放酱油和糖，两个人分一个蛋就能送一碗饭，将蛋的个体单位作用发挥到极致，确实是人家的本事。

吃不到新鲜猪肉，我尝试以腊肉泡水，试图让它恢复活力，味道像小苏打腌过的猪肉，嫩而有层次感，但不能泡太久，有次在冰箱里放了一个礼拜，那味道跟秦始皇开棺差得也不太大。

这使我开始思考父辈们的经历，有次我和我叔叔聊天，问他们小时候牛肉面和现在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叔叔说小时候哪有牛肉面，只有热干面，武汉全市一天都杀不了一头牛，90年代初食堂才开始每天有小荤，一两肉丝，三个人分，比现在山区营养餐水平还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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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吃了十多天泡面，把买不到菜的困境发在微博上，被网友们骂惨了，说她是巨婴，为什么不提前囤菜？

可一个普通南方人家里能有多少余菜？我一度以为北方人均家里都有2吨大白菜呢，专门去问过，北京朋友说，家里没地窖没后院的都不大囤了。

封城以后，并没有出台市民关于是否应该出门买菜、何时出门买菜的指导手册，人们是如此健忘，可能还有人记得一张封城之初流传的图，超市劝说居民不要一次性买太多，以免造成挤兑带来的物价上涨。

如果出门买菜，她就会成为视频里超市门口长队的一部分，人们惊诧武汉人居然这个时候还敢出门，高呼封城的努力都白费了；如果老老实实不出门，就算每天只吃两顿，家里的存量也会很快消耗殆尽，而在网上求助会成为人们口中的“巨婴”。无论作何选择，都有1/2的机会被永远光荣正确的互联网法庭审判。

食物短缺代表的，更多是对未来的预期变差，因为买不到菜饿肚子或者吃泡面，和为了减肥饿一两顿或者工作太忙吃几餐泡面完全不一样。一个月来在城市里发生的事儿，让很多人的安全感成为了奢侈品。

7

等到2月中旬，武汉各小区陆续封闭，没有物业的老居民楼也被用水马封锁出入口。

从消费水平上看，疫区的武汉可能是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40块以下的烟已不存在了，便利店被要求全部关门。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开着的，店主只做有他微信的人的生意，于是店主的微信就成了抢手货。

凌晨，一袋袋香烟饮料罐头方便面越过墙来，被从铁栅栏的一端递到另一侧，豆豉鲮鱼平常12，现在22，不能怪店主囤积居奇，他也进不到新货了，房租可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

商品名也体现修辞的艺术，猪肉高达81元/斤，美名其曰“黑猪肉”，普通鸡蛋也变成了“散养土鸡蛋”，网友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扬着小脸踊跃举手：“坐标上海，我们这里黑猪肉也要80一斤。”“对啊对啊，我们这边平常还吃不到黑猪肉呢。”至于普通的猪肉，那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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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购物困难，外地的朋友寄东西进来也只能靠动脑筋或者碰运气。

“您能卖给我一个‘片仔癀’的盒子吗？”一天，陈大狒对药店的工作人员说。

对方没听明白：“盒子？”

对于有湖北朋友的漳州人来说，2月底最紧俏的物资，就是和片仔癀有关的包装了，盒子、箱子，甚至袋子，相当于往湖北寄东西的凭证。陈大狒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疫情开始后，许多朋友都被困在家中，缺衣少食，甚至没有洗发水、卫生纸和洗面奶。

起初，顺丰规定只能往湖北地区寄口罩，但捎带食品和生活物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部分时候，“口罩”成了掩护；后来规定更改成只能寄药品，并且必须是本地中药上市公司片仔癀旗下的药品。

可当她费尽心思搞到片仔癀的包装盒之后，县城的快递员又说什么都不让寄了，到漳州市区才能寄出去。

| 城市街区被水马封锁（作者供图）

标志混乱时刻结束的符号，是社区喇叭播放内容终于从“根据国家传染病法规，本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变成了“居民同志们赶紧下楼买菜，有鱼肉供应”。大概十天半个月会供应一次，得用最快速度跑下楼，每人限购2斤猪肉、2条鱼、60个蛋、猪肉50一斤、3斤半左右的草鱼40块，大概比平时贵一倍，但和网上流传的匪夷所思的价格相比，已经很便宜了。

很快排队的长度就超过了两个路口，大家都比较客气，没人插队，有人发现自己忘了带钱想上去拿，前后的人也认，基本维持了间隔2米。老人们互相聊天：“这搞得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菜差不多的。”

第一次，我用足了购买份额，交钱后，工作人员大声喊：“肉还够1个人的啊！”我想，要不要留1斤肉给后面的老人？狠了狠心，还是拿回家吃了——1个月没吃到新鲜肉，实在太想吃了。

第二次，轮到我的时候，荤菜没剩多少了，我只买了1条鱼，把肉和蛋的份额留给别人，又想起互联网法庭里那些对武汉市民为什么不囤够食物的指责，这也许并不是个聪明的选择。

我住在江汉路，传统意义上的武汉市中心，那天买菜时的场景作为社区保障的优秀典型上了湖北新闻，我买菜的境遇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远不是最差的。

尾声

“武汉人”真的是个奇妙的宏大词汇。

有些时候，它是英雄的武汉人，当英雄的武汉人讲述困境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婴。封城50天了，武汉真的没有巨婴，有的只是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和不能买到40块一条的鱼和50块一斤的肉的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常识、同理心和人们的悲欢。

也许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坐在屋子里，面对别人的窘境，敲击键盘——我知道我们只是坐在替补席，迟早有一天会轮到我们上场，但在上场前，我们应当知晓彼此的遭遇，还有，最重要的，活下去。

几天前，加州程序员也买了一车罐头、印度长梗米和藜麦，看起来能吃半年的样子，他说加州搞不好也要爆发，得先囤点粮，然后决定和我一样，再不出门。

我们又一次回忆起高中的往昔，那时我和他并不相识，却发现大家都吃过同一家热干面、喝过同一家奶茶，两所学校放学时间不同，彼此错开，学生们一墙之隔却并不相互了解。我常去对面的巷子抽烟、打牌、谈恋爱、抄作业，或者看有没有扯皮打架的热闹；他只会去马路上的文具店或者报刊亭看有没有安东尼、七堇年的新书，或者和同学一起叽叽喳喳地交流手办。

