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编舟记”系列丨人间

源济

在老牌出版社，我亲手给“学术垃圾”整容丨人间

原创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0-05-28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我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配图 |《编舟记》剧照

1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我顺手在网上查了杨院长的文章，发现他前几年还在一些重磅期刊发表过几篇文章，近些年没新的大作，就问身边上的一个老编辑：“这种教授写的书，问题应该不大吧？”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2

一周后，周姐突然又把我叫到会议室，焦急地问：“你知道有哪些比较靠谱的‘查重软件’吗？”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周姐立刻联系书稿的负责人王秘书——许多教授出书都是只管交稿，后续的事都交给自己的学生或秘书对接处理——听到“抄袭”两个字，王秘书立刻就炸了毛，张口就说我们“诬陷杨院长、质疑杨院长的人品与学品”，态度十分蛮横，“你们不就是个卖书号的嘛？！”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3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那是我导师。”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事后，我问老高熟不熟悉杨院长，他回了我一句：“那个官迷啊？”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他自己也不看吗？”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4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接着，张博士发了好多愤怒和菜刀的表情：“每次都是你把项目资料往我这一发，然后就不管不问了，要你这个秘书干嘛使的？你也是个博士，干嘛不自己写？哦，对了，谁让你是个水货呢！当初要是没有我帮你，你能不能把你的毕业论文写完还不知道呢！”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私下问赵炎：“张博士今天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

“当然，你知道他为什么现在才毕业吗？”

“你不是说他没写出想要的论文……”

“他那么高的水平，顶级刊物都发了好几篇文章，论文能写不出来？你想啊，要是毕业了，老杨以后这些项目谁去做呢？这么好的学生，不得多发挥发挥价值吗？”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5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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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半年后，老高突然发微信问我：“杨校长那本书是你做的？”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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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如今的出版社，养不起纯洁的做书梦了丨人间

原创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0-07-01

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有国家拨款，没有经费之忧，一些老编辑为了一本书辛苦几年，拿出来的都是精品；

现在，出版社改成了企业，大厅里曾挂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地方，也换成了“效益为先”。

配图 |《编舟记》剧照

2019年6月，一个难得不加班的周六，我打开落尘的PS4玩得正欢，编辑室主任突然打来电话：“小路啊，这两天守着电脑别乱跑，我不定什么时候给你一个文件修改一下。”

我的心情顿时变糟了，但也不能推辞。周日下午，我收到主任发来的文件，打开一看——这不是老康负责的书吗？难道他也要辞职了吗？

1

老康是我们出版社的“主力”编辑，很受器重，一般遇到有深度的书，领导都会交给他来做。同事们都叫他“康学士”，一是他是编辑里唯一的一位本科生；二是指他像古代的学士一样知识渊博。

老康比我早一年来社里，入职的时候，我就听说了他的“威名”——某985大学读中文系，毕业时放弃了直博的机会，因为一个老教授说，他的学问已经超越了许多博士，老师没什么可教他的了。

编辑室主任认识老康实属意外。当时，我们要整理出版一本古籍，需要找个专业人士点校，一位老教授推荐了只有本科学历的老康。

果然，老康点校又快又好，不仅通过勘查补充了其中缺失的部分，还写了一个近万字的报告。主任觉得老康是个人才，特招他加入编辑室，还给他批了3个大书架——老康嗜书如命，把自己的藏书也搬来了出版社，3个大书架排得满满当当，撑板都给压弯了。

老康的书绝对不是摆出来充样子的，他肚子里有真货。我们曾接了一位老教授的书，讲的是清代学术流派，内容晦涩难懂。那位老教授的脾气大，好怼人，一连换了两个编辑都不满意。当时，还是新人的老康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愣是用自己的学术水平把老教授“治”得服服帖帖。

后来，我们出版社想出版某位民国大师的文集，是个重点项目，需要大师真迹的高清图片作插图。老康找来20多幅，都是他的私人收藏，从来没有对外展示过的。

单这两件事，让老康在出版社里出了名，入职第一年，领导就给老康评了一个“最佳新人”奖。

不过作为同事，老康着实有些“神秘”。

他身高一米八几，体重200多斤，皮肤黢黑，头发二八分，留着络腮胡，像个活土匪。鼻梁上挂着一副大黑框眼镜，脚下一年四季蹬着北京圆口老布鞋，常穿着深色的短褂，又有那么一丝民国学者的气质。

老康的工位在办公室最后排的角落里，还用屏风围了起来，从外面根本看不到他在干吗。除了工作，老康跟同事们交流甚少，有同事向他请教问题，他会很热情，可一旦说私事，就立刻板起一张脸。

“他跟咱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不在一个精神世界，人家的境界咱还够不到。”同事如此感慨道。

熟悉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相比其他一毕业就进出版社工作的编辑，老康的社会经历确实丰富得多。他出身于普通的工薪家庭，却是个“拆二代”，大学毕业后干过文化记者、开过书店，还兼职倒腾古玩，挣了不止一两桶金。

早年老康主要倒腾的是古籍与晚清民国名人的手迹、信札等，他说一些老教授向上数几代，总有一个名人的师承，手里会有一些真迹。除此以外，老康很会跟各大学者搞关系，一次，他偶得了一位老教授年轻时的工作证，不远千里送过去，把那位老教授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用老康的话说，“差点拜了把子”。看在交情的份上，不差钱的老教授们往往都乐意把这些真迹半卖半送给老康。

老康当文化记者的时候也结识了不少名人，“他们中间不识货的人很多，有时候就把宝贝当成白菜处理。”几年下来，老康的手里积攒了不少宝贝。

但是，这个模式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主任说，老康入行早，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人脉很深。而且他胆子大，曾经为了买下一套古籍，差点把婚房都给卖了，“可不是谁都有这股魄力的。”

2

现在想来，老康是我见过“唯二”真正热爱做书的人，另一个就是我们主任了。藏在屏风后面的老康总喜欢盯着他的那堆书，眼睛里满是喜爱。

在出版行业，拿版权至关重要，尤其是名人大家的作品版权，其中也会牵扯不少利益纠纷，很是棘手。老康对主任也算知恩图报，从进了编辑室就发挥自己的人脉优势，拿到了不少版权，还给编辑室搭上了很多关系，出了不少好书。

2019年初，主任拉到了一个新活，是某大学李教授的新作，内容是明清文学方向。毫无意外，主任把这本书分给了老康。

一般来说，这种纯学术书销量不高，利润低，弄不好就会亏本，因此出版社做学术书的时候多少都会向高校、教师收些资助费。这本书30万字上下，按惯例，资助费应在5万元左右，可主任只收了2万元，只够成本。编辑们都琢磨，主任“算盘精托生”，这次怎么肯吃那么大的亏？

老康并不关注这些事，只在乎书的内容。那段时间，他接手的稿子都不太好，眼下终于接到了一个对脾气的，哼着小曲就把李教授的稿子拿回了自己工位。

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老康脸色铁青，喘着粗气离开了办公室，伸头一看，稿子撒了一地。当晚，老康就在朋友圈痛斥李教授的稿子，说行文啰嗦，像是硬凑字数，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事非得用三句，一段能解释清楚的问题非用一章。

老康沉浸古文已久，喜欢言简意赅、一鞭一条痕的文风，见人啰嗦就很憋气。30万字被他删删改改去掉了1/6——老康删减的其实不算多，编辑删掉一半的情况我也见过，作者还表示感谢。

老康很满意自己的劳动成果，特意把自己的修改做成文档，传到工作群里。主任看了直夸好，还让老康整理出来当个工作模板。

可是，当老康把定稿发给作者的时候，李教授却发了飙，痛斥老康擅自删改他的作品，“这是对作者不尊重”。还说既然收了钱，就不能乱改作者的东西。

按照合同约定，编辑当然有删改稿件的权力，老康本就憋了一肚子火，更看不惯李教授这种写得差还不许别人评价的做派，两人在编辑室里大吵一架，嗓门大到连隔壁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

这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编辑和作者吵架。一般作者都会认同编辑的修改，而且我翻阅过原稿与修改稿，确实是老康的修改稿更胜一筹。我一度不明白李教授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后来才从主任那得知，李教授当时正处于升职的关键期，要参评一个奖项，其中一个要求是：著作不能少于30万字。为此，李教授早就打好了招呼，本来十拿九稳的事，被老康大笔一删，他的前途差点也给删掉了。

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闹到了主任那里。

主任是社里有名的“护犊子”，以前为了维护我们这些小编辑，还跟社里领导拍过桌子。我们都坚信，这一次主任还是会支持老康，老康也说：“等主任把李教授打发了，我要送主任几幅字表示感谢。”

可到了下午，我听到“砰”的一声响，老康气呼呼地冲出了主任办公室，大喊着，“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也不这么干”。

主任红着脸冲了出来，看着老康的背影，想说什么又憋了回去，最后无奈地摇摇头，默默地转身回了办公室。

很显然，这一次，一直强调“编辑的独立性”的主任站到了李教授那边。

他劝老康不必较真，没什么大错误，就不要删改那么多，“咱们就是服务作者的，作者的要求就要尽力满足。”

老康以为自己听错了，主任却继续说：“删掉的就算了，我已经跟李老师说了，让他找两篇相关的文章作为附文添进去，我再找个人帮着写一个序。”

这些条件老康还能接受，但接下来的话，让老康彻底接受不了了：“你再帮忙写个出版后记，这个也是你最拿手的，稍微称赞一下就行了，评奖显得好看嘛！”

老康的文字功夫了得，写后记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但主任让他吹捧一本自己根本瞧不上的作品，这比打他的脸还令他难受。老康对我说：“我摔门已经是给他脸了，我差点就把开水泼到他脸上。”

第二天，老康就请了年假，接着又请病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直接提出要辞职。主任并没有挽留，看来这已到了他忍耐的极限了。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康与主任的摩擦，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虽然两个人都很爱书，但相处下来就不难发现，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老康生性散漫，迟到早退是常事，还喜欢无故消失；主任则是社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恨不得吃住都在办公室。为了考勤的事，两人冲突不断。

老康做书很精细，就是比较磨叽，几乎每本书都会超出约定的出版日期。主任不得不去跟作者再三解释，求得延期，再转过来催老康，老康就说慢工才能出细活。

此外，老康也不大愿意遵守行业规范。他主攻古文，有些古代的字词放到现在就变成了异体字，需要更正，可老康认为要保持古文的原貌，他不仅不改，还把质检部讽刺了一番。以至于我们整个编辑室都陷入了被质检部“围攻”的重大危机中，还是主任去人家的地盘陪笑脸，才把这件事给压了下来。

一次次的矛盾，让老康和主任渐生嫌隙。主任曾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数落老康，“要不是看他的古文功底深厚，能做我们做不了的书，早就把他开了。”

话虽这样说，但让他们的关系真正掉入冰点的，还是老康的心直口快。

编辑有保密的职业要求，主任三番五次跟大家强调，不要对外评判我们自己做的书，“即使想吐槽，也要把关键信息隐掉。”

老康却说君子要坦坦荡荡，他常在朋友圈实名点评自己做的书，其中的一些评价十分不客气。

一次，老康和一位作者闹得很不愉快，就把他们的聊天记录贴在了编校群里。不仅如此，还说这位作者写出这样的作品，简直就是辱没师门。不料，这些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最后作者的律师函直接寄到了出版社，还是主任拉下脸面，亲自去安抚道歉，才好不容易摆平。

老康提出辞职后的一周，都在办公室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他把一本本藏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再仔细装箱打包带走。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替他感到惋惜，又佩服他的洒脱与勇气。

又到了周六，我去办公室拿东西，恰好遇到老康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他把三个空荡荡的书架擦的一尘不染，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看他气喘吁吁的，我说：“这活用不到你干，咱们这有保洁阿姨，每天都来打扫。”

老康擦了一把汗，憨厚地笑了：“没事，好聚好散，就像退租的时候把房子打扫干净，这是咱读书人的素养。”

我们随意聊了几句，正要离开的时候，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老康一手搭住我的肩，一手捋着胡子说：“天公不作美，你正好留下来陪我喝两杯吧。”

说完，他从办公桌下拿出了两瓶五粮液，“之前一个作者送的，也懒得拿回去了，正好喝了吧。”又变戏法一样拿出了烧鸡、猪蹄、花生米和咸鸭蛋，这都是作者为了表达感谢，送给老康的土特产。

我俩在会议室里一边喝酒，一边看雨闲聊，不一会儿，一瓶五粮液就见了底。不知道是酒好还是兴致高，以前喝三两就醉的我，喝了半斤还兴头正旺，老康想开第二瓶，被我拦住了，“别喝那么多了，你要醉了我可扛不动你。”

老康抹了一下嘴，嘿嘿一笑，然后跑到另一个同事的桌下抄出了几瓶啤酒，“哈哈，上次他偷喝我的二锅头，这次正好还回来。”

这是我俩第一次单独喝酒，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外面暴雨如注，我们聊了很多，我突然发现，做了一年的同事，我们并不了解对方，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

谈话间，老康突然问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来这吗？”

“给的钱多呗。”

“屁，我一年倒腾古玩挣得比干编辑多好几倍，我根本不在乎钱。”老康说，之前自己做自由职业养成了懒散的性格，身体也变差了，他想重返职场让自己的生活规律起来。进出版社之前，主任答应过他，选题任他选，不强派任务。更关键的是，老康手里有一批民国时期的信札，一直想整理出版，主任也连拍胸脯说包在他身上。

“可后来，主任这家伙一推二六五，不断地敷衍我，最后我说自己掏钱出也行，他就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他还违背承诺，不停给我摊派工作，可其中一些稿子的质量啊，我多看两眼都恶心，速度怎么能快？”

老康说的那些信札不是名人的大作，就算出版了也不见得有人会买，现在出版社的书号都很紧张，几乎不可能去做没有利润的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走？”

“咱们社还是有底线的，给我的任务也有高质量的，做出来有成就感。之前跟主任虽然有些不愉快，但他也是照章办事，我不怪他。”老康闷了一口酒，“直到让我捧姓李的‘臭脚’，我实在是不能忍。”

这句话，我并不完全认同，李教授的那本书我看过，虽然有些啰嗦，但内容还算不错，算是一部有水平、有见地的学术著作。这次主任帮李教授说话，其实背后也有他的理由——

李教授是一个大型丛书的编委，这套丛书即将编完，正在寻找出版社合作。这是个大项目，仅第一辑的出版资助就有大几十万，够我们编辑室小半年的绩效了，后面的项目更是够我们吃好几年的。主任背着业绩压力，想拿下这个项目，于是才早早做起铺垫，想跟李教授搞好关系。

那天，我们喝到很晚才散场，分手时，老康把最后一瓶五粮液塞给我，我连连拒绝，不敢收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硬是把酒往我背包里装，“酒就是给人喝的，哪有贵重之分，下了肚都得变成尿。我估计我的工作都会转给你，算是你帮我收拾烂摊子的谢礼了。”

说完，老康就背着手，哼着京剧，一步三晃地离开了。月光洒在他身上，颇有雅士之风。

4

周一来到办公室，老康的位置上空空如也，那三个书架也被其他人迅速瓜分了。

主任果然把老康的工作都转交给我，虽然我入行只有一年多，但在编辑室也算是除去领导之外资格最老的了。主任提醒我：“你赶紧把老康之前的作者都联系一遍，告知交接的情况，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一定会做好。”

老康的作者当中，有一些是资深的老教授，大都跟老康关系不错，得到消息都很惋惜，不停地问我老康为什么辞职，其中一位老先生说：“像老康专业水平那么高的编辑太少了，我就是因为老康，才选择跟你们出版社合作的。”

甚至还有人追问老康跳槽去了哪儿，大有换出版社的意思。这些老教授都是我们出版社宝贵的资源，不能出闪失，我只能赶紧安抚，保证会做好他们的书。

他们口头上说相信我，但语气很明显都非常敷衍和勉强。

我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很吃力，而且我跟老康的专业不同，那段时间急得直上火。

首选要解决的就是李教授的书，写后记的任务落在我身上，可我既不会写，也不乐意写，就出了一个“馊主意”：改变参考文献的版式，比如原来的顶格排改成每行收进两格；多分几个部分，每部分另起一页；增大字号跟行距……总之拉大页码，让这本书看起来有30万字的厚度，反正也没人会去数。主任听了，夸我机灵，可我怎么感觉都像是讽刺。

最后，主任还把这本书由简装换成精装。纸张变厚，内文增添一些彩插，硬壳封装，再找人写了一些推荐语，做了一个漂亮的腰封。看到如此“高大上”的成书，李教授激动得手都不知往哪儿放，连擦了好几遍手，才把书接了过去，翻来覆去一个劲儿地说“好”。

书很快就送去评奖了，最终获了二等奖，比李教授预想的还高了一等，获奖理由中有一条是：“言语精炼，字字珠玑，文风有力。”李教授很高兴，大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又说他有些愧疚，因为他的书让一个优秀的编辑离职了，“我当时太着急，语气不好，事后还是十分认同康编辑的修改的。”

李教授想请我和老康吃饭，“我跟康编辑打过几次电话，他一听是我，直接就挂了，后来就把我拉黑了。麻烦你跟康编辑讲讲，咱们以后还可以继续合作，我这边还有好多书呢，以后让他随便改！”

听到最后一句，我就知道李教授不是真心想道歉，我也知道老康的脾气，他们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后来，李教授往出版社寄了一大堆桃子，说知道老康爱吃。老康让我把桃子分给同事们，顺便让我给李教授转达一声抱歉，他说自己当时的态度也有些冲，“我对李教授和他的书没什么成见，只是对主任太失望了。”

5

老康一走，主任更忙了，我们经常看不到他的人影。好几次，他回办公室都带着一身酒气。不用说，一定是出去拉选题去了。

一个周五，我准备下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开车去XX学校旁的饭店，说要带我吃饭。到了地方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主任刚参加完一个学术研讨会，晚上学者们聚餐，他是让我来当司机的。

席间烟味呛鼻，教授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主任穿梭在各个酒桌之间，给教授们频频敬酒，他双手把酒杯端得很低，不论别人喝不喝，都先猛灌自己。喝完酒，就开始介绍我们出版社，宣传我们如何有优势，能付多少稿费。主任说话的时候，桌上根本没人搭理他，他还硬往教授们身上凑，又是陪笑又是谄媚的恭维，我站在一旁端茶倒水，都觉得很尴尬。

散席后，我开车送主任回家，主任突然问：“你吃饱了没？”

我笑着摇头，主任也没吃饱，就带我去了一个烧烤摊，点了一堆肉，“最近辛苦你了，老康一走，最忙的就是你跟我了，多吃点，好好补补。”

主任点了一根烟，长叹一口气：“哎，以前都是老康来的，他不在，我一个人应付不了啊。”

我塞了一嘴的肉，嘟囔着：“对，他能喝，能替你挡不少酒呢。”

主任摆摆手，“你可是小看老康了，他不用喝酒，就凭他的关系，这些选题他一样拿下。”参加宴会的教授当中，有不少都跟老康做过生意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说起替老康“擦屁股”的往事，主任的脸变得通红，我赶紧递上一杯水，主任稍稍缓了口气，才继续道：“我刚入行的时候也是身怀理想与抱负，秉承编辑人的操守，继承前辈的风骨，可是现在出版不好做啊，社里压着每个编辑室创利，我也很难啊。”

主任说，自己还是一个小编辑的时候，外号叫“钢铁侠”——他是钢铁侠的粉丝，身板也像钢铁一样硬挺，工作更像钢铁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而且，他是出了名的油盐不进，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谁说都没用。曾经有一位领导的书没达到出版要求，他拒绝出版，不惜为此跟上司吵架，还闹到了社长那里。

不过，自从“钢铁侠”当上了编辑室的主任，一切就都变了。

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好好先生，腰弓了，讲话也和气了；皮鞋变成了布鞋，走路一步三回头，好像生怕漏了什么似的；所谓的原则也如同他的发际线，一退再退。

主任憔悴了，但我们这个原本会被裁撤分流的编辑室却越做越大，还成了出版社里的“三强”之一。不过，代价就是我们做书越来越被动，“讨好作者”成了工作重心之一。

以前，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有国家拨款，没有经费之忧，一些老编辑为了一本书辛苦几年，拿出来的都是精品。现在，出版社改成了企业，大厅里曾挂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地方，也换成了“效益为先”。想活下去，就要挣钱，作者掏了钱就是甲方，提出的意见，编辑就要充分“听取”。这不是我们编辑室独有的情况，整个出版社、出版行业都不外如是。

一位离职的前辈曾说：“现在编辑不像编辑，作者不像作者，出版不像出版了。”

类似的话，老康也说过：“现在都是向钱看，出版的垃圾越来越多，已经把那些文化精品淹没了。”老康的理想就是把精力都放在产出更多的文化精品上，做出真正能流传下去的东西。

坐在烧烤摊上，主任很无奈：“我也不想顺着他们，讨好他们呀！可我们只有多做这种资助书，才能多挣钱，才更有资本去做真正有价值的书与我们想做的书。我身为咱们室的负责人，就要为整个室负责，对你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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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还在抱怨老康太自私，没有大局观，可我却突然走了神，想起一位前辈的话。他说老康有底气，即使不干编辑，一样能活得很滋润，所以可以坚持自己的文人初心和理想。

