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伦敦桥附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击毙袭击嫌疑人，28岁的乌斯曼·汗（Usman Khan）。
与其他恐袭不同的是，袭击者是一个实施恐袭未遂，却提前八年出狱的“模范”罪犯；而他选择大开杀戒的地方，正是一个犯罪者改造活动的会场。
当天，乌斯曼·汗作为嘉宾被邀请前去分享经验。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活动开始前，这名作为成功案例的嘉宾却掏出两把菜刀刺向人群。两位投身于罪犯改造事业的有志青年被他杀害，一个25岁，一个23岁。
这一连串戏剧性的情节引出了太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像乌斯曼·汗这样的极端危险分子，是如何走出监狱的？
要怎么做，才能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面对恐怖分子，改造和救赎还有意义吗？
2010年，乌斯曼·汗和另外八个同伙因蓄意炸毁伦敦证券交易所未遂被逮捕入狱。
考虑到乌斯曼·汗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法官最初给了他“不确定刑期”的判决，即IPP政策（The Imprisonment for Public Protection）。
这意味着乌斯曼·汗要先坐八年牢，之后只有假释委员会认定他不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后才能出狱，否则还要继续坐牢。
一进监狱，乌斯曼·汗就不断表达自己已经脱离了极端思想——
“当时我太不成熟了，现在我想要做一个好的穆斯林，好的英国公民。”
他还主动要求加入一个脱离极端思想的项目，甚至给内政部写了一封信，要求找一个人帮助他。
一年后，乌斯曼·汗进行了上诉。也许他改过的态度感动了法官，这次法官推翻了之前“不确定刑期”判决，给了他16年有期徒刑。
这意味着，八年之后他就可以“自动”假释出狱，而不需要经过假释委员会的批准。
出狱后，他还在继续营造“改过”的人设——他积极参加了由剑桥大学组织的“共同学习”的犯人改造计划。就在他大开杀戒的“共同学习”五周年庆典上，他本是作为嘉宾被邀请去分享经验的。为了这个活动，他获得了一日解禁，当日身边连安保人员都没有。
对于很多在场的人来说，这个“模范生”好像是突然发了疯。但追溯之前的记录会发现，和乌斯曼·汗案接触最多的法官和律师对于乌斯曼·汗的“改造”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次给乌斯曼·汗量刑的法官在记录上写到：“乌斯曼·汗有能力在战略层面实施行动”，并警告包括乌斯曼·汗在内的九名犯人“即便在长期服刑后仍可能有极大威胁，如果将他们假释可能无法保证公众的安全。”
而乌斯曼·汗的律师虽然在他本人的要求下，找了一个圣战主义方面的专家帮助他改造，但仍然表示担忧——他担心乌斯曼·汗心中的仇恨深入骨髓，即便在狱中获得了一些帮助，距离真正脱离极端思想还很远。
回头看来，法官和律师当时给出的警告和评定相当准确。但从监狱到假释，再到改造系统，层层过滤下来，没有引发任何额外的关注。
除了乌斯曼·汗本身出色的“表演能力”，这个体系本身是否也存在问题呢？
恐袭发生后，与之相关的各方不约而同开始了自省、推诿和指责，在七嘴八舌之中，英国刑事司法系统的重重漏洞展露无疑。
● 伦敦桥恐袭事件发生后，有人在桥头摆放鲜花来祭奠受害者 / 网络
首当其冲的，是过去十年间政府对于监狱和罪犯监管部门资金的一减再减。
只算乌斯曼·汗在狱中的这几年，英国的监狱和罪犯监管部门资金就减少了约40%。相比2010年，狱警减少了约2300人，重刑犯监狱的狱警减少了378人。
结果是，监狱里犯人互相袭击和袭警事件大幅增加，而重刑犯监狱反而成为了极端思想传播的温床。
和医保、教育等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议题不同，刑事司法体系所获得的社会关注要少很多。政府自然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公众看得到的地方，但代价就是一旦司法的漏洞造成问题，结果往往是毁灭性的。
犯人在监狱里得不到足够的教育，走出监狱之后，罪犯监管部门一样不给力——如今该部门的人手短缺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每个工作人员都承担了超过160%的工作量。
“他（乌斯曼·汗）显然是需要24小时监视的对象，但现在就是没有足够多的人手可以保证所有我们认为有威胁的人都受到足够的监管。”前假释系统工会主席弗莱切说。
像乌斯曼·汗这种监视级别，每个犯人每天至少需要分配12个警察，而就当前的人力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目前，MI5认为至少有3000人对社会安保构成严重威胁，但人力却只能保证500人的监视行动。
除了资金削减造成的人手短缺外，假释监管部门还被诟病缺乏专业性。
一位前监狱长表示，乌斯曼·汗在离开监狱后所接受的所谓“多方管理”其实最开始是为性犯罪者设计的，强度可想而知。“国家罪犯监管部门对于社会上恐袭犯罪者的管理还处在起步阶段。”他说。
除重刑犯之外的假释监管和改造工作，则早在2014年就被政府外包给了私人公司。
当时，时任司法大臣克里斯·格雷林决定对犯人改造工作进行“改革”。他签了21个合同，将犯罪者的监管以37亿英镑的价格外包给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8间公司，一签就是10年。
在签订协议之前，政府甚至没有对这些公司的资质进行检验或者试用。不少罪犯监管部门的工作者表示，私人公司倾向于把犯人当做客户对待，监管和评估也是逐项打勾，走个流程就够了。