我说，你们学校的人从来不到对面巷子里去玩。

程序员说，那是他们，我经常去。

我说，类似在那边深入黑人区？

他说，差不多。

那天我们还聊了很多，关于武汉这座城市的记忆、精神、气味，和曾经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有些时候，虽然相隔重洋，却会比一墙之隔的时候更近。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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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怡 杰

90后写作者，酒徒

源济

外出打工26年，他还是忘不了当年的讲台 | 人在城中

Original 耕秋 人间theLivings  2021-04-26

一晃眼，爸爸离开讲台在通化打工已经26年了，他去过的工地几乎遍布通化每一个小区，脑袋堪称“通化的活地图”。他见证了这座城市26年来的变化，却依旧不是这座城市的在籍公民。

配图 | 《山海情》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19

1

1994年春节，已在通化打工一年多的二姨和二姨夫回乡串门，在我家落脚。二姨算衣锦还乡，柔软的皮大衣上挂着厚厚的狐狸毛领，我妈眼睛都看直了。

亲姐妹不藏话，二姨向她透了底：“通化那边认装修，活多价也好，就凭我姐夫的脑袋，几个月就成手了，比在农村肯定是强多了。”

我妈的心彻底活了，二姨他们走后，她就反复唠叨我爸：“你要不去，我就领着孩子自己去。”

彼时，爸爸是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代了10年课，转正的事儿却一拖再拖。每月他领回的工资极少，家里的大部分开销还得靠妈妈上山刨根、采蘑菇补贴。

妈妈不肯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一唠叨就到了正月末，爸爸脸上的不悦越来越深，可还是不吭声，因为他舍不下代课老师的身份和他那厚厚的小说手稿。

一天，妈妈流着泪说：“不行就离婚吧，这日子我过够了。”爸爸又坚持了半年多，还是败给了这句话。

8月，7岁的我跟随父母从“东北大城市”铁岭的一个小山村，举家迁徙到200多公里外的小山城通化。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进城。长长的绿皮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的光线忽明忽暗，我的手在爸爸的手心里出了好几波汗：“爸，天怎么又黑了？我害怕！”

“又进山洞了，坚持一下，几分钟就好。”爸爸的语气里，听不出是什么心情。

妈妈认准的通化，此后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座位于长白山余脉的小山城，四面环山，印象中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它的腹地，都得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

等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看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惊呼：“真好看啊！”

妈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小声警告：“小点儿声，别丢人！”

我不明白人丢在哪儿，有点委屈地噤了声。走出车站，我们迅速被一群拉客的司机围住，我有点害怕，拉紧了爸爸的手。这时，前来接站的二姨夫远远看见我们，他扒拉开人群，冲进来一把抱起我，接连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

之后，我们带着行李穿过一片五六层高的楼群——彼时，这就是我眼里的巨型建筑，然而我们并没有入住高楼，而是在一片平房区停了下来。

那片平房距离火车站非常近，附近有很多铁路家属楼，被当地人称为“老站”。我的新家就在“老站”一处没有灯的胡同里，小小的一间房子，外屋放了一个炉子，内房只有一铺炕。

当晚，简单的行李卷往炕上一铺，我们一家就算在通化落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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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爸爸就跟随二姨夫、老姨夫出工了。在通化，没人再喊他“王老师”，他的新称呼是“王木匠”。隔日，母亲也找到了一份营生——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坊里卖酒。

城里不比农村，妈妈不允许我满街跑，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每天，我扒着窗子往外望，仅能看见铁栏杆外面狭窄的胡同和对面三五间平房的窗子。远处的楼群，一点都瞥不见。屋里没有厕所，我又憋不到妈妈下班，只能在外屋的塑料桶里解决。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个月。

自从到了通化后，爸爸再也没有准点下班过。他每天回家都很晚，浑身是灰，脚很臭。他洗完头就用热毛巾擦擦后背，然后一边泡脚一边吃饭。屋里的灯只有几瓦，很暗，爸爸一边夹菜一边盯着碗边的书。字很小，他看得很慢，饭也吃得慢，还一小口、一小口嘬着杯子里的白酒。妈妈总是不满地催促，可爸爸并不理会她。

爸爸在城里挣的第一份工钱是960块。妈妈数了好几遍，感叹道：“这可比当代课老师多多了！攒个几年，我们就可以在通化买房了，以后就是市里人了！”

爸爸抿着嘴，没有抬头，目光仍在书页上。

隔天晚上，爸爸嘬了一口酒，愣了，说味儿不对，不是自己平时喝的酒。妈妈白了他一眼，说他的嘴比狗鼻子还灵，继而又压低声音说：“我在店里打的，打多少，就往缸里添多少水。”

爸爸的脸一下就变了，拉得老长，让妈妈以后别干这样事儿，然后就将酒杯推向一边，眼睛又回到了书上，妈妈不满地嘟囔了一句：“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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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了冬天，城里得靠烧煤取暖。煤贵，妈妈舍不得用，晚上才生火，屋棚顶和墙壁四角已经生了厚厚的霜，我缩进被子里写作业，手依然冻得发木。

一天晚上，男人们在我家开会，算计着干一件“大事”——离“老站”不远处有一处锅炉房，给附近的楼房供暖的，院子里有很多煤，垒得很高，有的都超过了院墙。二姨夫说：“我借个倒骑驴，趁天黑拉两车（煤），保准没人发现。如果发现了，我一个人扛，不是什么大事儿，最多关个两三天。”

“干！”家族里的其他男人都表了态，只有爸爸不吭声。妈妈见状，不满地说：“你要不去，我就去。”

最终，爸爸还是跟着去了。这次偷煤行动很顺利，他们没有被人发现，爸爸却没有往家里扛回一袋煤——他只干了放哨的活儿，连煤都没摸。

夜里，爸爸躺在炕梢，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棚顶的霜，妈妈声泪俱下地数落他“完犊子了”，我缩在墙角不敢吭声。

突然，爸爸拽被子蒙上脸，声嘶力竭地哭了出来：“可是，我是个老师啊……”

妈妈的声音没了，两行泪挂在她的脸上。

2

进城的第三年，妈妈的买房计划终于提上了日程。当时，她手里握着3万元现金，和爸爸一起把“老站”的二手楼房看了个遍，价比三家、讨价还价、精明地算计着。

然而，就在交定金之前，爸爸收到了奶奶的传呼，说老叔要结婚了。爸爸是家里的长子，13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那时老叔才两岁。

