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最典型的解救拐卖儿童案丨人间

源济

一场最典型的解救拐卖儿童案丨人间

Original 自牧归荑 人间theLivings  2020-04-23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分不清到底这么做是否“正确”，孩子到底该和哪个“母亲”一起生活——我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但这个小小的孩子，她此刻和将来要承受的，远远不是我这个成年人所能想象到的。

配图 |《母亲》剧照

2020年3月7日，山东济南市民申军良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申聪。自申聪1岁时在广州增城的出租屋内被硬生生地从母亲手上抢走，申军良和妻子找了整整15年，其间，申军良的妻子因为这段创伤，患上了精神病。

事实上，被拐卖的孩子以及他们的亲生父母所面对的，远非媒体上呈现的那样单薄。当孩子终于被找到、所有与此相关的人都认为诸事圆满的时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肉亲情也许将面临外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我曾在一档全国知名的电视栏目做了11年的记者。这11年里，经历过不少这样的悲欢离合。其中最难忘的，就是在警方帮助下，解救的一个女孩。

1

多年前，编辑转给我一封求助信，寄信人叫陈梅。

信中的字体娟秀清丽，信纸上还有几处明显的水渍——看完内容，我推断那一定是她一边写信，一边流下的泪水。

“我和前夫有一个女儿，算起来，她还有27天就满4周岁了。孩子1岁多的时候，我和她爸离了婚。我没有固定工作，没争到抚养权。我每个月在两个城市间坐车2个小时，到原来的家看望女儿一次。但是自从2年前见了她一面后，就再也没见到了。我婆婆说孩子跟着我前夫到外地去了，后来又说她儿子娶了别人搬走了。我怀疑她说了谎。

“我前夫喜欢喝酒、打人，是不是孩子出了什么事？我往他单位打电话，人家说他没辞职，我去单位找他，他就躲着不见我。我更加确信孩子出事了。最近，以前邻居家有个阿姨偷偷告诉我，孩子早让我前夫给卖了，卖给谁她也不知道。我快急疯了，我在原来的家属院堵到了前夫，问他要孩子，他就往死里打我。我杀了他的心都有！孩子到底在哪？是死是活？求你们帮帮我吧……”

随信附了一张孩子的百日照，白白胖胖的小家伙用花花绿绿的被子裹着，一双小小的黑眼睛疑惑地盯着镜头，皱着的眉心间，还点了一枚红色的胭脂圆。

那时候，但凡写信给媒体的人，大都是实在没办法了想碰碰运气。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类似的求助信，大多数都由接待部直接回复了，真正能够做成节目、甚至通过做节目解决问题的，不到1/10。同事们都劝我，别搅进一场骗局里，先等等再看。但我却没多想——那个时代，人们大都还没有绞尽脑汁当“网红”的想法，犯不着用这样的噱头制造新闻。

在信里，陈梅不仅详细地写下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连前夫的地址、电话以及单位信息也都列明了。我按照上面留的电话打过去，一个细弱的女声传来，就像受了惊吓一般不敢放开声音。

听了我的自我介绍，电话那头愣了几秒，声音突然高了：“你是记者？你真的是记者领导？你不知道我这几年怎么过的！我急得快成精神病了！我要我女儿！”她激动地说了这几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只是一个劲地哭。

就这么过了一刻钟，我们仍然没法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但好歹讲清楚了：我明天就去她家找她一趟。

“明天中午？下午？我让我对象去接你！”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从我所在的城市到陈梅家的县城，大约需要4小时车程。没有直达的长途大巴，我和摄像师在附近的一个市下了车，又换了中巴，按照陈梅提供的村子地址，在县长途汽车站问了好几辆黑出租，都没有司机愿意去，这才知道，那是县里最远最穷的村，不仅回程肯定拉不到客人，路还极为难走。软磨硬泡了很久，才有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勉强同意，“你不知道，那路吃轮胎啊！”司机嘟嘟囔囔地搬着我们的行李说。

车行了快1个小时，我才体会到了什么叫“吃轮胎”——长长的乡间土路上，全是突出的石头，有几段甚至窄到连小面包车都得试探着往前开，还有一次险些掉到路旁的沟里。

在司机不间断的抱怨声中，我们又走了近1个小时，漫无边际的庄稼地地头上才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影。看见我们的车，那人骑上自行车，迎面飞快赶来。“你们认识他吗？”司机问，看来，这就是陈梅所说的接我们的“对象”了。

