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里，藏着小镇青年的青春丨人间

源济

理发店里，藏着小镇青年的青春丨人间

原创： 小杜 人间theLivings 2019-08-04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在照顾自己的头发，可细想来，却是头发记录了我成长的点滴时光，以及他人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迹。

配图 |《乘风破浪》剧照

从小到大我的头发都从未超过半寸，后脑勺扁平，头发粗硬，远看整个人就像一把会跑会跳会叫的黑毛刷子，因此，爸妈给我理发总是很频繁。

那时候，也不叫理发，叫剃头——母亲总笑说，你的头发蘸一把洗衣粉就能直接刷鞋了，哪有“理”的必要呢？——手动推子抵住头皮，随父亲手指的运动一路剃将下去，黑毛刷子就消失了。推子是30年前的老样式，形状古怪，像一件缩小的兵器，不锈钢质地的，一贴脖根冰凉，激得我呲牙。父亲就笑，推子放掌心上捂一会儿，再贴，便多出一种体温。

推子平时装在饼干盒里，陪伴它的还有一柄小刷子和半截窗帘。刷子是用来清理推子的，每次用完，都会里外里刷好几遍，再滴两滴机油，父亲对它的细致体贴，远胜给我剃头本身；那半截窗帘给我用，上面印着一只抱着竹子啃的熊猫，脑袋被母亲裁了，我的头从熊猫脖子钻出来，围在身上，挡着发茬儿，每次剪完，母亲都负责洗窗帘，连同我剃掉的头发。

母亲也给父亲理发，用熊猫窗帘围住他，抱怨手动推子不好使；她自己的头发自来卷，不让父亲理，只让父亲用镊子揪白头发。父亲的白发出得更早，也让母亲揪。俩人一边互揪，一边说“揪一根长十根”。

我小时一直以为这是他们百开不腻的玩笑，等到他们头发全白了，才明白这竟是真的。

上小学后的几年，我交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李兴隆。上课时我们坐得远，一下课就勾肩搭背一起上厕所，放学后则跑到学校后面的小河沟，和其他男生一起脱光了在里面狗刨。

有一天，李兴隆说不想再去河里狗刨了，因为他肚子底下长出“胡子”了，“很磕碜”。我肚子底下其实也长胡子了，本来不觉怎样，让他一说，也觉得磕碜了。

我问他长多长了。他说没他爸的长，我说我的也没我爸的长——当然，我们比较的是爸爸们嘴上的胡子。我问那我们咋办。他说，既然是胡子，那就剃吧。

李兴隆偷了他爸的剃须刀，和我逃了节思想品德课，一起钻进男厕所。厕所又黑又臭，我捏着鼻子问他完没完事儿。没等他答话，暗处传来一声咳嗽，接着打火机就亮了，闪出教导主任的半张脸。

我俩落荒而逃，在操场深处的松树林里，李兴隆系好裤子，说因为太暗，怕伤到，还没刮完呢。他埋怨我一点忙也不帮，我只得把自己家的手电藏在书包里，过了两天又逃了节思想品德课，跟李兴隆钻进了厕所。

借着我颤抖的手电光，李兴隆一刀一刀刮了下去。完事我问他感觉咋样。他说有点痒，又问我刮不刮。我想既然他都刮了，那我也刮吧，可下课铃响了，他不停催我，手电抖得厉害，我只得慌忙系上裤子，剩那一半，等到下个礼拜的思想品德课才刮完——终于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狗刨了。

然而，没过多久，肚子底下的胡茬儿就又冒出来了，比以前更粗更硬，我和李兴隆钻男厕所更频繁了，光逃思想品德课显然不够，连政治历史也一股脑儿都逃了。

“不、不、不他妈刮了。”李兴隆那时有点口吃，越是做重大决定越磕巴。

“为啥？”

“杨长胜都长成毛、毛、毛裤衩儿了！”

杨长胜比我们高一年级，据说能连踹两下回旋踢，是小河沟一带的扛把子。本来杨长胜肚子底下没长胡子，所以大家也都不敢长。谁知他最近看了什么录像，肚子底下不但长了胡子，而且长得毫无节制，大家也跟着不敢不长了——连这件事情都得唯一人马首是瞻，难怪李兴隆忿忿不平。