“我不能不管，他得娶媳妇。”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烟头，爸爸低着头，妈妈的眼眶又红又肿。

最终，没交出去的定金成了老叔迎娶婶婶的彩礼。买房计划落空了，妈妈很失落，爸爸为了哄她，我们就从“老站”搬去另一个棚户区住。那个新房子有个院子，屋子大了一倍，窗子也大了一倍，租金亦然。

同年，二姨家和老姨家相继在通化买房，从此告别棚户区，“上了楼”。随之而来的还有“连桥（连襟）三人组”的散伙——我的两个姨夫受不了爸爸“多事儿”，他接连两次把应该到手的钱搞飞了。

第一次“白干”，缘于东家爷俩意见相左。装修的房子是儿子的婚房，但监工督工的是老子。工程干到一半儿，儿子来“视察”，爷俩因吊顶的形状争论起来。老子要圆吊，儿子要方吊，各说各的理，从审美一直吵到风水。二姨夫、老姨夫见状，悄悄摸出门点了根烟，爸爸却在里面看了人家爷俩吵架的全程。最后，他忍无可忍，对着那个儿子一通教育：“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老师怎么教的你？书都白读了！”

等二姨夫和老姨夫闻声跑进来的时候，少东家已经指爸爸的鼻子开骂了：“你个出苦力的，轮到你对我指手画脚了？你算老几啊，你还想教育我？你给我滚出去，这活不用你们干了！”

爸爸气得眼睛通红，还想再教育，却被老姨夫拉出了门外。后来，连儿子带老子，都不接爸爸的电话了，工钱自然一分也没结到。

爸爸在家窝了一周的火，还没少被妈妈数落。好在，姨父他们紧跟着接了一个饭店包工包料的“大活”，妈妈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儿。

饭店等着开业，工期紧张，二姨夫雇了一个不满20岁的力工一起抢活。小伙子刚入行，下料出了错，十余张板子废掉了。按照行规，这料钱铁定得他来赔，二姨夫提出用工钱抵料钱，小伙子眼泪巴巴地默认了，可爸爸偏偏跳了出来：“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这么个扣法，他得干到啥时候？我看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谁家孩子还没犯过错？”

二姨夫盯着爸爸，铁青着脸，一言未发。

“连桥三人组”散伙后，这个小伙子找到爸爸，要拜他为师。爸爸很高兴，大嘴一张，要和徒弟五五分账——当时，行内学徒的工钱极少，有的在出师之前甚至没钱拿——因为这事，爸爸在通化的装修行里得了个“王二五”的名号。妈妈气急败坏地跟我抱怨：“你爸就是个‘正坟不哭，哭乱坟岗’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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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通化的新火车站建成了，仍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建筑翻新了。站顶矗立的时钟指针采用了夜明设计，一时间引起热议，同学们纷纷赶在晚上去站前广场望上一望。老师顺势布置了命题作文《参观通化市火车站》，并告知大家要用这篇作业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

我向爸爸开口求援，正和妈妈冷战的爸爸没有立即表态，第二天，他一个人去火车站参观了一番，回来就写了一篇样稿让我参考。我没有重写，而是直接将爸爸写的稿子交了上去。几个月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作文奖项，收获了同学们羡慕的眼光。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穷”的概念第一次入了我的心。

这年冬天，我带同学回家写作业，第二天的班会上，老师让每个人分享一个故事或者一点心得体会，那个同学哽咽着描述了我家的简陋，最后发表感想：“农村来的孩子真不容易啊，那么穷还那么努力，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

此前，没有住过楼房的我并不知道我家住的棚户区和同学家的楼房区别在哪儿。可这次班会之后，我就莫名成了班里“人穷志远”的典范，老师隔三差五就把我拿出来教育别人。

到了1998年春节，我家却俨然已经成了老家人眼中的“富户”。我们“荣归故里”，妈妈如愿穿上了带毛领的皮大衣，爸爸也穿了一件。

爸妈将在通化路边买的葡萄酒分发给亲戚，说是“通化名酒”。其实，通化出名的那一款“老红梅”葡萄酒不是塑料桶装的，是玻璃瓶装的，一箱6瓶，售价120块。一开始，爸爸想买“老红梅”带回来，妈妈冷着脸说：“你都还没喝过，凭什么给别人买？”于是他们出了店门，在路边花120块买了15桶不知名的酒。

与熟人寒暄中，妈妈的大毛领在寒风中飘起几个层次，配得上她的容貌，村里的女人们看妈妈的眼神，亦如当初妈妈看二姨一样。可没人知道，我在学校里是“穷”的代名词，包括爸妈。

这次回来，妈妈决定将农村的老屋卖掉，她谈好了价，6000块，找担保人按了手印。

除了爸爸的一箱子书，老屋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了自己的小说手稿，已经被老鼠啃得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爸爸低着头，划了一根火柴，把书稿烧了，他嗓子眼里流一句话：“没退路了……”

离开时，一群乡亲送我们至村口，十分不舍地问何时再回来，几个爸爸曾经的学生，眼眶红红地喊他“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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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回到通化的出租屋里，生活又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因多日未生火，自来水管上冻了，爸爸把东西一放，屁股都没落下就去生火。

妈妈坐在炕上，第一件事就是翻兜数卖房款。印象中，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数钱，仿佛数着数着，钞票就能多出几张一样。然而那天，她数完，发现钱少了20张，顿时脸色惨白，又将她的皮大衣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小刀划过的口子，于是她喊住了一直在忙活的爸爸。

妈妈觉得，这钱肯定不是在火车上丢的，应该是被村里的熟人偷了，还把自己见过的人都咂摸了一遍。最终，爸爸说：“别瞎猜了，我拿的。”

妈妈的眼顿时瞪得浑圆，盯着爸爸要拼命，我吓得上下牙一直打颤。可爸爸平静地说：“孙晓峰上大学了，学费拖了一学期都还没交。我好歹教过他一场，他天天喊我老师，我……”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妈妈就怒吼道：“你以为你救世主啊？孙晓峰他家孤儿寡母的，哪辈子能还上这两千块钱？你脑子进水了你敢借他？！”

爸爸低着头，声音极弱：“不是借的，我给他的。”

此话一出，妈妈猛然抓起皮大衣扔到爸爸头上：“老师、老师，人家叫你声‘老师’你就把自己当圣人了！你睁开眼看看自己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她二姨她老姨都‘上楼’了，就咱家还住在这窝棚里，你顾这个顾那个，你怎么不想想我们娘俩？我们就活该跟着你吃苦受冻吗？”