那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但很敦实。脸膛黑黑的，颧骨很高，脸上露出急切的神情：“您是记者领导吗？”他问，“我在前面领路，快来家！”说完，就蹬上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骑得飞快。

村子占地不大，也就是五六十户人家，有几处簇新的平房，大多数还是80年代的老瓦房。面包车停到一处胡同口，就再也开不进去了。我们跟着年轻人继续七拐八弯，到了一处还算周正的院落前。

“陈梅，开门！”还没进院，年轻人便喊起来。紧闭的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个穿着新红缎子棉袄、戴着一顶紫红色毛线帽的年轻女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她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但红红的。皮肤白皙但粗糙，两颊深深凹陷了下去，两道浓黑的眉毛微蹙，满脸都是忧伤。

“快，快进屋……”她赶紧把我们往屋里让。看得出，她很紧张，想说些什么，但又把话连同眼泪一起忍住了。

院子很大，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家禽粪便味，几只鹅扑了过来，陈梅忙不迭地吆喝着赶走。院角还拴着一只羊，西墙根立着几个笼子，有几只鸡，还有一只兔子。

进屋的当口，陈梅已经哭得喘不过气来，我实在看得难受，便轻轻地抱住她的肩膀试图安慰一下，没想到陈梅矮小的身体就剧烈地颤抖起来，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哭起来身体会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那个就是甜甜。”年轻人指着堂屋正中那张放大了的彩照对我们说，“陈梅说，甜甜从小就粘她，还特别爱笑，要不是离婚时陈梅没有钱、也没有固定的住处，这孩子肯定就跟着她了。”对于妻子的婚史，这个老实人倒也不避讳。

听了新婚丈夫的话，陈梅哭得更厉害了。她推开我，缩到墙角处，将鲜亮的红袄背面对着我。在农村，那是只有新媳妇才穿的一种缎面，在阳光下亮闪闪的，上面黄色的梅兰竹菊呼之欲出。

“你们刚结婚不久？”我问。

“对。俺俩说好了，先找到大妮儿，再要孩子。要是陈梅担心要了孩子大妮儿受委屈，俺就不要了。”顿了顿，年轻人又说：“陈梅说，甜甜左脚脖子有个蚕豆大小的胎记，很圆。”

陈梅离婚后，找到市里的一家纸箱厂打工，两人在工厂里相识。年轻人说，谈恋爱时，陈梅就和自己说了孩子被拐卖的事，他也有过犹豫，但看着陈梅天天以泪洗面，还是决定帮她先找孩子，陈梅对此一直很感激。结婚后，两人决定辞职回家。眼下，家里的收成主要靠种地，陈梅在院子里喂些家禽，并不能贴补多少家用。

“你就没有报过案吗？”我问。

“报过啊，我说孩子被拐卖了，但人家说得要证据。我这种道听途说不能立案。”陈梅又着急起来。1年多前，陈梅苦苦寻找孩子不得，决定报案，又担心被前夫知道，就用路边的公共电话打了110。这个电话自然也没法继续联系到她。

“对了，陈梅去过居委会，居委会也有人去了解这事，但那个畜生死活不承认。”年轻人也补充道。

通过陈梅断断续续地描述我才得知，她和前夫是在市里一家建筑公司认识的。当时陈梅是公司的临时工，前夫是小组组长。自从结婚后生下女儿，前夫便家暴不断，很快又有了新欢，听说“就是想要个儿子”。

天渐渐黑了。司机有些不耐烦，不停地在院门外转来转去。我和摄像师商量之后，决定带陈梅去城里，明天就陪她去报案。

“啊呀！那可太好了！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啊！”年轻人开心地说，陈梅的眼圈也红了。

回到县招待所，天已经全黑了。寒风刺骨的夜里，整个楼只有两三个窗口亮着，房间里有浓浓的霉味，夜里居然还有人想撬门而入，被我一嗓子吼走了——这全得感谢陈梅睡在我身边——她不停地辗转反侧、悄悄地叹气，长长的夜里，几乎没有一刻停歇。

