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入狱后，我从“富二代”变成了“老赖”｜自PAI

源济

父母入狱后，我从“富二代”变成了“老赖”

自PAI （微信号：zpselfie）

发表于 2020年06月23日

丁伟/口述

我叫丁伟，26岁，1994年12月出生在江苏泰州，家里有四口人，我爸妈、我姐和我。我爸妈原本是企业家，全盛时期手下有一千多号人。爸妈在2017年进了监狱，至今还没出来。

我从小不愁钱，是“富二代”，现在却欠了几百万外债，借住在朋友家，所有银行卡被冻结，成了“老赖”。我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能做什么。

这是家里没出事之前，我和自己的爱车合影。

我爸爸小时候没什么上学的机会，找不到工作，刚开始就养猪、在铁路上给人搬东西。后来找到机会下海做生意，做大米的批发，做到承包了米厂。我出生时他30岁，自己盖了厂房，开始单干。

依靠着奋斗，我读小学时，爸妈就开保时捷了。小学六年级，家里从套房搬到了别墅。我上初中后，他们转向做附加值更高的大米加工品，比如说往超市里发货的年糕。做实体企业，给大的批发商发货都是要押款的，有时候就几千万押在外面。家里人觉得这样押款，要去求人、当孙子，钱还不一定回得来，就变成了只做现金交易。现金交易虽然利润低一些，但至少能见现钱。就这样留了几百万的现金储备。

这是我们一家四口在东方明珠下的合影。

大概是我读高中时，爸妈在当地做一些小额贷款业务。因为自己有实企，加上有一些名气，很多当地的企业、百姓都会把闲钱放到父母的公司里。越做越大之后，不得不申请了金融执照，开始做金融公司。后续还投入了珠宝公司、服装厂、饭店、共享单车等等。

爸妈一直比较忙，从小到大，他们没多少时间管我。小学我就住宿在老师家，中学住校，大学就出国了。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周末被兴趣小组排满，跳国标、学钢琴、学唱歌。

这是小时候的我和国标舞舞伴的合影，我的舞伴现在已经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

爸妈在经济上给了我非常充足的条件，但教育上对我管束比较少。他们只看两个问题，考试有没有考好和吃饭有没有吃好。除此之外，打架、恋爱他们都是不管的。但爸爸还是很疼我的，每次他应酬到半夜，都会给我带夜宵回来。

家里一直都是以金钱奖励的形式教育我的。比如平时吃饭，一顿饭吃完六两米饭六两菜，就奖励一百；跟爸爸去出差，和客户吃饭，一次奖励五百；考到年级十几名，奖励几千元，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可能也是锻炼我对金钱的概念。

高中时期的我，姐姐在家里的天台上帮我拍照。

高中毕业，身边同学都出国了，我也顺理成章去了洛杉矶读大学。因为从小到大喜欢打游戏，加上换了语言环境不太跟得上，在国外待了2年后，我又回国，到东华大学读了工商管理。爸妈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样做企业，想让我当公务员，走以商从政的道路。就给我挂名了一个服装厂，给投资、带动地方就业，让我从一个村官当起。

2016年，我在珠宝公司开业剪彩的现场。

同一时期，爸爸投资了一家珠宝公司，我在珠宝公司做管理，这也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其实珠宝公司的店都有店长，我真正做不了什么事情。2016年，正是国内共享单车的风口，我就找了大学同学，创立了中国第三家共享单车，叫町町单车。

2016年底，我在町町单车发布会的现场致辞。

我爸掌握财务，我是具体负责执行的CEO，需要用钱就走流程找他审批，他审批通过后财务打款。家里在共享单车上前前后后大概投了一千多万。

我用一万辆单车，换了五十多万名用户，这个数据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但也遇到不少问题。比如跟摩拜、ofo比，我们的资本有限、单车的数量跟不上，车子投放的密度低。共享单车的用户是没有黏性的，看到身边有什么车就用什么车了。再加上我和我爸很多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他性格脾气比较倔，加上掌握财政大权，从设计车款开始，有分歧都是我妥协，我没有办法反驳。

我在町町共享单车公司当CEO。

做共享单车的第三个月，家里就出事了，大家已经没有办法把精力继续放在共享单车上了，共享单车的资金链就断裂了。当时家里的金融公司发生了挤兑，进而导致破产。公司确实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在国内做生意，很多时候如果老板不签字担保，生意就做不了，人家只认你这个人，所以公司破产，老板也是脱不开身的。2017年4、5月份，已经每天有人来公司跟我爸吵。我让我爸变卖资产，填补资金窟窿，但他在顶着压力赌，赌手上的工厂会拆迁。我知道如果卖了工厂，这个难关肯定就过去了，但我爸舍不得低价出让资产。就这样，我爸气不过，把我送到了外地。那时候我已经想过父母可能会进监狱，包括他们会被判多少年，都心里有预期了。

家里出事前，我和超跑俱乐部的朋友们在上海。

我爸妈是2017年底被抓的，被判了5年。家里出这么大的事，爸妈进监狱、女朋友闹着要分手，忽然什么都没有了，我接受不了。喝了酒，吃了十几粒安眠药。结果太难受了，求生欲起来了，不想死了。被抢救过来后，我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了一箱饮料和一箱牛奶，才喝了几瓶，就被从泰州赶过来的警方抓了。

