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blake.thornberry
这里每天晚上的听音乐、看电视、说笑、洗漱、叫床和大清早的出出进进关门开门声,是十几个人琐碎却真切的全部生活。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著名的北京六郎庄住过将近一年时间,当时的一些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诸如房客、房东、邻家小孩等各色人等的贫穷小故事。
曾被戏称为“中关村宿舍”的六郎庄,显得和北京之名甚至中关村之名格格不入,但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却永远无法摒弃。六郎庄如今已被拆迁,但它不会消失,而是更名换姓,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存在于另外的地方。
在六郎庄近一年,竟不知道它有“中关村宿舍”的惊艳别称。真是没想到。乍听起来这确实有点儿令人惊异——惊异于它的某种恰切:它概括了集脏乱杂于一体的六郎庄和有“中国硅谷”之称的中关村之间极其重要、隐秘又尴尬的关系。不知是谁起了这个听上去体面又含义饱满的美名。
这个别称,六郎庄是完全当得住的,甚至细想起来,还有点不足,不足以概括六郎庄的重要性。因为六郎庄的影响范围远超出了中关村,也远超出了中关村所象征的电子科技互联网领域。靠近中关村的六郎庄,和靠近上地软件园的唐家岭、靠近CBD的化石营、靠近清华北大的水磨社区、靠近西北三环的南坞、靠近西二旗的沙河等著名的北京城中村一样,以其租金低廉、距离近便的优势和与之相应的脏乱差,为周围地段各行各业的“寻梦者”提供了初期的落脚点。
第一次去六郎庄是2008年9月底,那天下着小雨。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低矮小房子的屋檐上噼里啪啦滴着水,水汇成一片,流淌在小巷子的每一个低洼处,让我们不得不断地拐弯拐弯,左蹦右跳,前躲后闪,同时还要注意小巷子两边墙壁上、电线杆子上的招租广告。
忽然,一家门口闪出一个中年妇女,慢吞吞地用仿佛舌头打了卷儿的北京话说:“你们是不是要租房子啊?看看我这个,我正打扫呢,地板我都用84消毒液消过毒了。”是一个简陋的微型四合院,几间平房,进了朝东的永远只开着一扇的院门,正对的是正房,房东一家住,左手是窄小的厨房兼烧暖气的锅炉房,右手是要出租的房子,大约十二三平米,房子很老了,刷白的墙壁上渗着不均匀的暗黑,一张挺大的双人木板床,一张桌子,两个柜子,都很旧。院子很狭窄,约五六平米,靠墙堆放着几棵大白菜和几根大葱、去年没烧完的蜂窝煤以及几双旧鞋子。房檐下有个燕子窝,我说:“哎,还有个燕子窝呢。”女房东有点自豪:“可不吗,每年秋天就不见了,第二年春天一愣神工夫,又回来了。”
600块一个月,比我和爱人的上一家出租屋便宜将近300块,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从遥远的石景山古城搬到了这里。从搬来的第一天起,女房东就告诉我们,不许使用他们的厨房,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做饭,但是不能炒菜,理由是:“自己的房子,都要很爱惜的,炒菜有油烟,白墙都给熏黑了,灯也会熏黑。”后来她还特意建议,“你们啊,要是没事就别在屋子里开灯,或者买个小台灯也成,那样省电。顶灯不少钱呢,老开着容易烧坏。”
△作者租住的第一个房子内景
房东两口子之前都在公交公司上班,老公当司机,老婆当售票员。现在退休了,老公在公交公司看车,老婆在家当全职包租婆——除了自家院子里我们住的这一间,她在六郎庄的另一头还有一小栋楼,大约十几个房间,一个月租金收入万把块钱。
有一次我们在屋子里熬粥,热气腾腾正要盛的时候,外面咚咚咚几下敲门声,随即门被推开个小缝,是女房东伸进了头:“你们(干)嘛呢?说过不要炒菜,怎么又在炒?”我拿开锅盖让她看:“阿姨,您看,我们真没有炒菜。”
当然了,偶尔我们也会偷偷地炒一下。
我们共用一条网线,费用对半,但基本上女房东都会把路由器关掉,“人家说了,就那么插着,表也是要走字儿的。”
冬天烧暖气,总说煤又涨价了,这样一来,我们处在暖气管道末端的房屋总是有点冷,我去反映,女房东说:“没有啊,我这屋挺暖和啊。”
离开她家大约三四个月后,有一次要帮一个朋友临时租房,找到她家门口时,小吃一惊,原来的低矮房子都不见了,巷子里挤起了一幢崭新的四层小楼,每层都有五六个六七平米的小房子。
女房东在门口看见我,客气地打招呼,听说我们要租房子,就热情地带我们去她家楼上一层一层参观,边走边自然而然地介绍着:“说是要拆迁,人家都在盖房子,我们也盖起来了。”到了四楼她家人住的地方,还特意带我们去看为独生女准备的婚房,一边看一边介绍每一种家具,说是在哪儿买的,什么牌子的,多少价钱,后来说:“对象是外地的,在公司上班,老实巴交,个儿也不高,你叔叔一直不满意,可是姑娘愿意,你说吧,能怎么办?”