的确，辞职后，老康的线上书店开了张，还兼营古玩，日子过得很潇洒。开着车，带着狗，四处游览名胜古迹，拜访各地的学者，一副闲云野鹤的样子。

可是主任做不到，他想让编辑室活下去，帮自己拿到一个更好的前程，就必须妥协，赶紧变现。而且大家都这么干，他不干，自然有人会干。

谁错了？好像谁都没有错。他们的目的一样，都想做出好书，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我想得脑瓜疼，拿着冰可乐放在脑门上降温。没想到，主任很快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明年的书号会大量减少，对出版的管理会更加严格，绩效也会减少很多，编辑们都得做好经历寒冬的准备。“小路啊，你还年轻，仔细想好出版适不适合自己，现在改行还来得及。”

出版行业的收入本来就不高，我每个月挣的钱还不够还房贷，就指着年底的那笔绩效奖金了。主任的话让我感到震惊，顿时，嘴里的肉都没了滋味。

还记得我刚入职的时候，主任常拿老一辈的出版人来激励我，大谈出版情怀、出版人的责任与义务，可是高尚情怀在现实面前，如同窗户纸一样，被戳得满是洞眼。

我不知道主任是真心劝告，是喝多了说胡话，还是在试探我。我没有回应他，只是心里的某些东西，在那一刻忽然动摇了。

2019年9月，老康离职3个月后，我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也递交了辞职报告，主任同样没有过多的挽留。

尾声

2020年的疫情，让很多行业陷入困境，出版行业也不例外。

我联系了一个前同事，得知编辑室又走了两个才干了2年的编辑，其中一个是湖北人，疫情期间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辞职回老家陪父母了；另一个嫌工资低，压力大，转行去做新媒体了。

前同事告诉我，他申请到了某985大学的博士，最多干到7月也要离开了，“我其实早就想走了，想在开学前好好歇歇，主任不让啊，我一走真就没人了。现在主任到处联系他的师兄弟，希望他们能推荐几个刚毕业的研究生过来。”

“为啥不招聘有经验的？”

“就他开的这点工资，除了哄哄涉世未深的毕业生，谁来呢？”

我尊重那些选择离开的人，也佩服那些留下坚守案头的编辑。

主任依旧很忙碌，他在朋友圈不断打广告推荐新书，不遗余力地做着宣传，就像他过去常说的：“鲜花也需要大粪浇灌，只要能种出几朵香的花，也就够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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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文学院双子星的副教授之争丨人间

原创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0-08-26

来自专辑

作者「鹿大萌」合集

常老师代表了“西方文学”，牛老师代表了“中国文学”，他俩的竞争实际是一个“中西大战”。

哪派多了一个副教授，以后在申请项目、挣经费的时候就会多占一些优势。哪派的人当院长，哪边人升职就快、就多。

配图 |《编舟记》剧照

1

2018年国庆节刚过，主编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下两份软绵绵、散发着霉味的选题单，“小路啊，我收拾办公室发现两个积压的选题。我照顾你，让你先选。”在主编热情的注视下，我翻看了一下，两位作者来自同一所大学，都是文学院的青年教师，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研究西方现代文学。

主编常去各大高校拉选题，所以我们编辑室里的每个人大都同时负责着五六本书。工作多，总得有个先后，出版社内部就出现了一个优先级排名——985>211>普通高校——资深知名教授的选题排在普通教授的前面，因此，这两个讲师级别的青年教师想出书，选题被压上一年多，实属正常。

最终，我选了古代文学，毕竟“文史不分家”，好歹离我的专业近一点。

这位老师姓牛，首次电话沟通，牛老师只说了一句：“路编辑，我的书请多上心，拜托了。”他语速极快，活力满满，不等我回话就径直挂断了。这个举动让我心情复杂——开心的是他对自己的书什么时候出版并不着急，沮丧的是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不尊重人的作者。

接下来，牛老师果然没有来找我，因为手头的工作太多，他的书就被我继续晾在一旁了。

到了年底，编辑室又有一个同事要离职，他是负责西方文学方向的，按理说工作移交不关我这个历史口的事儿，可主编把那个当初我没选的选题又塞了回来。我抗议说跨度太大，专业拿不下，主编却不答应。他一直倡导编辑们要当“博学的杂家”，还是那套说辞：“这两本书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大作，只要保证不出编校错误就行了，权当拓展知识范围了。”语气轻松，却不容拒绝。

西方文学方向的作者姓常，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这书给我们出版社一年多了也没见个动静，“你们店大欺客啊”。他的河南口音很重，讲话一顿一顿的，还不时飙出几句英文，在不和谐的谈话氛围中，他“大度”地表示，只要质量有保证，他再等上一年也行。

彼时出版社工作繁忙，既然他都说了不急，我就把这本书也扔在了一边。

2019年春节假期结束，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常老师的电话。他言语急切，说想让自己的书在6月份出来。我表示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少则半年，他的书体量不小，最快也要9月份才能完成。

常老师顿时急了，“不行，一定要在6月拿到，咱们可是签有合同的，你们已经拖了我一年多了。”他喋喋不休，我好说歹说才安抚下去。

可是没多久，我又接到了牛老师的电话，也是一样的急切，一样的要求，虽然他只讲了几句话，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主编就把我喊了过去：“那两本x大文学院的书赶紧给出了，今年暑假前就给他们。”

不久之前还让我把这两本书往后推，现在别人找他说情，就开始催了？我当即表示不可能办到，这两本书各有40多万字，我一天最多能审阅2万字，一个月的标准工作量只有30万字。现在让我一个月看完80万字，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来见我真发了火，主编终于退了一步，“我可以再帮你争取2个月，最迟他们开学前交付”，然后冷着脸，摆手让我出去。

私下里，一个同事问我：“知道主编态度变化为啥那么大吗？”

我木然地摇摇头。

“昨天刚开完工作会议，以后的书号会减少，各大出版社都转向去拉大学里的选题，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主编决定目标下沉，去开发那些普通高校与青年教师的选题，所以现在不能得罪他们啊。他们以后可是咱们的财神爷，说啥都要答应他们。”

我叹了口气，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2

虽然主编帮我说情缓了几个月，但两个老师催得实在太急，而且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尤其是常老师，恨不得一天给我打三个电话。

一天，我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平时我甚少发状态，即使发了也会屏蔽工作上的关系，那天实在是太累了，没有留意——然后就看到牛老师和常老师几乎同时在底下评论：“我的书什么时候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常老师的电话，他的语气轻柔了许多：“我们院的牛老师，也在你们那出书了？”

“对，我正跟你的书一起做着呢。你也跟他说一声别急，我会尽力的。”

他先是愣了一会，突然话锋一转，开始感谢我起来，弄得我一头雾水。随后，千万拜托我先把他的书做出来。那个“先”字，他咬得很重。

当天下午，我又收到了牛老师发来的微信，也是莫名其妙的，上来就感谢我，然后同样请我快点把他的书做出来，“最好赶在常老师前面”。

两人的态度突然转变，让我倍感疑惑。更奇怪的是，接下来他们两个都不再死命地催我了，和我联系的时候也是轻声细语，十分客气。

大概过了半个月之后，我才弄明白这变化背后的缘由。

孙哥是我的同乡，正好也在x大文学院工作，和常、牛二位老师是同事。两人之间的纠葛，是孙哥告诉我的。

新学期伊始，文学院有了一个副教授的位置空缺，也就牛、常二位老师符合竞选条件。如今高校的高级职称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人退休能混到副教授就不错了，若是错过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而竞选副教授，无非是看几个条件——任职年限、教学情况、科研成果。

两位老师都是2013年入职的，对待学术也都很认真，没来几年就成了文学院的“发文主力”，堪称文学院的“双子星”。现在谁能往上再进一步，只能看科研成果了。

而文科科研主要就是发论文与出版著作，可他俩连已发表的论文篇数等级都差不多，直到我主动联系他们，二位才想起自己放在这家老牌出版社的书，我发的那个朋友圈又让他们发现，自己和竞争对手连图书编辑都撞了车。

“他们当然要讨好你了，可以说你掌握着他们的前程啊。”孙哥笑着说，我先把谁的书做出来，谁就能在竞选中多出一个加分项。当然，两位老师真是多虑了，因为在他们申报截止日期（6月30号）之前，不论哪本书，我都不可能做出来。

“我就奇怪了，他们原来不知道对方也在我这里出书吗？出书是好事啊，瞒着干嘛？”

“估计想当个杀手锏吧。”孙哥笑了起来，“悄没声地拿出一本书，这么重大的一个成果，多显摆啊。而且还是在你们这么有名的出版社出的，多有面子。”

想想也是，以前我念书那会，同学们发表论文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别人提前知道了，更何况在如此节骨眼上的他们。

3

两位老师终于不再狠催我了，我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这竟是麻烦的开始。

像是私下商量好了一样，两人开始频繁地给我寄东西，而且价值一直在升级。先是牛老师给我寄了一套茶具，随后常老师给我寄了一箱红枣；牛老师给我寄了几罐茶叶，常老师给我寄了一箱核桃；牛老师开始打听我的饮食偏好，说他们那里的海鲜快要上市了，问我想吃什么；常老师则说他们那盛产中药，准备给我寄一些保养保养身体……

在出版社，编辑收到作者送的礼物很正常，只要不太贵重，没什么大问题。但看他们大有攀比的架势，更担心吃了拿了，以后工作受制于人，我赶紧叫停，说社里有规矩，“还是保持平淡的文人之交比较好。”

某些时候，我觉得有些好笑，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一个职称，拼命地讨好一个小编辑。可笑着笑着，我又觉得嘴巴里发苦。

用孙哥的讲法，牛老师和常老师算是两个极端——比如在性格上，牛老师耿直且乐于助人，但平日里习惯我行我素，只要是他认为不重要的会议，即使是校长主持，也会放鸽子；常老师则很圆滑，对谁都笑呵呵的，但跟谁都不交心，尤其爱往领导边上凑，还喜欢推卸责任、占点小便宜。

两人家庭背景差异也很大，牛老师家是开钢铁厂的，妥妥的富二代，当年来学校报到，就开了一辆保时捷卡宴，成为校园一景。后来领导点了他一下，才换成了一辆途观。他自己也是年轻有为，28岁博士毕业就当了大学老师；而常老师则出身河南农村，苦读到35岁才拿到博士文凭，刚来学校的时候就骑着一辆电动车，直到这两年才勉强换了一辆长安SUV。

自从我拒绝他们的礼物后，每天早上，常老师都会在微信上给我发“早安”，比闹钟还准时。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这是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人——每天零点，他会准时发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再点评自己前一天的工作，斥责自己一顿；相比之下，牛老师似乎在有意“避嫌”，他在微信上不怎么联系我，但只要我的微博有任何动态，他就会给我回复、点赞。我明白他的心思，可就算对我再好，我也不可能把书提前做出来。

一天，常老师又找我磨叽了一个下午，拜托我一定要把他的书早点搞出来。我只得说：“常老师，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拿到书的时候太晚，实在是干不出来啊。”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多了一句嘴，“牛老师的我也做不出来。”

常老师突然变得有点结巴：“哦，那……那……他的也做不出来，那就这样了。”然后小声嘟囔了一句：“那我也就放心了。”然后音调突然拔高了一度，“那就没事了，那你慢慢做，不打扰了。”

我立马明白了，立刻把同样的话跟牛老师也说了一遍，他的反应也一样，语气明显轻松了很多——果然，就像小孩子闹脾气一样，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别人得到。他们早就不关心自己了，只要对方的书也出不来，就行。

4

2019年6月，又有一个同事离职，工作也转给了我。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主编还催得紧，让我赶8月的上海书展，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没成想到了月底，主编又来加塞儿：“小路啊，这本书你赶紧做出来，其他的先放一放。”

我一看，x大文学院院长王教授的书，也就是常、牛二位老师的领导。好在王教授的书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再解决几个小问题，让作者看一遍，没什么意外就可以下厂付印了。主编也跟我透了底：“他们学院刚拿下了一个国家社科与省级重点项目，这可是好几十本书，上百万的大项目，这书你必须赶出来。”

按老规矩，我联系了王院长，他很热情，听完我的话，突然冷不丁地来了一句：“我们学院的常老师听说也在你们这出书？你认识吧？”

“认识，他的书正好在我手上。”

“那太好了，你把书给他就行了，就说我说的，让他帮我看看。我们俩都是一个专业的，他的水平高，看得比我透彻。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正在休假疗养，没工夫看。”

这事我自然见怪不怪了，不过像王院长这种，舍近求远、让编辑给自己的下属布置工作的，我还是头一次见。王院长似乎听出了我的顾虑：“没事，常老师人很好的，你就给他行了。我现在腰椎间盘又犯了，下不了床。我相信常老师会理解的。”

既然如此，我只能照办，我以为常老师会很不高兴，没想到他竟十分激动，明显听出电话里的声音都在颤抖，“一定，一定，我一定会好好看的。”他还暗示我，想让我事后在王院长面前帮他美言几句。

后来我从孙哥那里得知，常老师是王院长的老乡，也是同门师兄弟。当初是王院长把他引进学校，成了自己的“学术秘书”，王院长的好多项目都是常老师帮着做的。我向常老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又怕他一激动改多了，还特意提醒：“这是最后一稿了，版式不能动了，没有大的错误很硬伤，能不改就不改了，否则出版时间又得拖。”

“我们院长的水平我知道的，加上你的编辑水平，肯定没啥问题。”常老师的语速本来就快，加上激动，我都能听到他不断往回吸口水的声音。激起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

一周后，我收到了寄回的稿子。常老师用红笔改正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在很多地方用黑笔加了批注，看似是阅读感想之类的，当然都是些溢美之词。在书上写批注实属正常，但大家一般都写得很随意，常老师不同，根本不像是随手做的批注，而是像是小学生写作文一样，一笔一划很工整地写，错误的地方还用修正液涂改了。

我特意问他：“这个黑笔也是要加上去的？”

他连连说不，“我们院长的大作，怎么好乱改呢？”说那是他一激动，情不自禁地写上去了，“我这人吧，看书就好做个笔记，院长的书写得太好了，我忘记了这是在校稿，就把感想都写上去了。”

“路编辑啊，麻烦你跟院长说一声，把他的稿子搞脏了，请他别见怪。”

我大概明白了，常老师是以为这个稿子还会寄给院长看，所以才特意写了这些批注，既拍了马屁又不失身份。但我告诉他这个稿子出版社要存档，并不会给院长看。

“哦！”他听起来有点失落，“那这个修改院长同意吗？万一我改错了怎么办？”

“院长提前说了，他也相信你的水平，你改的他会全部认同。”

那边许久没有动静，我觉得自己闹够了，开始心生歉意：“这样吧，我把你改正的地方拍个照给王院长看一下，批注万一带进去了，我会跟王院长解释一下的。”

常老师再次激动起来，连连感谢。

那天，我仔细地把每个批注都读了一遍，特意找了几个写得好的拍照发给王院长看，但王院长只回了一个字——“哦”。

5

7月，我突然接到常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在附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问我是否有空出去喝杯咖啡。当时我看稿子正看得脑袋发昏，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出去透口气。

等我赶到时，常老师正站在湖边看鱼，他身穿白色衬衫，底下配深色短裤和凉鞋，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已经不见了金属光泽。见了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心里都是汗。

在奶茶店坐下后，我们很自然地聊到了“副教授之争”。常老师说，他不是非要争这个副教授的名头，主要是没得办法。如果升了副教授，学校会分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他年纪不小了，想要二胎，有了大点的公寓，一家人就不用挤在教师宿舍里了。而且，他老婆还可以在学校里得到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别看人家说大学老师多有面子，其实屁都不是，干啥都得排队，等轮到你了，啥好东西也都没了。就拿房子来说，原先入职的时候说的好听，给安家费什么的，来了之后就各种拖，没办法，谁让现在的博士也不值钱了呢。”他又说：“我不像小牛，他家里有钱，不在乎这些待遇，可我不行啊，从小辛辛苦苦念书，快40了一家人还得蜗居在一起，哎！丢人啊……”

听完常老师的絮叨，我不知道讲啥好，只能应付着。突然，他往我身边一凑，“路编辑，听说你们这可以提前给样书，能不能帮我搞一下？”

以前，出版社在书不能按时交付的情况下，会做几本样书应付作者，除了内容上是未定稿，但是封装什么的都与正式出版的书一致。不过现在社里管得严，不是重要的人物，不会这样做。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婉言拒绝了，说流程不允许。只见常老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手放在裤子上来回地擦汗。看他一脸落寞的样子，我又有些不忍心，拒绝了他晚饭的邀请，赶紧离开了。

---

一周之后，我又接到了牛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陪王院长来我们这里出差，特意放了院长的鸽子，想请我吃饭，“一定要来，地方随便选，不用跟我客气。”

我们在市中心的海底捞见面了。

牛老师是唐山人，30岁出头，头发二八分，发丝用发蜡抹得透亮，穿了一身剪裁得当的休闲装，材质优良，一看就是经常健身。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牛老师一点都不拘束，像老朋友见面似的，言谈、礼仪都非常舒适得体。他大方地点了一桌子菜，硬让我把海底捞吃出了自助的感觉。

见他如此放松，我也就直接跟他聊起了竞选副教授的事。牛老师说自己对副教授什么的无所谓，就想安安静静做学问，只是现在这个环境少了一个教授的头衔，很多事情施展不开。为了以后更好地做学问，他才想要拿下副教授。

至于与常老师的“过节”，他也不避讳，“也有人跟我说，别跟常老师抢，他条件困难点，应该先让他。其实我本来还不想抢的，可这话一说，我就不乐意了。评教授本来就是看德行与实力，哪有让的？谁厉害谁上呗。我这人就是这样，越让我让，我越要争一争。”

我当时只顾埋头吃肉，听他如此讲，只好转移话题，随口问：“你家庭条件那么好，干嘛搞学术呢？直接继承家业多好。”

“哎，说得容易，别看我家现在有声有色的，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吃苦过来的，亲眼见了家里创业的艰辛。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人还是要有学问，学问是走向成功最大的捷径。任何人都会背叛你，只有学到的知识不会。而且现在钢铁行业不景气，我接手了，说不定还不够败坏的。况且，我也真喜欢搞学术。”

我没有接话，牛老师又问我，“听说这里某度假村的温泉不错，到底咋样？”那几天一直在下雨，天气潮湿得难受，大热天的还想去泡温泉？我直说自己没去过。再之后，我俩十分默契地天南海北随便聊起来，不再说任何有关学校和出书的事了。

第二天，我看到王院长发了朋友圈，说自己泡了温泉，十分高兴。我忽然想起，前不久王院长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篇文章，内容大概就是说泡温泉对治腰很有帮助。

看来，这个牛老师不仅有眼色，还很有行动力。

6

2019年9月，因为压力实在太大、对主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认同，我选择从出版社离职。当时，常老师和牛老师的书都已基本完工、送去做出版前的质检了。如果没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下厂付印。

我离开的时候，这两本书的质检结果仍未返回，之后的事情我就没再过问了。到了12月，孙哥联系我，我告诉他自己离职的事，他先惋惜了一番，然后突然问：“你猜，最后谁当副教授了？”

我以为是常老师——不仅我这么认为，社里知道内情的人大都这样想——因为院长是他的老乡，又是同门师兄弟。

“哈哈，这次居然是牛老师升了。”

“为啥？”

“嗨，常老师命不好呗。”

眼下，上边正推进复兴传统文化，文学院上马了一批项目，其中有个重点项目，跟牛老师的研究方向很契合，但这个项目对承担人有职称要求。院里要想牛耕地，不给牛吃草怎么行？所以，牛老师顺水推舟成了文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

之后，孙哥又跟我讲了一些内幕消息。

其实，表面上，这是某大文学院的两个青年教师在竞争副教授，但背后还有角力——不只是实力的竞争，也是“人”的竞争——高校里分派系，有的以毕业学校划分，有的以师门派别划分，更多是以专业划分。比如，常老师代表了“西方文学”，牛老师代表了“中国文学”，他俩的竞争实际是一个“中西大战”。哪派多了一个副教授，以后在申请项目、挣经费的时候就会多占一些优势。哪派的人当院长，哪边人升职就快、就多。

虽然王院长是学西方文学的，但很多校级领导都是学中国文学出身。据说，王院长最初是想顶常老师上的，只是意见被打了回来，才换成了牛老师。难怪我看到常老师之前发过一个朋友圈：“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我问孙哥：“说实在话，他俩到底谁的学术水平更高一些，或者谁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副教授的头衔呢？”

孙哥说，他俩都是文学院的学术中坚，为人上也各有各的特点，没啥大毛病，“只是，你得懂得，高校并不是一片净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除非你足够牛逼，别人动不了你，否则你必须牺牲或者屈尊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其实我倒也没那么意外，常老师就知道给院长干活，其余的表示一点没有。可牛老师不一样，他是小事不care（关心），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更不会掉链子。别看平时不搭理领导们，傲视一切，可逢年过节没少走动。前不久还带着院领导们去唐山玩了一大圈，那个招待呢，啧啧。人家不亏是生意家庭出身，知道分寸的。”

我多少替常老师感到些许惋惜，之前他那么辛辛苦苦地帮王院长改稿子，最后还不如领人出去泡个温泉、旅个游有用。“常老师那么优秀，下年一定能评上。”

