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烧往事｜理想从地下室升起：《东方时空》青春往事

源济

理想从地下室升起：《东方时空》青春往事

原创： 叉少 叉烧往事 201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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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不当主持人了，谁爱干谁干吧！”

 

25岁的白岩松瘫倒在汽车后座上。第一次出镜采访就被同事们骂得体无完肤，心高气傲的他受不了了。

 

1993年3月，白岩松被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时间（人名）派到山东出差，任务是采访济南钢铁厂的厂长马俊才。

 

一个月前，还在《中国广播报》上班的白岩松接到了学长崔永元的电话：“我同学的电视台要办一个新节目，挺缺人的，你过去帮帮忙吧。”

 

当时，这个新节目还没有确定名字，负责牵头的是央视采访部副主任孙玉胜，他正在为起名的事儿跟台长较劲。

 

孙玉胜心心念念的名字是“新太阳60分”。因为节目是早上播出，用希腊哲学家的名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再恰当不过了。但是台长杨伟光不同意。

 

“新太阳会让人误会，人家会说，难道还有老太阳吗？”

 

虽然心里不服，名字还是得改，大家又想了几个重新报上去，还动了个小心眼儿，把喜欢的放前面，不喜欢的放后面，有“太阳城、东方地平线、时空隧道”等二十几个备选。

 

杨台长对前面二十个还是不满意，扫到最后一个的时候眼睛突然亮了——东方时空，就它了。

 

1993年5月1日早上七点，《东方时空》开播，此时中国的观众大都刚起床或是在上班上学的路上。

 

《东方时空》是一档早间杂志型栏目，时长四十分钟，包括四个子栏目：人物访谈的《东方之子》、现场报道的《焦点时刻》、生活服务的《生活空间》和点歌的《金曲榜》。

时间、陈虻、张海潮、王坚平这四个八十年代进入央视的六零后，作为四档栏目的制片人，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白岩松、水均益、崔永元这些非传统的主持人也都在这一时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中国电视的黄金十年就此拉开帷幕。

 

1996年，《东方时空》播到一千期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片头的《东方晨曲》已经取代东方红和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旋律，成为中国人早上洗漱的背景音乐。

 

 

这档横空出世的早间节目是个奇迹，它把宣传变成了传播，把假话、套话变成了真话和人话。同时，比连续剧还精彩的内容让电视机前每一个观众都真切地感受到：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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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播那天，所有人都聚集到机房，满怀憧憬地盯着屏幕。在短暂的激动过后，很多人都蔫了，因为感觉节目内容沉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东方之子》播了白岩松专访马俊才，《焦点时刻》的主题是如何看待影星下海经商，《生活空间》讨论了夫妻关系。唯独《金曲榜》让人眼前一亮，因为有杨钰莹《谁也不知道》的MTV，以及刘德华等歌星送来的开播祝贺。

 

< 白岩松首次出镜采访 >

 

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早间电视节目，孙玉胜向台里借了20万启动资金，其他的钱就只能靠自己了。如果照这样播下去，过不了几天就得解散。收视率抬不上来，广告也卖不出高价。

 

当时除了四个制片人，几乎所有编导和摄像都是没有北京户口、没有编制、没有暂住证的三无人员，他们都是被同学、朋友等各种熟人用理想、工资等理由“骗”来的。

 

被崔永元忽悠来的白岩松回忆，他们跟骗子的唯一区别，就是由认识的人介绍的。

 

崔永元的同学时间是《东方之子》的制片人，在北京的纪录片圈子很有名。他给白岩松的第一印象，是与电视完全不搭杠的江湖气。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间开着一辆破车，手里拎着一个大哥大进门就说：“我看过你写的采访歌星的文章，你就是我要的人。”

 

白岩松一脸茫然，心说我怎么就是你要的人了。几天后，时间就把白岩松带到了亚运村的汇园公寓，《东方之子》早期的演播厅和办公室都在那里。

 

白岩松一进屋，时间介绍说这是我请来的策划，大家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个瘦不拉几、脸上还有青春痘的小伙子。资深主持胡健大姐站起来就走了。

 

“啊？我以为你请来个老头儿，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小破孩儿。”

 

白岩松尴尬无比，他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会很艰难，但天生的表达欲让他一句话也没少说。有一回采访王朔，白岩松对胡健和另一个主持人问的问题不满意，冲上去就说：“你们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胡大姐急了，“你一个毛头小子还指挥我，你是作家吗？”

白岩松也不示弱，直接跟时间说：“要是我做出这样的节目，早从十楼跳下去了，你们还好意思做。”