然而如今想要把监管责任交回给政府机构也绝非易事——雇佣更多工作人员是一大笔开支，而有资质的犯人监管者又十分稀缺。
从假释流程到出狱后的监管，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罪犯在处理上与其他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政府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唯一一个改造项目，也是防止他们再度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一个名为“断念与脱离”的课程，简称DDP。人身监控的缺失，使得这个课程成为监管恐怖分子的重要手段。包括乌斯曼·汗在内的许多恐怖主义者都被强制要求参与这个课程。
据英国政府公布的反恐战略，DDP为嫌犯提供“职业辅导、心理辅导、神学及意识形态建议”。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不管是出生在海外或英国本土、持有“圣战”思想还是极右翼立场，DDP都将针对个人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
然而，DDP课程的有效性仍然存疑。有分析者认为它还处于萌芽状态，也有实例表明课程的效果甚微——去年在牛津街策划恐怖袭击的路易斯·卢德洛，就曾是DDP课程的积极参与者。
事后发现，他一边配合导师学习，一边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炸弹袭击地点。
狱中的教育、出狱后的监管、“断念与脱离”，对于乌斯曼·汗这样的恐怖分子本该是层层递进的保护网，结果却漏洞却一个大过一个。在对抗极端思想时，失败恐怕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发生在距离大选只有两周的时间点，让这场恐袭成为政客们拉票和甩锅的工具。
首相约翰逊在第一时间发表回应，称乌斯曼·汗这样的“危险分子”只服刑8年就提前出狱“令人作呕”。他给出的解决办法简单粗暴——对严重恐袭犯人判处14年以上监禁，并不得在刑期过半之后自动假释。
● 伦敦桥恐袭事后，英国首相鲍里斯来到现场 / 网络
他告诉BBC，另有74个涉嫌恐怖主义的罪犯被提前释放。他们将对这些人进行严密监视，以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我早就说过这个政策根本行不通，对我们的社会一点好处也没有。”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说。
事实上，我们难以找到他何时说过这样的话，却发现保守党在今年早些时候还拒绝了一项超过23000人签署的呼吁对恐怖主义犯人增强监管的请愿。他们的回复是：“没有计划增加任何具体的安保措施。”
此外，约翰逊还多次责怪“左翼”工党政府在2008年引入的刑事司法和移民法案，允许被判处长期监禁的罪犯在刑期过半后可以自动保释出狱。约翰逊和他的保守党认为，正是这个法案直接造成了此次悲剧。
工党领袖科尔宾则驳斥说，粗暴的延长刑期并不许提前释放并非解决办法，造成这个悲剧的根本原因也并非工党的法案，而是保守党政府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削减罪犯监管资金。
两党忙甩锅之时，恐袭案受害人杰克·梅里特的家人发布了一条声明：
“我们知道杰克不希望这个令人心痛的个案被政府用作引入更严苛判决或更长服刑期的借口。希望这个事件不要成为他们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两位受害者，杰克·梅里特和萨斯基亚·琼斯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也是“共同学习”项目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感化与救赎的力量，并不愿把恐怖分子排除在外。
他们当然是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但相信教育和感化难道不是文明社会的巨大成就？单单用长期监禁、禁止假释进行压制就以为能解决问题，是否太懒惰，也太幼稚？
英国知名电台主播詹姆斯·奥布莱恩在自己的热线节目中探讨此事，许多人打来电话分享自己的故事。
有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讲述自己如何通过监狱改造回归正道，也有监狱工作人员吐槽资金削减对工作造成的严重影响。
大家都认同的观点是，合理的解决方法不是简单地扔掉监狱的钥匙，把恐怖分子关到死，而是加大对罪犯监管的关注和投入。
英国资深反恐官员尼尔·巴苏也表示，“那些鼓励社会包容、鼓励社会流动性、鼓励教育的政策比所有的监管手段加在一起都更能够降低恐怖暴力事件的发生。”
恐怖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社会的噩梦，因为他们擅长用突然、偶发、表演性的袭击达到最大的视觉和情感冲击，从而引发大规模的恐慌。
不改变与罪犯沟通的方法，而是用监禁压制，或许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这些道理，政策制定者们可能都懂。但是相比创造一个长远上更加安全的社会，赢得选票才是他们更迫近的目标。（责编/朱凯）
狗仔卡
发表于 2019-12-18 12: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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