“不一定，下年又有新人上来了，说不定竞争的人比他还优秀呢？”孙哥说的“优秀”是哪种优秀，就不知道了。

后记

2019年年底，学校早早放了寒假，常老师窝在家里看书，每天都在朋友圈更新自己的阅读感想。他每看完一本书就来个总结，没有1000字，也得有800字。他把微信的个人简介改成了：“千里之行，始于读书。”

牛老师开着他的车，先到内蒙转了一圈，然后一路南下到广州，发朋友圈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不久之后新冠疫情爆发了，牛老师成了志愿者，天天跟在王院长的后面，分享着校园里的各种疫情防控信息。而常老师则待在家里，继续读书。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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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主编说，这书我们只能藏着出丨人间

原创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0-11-02

“局长毕竟是退休的人了，人家给他面子买一次书还行，还能次次买吗？今年书号少了，那些重点书都不够分，马局长这种乱七八糟的书怎么会给呢？”

配图 |《编舟记》剧照

1

到2018年4月，我从事编辑工作已经小有一年了，虽然还是新人，但依然能感受到行业的巨变。大概从2018年开始，出版社的效益开始下降，尤其是完成改制后，原来的政府拨款没了，从前强调的“社会效益”被搁置一旁，挣钱的口号越喊越响。

我所在的老牌出版社主做学术书，作者大都是高校的教授学者，利润来自于他们的出版资助，虽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收入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就弱了——当其他出版社纷纷盯上“高校”这块肥肉的时候，竞争就变得愈发激烈。领导急得天天开会，号召各个编辑室勇敢开发新选题，一个领导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要钱到位，一切都好说。”

2018年5月，一个周六，主编让我去社里领东西。我刚到就看见主编办公室里坐了一个老头，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主编带着老头来到我的工位上，笑着介绍：“这位是马局长。”

马局长60岁出头，一米八几的个头显得很威严，灰白的头发用发蜡打得光亮，戴着一副黑色的大方框眼镜。即使天气已经热了起来，依然穿长袖长裤，外面套着深色夹克衫。

我还是第一次见主编带着这种卑恭的态度说话，于是赶紧起身，硬挤出微笑。主编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是编辑小路，某大的高材生，别看才工作一年，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让他负责您的书没问题。”

原来不是上面来的大领导，而是要出书的作者啊。我松了一口气，不过又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主编在休息日让我赶来接任务，难道是有什么问题，不想让其他同事看见？

马局长在沙发上正襟危坐，腿一翘，很有领导派头。

他滔滔不绝地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文学，年轻时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的作品，退休以后就想把自己几十年的写作材料整理出来。他花了5年时间写完70万字，到处找出版社出版，“一个人的肉体早晚会消逝，只有文字是不朽的。”

马局长声音沙哑，气势很足，说话抑扬顿挫，像是在做报告一样：“我知道现在出书基本都是自费，可是其他社看我的书体量大，都开价10万以上。他们太短视，完全看不到销售以后的价值，还好遇到你们主编给我打了7折，不然这么好的书不能问世，太可惜了。”

图书发行必须有一个“书号”（ISBN），相当于图书的身份证，有了它，书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私人想出书，资助费就相当于“买书号”。只是这个报价让我也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体量，7万元的资助基本就挣不到什么钱了。

等我看到合同最后的附属条款才明白——“印300本，作者全部购入”——类似这样“自产自销”的模式在出版行业里很常见，如此算来，利润率能维持在50%。

私底下，主编再三叮嘱我，马局长这本书以后直接向他汇报，就算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也不要多说。主编的顾虑我明白，过去出版社一般也不接这种老干部自娱自乐的“自费书”，因为质量大多不好，编辑们瞧不上。

如今为了赚钱出这种书，主编也怕丢人。

2

一周后，马局长把稿子交给我，三大摞厚厚的A4纸。马局长说自己年纪大了，不太会用电脑，原稿是一笔一划写的，用光了四五瓶墨水，用坏了十几只钢笔。写完后，找打印店录入电脑，“花了好几千块钱”，又对着打印稿修改了三四遍，才交到我们出版社来——说了这么多，核心其实就是一点：“这是我的心血，希望你能好好对待。”

我答应马局长一定好好编，但主编早有交代，要尽快完成这本书，“反正都是他自己买，又不会上市，质检也抽不到，不要费太多心”。

按照流程，编辑拿到稿子后要大概了解内容，申报选题，等选题立项与资助款到账后，才正式开始编校。可马局长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显得不正常。

那天，我把选题申请表交给主编，主编却把它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哪里写错了，主编却笑眯眯地拿出了一份已经批准的选题表，“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提前找领导们签过字了，这可是特批的哦。”

这种审批一般只适用于重点图书或者某大家的书，马局长顶格是一个退休的副厅级干部，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我想着其中有蹊跷，但又不敢多问，拿着选题单要走，主编又叮嘱了一句：“记住，这本书的事对外不要多说，小心隔墙有耳。”

当时我还觉得有些好笑。

书的前言是马局长自己写的，相当于一个自传。

他写自己是贫下中农出身，七十年代初考上了某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在大城市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调往基层，最后被分配到一个煤矿的宣传科。当时，周围都是技术工人或者理工科的大学生，大家聊专业话题，他都听不懂，一直融入不到圈子里去，于是发奋再次拿起书本，啃机械工程、物理化学之类的东西，最后成了一个“文理工兼通”的人。

再往后，他步步高升，成了领导秘书，但也没放弃自己的文学爱好，接着又成了系统报刊的通讯记者，写的各种工作报告经常作为典范在系统里传播，获奖无数……

尽管这里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我还是不由得对马局长多了一些尊敬。仔细阅读正文，发现稿子整体分为两个部分：工作与生活。大头是“工作”——是马局长几十年的工作心得与总结，比如一些工作报告与会议讲话；“生活”则占了1/3，都是老年人的人生感悟与心灵鸡汤。

很快我就把“生活”那部分校对完毕了。剩下的“工作”部分，我犯了难，整篇的理论、数字、图表、公式，我一个学历史的怎么看得懂？于是我找到主编要求支援，主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你管那些干嘛！这书又不会上市，谁会关注呢？你就看汉字，保证没错别字就行了。”

虽然主编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大意，毕竟万一出了问题，责任都在我身上。于是便向马局长咨询意见，他给了我一个微信，“这是我以前的下属，业务水平很高，有啥看不懂的可以请教他。”

这位王哥似乎十分不乐意，但又不好得罪老领导，只说这些文章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校对了多遍，可靠性很高，“你放心过就行了。”

我只好放开手脚，看错别字了。

一个半月过去，一校终于结束，我按流程拿稿子给主编审阅，然后发送二校，没想到主编看也没看就让我拿走。我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二校给谁呢？”

主编反问：“你觉得有二校的必要吗？又不上市。”

“三审三校”是出版底线，虽然我们也接过一些不重要的稿子，但该走的流程一个也不少过，而且主编天天强调“三审三校”的重要性，这次怎么带头违规？

“还是校对一下吧……缺一个流程怎么都交代不过去，最后我写工作记录不能把二校一栏空着吧。”

主编歪着头做活颈操，“行吧，你放着吧，我来安排。”

一般来说，30万字的稿子二校至少需要一个月，马局长的书怎么也得两个月，没想到两周后，主编就把稿子返给我，翻看了一下，改动不多。我不好明说，就委婉地问这是从哪儿找来的校对，这么快就看完了。

主编一脸得意：“我师兄现在是硕导，听说他有两个学生以后想当编辑，就拿过去给他们练手了，既做了人情还省了一笔校对费。”

主编算盘打得好，但他这样做，背后的顾虑却没有明说——我们社合作的外校很固定，如果他们觉得稿子问题大，是有权向社里反映的。马局长稿子的质量不高，除了我，主编连自己编辑室的人都瞒着，自然不会去冒这个险。

明知主编给我埋了一个大雷，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三校”是我和主编最担心的一关，因为要把稿子送到校对科去。

校对科直属于总编室，一般拿到稿子后，回先机校“过黑马”——用“黑马”软件查出其中的错别字。再由那些眼光毒辣的老校对仔细看一遍，如果他们认为前面的编校不过关，会直接把稿子提交给出版社总编，相应的编辑室就会被问责。

马局长的稿子质量如何，我跟主编心知肚明，中间又少了一个专业的校次，谁知道会有多少问题。就算没有大问题，内容也有水分，传出去主编很容易落下笑柄。思来想去，主编让我把三校先放一放，他来想办法。

一个周五，快下班的时候，主编让我把电子稿发到一个指定的邮箱，他说这个人是专门负责过“黑马”的，“我跟他打过招呼了，趁着下班帮咱们偷着过，三校样纸质稿你就不要提交了，让马局长再好好看一遍，你自己再翻翻，最后结合‘黑马’统一改一遍就行了。”

“那最后做表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填今天，内容写模糊一点就行。每天校对科看那么多稿子，谁记得住谁看的啥，出了事有我呢！”

主编如此瞒天过海，我心里直打鼓，但权衡利弊，这么做是最保险的。我安慰自己，反正书不会上市，“就这么着了，谁会查呢？”

还好马局长自己改得也十分仔细，找出了不少小问题。到了9月下旬，总算基本完成，等书号下来，就能下厂付印了。

可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还是出事了。

3

2018年国庆前夕，整个出版社里弥漫着松散的气氛。那天下午，我突然接到总编室的电话，问我是不是马局长那本书的责编，有些事要核实一下。我以为是书号下来了，可对方却严厉地说李副总编看了封面，认为简介问题很大，要重改，不然书号不能批。我吓了一跳，赶紧跑过去。

按规定，编辑在申请书号的同时，要把书的电子版提交到出版社的电子库存档。不知怎么，李副总编竟然知道这本书，还特意调出来看。他指出问题有三：第一，简介字数太多，一般封面文字不超过200字，而马局长写了近500字；第二，罗列的奖项太多，还有不少是水分很大的“野鸡奖”；第三，过度宣传，马局长夸自己的书是人生指引和工作宝典，“太过分了”。

当初制作封面时，我就指出了简介的问题，但马局长不愿意改，说这里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大家看了这个简介，就知道我这个书的内容了，不就能勾起了大家的阅读欲了嘛！”拒绝我之后，他还联系主编评理，主编依然是那句老话：“反正不上市，随他吧。”

为何会被副总编揪出来，我多少有些纳闷，直到后来，社里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当初社里决定开源创收，降低对作者的要求，说白了就是谁出钱就给谁出书。李副总编反对这么干，他认为我们作为老牌出版社还是要坚持传统，多做学术书、精品书。

虽然我们以前也接一些局长、董事长写的书，但这些人都带有学术身份，比如兼职教授、研究员什么的，不算违规。这次，马局长完全属于“白丁”，李副总编反对给他出书，当初选题会差点给毙掉，还是主编上下活动才立的项。

主编瞒了这么久，没成想到了最后一步，李副总编居然还记得。我把他的建议告诉主编，主编一脸阴沉，阴阳怪气地说：“你看着办吧。”

他俩谁高谁低，我还是懂的，只能按要求修改。可是我好说歹说，马局长就是不同意，喊着：“这是我的心血，全书的引领，没了这个简介，全书少了魂一样，小路啊，你应该体会我啊……”

这种关头，我只能硬着口气回：“按照合同约定，我们有完全的修改权，最终定稿权也在我们出版社手里，如果不改的话，最后封面上可能什么也加不了。”

马局长在电话那头吭哧了半天，最后一声长叹，还是同意了。就这样，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走完了最后的流程。

10月中旬，稿子交给印厂，到了月底，300本书就全部印好、被马局长拉回了家。马局长看到书，笑得合不拢嘴，连连对我竖大拇指，还特意找了家高档饭店请我跟主编吃饭，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五粮液。

本以为这个工作到此就结束了，想不到，后面的发展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大概在11月中旬，王哥突然找到我，问马局长的书还有没有。按惯例，我们每次印书都会多印一些，我找出5本，卖给了王哥。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接到了一些单位的电话，都问马局长的书是否还有货。我很意外，这事儿一直都千瞒万捂的，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还是主编点醒了我，“马局长好不容易出书了，不得宣传显摆一下？”原来，马局长虽然退休了，但仍会被一些单位邀请去做讲座或技能培训，每次有这种场合，都不忘把自己的书带着吹嘘一波，还寄了不少给以前的同事留念。这些同事大都已经是单位的领导了，吩咐下属买一些捧场也正常。

主编应该是早就预料到了后续订购的事，才压低资助费，拿下马局长的书。他让我统计好信息，告诉这些人我们以后可能会加印。

王哥又来订书，我忍不住问他，“买这书真有用吗？”

“别的单位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单位这书太重要了，”王哥如此感慨，不过紧接着又加了一个限定，“当然，仅限于下册的工作部分。”

最初按领导要求买了5本书，王哥也觉得这就是给老干部捧捧场，但仔细读了几篇发现，里面的东西对自己的工作帮助竟然相当大。毕竟“工作”部分是马局长积攒了几十年的工作心得。

王哥单位里的人大多是理工科出身，每到写报告的时候就头疼——能把问题讲清楚就不错了，更别说什么文采，所以每次都要修改七八遍才能过关。马局长却是系统内少有的文理工全才，他书中收录的报告逻辑通畅、深入浅出。如今已经成为写作模板了，十分抢手。

“这不，我们领导又要让我再订10套，我们同事也要合伙订呢，你们什么时候来了书记得先给我留着，马上年底了，大家写报告等着用呢。”王哥嘱咐道。

听完这些话，我有些惭愧，心想自己过去实在是小看马局长了。不过心里随即又宽慰了许多——还好自己做的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4

虽然每个单位只订个十本八本，但架不住人多，合起来也有小400本，最后居然又有两家单位合起来追订了500本。其中买的最多的单位看名字是在北京，收货地址却在杭州，订购人千叮万嘱：“马局长要问的时候，你就说是北京那个单位，不要提杭州那个。”

我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毕竟与我无关。

马局长很高兴，与主编商量加印1000本，卖不掉的由他自己买入。有了数量保证，不出一个月，书就全部印好了，我抓紧跟各个单位联系，收款登记、联系发货，累得够呛。最后还剩下一百多本，马局长按照承诺全部购入，他说上次的300本很快就送完了，“还有好多人要呢”。

为了感激马局长，主编特意定制了10套精装版，免费送给他当纪念。

那天，马局长的儿子开了一辆皮卡来出版社搬书，我俩忙活了一个小时才终于搞定。当时已经下班，为了表示感谢，他开车送我回家，路上聊起马局长，他一肚子牢骚。

他说马局长年轻的时候就是工作狂，家里的事都不管，回家就埋头写作，搞得家庭关系比较紧张。还好写文也能挣不少稿费，家里人慢慢也就不说什么了。

“本以为我爸退休后，能安分一点，帮我带带孩子，享享天伦之乐，他呢，哼！忙活几年，居然要花钱出书。我妈气得要命，干脆把他钱全部掐了，想不到他居然去外面借钱，还差点被骗去借高利贷，你说这老头怎么那么自私呢？”

我赶紧打圆场，说马局长的书还是不错的，卖出去很多，“有两个单位一口气买了500呢！”

没想到他又“哼”了一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那是我妈找人买的。”

原来，马局长推书并没有很顺利。他生怕自己的书没人买，天天联系之前的同事，可现在查得严，家里人也怕他被人投诉，卖书事小，别到头来再弄个晚节不保——毕竟这些年，领导出书也是一种常见的“腐败手段”了，比如资助费公家掏、印出的书单位买、或“强迫”手下单位订购，自己再收一笔版税，“名利双收”——也正是担心被人诟病，那两个购书大户都是局长夫人私下找的亲戚朋友。

听了实情，我也只能宽慰说，马局长的书还是有价值的，真查了也不算违规的。马局长儿子的表情这才轻松了一些，“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我爸，他这人好面子，不然知道了，又不知道要闹啥幺蛾子。”

不论怎样，马局长这事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彻底松了一口气。最后一算，盈利率竟十分可观，算得上是我们社前十了。

等到2018年年底，编辑们纷纷把自己这一年负责的书的盈利情况提交上去。一天，主编忽然找到我，神秘兮兮地说：“我跟财务说好了，马局长那本书盈利分成两批报，今明年各报一次。”

按规定，一本书的盈利超过一定标准，责编也是有提成拿的。见我表情略显低落，主编又“劝慰”道：“你想啊，马局长这书要是如实报上去，一定会引起大家关注，你能保证这书编校质量没问题？那么多人盯着，没事也能找出事，一出就是大事，你能扛吗？”

我完全没了脾气了，颓丧地退出了主编办公室。心想，这大概就是主编的厉害之处，他说是为我考虑，其实也是自己更怕出事。

2019年春节前，马局长又特意请我吃饭，说准备把以前的文章整理一遍，再出本书，可计划总比不上变化快。因为各种原因，我在2019年下半年选择了离职，过往种种，都成了云烟。

离职之前，我特意跟主编提起了马局长新书，但是主编却没啥兴趣，这才跟我说了实话：“我也不瞒你了，马局长毕竟是退休的人了，人家给他面子买一次书还行，还能次次买吗？而且你也知道，今年开始书号少了，那些重点书都不够分的，马局长这种乱七八糟的书怎么会给呢？”看主编的脸上愁云密布，我也不再多言了。

离职后，一次我跟前同事吃饭，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主编最近走背字，“搞不好也要跟你一样走了。”

“咱们社的人事关系你也是知道的，主编的靠山是陈副总，现在退居二线了。本来也没啥，他的靠山不止一个，但是他的另一靠山张主任不仅没升，反而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前同事笑了起来，说总编退休后，极大可能是李副总编上位，主编跟李副总不对付，所以现在到处找门路，准备跑路了。

“哎，咱们室现在也是人心惶惶，这几年主编太高调了，急于求成，做的书问题不少，而且树敌太多，不是好事啊。”

我暗自庆幸，自己早早远离了那个是非之地。

很快新冠疫情爆发，出版行业也受到了不少的冲击，李副总没能成功上位，而是从外面空降了一个新总编。听说主编这下又来了精神，开始积极向新总编靠拢，处处响应新总编的号召。编辑室的选题也风格一变，全换成了新总编喜欢的口味，再次成了全社的焦点。

好在这位新总编叫停了自费出书的盈利模式，出版社终于又回到了多出学术书的轨道上来。

后记

得知我已经离职，马局长还时常微信联系我，报告自己新书的进度。他似乎已认定我是他为数不多的知音，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主编的真实态度，只好应和着。

2020年6月，马局长突然跟我断了联系。通过前同事才知道，马局长跟主编聊过了，内容不得而知，只知道马局长那天气呼呼地离开主编办公室。

不久，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写作这种事，是个人的愉悦，藏之深山也挺好，不能被势利眼毁了心情。”

再后来，马局长把我也删除好友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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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被出版社开除的法学博士，是糊涂还是聪明丨人间

Original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1-01-14

父亲在他本科念完后，不经他同意就找人帮忙申请了硕士、博士，“说全家人都有学历傍身，不能让我扯了后腿。还说不能让人家说闲话，说某某学术誉满天下，他孙子啥都不是……”

配图 |《编舟记》剧照

前    言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

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

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

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黑色编舟记丨连载05

我所在的这家老牌出版社，对编辑的要求非常高，非硕士不用，但薪资待遇实在一般，招人很难。我们文史编辑室也不例外，有时刚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编辑，人家就要离职了，这让主编很头大，于是他发动身边的关系，想招几个涉世未深的实习生进来干活儿。

但没想到一个新来的实习生，竟让精明的主编吃了瘪。

1

2018年10月中旬，实习生即将到岗，主编说这位实习生是某名牌大学的法学在读博士，以后就坐我对面的工位。

在我的印象中，学法的人自带一种精英的感觉，可见到本尊的时候却大吃一惊——这个实习生30多岁，剃了个三毫米毛寸，皮肤黢黑，大盘脸上戴了一个非常小的眼镜，脸显得更大了。深秋时节，他打扮得不伦不类，上身穿长袖衬衫，下身穿短裤，脚下还踩着一双人字拖。

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似乎不太愿意提及自己的姓氏，就说自己的学术水平“很菜、很水”，别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水博士”。一开始，我们还是礼貌地叫他本名，他却立即纠正：“叫水博士或者小水就行。”于是久而久之，大家就忘了他的真名。

刚入行的新编辑都要参加培训，学习规章制度与编辑条例，没事的时候就自己找书看。可水博士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来了之后，先把主编的电脑升级，又把办公室有问题的桌椅全修理了，日常打扫卫生更是勤快。过去，我们出了新书得请外面的人来拍摄宣传照，可水博士来了以后，他拿出自己的相机，摄影、修图一条龙，甚至还会制作小视频……主编很高兴，到处炫耀说自己请了一个多面手，领一份工资干了几个人的活，每天“小水、小水”使唤得不要太勤快。

半个月的培训很快结束，下一步，新人应该先当校对熟悉工作，可主编说人手紧张，就让水博士直接上手编书。主编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水博士一直说自己难以胜任，主编还夸他谦虚，让我们学着点这种态度，别老翘尾巴。

不过，主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水博士”这个外号并不是浪得虚名。

11月初，主编给了我一本关于法律的新书，我是学历史的，表示学科差距太大啃不动。主编便让我和小水一起做，“他来看知识性错误，你管编辑技术，你也算老人了，正好也带带他”。