 

时间的头也大了，本来指望白岩松能在作家和主持人之间传个话，没想到谁都不听他的。策划不能让他再干了，但没人想到的是，时间居然建议白岩松当主持人。

 

此言一出，白岩松自己都表示干不了，他说：“再穷我也照过镜子。”

 

听说要让白岩松当主持人，崔永元也不同意，他有两点理由：第一，如果白岩松那样的能上电视，自己早就上了。第二，老百姓家里的大彩电是为了看俊男美女买的，大早上看到白岩松那个形象会投诉的。

 

第一次出镜采访，白岩松问时间，镜头在哪儿啊，我该怎么坐着？时间把眼睛一眯，不耐烦地说：“他妈的不是你找镜头，是镜头找你，要不我给摄像开工资干嘛！”

 

多年之后，时间说自己之所以让白岩松当主持人，是因为看到了他身上那种尖锐的特质，敢问让人下不来台的问题，至于非传统主持人的形象，老百姓多看看也就习惯了。

 

时间所言不虚，他后来又把更加非传统的崔永元推上了荧幕。有一回他跟孙玉胜说，国外谈话节目越来越流行，咱们是不是也办一个。后来，《实话实说》和总是带着坏笑的崔永元就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在《实话实说》诞生之前，《东方之子》首先开创了访谈节目不说套话的先河。时间跟白岩松、胡健等人说，主持人要带着戳穿对方的目的去提问。后来他们称之为粉碎式提问，要把对方的洋葱皮全都剥下来，因为那些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人，很难完全吐露真心。

 

这种提问很快用在了第二期上，采访的是作家张贤亮。张当时开了好几个公司，是文人经商的代表人物。

主持人胡健就经商和写作的关系展开了粉碎式提问，问题包括“如果生意和写作发生冲突，保生意还是作品”、“写作的欲望和赚钱的欲望哪个更强烈”、“经商会对人格产生影响吗，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精吗”。

 

咄咄逼人的问题把张贤亮问毛了，在摄像中途换带子的时候，他忍不住问胡健：“你们到底是干嘛的，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主持人。”

 

 < 作家张贤亮 >

 

不光张贤亮没见过，当时所有人都没见过这样的节目。时间跟白岩松等人说，不管采访谁，都不许叫对方老师，我们是代表观众平等交流，不能把受访者预设为观众的老师。

 

此后，无论面对季羡林、余秋雨还是李嘉诚，《东方之子》的主持人都没有叫过老师。

 

尖锐直接的提问为《东方之子》带来了争议和批评，但是时间并不在意，观众可能会觉得问题太狠，但还是想看那些名人是怎么回答的。

 

不到一个月，《东方时空》就靠节节攀升的广告费还清了台里的20万，这个曾被认为没人看的早间节目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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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时间等人风头正劲，陈虻和张海潮自然也想迎头赶上。

 

陈虻到《生活空间》报到那天，编导郭佳正在剪辑一期教人制作西瓜盅的节目，再往前还有怎么熬粥。组里很多人都怀疑，自己是不是拍电视的。

 

陈虻认为生活的主体是人，人的主体是老百姓，可是中国那么多电视栏目，没有一个是专门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从那一刻起，《生活空间》的定位就有了：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影像史。

 

定位有了，还缺一句让人一看就懂的栏目宣传语。陈虻让每个人都回去琢磨，他自己更是日思夜想。几天后，他风风火火地冲进办公室对大家说，我想出来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陈虻找来演员王刚为这句话配音，还加了一段三弦的尾音。1993年11月，这句被称为“中国第一定位”的栏目标板语首次在电视上播出。

 

真正让这句话家喻户晓的，是一个个比电影还精彩的普通人的故事。出发拍摄之前，陈虻会跟编导们说，要把拍摄对象当成自己的亲人，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感同身受。

 

在《失去孩子的家》那一期，镜头不再仅仅对准见义勇为的英雄，而是去关注他的家庭。当父亲紧握着儿子留下的一缕头发痛哭时，编导郭佳就坐在旁边，她感觉那缕头发就快要碰到自己的脸了，当时她脸色煞白但依然没有躲闪。

 

在《考试》里，主角是举家搬到北京考音乐学院附中的外地家庭。当时有人给郭佳推荐了一个天赋出众的孩子，说他肯定能考上附中。她想了想，还是拍了四个相对普通的孩子，因为她想记录的是把自己的愿望理所当然地强加到小孩身上的父母。

 

那个最终没有进入镜头的孩子叫郎朗。

 