2

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就醒了，陈梅居然早就坐在床边等我了。

“对不起，昨晚吵着你睡觉了吧……”她一迭连声地赔着不是，继而又缩到了墙角。

早饭很简单，白煮的鸡蛋，白粥馒头和咸菜，陈梅怯生生地坐在椅子边上，我很担心她会摔到地上。她说自己吃不下，筷子都没有动。

不到8点，车到了县公安局大门口。我拉着陈梅和摄像师一起到值班室登了记，表明了身份、也说明了来意，陈梅却突然紧紧拉着我要往门外走，“我没进过公安局，咱不去了吧？咱们自己去找吧？”她紧张得声音都颤抖了。

我还没来得及劝她，就有几个身着警服的人从办公楼里走出来，站在大门口。

“您是xx台的张记者吧？”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男子开口问我，他个子不高但非常结实，眼神犀利敏锐。他说自己是县刑警大队扈队长，身后两名警员，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是刚刚分配来的一名大学生。简单沟通后，警方很快查到了1年前陈梅的接警记录。

出于办案需要，扈队长需要将陈梅带到询问室进行询问。陈梅显然非常紧张，但又有些期待。

“去吧，说清楚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我叮嘱她，“记住，你是孩子的母亲。这里是公安局，他们才是最能帮助你找到女儿的人。”我看见陈梅要哭，但又生生忍住了。她什么都没有带，口袋里只装着那张女儿的百岁照片。“给你们！”她一边走一边从贴身棉袄里面掏出那张照片递给扈队长，“我女儿的照片，我就这一张，她长这样！求求你们，帮我找到孩子！我要我的孩子！”她哭着走进了询问室。

接近11：30，扈队长陪着陈梅出来了。看得出，她狠狠地哭过，两只眼睛已经像桃子一样肿得睁不开了，但面颊绯红，似乎还有些兴奋。她跑过来，带给我一个着实让我也十分兴奋的消息：“他们说现在就去找我孩子，还让我也去！”

“对了，他们拿走了孩子的照片，你能帮我要回来吗？”她又着急地说。

我正琢磨事情到底是不是如她所说的进展如此之快，扈队长面色凝重地走过来，说根据陈梅提供的详细信息，案子已经有了线索，“现在正组织力量准备过去，路上我们会继续与当地派出所联系，但线索是不是准确、孩子能不能找到，这都是未知数。因为孩子距离被拐卖已经1年半的时间了，样貌会有很大变化，所以我们需要带着当事人陈梅一起去。但是路途遥远，也很危险，您就不要去了。”

我和摄像师交换了一下眼色，肯定地说：“如果警方允许，我非常希望和你们一起去。”

“这是执行任务，不是别的。”他再次重申。

“我知道。但我们不会是累赘，况且，陈梅和我也熟悉了，可能还有点用。”我试图用玩笑缓解当时的紧张气氛。这个当口，陈梅也抓住了我的手。

扈队长犹豫了一下，再次电话请示，最终同意我随车前往。

等我们下了楼，一辆中巴警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车上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整装待发，其中2名是女警。为了拍摄方便，摄像师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我坐在靠门一排的单座上，扈队长坐在我的前面，陈梅自己选了车最后一排的一个角落。此时，她的脸色已经褪去了刚才的绯红，白里泛青，嘴唇是黑紫色。

这是我第一次和警方一起执行此类任务，却并没有太过紧张——事后想想，可能一是急于知道结果，便忽视了执行任务时可能遇到的危险——或者说，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

路上，扈队长不停地接打电话。他的声音很小，语气简洁，听不清在说什么。车上没有人说话，我试图和一个女警搭讪，碰了钉子，讪讪地回过身，望向窗外。大片的庄稼地掠过，很久都见不到一个行人。

1个多小时后，扈队长的电话再次响起，他简单地“嗯”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回身问我：“张记者，您饿了吗？抱歉没来得及买盒饭。”我看到他的脸色有些缓和，赶紧问：“事情有进展了吗？”

“是的。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家的女孩就是陈梅被拐卖的孩子。但我不能告诉你太多。”