胡子不刮了，小河沟却也被推土机和废砖头填平了。小学毕业后，杨长胜惹到了社会上的痞子，被摁住一顿胖揍，蜷着身体捂着脑袋，别说回旋踢，连声都不敢吱。大家见他如此不堪一击，才终于停止了集体崇拜。

我和李兴隆带着蓬勃发育的身体，一起升了初中。

上中学后我家就搬去楼房住了。那时全县好像都在急着往楼里搬，急着装有线电视。原来只能收中央台、省台和县台，装上有线后，突然多出好几十个台，刷一圈遥控器就要好几分钟，各种港台剧放个不停。

爸妈如临大敌，严肃讨论后决定我家不仅不装有线，连彩电都不买，理由就是——怕耽误我学习。我自然不服，我的成绩本来就是中游偏下，还有啥好耽误的？

好在我家那台黑白14寸很励志，虽然被新客厅衬得有点寒碜，但只要力道适中拍上几下，就能拍出好几个邻居家的有线频道：叶童版的许仙与白娘子相拥相偎；孙兴版的杨逍扑到纪晓芙身上；还有我们县的二台，没有新闻，不插广告，每天放四五部港片，中午还插播流行金曲MTV。

彼时蹦蹦跳跳的《对你爱不完》最受我县青少年欢迎，每天从早到晚、念咒似地叨咕“对你爱、爱、爱、不完”，手也没闲着，就一直翻过来转过去。

当然，对于男孩子来说，最洗脑的还是郭天王的发式——那种两边浓厚中间分开的蘑菇头是如此流行，在我们县一度被称为“郭富城头”。

以我的发质，浓厚并不难，难的是把它留长：一来我头发一直很短，二来跟家里确实不好交代。我发咒赌誓，说只要能留头，就考进前十，母亲答应了。可等真考进前十，她又变卦了，说学习好的哪有留这头的。

那时，李兴隆先留起来了，我把他领回家，告诉母亲学校现在都留这头，我要是不留就显得很不合群，跟老师同学都处不好关系。李兴隆也很配合，头发一甩：“阿姨，我、我、我也不想留，是我妈让我留的。”

李兴隆妈妈和我妈过去也是同学，年轻时很漂亮，梳着及腰的辫子，边唱《浏阳河》边飞手绢儿，绝对的偶像派人物。既然偶像都让孩子留头发，母亲也就不再拦我了。我终于告别了父亲的推子。

后来，李兴隆又把我拽到他家，指着我说：“妈，他上学期考、考、考第三，前面头发都挡眼、眼、眼睛了。”

李兴隆的漂亮妈妈心服口服，不但允许李兴隆继续留头发，还煎鱼给我吃，让我以后常来，多带带李兴隆。我很高兴，因为去他家不但能看有线电视，还能时不时遛遛他爸那辆“高登125”。两个少年骑在摩托上，街市在耳边疾速而退，刚留起的长发迎风甩起。

当时县里能剪“郭富城头”的铺子不多，我和李兴隆去的那家叫“南国小旋风时尚发廊”，简称“南国风”，老板老板娘都是温州人，本来叫“温州夫妻美容美发”，见生意冷清就改了名，又扒倒半面墙扩成橱窗，摆几瓶啫喱水，贴上四大天王外加林志颖的海报，就火了。

每次去，我们一等就是个把小时，桌上那几本《当代歌坛》早被翻散了架，用透明胶粘起来继续翻。

老板下剪，老板娘洗头吹风，喷啫喱水5块，不喷4块。我和李兴隆都是要喷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才够“郭富城”。为保持喷完的形状，我们经常四五天不洗头，被家里痛骂。

李兴隆成绩一路烂下去，他妈怕他考不上高中，就找母亲商量，想让我去他家住俩月。我妈想帮偶像这个忙，又怕耽误自己儿子，我没决定，父亲却从交警队带回一条消息——李兴隆的爸爸出车祸了。