妈妈一边说一边哭，眼泪比爸爸刚缓开的自来水流得更顺畅。

3

2000年，我小学毕业了，我们住的棚户区也拆迁了，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了一整个夏天，很多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我家窗前的视野一下子就敞亮了起来。

这时候，3万块钱已经买不到二手旧楼房了，但近在咫尺的拆迁让妈妈看到了希望，她找房东几番谈判，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买下了这套我们租了好几年的平房。

爸爸在通化装修行业已是小有名气的木匠，有了自己的家，他将浑身的本事都拿了出来，把平房彻底地装修了一遍。

我在“新家”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平整的地板、洁白的马桶、宽敞的客厅以及我的独立卧室……这一切跟二姨、老姨家的楼房并无差别。唯有厨房里的火炉子，还是旧时的样子，看起来与“新家”格格不入。

院子也被爸爸收拾了一番，全都铺上了地砖，还架了一组葡萄架，弄了石桌石凳，甚至准备了象棋。爸爸对我说：“周末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带几个同学回来杀几盘。”而我自那次带同学回来做作业之后，就再没带过任何一个同学回过家。

经爸爸这么一捯饬，我家俨然成了棚户区里的“豪宅”。妈妈脸上有光，总是说，如果动迁，我家肯定拿的补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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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了初中后，成绩一路开挂，班主任对我极好，爸爸很感激老师对我的栽培，于是亲手做了根磨得极为光滑的木质教鞭，让我送给老师。

我握着教鞭出了门，心里却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我没忍心告诉爸爸，如今的老师都用多媒体教学了，已经没人用教鞭。那根教鞭终究没能跟我进校园，我也不好将它藏在家里，只得无奈地扔进了垃圾桶。

在通化生活的第十年，二姨家盘下了一个铝合金加工厂，转行干门窗加工。二姨夫从老家雇来十余个年轻“学徒”，用低价的劳动力成本拉大了利润空间，当年他家就换了大房子。

姥姥姥爷也从农村来到通化，在二姨的厂子里负责看房、做饭。姥爷嗜酒，3个女婿中唯一能陪酒的就是爸爸。那时候，家人们已经舍得开上一箱“老红梅”了，但姥爷却不喜欢这红色的东西，只对白的感兴趣。

赶上过节，全家十几口人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做一桌子的菜。爸爸陪姥爷开一瓶“竹叶青”，姥爷喝到兴头上，起身走下桌，来了一段二人转。爸爸应和着喊上了几嗓，调却跑到了铁岭老家，逗得一屋子人前仰后合。

然而，这跑调的曲子不知道触到了姥爷的哪个神经，他立在爸爸写的一幅字面前，斜眼瞥着爸爸，冷言冷语地问：“这你写的字啊？”

爸爸完全没看出姥爷脸色有变，有点卖弄似地回应：“一半是右手写的，一半是左手写的。”

爸爸的书法的确好，早年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干农活伤了右手手腕，便用左手写了一个月的板书，也练就了左右手写字看不出差异的本事。还在农村时，每逢过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求爸爸写春联。他有点儿小骄傲，等着姥爷夸，哪成想姥爷调门儿又起，二人转换了词：“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那一晚，我记不清爸爸是如何化解的尴尬，也忘了最后是如何散的场。我只记得人走后，爸爸将挂在墙上的那幅字撤下来，拆了框子后，撕得粉碎……

多年后，我问过妈妈，当初喜欢爸爸什么。妈妈坦言，说那时觉得爸爸有文化，有种谦谦君子的感觉，姥爷当年也很欣赏他这点。

但离开讲台后，“有文化”在出苦力的打工市场里又有几分用处呢？随着二姨家、老姨家的“越过越有”，住在棚户区的爸爸逐渐不再被姥爷欣赏，甚至还被瞧不起。姥爷每每溜上几口小酒，总要贬损他一番。

4

2003年，我考上了通化市最好的高中，因为学校比较远，且在山上，我就选择了住校——这算是我迈出棚户区的起点。

高中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周末只休半天，有时我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和爸妈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一个周末，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进了家门，锅里炖的鸡汤正香气四溢。之前，妈妈总说读高中耗脑，所以我每次回家，她都炖汤给我补。然而这次鸡汤的香气里还有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儿，我警觉地冲进爸妈的卧室，发现爸爸躺在床上，脚肿得老高。

我这才知道，半个月前，爸爸在一次吊棚时摔了下来，右脚粉碎性骨折。我发疯似的冲他们嚷：“都这样了为什么不住院？靠土方子万一耽误了治不好怎么办！”

爸妈轻描淡写地圆了过去，之后就没人接我的话。因为不想上交分到手的耕地，爸妈的户口仍在铁岭农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医保，后来才弄明白，爸爸在城里干装修，都是私人的活，没有“单位”，更重要的是，爸爸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哪舍得自费去医院？

那一年，电视剧《刘老根》大火，“药匣子”给通化的“万通筋骨片”做的广告在各大电视台轮播。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借此给爸爸打电话，夸通化的药好，之后爸爸便把一包一包的药往老家寄，从没要过一分钱，可他自己却靠土方子治病。

我眼里含着泪，不顾爸爸的一再反对，硬是亲手给他喂了一碗鸡汤。爸爸一边喝一边跟我说，老家的学校上个月给了一次政策，好几个在岗的代课老师转正了。

我想，我大概知道了爸爸是怎么摔下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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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通化。

也许是穷怕了，一上大学的我就开始疯狂赚钱，做家教、卖电话卡，后来干“外联”干出了名气，干脆给各个校园组织拉活动赞助，然后对缝儿抽提成。很快，我成了学校里知名的“富婆”，不仅自己能交得起学费，手里还有一笔“不菲”的存款。

为了赚钱，长假我也不怎么回家，通化离我越来越远了。

2008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都快认不出地方了——过去的院子没了，盖了满院子的板房，只在大门和房门之间留了一条两人宽的窄道。爸爸拎着我的行李箱走进屋，大白天的屋子里竟像晚上六七点那么昏暗。爸妈都说已经习惯了，可我却受不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院子盖满，遮得屋里一点儿光不透。

妈妈十分兴奋，说上头有政策了，“棚改”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盼了这么多年的拆迁，总算有眉目了。她听说，盖上板房就算没产权也可以“两平换一平”，可以多得不少补偿。