她所说的“你叔叔”就是她老公,我们背后称之为男房东。这是一个奇人,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喝完酒回来的,一进门,诺大一个小院子里立即弥漫起浓郁的二锅头味儿。每每这个时候,除了他的家人,逮着谁都要发问一番,似乎独孤求败的高手好不容易偶遇了一个可以过招的人:“你不是大学生嘛,我问你几个问题。”不等别人应声,他就开始发问,“天安门广场多大?人民大会堂多大?中国有多少穷人?你如何让中国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你说,不好意思,我们不太清楚,他会立刻表现出恨铁不成钢的愤愤:“不知道?这哪儿行啊?你还大学生呢,大学生有什么用啊,不关心国家,这些都不知道,国家培养你有什么用,你怎么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这样心怀家国大事的人,却也能表现出一种自豪的通情达理。我告诉他打算另租一家更便宜的楼房单间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没问题。我支持年轻人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来安排生活。”
当年春晚,搬走时虽已三月,那小屋屋檐下的燕子还没回来打个照面。
我们搬到了另一家,楼房,还在六郎庄,与原来这家只隔一条小巷子,房租每月450块。我们所住的一楼,大约住着七户,都是小年轻。如果说这里每天晚上的听音乐、看电视、说笑、洗漱、叫床和大清早的出出进进关门开门声,统统都算是噪音的话,那么上一家女房东的突击敲门声和男房东出人意料的诘问,简直算不得什么了——毕竟是偶尔的,并且就他们两人。但这里所发生的声响,是十几个人琐碎却真切的全部生活。
周内的白天,六郎庄多少有点冷清,只有一些老人和中年包租婆偶尔在街上来往。村子西头的菜市场,街道上的各色店铺以及只有一名医生的六郎庄诊所,虽然都敞开着大门,却少人光顾,就连平时在街道上到处跑的脏不拉几的野狗,也会找一个墙根无精打采地卧着假寐。
下午四五点钟,就热闹起来了。
从中关村和巴沟回来的衣着考究而满面疲惫的年轻上班族,从颐和园东门以及海淀公园回来的愤世嫉俗的遛弯老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三三两两骑车归来的玩世不恭的青春期男女学生以及顽皮的小学生,从北大西门穿越芙蓉里回来的外地来的北大旁听生,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邋遢而面目黑红的小商小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卖水果的、卖棉花糖的、卖各色碟片的、卖盗版书的、卖祖传秘方的、卖内衣裤的、卖挂炉烤鸭的、补鞋的、贴膜的——都出动了。
杂货铺、小超市、羊蝎子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驴肉火烧、理发馆、福利彩票店、成人用品店、药店、菜市场、菜店、美甲店、服装店、鞋店,都亮起了霓虹灯,小老板和他的伙计们打起了精神,开始应对刚下班的年轻消费者。猫猫狗狗也都来了精神,在人流中穿梭追赶,乐此不疲。
一下子,街道上摩肩接踵,拥挤嘈杂,灰尘浮动,像是乡下顶顶繁盛的大集日,整个村子,哪怕是还在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或是坐在屋檐下乘凉的盲眼老妇,都被置入了某种不可抵挡的躁动的兴奋中。
这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躁动,大概要等到十点十一点才能消散,绝大多数人在此期间享受生活,消费、休息、在街上溜达,然后回自己六七平的出租房里说笑、看电视、吵架、洗漱、做爱、休息,为新的一天积聚能量。
搬到第二家后,去二楼的女房东处登记。女房东清瘦文气,像个退休的女干部,鼻尖儿上架着个老花镜,看纸上的表格时,身子靠后,透过眼镜看,看人时,身子前倾,眼珠上翻,每一次都小心翼翼,熟练地找着那个最合适的角度。这大约是许多戴老花镜的人通常都会采取的观察法,但总给人高高在上随时都在藐视的感觉。
不管是女房东还是男房东,知道我们是大学生以后,总似乎要比见到别人更客气一些,每个月去交房租时,女房东会问,住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她解决的。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偶尔有几家说笑看电视的声音大了点。女房东说:“我给他们说说去,如果还不改就直接给轰走。”
原以为她也就是客气说说,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们在屋子里忽然听到啪啪啪的敲门声。楼道对过的一家开了门,女房东非常直接,大声说:“你们声音小点儿,这么吵还要不要别人住,要不能安稳住,明天就搬走!”大概那个屋子里住的是一帮风风火火惯了的比我们还年轻的小姑娘,一下子懵了吧,人在屋檐下,听不到哪怕一句反驳的话。
楼道里果然一下子清静了很多,似乎每个人都在做贼,怕被别人听见一样。女房东上楼去了,声音又逐渐响起来了,但远不如以往大。大约十点钟,又突然听到女房东的声音,拍着我们斜对过的门:“都说了声音小一点儿,怎么电视还这样大的音量,素质能不能高点?”这户住的一对小夫妻,男的开门了:“谁素质不高了?我们声音不大啊,这也叫声音大?”