李兴隆俩礼拜没上课。再来就戴孝，头发也剪成了寸头。我才注意到他的脑壳很圆，留圆寸比“郭富城头”帅多了。他突然不再磕巴了，话也变得极少，我总觉得该跟他说点什么，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也不理我，两个人就没话说了。虽然还是出入同一间教室，却比在两座学校还远。

李兴隆的妈妈很快改嫁了，听说男方比她大不少，还有子女。我妈很替她惋惜，说女的越漂亮命就越不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胳膊上的黑纱还没摘，李兴隆就开始频繁逃课，还学会了抽烟，和校门口的痞子在一起，骑着那辆“高登125”。没等班主任撵人，他就不念了。他爸爸生前在税务局上班，他也去穿了几天制服，偶尔在街里碰见，各路女人以各种姿势坐在他的摩托后面，我就低头装着没看见，他一踩油门呼啸而过。

再后来，听说他犯了事，被他妈妈送到了南方，从此再无音信。

到了高中，县里又兴“刀削发”，脑袋顶着一堆碎白菜，鬓角一直留到能用手撮起来，被母亲形容为“长毛搭撒”。又赶上“拳皇97”横扫全县街机厅，最火的人物当然是八神庵——火红的刀削发挡着眼睛，全县青少年自此全部改留“八神头”。

“南国风”没能跟上新形势，继续剪着“郭富城头”，橱窗还贴着四大天王，被晒得脱了色，天王们的中分偏分都成了花白色，越发显得过了气。

我那时常去的铺子叫“青橄榄”，洗剪吹都是一位20岁出头的姐姐，爱穿裙子，爱抽烟，爱穿人字拖，爱把十个脚趾甲涂成两三种颜色。她单身，也没有兄弟姐妹，但不知为什么，所有人都叫她三姐。

“青橄榄”其实简陋之极，只是个能烧炉筒的铁皮棚子，外面涂了蓝漆，窗上挂着“拳皇97”的海报，里面摆了一张床，一张椅，一面镜子，一小排沙发，一个洗头的盆，一口煮面的小瓷锅，还有洗剪吹的瓶瓶罐罐。

三姐手艺其实也一般，打薄剪子都摆弄不明白，刀削发常常会变成狗啃发。可是来“青橄榄”的人却不少，而且相互熟络，等的时候也不急，挤沙发上吹着牛逼，颇有点小镇沙龙的意思。

三姐的床就在沙发对面，从来不叠，胸罩内裤都掖底下，时不时留出点边角，惹得大家浮想联翩。有人想用下流玩笑吸引她的注意，她却一直专心对着镜子削头发。

三姐自己的头发很长，染成暗红色，理发时总拂到我脸上。有时就算头发不拂，也会被她的鼻息拂到。我总觉得，这才是“青橄榄”生意兴隆的关键。

不知是因为有高考压着，还是之前和李兴隆的经历，我高中3年都没交下朋友，只是和同班的小姜还算谈得来。小姜很聪明，尤擅解物理题，经常满纸画力矩分解图，以绕晕老师为乐。

小姜好奇心强，问我为啥走路总低头，我就说八神就是这么走路的。他见我头发正面挡着眼睛，鬓角留到腮帮，又问这是啥发型。我嫌他烦，就领他去了“青橄榄”。可惜他头发太短，三姐用毛寸推子给他对付了一遍，钱都没收。

我劝小姜先把头发留起来，再考虑削不削的，他听了愁眉不展。我也理解，他爸是高中的姜书记，专管校风建设——连书记儿子都留“八神头”了，这高中还能有未来么？

然而小姜很有毅力，沉默而坚决地与姜书记周旋着，头发居然也慢慢留出了点意思。只是有一次，他在家午睡，突然被姜书记摁住，用父亲的那种手动推子好一番蹂躏。小姜觉得自己很惨，戴一顶鸭舌帽，上课时才摘下来。但在我看来，他也有点自作多情，大家都知道他爸是书记，他只要会解巨难无比的物理题就行了，头发有什么重要的。

好在他的鬓角还算完整，这次蹂躏没有燃灭留头发的希望。对于刀削发，小姜自有一套理论：只要鬓角留到位了，刀削发也就成了一大半儿，三姐被逗笑了，“所以这次还不动鬓角？”