我这才明白主编为什么安排水博士坐我对面，脸快耷拉到地上了。主编拍拍我肩膀，承诺最后的绩效算在我头上。我换了笑脸，拿着稿子去找水博士，他面露难色，欲言又止，不断地把稿子拿起又放下，最后像是下了决心，还用拳头在稿子上砸了几锤。

我宽慰道：“没事，你慢慢看，就像平时看论文一样，出了事有我担着呢。”

一周后，水博士把稿子还给我，没有几处修改，我还以为稿子质量高，高兴接到了一本好书。可水博士的眼神却闪躲起来，放下稿子就跑出了办公室，一下午没见人影。

等我开始看稿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地方越看越不对劲——编辑干久了，就会形成一种不可言说的第六感，能感知哪里有问题——虽然我是学历史的，但基本的学术搜索能力还是有的，经过查找，我发现书稿中存在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有些地方错得还很明显。

一本书查了一半，怎么也有小100个错误了，我既气主编接了一本烂书，又气水博士干活不认真。我忍住脾气，找水博士“问罪”，他却歪着头、缩着脖子，无所谓地说：“我就说了我是个水货嘛！”

“那你怎么读的博士啊？”

他倒坦诚：“我爸跟我导师、院长都是同学，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保送了。”

看着他无辜的眼神，“真诚”的道歉，我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有气撒不出，只能怏怏回去向主编报告。

当天晚上，水博士给我发消息：“主编有没有要过你的硕士论文和发表的文章？”我们主编的学术水平高，对论文要求严格，过去很少会看员工的论文，我猜他是要摸水博士的底了，但碍于面子，只能敷衍过去。

后来，我去主编办公室拿文件，无意中看到了水博士的硕士毕业论文，上面被主编批写了：“烂”、“狗屁不通”、“这也能毕业？”之类的评语。

即使如此，主编还是不死心，又陆续交给水博士几个法学的稿子。水博士依然挑不出错误，给后面的工作埋下了“大雷”。

在编辑们的一致抗议下，主编再也不安排水博士帮我们看稿子了。他决定亲自培养水博士——他把水博士的工位调到主编办公室，让“小水”先做一些简单的校对工作，核对其他编辑修改后的稿子有没有漏改之类的问题。

主编无奈地说：“小水啊，这个工作应该不会再放水了吧？”

水博士还是憨厚地笑，工作依然让人难以放心。

2

2018年底，主编亲自负责本社一个退休领导的书。一稿排版出来后，老领导不满意，又在上面增删了很多东西，修改量接近1/4。送回的稿子很凌乱，主编就让水博士工整地誊写一遍，再给排版公司修改。

新稿出来后，我们照例要让作者再看一遍。没想到，这次老领导在电话里直接开骂，说漏掉了很多东西，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糟蹋了。经过核查，我们发现书稿的内容缺的还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大面积的缺失，有些地方甚至抄得前言不搭后语。

这位老领导是编校出身，最看重编辑的基本功，对于水博士犯的这种低级错误难以容忍，更迁怒于主编，说“我们社的口碑就是这么毁掉的”。之后，他亲自到主编办公室督工，坐在水博士旁边盯着他改。

老领导脾气差，动辄骂人，我们隔着墙也能听到他的怒气，有几次我看到水博士用眼神向我们求救，虽然觉得他可怜，但也是活该。

不过有一点，大家还是挺佩服水博士的——他心理素质很强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管他是现任还是退休领导，要是被人这么骂，我们早撂挑子了，可水博士还是像小鸡啄米一样，硬是把稿件改完了。

事情了结后，主编气得直骂：“小水啊，我不能养你一个废物啊，你到底能干嘛？”

水博士诚恳地道歉，之后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如果仅此，也只能说他学术水平不足、工作态度有问题。但没多久，水博士又干了一件全社扬名的事，让我们开始怀疑他是“真蠢”还是“装傻”。

出版社因为经常会给作者寄送稿子、合同、样书，会和快递公司签约合作，只要是从出版社寄出东西，快递费都挂在公账上，最后统一结算。虽然有时编辑们也会薅羊毛寄点私物，但都很自觉，次数不多，金额不大，社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突然有一天，行政部门的人找上门来，说这两个月我们编辑室的快递量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甚至还有一些超重的大件，“大量的快递都是一个叫水XX的，他是你们的人吧？”

主编一听，大概就知道了，立刻给人家赔笑，说自己会调查清楚的。之后调查一番，才知道水博士非常有商业头脑——出版社内部员工买自家出的书会有折扣，力度还很大。于是水博士在网上开了一家小书店，主卖我们社出的书，全新、正版、便宜还包邮。生意不错，两个月的销售额甚至比他的工资还高。

主编好气又好笑，说应该把他发配到销售部去，水博士不知是没听出好赖话还是故意气主编，一脸正经地说自己正有此意，还拿出一份统计单说哪些书最好卖，“我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网店，做我们编辑室内部的专卖店”。

主编气得把统计表撕得粉碎，让他滚出去，可水博士依然像个啥都不懂的小学生，杵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我第一次见主编对员工发火，赶紧把水博士拉出了办公室。

最后，主编还是出面保了水博士，让他支付快递费了事。自此以后，行政部就规定快递由他们统一寄送，还要加强审查，虽然没有持续很久，还是影响了不少薅羊毛的人。这下，水博士名扬全社，带着我们编辑室也被人指指点点。

3

水博士没来几个月，就闹了那么多事，我们都以为他粗心大意、毫无心机，直到主编吃了瘪，我们才意识到他才是最精明的人。

当时，我们社的另一个编辑室出了一本畅销书，在学术圈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某大学的张教授看了眼红，写了一本相近的书，书名只有个别字不同，可惜内容质量相差甚远。

一开始主编想拒稿，但无奈张教授给的资助费实在太高——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要印的跟那本畅销书一模一样”。主编思考良久，最后还是把书稿接了下来，但双方商量好，只印几百本，由张教授全部买入。

别看张教授的要求少，但并不容易满足。出版社的编辑室之间存在竞争，都很重视自己的选题，如果我们把书做得和那本畅销书很相像，一定会被投诉说蹭人家热度，甚至还会被嘲笑。于是主编耍了一个脑筋，让我申报选题的时候在“设计开本”那一栏填了16开。这本书还不到20万字，用这么大的开本，书做出来会显得很单薄，我和主编反复确认，他肯定地说：“就16，不会再动了。”

主编这样做有自己的打算，万一有人在选题会上刁难，他就可以说“开本不一样”，“怎么能说是碰瓷呢？”

选题通过后，主编又跟我说这书很重要，他要亲自负责。接下来，他在系统流程中一直按照16开的大小去申请，但印出的书是32开的——好在外人不知道，这书又不上市，几乎没人会去核对系统里的信息。

主编把控得差不多了，才把书交给水博士收尾——头尾交给不同的人负责，更容易瞒天过海。

可就算主编如意算盘打得再好，我们还是被另一个编辑室投诉了。且不说蹭热度的事，就说这欺上瞒下的违规行为，都够责编喝一壶的了。

按照出版社的规定，出了问题的书，不管之前经过多少人的手，最后谁是责任编辑，谁就来负责。

主编很精明，平时安排违规任务都是通过面授或电话，连微信语音都不发，从不留把柄。这次他把责任推给水博士，连借口都想好了：“新人不懂流程搞的乌龙。”

谁知水博士这次却不水了，他不愿意，说自己自是奉命行事，还要向上级申辩。主编憋红着脸敲打他，说最后手续是他签的字就该他负责。一般新人遇到这种事就忍了，可水博士真跑到总编室去了，最后领导把他驳了回来，说必须要有证据。

主编骂道：“他神经病吧？”下班前还在微博小号上发了一张图片，是鸡蛋与石头，旁边还站了一只小笨鸡。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

同事们私下也笑话水博士，有人说，作为国企底层员工就要有觉悟，领导的黑锅就算不安给你，也要抢着扛。况且水博士只是新人，最后的处罚会酌情减免，这样闹下去只会引得领导厌烦。

4

周五，我们得到小道消息，说上级决定给水博士一个全社通报批评，扣发当月绩效工资，下周一会公布。

谁知当晚，水博士突然在我们编辑室的工作群里发了一个录音文件，我听了听，是主编与他的电话通话录音，安排日常任务，没啥特别。然后水博士就说自己发错了，大家笑笑就过去了。

一个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你工作认真啊，连平时的电话都录音。”

水博士随即发了一个贱笑的表情，说：“我这人记性太差，工作好忘，所以只要是领导的电话我都是录音的，以免耽误工作。”

这话一出，群里顿时就安静了——大家都明白这话是说给谁听的，谁知道水博士还掌握多少条录音呢？

到了周一，社里只给了水博士一个口头批评，扣绩效的事压根没提。听说这是主编四处求情的结果，一个领导还说，知道我们主编护犊子，但也没见过他这么低三下四去求人的。

经此一事，大家彻底改变了对水博士看法。一个同事说：“他这是粗中有细，大智如愚啊！他是真聪明，平日正常上下班，我们加班累成狗，他工资一分不少拿，出了事我们还得给他收尾。”

不过大家也感到奇怪，他都这样了，主编怎么还不开除他？就算是有录音抓住了一点把柄，也不至于啊？

这时，一个老编辑说：“他爸跟一个名牌大学的院长是同学，关系能浅了？”

我们虽然诧异，但觉得还不够，毕竟他爸只是一个高校的普通教师而已。

最后，老编辑揭开了谜底：“你们知道他爷爷是谁吗？”随即说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位前辈在学术圈里虽然不是泰山北斗，但也德高望重，而且桃李满天下，他的很多学生都是我们的重要作者，得罪不起。

水博士暂时干不了编辑了，他需要重新培训，考核通过后才能再次上岗。在此期间，编辑室也不能让他闲着，就让他转行当秘书，跑腿打杂。

我们出版社的流程很多，一本书把全流程跑下来，要走十几个手续，让编辑们很是头疼。自从水博士接替了跑手续的工作，大家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他也适合这份工作，长得人畜无害，嘴巴又甜，热情周到，没出半个月，基本就把全社的人都混熟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编辑室有这么一个活宝。

我们都很感谢水博士，但主编提到他的时候，脸色依然难看。有次在外面喝酒，主编跟我说，“小水”这么高调不是好事，我们社虽然不大但也是国企，人事关系很复杂，“他这么张扬，早晚会折在这上面”。

5

2019年底，我从出版社离职了，和前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水博士，终于——被开了。”

我挺震惊，把水博士开了容易，可他背后的那些资源不就丢了？同事说，这次主编也没办法，是副总的决定。接下来，他讲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水博士当了秘书后，工作进展还不错，他这人有一点好，就算再跟人不对付，表面上一点看不出来，主编安排任务他也积极去办，不把个人感情带入工作中。主编虽然看不惯，但水博士要是犯了错，也会提醒他、护着他。

出事的，还是那本“碰瓷书”。

通常，书快走到了印制一环时，印厂要见了“委印单”才能印。平常，各个编辑室要提交需求，再统一交由社里的印制科去向政府文化部门审批。编辑需申请委印单，是最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那天，水博士在填写申请表时，本来是要印460本的，不知怎么回事，他填成了400。等发现出错的时候，手续已经全办完了。

这些书都是作者订制的，一本不能少，要是单独再加印60本，不仅成本上去了，社里也不会批准的。本来针对这种状况，社里也有纠错机制，无非重新申请变更，再走一遍流程。只是出版社对流程要求很严格，每个手续都要所管部门的领导签字，缺一不可。

申请“委印单”需要好几个部门领导签字，比较麻烦，仗着跟其他部门关系好，水博士竟然没有公开申请变更，而是决定私下去跑。

纸终究包不住火，水博士这么做被发现了。

那天，主编正在开编辑室会议，副总气冲冲的闯进来，问水博士在哪儿。听说他回学校了后，副总拍着桌子喊：“告诉他，让他回来，然后递交辞职信滚蛋！”

这位副总刚上任不久，来了之后就搞“三把火”，在社里开展流程清理活动，三天两头强调流程的规范性，水博士顶风作案，等于打副总的脸。

同事托着腮帮子对我说：“领导不怕你犯错，就怕你瞒着他。关键是吧——这事他还差点跑成了！你说这有多可怕？缺少各级部门领导的签字，他一个小小的秘书就能跑下来这么重要的委印单！这样的人留着就是大隐患，万一哪天他心思往邪道上用呢？”

水博士回来后也没有说啥，自己收拾东西，乖乖地离开了。他有点孩子气，主编用的鼠标是他的，他走的时候把鼠标带走了，不值钱的东西也都拿走了。而且，故伎重演，通过单位的快递寄走自己的东西，惹得行政部又找上门来。

主编气得够呛，但最后只能说好聚好散。

6

今年6月，水博士找我帮忙查资料，事后他请我吃饭表示感谢。

聊到离职的事，他耸肩加摊手，一脸的无辜：“那事不怪我，主编一会说印500，一会又说印400，变了好几回。印书都是选整数，最后选了460是什么鬼！”

见我不信，他辩解道：“那些领导签字的时候，没人去查系统里的数据、核对一下。主编更过分，他第一个签字都没发现错误，这能怪我嘛？”他愤怒地敲着桌子，脸上的肉扭曲地堆在一起，声音也拔高了一度：“领导签字的目的就是监督与纠错，这都发现不了，要他们有何用？这种国企就是死规矩多，多简单的事非要搞那么多领导签字，还以为集七龙珠呢？”

对于水博士的辩解，我是不接受的，主编虽难逃其责，但根子还是他自己犯的错。见别的桌都看向我们，我赶紧递给他一根烟，让他抽几口，缓缓气。

我顺着他说：“那要是这样，你就不该辞职。”

水博士“哼”了一声：“只要我不想走，谁能真把我开了？”

他说自己离开是“仗义”，如果不辞职，那帮他办事的那些人都会被处分，所以他就选择牺牲自己，保住其他人。

我觉得好笑，问他那时候到底是怎么跑的。他讲的很含糊：“没啥大不了的，说明情况，再打感情牌。其实吧，领导签字一多，大家反而不当回事了，是他们自己有漏洞，我只是合理利用罢了。”

“咱们是国企，无论多印少印，损失都是公家的，领导自己亏不了一分钱，办事人员也少不了一分工资。多印100本又怎么了？能卖就卖，卖不掉就扔仓库，最后化纸浆，咱们每年扔的书还少了？所以，跟自己的利益无关，他们也就稀里糊涂的办了。”

水博士的话听得我毛骨悚然——虽然都是歪理，但句句直指问题核心。不过我还是不明白，犯了错再正大光明地申请就是了，他为什么要藏着偷着干。

“我就是不想看主编那脸，我找他签字，他肯定又阴阳怪气地说我，烦！他这人太阴险，明明瞧不上我，但碍于我家里人的面子又不开除我，对外还说我干的挺好，明褒暗损，多讲一句话都累。”

“主编这么对你，就不怕你跟你家里人说他坏话？”

“嗨，不怕你笑话，我家里都是酸气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虚伪，只要脸皮不撕破，怎么都行。再说了，出书是利益，我一个人说话也没用。”

那天，我和水博士喝了不少酒，话也越聊越深入。

我问他当初为什么要学法律，这话像是戳中了什么，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哎，还不是我那个爹。”

水博士的父亲认为文科最好就业的就是法律专业，考公务员、当律师都方便，说出去还有面子。其实，水博士最大梦想是当个up主，但父亲在他本科念完后，不经他同意就找人帮忙申请了硕士、博士，“说全家人都有学历傍身，不能让我扯了后腿。还说不能让人家说闲话，说某某学术誉满天下，他孙子啥都不是……”

我想说水博士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想读博士还读不了，读了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光明前程，但想了想，水博士家里给他压力确实挺大，所以有时出身好，既是一种助力，也是一种压力。

我问水博士下一步打算干什么，他说：“我想通了，反正我家里够我吃几辈子的了，我就当我的咸鱼吧。博士慢慢熬吧，最后毕业不了业，我爸比我还着急，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

酒瓶逐渐露出空底，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早就想问的：“搞错开本那次，你真的把主编的电话提前录音了吗？”

水博士本来迷蒙的眼睛突然来了精神，没有立刻回答，神态也变得戒备起来。

“这个，你说呢？哈哈！不过，这个还重要吗？”他吸了吸鼻子，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也像是在炫耀，“你知道威胁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不是在于你手里有什么把柄，而是别人不知道你手里有什么，这才是最可怕的。”

水博士说，如果他想搞一个音频出来太简单了，“别忘了我之前干什么的”。他觉得音频不在于真假，而是在于听的人信不信，况且主编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

“你以为社里那些人真相信我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好歹我也是个博士啊。有些事不揭开没有几两重，揭开了盖子，可能几千斤也打不住。主编当时要是真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我有什么办法呢？”

他好像真的醉了，越讲越多，我再无兴趣听下去，挥手买单。

散场后，我望着水博士离开的背影，才明白他是我们当中活得最通透的那一个，也是对社会“潜规则”摸得最清的那一个。

他活得轻松，也活得很累。他一直在反抗，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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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跟名校大师打交道，我们做书就像在分赃 | 人间

Original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1-04-06

同事劝导我，说作者出了书、拿了稿费、评了职称；出版社拿到了资助费，利润多了一大笔；朱主编拓展了人脉，业绩更好看了；咱们拿到了工资，皆大欢喜。

配图 | 《编舟记》剧照

前    言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

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

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

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黑色编舟记丨连载06

1

2017年5月，我即将研究生毕业，工作却依然没个着落，心中不免焦虑万分。这时，一个老师突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某出版社当编辑，说他有一个姓朱的老乡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最近升任编辑室主编，“正在组队伍，想招一个专门搞历史的人”。

这是我从未想过的就业方向——历史学研究生就业面很窄，除了去中学当老师、考公务员，差不多就只剩下继续深造读博了。老师口中的这家老牌出版社，学术书做得非常好，在我心中是“圣殿”般的存在。

6月，这位朱主编正好来我市参加一个学术会，在老师的引荐下，我们仓促见面。大热天，朱主编穿着长袖西装，汗水已经把他胸前的衬衫浸湿了一大片。他背了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穿梭在各个教授之间，不停地发名片、扫码加微信，忙得像个推销员，我都没有上去打招呼的机会。

之后，我向这个出版社投了简历，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在7月成功进入文史编辑室。入职那天，朱主编跟我大谈“出版人的使命与情怀”，说话时，他不大的眼睛很聚光，嘴巴一直咧着笑，嗓门又大又响，显得精神头很高昂。大概是因为工作长期伏案，他的脖子已经明显前倾，又因操劳过度得了神经炎，走路都有些歪了。

这些都让我很触动，每天都想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现实中的编辑工作既没有《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插科打诨，也没有日本职场剧里的光鲜亮丽。每天编辑们都埋在一堆稿子里，被规定的流程、繁杂的事务折磨，整个办公室如同一潭死水。

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会来这儿工作，一个前辈说，他们都是被朱主编的“热血”忽悠过来的。工作之后才发现朱主编只会画大饼，待遇也不见涨，坚持到现在，就是在等着做他答应的“好书”。

我问：“那接到好书了没？”

同事们冷笑，然后继续埋头看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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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年底，一晚加班结束后，朱主编突然拉着我去吃宵夜，说“你来了那么久，也没跟你好好交流过”。

从下午开始，朱主编就一直咧着嘴笑，我猜他可能签了什么大单，想找人炫耀，只好苦笑同去。

饭桌上，朱主编依然和我大谈出版人的情怀，我听累了，最后连敷衍的话都懒得说。看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他话锋一转，问道：“X大的季教授你认识吗？”

我顿时来了精神——季教授是学术圈里的大佬，他写的书我读过不少，是我的偶像。

朱主编得意地说：“我找季教授谈了一个大项目，‘民国大师文集系列’，书很容易做，资助费也不错，把这么一套书搞好了，就能劝季教授成为咱们室的签约作者，以后咱们在社里的地位就稳了。”

在出版行业，民国大师的文集一直都是热点：一来，这些大师的著作基本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不用交钱，又不易触碰红线；再者，这些文集基本都有现成的材料，编辑们不用做太多的修改，出版成本非常低。

看着朱主编一脸谄笑，我就知道，这本书估计又是一个“交易”。自从出版社改制，开始自负盈亏后，出版市场的竞争就变得非常激烈，不仅社与社之间在抢选题，连每个出版社内部各个编辑室之间也在抢夺资源。不久前，隔壁编辑室刚搞了一套民国大师的丛书，反响很好，获得了一堆表彰。显然，朱主编又眼红又担忧——因为隔壁室的主编跟他资历相同，俩人正为了一个升职机会明争暗斗。

不知朱主编怎么联系上了我们社的重要作者季教授，提出“照猫画虎”，也搞一套“民国大师”——国家正大力号召复兴传统文化，不少高校趁势跟风，相关研究的项目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头。作为学术界大佬，季教授当然不甘落后，也想做一套符合自己身份的书。季教授和朱主编一拍即合，朱主编奉承道：“当今的大师为过去的大师整理注释，强强联合，乃是学术界的佳话。”

不知季教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在饭桌上听了朱主编的复述，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2