还有一期说的是有户人家剖腹生了一对龙凤胎，家里人决定让女孩先出生成为姐姐，以便在长大后照顾弟弟。结果，这个女孩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要让着男孩，多年的委屈终于在一次晚饭时爆发，她对母亲哭喊：“你不喜欢我了！”

 

这期节目的名字叫《姐姐》，是《生活空间》早期的代表作，也是陈虻经常挂在嘴边的作品。它的编导是当年23岁的李玉，后来拍了电影《苹果》和《观音山》。

 

《焦点时刻》栏目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近期内老百姓关注的问题。

 

1993年8月的一天夜里，张海潮接到观众打来的电话：“隆福寺大厦着火了。”编辑何昊刚剪完片子下班，一到家就接到了张海潮的呼机信息：火速赶到隆福寺，摄像已经出发了。因为离得不远，他骑上车就走了。

 

何昊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现场，消防员正在用云梯救人，周围停满了消防车。他来不及调整呼吸抓起话筒就说：“观众朋友们，现在是8月12号的差一刻12点，我身后的隆福大厦已经着起来了……”

 

 

那一夜，北京出动了86辆消防车和800多名消防员。消防装备的实际情况让赶到的领导看到了改革的必要，《焦点时刻》纪录下了这一真实的现场。

 

如果说时间挖掘了白岩松，那张海潮培养的就是水均益。

 

《东方时空》播了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总制片人觉得，央视要成为国际大台，必须要反映国际事务。于是让张海潮的《焦点时刻》筹备国际新闻版块，有个编导推荐了自己的同学，当时在新华社上班的水均益。

 

和张海潮见面那天，水均益穿了个大裤衩子，说自己之前在新华社的非洲总站待过。张海潮一看这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也没啥过人之处，就说咱们录个片子试试吧。

 

第一次录节目，水均益就蒙了，编导一喊开始，倒背如流的词儿在镜头前一句也想不起来。录到二十多遍的时候总算过了，他自己都没自信，问编导：“能行吗？”

 

“没问题，明天你自己看电视吧。”

 

得知自己要上电视了，水均益表面上很冷静，出了门就直奔电报大楼，给父母拍了一封电报：明天看《东方时空》，我上电视了。录了几期节目，张海潮觉得这个爱歪着头说话的小伙子值得培养，就给他配了两个人。

 

< 水均益采访基辛格 >

此后，基辛格、拉宾、阿拉法特等风云人物陆续坐到了水均益的对面，跟这个兰大外语系毕业的西北小伙儿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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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在《东方时空》的年轻人很幸运，也很不幸。幸运的是他们能和中国最热血的新闻人一起工作，不幸的是要随时承受末位淘汰和制片人最残酷的“语言暴力”。

 

其中，时间和陈虻是有名的两张臭嘴。

 

时间他们组在北京西边的六里桥租了一层地下室作为宿舍和机房，组里的年轻编导差不多都住在那儿。一看到片子剪得不好，时间就会把睡梦中的编导拎起来重新剪。

 

< 时间 >

 

“睡什么睡，剪的什么烂片子！”

“我要是你，早就去死了。”

 

几乎所有女孩子都被时间骂哭过，只有白岩松敢跟时间对骂。他还经常安慰新人：别往心里去，时间他就是狗熊脾气。

 

陈虻骂人则是另一种风格，能把人骂得去医院打点滴。

 

< 陈虻 >

 

“你今年多大了，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

“你得先学做人，然后再学怎么拍片子”。

 

被骂的编导都是在被摧毁自信之后，抹泪重生的。

 

为了得到时间、陈虻的认可，年轻人经常熬夜剪片，失手两三次就意味着收拾东西走人，大家伙儿虽然互为竞争对手，也会相互打气：“咱们一定要争口气，留下来！”

 

有一回，白岩松和水均益的选题撞车了，两个人谁也不让，直接吵到了新闻评论部主任的办公室。到了领导面前，俩人还是没压下火，互相指着鼻子就要动手。

 

几秒钟后，水均益摇着头说：你呀，脾气太暴！白岩松反呛一句：你这个西北人的脾气跟个巨雷一样。还没等领导协调，俩人就抱在一起和好了。

 

不管被骂得有多狠，组里的人都没有减少对时间和陈虻的爱，因为没有这样的大哥在后面逼着，自己不可能这么快就独挡一面。

 

一个经常和时间抬杠的编导对他说：

“如果你改掉口无遮拦的毛病，能当更大的官，但是老了之后，没人陪你打牌。”

 