“不动，打死也不动。”小姜说。

“你好像跟他们不太一样。”

三姐所谓的“他们”，就是沙发上的我们。我们起哄说当然不一样喽，他爸是姜书记。

“你不会抽烟，又不说脏话，你到底会些啥？”三姐不理我们，只盯着镜子里的小姜。

“我会画两套滑轮组的受力分析图。”小姜嘴上说着，却不敢看镜子里的三姐。

三姐一直没动过小姜的鬓角，头顶也只是用打薄剪子意思意思而已。按说她给小姜剪头应该很快，实际上却很慢，慢到我们所有人都不耐烦了。

“三姐，你现在是计时收费了吧？”有人笑问。

“不会说话就闭嘴，闭不上就滚！”头一次见三姐发火，我们都有点怕。此后只要小姜坐在镜子前，我们就都闭嘴了，烟一根接一根抽，呛得三姐开门开窗。

在三姐的呵护下，小姜的鬓角留起来了。虽然跟脑顶的长度相比有点突兀，但照他的理论，“八神头”也不过如此了，他很得意，走路也开始低着头。

小姜去“青橄榄”越发频了。三姐很会做生意，铺子前又摆了台球案，1块钱1杆，又在床下塞了几条烟卖，这下人更多了，有的干脆打球买烟削发一条龙消费。所以小姜去不怎么剪头，更多是帮着码球。全县物理最高分给一群小痞子码球 ，在那时也算是“青橄榄”的一道风景了。

可惜好景不长，会考前后学校处理了几对早恋的，姜书记在学校大喇叭里疾呼：“同学们，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之后，还把思想教育做到了自己家，趁半夜摁住小姜，连鬓角都推了。

小姜一礼拜没来上课，也没回家，县里游戏厅也没去，所有人都急了。我偷偷去找三姐，三姐说他在“青橄榄”推了光头，又借200块钱，坐车去市里了。

凭这200块，小姜白天靠客运站门口的烤地瓜和韭菜盒子过活，晚上就钻录像厅，该看的不该看的全看了。一礼拜后人回来了，好像一下就全变了，一直留光头，见女生不说话，只是拿眼斜瞅，成绩直线下降。姜书记怕他再跑，横竖不敢再碰了。

小姜常逃课去“青橄榄”，球案从1张扩到3张，码球的少年却不再是物理状元，而是一个叼烟头的秃子，远看跟街上的小痞子没什么两样。

高考那年，小姜300多分考上市里的师专，听说他每周末都坐车回县里，过家门而不入，吃住都在“青橄榄”。3年后混下文凭，就和三姐领了证，兑掉县里的铺子，在市里换了一间门市房，“青橄榄”重新开了业。

高考后我去省城读大学，喜欢上一个女孩，叫赵一姝。

赵一姝家住省城，喜欢看电影。有一回我们在工人文化宫看《恋爱中的宝贝》，赵一姝说喜欢男主角，因为他头发够短。我剧情都没整明白，随便答应了一声。后来一起看《谍中谍I》，赵一姝又喜欢汤姆克鲁斯了，说汤姆头发够短。

赵一姝说话向来很少拐弯，她这是让我剪头发，我不能再装傻了。

我那时头发留到肩膀，再加上硬邦邦的自来卷，若染成金色，就是扑克牌里的J了。我不想因为头发惹赵一姝生气，便去了学校的“大学生理发中心”，简称“大理”，理发师傅都是大叔大婶，校领导的亲戚什么的，生意惨淡，气氛融洽。

那天给我理发的大叔穿着利物浦球衣，电视里在重播欧洲杯小组赛，英格兰对法国，他让我起身，挪一下椅子，这样他工作和看球两不耽误。

我也想看，就说不着急，慢点剪。大叔刷刷下剪，眼睛盯着电视，嘴上问我喜欢谁，我说英格兰，又问喜欢英格兰的谁，我说当然是杰拉德。他乐得撂下剪子：“那我就给你剪杰拉德头吧！”