我被关了29天，在里面很怕。房间里有很长的木板，我白天在上面打坐，晚上睡觉。木板很硬，坐得屁股都肿了。我在想被放了之后应该干什么？刚开始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出来，后来时间长了，又担心自己可能出不来了。真正出来后，也没啥感觉，就觉得人有点儿木了。我到亲戚家把自己关在小屋子一个星期才出门。那个星期我心里很纠结，报道上说町町共享单车创始人失联跑路了，我想着要不要去找媒体澄清，被抓了当然会失联，但不是跑路。

我先去了上海，想找朋友看看能不能弄点钱做生意。他们可能以为我还有钱，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不然买辆车开出租。我听了没有答应，那时候我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做大事挣大钱的人。然后我去了北京，自媒体最发达的地方，开始做直播。直播唱歌、讲创业故事、讲富二代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事、破产后是怎么办的。有人看热闹，就有人刷钱。像最近罗永浩，很多人其实都是在看热闹，也会给他刷钱。我一天直播两个小时，最多一天能挣10万。其余的时间，白天都在做采访，睡觉时媒体的机子还在旁边架着给我做纪录片。第一个月就挣了六十多万。爸妈有四个律师，这六十多万，我都给父母支付律师费了。

开直播虽然挣钱，但那时候我心态不是很好。毕竟不能总面对着观众哭，要逗着观众乐才行。我经常面对镜头在笑，转过身在哭。所以做了一个月直播后，我就去一家做汽车整合服务的上市公司上班了。目标很简单，就是混口饭吃。那时候还没有民事诉讼，我压根不知道我爸用我的名义借贷了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欠了多少钱。工作对我来说没什么压力，挣个三五千，自己能吃饱饭就行。公司给我开的工资是一万五，职位是经理，我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我觉得很多企业高管都喜欢创业者，只要是做过创业的，一定不是只会做一件事的，销售、运营、商务、财务每个方面的知识他都需要有所了解。

我到北京的上市公司上班。

上班比创业轻松太多了。工作朝九晚六，时间固定，下班后还可以利用之前家里的供应链卖卖珠宝。做共享单车的时候，早上要开政府会议、融资谈判、公司运营，半夜都得出去做运维铺车，没有下班时间的。而且困难特别多，到处都是困难，没有上班这么轻松。我在这家公司待到了2020年1月份。去年9月份，我升职成副总，工资涨到了税后5万5千元。

因为欠债，我的三辆车都被贴封条拖走了。

爸妈一分钱没留给我，只留给我一堆债务。爸妈那边的资产通过法拍、变卖，已经可以还清了。但我爸之前让我给他做担保，欠了四五百万，我名下没有什么资产，就不得不自己挣钱还债。今年1月份开始，因为民事诉讼结果被强制执行，我成了“老赖”，名下大银行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工资只要一进账，就会被自动还款。新办的银行卡也会立刻显示欠款，每张显示的还不一样。

我其中一张银行卡的余额，显示欠款一百多万，其他银行app我不想看到，都卸载了。

所以我辞职了又开始做直播，卖卖珠宝。到今年五月份，没想到其他小银行的银行卡也被冻结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做直播卖珠宝的钱到现在有八万了，其中包括几万货款，也没办法取出来，一取出来就没了。

我们家在2016年前后，情况还好的时候，借给别人很多钱，合计大约2200万左右。欠条、手续都在，少的五万，多的六百万，中间两三百万的也有不少。他们不还钱，我没有钱去打这2200万的官司，我欠了400万，却变成了“老赖”。我收到过电话威胁，但威胁只是威胁，我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

别人给我们家打的欠条，上面还按了手印，钱没人还。

我不是有钱不还的人，刚出来的时候，信心满满，觉得爸妈能够白手起家挣钱，我也能。这两年多来，我每年都能差不多挣一百万，看起来很多，但其实没有。卡里经常只剩下二三十块。爸妈的四个律师律师费就要花一百多万，我自己的律师花费十多万。除了要养活自己，我还需要出钱雇人照顾半疯的奶奶，以及打理父母在狱中所需，手上没有余钱根本没法儿活。去年我跟姑姑姐姐去监狱看妈妈，路上出车祸，姑姑死了。我赔了十一万，到今年一月才还清。欠款几百万的利息，一年就是二三十万，我有一张一万多的信用卡几年没有还，就累计欠款好几万了。

爸妈一个被关在南京、一个在常州。我之前每个月都会去看一次他们，聊半个小时。他们都老了，爸爸头发都掉光了，妈妈头发全白了。有一次爸爸很有信心地跟我说，让我保重好自己，他出来能挣钱。我都不知道他能靠什么挣钱。

我知道社会上是论成败的，不管之前有多成功，大家最后只会看到你的失败。我一向是比较乐观的，有人创业失败想自杀，找我帮助，我还会劝劝对方。但我现在自己很迷茫，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