凭借季教授的名望、朱主编的关系网，出版所需的“资助费”很快便从高校申请到了。不出意外，我们社也麻溜通过了立项，接下来就是关于合同细则的谈判了。

经过反复商讨，双方最终敲定：这套丛书共10本，每本书的资助费为3到5万，书稿由季教授的学生进行整理，我们给每个整理者3千到5千的“整理费”；季教授本人只用撰写一个整理前言与后记，我们会付给他一笔不菲的“顾问费”——这也是朱主编能签下季教授的关键原因。

此前，我一直以为大教授都不拘小节，尤其是对金钱看得淡，没想到季教授却连每次的校对费都抠到几块几毛。我私下嘲笑季教授抠门，朱主编却摆摆手让我闭嘴，说现在高校对项目资金使用限制很严格，文科项目经费少，大家都想尽办法套现，“让学生帮忙报销发票很容易出问题，（高校教师）跟出版社合作，用劳务费的名义结算，既体面又实在”。

我不得不佩服季教授的手段，但依然很疑惑——他看起来也不像是缺钱的人，怎么连这点小钱也在乎？这下，朱主编不接话茬了，只说晚上有酒会，让我们去把季教授陪好，“一定要尽兴啊！”

我不清楚这个“尽兴”是何意，但领导既然有安排，我只能服从。不过，能结识季教授是莫大的荣幸，我还是激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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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季教授。

他年近古稀，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瓜顶中间锃亮。虽然身形显得老迈，但一看气质就是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戴了一副金色大方框眼镜，两边的腮帮子耷拉着，端坐着抽着烟，时不时指导正在打牌的学生，有说有笑，没有一点师长的架子。

开席后，季教授只喝茶，但眼睛时不时地向门外瞅，大家也都跟着拘束，没人敢率先动筷。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叫着：“季老师，跑了好几家店，才找到你要的澳洲红酒。”季教授赶紧欠着大半个身子接过红酒，解释道：“年纪大了，只喝红酒了，对身体好，而且澳大利亚的日照足，红酒更好喝。”

大家笑了笑，朱主编跟另一个老师像是接到了命令一样，同时打开了两瓶白酒，给在座的各位老师满上。

酒一喝起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别看是红酒，季教授喝起来却不含糊，不仅主动跟每个人碰杯，每杯还必须来个祝酒词。喝到中间，季教授干脆把袖子一撸，各种荤素段子满嘴跑，不文明的词汇也频频蹦出，惊得我一愣一愣的。

朱主编开始敬酒了，他跟各个老师勾肩搭背，把腰躬得更低了，嘴里一直说：“以后出书找我。”老师们拍着胸脯答应：“没问题。”

很快，朱主编就把自己灌得五迷三道的，最后连“以后大家都是兄弟，出书好商量”之类的话都跑了出来。

回到家，我过了好久都没反应过来——这个酒，怎么喝出了一种江湖气，甚至还喝出了分赃的感觉呢？

3

项目敲定，接下来就是给编辑们分配任务了。但奇怪的是，编辑室里的老编辑集体拒接季教授的书。作为新人，我被安排了5本书的编辑工作，项目组里的其他伙伴，也都是工作才两三年的新手。

后来一个前辈告诉我：做这种书，发稿量是按普通书的3折计算的，但付出的精力却一点不少；而且，这种“民国大师文集”可能已经出了几百种版本，价值早被挖干净了，重做没有多大意义；此外，季教授手下的那批人仗着自己名校出身，出了名的难伺候。所以老编辑们才不愿意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书。

我没有选择的机会，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推进。在与季教授商讨时，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第一批书要在2018年6月出版——因为秋季开学后，他们学校要进行教师职称评选，一些帮季教授干活的青年教师，需要这些书当评选资本。

我手中有2本书在“第一批”的清单里，我们正式展开编辑工作定在春节后，想在4个月内完成任务，是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很快我又遇到了更令人头疼的问题——催稿。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高校教师，手上的事多，搞学术拖拖拉拉很正常。其中一个陈老师的书，是第一批书中的“主打”，朱主编要求我在春节后第一时间就要拿到编校稿，可陈老师一拖二五六，从春节拖到清明，我一天催三遍都不行。

最后，我们只好找到季教授，说如果陈老师再不交稿，“那违约就要算在你们头上”。后来听说季教授专门跑了一趟，把陈老师臭骂一顿，他才加班一周，把稿子给了我。

虽然闹得有点不愉快，但我和陈老师的交流也因此多了些坦诚。陈老师说自己也不想拖，实在是没工夫：“我已经毕业五六年了，现在正准备申请副教授，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又不跟季老师在同一学校，做是情分，不做是本分。”

听他言语之间颇为不满，我便问他当初为什么答应接这个项目。陈老师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季老师的面子太大，以后在圈子里混，还要靠他提点。我觉得陈老师有些虚伪，便带点讽刺地说道：“也不算白忙，这个不是有钱拿的嘛！”

“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费工夫的呢！”陈老师愤愤地说，这书是挂在季教授那个大学名下的，他所在的学校不认，而且花那么多时间整理，都赶上自己写一本书了。

我说如今好多高校教师出书都是随便搞搞，陈老师很不屑：“我是不会像我那些师兄弟一样，让一个漏洞百出的书流出来的，好歹也要稳住学术的底线。”

听他这么说，我顿时放心许多，也顺口问出了困扰我许久的问题：“季教授那么大名气了，干嘛申请做这个项目？按理说，他也不差这点出版费吧。”

“季老师不在乎，可是他手下的那些年轻博士们在乎啊！”陈老师说，自己也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30多岁才开始工作，之后买房、结婚、养孩子，正是要钱的时候，几千块钱也很重要。况且文科项目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只有靠项目数量来凑，“如果连这点资助季老师也不帮他们，以后谁还跟季老师混呢？”

我也听过一些传闻，说季教授当初并不想做这个“民国大师文集”系列，毕竟是炒冷饭，传出去不好听。可他的几个学生找到朱主编，冒用季教授的名义放出风去，把出书搞成既成事实，季教授才不得不妥协。

私下里，季教授曾无奈地对我说：“我也想出好书，但是在这个圈子里不能只为自己考虑。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尤其是自己的学生嘛，也是要多照顾照顾的。事情既然做了就做好，共赢嘛，毕竟肥水也没流外面去。”

想到这些，我心中五味杂陈，其实在读研那会儿，我就感受到了如今学术圈的浮躁之风，一些老师对金钱的计较尤甚，哪怕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不能免俗。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物质基础，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下去。搞学问也不能只靠单打独斗，有钱才能呼唤到人干活，而那种纯粹的学术环境，大概只存在于书本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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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朱主编特地跟陈老师交代：“能搞多细就多细。”陈老师果真照办，不仅对原始本进行了校勘，还结合其他出版社的版本做了综合添改，他添加的注释甚至达到了全书的1/4。

一遍顺下来，怎么也要一个月，时间太紧。我向朱主编求助，没想到朱主编却说：“就这点资助费，别瞎忙，没必要都按照他修改的来。早点搞完拉倒，时间第一。”

我愕然：这种敷衍的态度跟他平时强调的“出版人的责任心”完全不符啊。看我不动，朱主编坚定地盯着我：“稿子的最终修订权在编辑手里，这也是合同里标明的，他再抗议咱们也是按章办事，怕啥？”

尽管我们按朱主编说的囫囵看稿，但还是因为别的作者拖稿，导致出版时间从6月推到了8月。眼看季教授那边就要开学了，第一批书还有几本没有完工。季教授直接找上门来发火，说新书发布会已经准备很久了，如果再拖，就要按合同走程序追责。

朱主编站在旁边像是挨训的小学生，不断地道歉。季教授走时，朱主编送他出门，临走还从办公室捎上了两瓶红酒。次日，朱主编捂着头，带着一股酸臭的酒气来到办公室，让我们在开学前先印出几本样书，应付完发布会再说。

8月底，季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在X大召开，当天我因为有事没去，朱主编带另一个新同事去的，说是去见见世面。他们回来后，我问那个同事咋样，他一拍大腿就乐了：“那收益可真是太大了。”

同事说，他坐在会场中间，四周全是季教授的学生。他听见几个青年教师在底下低声抱怨自己的钱拿得少了，说季教授分配不公，甚至还有人说季教授占着位置、把着项目不往下放，好处都留给自己：“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爱出风头，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出头……”

同事对我感叹道：“总之啊，我感觉他们就是看着有好处才跟季教授混的，季教授哪天真没利用价值了，他们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我想，或许这也是季教授不停做项目的原因吧，不然他真的会变成孤家寡人。

我打开浏览器，登录X大官网，发现新书发布会的照片和报道占了一整个版面。大家都夸书不错——其实很多人拿到是样稿，内容漏洞百出不说，有的样书甚至只印了一个封面，内页还是“白板”。那些来参会的人，大多只是走走过场，根本不会翻看新书。即使发现了问题，碍于季教授的面子，也不会在现场声张。况且，这群人大多自己也出过书，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专家学者们在称赞一本本不存在的“书”，我觉得莫名的讽刺。

4

在这套丛书收尾的阶段，季教授的一个学生联系到我们，说要在书的扉页加上一个“项目资助声明”。虽然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提及，但这也是常规操作，朱主编爽快地答应了。

没想到过了一周，又有一个作者打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上一个“项目资助声明”。我疑惑了——项目资助声明代表此书是这个项目的结项成果，一套书怎么可以二用给两个项目当“成果”呢？可同事却见怪不怪，说这种太常见了，他还见过一本书加了四五个项目名称的，“只要出钱的人没意见，咱们也不管”。

朱主编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不料，季教授又来电话，说还要再加两个“声明”。既然有先例，我也没多想，直接报给了朱主编。没一会儿，朱主编冲进办公室，说季教授这样太过分了：“一般一本（书）跟一个项目，两个我也就不计较了，哪能得寸进尺跟四个（项目）？底线不带这样降的。”

我小心地说，我看别的书也有这么搞的。朱主编一口回绝：“不，我不管别人怎么搞，反正在我手里这就是不行，这就是学术不端！”

我不再吱声，赶紧回复。季教授还想争取，主编亲自去了电话，耐心解释了很久。他说现在查得严，最好不要乱搞，并且坚持只能上一个资助声明。

商谈之中，不知季教授是生气还是厌烦了，说干脆一个都不加。主编依然没退让，之后他对我们说：“省事也不是这么个法啊！写的烂跟不想写是两回事，这是态度跟原则问题。”

可麻烦远远没有结束——既然是“丛书”，就要有“编委会”，编委会主编自然是季教授，但接下来编委们的排名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起初说好，副主编只有两个，但是到底写谁的名字，却在季教授的学生之中产生了纠纷——他们都想当副主编，因为这对今后评职称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段时间，朱主编的电话就没停过，好几个作者都跟他说自己在此丛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让主编跟季教授好好商量。主编知道这事是个坑，就只说客套话，绝不表明态度，他还叮嘱我：“这事让他们自己折腾去，最后告诉咱们结果就行了——记住，不管谁找你，你就说把意见向上反映，啥事往我身上推就行。”

没几天，季教授改口说，副主编要变成3个，之后又变成5个。眼看“副主编”越加越多，朱主编只能出面协调，最后和稀泥，直接取消了“副主编”，全部成“编委”。

为了避免再出争执，编委名录按照姓氏拼音排名，朱主编打趣说：“排后面的，要怪只能怪爹妈不会起名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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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这套“民国大师文集”终于上市了，通过质检，获得好评，社里大大称赞了我们一番。朱主编决定再接再厉，赶紧把第二批的书的合同确定下来。

按照原先的设想，这套丛书一年出版一辑（10本）就行，朱主编却打算将第二批扩到12本。他拿来一大堆选题单，让我填写后去找总编“特批”立项。

我们室本年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我提醒朱主编，说我们实在没时间做。这时朱主编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他跟我透底，说每年年底学校的审计工作很严格，是季教授决定提前的，“他也好安心”。

“先把资助款拿到再说，做不做的出来另说。”说到资助款，朱主编眼里冒光，抿了一口茶，表情很享受，“拿到钱先把季教授的顾问费给付了，他也就不会说啥了。”

我忙了整整一个周末，终于把选题单全部搞完，刚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没想到在周三即将下班的时候，朱主编突然急吼吼地冲进办公室，把一堆选题单扔在桌上，宣布“开会”。

会议上，朱主编摘下了眼镜，用纸巾随便擦了擦，手明显在抖。最后，他红着脸急促地说：“赶快，联系这几个选题的作者，告诉他们，这些书不出了。”

如此一来，第二批书只剩7本能做了。编辑们都很震惊，上周还跟季教授在敲定细节，这周就违约，实在太打脸。我们询问原因，朱主编含糊地说，这几个选题跟隔壁室的选题重复了，上面不想浪费资源。

这个理由很牵强，选题重复在业内很正常，只要有资助款，社里根本不在乎做几遍。不过看朱主编的样子，大家也明白应该是出了大事，于是一哄而散，去联系各自的作者了。

朱主编挨了季教授的一顿臭骂，对方威胁说，要是再敢减少，就要撤稿，以后再也不会跟我们合作。最后，朱主编答应以后提高季教授的稿费比例，方才作罢。

这样一来，其他作者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他们整理稿子变得很敷衍，几乎没什么修改就直接寄给我们。不过这也减轻了我们的编校工作量。我还是有些担心，朱主编却满不在乎开玩笑说：“都是大师的作品，谁要说错，让他们去找大师们去，大师就是这么写的，你能比大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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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第二批书如期完成，但新书上市明显冷清了很多，季教授连宣传的朋友圈都没发。

本来说好要继续商量第三批书的事，季教授却一拖再拖，朱主编也热情不再，告诉我们不要再催没交稿的那些作者了，“就算他们主动询问，我们也要拖一拖”。

朱主编阴晴不定的态度让人疑惑，直到在一次酒宴上，喝多了的他才告诉我们当时宁肯得罪季教授也要减少选题的缘由：出版社做书的成本中，“制版费”向来是一笔很大的支出，排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要付给排版公司大几千元的费用，季教授出一本书只给我们三五万元的资助费，如此一来，“制版费”就显得太高了。

本来，第二批书里有5个选题是隔壁编辑室做过的，那5本书最终的电子制版文件已经存入了社里的数据库。为了省去“制版费”，朱主编动起了歪脑筋，他找到数据库管理者，偷偷拿到了这5本书的电子版，然后又私下找了内部的排版员，以“外编”的形式让他们直接在上面修改。这样，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财务报表就很好看了。

不过，这个违规行为被隔壁编辑室的同事发现了，他们直接捅到了出版社总编那里。按理说，大家都是一个出版社的，套用电子版无可厚非，可朱主编没有走正规流程打报告，连总编也瞒着。做领导的就怕被下属欺瞒，总编更不喜欢手下自作主张，加上朱主编之前报选题违反了很多流程规定，惹了众怒，总编干脆新账旧账一起算，一口气毙掉了我们的5个选题。

“不怕同行投诉，就怕领导不信任。”因此，朱主编宁愿得罪季教授，也要执行总编的指示。

5

6月的一天，朱主编悄摸摸地找到我，让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在周末的中午去一下“大库”。

大库是我们出版社存放图书的仓库，位置偏远，以前只听说过，但没去过。库门打开的一瞬间，我就闻到了浓重的油墨味与霉味夹杂。库房超大，冷气开得很足，四周层层叠叠，大架子上摆满了书。远处黑黢黢的看不清，不知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存书。

周末偌大的库房只有我们几个人，朱主编七拐八拐带我们来到深处的一个架子旁，凝重地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箱子，让我们赶紧搬走。

按理说，书一旦入库，就跟编辑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很好奇，就开玩笑说，朱主编像是在带领我们偷书，盗窃公家财产。朱主编也乐了：“读书人爱书，怎么能叫偷呢？”

几个大箱子很快搬完了，我趁着间隙扒开箱子，看到了熟悉的封面——全是“民国大师文集”。这套书当时印了300套，一半由X大与作者们购买，细数一下，我们运来的大部分书都在，有的甚至连封装都没动，说明一本都没卖出去。

这也正常，市场上的这种“大师文集”太多了，我们做是精装版，价格偏高，普通读者也不会买；搞学术的人用的基本都是全集，很少会买这种不完整的版本；学校图书馆的需求量也不大，一般有一套就够用了。反正“资助费”挣到手，我们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存书到期照旧化纸浆呗。所以，库房旁边摞了一堆堆发霉损坏的书无人过问，压根不缺这一套。

下午回到办公室，朱主编又让我们把书全搬进来，见缝插针地摆放，让原本就不宽敞的办公室雪上加霜。

直到几天后全社开年中大会，我才明白朱主编“偷书”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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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年中大会，除了总结、规划工作，还要推出下半年的一些新政策。这几年出版不好做，领导们想着法儿改革，所以一开大会，我们就很紧张，不知道又要折腾啥。

那天，我拿到社里的总结报告，看到其中有一条“清理库存”的政策。总编说，我们以前太看重资助费了，不关心销量，导致大量图书积压在大库里，就算最后化成纸浆，也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还损坏了我们社的名声。因此，领导们决定从现在开始，实行“库存成本管理制度”，一批书在仓库放置达到一定时间，就开始向对应的编辑室征收“库存成本”，每半年考核一次。这样，“才能督促各编辑室在申报选题时考虑书能否卖得动，不能啥书都接”；同时，也鼓励编辑参与到销售环节中，“不能书做出来就撒手不管”。

我登时明白了：我们做的这套“民国大师文集”资助费低，给作者的酬劳却很高，如果再算上“库存成本”，这批书就直接成亏损书了。于是提前听到风声的朱主编干脆把书拉回办公室存着，大库查不到，就能掩盖一阵子。

之后的那段时间，每个编辑室仿佛都很忙，走廊里“咣当咣当”的小推车声不绝于耳——大家似乎都在往回“拉货”。

可书一直放在办公室也不是办法，朱主编让我们联系作者，说这些书现在打半折，问他们愿不愿意多要些。他还厚着脸皮去找季教授，不知许诺了什么，在季教授的示意下，他的学生又下了不少订单。

就这样，我们编辑化身为推销员，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打电话、发货。朱主编比我们更累，他白天联系各个书店与图书馆，晚上穿梭于各个酒桌，终于把这些存书卖出了一大半。实在卖不掉的，干脆做成几个套装，送给一些作者当礼物，把钱算在“公务支出”里。

最后的账目统计，我们的报表又是所有编辑室里最好看的。

我觉得这样不妥，毕竟这些书都是出版社的财产，可朱主编却说：“嗐，这几本破书，谁在乎呢？每年出那么多书，谁会一本本去核对去？又没少自己的工资一分，谁也不想惹麻烦。你没看到每年有多少化纸浆的（书），都这么过来的。”

还剩下几本破损的书，送都送不掉，朱主编就拿去垫电脑显示器了。我每天看着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书被压在那里吃灰，心中不是滋味。

做完这套书，我对出版也失去了兴趣，一直在想，什么才是做书的意义。如果只是为了挣那点资助费，看着书变成纸浆，那么我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同事劝导我，说作者出了书、拿了稿费、评了职称；出版社拿到了资助费，利润多了一大笔；朱主编拓展了人脉，业绩更好看了；咱们拿到了工资，皆大欢喜。

“最后书卖得怎么样，还有关系吗？考虑那么多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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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家对出版行业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三天两头强调“严把质量关”。我们社的领导层也大换血，新上任的领导开始清理流程。这让我更加心慌——虽然朱主编一直说要遵守流程规范，但他一直带头违规。其他编辑室已经盯上我们了，如果他再这么干下去，万一捅出大篓子，可能连总编也护不了他。

我细数自己手上的工作，发现已经埋了好多的“雷”，经过半个月的煎熬，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出版社。

临走时，朱主编专门跟我谈话，解释了他的“功利心”。他说，现在想出一本好书太难了，我们这种老牌的出版社行事刻板，一些青年作者因为资助费不够出不了书，而那些名牌大学的大教授却是选题做不完、经费花不完，“当初季教授分配任务，大都给了他有名声的大弟子们，我就建议分一些给小年轻们做，是给年轻学者一个机会，无论怎么说，先混个名声也不错的”。

我们编辑室虽然挣了不少的钱，但这些钱也补贴给了那些没有资助费的书。季教授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小书，很不错，但因为体量太小，没有申请到基金，还是朱主编帮忙挂靠到其他项目上，才得以问世。

朱主编越说越激动：“我也想紧跟潮流多出好书啊，但是咱们这种大社，规矩太多了，那些热点选题要反复审核，研究讨论，等到书出来了，热度也就过去了。现在政府不拨款了，咱们社那么多人要养，领导们只好逼着我们多接资助费多的书。大环境如此罢了！”

大家都说出版行业的黄金时代不在了，的确如此，我们社如同一个蹒跚的巨人，迈着沉重的步伐，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我开始有些同情朱主编了。他当编辑的时候出过不少好书，只是等他当了主编，一切都变了，他除了顾自己，还要负责全室人的“钱途”与仕途，以至于他觉得只有自己职位越高，才能有能力出更好的书。

离职后，我听闻朱主编又想重启那套“民国大师文集”第三批，就向前同事打听。不料那位同事一肚子牢骚：“嗐，朱主编听说季教授又拿下一笔基金，就想着把以前那个系列改头换面，再出一个新系列。”

