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青年图鉴》第5期：我在中亚的沙漠里“造”船

源济

地球青年丨我在中亚的沙漠里“造”船
凤凰图片  2019-06-06

90后小伙文晋被公司外派到乌兹别克斯坦沙漠的工地里“造”船，在远离城市，没有信号的工地上，他住在集装箱里，在艰难的环境下度过了一年。以下是文晋的自述。图文丨文晋  编辑丨图拉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2016年，俄语专业的我被公司派往乌兹别克斯坦执行项目，跟朋友说到这一消息，他们都表示不能理解。“你们公司不是做船的吗？乌兹别克斯坦一个内陆国家，要船干嘛？”“那边不是常年干旱缺水吗？船能在沙漠里行驶？”图为乌兹别克斯坦沙漠里的渔船坟场。




其实乌兹别克斯坦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本国是内陆国家，周围邻国也是内陆国家的国家）之一，它境内有一个湖泊——咸海，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咸海是中亚地区的一颗明珠，鱼虾成群，曾是世界第四大湖，但由于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咸海面积已经大量萎缩，如今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不到的面积，曾经的海底成为一望无际的沙漠。图为曾经的繁华渔港，如今成了沙漠里的渔船坟场。




中亚有两条母亲河——阿姆河和锡尔河，虽然两条大河都流经乌兹别克斯坦注入咸海，但流到境内时已是中下游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地势平坦，河流流速缓慢，大量泥沙在当地沉积，所以他们急需一种船——挖泥船，也正是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执行的项目。图为乌兹别克斯坦本地的老破小苏联挖泥船。




2016年9月2号，是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天。我清晰地记住了这个日期，因为那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了。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2016年去世，卡里莫夫带领乌兹别克斯坦迈入了和平、稳定的阶段。不管外界对他如何评价，当地人民对卡里莫夫都十分爱戴与尊敬。晚上12点，首都塔什干市中心独立广场上的喇叭在不断播放卡里莫夫去世的消息。外面到处都是人，有人在小声地说着什么，有人则掩面哭泣。那段时间，路上的行人几乎看不到笑容，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所有对外营业场所通通关门。这对刚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我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图为塔什干街景。




在塔什干没待几天，我便出发去阿姆河沿岸的工地。第一次见到阿姆河，有些兴奋，宽阔的河面显出它作为中亚母亲河的气势，然而堆积的泥沙，缓慢的流速，不难看出它已是一位不堪重负的母亲。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用挖泥船将河中沉淀的泥沙抽出来，增加河的蓄水量，让当地人可以使用更多的水资源。图为夕阳下的阿姆河。




工地位于阿姆河的边上，它的后面是一大片沙漠，有一块还算平整的土地作为组装挖泥船的地方。工地上的生活十分艰苦，我与工人们都住在改装的集装箱里，夏天，集装箱像蒸笼，如果遇上停电，没有空调，里面根本没办法住人。冬天冷风会肆无忌惮地透过缝隙吹进来，异常寒冷。工地上的信号很不好，常常打不通电话，有时为了发一封电子邮件，需要坐车40分钟才能找到有信号的地方。图为我住在改装过的集装箱里。




在秋季，位于沙漠附近的工地常会有沙尘暴。只要一刮风，我们都得停工，伴随而来的还有停电。乌兹别克斯坦的基础设施薄弱，电线杆一吹就倒，需要几天才能修好，这样的状况不断重复上演，严重拖累了工作进度。图为黄沙掠过工地。




挖泥船在国内生产、拼装，下水进行试验后，保证船没有问题，然后拆分、运输，到了当地再拼装、试验、交付。图为大货车从国内运来了挖泥船。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地上，我们一共有40多名专家和技术工人，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与职责，我懂俄语，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人也会些俄语，所以我负责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当地的工人沟通协调方面的事宜。图为我给当地工人培训挖泥船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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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当地工人培训挖泥船操作的理论知识。




拼装好的挖泥船在下水试验。




由于工期紧张，大家每天的工作基本都是满负荷，从早做到晚。我记得九月份时，乌兹别克斯坦白天气温高达30多度，不少工人们都被晒得脱皮，但大家丝毫没有怨言。有一天停电了，突然没活儿干了，反倒觉得不自在，空闲下来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我急得团团转，不断给电力部门打抢修电话。图为我给当地的工人进行讲解。




工地上最热闹的就是挖泥船交付的时候，这意味着已经通过拼装、下水、试验等一系列的工作，可以成功地交付给当地的公司了。这时通常会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杀一只羊，准备各种美食，请当地政府的官员和工人们到工地上吃顿饭，算是对所有参与者的小犒劳。图为挖泥船交付时，我们在工地上进行聚餐。




在工地上有一位协助我工作的当地老伙伴老阿，他开着一辆苏联时期生产的老货车载着我外出。我从未见过这么破的车，启动车不需要钥匙，他直接掏出两根线，把线相互碰一下，车就启动了，像极了电影里的场景。每次车行驶在路上，我都担心会出问题，例如刹车失灵，方向盘被拔出来，轮胎忽然滚走。图为我坐在老阿的苏联老货车上。