没有人再说话。陈梅晕车非常厉害，车里只有陈梅不停呕吐的声音。中途，警车不得不停在路边，等她缓一缓，再继续赶路。

3

穿过两个城市，途径各种国道、乡村公路，我们到达目的地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从一条宽阔的沙土路上拐过弯，我们来到一个占地非常广阔的村子，整齐的灰色瓦房连成一片。等车行到村头，扈队长突然喊了一声：“停车！”

几名警察下了车，留我们三个在车上。他们似乎在布置什么任务，扈队长的双手不停地比划，不时有人插话。几分钟后，他们上了车，谁也没有说话。又过了一会儿，警车开进一个大铁门，在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两名当地的警察从屋里走了出来，大家打了招呼，迅速走进一间会议室。我也跟着下了车，看见铁门旁挂着“**村村民委员会”的牌子，一排靠北的屋子门楣上，分别钉着“主任办公室”、“户籍科”、“会计科”等小木牌。

随行的几名警察并没有从会议室出来，只有扈队长和一名当地警察走进“主任办公室”，很快，一名村民打扮的人从屋内跑出大门。

“张记者！”扈队长在屋里叫我。我快步跑过去，快进屋时想起陈梅还一个人在车上，又返回去叫她一起下来。

“因为有村委主任的支持，我们找到了这家人。平常这家人不一定在家，老人在邻村，他们常常串门。咱们来之前，村委主任已经找人悄悄打听到，一家人都在。如果没人走漏风声，那么，我们会以排查户口的名义把全家人都叫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能让大人带着孩子来了。刚才已经派人去叫了，如果能来，那就是我们的幸运。”

听扈队长这么安排，我才开始有些紧张，身旁的陈梅已经筛糠般地抖了起来。

“孩子过得咋样？”她颤着声音问。

“一会儿你就看到了。”扈队长继续说，“如果经确认，信息都对得上，请你迅速上车，我们尽快离开这里。”

“不能采访一下买孩子的人吗？”我问。

扈队长和村委会主任同时脱口而出：“不能！”

“你们要抓住他们！”陈梅悲愤地小声喊。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出你的孩子，不是吗？”扈队长又对陈梅说。

老主任面相和善，可眼下，也因为激动而有些扭曲：“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吗？你是怎么带孩子的？你怎么能让孩子遭这个罪？叫了好几年的爹娘成了罪犯，孩子能接受吗？你也是罪犯！糟蹋孩子的罪犯！”

陈梅哑口无言，突然有些垂头丧气。她顺着墙角慢慢蹲下来，不知所措地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

没过多久，一个人推门而入，紧张地喊了一声：“来了！”几个人迅速从屋里出去，我和陈梅被留下。我把摄像师留在车上，自己手握一台小型摄像机。

“我陪你看孩子去吧？”我试探着问。陈梅摇摇头，她站起身往窗外到处张望，脸色苍白，嘴唇又变成了黑紫色。“你女儿近在咫尺，你咋了这是？怕什么呢？”我有些不解。

陈梅却什么都没说，一只手去摸放照片的衣兜，大概是一下想起照片不在，又触电似的把手抽了回来。接着，她做出了一个让我震惊不已的举动——陈梅伸手狠狠地扇了自己一耳光，蹲到地上痛哭起来——这一举动直到最后我都不甚理解。

我想了想，快步走了出去。隔壁房间的门虚掩着，透过门缝，我看到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一个4岁左右、身穿黄色套装、头扎粉色蝴蝶结的小女孩快乐地在两个大人中间跳来跳去。她的皮肤白皙，黑溜溜眼睛亮闪闪的，与那张照片上的小婴儿相比，居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身边的两个大人却非常紧张，男人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他又小又瘦，穿一件黑色棉服，眉宇中的倔强气质居然与陈梅现在的丈夫有几分相像。而他的妻子足有他两个宽，短头发，齐刘海，脸上的笑容虚假而僵硬。她看到我手中的小型摄像机，条件反射般地把雀跃着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孩子的头被她的大手整个捂住。那个孩子看上去和他们很相熟了，她调皮地探出脑袋，两只小手拎着女人的两只耳朵大笑起来。老主任看到我，“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扈队长走出来，简短地说：“已经说好，孩子留在老主任那里，夫妻俩和这里派出所的同志到隔壁做个笔录。你赶紧准备上车。”