季教授好歹也是学术大家，再怎么着也不会出重复的书，于是朱主编天天带人去“磨”。最后，季教授只答应把之前落下的选题做完，当然，朱主编又把他的“顾问费”提高了一个层次。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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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打脸名家的出版社编辑，被绑上了“贼船” | 人间

Original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1-06-08

他们给郭主任这种作者起了一个名字——“大家”。

因为他们的身份大，都是局长、会长、教授什么的，职务够唬人；口气大，说起话来特没谱，没边没沿，能扯；书写得格局大，动不动就是治国、理政、平天下；当然，错误也十分巨大，编辑非常容易踩坑。

配图 | 《编舟记》剧照

前    言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

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

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

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黑色编舟记 | 连载

离开出版社以后，我还常与前同事一起聚会、聊天。大概是因为有着相同的工作经历，能体会他们的辛酸，渐渐的，我成了“树洞”。

2020年底，大毛又约我出去，看他神情憔悴，半边脸都因上火肿了起来，我就问他又被哪个作者“虐”了——大毛比我晚半年入职，工作能力不错，唯一的不足是心里存不住事，话多，经常在办公室里吐槽作者，弄得几个同事受不了换了办公室。

这次，大毛的鼻子“哼”了一声，说：“还不是那个‘大家’。”

1

2017年，大毛研究生毕业后没有考上博士，所学的政治学专业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就在家里待业半年。导师觉得他闲着不是个事，就发来一个老牌出版社的招聘信息。

2018年春，大毛正式来到出版社，主编见他第一面就说这儿缺编辑，“你先干几个月的校对，然后立刻上手。”

可第一个月还没结束，主编就火急火燎地问他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把握接稿子。后来大毛才知道，主编那么着急，是因为他自己闯了祸。

很早之前，主编就接了一个教授的书稿，资助费都收了，不知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就一直拖着，书迟迟没有出版。后来，主编偶然听说这位教授手里有个大项目，未来少不了要跟出版社合作，他着急去讨好，才匆忙又把这堆书稿翻了出来。

教授姓郭，八十年代末考上了国内的名牌大学，之后一路读到了博士。他主要研究“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进入高校后很快评上了教授，之后又跳了好几个大学，一路高升，还在国企、地方政府挂过职。什么“会长”、“秘书长”、“主任”的头衔一大堆。

去年，郭教授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还担任某研究中心主任，出了不少著作。主编觉得郭教授的研究方向跟大毛的专业有点搭边，就把书稿塞给了他。

稿子虽不厚，但蓬松得厉害，大概是积压太久的缘故，封面有些发黄，上面还沾染了几滴陈年污渍，散发出一股子霉味——可以看出，主编压根就没把它当一回事。

新人大毛第一次接稿子，很兴奋。只是他没高兴太久，就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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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作之前，大毛特意向“圈内人”——自己的硕导打听了一下。可是硕导却不愿意多讲，只说郭教授“还可以”，最后来了句：“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大毛一头雾水，但又不好多问，之后，他向主编索要作者的微信，谁知主编却面露难色：“这个人啊，比较忙，我都没他微信，只有他邮箱。我一般都是跟他的学生陈博士联系的，我把陈博士的微信和作者邮箱给你。”

大毛临出门时，主任又提醒了一句：“对了，以后称呼要注意，不要称‘郭教授’，他喜欢别人称呼他为‘郭主任’。还有，没事最好不要联系他们。”主编的声音突然小了一度，像是在自言自语，“联系了也没用”。

这下大毛更懵了，但还是按吩咐先加了陈博士的微信。第一次交流，大毛发现这位陈博士很慵懒，回答除了“好的”、“嗯”之外，一句话都不想多说似的。

大毛想打听一些郭主任的信息，谁知陈博士的回答很隐晦，只说以后接触多了，就明白了。就在两人不知道要说啥的时候，陈博士的口气缓和了点，“另外再嘱咐一句吧，以后跟稿子没关系的事少打听，让郭主任知道不太好。”

大毛意识到自己越了界，道谢后赶紧挂了电话，生怕再说错什么。

2

编辑工作正式开始，大毛先仔细审阅了选题单，发现这是一本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书。介绍看起来很高大上，说是“要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意见”。此外，还有很多项目基金的背书，看着口碑十分过硬。

大毛读了前言，觉得言语平实，不难懂，只是有一点，里面列举的数据与案例绝大多数都是90年代的，2010年后的内容几乎没有。大毛顺手搜了一下，发现这些案例居然在其他书里出现过，而且作者都是郭主任。

大毛把那几本书都找了出来，随手翻翻，内容大同小异，只是书名略微不同。最早出版的那本是90年代初上市的，后来又分别以修订版、增补版的名义出了两次，而且每一本出版社都不同，像是在故意规避什么。

大毛负责的这本书，除了“致谢”外，内容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只在原书名的基础上换了两个字而已。

“这不是重复出版吗？”大毛赶紧向主编汇报，没想到主编面无表情地拿出了一个大大的文件袋说：“上次忘了给你了，这是郭主任之前出过的书，拿给你参考。”

大毛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主编头也不转的盯着电脑：“这书之前出了那么多遍，说明问题不大，你只要把把文字关，其余的能不改的就不改，早点做完拉倒。”

大毛挫败地回到办公室，把这事告诉了同事，大家却见怪不怪，还跟他这个新人普及了一下“行业潜规则”——通常，作者出书会跟出版社签订版权期限，5到10年不等，期限满后，书的销量若是不好，合作就此打住。之后，作者可以拿着书稿换个出版社出版继续卖。

大毛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毕竟换出版社也提升不了销量，可同事却说，这些教授出书一般都是靠学校出资助费，如果他们只跟一家出版社合作，无论是二印、三印，还是只能算一个项目。可要是换家出版社，书名跟内容稍微改改，不用费太多心，就能算一个新项目，重拿资助，“何乐而不为呢？”

大毛还是觉得不对，如果高校教师都这么干，学校总会发现出版的是同一本书。他翻看那几本书上的作者简介，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查郭主任的简历。果然，每本书的再版的日期正好对应他跳槽的时间。

一般而言，教授换了新学校后，都能拿到一笔学术资助费用来做项目或者出书。打一个“信息差”，用这笔钱“新瓶装旧酒”，而新学校好不容易挖来一个教授，根本不会在乎这几万块钱，审核也不严格，基本都会通过。

大毛心中凉了半截，觉得这也太敷衍了，可是同事们却说这是常规操作，习惯就好。他们还给郭主任这类作者起了一个名字：“大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大，都是局长、会长、教授什么的，职务够唬人；口气大，说起话来特没谱，没边没沿，能扯；书写得格局大，动不动就是治国、理政、平天下；当然，错误也十分巨大，编辑非常容易踩坑。

大毛再重新看看文件袋里的那些书，郭主任的简历一个比一个写得长，他做的这本，作者简历已经占了一半，其中介绍职务的文字又占了一半——看来，郭主任就是这样一位“大家”了。

3

半个月以后，主编把大毛喊了过去，递给他一摞期刊，“上次你提的意见我想了想，如果还是出老书确实没啥意思，我跟郭主任讲了，让他补充一些新内容进来。这些期刊里打标签的文章你直接排进去，还有一些郭主任新写的内容要换进去，你看着统筹吧。”

大毛心想，郭主任真是一点功夫都不想费，净挑现成的。可稿子他已经审完了，现在又要增改那么多内容，那之前很多功夫都白费了。主编看出了大毛的情绪，安慰道：“做书嘛，都会遇到反复的情况，要早点适应。之前的你校了就校了，也算你的工作量，当编辑，心态一定要稳。”

大毛不情愿地接过期刊，准备先把里面的文章录入电脑。按理说，作者应该给出版社电子稿，但陈博士说时间太久，电子稿都没了。后来又说，当初就是手写稿，没有电子稿。

大毛看他们推三阻四的，只能自己想办法。虽然这事排版公司可以做，但要额外收费，主编是多一分钱也不想出，还说：“几万字而已，你自己打打，每天打一点，几天就搞定了，而且还可以一边打一边修改。”没有办法，大毛只能自掏腰包买识图软件，把文字扒下来。

因为有了之前的经验，接下来的校对很快，那些已经发过的文章除了上下篇章衔接过于生硬外，也挑不出其他毛病。关键是，新替换的文字稿，虽然只有几章，总共三四万字，但读起来很别扭，文字晦涩不说，里面的毛病一挑一大堆。

大毛以为这不是定稿，就把问题汇总发到了郭主任的邮箱，让他审核。没想到当天下午，他就接到了陈博士的电话，对方口气很不友好，说稿子没问题，“郭主任说是你在鸡蛋里挑骨头，如果没能力拿下就直说，我们好早点换人。”

主任知道后，也把大毛批评了一顿：“以后出现问题你先跟我说，我来跟郭主任沟通，或者你跟陈博士联系。不要直接联系郭主任。”

编辑联系作者有什么问题吗？大毛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他实话实说，发邮件的时候语气也很客气。但主编的解释是，郭主任比较在意“身份对等”，就是领导对接领导，办事员对接办事员。

大毛认识很多大学教授，没人有这种臭毛病。等他后来了解到，这是郭主任在机关养成的习惯，就更来气了。

这天，他在办公室熬了半宿，把文章中的毛病一个个挑出来，整理成文档，还把正确的内容标注好，然后发去了郭主任的邮箱，心里想着：大不了再挨顿批，也没什么可怕的。这时候，大毛刚进出版社不久，自诩自己可以被人说编辑能力不足，但是绝不能让人质疑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是对我七年学习生涯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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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天，大毛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有些苍老，但底气很足，语调朝上，透露着傲慢。他说自己是郭主任，先夸了大毛一顿，说陈博士送错了稿子，要感谢他指出那么多的错误，还表示完全接受那些修改意见。

大毛有些惊讶，不管怎么看，郭主任都不像是一个轻易肯“认输”的人。事后他才知道，郭主任早就把电话打到主编那儿了，而且态度很不好。

这次，主编却没有站在郭主任那边，只是淡淡地说，出版社每季度都要进行稿件审核，可以抽审也可以送审，若真出了问题，捅出去就不好看了。“我们社的名气加上您的名头，在网络上发酵到什么程度也是难以预测的。”这话戳到了郭主任的痛点，这才愿意老老实实地配合编辑修改。

“这是我的电话，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寒暄一番后，郭主任又对大毛说：“我一般是不会加陌生人的微信的。”据陈博士讲，这是郭主任把大毛当成“自己人”的意思。

事后，主编提醒大毛，以后发邮件之前要给他过一眼，万一遇到脾气不好的作者，编辑这种“打脸”的行为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咱们现在不比以前，改制成企业以后，是出版社求着作者出书。这些人的职位、学历高，你们这种小编辑、小硕士不好讲话的。”

之后，大毛尽量不去麻烦郭主任，对方也全力满足大毛的要求。成书出来后，郭主任亲手写了一封表扬信寄给主编，大家都觉得稀罕，“现在还有写表扬信的，又不是学生了。”

大毛得到了郭主任的信任，之后点名让他做自己的责编。于是，大毛又陆续接了郭主任的两本书，私下里，郭主任还送给大毛一些自己藏书，其中还附带着别人写给他的赠言。

把别人送自己的书再转手送人，大毛不知道这是有心还是无意。不过，那些书的出版日期都挺早，保养的却很好，一点折痕都没有，仿佛从来没有被翻看过。

4

2019年年初，大毛正好到郭主任的学校附近办事，主编让他顺路去拜访。

那天郭主任恰好在开会，陈博士热情地接待了大毛。

郭主任办公室不小，内部装潢很气派，整体氛围偏严肃，办公桌上摆了一黑一红两部电话，文件夹摆得整整齐齐，并没有普通大学教授办公室的那种杂乱拥挤之感。陈博士略带炫耀地说：“这可是副厅级干部的标准，很多教授都是两人一间，郭主任可是一人一间。”

大毛再仔细看，办公室两边的墙各有不同，一边装了一排书架，上面总共没几本书，都是一些通俗读物、杂志和报纸，剩余的地方几乎全是奖杯、奖状；另一面墙上挂满了郭主任与各位领导的合影，每张照片下面都贴了说明，上写着：“某天某地与某位领导见面，探讨了什么。”

陈博士指着那一墙的照片说，郭主任每周都要把它们擦一遍，“这是以前在机关养成的作风，说清洁的环境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大毛正欣赏照片的时候，郭主任走了进来。笑着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就喜欢记录下来。他把大毛往沙发上一让，自己二郎腿一翘，领导派头就更足了。

和其他常着休闲装的教授不同，郭主任着装十分考究。一件深色夹克衫，里面是鸡心领羊毛衫罩着红色领带。虽然发际线退得严重，还是梳着大背头，染得乌黑的头发与苍老的脸庞极不相称，大黑框眼镜不时往下掉，他时不时要用中指与拇指往上托一托，不苟言笑的样子，有点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高书记。

大毛还没开口谈正事，郭主任就自顾自地讲了自己的“历史”，在哪儿教过书、任过职等等。更多的时候，是讲他认识了哪些领导教授。交谈中，大毛提起几个老师，他立马就能接上，还讲了很多教授名人的八卦。

就这样，两人聊了一下午，郭主任居然连一口水都没喝。陈博士告诉大毛，郭主任以前在政府机关挂职时经常开会，他发现中途喝水容易打断思路，就练出了讲话不喝水的“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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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毛跟主编汇报工作，才想起昨天一点正经事儿都没谈。主编倒也理解，问他是不是一直在听郭主任的光荣历史与人脉关系了，看样子，他也经历过。

主编认识郭主任是个巧合。一次，主编去党校参加培训，郭主任是主讲老师，通篇的官样文章，听得大家昏昏欲睡。过了两天，出版社搞业务培训，还是请郭主任来，谁知他一反常态，讲解社会发展与出版业的行业形势的时候，声情并茂、活泼生动，引得台下掌声连连。主编对郭主任产生了兴趣，主动接触，两人就此相识。

大毛感到很奇怪，郭主任讲课的状态怎么差别那么大。主编神秘一笑：“前面那个是任务，都是场面活动，好与不好都那样；后面那个是我们真金白银请来的，讲的不好，以后就没人请他了。”

主编像是回忆起了什么，望着窗外说：“郭主任这人啊，我就佩服他一点，能扯。这不是贬义，他知道在什么场合该讲什么话，不像一些教授不管在哪儿，只管自己讲得痛快，最后引火烧身。而且他深藏不露，虽然能扯，但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让人反感，不知不觉就能把你带入到那个故事里去。要是搞传销，他绝对是一把好手。”

大毛一想还真是，跟郭主任聊天的时候，一点枯燥的感觉都没有，还十分想听下去。这下，他越发觉得郭主任有意思了，但主编却告诫大毛，最好与郭主任保持距离，“咱们做书的，干好本职工作。郭主任这人有点太官了，不像真正的大学教授那么纯。”

据说，郭主任的人脉很广，尤其在政府机关里，认识的人不少。不止是主编，很多与郭主任接触过的人都感觉他不像学者，“政府里有种官员是‘学者型官员’，郭主任则是‘官员型学者’。”

5

到了端午节，陈博士受郭主任之托，顺路来出版社看大毛，还客气地带了粽子和咸鸭蛋。大毛请陈博士吃饭，表示感谢。

在之前的工作中，陈博士付出很多，在他和郭主任之间受了不少夹板气。那时候，大毛只觉得陈博士跟郭主任一样，身上的“机关习气”很重，但这次见面，他对陈博士有了新的认识。

陈博士跟大毛大吐苦水，说自己原来是大学辅导员，干过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因为想进步才读博。博导郭主任在众多学生中选择了他，原因很简单，他日常工作中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事务需要有经验的人处理。

这样看来，陈博士跟郭主任的关系就不奇怪了。他们不像师生，也不像老板和员工，更像机关里的那种上下级。陈博士说：“我跟老郭读，也是为了将来能留校，或者他给我推荐一个机关单位也行，不然我也不想受那个气。”

读博的喜悦是一样的，读博的辛酸各有不同。大毛表示理解，但也不想继续听抱怨，就把话题逐渐转到了郭主任身上。他问陈博士，是怎么看自己的导师的？

陈博士抖了一下肩，撇撇嘴，做了个鬼脸，“以前郭主任也不这样，他读书那会儿也是很认真的，毕竟九十年代能读博士的都不是一般人。”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当时流行一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郭主任的老师、同学纷纷下海，只有他独守书桌。坚持做学问没问题，但养家糊口、买房子这些现实问题绕不过去，郭主任没办法，就在外面接讲座，去企业、单位里讲课挣钱。

时间久了，他开始到处跑人情，还常说：“人在（人）情场，身不由己。”

“老郭也是有不少创作的，他被政府机关邀请去写了不少调研报告，也可以理解为内参，外界很难看到罢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学挖他。”听到“内参”，大毛来了兴趣，忙问这种项目的经费是不是很高。陈博士摆摆手，说看着多，其实一花就没了。而且郭主任很重视写调研报告这件事，扎扎实实搞调研，成本不低的。

“老郭一直倡导学以致用，说一些教授写的东西距离社会太远了，只有小圈子里的小部分人可以看懂，所以他要求自己的调研报告一定要扎实，不能只是表面文章。他希望发挥自己所长，为社会发展提供建议。”

大毛对陈博士的解释还是持有保留态度，毕竟他是“大家”的学生，利益相关。这些“内参”他也没见过，谁知道呢？不过，大毛还是希望是真的。

估计陈博士看出了大毛不相信，半个月后，他发来了郭主任写的调研报告。大毛读了一遍，虽然有一大堆数据与专有名词不大懂，但还是能感觉出行文严谨、数据扎实。大毛不禁想起了主编的话，“如果他不好好写，以后还有谁请他呢？”

6

2019年年底，又到了博士“申请季”，已经工作两年的大毛基本放弃了读博的想法，但仍有点不甘心。要知道，现在的博士都是申请考核制，说白了就是靠关系，如果跟导师熟，打好招呼，基本就没啥问题。可是想读博的人越来越多，队越排越长，大毛不抱太大的希望，于是准备随便投份简历，申请试试。

一天，郭主任突然在微信上问大毛，是不是要申请读博。大毛愣住了，不知道他是咋知道的，郭主任说，大毛给他寄稿子的时候不小心把申请书也一块寄过去了，他看了大毛的简历，觉得条件还不错，“怎么就申请一个普通的学校呢？”

接着，郭主任问大毛愿不愿意去X大。这是个985高校，大毛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再说，里面的导师他一个也不认识。郭主任却说：“没事，那里面的教授我好多都认识，我来帮你联系。”随后，还帮大毛写了一个十分热情的推荐信。

大毛不知道该如何感谢，郭主任却说没啥，“一是感谢你之前帮我改稿子，更重要是惜才，你那么好的苗子不搞学问可惜了。”

就这样，大毛稀里糊涂地申请了X大，通过了初审，参加了面试。面试完没几天，他就接到了导师的电话，让他去见面。

一见面，导师就问大毛怎么认识郭主任的，他如实回答。导师说郭主任多次给自己打电话推荐大毛，甚至亲自拜访，“也是你运气好，原来我定的那个学生放弃了。老郭架子很大的，很少这么推荐人，想必你一定十分优秀。”

大毛由衷感谢郭主任圆了他博士梦，但又隐约有些担忧，欠下这么大的人情，以后工作起来可能就要束手束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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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出版社人员流失严重，主编得知大毛要读博的时候，就跟他商量兼职做编辑的事。其实，之前也有编辑因为读博离职，但主编连挽留的客气话都不说，他这样留大毛，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郭主任太难伺候，换个编辑还得适应，不如留下大毛。

看工资给的不多，大毛本想拒绝，但主编诱惑他：“你想啊，你可以借用咱们社这个大平台去认识很多教授，对你拓展人脉是有好处的。”大毛想想也对，就答应了。

9月份开学前，主编给了大毛一本期刊，说是他读博的学校出的一本论文集刊，以后就让他做。大毛打听了一下，这个期刊是哲学院自办的，每期找几个教授约稿，然后凑成一本书出版，因为内容质量堪忧，印出来发给学生都没人要，说白了就是套用出版资金，俗称“以书代刊”。

大毛犹豫了，想拒绝，主编却悠悠地说：“郭主任可是编委之一，第一份稿子就是他的，他也是点名让你接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大毛只有硬着头皮接了，但心里很困惑，郭主任是研究社会治理的，怎么去搞哲学了？而且，这篇文章写的还是深奥的宗教哲学。

大毛读了稿子，发现里面的内容一言难尽。虽然他不是学哲学的，但对宗教多少有些了解。郭主任的文章里错误一大堆，很多引用文献根本不查，缺字少句的情况也很严重。没有办法，大毛还是采用了老办法，直接给郭主任发邮件，指出错误，希望修改。他上午发完邮件，郭主任下午就回了，他先表扬了大毛一番，最后说：“本人对宗教不甚了解，所以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特授权你全权修改，修改后无须返回。”

这种口吻像是对属下报告的批复，主编也被逗乐了，让大毛自己看着办。大毛没办法，只有一点点核对原文，又读不少宗教哲学的论文，一番大改之后，终于完成。他把成文发给郭主任看，对方秒回二字：“同意。”

