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1984年最重要的事,是视察深圳。
1月,邓小平抵达深圳。由于前一年对深圳的指责颇多,备受压力的特区领导希望邓小平能说点让人放心的话。岂料,一路视察的他迟迟不表态。提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袁庚问是否犯忌,引起全场大笑。到珠海后,邓小平题字,说特区好。深圳领导赶紧派人去求字。
2月,回到广州的邓小平终于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专门把时间写为1月26日。
也就是那时,33岁的王石路经深圳国贸大厦,看到许多警察,一打听,说是邓小平视察。王石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机会来了。4个月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把倒玉米的经验用在了新业务上,开始倒卖进口办公设备,一步步积累资本。4年后,王石大刀阔斧地改革,将公司更名为“万科”。
如果说王石是敏锐,那任志强就是勇敢。那年北京西城区的人给他打电话,问愿不愿意加入华远。由于没有独立经营权,任要注册新公司。手上没钱的他跑去当“倒爷”,赚了30万,把华远吓一大跳。随后,他贷款数百万,拿到西单老商业区的重建项目,进军房地产。
同年,40岁的柳传志,也生猛起来。
他离开办公室,创建了一家计算机发展公司。启动资金是计算所给的20万,全公司11人,都年过40岁,在20平米的传达室里,靠着几张烂桌子创业。旱冰鞋、电冰箱,他都卖过。为了倒彩电,一次性被骗走了14万。就在柳传志近乎绝望时,中科院验收计算机的业务,为他带来了70万服务费。一年后,柳传志说服倪光南进入公司,保证能把一个汉字识别系统卖出来。那个系统的名字,叫“联想”。
这一年,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彼时,青厂濒临倒闭,资债相抵还亏空140多万。张到任时,来了53张请调报告。工人8点钟来,9点钟走,10点厂子就空了。张瑞敏没怕,一口气上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是“不准在厂里大小便”,违规者一律开除。一年后,他把76台不合格产品砸成废铁。后来公司改了名字,叫“海尔”。
同样是这一年,李经纬听说广体研究出一种运动饮料,可以恢复体力,他便上门求合作。李向来魄力过人。拿到授权后,直接盯上了奥运会。连标识和包装都没定下来,他就敢去上头找人。最终,这款名叫“健力宝”的饮料,一年卖到345万元,第三年就卖破了一个亿。
1984年,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的任正非,由于看不惯有些人得过且过,给老总立“军令状”,要单独管一个公司,结果被泼了冷水。为了安慰他,老总让他去一个子公司当副总。第一笔生意,他被骗200多万。幸好任正非没被挫折打倒,他开了家电子公司,帮朋友卖起了程控交换机。3年后,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子里,创办了“华为”。
还是这一年,潘宁拿着手锤,硬生生凿出一台双开门冰箱。研发成功时,潘宁冲进雨中嚎啕大哭。是年10月,“容声”横空出世。同年,李东升在一家农机仓库里和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TCL”就此诞生。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时,发现汽车玻璃生意,高兴得合不拢嘴;李书福修鞋时,发现冰箱原器件赚钱,开始了创业之路。
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不久后,厂长的中心地位得到凸显。豪杰的出现、体制的改良,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在自由的空气中,刚起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大干快上。
还有一些人,正伺机而动。
他们是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史玉柱,是拿着46元月薪的潘石屹,是刚毕业的冯仑和刚当上文员的张近东。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会在之后的几年,投身商海,开辟新的战场。
1984年,上海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邓小平站在一个叫李劲的孩子身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10年后,一种叫“信息高速公路”的东西来到中国。谁也没想到它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等巨变。至于娃娃们,1984年,只有李彦宏和马化腾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东西。10岁的刘强东,梦想还是当村长。20岁的马云,刚刚被破格录入杭师。商业二字,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也是那一年,还在上班的王中军,一心想做大他的《购物指南》,将其办成中国最优秀的杂志。复旦新闻学院的新生王长田,求知若渴,最大的遗憾是一晚上只能听一个讲座,上两门选修课。
无法想象,35年后,由他创办的光线传媒投资的动画片《哪吒》,会收割近50亿的票房,在本土超越美国的《复联》。
毕竟那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大片。在宫崎骏拍出《风之谷》卡梅隆拍出《终结者》时,中国导演还在探索之中。
但也就是那年,阿城他爸,钟惦裴老爷子说:
“中国人并不笨,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赶上世界水平,尤其是中青年导演,将会成为前进的主力军。”
老爷子说得没错,1984年,青年队伍里,要出牛逼导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