“我想问他们几句话，就几句。”我迫切地说。

“好，2分钟，问完关键的抓紧上车。”说完，他快步走进会议室。

门终于开了，夫妻俩在一名当地警察的带领下往隔壁房间走。

我看得更清楚了——男人穿着一件时下流行的棕色真皮夹克衫，里面露出暗色毛衣和白色衬衫，干净整洁，女人围着一条粉色羊毛围巾——家庭条件应该挺不错。我尾随他们进了屋，单刀直入：“那女孩是谁？”

男人非常肯定地回答：“我女儿！”

可女人却突然开始擦眼睛了，虽然脸上还是强装镇定，但眼里已满是泪水，“你女儿多大了？”我问她。女人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不停地用双手去擦，这哭泣居然没有一丝声音。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都多少年了……”

男人用大声的咳嗽打断女人的话，脸涨得通红，转身握住妻子的手，正欲说些什么，院子里突然传来孩子哇哇大哭的声音。两人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我也跟着往外看，只见2名女刑警抱着孩子正在往我们坐的中巴车上走。

“妈妈——”女孩四处找着，恐惧地哭喊。

男人箭一般冲出屋子，女人紧跟在后面，疯了一般大声喊：“玲玲！玲玲！”

“妈妈！爸爸！救救我！”孩子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

两名当地警察立刻挡在夫妻俩面前，严肃地训斥：“还没问完笔录，你俩还走不了。”扈队长拉起疯跑出来的我，着急地喊：“快上车！”我一步闯进车门，车早已启动，四下看了一圈，陈梅却不见了。

“陈梅呢？！”我和扈队长几乎同时叫起来。

我下车在院子里到处找，此时夫妻俩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女人开始大哭大叫，男人在用手机打电话。扈队长脸色铁青着冲进每一间屋子。眼角的余光中突然闪出一抹熟悉的红色，我回头一看，陈梅蹲在离车尾不远处的盲区，一动不动，她把身子缩成最小的体积，脸上的表情极为怪异：凄苦、恐惧、痛恨、迷茫……一张脸所能体现的所有负面词汇，都在这个表情里了。

“你怎么还不走！”扈队长大喊。

我拉起她，赶忙往车上跑。车门还没关好，车就开动了。

就在车驶出村委会大门、拐到乡村公路的时候，十几个村民举着铁锹、锄头等农具冲了上来，最前面的几个人眼看就追上了，还挥舞着手中的利器。

“踩油门！”有人喊了一声。车猛地窜了出去，有人将手里的农具用力往车上一掷，“铛！”的一声打在车尾，那些人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

4

我扭过头坐好，手心里全是汗。刚想好好地喘口气，孩子撕心裂肺的声音就灌入耳朵：“妈——妈——！”“妈——妈——！”“我要妈——妈——！”从我看到她被女警抱起的那一刻起，这个孩子一直在哭。

“快，让她妈妈抱抱孩子！”扈队长吩咐那名女警。

“快来，陈梅。”年轻的女警一边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一边招呼坐在前面的陈梅。然而，陈梅的表现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直到此刻，她依然僵硬如木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陈梅，你快去呀！”我也着急起来。

她机械地站起来，看着孩子那张哭花了的小脸，完全不知所措，甚至不敢往前靠近一步。

“你是她亲妈，不能老让她哭啊。”扈队长又说，陈梅这才小心翼翼地往前挪着步。女警卷起小女孩左边的棉裤裤腿，女孩胖嘟嘟的小腿露了出来，脚踝上还戴着一条红绳搓成的小脚镯，一块圆圆的、棕黑色的胎记赫然在目。

“这是你的孩子吧？”女警再一次问。

“嗯。”我以为陈梅会激动得哭叫出来，但她只是轻轻地答应了一声，连看都不敢看自己的亲生女儿一眼。

女警将两只手放在孩子腋窝下面，把孩子轻轻递过来：“宝贝不哭，妈妈来了！”