这篇文章发表后，评价还不错，郭主任就想把这文章投到一个核心期刊去，把大毛算成“合作者”。大毛拒绝了，一个门外汉写的东西难免会有漏洞，万一哪天被投诉了，不被拉下水都难。可是郭主任不死心，他把陈博士算成“合作者”，但投稿一直没被录用，大毛这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大毛问陈博士，郭主任为什么要写一些自己完全不懂的文章。陈博士说：“嗨，这种自办刊物，需要一些知名教授撑场面，但是给的稿费又不多，那些教授不能每期都写。郭主任跟期刊主编关系好，不好拒绝，就随便写写，挂挂名啦。”

“万一碰到一个不负责的编辑给出版了，不是有损郭主任的名声？”大毛还是不放心。

“这个期刊扔了都没人要，谁去看呢？”陈博士一脸坏笑，“老郭知道你这人靠谱，所以才点名让你当责编啊。”

听完这话，大毛一脸愕然。之后，郭主任仍然习惯性的把文章发给大毛“把关”。很多次，他都想拒绝，但想到以后可能需要郭主任帮忙，还是忍了下来。

有时候，大毛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另一个“陈博士”，不知不觉与郭主任捆绑紧密，失去了自由身。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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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大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中学生组团出书的背后，是中产父母的权力游戏 | 人间

Original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1-07-06

大家如同比赛抢跑一样，都想把起跑线往前挪动一些，但是大家都挪了，起跑线又一致了，就这样不停地前移与拉平。这么做，代价显而易见，那就是比赛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规则，让竞争变得越来越难。

配图 | 《全城高考》剧照

前    言

2017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家老牌出版社，入行不到两年，见识了出版行业的起起落落。

出版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也是一门生意。一本书就是一个利益综合体，做书的编辑除了要有专业知识，还要面对很多奇葩的人和事，处理各种关系。

有前辈说，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不相信。的确有编辑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但新人也在不断涌入，为了把好书奉献给读者，他们还在坚守初心。

写下自己短暂的从业经历，记下遇到的那些人，我是想留住一本本书背后的故事。他们也应该被记录。

黑色编舟记丨连载

1

2018年4月，编辑室的秘书突然离职，主编让我临时兼任一段时间。接手秘书工作的第一天，他扔给我一份稿子，说已经完成了“三校”，就等着委印单下来送印厂了，“你刚接手，随便看一下吧，看完就是你的工作量了”。

天下哪有白得的奖金？我苦笑着翻看稿子，发现30多万字，并不算厚，标题却很“高大上”——《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再看内容，虽然读得不仔细，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翻回简介，才发现这本书居然是一群高中生写的，他们所在的学校在本地十分有名——X大附中。

我来了兴趣，赶紧找来选题单查看这书是什么情况——原来是这所附中的十几个高二学生每人结合当下社会政治环境等题材写一篇文章，然后合集出版。每篇文章不过一二万字，也就是一个期刊论文的篇幅，还分为中英两版，更有意思的是，牵头背书的居然是一个企业老总和一位大学教授。

我问主编怎么回事，他说：“还不是自主招生闹得嘛。”

那时候，很多名牌大学都有自主招生名额，其中“发表文章”或者“科创发明”就是重要的考察标准，所以很多家长会“帮”自家孩子往这方面发力。

我有点担心：“给中学生出书，咱们还是头一遭，社里领导同意啊？”

“这就是社里领导引荐来的。”

主编说，某企业的刘总找到我们一个社领导，说想给自家孩子在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社领导就把这个刘总转介绍给了他。主编人脉广，发顶级期刊不一定能办到，但联系一个普通期刊还是没问题的，双方很快就谈好了条件。可不知是那个刘总说漏了嘴，还是他的孩子在学校里吹嘘了一番，其他家长很快找到刘总，希望他能帮忙引荐，如法炮制。

“发期刊”这种事，人一多就不好办了，可这些家长都还有些背景，不能拒绝。也许换做是别人就得头疼了，可主编不一样，他反而发现了“商机”。他跟刘总商量了半天，最后说：“这样，我把你们的文章合集出一本书吧。”

在期刊上发文要排队等，还得看编辑脸色，出书就不一样了，字数多少完全由自己决定，只要资助款到位，什么都好商量。而且我们社作为老牌出版社，名气大，说出去也不丢面子。家长们很心动，愿意合伙出一笔资助费出书。

为了避免麻烦，主编对刘总说：“我们只能‘公对公’，一本书只能对应一个合同，不能跟每个家长都签协议。我建议以你的公司做背书，跟我们签合同。”

起初，刘总不答应，主编接着劝：“你想啊，以你公司担保，这些家长就欠你一个人情，谁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帮上忙呢？而且这样做，你就算是‘策划人’，书上会挂你的名，开篇就是你写的前言，你家小孩的文章我们肯定会好好处理，况且也算是给你的公司打广告吧。”

就这样，刘总动心了，双方愉快地签订了合同，至于每个家长出多少钱，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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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我惊叹于这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念好大学费的大劲，又觉得有些好笑。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我开始读这些高中生写的文章。方向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交通、教育、政治、外语，等等。

总体而言，文章写得中规中矩，没什么亮点，也没什么生涩感，但文风有一种刻意收敛的感觉，好几处本可以具体展开，却突然收尾，显得不顺畅。但文章里一些学术表达很精准，一些专业的英文词汇要反复检索才能查清是什么意思。

我问主编：“这真是中学生写的？”

主编笑道：“你可以看看每篇文章的指导人。”

我翻了几下，发现有好几篇文章的“作者”跟“指导人”都是同姓，很快反应过来——这些“指导人”应该都是家长。

我到小库房里把之前的样稿翻出来，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线索。在初稿中，指导人的姓名后面还附带了一行职务简介，写交通的那篇，指导人是个铁路工程师；写教育的那篇，指导人是教师；写外语的那篇，是大学英文教授——为了增加知名度与可信度，主编还拉来一个大学教授写序言，当然，这个教授也指导了自家小孩。

估计主编怕这样做太明目张胆、被人发现，在二稿的时候就把指导人简介给删掉了。我觉得多此一举：“这个代笔太明显了，就算是X大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的学生，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主编纠正我：“这已经是不错了，刚开始的初稿，写的真是太专业了，根本不像是中学生写的，是我让他们改了好几遍才成现在这模样。不过也不能说是家长代笔，人家有这条件，家长指导的好呗。”

我心生疑惑，不明白主编干嘛要接这个活，虽然他以前出过很多“烂书”，但还算有基本的底线，比如只给那些有学术身份的人出书，也不是没有拒绝过领导的要求。如今他给一堆中学生出书，怎么也不像他的风格。

主编只是跟我算了一笔账：“咱们收费6万，工艺设计只用最普通的，这样成本只占1/3。而且，每个家长首批都买30本，这就是小400本被预订了；你再想啊，自己的孩子出书了，作为家长是不是要炫耀下，不得多买几本？所以啊，二印每个家长再买个50本不成问题，这样一共1000本就保底啦。”

主编把账算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事没他说得那么简单，但也不好多问。

2

按规矩，“三校”稿完成后要给作者再看一遍。我问主编要不要寄给这十几个人，主编说不用，他把我拉倒一个家长群里，让我直接把电子版发进去，让家长各自认领。

稿子是上午发过去的，很快底下就是一片点赞，都说“编辑辛苦了”之类的话。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以为工作结束了，没想到风波才刚刚开始。

晚上，一个家长在群里问道：“你们这个文章的排序是依据什么来的？”

这把我问住了，从业以来我做了那么多书，没遇到这样的提问。我赶紧翻了稿子，发现排序确实没有明显的题材、字数或拼音之类的排序逻辑。

接着，其他家长也开始发问，“排序到底是怎么排的？”我不明白他们问这事的意义何在，直到一个家长质问自家孩子的文章为什么排在后面，我才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

我赶紧联系主编，但主编的电话却怎么都打不通，群内@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只能用“美编根据排版优化、题材内容综合排序……”这种话来回敷衍。

家长肯定不满意。很快，群内开始失控，有些家长不顾情面地说：“某某文章写的不如我的孩子好，凭什么排在我孩子前面？”

火药味越来越浓，家长群里的争论焦点已经不是文章排名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互相指责。这已经超出我的处理能力范围，牵头的刘总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出版社这么搞有自己的道理，“书能出来就行，不要为了小事耽误出书进度”。

这时有人将矛头直接指向刘总，说他策划这书谋私利：“因为你自己的小孩就排在书的第一篇，书的开头语也是你写的，这么大的便宜当然不想改动了。”

群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赶紧把群消息设置为免打扰，但还是挡不住手机震个不停。最终，主编在群里发声了，他说书的排序我们出版社自有标准，他明天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群终于安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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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被拉进主编办公室。

主编黑眼圈很重，不停地按着太阳穴，估计昨晚失眠了。他说当初排序真没啥标准，“除了刘总是策划人，把他的小孩放在了首篇，其余都是随机排的”。

我下了狠心，说：“那就态度强硬点，就说我们自有一套标准，依照合同，咱们就有最终决定权。”

“这些家长都是有些背景的，不能得罪，所以一定要解决好这事。”

我说起群里有几个家长似乎对刘总很不满，主编瞅了我一眼，说当初在商量资助费的时候，他开了一个6万的总价，至于怎么出钱，让家长自己去协调，“当时也是闹得一锅粥”。

一方以刘总为代表，希望平分，这样最简单；另一方则认为要以篇幅字数算钱，毕竟有人字多有人字少。他们折腾了很久，最后还是主编出面说，再不签合同出书就要推迟了，他们才在刘总的协调下选择了平分。

我算了一下，平摊下来每个家长也就几千块钱，即使是一般家庭也出得起，何况这些家长都是“非富即贵”。主编挠挠头，说这不是钱的事：“什么事只要人一多就难办，就扯皮。这些人知识水平都不低，算是高知、文化人吧？有句话说得好，‘文化人就是矫情啊’。”

这天上午，我跟主编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该怎么答复。没办法，主编只能硬着头皮把我之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讲一遍。家长们吵了半天，主编终于受不了，问道：“你们是不是都对这个排名不满？”

除了刘总和少数几个家长沉默之外，大部分人都表示不满。主编只能说：“那就重新搞，你们说该怎么排？”

有的家长说，以标题长短排；有的说，用汉字笔画排；有的说，用首字母拼音排，更有甚者，提出了用“中图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当然，无论用哪个方式，都是为了让自家孩子的文章排在前面。

群里彻底乱了套，无论采用谁的意见，总有反对的声音出来，主编头大，干脆跟我说：“我们不管了，他们自己讨论去，我们晾几天再说。”

于是我俩把群消息都设置成了“免打扰”，不再回复信息。

主编告诉我，其实这本书早就该出来了，就是中间遇到好几个家长“闹脾气”才拖延至今：“估计家长们平时就在学校里积攒了一些矛盾，拖到现在才炸锅。”

我有些生气，抱怨道：“这些家长大小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居然为了一个文章排名挣成这样。”

主编说，这个团体本就是硬凑出来的，大部分家长是看别人家的孩子发文章了，怕自己的小孩落后，才勉强加入。他叹了口气：“这些家长都是为了自主招生，目标还都是那几所学校，所以互相之间就是隐形竞争对手。到我们这儿，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名，是争一口气。”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主编说，人一旦当了父母，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孩子那儿，甚至很多人就是为了孩子而活，“别看有些人在外面耀武扬威，但是面对孩子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还是不太懂：“他们图啥呢？已经给孩子留下了厚实的家底，不上好大学一样过的舒适，何必那么累呢？”

“越是成功的人，越看重子女教育，这不仅是面子问题，也是家庭荣耀能否延续的问题。这些家长大都是高考的受益者，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根基不稳，孩子培养不好，随时会掉回原来的阶层。我见过太多大人物，因为子女不成器，晚年很凄惨。所以啊，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得更远，就算折返，也能超过原先的起跑线。”

3

不出三天，家长们似乎也累了，群里渐渐没了动静。

一周后，主编才在群里问出结果了没，没一个人回复他。过了半小时，主编又说：“时间很紧张，再拖下去就耽误了出版进度，到时候别耽误孩子们申请大学。”

这时，一个陈姓家长接话：“我建议，就按照交稿时间先后排序吧。”

我们这次收稿都是用的电子邮件，时间很清晰，陈家长让大家贴出自己的发件时间，交稿时间是自己控制的，排在最后也怨不得别人。

我以为大家依然会反对，没想到刘总首先表示赞同，发了一个大大的赞。接着，其他家长也纷纷附和，很快就全体通过了这个办法。

我对这个陈家长顿时来了兴趣，翻看了聊天记录，发现他很少发言表态，说的也都是客套话。后来主编告诉我，陈家长只是个小公务员，没有多大的实权，可他老婆是附中的年级主任，“县官不如现管，再大的人物，在孩子的老师面前不还是低三分”。

很快，各位家长贴出了自己发邮件的时间，主编就让我做个表，每更新一次，就往群里贴一次，排名逐步清晰。

这样做，最高兴的还是刘总，因为他是第一个找来我们发文的，谁都没有他早。陈家长排第三，较原先的排名提升了一名。我突然纳闷起来，陈家长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他不可能掌握别人发邮件的时间啊——除非这事主编掺了一脚。

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位陈家长不是刘总介绍来的，是主编拉到这个项目中的，我隐约觉得其中有蹊跷。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敲定了新的文章顺序，赶紧联系排版公司重新制版。三天后，我把新版本发到群里，大家反应很冷淡，只说好，之前的客套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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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活了半个月，稿子终于定了，接下来就要填写委印单。我问主编是不是还跟老印厂合作，主编却给了我一张新的营业执照，是我不认识的一家印刷厂。

按社里的规定，每个编辑室都可以自由选择印刷厂，只要资质符合，报备一下就行。为了避免麻烦，也为了省钱，我们通常都是跟周边的几家印刷厂保持长期合作，最远的一家过去也就半天的路程，哪怕出了问题，也可以立刻调整。

可主编推荐的新印厂远在广东，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哪怕便宜，运费也不低，甚至可能超出成本线。如果仅仅是想避人耳目，也不至于选那么远的厂家，这样反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多问了几句，主编也不瞒我：“这个印厂是一个家长推荐来的，价格上给咱很大的优惠，很多费用都给免了。而且啊，现在印厂太能拖了，这家保证一个月内印出。”

主编催我赶紧把委印单搞定，我只能奉命行事。接下来的工作按部就班，很快就到了交书的日子。

但是在交付方法上，又产生了一点波折。

一个周四的晚上，印厂把书打包好了，几个家长合计了下，为了让这本书看起来不那么水，就打算在学校里开一个新书研讨会，一起谈谈写作目的与思路。为了增加”权威性“，他们还找了几个教授、专家写评语，这样一来，自主招生写推荐语的时候也有点依据。主编负责跟家长们协商开会时间，好不容易协调好周日开研讨会，时间不能更改，就要求书能准时送达。

以前，书都是印厂派车送来的，但为了这区区几百本书，印厂从广州开车过来根本不现实。但用普通物流又嫌慢，货物损坏可能性大，主编的意思是走航空物流，但印厂不愿意，他们印刷已经免去了很多钱，空运成本太高，自己要倒贴了。主编跟印厂磨了半天的嘴皮子，印厂还是不肯让步。

后来，一个家长出面联系了铁路货运，让书及时上了车。到站后，另一位家长找了一辆小货车把书拉到我们出版社。等卸下大货，家长们再开私家车把会议用书拉到会场。

一番周折，大家都累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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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的新书研讨会圆满结束，会后那群家长要请吃饭，我觉得别扭，就推辞了。主编去了，据说是被抬回家的。

一直到周二主编才来上班，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嘿，我又帮咱们省下一笔快递费。”

一般来说，作者自购的书都是由编辑室负责寄送，主编想省下这笔快递费，那天趁着酒劲让家长们答应自取，时间还是定在周日。我正想见见这些“神通广大”的家长们，周日一早，我就来到办公室把书都整理好了。

从上午9点开始，陆续就有人来，主编的态度很反常，并没有站在门口殷勤接待，只是坐着随口寒暄。说得差不多了，他就指指我，意思是让我把书拎出去。起初，我还帮忙搬了两次，后来主编拦住我，说：“你不用动手，让他们自己来。”

我渐渐看出端倪，来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气质看起来根本不像有身份的人物。我表示疑惑，主编刷着抖音，头也不抬地说：“这种小事轮不到他们亲自动手，来的不是下属就是亲戚，剩下的书你直接扔传达室，让他们来了自己去领，咱们撤。”

我离开出版社不到1小时，就接到主编的电话，他急吼吼地问我备用钥匙在哪儿：“哎呀，X局（家长之一）亲自来取书了，我把准备好的纪念品锁在办公室了，你赶紧给我联系后勤的来开门。”

我想笑又笑不出来，要知道，“X局”是主编最重视的家长之一，时常能听到主编向他汇报出书进度，书里的第二篇文章就是X局孩子的，也是唯一没有挪动过排名位置的。

4

自主招生结束后，我问主编，这些小孩考的怎么样。

主编叮嘱我：“别人不说，咱们也别问，公私要分开，不问没事，问了保不准要出事。”

“家长不是挺爱炫耀的吗，考上了怎么也得在群里说一声吧。”

以前，家长群里偶尔会有人发一些自家小孩的动向，参加什么活动啦，拿了什么奖之类的，得个小奖都恨不得在群里发三遍。刚开始其他家长会点赞，说几句客气话，慢慢的，点赞的人也没了。自从书出版了以后，这个群就彻底安静了。

主编说：“这你就不懂了，都考上了还好，万一有人没考上呢？在群里瞎炫耀，引起嫉妒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些家长连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争破头，在重大事项面前，还是低调些好。”

我心里觉得有些别扭，感觉出这本书不仅仅是“造假”，更损害了竞争的公平。

一次午餐时，我跟同事们聊起这件事，一个老编辑突然发脾气，他痛斥现在风气不正，把教育搞得乌烟瘴气，搅乱了考试秩序，还暗讽我和主编“助纣为虐”，饭没吃完，就端着餐盘气呼呼地走了。

我有些茫然，同事老李慢悠悠地说：“你别介意，他不是跟你置气，他也是为了自家小孩。他的小孩也参加了自主单招，你帮忙出书，那些中学生很有可能就是他家小孩的竞争对手。”

这么一说我就理解了，毕竟理亏，我赶紧转移话题：“你家小孩不也是要参加高考了吗？你咋不着急。”

老李说：“他们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赛道的。好比一个是高尔夫比赛，一个是长跑，对普通家庭根本没影响。他们搞的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们的内部竞争。”

老李慢悠悠地喝了口汤：“人啊，要有自知之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编校工人，不像那些父母非富即贵，自己做不到，也不会刻意去要求自己的小孩。我孩子只要能考上一本就行，过的比我好就够了，其余的我不多想。”

说完，老李又问我：“你知道你们主编干嘛那么上心吗？”

“为了多卖书呗，挣资助费呗。”

“你还是不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老李说，过两年主编家的小孩就要升初中了，主编想把孩子送到X大附中去，“到时候，谁知道要拜托谁呢？现在搭好人脉关系，总比到时候抓瞎强。”

这下，我终于明白主编为什么要拉陈家长“入伙”了。

后来，主编听说我们中午聊天的事，想为自己找补：“其实大家都说家长如何帮忙，却没看到那些小孩自身就很优秀，这篇文章也就是锦上添花，估计还不一定用得上。他们那群人啊，目标都是国外大学或者自主招生，能参加高考的估计没几个。就算是真参加高考，他们的成绩上个985问题也不大。”

5

半年后，《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要准备加印，等我拿着审批表去找主编签字时，主编却把审批表留下，说先放他那儿。中间我催了几次，主编都说再等等，之后再无动静。

或许真如同事所言，这本书对那些优秀的中学生来说，估计算不得什么。

2019年高考结束后，我好奇地向主编打听那些出书学生的情况，据说他们当中有少数几个通过了自主招生考试或者出国留学，其余的人还是参加了高考。当然，最后的结局还不错，去的都是名校。

我不解，他们这么优秀，怎么最后还是参加高考？主编倒是不觉得奇怪：“一山更比一山高。这些学生的家庭也只是中产，上面还有更优越的，那些家庭根本不需要凑文章，孩子都能直接上名校。”

“那我们最后做了个寂寞？”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都是一个想法：‘如果我不搞，别的家长就会搞，我岂不是亏了？’最后大家都搞了，反而优势又没了，又得想新方法。之前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不能因为一本书、几千块钱，而功亏一篑。”

之后，主编又打了一个比喻：大家如同比赛抢跑一样，都想把起跑线往前挪动一些，但是大家都挪了，起跑线又一致了，就这样不停地前移与拉平。这么做，代价显而易见，那就是比赛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与规则，让竞争变得越来越难。

在父母的庇佑下，这些孩子有了稳定的上学资格，又为了上名校绞尽脑汁；有的实现了“辅导班自由”，却为了上最好的辅导班费心费力；有的孩子有条件钻研自己的兴趣，家长却妄图让自己的孩子全面发展……

一个同事说：“这哪是培养孩子，根本是父母折腾自己。拼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的权力、财力！”

后记

我离开出版社后，陆续听到一些消息，主编家的小孩没有如愿进入X大附中，去了稍次一点的附中合办的分校，不知道主编苦心经营的人脉有没有起到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对国际环境与我国政策的研究》这本书还真重印了，但是在另一家出版社。如其他书一样，它发挥了最大的价值，实现了多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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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 大 萌