这么多年过去了，来量尺的人去了一波又一波，我家的房子仍在这里一动未动。二姨家在铁道边投资的一个平房倒是先拆迁了，给了两套房，还拿了不少现金。如今，她已经在通化最好的小区买了更大的房子。

说到这些时，妈妈的眼里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希望。她对我说：“等动迁了，我和你爸就留一套房子住，其他的动迁款都给你，给你在大连买房子。”

我笑得不行，连连说好。这些年，拆迁在我们家已经成了“狼来了”的故事，我不想打击妈妈，只默默起身将家里的灯全都打开，方才觉得胸口压着的一口气喘了上来。

这次假期里，我偶尔和同学相聚，在通化的街头一走，才发现这一次妈妈的期待不是空穴来风——整个通化好像都在搞建设，大兴土木盖楼盘，连我们高中半山腰的一大片平房都拆了。

听说，曾经的城乡结合部江南开了大型商场“欧亚”，吸引了众多品牌入驻。那天，我带着好奇心前去，竟意外发现，曾经的郊区已经高楼林立，成片成片的豪华小区散落着，有种欧洲小镇的高级感。

晚上，我回到自家所在的棚户区，一种被发展的城市抛弃的孤寂感油然而生。

闲谈中，我和爸妈提起如今的江南有多漂亮。爸爸说，他近半年装的房子都在那边，“通化的有钱人基本都去那边安家了”。妈妈忽然插话：“对，你二姨家的新房子就买在那里！”

我默默喝下一口水，心想：我们家和二姨家的发展差距，一如江南和这片棚户区。

5

2011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自从通化的棚户区大面积拆迁后，大家都以为我家这一片拆迁也是早晚的事，可直到此时，还是没有动静。妈妈的身体大不如前，因为屋子里常年不见光，阴凉，她才四十多岁就有了“老寒腿”，气管也不好，总是咳个不停。

这一片区域仿佛被人遗忘，供电线路缺少维修，家里的灯一跳一跳的，有时开关处还冒火星，“呲呲”地响。我提出让爸妈买套房子，他们不同意，说等了这么多年，“现在搬走，不是傻吗？”我说房子不卖，放在这，另买一套楼房去住。

妈妈说：“拿啥买？现在房子都好几十万一套了，不卖这房子，没钱买。”

见她态度坚决，我不得已撒谎，说自己有对象了，这样的环境，我没法把人往回领：“钱你们有多少出多少，剩下的我来出。”

妈妈是个好面子的人，我的理由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终于松了口。于是，我将读大学时攒的钱尽数给了他们。第二年，爸妈就搬进了楼房——当然，他们买不起江南的房子，只是在“老站”的普通小区买了套两居室，总算结束了没有集体供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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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老家那边传来消息，说国家给代课老师出了政策，代课多少年就算多少年教师工龄，退休的时候“有说法”。爸爸听说后高兴得不行，他10年的任教生涯总算得到了认可，但退休具体可以领到多少钱，他身边还没有人领过，一时也无从参考。

一晃眼，爸爸离开讲台在通化打工已经26年了，他去过的工地几乎遍布通化每一个小区，脑袋堪称“通化的活地图”。他见证了这座城市26年来的变化，却依旧不是这座城市的在籍公民。

因为医保关系不在此，爸妈几乎不看病，也不体检。我离家远，照顾也不周。2020年秋天，爸爸忽然失聪了，不得不去医院，医生怀疑是突发性耳聋，让他住院做理疗，妈妈连比划带打字传话，可爸爸拉上妈妈就走，说啥也不住院。

几天后，爸爸的听力仍不见恢复，妈妈害怕了，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给他们订了当晚来大连的票，之后和先生强拉硬拽带爸爸做了系统检查。

爸爸的脑袋里长了脑膜瘤，医生推测，至少有8年了，已经压迫了神经。爸爸听不见，我瞒着他安排了手术，妈妈哭红了眼，一直问我得花多少钱。

我哄她，说“新农合”报销比例很高，且铁岭和大连同省，办起来方便，“钱的事儿不用担心”。而实际上，“新农合”在市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很低，异地就医还要再折损一番。像脑膜瘤这样的神经外科手术，手术近一半的费用系材料费，不在报销范围内，这意味着自费部分相当高。

爸爸一直到出院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精神压力小，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提出让他们在大连多休养一段时间，可爸妈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只能在爸爸出院一周后，开车送他们回通化。

一路上，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勾起了儿时的回忆，我来了兴致，过一个数一个，竟然数出了37个隧道。妈妈说，通化的高铁站建设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通车以后，我就不用再开6个多小时的车回家了。

车子过了高速收费站，驶入通化城区时天色已晚。我顺着滨江路往家开，岸上华灯初上，水中五彩聚集，忽而，江面的水柱一跃而起，在大气磅礴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爸爸骄傲地说，通化这个音乐喷泉建成好几年了，到现在也还算得上“东北之最”。他用了26年，爱上了小城通化。

我也不禁感慨：“这些年，通化真是越来越美了。”

6

车子进入“老站”后，路灯明显变暗了许多，与滨江路上的繁华判若两城。这一点倒是和从前一样。

进了家门，我发现爸妈住的房子仍然锃明瓦亮。他们“上楼”9年了，老房子所在的那片棚户区还是没有拆，听妈妈说，那里已经断水断电，没有住户了，爸爸闲时会把工具放置在那里，当个仓房用。我查了政策，发现大面积棚户区改造到2020年已经结束了，这片被遗漏的“废墟”，大概是不会有人动了。

到家后，爸爸异常兴奋，不停地给我介绍他新淘到的“古玩”。我见他心情好，便告诉了他手术的实情，因为我怕他心里没数，过几天又去打工。

爸爸愣住了，显然是被吓到了，但只是一瞬间，然后开口第一句竟是：“联系一下铁岭那边，我现在有老师身份啊，做这么大手术，学校是不是有说法？能给报点儿吧？”

我不好否定他，只好顺着他的话说：“应该是能的，等我问问在县里上班的发小。”之后，我顺势跟他提出来，一把年纪了，别再干装修了，“退休吧”。

爸爸的头摇成了拨浪鼓，“那哪行？我都干了26年了，老多东家都换了新房了，他们信不着别人，那我还能不给整吗？”

我笑着劝他等过了年再说，毕竟医生叮嘱了，术后半年才能大幅度活动。爸爸无法接受，问我：“那这半年我咋整？不得待废了吗？”我让他带我妈回老家转转，“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

