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判的“反家暴”案：妻子自杀，为何丈夫被判虐待罪？

源济

难判的“反家暴”案：妻子自杀，为何丈夫被判虐待罪？

原创： 刘怡仙 南方周末 2019-12-16

▲ 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在长江边上，对面就是湖南岳阳。关键的报警电话在当天可能就打去了岳阳市。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全文共5306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 陈丽喝了农药自杀，两天后，丈夫赵小志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虐待罪拘留。2019年11月4日，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赵小志有期徒刑两年。该案件成为国内第二起妻子自杀后，丈夫因家暴被追究刑责的案件。

• 
  

• 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考虑其证据取得的特点及难处，邻居、朋友、工友的证言在一定层面证明了家暴事实，这些证据如能相互印证、指向一致的话，就形成“虐待罪”的证据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责任编辑 | 张玥晗

2019年11月29日，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的家里，大厅还挂着赵小志与陈丽结婚时，姑父送来“庆贺新婚之喜”的牌匾，房间内是夫妻俩的结婚照，只是床铺已蒙上一层灰尘。

一年前的11月28日清晨，女主人陈丽喝下剧毒农药，后被家人送去抢救无效去世。随后，丈夫赵小志被怀疑曾在事发前晚殴打妻子，两天后，赵小志被当地公安局以涉嫌虐待罪拘留，2019年1月9日正式批捕。

2019年11月4日，湖北省监利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赵小志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成为国内已知第二起妻子自杀后，丈夫因家暴被追究刑责的案件。

湖北监利县公安局反家暴工作室民警万飞全程跟进此案，他也是一个专业“反家暴”志愿者。2015年，万飞在监利县创办了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其后五年，他接触处理过两千余起家暴案件，依托主管单位县妇联和公安部门的支持，建立了覆盖全县的家暴预警系统。

据他介绍，此次办案期间，公安、妇联、检察院、法院都做了诸多努力，这与近年来监利县逐渐形成的“妇联+公安+社会组织+×”反家暴联动机制密切相关。

01

 当事人陈丽：

“不要打电话，不然更麻烦”

陈丽去世前一晚，事情就有蹊跷。

2018年11月27日晚上8点30分，陈丽发了一条朋友圈：“如若明后天没有我的消息，那么我一定死在了湖北，帮我报警就好了。”这段文字配有脸部受伤、双臂擦伤的照片。

堂姐陈红英觉得事情不寻常，主动打电话给陈丽。陈丽没接，却回了信息：“不要打电话，不然更麻烦。”陈红英在微信上继续问，陈丽说夫妻打架了，陈红英再问，“你不会走吗？”陈丽回答，她走不了，下午的时候拉着行李箱出去，被赵小志追了回来。

陈红英劝陈丽报警，但陈丽说报过警，警察回复说让她打当地电话，她不知道怎么打。

陈丽老家在四川南充，在村里算外来媳妇。而她的娘家人称，过去几年，陈丽与丈夫赵小志多次争吵打架，为了躲避赵小志，陈丽曾独自到昆明打工，这次回家是为了离婚。

第二天果然出事了。听到噩耗，陈红英“当时电话都拿不稳了”。陈丽娘家人都远在四川，马上赶去湖北也要一天时间。另一位堂姐陈红梅反应过来，当天早上11点左右，向监利县公安局报警，“让警察先去现场看看嘛。”

时任监利县三洲镇派出所所长王建波称，2018年11月28日10点左右，他们接到监利县接警平台转来的电话，说有人喝农药自杀。

监利县三洲镇在监利县的最南边，紧挨着长江，江对面就是湖南省岳阳市。当地地广人稀，四万多人口中近三分之一外出打工。“喝农药”不是常见的案件，但在农村多少听说过。

三洲镇派出所是个“小所”，包括所长在内一共四个人，当天全部出警。“现场农药味非常呛鼻”，民警明吉对此印象深刻。当时距离陈丽喝农药已过去三四个小时，家人带她到镇里的卫生所抢救无效。死者30岁，躺在房间的床上，穿戴整齐。

当天下午，警察将赵小志和他的父母都带到派出所问话。根据警察的讯问笔录，那天陈丽的婆婆六点多起来，送六岁的孙子坐校车，而后买菜。她回来的时候，儿子还在睡觉，媳妇陈丽坐在床头，口吐白沫，用头撞击床沿，婆婆问怎么回事。陈丽答，“不用管我。”

屋子里弥漫着浓烈的农药味，路过的邻居喊了声：“她是不是喝药了啊？”一家人惊觉不对劲，赶忙送去镇上的卫生所。到达卫生所的时候，陈丽已经失去意识，皮肤呈紫绀色，半小时插管洗胃，做心电图，人没能救回来。

案发第二天，陈丽的父母和弟弟赶到监利，她的遗体已安置在殡仪馆里，化了妆容。对此，陈丽家属一直有所疑虑——为什么尸体马上送去殡仪馆，到底怎么死的？有没有刻意隐瞒？是不是被赵小志灌了农药？