“甜甜不哭了，甜甜不哭了啊。”她就那么干巴巴地唠叨着，紧张地看着惊恐万状的孩子，脸色蜡黄。

女孩挣扎得更厉害了。“快接啊！”女警催促。

陈梅试探着向女孩伸出了双手。

“不要！我不要！你不是我妈妈——！”女孩不断地哭喊和踢打，一只鞋掉了，漂亮的黄色外套也掉了扣子。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刚刚4岁的女孩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就在陈梅把孩子从女警手里接过来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身体奋力反抗着，一只小手用尽全身力气向陈梅的脸打了过去。紧接着，就从陈梅怀里挣扎出去，踉踉跄跄地奔向车最后，“蹭”地跃上后排车座，奋力地拍打着后面的车窗：“妈——妈——我要我妈妈！”没几下，两只小手就都被拍得通红。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那个恐惧的、无助的、小小的身影，充满无奈。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车上一片静默。

村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孩子的哭声也越来越接近于疯狂了。她像一只被遗弃的小困兽，撕咬、嚎叫，漂亮的童花头早已凌乱不堪，乌黑的头发汗湿成一绺一绺，贴在那张红通通的、满是不解、恐惧和愤怒的小脸上。

这场景持续了那么长，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分不清到底这么做是否“正确”，孩子到底该和哪个“母亲”一起生活——我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念头，但这个小小的孩子那么可怜和无助，她此刻和将来要承受的，远远不是我这个成年人所能想象到的。

这个让人揪心的场面最终还是由陈梅缓和了下来。

她先是急得哭，嘴里不停地唠叨：“甜甜不哭！甜甜不哭！”看着她的表情，我忽然意识到，满车的人，没有人比她此刻更痛苦了。当一个母亲面对自己痛哭的女儿束手无策、甚至在她身边不停地叫着另外一个女人“妈妈”，她该拥有何等强大的心力，才能控制住自己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感情。

孩子的嗓子很快就哑了，陈梅擦干泪水，试探着一点一点走近孩子，小声地说：“玲玲，咱不哭了，阿姨给你好吃的？”没错，她叫的是玲玲，自称的是“阿姨”。

我看着她腆着脸讨好孩子的表情，眼泪再次涌了上来。

“玲玲，你和阿姨玩儿，过一会儿，阿姨带你去找妈妈，好吗？”听了这话，女孩哭声终于渐渐小了起来。

“那，你先跟阿姨到前面去坐，阿姨喂你喝点儿水，好不好？”孩子没有动，仍然背对着她。“你妈妈说，玲玲唱歌可好听了。哭哑了嗓子，唱歌可就不好听啦。去喝水，好不好？喝完水，咱和司机叔叔说，要去找妈妈。”陈梅说完这句话，眼圈又红了。女孩终于回过头，张开小手，扑进她的怀抱。

陈梅紧紧地抱住这个小小的身体，把脸埋在小家伙胸前，深深地、贪婪地闻着。过了好久，才又小心翼翼地开口问，“甜甜……玲玲想坐在哪里呀？”

“前面！我认识我妈妈，等找到我妈妈，我好跟你说！”孩子指着靠门的单座抽噎着说。

我们赶紧闪开一条路，陈梅像抱着怕摔的名贵瓷器，一只手小心地拍着孩子的后背，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脑袋护在胸前。孩子终于安静了下来。

“玲玲饿了吧？你渴了吗？噢。是想觉觉啊。阿姨拍拍玲玲睡觉觉，睡一觉就不累了。”陈梅抱孩子的姿势如此娴熟，我知道她终于找到一种久违的感觉。

孩子应该是闹累了，迷迷糊糊很快就要睡着了。我听见陈梅喃喃地、唱催眠曲一样地跟玲玲说：“你看，外面的麦苗都绿啦，多好看啊。阿姨带你去玩好吗？去看果果姐姐，天天哥哥，你还记得天天哥哥吗？就是邻居家那个最喜欢你的哥哥？”

孩子渐渐睡了。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我让陈梅把孩子放在两人座上休息一会，她坚决不，就这么抱了一路，连姿势都没有换一下。

5

回去的路上，扈队长给我详细地介绍了这个案子。

一年半以前，村里有人告诉买玲玲的夫妻俩，距离他们县几百公里外，有个年轻人急着要卖孩子。那时候，夫妻俩结婚多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但一直没要上孩子。实在没办法，夫妻俩打听着想要收养一个，但一直没能如愿。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把消息告诉了亲戚朋友，让他们帮忙打听消息。