白岩松记得自己和陈虻说的最多一句话是：你怎么还不吃饭。

两个人经常到了下午才吃午饭，总能在空荡荡的食堂碰上。聊的多了，白岩松越来越觉得陈虻很寂寞，审片时话多是因为心里装着太多的事，但平时能和他交流的人很少。

 

后来，陈虻主管《实话实说》，崔永元觉得这个领导审片真严。2002年，崔永元严重抑郁，不能再继续主持，陈虻去云南看他。

 

“哥们，你要保重啊。”

 

病好了回到台里，崔永元弄了个《小崔说事》，水平大不如前，陈虻很不满意，但审得反而很松，因为他知道小崔的病没痊愈。

 

崔永元也看到了陈虻的寂寞，观众都在爆笑，他脸上却一点表情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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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播到一周年的时候，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开辟了早间档节目。时间、陈虻觉得不能光守着阵地，而是应该继续前进，真正给中国电视留下点什么。

 

《金曲榜》升级成了《音乐电视》，把黄小茂请来当音乐总监，投拍了高枫的《大中国》、老狼的《恋恋风尘》、满文军的《懂你》等流行歌曲的MTV。1995年中国歌坛十大金曲的一半，都是由他们发起制作的。

 

 

《东方之子》则开始了自己的大师计划，采访了季羡林、启功、张中行、任继愈、丁聪等十二位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大家。白岩松说自己是中国最幸运的新闻人，因为现在的人不可能再有机会和那一代的大师对话了。

 

 

在《生活空间》，陈虻也把一天讲一个故事，变成了六天讲一个故事，把纪录片拍成了连续剧。那时在公共汽车上都能听到对节目的分析，只不过没人能猜到“剧情”的走向。

 

一个老母亲在大年初二被儿女关在门外一天一夜，老人愤而把五个儿女告上法庭。这期名叫《母亲》的选题播出后，栏目组的电话被打爆了，观众都想知道那五个不肖子女的地址，要去把他们打一顿。

 

可是到了第二集，老母亲的不对之处被娓娓道来，观众又转而为子女叫屈。每播一集，都会产生新的讨论，最后六集播完，观众都沉默了，情绪的争吵消失，理性的思考回归。

 

《焦点时刻》也亮出了自己的杀手锏——舆论监督。

 

1993年河北洋河遭到污染，大片农田绝收。《焦点时刻》的记者章伟秋站在当地政府门口等了一上午，还是不知道市长去哪儿了。她干脆改变计划，把采访市长改为现场报道：“看来市长很忙，但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围观的老百姓听到这句话，“哗”地鼓起掌来。

 

第二年，章伟秋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粒粒饱满的谷子，给她寄包裹的是洋河的乡亲们。章伟秋把这些谷子放到瓶子里，她说这是自己的镇宅之宝。

 

对于被曝光的官员或不法分子来说，《焦点时刻》的一期节目意味着撤职甚至刑拘，这让采访和取材变得困难重重。好不容易拍到关键证据，还要争分夺秒地赶回来播出。因为很可能第二天当地官员就赶到北京，坐在台领导的办公室求情。

 

《焦点时刻》的编辑机房在地下室，播出机房在三楼。由于题材重大，通宵编辑是常事，通常到《东方时空》开始的时候，焦点的片子还在剪辑，这时候三楼的播出室就会亮起红灯。

 

“都播到《生活空间》了，焦点还没好吗！”三楼的人喊这句话时，焦点的编导正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拿着带子往楼上跑。

 

1994年，从《焦点时刻》衍生出来的节目《焦点访谈》开播，时段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之后。后来每到这个点，台长杨伟光就会离开办公室出来散步，为的是躲开各地打来的求情电话。

 

当然，并不是每期节目都会顺利播出。1994年12月，编导陈耀文采访的克拉玛依大火就在审片时被拿下。审片那天，孙玉胜和张海潮全都在，不能播出的决定来自台长，陈耀文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

 

胸中积压了数天的悲愤再也无法抑制，陈耀文哭着冲出屋子，从三楼跑回地下室，进了机房就把带子砸到墙上。这位军队出身的硬汉哭到说不出话，全组的人都过来搂着他安慰。

 

从1994年开播算起，有三任总理都曾到《焦点访谈》视察。张海潮当初给焦点定的监督节目比例是三分之一。2003年，敬一丹在座谈会上对总理说，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因为来说情的人太多了。

 

今天，曾经的编导们在回忆那段四处奔波的日子时，仍然难掩激动。

“那是黑暗中的火光，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坚定和美好的梦，我们还想把这个梦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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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5月1日早上七点，《东方时空》开播，主持人张恒第一次在早上向观众问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衷心地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今天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从今天开始啊，以后每天早上七点钟，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个崭新的电视节目将走进你我的生活当中，那就是中央电视台最新奉献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