杰拉德正满屏幕飞奔，我琢磨他和汤姆克鲁斯头发一边短，赵一姝应该不会有意见，就欣然同意了。

可惜那场比赛令人心碎：补时阶段杰拉德回传失误，导致齐达内罚进点球，英格兰2:1落败。大叔边看边骂，剪出来的就是狗啃的“杰拉德头”了。我顶着它，走到女寝楼下，给赵一姝打电话，她笑着飞奔下楼，笑容却被我的发型撞个粉碎。

“你剪的是啥？”

“杰拉德头。”

“以后再剪这个，就别来找我了。”赵一姝转身消失在楼道里。

这话很冲，也很赵一姝，可十几年前的我更冲，直接走回“大理”，让大叔把头发全剃光，然后给赵一姝发了短信：“那就分手吧。”

分手之后的暑假，我没回家，脾气很糟，赶上球场打群架，明明没我什么事，却非往人堆里冲，眼角被砖头蹭破了，血遮了半边脸。先去校医院，值班医生给缠块纱布又让我去省医院。我套着汗馊的球衫打了出租车，先出的血凝在脸上，后出的又盖上来。

省医院的大夫上来先打了一针抗生素，收200块。又说缝针400，局麻600，总共1200。我穿球衣球鞋跑出来，哪儿来那么多钱。宿舍人又都回家了，我想了半天，只好给赵一姝打了电话。

赵一姝没说啥，直接从家拿钱打车来了医院。我觉得自己窝囊，就跟她说600就够，我不用麻药，缝针不疼拆线疼。她冷笑，说，疼不疼都是你自己作的。

大夫开始往我眼角缝针，赵一姝站旁边看着。因为没有局麻，我的记忆格外清晰：皮层9针，肌肉9针，一共18针。那针被止血钳夹住，肉里刺进去，肉里拔出来。每走一针，神经就刺激肌肉抽动一下。我心里默数着抽动的次数，整个人大汗淋漓，好像又踢了一场球。

赵一姝确定我有钱打车回学校，便回家了。护士给我包上纱布，里面塞着蘸碘酒的棉球，嘱咐每隔两天换一次，切忌沾水。所以直到拆线，我硬是没洗过一次头。

赵一姝给我发短信，说她回学校准备托福，又问我伤怎么样了。我说不疼，就是发胀。她说不会是发炎了吧，必须让她看看，我们就见面了。我还了钱，她帮我换的纱布。当时我的头发都不成人形了，她却也没说什么。

我忍不住问她，杰拉德头到底咋惹着你了。她说外国人脑勺是圆的，你的是扁的，非得留人家那头真是自找嗑碜。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那时已经有点少白头了，但都白在后面，自己看不着，赵一姝忍着没说而已。

至于她为什么忍，我当时以为她是可怜我连头都洗不了。

后来我想明白她是怎么想的了，已是十几年之后了。她在北美成了家，和我隔着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

很多年后，我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小镇做科研，白发也跟着一起突飞猛进。当地的美式理发店偏贵，又不考虑亚洲人的头形和发质，和许多男留学生一样，理发于我竟成了麻烦。

后来，一位东北大叔解决了我们的麻烦，他既非留学，也非劳务输出，是从国内黑过来的，姓甚名谁无人知晓，只因逢人就说买彩票，大家都叫他彩票叔。

彩票叔住在一间连吃带睡还能上厕所的地下室，上头是三层高的木头房子，房主是一对开中餐馆的越南夫妇，见地下室闲着，招个人住能防潮，便租给了彩票叔。去剪头，要先绕开那只盘踞在楼梯口的大花猫，再摸过一段满是霉味儿的楼梯，才能拐进彩票叔的地下室。

“过来啦？”地下室昏暗，有股潮乎乎的糖蒜味儿，“没事儿，你先坐！”彩票叔拉开日光灯和角落的台灯，墙上的霉斑成片成片，跟画儿似的，看得我目瞪口呆。

唯一不长霉斑的墙面立着块落地镜，摆了两张木质的酒吧椅，坐上去嘎吱作响。彩票叔在我肩上围了单子，坐另一张酒吧椅上：“先剪再洗，咱家规矩。”