工作之余的生活大多都挺无聊的，习惯了现代生活的我，最开始来到没有信号的地方，感觉度日如年。渐渐的，大家开始有了业余活动，打牌、钓鱼，晚上还会拿着扫把去沙漠里面走一圈，抓刺猬、乌龟，把它们当宠物养着。图为在沙漠里抓的刺猬。




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比较封闭、传统的穆斯林国家，女性地位比较低，生活在这里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人，常在家里照顾家庭，洗衣做饭、带孩子。丈夫出门工作，负责赚钱养家，她们则很少出去抛头露面，也没有过多的社交。如果主动与她们交流，她们会表现得比较害羞，不愿意搭话。我在工地上认识了吉丽巴尔，第一次见面，她面带笑容主动向我打招呼、攀谈，说话自然得体、落落大方，还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与大部分当地的农村妇女都不一样，让我感到很诧异。吉丽巴尔的家就在工地旁边，那年她30岁，有两个可爱的儿子，还经营着一个有上百只鸡的养鸡场。因为当地人不爱吃鸡爪，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提着一大桶鸡爪子送给我们。我们想付钱，但她从不接受，后来她的养鸡场成了工地唯一的鸡肉供货商。语言从未阻碍吉丽巴尔与大家交流，热情、开朗的她受到大家的喜爱，渐渐与工地上的人都混熟了。图为我去吉丽巴尔（右3）家里做客，与她和她的孩子、母亲共餐。




有一天，我去她家参观，发现屋子里只有两间卧室，装潢简陋，家具也少得可怜，但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还有饮料、小食、伏特加，我有些惊讶。在偏僻的工地，如果要购买这些食物，往返购物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我只是想随意来参观，没想到她却费了这么多功夫。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喝了点小酒，我问出了憋在心里许久的问题，“你丈夫呢？”她愣了一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沉默了几秒后，抬头说：“三年前车祸去世了。” 我不再发问，给自己灌了一杯伏特加。无法想象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传统的国家，一个农村妇女要有多少勇气和力量才能扛起家庭的负担，受多大的非议才走到这一步。图为吉丽巴尔的孩子。




没过多久，我们转移到另外的工地去工作，遇到了好哥们刀哥，度过了在乌兹别克斯坦最精彩的几个月。刀哥四十多岁，身形有些胖，挺着啤酒肚，一看就是常年喝伏特加造成的。在我去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刀哥曾受我们公司的邀请来中国考察，我全程陪着他逛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当我去乌兹别克时，他也对我百般照顾。图为我与刀哥（右2）一起爬长城。




乌兹别克人与俄罗斯人一样，很爱喝酒，对于当地男人而言，喝酒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方式。在刀哥的带领下，我经常参与酒局，每次他都会让我坐在最中间，他坐我旁边，协助我与所有人交流。喝多的时候，他们会教我一些乌兹别克语，但是第二天醒来，我几乎全忘光。每次喝得迷迷糊糊后，他们公司的司机大哥会送我回工地的集装箱。刀哥喝酒没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时，他把车停在路边，从后备箱掏出酒就喝，在工地上，聊着就开始喝起来……刀哥说，“喝酒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只要心情到位。” 图为我与刀哥一起参加酒局。




第一次去刀哥家拜访，餐桌上只坐了刀哥和他的父亲、哥哥，我已习以为常。在乌兹别克斯坦，尤其是农村地区，女人和小辈不允许上桌。快吃完饭时，刀哥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才与我们围坐在一起。那晚我们聊了许多，他说，不想一直待在乌尔根奇（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城市）这个小地方，想去首都塔什干，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以后还想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才能更有出息。我才意识到，中年男人身上的担子，不管在哪里，都一样的沉重。图为我与刀哥在他的猎人朋友的家里。"




因为工作原因，在乌兹别克生活了一年后，我就要离开了。走的那天，刀哥到机场来送我，带了两瓶伏特加和两瓶白兰地，塞到了我的箱子里。最后他又掏出来一瓶酒，倒了两杯，我们没多说什么，只是一口干完了杯里的酒，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图为刀哥在车子的后备箱上摆满了酒杯，准备与我喝酒。




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一年，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在夏天吸热、冬天漏风的集装箱里居住，在漫天飞舞的沙尘暴，远离城市的荒芜地带，时不时就停电断水的工地上工作，还要忍受手机信号全无的环境……这一切，对于习惯国内生活的人而言难以忍受，却让我变得更坚韧。回国之后，我辞去了要外派的工作岗位，重新规划我的职业道路，最后选择创业，做前苏联国家路线的旅行社。曾经待过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成为公司最主要开发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因此又去了乌兹别克斯坦，联系上了刀哥，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过来，我说了一声“喂”，他立刻听出是我，我们笑了好久。此后，每次过去乌兹别克斯坦，只要有时间，我们都会找地方喝两杯。图为我与当地朋友一起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