爸爸沉默了，显然在认真思考。几分钟后，他神色黯然地说：“不回了。老家都没什么亲戚了，我的学生也都进城了。现在那儿都没有通化认识的人多，我就在这待着吧。”

见爸爸有些失落，我便告诉他一些好消息：我已经在做试管了，预计过了年就能怀上了——我结婚5年了，爸爸几乎每天盼着我肚子有动静。一听这话，他果然马上来了精神头。

见有效果，我接着说：“爸，把你那毛笔字啊国学啊什么的，捡一捡吧，将来带孩子，我还是得指望你。毕竟你是老师，你有经验。”

这话使爸爸的心理获得了更大的满足。几天前，我收到了妈妈发来的小视频，视频中的爸爸手握毛笔，神采飞扬地在报纸上挥毫泼墨，似乎无比期待着“新学生”的到来。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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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秋

执着于讲故事的女人

源济

在上海买房，是我与未来的一场豪赌 | 人在城中

Original 何颜 人间theLivings  2021-05-17

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

配图 | 《都挺好》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

1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因为中学的一次春游。当时，我并没有看到张爱玲笔下的老上海，也没有看到白先勇笔下的百乐门，欢迎我们的是高架旁鸟笼似的灰色高楼。一行人跟着老师走到金茂大厦楼下，有个同学不小心踩了一位上海阿姨的脚，那场谩骂持续了很久，阿姨的朱唇一张一合，也让我记住了“小赤佬”这个词。

自那以后，在我眼里，上海一直是灰色的，尽管这里有一座高过一座的地标建筑，一排高过一排的写字楼，有最知名的企业、最现代的商场、最前沿的展览和美术馆……也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印象。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难以预料。大学毕业后，因为设计专业的就业选择性较窄，我回国后不得不到上海工作。短短几年，兜兜转转，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行和朋友，他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承担不起上海的生活开支；有的是离职后找不到合适的下家；有的是在钢铁都市里寻觅不到爱情；还有的是无法在此落户、买房……

面对一次次的分别，我从开始的恋恋不舍，到后来逐渐麻木。作为这个城市里外来的千百万“沙砾”中的一颗，我深知自己无穷渺小。国内名校毕业也好，海归精英也罢，在上海单是提起“定居”二字，就已非易事。

为了落户经历的一层层的“筛选”，不禁让我想起当初在国外留学、找工作、办绿卡的种种艰难。原以为回国就可以逃离这些繁琐的手续，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居民身份，却没料到上海的外地人之间的竞争已然白热化。

那时候，我和男友像是最后留下来的一对战友。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了——最后一次见面，他胡子拉碴、面颊凹陷，说自己的公司不顺利，说自己没有上海的购房资格，只能先在周边买。他不停地说钱、说房，眼里充满了算计——那个曾在帕劳放海龟、和土著一起喝酒跳舞的少年，永远地消失了。

我静静看着他，没有插话。我不怪他，每日为了生存奔波，他哪有时间多愁善感、对我的情绪体贴入微呢？等他抱怨完，我们便相对无言，他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等着我买单。

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那时已经有上海的购房资格了，也备好了首付——他是个非讼律师，不知是不是接了太多的离婚案子的缘故，平日张口闭口就是“财产分割”、“房产分割”。聚少离多使我们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若是在这当口说了，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即使可以，以后还能分出其中有多少是爱情、有多少是利益吗？

上海是现实的，是物质的，我没有能力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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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疫情成了我们分手的“背景板”，之后，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在上海居家隔离。这期间，我不社交、不面对那些喜欢和不喜欢我的人，也不想清醒地去面对每一天。好友高畅很担心我，每日都打电话来嘱咐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阳光。我们曾一起出国，又先后回国。波士顿也好，上海也罢，每当我沮丧的时候，都有她陪。

那段日子，外卖是不敢点的，我守着一个没有厨房的出租屋，每天靠着些食品存货折腾各种“电饭煲美食”。因为是合租，路由器是几家共用的，每次公司会议我都得举着电脑在房间的各个位置寻找信号。

两周后，公司通知上班日期顺延，隔离期变得更加漫长。疫情使人思绪纷乱，分手又加重了我对生活的焦虑——我的年纪已经使我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剩女”了，从亲戚们的眼神里，我察觉到了不友善，又自然想象出自己老年的光景：无儿无女，亦无归所……我开始在房间里对着一只滴答的时钟，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高畅知道后劝我：“日子总还是要好好过的，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自己的居所还是要有的。留沪的这一道道关卡，你接下来就是买房这步了。”

确实，我来上海这几年像逐水漂流的海草一般，在各个出租房之间迁徙。租来的房子内饰不能动，添置装饰也要思虑再三，若遇到不好说话的房东，不但不同意，还会隔三岔五地要加租金、收房。

那会儿我还没什么物质方面的压力，天真地觉得就这样租一辈子房也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懂前男友着急上火、汲汲营营是为了什么。而且，我还有千万条顾虑：上海房价太贵了，小小的一室户动辄三四百万，虽然可以勉强凑个首付，但背上几百万的房贷，生活压力倍增，跳槽就更难了……

思来想去，我决定买二手房，因为新房面积普遍比较大，超出了预算。我只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像个普通人那样安安稳稳地生活。

2

自从做好了买房的打算，我就发现身边已经买了房的女性朋友颇多。一年前，同事洋洋就在内环全款买房，她让我去找房产中介，还嘱咐道：“找二手房，永远是和中介斗智斗勇。先去X家看，起码房源是真实的。”

一开始，我仅凭直觉在网上随意看二手房的图片。没多久，我约了一个中介，到达那个小区时，发现里面安静整洁，绿化覆盖率很高，我满怀期待，可中介却迟到了20多分钟。

期间，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好像生怕我离开。最后又说家里有事来不了，派了同事过来对接。我勉强跟着上了楼，发现那套房子的户型呈“凹”字形，中间有一处特别窄，因为采光不足，到处都是暗暗的。

我走近一扇正开着的小窗，往外看，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再往下瞧，是个不见底的深井——就算是这样，中介依然追着我要“五星好评”。

看来，洋洋忘记交代我：即使房源是真实的，市面上有着各种硬伤的二手房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头也不回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内环的一个小区，第二个中介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中介姓赵，说话的语气温柔谦和，除了要看的房子外，他还打印了一些周边房源的信息，并在上面用记号笔做了标注。