02

 派出所长王建波：

  可能存在家暴问题

关于陈丽前一晚的报警电话，民警明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陈丽家挨着两省边界太近，电话信号时有“串台”，他曾经回复警情信息时，打到过岳阳的警局。陈丽那个关键的报警电话，可能打到了“隔壁”。

2018年11月27日，监利县接警平台没有收到陈丽的报警信息。万飞感到遗憾，他说，如果报警电话打进了监利县的接警平台，事情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在监利县，一旦出现家暴警情，会同步分享给当地妇联、“蓝天下”的志愿者，“蓝天下”会再次联系受害人，跟进此事，必要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临时庇护、维权支持等。

“蓝天下”办公室就设在监利县公安局大院内，一栋独立的大楼里，留有一间20平米左右的心理辅导室作为“蓝天下”的办公室，万飞经常在那里办公。

52岁的万飞长相斯文，标准的寸头里透出些白发。他平常不穿警服，喜欢穿毛衣、夹克，脚踏一双黑色运动鞋，“我长得比较像好人”，万飞笑说，自己的外貌有助于获得受害人信任。

2014年，注册成立社会团体“蓝天下”时，万飞是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直到现在，“蓝天下”的标志和章程都挂在法制大队同楼层的会议室内。

2015年3月底连着三天，“蓝天下”都接到家暴受害者求助。万飞很惊讶，他开始研究家暴问题。“蓝天下”也从原来的扶贫等问题聚焦到反家暴上。他们发现求助者需求各异，为家暴受害者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蓝天下”于是发起了“万家无暴”项目，试图形成一个由妇联、公安、民政、法院等部门多方联动的反家暴机制。“我们不开会，该联谁联谁，该找谁找谁。”万飞说。

在反家暴联动机制的推动下，监利县公安局专门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工作室、组织了多场民警培训，由万飞主讲，教授家暴警情的规范处置流程，但首要内容是改变对家暴的认知观念。把“家暴是家务事”改成“反家暴是法定职责”。参与过培训的民警明吉说，培训非常具有实操性。

案发当日，法医当场检查后，发现陈丽身上有多处表皮淤青。三洲派出所所长王建波初步调查后，认为可能存在家暴问题，他马上电话咨询万飞，是否涉嫌犯罪。

万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应对这类案件，公安部门有一套办案流程，首先是询问调查，查清死因。如果是自杀，警察要协助家属进行善后，稳定家属情绪，一般自杀案件“能意识到涉嫌刑事犯罪的很少”,家庭纠纷或家庭暴力会被列入“家务事”。

因此，王建波在初步调查后想到家暴问题，在万飞眼中已属对家暴“敏感”，这是培训带来的意识改变。

这边陈丽的娘家人依然意难平。案发第二天，万飞也赶到殡仪馆看望家属。当时，办案民警正陪同家属咨询法医，了解陈丽具体的死因。

遗体解剖后，被送往荆州市区进行检验，耗时一个月左右，其间，陈丽家属们非常焦虑，多次问及为什么还没有出具化验结果，是不是有意拖延。

尸检报告最终显示，陈丽身上有多处表皮挫伤，但没有明显的致命伤，应是喝农药自杀。但陈丽的娘家人一直不同意火化，觉得“有疑点”，以致陈丽的遗体在殡仪馆冰冻近10个月。

整个过程，万飞陪着他们和法医沟通，再请他们到“蓝天下”办公室交流。万飞认为，这是法律之外社会组织主动提供的服务：分析办案流程、介绍法律规定以及家属的权益，如何面对至亲丧失带来的哀伤等。

03

 公益律师李莹：

  家暴证据难寻

面对家暴疑点和陈丽娘家人的质疑，万飞建议如果是长期家暴，可以虐待罪为侦查方向，固定、调查证据。虽然虐待罪是“告诉才处理”的刑事犯罪，即受害者告诉法院，法院才追究。但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作出修订，“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这意味着，公安机关能主动调查虐待罪。

但为了证实赵小志确实存在虐待事实，监利县的警察在取证上耗时半年之久，案件两次被检察机关退回侦查，补充证据。

陈丽遭遇家暴后没有报警，也未求助妇联，在公安机关及妇联没有留存相关的书面证据。陈丽的手机设有密码，始终无法打开，赵小志的手机则已删去短信及APP，有效信息不多。

更多的原因是赵小志和陈丽在外务工相识、结婚，婚后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务工。关于赵小志打陈丽的事情，陈丽的娘家人没有亲眼看到，过往吵架是有的，陈丽偶尔会向家人哭诉。2012年，陈丽的妈妈曾在电话里听陈丽说，她和赵小志走在村里的大路上，赵小志差点把自己一脚踹到阴沟里去。

村子里的人也不清楚情况。有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夫妻很少回来，在家的时候，有时会牵着手从门前马路走过。村支书则说，自己住在村子另一头，出事以后，警察来调查，他才知道陈丽时常被打的事。此外，也存在知情人不肯说的情况，他们与赵小志都是同乡及熟人，担心日后遭报复。