女房东却突然转了话题:“你们怎么住三个人?怎么回事?他是谁?干什么的?”小伙子忙解释:“阿姨,这是我一个朋友,在村子里装电缆,要回家收麦子去了,火车票都买好了,明天的,今晚就在我这里将就一晚上。”女房东说:“不行,租的房子就是租给你们俩人儿的,不能住仨人儿。你赶紧离开这儿。”小伙子苦苦求情,女房东坚决不同意,并且眼看着那个人出了门。
我的隔壁住着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每天下午去上班,晚上十二点左右回来,男的似乎不上班。女的是叫床高手,每一次,妖娆婉转的叫床声总能大大方方地在楼道里转一圈,转进每家的房间里。有时候他们还放着电视的声音遮掩一下,有时候任何措施都没有。好处是比较规律,两三天一次,且大约每次都在晚上十二点前后。对于习惯晚睡的人,影响倒不大。
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被半抱琵琶半遮面的叫床声吵醒了,但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场,接下来就大大方方,到后面简直非常放肆,在一个惊醒的人听来简直是响彻云霄。天气闷热,这分贝又高时间又长的叫床声很快转化成极具感染力的催情剂。一时间,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侧对门的也开始叫了,不大一会儿,大约小巷子另一边的楼里也渐多渐大地响起来——这不是夸张,巷子也就两米来宽,两边的楼房都贴着巷子建造,刚刚让出一条路。
△狭窄的巷子,两边的楼房脸贴脸
几天之后,女房东心里的窝火终于爆发了,早上大约十点钟,她就在楼道里骂骂咧咧:“住在一起不爱护卫生,素质怎么就这么差?”一会儿又极其轻蔑地说:“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去上班,只知道窝在屋里,有没有点出息,害不害臊?!”我当天没去上班,全程没听到哪怕一个字的回应。很明显,女房东说的就是隔壁叫床女的男朋友。
相比女房东,男房东简直就是个老好人。他是一位交通协管员,做什么都慢慢吞吞,时常面带微笑,鼻头红红的,几乎每次见到他都是在楼道里拖地。从随他而来的二锅头的浓香可知,这位也爱喝酒,但可能喝得并不多,所以见到我们总点头微笑,不多说一句话。有一次房间的灯坏了,请他来修,他笑呵呵来了,修好灯回头看到我桌上放着一副小象棋,“哟,您也爱下棋啊,哪天咱们下一盘?”我推辞说不太会下,他又说,“下棋就是玩儿嘛,找个时间下一盘?”我说行。没想到他是当真,后来有一两次看见我说:“有事没?没事咱们来一盘?”但恰好我都是要出门,每次都说抱歉,直到离开也没和他下过棋。
有一次见他在打扫楼道,打声招呼,寒暄几句,没想到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今儿搬走一家,人家在北京自己买房子了。你说人家怎么就这么能耐。咱们他妈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儿没人家出息。”听说他的独生子在一家公司做网管,从来没见过。
搬到六郎庄之初,简直把这里看成了世外桃源,甚至还曾想几个好朋友合租一个院子,住在一起,将其搞成“诗歌俱乐部”,然而最终不了了之,任由这个幼稚的想法像一句大话一样在六郎庄的冬天随风飘散。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搬到六郎庄后不久,杜若也搬了过来,后来是苏总和千岛,再后来千岛毕业于北大的一位同学也来了。但是千岛在这里没住多久,大概还没有过冬,就悄然离开。苏总也没住多久,大约不超过三个月。
为了省钱,杜若刚来六郎庄的时候,租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个极小的桌子以及一张椅子的犄角旮旯里的小屋,阴暗,潮湿,只要人在里面,就必须开灯。一个月房租150元。我们租住的屋子条件要比他的好很多,也有条件自己煮面条并简单做一些菜,所以很多时候会招呼他过来吃饭。因为屋子在角落里,四面都是当地人自建的小楼,信号极其微弱,每次饭快做好时,我先打电话,如果碰巧他在屋外的巷子里晃悠,电话能接通,他则自己过来。但十之八九是接不通的,我只得去那个小屋子喊他。