 

《实话实话》、《新闻调查》、《看见》、《面对面》、《社会记录》这些栏目的诞生都来自《东方时空》点燃的星星之火。

 

二十多年间，《东方时空》历经数次改版，播出时间从早间改到晚上，最早的四个子栏目也早已拆分或撤销。

 

《东方之子》采访了上千位“浓缩人生精华”的时代人物，《音乐电视》变成了央视三套的《中国音乐电视》，《焦点时刻》成了《焦点访谈》。

 

《生活空间》讲述了2000多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然后分成了《纪事》和《百姓故事》两个栏目。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标板语也就此与中国的电视屏幕告别。

 

栏目改版后，时间和陈虻先后被提拔为副主任，从专业人才变成行政干部，但两个人始终惦记的新闻改革却没了音讯。

 

2001年，时间离开了央视。《东方时空》二十周年时，他回来跟老朋友相聚。

 

“我现在喝上了以前听都没听过的酒，但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刚被提拔为副主任的时候，有人担心陈虻会剪去那一头标志性的长发，看到他没剪，大家都放心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陈虻比以前更沉默了。

 

白岩松说，2000年后，陈虻陷入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他被中国特有的、只要出了人才就提拔的方式毁掉了。

 

2008年1月，新闻评论部被裁撤，2月，陈虻主管的《社会记录》停播。一个同事劝他，人还在，还能做更好的节目呢。陈虻黯然地点点头，眼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2008年12月23日，陈虻因胃癌去世，年仅47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崔永元冲进急救室大喊：“兄弟，你挺住，吸几口氧就好了！”

 

匆匆赶来的水均益问一直守在床边的制片人李伦：陈虻最后说什么了吗。李伦说了四个字：话语空间。

 

时间在告别仪式的留言本里写道：虻虻，我们是兄弟，是战友，如今战壕没有了，冲锋也没有了。

 

2013年，在陈虻的追思会上，有个学新闻的大学生问白岩松，改版之后的《东方时空》没有以前好看了，是什么原因？

 

白岩松笑了，说小伙子你挺逗，我们今天怀念的，是九十年代的那个《东方时空》，现在这个《东方时空》只是和过去那个重名而已。

 

时间、王坚平、崔永元、柴静、张泉灵、和晶……很多老同事都陆续离开了央视，只有白岩松还在坚守，做着《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老友时间还是那张臭嘴，说白岩松现在也没有自己的阵地。

 

没了阵地，还能坚守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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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的一天，北京下暴雨，把白岩松他们住的六里桥地下室淹了。

 

刚开始没人当回事儿，后来发现床垫子怎么浮起来了。没人抢救自己的东西，众人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保住机房，凡是能挡水的东西都被堆到门口，宁可让水灌进宿舍。

 

 < 当年地下室进水的惨状 >

 

机房保住了，设备和带子安然无恙。大家这才淌着水搬起自己的床垫，好多东西都报废了。白岩松大呼自己最惨，因为别人都是单身没多少家具，他是两口子过日子置办得最全。

 

在大家抗洪抢险的时候，编导周兵扛起摄像机拍下了众人抗击“水灾”的画面，负责技术的王强配了曲子，美国电影《保镖》的主题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

 

 

 

当时，他们多半都是央视的“临时工”。

 

后来有个保洁阿姨给地下室打扫卫生，一开始挺客气，因为看着他们像是电视台的，知道这帮人都是“临时工”后，态度越来越差。年轻的编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姨从怀里掏出暂住证问他们：“你们有吗。”

 

哥几个一看都不说话了。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的时候，当年被时间、陈虻痛骂过，在地下室被水淹过的“年轻”编导们拍了一部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白岩松看完之后，提议全体起立为陈虻静默一分钟，然后说大家不要伤感，我们活着，陈虻就活着，有一天我们也走了，陈虻才真的走了。

 

有一年冬天，敬一丹去给陈虻扫墓，看到墓前有一个棒棒糖，心想应该是个年轻人留下的，也许这个人小时候看过《生活空间》，听过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觉得要把棒棒糖留给一个很纯真的人。

 

在传统的电视面前，曾经的《东方时空》像个纯真的孩子，赤着脚走了很远。陈虻害怕团队认不清来时的路，总爱提醒他们：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

只是，今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了。

部分参考资料：

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梁碧波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

《悼陈虻》，崔永元

《央视前制作人时间谈央视》,南方周末，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