镜子里的他神情专注，半张着嘴，下剪又慢，好像把我的脑袋当成了工艺品。头发茬落在我耳稍后面，他先用小刷子刷，又说刷不干净。我说没事儿，他竟张嘴吹了。我干咳一声。

彩票叔掏出包烟给我，说屁股能爆珠，让我试试。我摇头，他便自己抽了起来。镜子里，他的黑T恤被肚腩紧紧吸着，随烟头燃灭而收放。他边抽烟边絮叨，说越南人开的中餐馆忒难吃，想请他颠马勺，嫌乎油烟，端盘子膝盖又吃不消，正好在国内当过兵，没少给战友推板寸，就决定靠剪头发过活了。

“昨晚那8000多万被人中了，”他突然把话头扯到彩票上，“8000多万啊！还是美刀儿！”

“什么人中的？”

“曼哈顿一犊子。”

“能住曼哈顿，本来就不缺钱吧。”

“8000万能买下曼哈顿么？”他把烟头弹进一口空鱼缸，继续给我剪发。

“够呛。”

他又说，这阵子做梦总梦见小双。当初小双来芝加哥留学，自己办了张旅游签证就跟着飞过来了，结果小双又找了个白人男朋友。他无立锥之地，就来我们这儿混了。

“你说找啥样人儿不好？非得找个白的，身上一股膻味儿，香水都捂不住。”

我不知怎么回答，憋了半天问：“小双应该挺好看吧？”

“还行吧，反正我是瞅对眼了。”

总算剪完了，他又吹遍头茬儿，才解开围单。来之前我打听好了，彩票叔剪一个收8刀，我掏出10刀的票子，却被他推回去：“头回来免费！”

我又让了让，他便收了，也不找钱：“就当咱俩合伙儿买彩票，中个十亿八亿的，把曼哈顿买下来！”

我顶着彩票叔的手艺，把这经历跟几个留学生说了，他们都笑，说他那个小双是一男的。我猛然记起他往我耳根吹胡茬的表情，便问以后再去用不用找人。他们更笑，说没事儿，彩票叔很君子的，“动口不动手”。

果然，再去地下室，彩票叔也就是吹吹头茬而已，剪完还是不收钱，翻出半麻袋蛋卷，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我没说帮也没说不帮，他已打开一包字条，原来是要拼那种在中餐馆流行的“幸运小蛋卷（fortune note）”。

“这月房租还没缴呢，越南人让我塞这个，不塞就滚。”蛋卷既小又脆，他连捏碎两个，也塞不进半张纸条。

我帮他塞了几个，见半麻袋太吓人，就琢磨着想走。

“你有事儿就先走，我自己慢慢整。妈个逼的，老子是扛过枪的人，居然给越南鬼子塞这玩意儿！”

他这么一说，我又没法走了。

“1个月租金多少？”我边塞边问。

“200，包水电，也管饭，忒屌难吃，”他往嘴里塞了个蛋卷，嘎嘣嘎嘣嚼了，“要不你先串给我50，我把这月挺过去？”

我还没搞明白“串给我”是什么意思，嘴上先冒出一句：“我身上也没多少啊。”

“那你身上有多少啊？”

等离开地下室，我把身上的30块钞票都“串”给了他，换回一把蛋卷和一张纸条，“你的价值不在他人眼中（Your value is not in other’s eyes）”，地道的中式英语。

我随后就成了留学生们的笑话：“彩票叔跟所有人都塞过蛋卷，他一到周末就去芝加哥唐人街的赌场！”

唐人街那个所谓的“赌场”，只是打通旧宅的墙壁，攒成一间厅子，纠集一票人，成宿成宿打麻将而已。粤语英语潮州话还有闽南话，彩票叔都能整两句，就是和唐人街的牌友学的。

再去地下室，我就催他还钱，他却一脸惊讶：“我都买彩票了，咋还你？”

我笑问他上礼拜去芝加哥输了还是赢了，他也跟着笑：“输靠墙了！兄弟别见怪，我活半辈子活个啥也不是，就剩这点追求了。”

