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小引：武汉的热干面往事

源济

诗人小引：武汉的热干面往事

原创 诗人小引  一大口美食榜  2020-04-08

编者按

△诗人小引

武汉封城这些天，诗人小引写了许多武汉日记，每篇开篇都是四个字：“我在武汉”。“我在”，“我”是“本我”，“在”是“在场”。许多人跟着小引的思考与文字，重新打量一座城，一个时代，一种病毒。时间终将证明，武汉与小引，互为荣幸。

我每次去武汉，都会找小引吃饭聊天喝夜酒。上次是去年夏天，我们转战几处，最后醉卧于一个陌生的酒吧。即便如此，第二天还是要挣扎着过早，吃热干面。

76天，武汉终于解封，病毒像巴别塔后的混乱，搅乱了所有人的脚步，从猝不及防到如今的一言难尽，偏见和误解，互助和牺牲，武汉这座城市，终将苏醒。

在这两个多月，武汉之外的我们，靠着一个个身在武汉亲历者的记录，共叹这座城市里每个个体所经历的惊心动魄。

今天解封，我们想重新看看灾情前的武汉，一碗热干面的故事，在小引的记叙中，温习那个平凡辽阔，伴着热干面香气的武汉味道。

——小宽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湖北一带把吃早餐喊为“过早”，许多武汉人早上见面的问候语不是说“早上好”，而是问“您家好，过早冇？”，有点类似北京人见面不分时段的问：“您吃了嘛？”。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过记载，“过”有食、咽的意思，比如“过饭下酒”。把一顿早餐，随意却又隆重的提升到“过年”般“过”的位置，可见它在武汉人的生活中何其重要。

小时候一直住在珞珈山下。那时候的学校在整个武汉的城市规划中，属于偏僻之地。住在这里的知识分子们，幽默地把去汉口喊成“进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里只有一趟编号12路的公共汽车通往汉阳门，然后换乘轮渡在汉口的江汉关下船，终点是繁华热闹的江汉路一带。

文化大革命期间，母亲在汉口花桥一带的长办工作，而父亲在武水任教。很多个清晨和黄昏，父亲和母亲都要分别带着我和弟弟在这条路上来回奔走，早餐或晚餐，往往会在路上解决，由此我得以有机会品尝到了武昌和汉口两地的不少特色食品。当年，最著名的美食街就在汉口六渡桥后侧仅200多米长的德胜街中，大一点的餐馆有七八家，无名的夫妻店、流动小摊贩等饮食点也有二十余处，人称“好吃街”。

“馆子街”、“好吃街”的名字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连六渡桥都已经消失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似乎一直停留在春夏之交的绵绵细雨中，燕子刚刚飞回来，几个儿时的玩伴在中山大道上晃晃悠悠的背影，那么熟悉又陌生。这样说起来还真的有点意思，武汉最好吃的东西让每一个武汉人自己都难以抉择，每一条小巷子口，都有做的最适合这条小巷胃口的早点小吃，热干面，油香，面窝，油条，糊米酒，家家各有绝招，互相仰慕却又各自抵触。

我有个小学同学叫郑江，是个顽劣的家伙。父亲是抗美援朝的司机，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退伍后，在学校司机班工作。楼上楼下，两家关系很好，早餐晚餐孩子们互通有无，端着饭碗走动。他妈妈姓江，是幼儿园的园长，特别喜欢吃热干面，周末会去菜场旁边一家张姓的摊子那里买回两碗让孩子们分吃。所以我一直知道，热干面要趁热吃，否则一冷芝麻酱就凝住了难以搅拌开来，我经常和郑江在晨光中用筷子搅拌淡黄色的面条，芝麻酱扑鼻的清香，入口是脆辣的萝卜丁，一口下去，满嘴留香，唇边残留着芝麻酱的痕迹根本来不及擦拭，多么美好的早餐，简单又直接。

当然了，吃完早餐后才是更快乐的时候，郑江经常趁父母上班去了，领我去他家检阅父亲的各种战利品，其中有一顶美式钢盔以及颁发给入朝战士的各种勋章。有一天，他拉开抽屉，发现了父亲的一条永光牌香烟。郑江问我，你会抽烟吗？我茫然的摇了摇头。他思量半晌，勇敢地抽出几根香烟说，走，我们去厕所里抽烟去。大人们都不在，阳光从上面的气窗照进来，照着我的头顶，他的肩膀。我们蹲在厕所里，笨拙地学习如何把香烟吐出来像个完整的圆圈。淡淡的烟草香，弥漫在狭小的厕所中，我们俩个人，像俩个真正的地下党那样，严肃认真地对付着几根短短的，说不清楚什么味道的东西。

后来搬家了。我坚持对父亲说，家里的厕所还是用蹲式的吧。坐式的让人感觉不舒服，一不小心，还会有水溅到屁股上。父亲说，你可以先把草纸放在水里，再拉屎就好了。我想了想，觉得这个方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效果恐怕并不会好。

其实说到底，我是个怀旧的人。喜欢吃热干面，喜欢老式的房子，有木头窗户，有可以拆下来做火柴枪的风钩。还有石头或铁做栏杆的小阳台，一间小阁楼是放杂物的，也可以给我单独睡觉。楼顶是通的，爬上去，可以从一门，串到三门。

八十年代的武汉街头小摊

有一天早上，一个盗贼掀开其中一家楼板窃物，被发现。主人惊呼，梁上人飞奔逃窜而去。随后保卫处的人来勘察现场，拿着手电筒照那个进出的气窗进口，有一个黑色的脚印，清晰的印在墙壁之上。

记忆中，1975年在中国是个重要而敏感的年份。那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善于察言观色且从中敏锐地触摸到了某些气息的武汉人，在满城的大游行中也没有丢掉喜欢吃、爱吃、好吃的念头。

七十年代的武汉春节记忆

位于中山大道726—728号“蔡林记”热干面的生意依然红火，1天卖出1200公斤左右热干面，接待上万人不是稀奇事。有一天父亲带我从汉口回来，专门绕道那里吃了一碗。

200多平米的店面里，挤满了人，几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端着灰瓷碗就蹲在路边上吃，浓郁的芝麻酱的味道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似乎隔着两条街都可以闻到。

      

多年以后，我听说过一件关于热干面的故事，那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1967年。当时，武汉地区的两大群众组织“钢工总”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冲突白热化导致流血事件频频发生。1967年6月17日，造反派学生四十余人，到汉口声援被“百万雄师”围困的大学生宣传据点“民众乐园”。当他们乘坐的卡车行至汉口六渡桥铜人像（孙中山铜像）附近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百万雄师”堵住砍杀，当场死伤二十余人。其中一名伤者在转送至武汉市三医院紧急抢救时，紧紧拉着医护人员的手说：“热干面好吃啊！”等有人从医院门口的餐馆为他买来一碗热干面的时候，他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让人叹息的是，铜人像下另有一具尸体双方都不去认领，大热天中暴尸多日，臭了几条街，直到散了架后才被环卫工人用铁铲撮走。

我不知道1967年的热干面是什么味道。但我猜想，那一年的热干面，一定特别辣。

那么1975年呢？1975年的夏天，同样很热。似乎同样适合吃热干面，似乎同样适合在吃完热干面后再喝一碗冰镇米酒。只是那一年毛主席没有在长江中游泳，没有去吃老通城的三鲜豆皮，往事早如烟尘般消散的无影无踪了。

那一年我六岁，小学一年级。那一年的冬天热别冷，东湖的水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文 | 诗人小引

图 | 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