想用文字记录折腾的生活

源济

博士想毕业，这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 人间

Original 鹿大萌 人间theLivings  2021-12-02 21:05

“延毕一年花费怎么也不会低于2万，毕业工作两个月就能挣回这笔钱。我有工作托底，再晚一年又何妨？看你俩这年纪，还能拖多久？”

配图 | 《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

黑色编舟记丨连载

1

离开出版社以后，我曾干过一段时间的自由编辑。为了避嫌，我不接前东家的书，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与前同事们保持着不错的交情。

大毛曾是我的合作搭档，我离职以后，留下的工作主要由他来接手。2020年大毛考上了某大学的博士，课余时间兼任编辑。

一天，大毛问我愿不愿意接老东家的稿子：“我现在忙着发期刊呢，实在是没工夫。”

我很诧异：“你才博一，就准备发文章了？”

“嗐，博士想毕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不抓紧，估计就要跟我师兄刘博士一样延毕了。”

大毛口中的刘博士，我曾经打过交道。他在某重点大学研究古代经济史方向，其导师王教授要出一本书，他是具体操作人，我是那本书的责编。

与刘博士的接触，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我刚接到书稿时，联系了刘博士3次才成功。他似乎并不着急赶进度，上来就问：“你们集团下是不是有个刊物？你们的作者是不是在你们那儿好发文的啊？”

在出版社工作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一下子有点懵，便稀里糊涂地答应帮他打听一下。后来，我将这事报告主编，主编“哼”了一声：“又一个想发文想疯的了。你告诉他，期刊是期刊，图书是图书，我们虽然是在一个集团，但不是一家，想发文自己去问期刊编辑部。”

我还是好心帮忙打听了一下，给刘博士回话，说这个期刊发表的文章内容跟他的研究方向不太搭，刘博士“哦”了一声，便挂了电话，我都没来得及问他书稿的写作进度。

一个月后，刘博士发来一篇文章，是对王教授新书的评论。我觉得有些好笑，这本书还尚未出版，甚至连“一校”都没结束，就算他写得再好，也说不通啊。

我让刘博士赶紧干正事，他却说：“老王都不急，你们就慢慢搞呗，难道你们还嫌事少？这文章你们先帮我看着写得怎么样，我慢慢改着，等书出来后一起发表，两不耽误。”

我问他为啥那么有把握，他答道：“老王的书还是可以的，你想想，书一上市，你们立刻发布一篇书评配合营销，岂不美哉？对了，你能帮我要到期刊编辑的微信吗？我先打好基础，搞好关系。”

他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倒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说自己不熟，拒绝了他。主编知道此事后，直接找到王教授反映，王教授只是冷冷地说：“他爱写啥写啥，你们也别管，让他自己折腾去。”

------

大概半个月后，有天快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主编电话，说来了客人，让我拿几套精装书去某饭店当伴手礼。我急吼吼地赶到地方，一进门就看到一个男人在行酒令，他白衬衫的扣子大解，里面的T恤被酒浸透了一大片，正手持筷子敲着酒杯，说什么“喝二赠一”“三气一杯”，总之用各种办法来劝酒。

包间里的氛围被他带动，众人一阵阵欢呼。酒量一直不错的主编也被灌得说话打结，仪态尽失。首席坐着一个留“地中海”发型的老头，面前只摆了一杯茶水，餐盘都是干净的。他一会儿叹一口气，揉揉眼，几次想离席，都被“白衬衫”拉住。

第二天，主编耷拉着脑袋来上班，一脸颓废地跟我讲：“妈的，被姓刘的坑了。”

我这才知道，那个“白衬衫”就是刘博士，而那个“地中海”老头是王教授。不知刘博士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那个期刊的责编，然后打着王教授的旗号组了个饭局。我们主编到了场才知道来人是谁，大家都一脸尴尬。王教授发觉后，差点拍桌子走人，但刘博士酒杯一端起，气氛就迅速被他掌握。最后，我们主编跟那位期刊责编都喝大了，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帮刘博士发文的事。

主编跟我说：“这书老王不是不急的嘛，那就让他等，他不催咱们就不做。书出不来，我看刘博士的文章怎么发。”

然后，他的声音低了一度：“老王也是这个意思。”

2

一年多以后，即将离职的我把王教授的书稿转给了大毛。大毛考博进的正是老王的那所学校。老王给他授课，对他很满意，而刘博士的宿舍就在他的斜对面，两人也常常见面。

时间一长，大毛就发现刘博士和王教授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师徒俩像较劲一样，轮流跟大毛吐槽对方。

一天，大毛跟我说，前段时间刘博士找他谈工作，无意聊起了我：“我说你现在在博物馆工作，他听了以后不停地打听你的情况，还问你电话换没换，不知道打啥主意呢。”

没几天，我果然接到刘博士的电话，他上来就跟我客套，非要请我吃饭不可。我连说“不必”，让他有事直说，只听那边问道：“你们馆的刊物是什么级别的？接受外来投稿吗？”

我所在的博物馆确实有一个内部的自办刊物，不过连刊号都没有，出版也是断断续续的，一般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如实相告，刘博士“哦”了一声：“没有刊号的就算了吧。”接着他半天没说话，又问：“听说你们兄弟单位有个期刊，还是核心啊，你能帮我联系下不？或者你帮我把稿子转过去，不让你白帮忙，我事后有重谢。”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了半天才知道，他说的是另一家博物馆的杂志。说来也巧，那家杂志的编辑我刚好认识，但这种由机关管理的期刊规章繁琐，我赶忙说我们虽然都是博物馆，但是不是一个系统管的，不好推荐。

刘博士依然不放弃，说只要“牵个线”就行，规矩他都懂，该拿的版面费一分不少。我看他越扯越过，不耐烦地说自己有要紧工作，就挂了电话。事后，我越想越觉得奇怪，便向大毛打听。大毛一点惊讶的表情没有，说刘博士想发论文毕业，“都快魔怔了”。

------

2019年是刘博士读博的第四年。博士最多只能读8年，时间拉得越长就越危险。读博之前，刘博士在北方某地方学院当秘书，因为嫌日常工作太累，就想出来深造。他算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博二”的时候就接连发了一篇C刊（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篇核心（北大中文核心），早早达到了毕业要求。

在文科领域，博士毕业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各个学校规定不同，但一般是两篇C刊或者核心。只是期刊少，要发文的人多，光博士研究生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而这些期刊只喜欢发教授级别的文章，所以排队排不到半年，根本拿不下来。多少人为了发文耗尽心血，还弄出了不少闹剧。

我记得前几年很多学校毕业的要求还不高，刘博士这条件完全够了，“那他为啥不准时毕业？”

“嗐，他不想早早回去工作，想拖个两年。19年时他工作的学校开了道口子，说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能转到教学岗，算是一种提拔。谁知道他要毕业时，学校要求又改了，要求发两篇C刊才行。”

刘博士越赶着发文，就越发不出，他等不及了，就另外想辙。一般来说，导师帮学生发文是常事，况且王教授还是好几个期刊的编委与审稿专家，人脉广，有时候发文就是他一个电话的事。可大毛说：“他们俩啊，别说帮忙，不扯后腿就不错了。”

刘博士跟王教授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刘博士是“委培”博士，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所以他入学之初不太买王教授的账，还常对旁人吹嘘，说自己幸好是“委培”，不用被导师拿捏。

在王教授看来，刘博士算个“关系户”，是上头硬塞给他的学生，只是看在他学术能力尚可，就不计较了。平时师徒两人除了必要的交流，基本互不打扰。

不过，随着刘博士把社会上的那一套东西带入学校，两人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

刘博士爱拉关系，基本在每个学院都有认识的人，隔三差五就组个酒局，混得“八面通吃”。王教授是一个古板的人，最讨厌酒桌上的交际，有时外校来了客人，他也是公事公办，没有私下接待。就算学生请他吃饭，也要三邀五请，他来了就是一脸的不情愿，一杯酒都不喝。

为了发文，刘博士也曾厚着脸皮去找王教授帮忙，但老王没表态，只说自己会帮忙问问。刘博士急着讨好，他听说老王的女儿要参加钢琴评级考试，想请音乐学院的教授指点未果，就辗转托了几个人请音乐教授喝酒。结果弄巧成拙，他在酒场上失了态，得罪了对方，王教授气得半个月没理他，最后发文的事只能不了了之。

恰好这时候，王教授要出书了，刘博士又想把这个项目承担下来，将功赎罪。用他的话说：“拿人手短，我这么用心，老王会懂的。”

不过，他并未把王教授的书放在第一位，只想早点发自己的书评。这条路后来被王教授堵住，他就决定从书中摘取点新材料、新观点，自己加把劲弄出个文章。

不得不说，刘博士也是下了功夫的。他把书上的参考文献都找来，又托关系去档案馆，最后特意找到我们主编，请他帮忙联系几个专家改一下，审阅费由他个人承担。那篇文章我跟大毛都看过，写得还不错，专家也说好，但投了好几个期刊，都渺无音信。

刘博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办法，他还是得找王教授帮忙。据说，他拿了很多礼物，王教授只收了两箱牛奶，还是那句“帮忙打听”。

刘博士急了，又托大毛与我们主编去说情，主编这只老狐狸就点了刘博士一下，文章就发出来了。

我问大毛，主编出了啥主意，大毛让我上网查那篇文章。我一看，原来文章署名的第一作者挂了王教授的名，刘博士是第二作者。

教授“挪用”学生成果的作为，在高校里很常见，刘博士能当第二作者算不错的了。但这对他毕业没有丝毫帮助，功夫白费了。

大毛却嘿嘿笑：“那也不是白挂，他是想搞个迂回的，背后还有交易。”

3

除了发文要求，学校还给博士们留了口子——在一本书里，著作部分达到一定字数，能抵一篇核心。

刘博士想用文章换取王教授那本书的“合著者”之名，可事与愿违，王教授说，当初书报项目的时候没有写合著者，后续无法添加，把锅扔给了出版社。

其实想加合著者不算难，哪怕书号下来了也可以修改，这纯粹是王教授不想帮忙。刘博士又提出让出版社出个证明，证明他为这本书做的贡献，但主编不好得罪王教授，就找了个理由又把球踢了回去。

“这太不厚道了吧！”听到这里，我对王教授的好感也没了。以前，我觉得这个老王对谁都很随和，是有名的“佛系教授”，没想到关乎自己的学生毕业、前途的事，他居然可以这样不松口，哪怕他已经抢了学生的功劳。

大毛却不认同这个说法：“原本他们师生关系很寡淡，等到需要王教授帮忙了，刘博士才贴着脸上来讨好，早干嘛去了？这么势利的人，任哪个老师也不想帮。再说了，那篇文章本就是他从王教授的书中摘抄来的，把自己挂第一作者根本就说不过去。这一切啊，都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

一个多月后，大毛给我打电话，问我当外编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他说他刚接了一个新项目：“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刘博士带着俩人，合伙在我这出书了！”

据说，刘博士反复研究毕业要求后，觉得靠导师不如靠自己，干脆自己花钱出书。大毛说，这事也怪他自己多嘴，他跟刘博士多次吐槽出版社“向钱看齐”，刘博士当时来了兴致，问了很多关于自费出书的问题，尤其是资助费，问了好几遍。

如今书号紧张，资助费也一路上涨，刘博士觉得自己一个人出书有些不划算，便想拉着其他人一起。不仅可以少写点字，成本也能平摊。于是，他找到另外两个延毕的博士，一顿忽悠，3个人凑了30多万字的稿子，然后到处找出版社出版。

为了省钱，起初刘博士找了几家小出版社，对方答应得挺好，给出了一个极低的价格，可拿到合同一看，书印出来之后要求作者包销很大数量。而且，这些小出版社只顾收钱，连基本的校对都不走心，存在很大的风险。

于是刘博士说服了另外两个同伴，就找到了我老东家的主编。主编一听就乐了，这种事他只听过，还没见过，现在书号稀缺，正常的项目都不够用，他根本不想接，况且刘博士他们出的价格也不高——每人才出2万元而已。

主编委婉地说，有这钱，他们还不如找个发文中介，够发个C刊了。刘博士一听，唉声叹气，说现在期刊中介正被严厉整治，还敢在市面上宣传的大都是骗子。他之前找了一个中介，付了首付，结果人跑了。

想到刘博士这么精明的人还能被骗，主编跟大毛差点笑出声来。刘博士不好意思地说：“有句话说得好，关心则乱。这事关系到我的前途，当时脑袋一懵就信了。”

3个博士不断缠着主编，近乎哀求了。主编实在顶不住，想到自己当年读博的艰辛，就说会把选题报上去，看领导意见。但私底下，他告诉大毛，现在社里对选题控制得严，刘博士他们的选题肯定会被毙掉。

可是，主编忽略了刘博士的交际技能。刘博士不知从哪里得知出版社搞了一个“青才培养计划”（就是接一些青年博士、教师的书，主编曾开玩笑，说这是雪中送炭，为的是跟未来的客户搞好关系，“广撒网，总会捞到鱼的”），托关系要到了一份申请单，又攀上了出版社里某位领导的关系，一口一个“学长”。最后，这位领导跟主编打了招呼，让他把刘博书的书做好。

主编被这一波骚操作惊呆了，考虑到以后还会有合作的可能性，也不敢再反对了。只是，他要求这3个博士发来的文章，质量一定要有保证，如果是瞎凑数，一定会打回去，耽误了时间他们自己负责。

事情谈妥后，就开始走流程。以前选题通过后，编辑可以先立项，作者再交稿。但这次，主编留了个心眼儿，说一定要看到质量过关的稿子才行。

不出半月，稿子交了上来，主编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在立项单上签了字。后来，大毛才知道主编的打算——刘博士工作的学校也有一些出版项目，主编想借机搭线，毕竟未来刘博士高升的可能性很大。

合同签订，只要款一到账，就可以开始编校了。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主编哭笑不得的事——另外2个博士提出要“分期付款”。他们说，正常公司采购都是分3次付款，他们怕出版社不好好做，只愿意预付3成，“三校”时付5成，最后的2成是押金，等到书全部出来后再付清。

主编从业这么久，第一次听到如此要求，他放出话来——要么一次性付清，要么让这群书呆子别出书了。

我也觉得奇怪，那2个博士好歹是混学术圈的，这种离谱的要求怎么提得出来？大毛说，其实博士也有自己的难处：“他们是全日制博士哎，全靠学校的补贴活着。那么大年纪，还有家要养，资金肯定不充裕。而且他们也是不放心刘博士，生怕再鸡飞蛋打了。”

主编让刘博士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说半个月之内解决不了，合同作废。刘博士喊上大毛，拉来那俩人，连哄带吓，说已经有好几个人找他想合伙出书，要是他们不愿意付款，大毛可以当场取消合同。之后，他又给那俩人算了一笔账：“延毕一年花费怎么也不会低于2万，毕业工作两个月就能挣回这笔钱。我有工作托底，再晚一年又何妨？看你俩这年纪，还能拖多久？”

于是，第二天资助款就到账了。

------

书稿到了大毛的手里，按部就班地进行编校就行。只是没想到，王教授又来横插一杠。

听说了刘博士的所作所为，王教授反应十分激烈。说他为了毕业出书投机取巧，是对学术的一种亵渎，甚至威胁说，自己不会在答辩同意书上签字的。

可刘博士却一点也不着急，他跟王教授聊了一次，此后，王教授再也没说过这话。至于二人聊了啥，大家也猜不出个所以然，王教授解释说，自己改变想法是因为看了书稿，觉得质量还行，而且自己的学生毕不了业，他脸上无光，还会影响以后的招生……

此后，刘博士开始经常拿着发票帮王教授跑腿，大毛开玩笑说：“他这才有点学生样了。”

4

为了提升书的名气，也是想讨好导师，刘博士就请王教授给自己的书写序言。王教授表面上不理会，但早早就把序言给了刘博士，让他赶紧排出来再校对一遍。刘博士嘴上说好，但好久没下文，一问就支支吾吾。直到王教授与主编聊过才知道，他又被刘博士摆了一道——刘博士又去找了他工作学校的院长写序言。

王教授很气愤，他认为自己好歹是个名校的大教授，对方就是一个地方院校的小院长，身份不匹配。他直接质问刘博士，刘博士辩解道：“这是‘双序言’。我们院长知道我要出书，非要给我写不行。以后我还要在他手下办事，不能不听啊。您放心，我交代过了，您的序言放在他前面。”

当时王教授没说话，但跟大毛打了一个赌：“我信他个鬼，这家伙那么现实，后面还不知道出啥幺蛾子呢。”

果不其然，稿子排版的时候，刘博士就跟大毛交代，院长的序言放第一，王教授的其次，并再三叮嘱大毛不要把这事告诉王教授。大毛被夹在中间，很无奈——这两篇序言里还有几处观点相左，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最后，刘博士果断把王教授的观点删了。

纸包不住火，王教授看到一校稿，直接把稿件扔了垃圾桶，非要撤下自己写的序言：“后面不知道还有几个序言等着呢，老师比不上领导，不差我这一个。我自己主动点，总比到时候被人撤下来强！”

当大毛把这话转告刘博士的时候，他居然立马答应，还挺高兴的。大毛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刘博士过于势利了，眼看毕业没问题了，又敢得罪导师了。

后来，王教授来出版社谈业务，骂了刘博士半天，主编劝他：“这种学生留在眼前更烦，不知道以后还会惹出什么祸来，赶紧让他毕业滚犊子拉倒。”

不知道王教授是否把这话听了进去，反正在刘博士的答辩申请上，他签了字。

------

今年“五一”，大毛来博物馆找我玩，聊到了刘博士的书。我问他：“这书能按时出来吗？”

“目前搁置了，你不知道，刘博士这家伙居然发出文章了！”大毛说，刘博士鸡贼，他是学历史的，没有在相关期刊上继续投稿，而是写了一个关于“农业经济史”的文章，投到一个农学期刊上去了，还是C刊，最后被录用了。就这样，刘博士达到了毕业要求，今年毕业是没问题了，所以人也有点飘，对出书的欲望就低了。“他不搞，这书的进度也就慢下来了——不过他真会搞事，正想把这本书著作权让出去呢。反正是他们自费出书，书号还没申请下来，换作者也不是不能办下来。遇到这么一个活宝，主编也很无奈，也只能说不管换谁，反正钱不退。”

刘博士这么做，算是坑了另外2个与他合伙出书的博士。这个合同是刘博士带头跟出版社签的，出版社只认他，他要撂挑子，别人就跟着吃瓜落。书倒不会被撤掉，只是啥时候出来，就不好说了。

据说3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人要举报刘博士，但他一点不怕，毕竟他做的都是规则内的事，用他的话说：“反正我不毕业也有工作，他们俩可真是拖不起。”

主编不想看刘博士这么瞎闹，就劝他，说等他调了教学岗，这书出来也可以算一个成果了，甚至有可能申请出版补助，不亏反赚了。刘博士一听，也不讲什么转让的事了，只说一定要等他就职后，再把书拿出来。

对此，大毛很感叹：“唉，为了毕业搞得乌烟瘴气的，他们把这点心思好好放在学术上，不愁发不出文章。”

我反驳道：“现在期刊的版面很少，而且很多期刊杂志管理有些机关化，文章质量的高低有时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想发文，有时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5

今年6月，刘博士顺利毕业了，他特意来博物馆逛了逛，说是要在临走之前再把所有的景点都逛一遍。

听说我有读博的计划，他告诫我：“读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千万不要把读博当作一个前途，压上所有的宝。”接着，他长吸一口气：“其实我也想好好搞学问的，但是毕业太难了，尤其是论文，虽然一直说是要打破‘唯论文论’，但是现在啥不是看论文？发文除了看文章质量，还拼关系与人脉，甚至是money。造成了多少学术腐败？除了产生了一堆学术垃圾，还有啥用？”

说起与导师王教授的关系，刘博士很不屑：“老王这个人就是虚伪，一直端着架子。”

他说，王教授这人在学生中的口碑不怎么样，他其实也想让学生为自己干活，但不明说，让学生自己猜要去干啥，好像这样就不用欠人情了似的。在刘博士看来，师生本就该互相帮助，王教授有那么多资源，却不帮学生一点，“说起来是讲原则，其实就是自私”。

我回忆了一下，王教授确实曾说过：“我不求学生帮我什么，我也不会帮学生多少，一切凭学术说话。”但实际上，他也没少使唤学生干学术之外的杂活儿。

末了，刘博士跟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王教授之所以能忍那么久，是因为他帮王教授干了不少“不能上明面”的事，在酒场上，他帮王教授打通了不少关节，更不用提他帮王教授搞了多少发票了。

听这些话的意思，刘博士似乎是抓住了啥把柄，看他一脸得意且露出神秘的笑，我及时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没有仔细向下打听。

我突然想起了主编的话：“这师徒俩，都不是省油的灯。”

后记

我曾特意问大毛，他毕业之前那些要发的文章是否有着落。

大毛顿时换了一个得意的表情，说：“我博导说了，他可以帮我搞定一篇。我以前的硕导也是一个C刊的主编，也跟他打好了招呼。再说了，我在编辑圈里混了那么久，认识几个刊物主编不是太正常了。”

“你那么有把握他们会帮你？”

“他们的书都在我手里，大家相互帮助，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大毛笑了很久。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文宁

鹿 大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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