我没辙，只好让他免费剪了两回头发。他反复吹嘘他在芝加哥的赌徒生涯，比如一般周五去周天回，连住两宿通铺，虽男女混搭，却井水不犯河水。再比如他每次去都能瘦下两斤，因为熬夜抽烟又不喝水。

“有人出老千么？”

“有，被庄家剁手指了，剁完直接喂狗，连骨头带手指盖全都嚼巴了。”

我不说话，他就摸着我后面的头发，说看你年纪不大，白的倒不少。我沉下脸，对着镜子说关你屁事。他的手就缩回去了。

彩票叔一直不用电话，只建了QQ群，大家都在群里约时间。他虽有求必应，但回复不太及时，没人知道他是怎么上的网。只要能8美金剪个还算OK的头，也没人在乎其他的。

群里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很客气，一口一个彩票叔叫着，他也神出鬼没地回复着，直到有一天，忽然就没了音信。

有人去了越南人家，大花猫还盘在楼梯口，地下室已经住了其他人。大家在群里七嘴八舌，有人说彩票叔回国了，也有说他回了芝加哥，可能在麻将馆里剪头发，也可能是和他的小双重归旧好，但彩票叔的ID却一直黑着，群里也就沉默了。

很快又有其他中国人出来做理发，也是现金、低价。大家头发天天长，理过几次，也就把彩票叔这个群忘了。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曼哈顿。那时我已离开了小镇，在美国一路往北漂。爸妈嘱咐多照几张相，我便在韩国城搜了家理发店，一位韩国大姐，不算小费64美金——我理了平生最贵的一次头发。

韩国大姐很认真地建议我该留什么样的发型配合我的头形：“你的鬓角和两侧怎么短都行，但脑顶靠后的头发要留长点，我再帮你定定形，这样就看不出来扁了……”

我明白她唠这嗑儿是奔小费去的，大过节的都不容易，就笑着说照你的意思吧。大大姐仿佛受到了鼓励，又说我后面白头发太多，应该“认真考虑染染了”。她用一面小镜子照在我的脑后，我往大镜子里一看，小镜子里当真是华发丛生，“我天生这样，随爸妈，他们全都白了也没说染，我有什么好染的呢？”

大姐放弃了，专心理发，完事用英语跟我说了句“新年好”。我付了她16美金的小费，大步走进万头攒动的时代广场，掏出手机，摆开笑脸，拍了张价值80美金的照片。

我想起彩票叔走了之后，镇里开了间理发店，老板也是位韩国大姐，叫李金姝，当街挂的牌子，Lee’s Hair，伴着风铃叮当作响。因为价钱便宜很受欢迎。李大姐请过三位理发师：逢人就聊康德的“康德姐”，喜欢站在风铃下抽烟的娜塔莎，长着“能夹住口琴”的性感下巴的达戈……我曾是李大姐的老顾客，四位理发师的爱恨离愁，伴我渡过了在小镇的数年时光。

几年前，高中同学聚会，大家才发现小姜结婚最早，最早有孩子，却依旧光头。那时他女儿要中考了，问我赴美留学是不是越小越好，还说钱不是问题。我说钱倒是其次，关键孩子太小不好适应，很容易影响以后的心理健康。他点点头，一阵默然，跟我干了杯酒，再没提孩子留学的事。

初中同学20年聚会时，一位同学特意从国内把纪念T恤寄给我。T恤上印着每个同学的头像，李兴隆的脸也在其中，留着再普通不过的平头，发迹线介乎于M和T之间。我跟寄T恤的同学打听，才知道李兴隆在江浙一带跑经贸生意，挺好的，结了婚，又离了，没有子女，谈了个女朋友在沈阳，异地虽苦，好在还谈得来。

还有赵一姝，不知道她现在说话还是不是那么冲，我只知道我的白发已漫过扁平的脑勺，染上双鬓，前面也有了燎原之势，但如今，却再也没法称其为“少白头”了。

至于爸妈，他们的头发早白透了，不染不焗，总说在一个小破县城弄给谁看。可话虽如此，每次来美国看我前，他们都会大染特染，行李箱里还装着染发工具。我想劝他们不用费这劲，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爸妈的头发，我又怎么开得了口呢。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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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杜

独立文学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