由于信号实在不好,杜若搬到了和我处于同一条巷子、相隔不足十米的一个小房子里。然而这个200元每月的房子并不如意:是一个小四合院里搭建的简易房,房子里有个水泥水槽(本来是院子里的水槽,搭建了简易房,水槽就到了屋里),一张破旧的床,一张破旧的桌子,一把椅子。到了冬季,这里实在太冷了。
△租金比独户和楼房单间更便宜的落单的老房子
腊月的一天,林寒和破罐从天津来玩,我们在六郎庄街道上的一家饭馆吃了饭,喝了酒。吃完已经很晚了,大约11点,街道上寒风嗖嗖,追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满街道跑,有的还飞上天。平时拥挤不堪的小街道此时空荡荡一片,下午进饭馆时街道上灯红酒绿男男女女以及各种小摊小贩都不见了,许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只有个别的药店、小商铺、网吧和发廊还亮着灯,门口蜷缩着在街道上跑了一天的肮脏的狗。此外,就是理发店门外梦幻般旋转似乎永不会停息地旋转灯。
为了省钱,我们要找一家能买到棉被的商店,以便林寒和破罐在杜若的小屋里凑合一晚。在街道尽头,找到了一家卖棉被的商店,买了一条,三四十元,抱着棉被,我们一边打着冷战一边牙口机械地说笑着回了住处——这时已经冷得不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才发现晚上落了一场雪。不厚。
六郎庄的出租房几乎都不带厕所,只有巷子里臭烘烘的公厕。白天还好,经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许多人陆续把尿桶里屎盆里暂存的恭物提出来,倒到公厕里去。如此一倒,总是默默无语卷着旱烟棒子吞云吐雾的掏粪老汉就要挑着一担粪桶、拉着一辆粪车,忙活大半天了。
经常能看到,累了的时候,掏粪的老汉会将粪桶粪车放在路边,自己靠在谁家的墙边,蹲在地上,抽着烟,谁也不去理会。来来往往的过路者,每每路过的时候,都要捂着鼻子快速冲过去,过去了还要用手扇一扇,说句“靠,真臭”。似乎这个局面全怪那老汉。
有那么一两天,掏粪老汉不见了,很快,公厕的茅坑就满了。早上去蹲坑的人总是担心一不小心被赃物沾染了身体,许多人一边找较好的方位,一边骂道:“操,都这么满了,怎么没个人掏?!”好在,那老汉很快又回来了,虽然依旧骚臭熏天,但厕所总算恢复了往日的秩序。
有一阵子,去公厕的时候总能碰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蹲在坑上,旁若无人一般,一边手里不知道玩弄着什么小玩意儿,一边声嘶力竭地歌唱着:“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那是2009年,盛大的北京奥运会落幕不久,其强大的影响力居然蔓延至此。有时候,隔壁的女厕里大概是因为听到了这孩子异常天真又卖力的歌声,先是一下子鸦雀无声,紧接着,一阵如雷的爆笑,兴奋又荒诞。
2009年9月,在六郎庄生活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也离开了。两三年后坐车路过西北四环时发现,当初诺大一片熙熙攘攘的六郎庄,那么多农民自建房,都已经一滩碎砖破瓦了。这片金贵的宝地,终究拆迁了——它或许本就应该被改造成与颐和园、芙蓉里、中关村图书大厦、巴沟以及它旁边的万柳高尔夫球场相匹配的某种建筑——我们的房东们大约至少都是百万富翁了。
再转眼几年过去,我们几个当时二十出头的毛头小青年,浑然不觉间,都迈过三十岁的门槛了。六郎庄公厕里那个放声歌唱的小男孩,如今也十一二岁了。
那个脏乱吵杂、人人都想逃离的六郎庄,如今不复存在了——但它确实生动又真切地存在过,并且将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它难以剔除的巨大现实感也将继续像渗入我们身体的时间一般,长进许多人的生命里。
编辑: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