小赵满脸自豪地对我说，这些小区都是他负责维护的，张口闭口都是“咱们××小区……”，事实上，他带我看的房子也没有描述的那样好：厨卫大多没窗，不是顶楼就是底楼，或者又是深井房。

见我面露不满，小赵解释道：“内环内找合适价格的小户型太难了，总要妥协某些元素来平衡一下。”

我无法反驳，之后跟着他继续看房，竟然有两处还不错，我几乎冲动地想要买下来。

一处房子是日式风格的装修，各处打通做移门，将长条房间的采光做到最大。里面的租客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厨房里挂了各种细碎的饰品和小物件，也使这处房子充满了幸福、温馨的生活气息。

只是，楼下的环境令我忧心：除了脏以外，深井有一侧开着口，可以看到自行车的破旧部件和各种杂物。再看一下房子的年份，这是一栋已经建了40多年的老楼了。

另一处房子位于顶楼，房价也相对便宜，但房型布局极差，厨卫皆没有窗，厨房的排气管道还朝向过道。我不死心，拿着平面图改来改去，终究因房子本身的限制太大，无能为力。

我询问洋洋的意见，她摇头劝我：“不合适的不要勉强。你要起码看满100套房，才能找到中意的。”

此后，已经成功买到房子的她乐此不疲地给我指点：

“你要看 location！最好在内环。”

“老房子没电梯，高楼层以后是极难脱手的。”

“别买这种狭长的房型……”

------

因预算有限，我看的房子大多是内环老小区的一室户。

有时天气晴好，我就骑着单车赶赴一个又一个小区。那些老房子在阳光下显得安静而平和，浓密的树叶被暖风吹得闪闪发光。三三两两的居民从小区里面走出来，大概是太阳晒得太舒服，他们的步伐也是慢慢的。随后去附近的菜场、水果店，用上海话交流价格。平时，我步履匆匆，从未注意过这些生活的琐碎。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上海好像不再拒人千里了。

过去，我只觉得上海和很多繁荣流动的城市一样，人们步履匆匆，表情里永远带着精明和防范。随着看房次数的增多，我对它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在那些一室的小房子里，住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无论快乐与否，他们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也想努力把生活过好。

卖房的人当中，有失去配偶的老人，有置换房子的年轻夫妇，当然也有很多把房子当作投资渠道的中年人。他们有的健谈，有的安静，有的市侩，有的真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想卖掉房子去投奔国外的儿女。见面那天，老夫妻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房子，眼神欣喜又伤感。老奶奶抚摸着她的钢琴说：“这个我们搬不走，你要是买了房子，就送你。”

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神，私下问中介可不可以劝劝他们别卖房，毕竟海外疫情严重，留着房子，以后总有个归处。可中介摇摇头，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

3

几个月后，我终于筛选出了几套相对满意的房子，于是兴冲冲地约家里人来看。

母亲曲曲折折地从老家来到上海，刚下高铁，就随我去看这座陌生城市的一处处老屋。她接连看了两家，摇头叹气：“这还不如你爷爷奶奶他们的老公房呢，都三四十年了，怎么就这么贵？”

好在到了第三处备选，安静的小区、焕然一新的装修内饰、充足的光照终于让她点了头。之后，母亲絮絮地和房主阿姨谈了许久，为了套近乎，她还特意用方言和房主父母聊天。

房主阿姨很快就显露出了上海人的精明，价格压根儿没得谈。我们临走时，她还看了我一眼，说：“这年头，怎么那么多看房的女孩子？”

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

我想，中介的目的无非是要我去竞价，但我一贯不喜欢和人争抢，就回了一句“了解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

母亲买的是当日返程的车票，赶车匆忙。让她这样折腾却没有办成事，我心里满是愧疚。母亲安慰我：“房子的事儿讲缘分，买得到自然是好的，买不到家里总有你一个住处。”

------

之后的几个月，我看房的范围慢慢从内环移到中环，再移到外环，依然一无所获。

小赵负责的小区在内环，慢慢的，他放弃了隔三岔五向我推荐房源，态度也不似从前那样热情了。不过我还是感谢他，起码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满五唯一”、“增值税”、“契税”等概念。

除了小赵，X家自然还有其他中介。就拿小张来说，他每次都骑着摇摇晃晃的小电驴，盛情地邀请我坐上去，跟他看了一两次房后，他便频频给我发信息：“你晚饭吃了吗？我请你吃个饭。”“你今天从XX路口路过了吗？我好像看到你了。”

手机上的中介越来越多，各种信息令我不堪其扰，最后只能换了用了多年的手机号。此后，我开始减少实地看房，花更多的时间去浏览网上的房源信息。

我打印了一份上海地图，在上面标注房源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发现：按洋洋给的标准筛选，我几乎找不到自己能承担得起的住房了。眼看着房价一日日地往上涨，之前看过的房子统统都被卖掉，我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又一次失望而归后，我向高畅抱怨，她安慰我说：“想想这个世界，熵是毫无区别地走向混乱的。这些老房子几年、几十年之后总是会坍塌的，别挂在心上。”

我说：“只是不知道人和建筑，谁先坍塌。”

4

就在我快要放弃时，一套优质房源吸引了我。这套房子也是40多年的老房了，虽是顶楼，但地理位置和平面布局都比较理想。除我之外，平台显示还有上百个人在密切地关注它。

我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前前后后约了几次，终于等到了屋里租客在家。看房的那天阳光晴好，两个中介带我行至顶楼。房客打开门，也不看我们，不悦地站到旁边低头刷手机。

这套房子的确不错，室内敞亮，厨卫全明，最宽敞的朝南卧室，窗外对着豪宅。北面有个小房间关着门，中介小翟想带我进去看，刷着手机的房客突然大喊：“有人！”

小翟悻悻地缩回手，我只得连声说“打扰了”，问房客有时间能不能把北卧的照片发我一张。他看了我一眼，勉强点了点头，我们就赶紧退了出来。

之后，我又去看了周边的小区，发现类似的房型贵了三四十万不说，面积还要小些。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来，小翟这才告诉我，这个房东是个老人家，人在加拿大，这房子要等他本人回来才能交易。

我好奇地问：“那不回来怎么谈价格。”

同行的女中介哼了声，撇撇嘴说：“就这价格、这地段，还谈什么价格？”