常年处理家暴案件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缺乏直接证据也是家暴的特殊性之一。首先家暴往往发生在私密空间，缺乏目击证人，其次家暴具有突发性、反复性，证据的取得和固定都比较困难，“你很难说我开着录音录像，等着他打。”更重要的是，许多受害者并没有证据意识，或者担心证据被施暴者发现，又要挨揍，“好多人又把证据删了”。

因此，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考虑其证据取得的特点及难处，邻居、亲友、未成年子女的证言在一定层面证明了家暴事实的存在，这些证据如能相互印证、指向一致的话，可以形成家暴的证据链。

办案民警唐龙飞根据赵小志的供述，描画出他们打工的轨迹，前往广东东莞、浙江台州及四川成都数次调查。不清楚具体居住地址，就去找网上购物的收货地址，联系房东询问。万飞理解办案民警的艰难，“只要说不想追（线索），就追不到了，（案子）就放在那儿了。”

但事情在侦查民警的坚持取证中慢慢明朗起来。

2017年5月，赵小志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刑满释放后，赵小志一度怀疑在他服刑期间，陈丽与他人有染，争吵变得越来越频繁。

据判决书描述，2018年4月，赵小志在东莞的出租屋内对陈丽实施殴打，陈丽受伤后，什么证件都没带，在大雨夜光着脚逃离。逃出时，陈丽把赵小志的车玻璃砸了，有人看到陈丽身上有伤，赵小志第二天还叫人陪他一块去找陈丽。这件事很多同乡都知道。

之后，为了躲赵小志，陈丽独自到云南昆明打工。赵小志发了疯地四处找陈丽，发信息给陈丽的堂姐、弟弟和母亲，称“陈丽和很多男人有不正当关系”，甚至威胁陈丽，她不回家，就去四川娘家“闹”。为此，陈丽才回到了湖北监利县，目的是拿身份证，和赵小志离婚。

最终的证据材料采集了夫妻二人的亲属证言、工友及好友的证言，同时收集了赵小志辱骂陈丽的聊天截图，威胁陈丽家人的短信内容等等。

04

 法官杨忠

  要改变对家暴的认知

受理此案的法官杨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断案时主要考量两方面：一是事发当日的情况，这是本案的关键。二是过往的情况。合议庭只能依据证人证言、微信短信记录、赵小志的供述与辩解作综合判断。“这也是我们量刑较轻的原因。”

其中，关键证词是陈丽六岁的儿子提供的。根据警方的讯问笔录，当晚，儿子跟夫妻同住一个房间，目睹了父母吵架。他看见赵小志从背后“用最大的力气”推了陈丽一把，陈丽脸朝地倒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孩子说“就像死了一样”。赵小志又跪在陈丽的膝盖上，用手掐陈丽的脖子，陈丽大声地喊着“你打我吧”。

2019年9月2日，首次庭审时，法官杨忠邀请监利县妇联人员担任该案的人民陪审员，还邀请了社区妇联主任、蓝天下工作人员、家暴受害妇女等20多人到场旁听。

监利县妇联副主席罗雳是其中一位人民陪审员。据她回忆，当时陈丽父母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坐在法官的右手边。赵小志从法官左手边的大门进来，一眼看到陈丽父母，当即双膝跪下，痛哭流涕。陈丽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你再怎么跪，也换不回我女儿”。

首次庭审后，陈丽家属同意尸体火化，葬在赵小志所在村镇的公墓。其后，民警明吉继续在双方之间调解，“孩子还小。”考虑到这一点，陈丽父母签下刑事谅解书，赵小志得以从轻处罚。

法官杨忠也是“蓝天下”的志愿者，2015年“万家无暴”项目启动后不久，杨忠即作为心理咨询师加入。数年来，杨忠多次应对突发的跳楼自杀事件，进行危机介入，提供心理辅导。但杨忠强调，志愿者身份不影响案件判决，“我只是更理解他们（受害者）的心理”。

杨忠认为，过去受害人及亲属自我保护意识不够,人们普遍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以往妇联、社区街道、司法调解都以和稀泥居多。这样的庭审现场对公安、民政和妇联等公权力机关、社会团体再处理类似的事件是有参考意义的，这也是邀请各方参加庭审，进行“普法课堂”的原因。

对警察万飞来说，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遭遇家暴最好要报警。“公权力介入会影响家庭关系吗？”答案是“不会”。在万飞接触的36例被拘留的案例中，没有一例再次施暴；这样的话他也对民警说，“规范处置会让工作量增加吗？”答案还是“不会”，民警出具一份家暴告诫书的时间，不到五分钟。

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第十六条指出，“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万飞发现，告诫书作为法律文书对施暴者有震慑作用。万飞认为，报警后受害者一定要拿到法律文书。据他介绍，2015年以来，监利县一共开具了六百多份家庭暴力告诫书，复发率仅有1%左右，而口头处置的复发率则超过10%。

万飞坦承，目前他所统计的数据并不是非常规范。实际上，在反家暴领域，相关的统计数据相当缺失。在监利县，通过接警平台共享家暴警情，工作人员都需要再手动输入信息。为此“蓝天下”给予一定补贴，每条家暴警情共享，补贴5元，“蓝天下”搜集的家暴警情信息逐年增长，截至2019年12月11日，已达2068条。

（文中陈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