可听到有人要“卖”，两人却犹豫了——倒不是担心犯法——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他们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孩子都2岁了，快开始记事了，又是有父母的，万一长大了，人家亲生母亲打听到这里，再要孩子回去怎么办？

中间人把这话带给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很快，孩子父亲回话了：我和孩子她妈早就离婚了，法院把孩子判给我了，至于她亲妈，这么多年人影都没见一个，听说是死了。至于孩子，我现在急需用钱结婚，结了婚我还得再要个儿子，这个女娃反倒成了累赘。

中间人不仅带了话回来，还有一张保证书，纸上有个鲜红的手印，大意就是保证不把孩子要回去等等，签字和手印都是陈梅前夫。

后来，有关玲玲在村里的事情大都在被当地警方收进了笔录里，我对她在这里的生活也大概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这个当地有名的大村里，很多村民上世纪80年代就去南方打工了，当时这个男人也在南方打工，攒了不少钱。确定没法怀孕后，两人一开始想要个男孩，没想到一见玲玲，喜欢得不得了，价钱也没讲就“买”了下来。那时玲玲1岁10个月，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夫妻俩专门托关系，在省城买了最好的婴儿奶粉，“从头开始喂”。男人一直在南方工作，所以玲玲的一切吃穿用度也都要和大城市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公主房，但从来不睡——从到家里第一天起，就是“妈妈”搂她睡觉。为了让孩子洗澡舒服，男人还专门在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浴池，这在当时的村里也是极少见的。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男人甚至辞掉在南方的工作，改为在村附近的镇上做建筑工人。村里人都知道夫妻俩快40了，好不容易领养了一个孩子，也替他们高兴，这个秘密就此被所有人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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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回到公安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警方还在部署后续的行动，我陪陈梅母女在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孩子还是闷闷不乐，但好歹和“阿姨”已经有了互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阿姨，明天一早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孩子是第一次住宾馆，未免有些兴奋。我提醒她该洗刷了，她就歪着小脑袋问：“阿姨，我的兔兔牙刷呢？”

陈梅的脸红了，孩子继续问：“谁给我洗屁屁？我的睡裙也没带呀！明天得让我妈妈都找出来，我再和你去你家玩。”

我看出了陈梅的尴尬。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哪里有什么睡裙啊？

夜深了，陈梅和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她轻轻拍着孩子，哼着一首跑调的歌。半夜，我悄悄看她们娘俩，发现陈梅根本没有睡。她一直倚在床头，一只胳膊弯着，把孩子护在自己怀里。

“你在想什么呢？”我问。

她想了想，小声地问：“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知道她的意思。很显然，她的女儿过得很好，甚至她觉得，女儿的生活比回到自己的身边还好。

“即使再穷，那里都有亲生母亲满满的爱。”我只能这样安慰她。

后记

第二天一早，我给那辆面包车司机打了电话，让他把娘俩送回家。透过车窗，孩子朝我挥手再见，黄色套装上的小鸭子纽扣闪闪发光，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离开这座城市之前，我和摄像师去了一趟陈梅前夫家。敲开门，里面只有一位瘦削的、佝偻着背的老人，是玲玲的奶奶。她耳朵不好，也不太说话。陈梅的前夫应是在前一天听到了风声，已经跑路了，警方还在四处寻人。

大约1年后，我又收到了一封信。一看信封就知道，是陈梅写来的。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一张照片掉了出来。是陈梅抱着玲玲拍的，两人都化了妆，看上去像是特意去县城的照相馆拍的。我看到玲玲又长高了，而且已经和陈梅很亲密了。

陈梅写了很多感谢的话，最后，我看到孩子歪歪扭扭的笔迹：“张阿姨，我想你。”我想那时，孩子不过5岁。这几个字，应该是陈梅手把手教她写的。我把照片和信重新装回信封里，百感交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再联系过陈梅，以及其他帮助过的求助者们。不是我的心硬，而是认识我的时候，往往是他们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我真心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往后的生活中忘记过去，努力向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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