小翟说，这房子的价格是一年多前挂出来的，已经是去年年底的市场价了，“你看现在，周边都涨了几十万了，没有这么便宜的房子了”。

他们走后，我独自在小区周边逛了逛，感受了一下那里的生活氛围。一楼有居民房改的小咖啡厅，对面是绿地公园，当时正值秋天，金黄的银杏叶铺了一地。顺着小路走一公里，是母亲曾经点头过的那处房子。

我想，母亲大概会喜欢这里。于是立即联系小翟，表示想和房东聊一聊。

------

当同事朋友听说这个房源的情况，都纷纷摇头：“这房子有问题，挂一年多，别冒这风险。”有个朋友倒是不阻拦，只说和房东视频时，要记得带上录音设备。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小翟建的微信群内拨通了视频通话。房主的头像是他抱着孙女的照片，画面温馨和睦，本人出现后，他说自己姓张，已经80多岁了。

张爷爷精神很好，说话也不急不缓：“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这房子呢，那时候是给老干部的房子……”

等他说完，我将提前列出来的问题细细地问询：网上签合约的可能性、打疫苗的计划、归国的航班机票……我自以为有备而来，问得周全，谁知只是枉然——张爷爷并没有买回国的机票，只强调他4月要回国。

“我的老姐姐在上海，我真的是想回去啦。再不回去，可能永远都见不着了。我这里呢和你签一个合同也好，口头的君子协议也好，你定下来的话就卖给你了。”

他说了很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是：“我都这样年纪了，不会跟你们来那些虚的（跳价）。说好的事，是不会反悔的。”

视频结束后，小翟反复和我强调，说他和张爷爷打了那么久的交道，老人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你看他一年多前的价格挂在那里，说不改了，就说一是一打算以这个价格卖给你……”他絮絮叨叨的，话里话外都是我占了老人的便宜。

这所房子的交易毫无理性的依据可言。如果说相信，只能说我相信老人的为人，相信他回国的打算都是真的。母亲得知消息后没有干涉，只说：“我上次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你想买就买吧。”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向另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打听。查了一圈后，那位中介回复说这是一个独家房源，可能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不愿意相信其他中介。他劝我：“你要是等得起，还是买了吧。我们这边这样的房源，一般一上市就抢完了。”

我沉默了，试着在小群里添加张爷爷的微信，果然没有反应。我心里感叹老人糊涂，却也相信了小翟对他的描述。

5

这天晚上，我叫高畅陪我再去这处老房子旁边走一走。我每次紧张时都会发抖，这次也不例外，高畅挽着我的手从宋园路到娄山关路威宁路，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

站在小区外面看，那个房子比我印象中的还要老一些。在周边豪宅的衬托下，它愈发显得有些佝偻。我们继续走，路过一些塔楼，像极了当年中学春游时，在上海见过的那种“鸟笼子”。

我颓然起来，高畅不停地给我鼓劲：“要想想，你买下来的话，就是在上海有房子的人啦！你看周边的公园商场，都是品牌的旗舰店，想买啥奢侈品都特别方便。”

“对哦，只不过到时候我欠着房贷，可能连你的咖啡都请不起了，更别说奢侈品了。”我说完，高畅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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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之后，我心里便拿定了主意，要买下这套房。

中介约我去门店面签，我脑补了一下单刀赴会的场景，便找了一位律师朋友陪同。朋友让我先要来定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模板，她浏览完发现，定金合同里虽然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条款，但总体还算规整，而补充协议里的一些表述和定义都相当含糊，比如：“如果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则不追究甲方责任……”

我俩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语句含糊的地方一一做了修改，小翟也都一一应承。第二天，我们去了门店，我正准备交定金，律师朋友看了我一眼，问：“请问甲方什么时候签字？”

小翟信誓旦旦，说他们会扫描传过去，明天就让张爷爷在线签，肯定没问题。朋友提出，按照合同规定，定金应该是双方签署合同之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中介公司。小翟满脸不悦，但是还是点了头。

过了1天，那边迟迟没有回音，我心里总有些不安。等到傍晚，小翟果然发来一条长语音和一个文档，大致是说定金合同被老人的儿子修改了。

我打开文档，发现回国时间“4月”已经改成了“10月”。也就是说，我等待的时间更长了。此外，朋友帮我修改过的其他条款也全改了回去，只留下一句：“如果甲方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我追问原因，小翟说张爷爷的儿子觉得我把原来的合同改得太乱了，“不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简简单单就完事了。你们写那些有的没的干啥？别给老人太大压力。你要是子女，你给爸妈这么大压力的话，也会显得很不孝。”

卖方这样做，不过是不想单方面支付违约金罢了，小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育我，令我十分不快。从开始看房以来，我心里已经积压了不少怨气，我们小白领996的工作，一点点攒钱买房，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好容易凑个首付，谁又来关心我们的压力了？

我积蓄着怒气，正要骂过去，却看到下面的长短信：

“你不给他压力，他不给你压力，只要你不变，这房子就是卖给你的。儿女们是担心他，才让他不要那么早回去，但是他会4月回来的。张爷爷用他的人格担保。”小翟说，“这是张爷爷的原话，他就是怕麻烦。”

想起张爷爷抱着孙女的照片，他一个老人在异国他乡还要考虑卖房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叹了口气，和小翟商量，既然补充协议已经改得乱七八糟，不如就如张爷爷能理解的那样，做“君子协议”。

三方再次约了个视频聊天，张爷爷向我口头承诺会在4月回国，当然，没有任何实物凭证。

洋洋得知消息，觉得我疯了，只有高畅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此后，我索性卸载了房产中介APP，不想也不去看那些令人心烦的信息。

我想在上海赌一把，除了钱，还有道德和人情。

------

不久之后，张爷爷的房客给我发来一张北卧的照片。房间的左上角，从房顶一直到半墙的位置，墙皮斑驳脱落，仿佛被墨笔晕染出了两个巨大的水墨波纹。放大看，应该是陈年的水渍。

“下雨时候，外面大雨，这屋角和阳台那边就下小雨。”房客说，“另外，X家又有个张姓的中介一直联系我，说他们又约了顾客看房，整得好烦——你们上次没谈拢还是怎么的？”

我哑然。

到了4月底，张爷爷告知我，他回国的时间还要延迟。未来，我也许能像个普通的上海居民一样，在自己的房子里，平静地生活；也许，我还要继续在各个出租屋之间辗转，过着仿佛借来的日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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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颜

努力生活，

努力做一名好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