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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上海张园3号。周家大小姐周琦琇隐约感觉到家里大人们的复杂情绪。上午,佣人们送来了一张香港寄来的喜帖,孔家表姐要结婚了。对于这门亲事,长辈们显然并不十分满意,周琦琇听见姆妈叹了口气,最终讲:“去总归还是要去的。” 周家商议了一下,最终决定派小字辈——周琦琇和表妹陆桃仙去参加婚礼。负责护送两位表妹的是新娘的亲弟弟孔祥麟,他已经在洋行上班。 已经快要过年,但上海人的脸上没有过年的喜悦。1月10日,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自杀;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驻守北平的傅作义已经决定开城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大势已去,人人皆知。上海最难买的是船票,黑市价一张前往台湾的船票已经炒到三十根金条。幸好周家有自己的船,周琦琇的父亲是中联公司的股东之一周庆云,所以她和表妹表兄丝毫不愁买票的事情。 登船的日子,是1月27日,小年夜。这是年关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基隆的船,码头上人潮汹涌,第一次坐海轮的周琦琇跟在表哥后面,拉着表妹,有点小小兴奋。启航时间一改再改,从上午改到下午两点,一直到四点半,才正式启航,周琦琇和表妹喝了一杯咖啡,仆欧递上来的点心,因为紧张,她一口也没吃。 此刻,她绝对想不到,这也将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海轮经历。 她登上的这艘船,叫太平轮。 太平轮的故事,有吴宇森同名电影,我没有看过。但在台湾作家张典婉的《太平轮1949》里,那天中午,已经有很多不同寻常的迹象: 1月27日中午十二点,卢超接到了身在太平轮的侄子的电话,说船至今未开,自己肚子很饿,请求叔叔送一些吃食上船。卢超经常坐太平轮,接到电话,买了水果点心去看望侄子。上船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 “那时候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张典婉《太平轮1949》 太平轮的船票满售508张,但实际上船旅客远超千人——无数人塞十五到二十根金子给船员,开后门上船——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就是说动了熟识的“太平轮”三副,在最后一刻登上了这艘轮船。一个叫李浩民的商人也是托了船长的关系上船,他的儿子是著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 也有人被太平轮的混乱吓退,比如一位到了现场的老奶奶,见到太平轮的吃水,觉得太不安全,临时变卦退票。而一位母亲怀里的婴儿不停吐奶哭闹,母亲心烦意乱,只得退票——那婴儿是著名诗人郑培凯教授。 除了旅客,太平轮中随带货物也不少。根据档案,光钢材估计就至少有六百吨,另有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十八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甚至有传言,太平轮上有大量国民党运往台湾的黄金(已被证不实)。 冬日,夜幕降临得特别早,因为时局紧张,进出吴淞口的船只都没有开灯,从大货轮到小舢板,每一艘都似乎各怀心事,默默前行。太平轮必须在戒严时间到来之前出吴淞口,甫一开航,便加足马力。 太平轮上的乘客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因为临近过年,太平轮管事顾宗宝特别加倍采购了船上的吃食:培根、沙鱼、目鱼、咸鱼、海参、海蜇皮、干贝、鸭蛋、肉类、冬笋、火腿、香菇、木耳、大头蟹、酒水饮料……太平轮厨师张顺说,他做了一大桌菜,大副和二副们当晚都喝了不少酒,因为天气很好,无风无雨无雾,吃完饭之后,大副还组局赌钱。 所有的危险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但在这一瞬间之前,上帝一定充满悲悯地看着人类把所有的机会都错过,把所有的运气都花光。 十一点三刻,砰的一声,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太平轮撞上了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后者立刻下沉,太平轮救助了不少船员上船。巡航于附近海域的招商局“盛京轮”曾发电询问“太平轮”是否需要援助,船长的回复是“All OK”。 几分钟之后,太平轮上的人们意识到,并不OK,太平轮也进水了。
生还者们的回忆最为真实,也最为惊心动魄: 徐志浩: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两船相撞时,又没有即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 葛克(国防部参谋少校): 砰然一声后,茶房对旅客们说,建元轮已下沉,太平轮无恙,大家不必惊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是时余抱长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漂浮水面,获一木箱,乃向灯塔方向划行。奈适退潮之际,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寻他物,回顾适有一大木板,离身不远,遂乃弃箱就板,后又续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挣扎,落水时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而天气寒冷,全身又湿透……
乔钟洲(齐邦媛的表兄):在海上,我们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周琦琇几乎是懵懂着,她只记得母亲的话,要拉好表妹,她照做了:“我们上面的人和下面的好多人,就这样沉下去,非常快沉下去,根本轮不到你去想,想的过程都没有,很快沉下去。” 她最后一次看见表哥,“我表哥抱着一块圆木头,他总是想离我们近一点,但是,一个浪头过来,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周琦琇说,一开始,海面上还满是呼喊声,但渐渐的,一切变得格外宁静,没有灯,没有鸣笛,好像太平轮从来没有存在过。
不少生还者说,至少有五艘船只经过,但他们都有没有停下,最终,原本开往南京撤侨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军舰“华伦孟卡号”改变航向,前往救援。几乎每一位生还者都浑身污油,他们救起了38人,周琦琇和表妹也在其中。 表妹陆桃仙在被送回上海后,仍旧不治身亡,去香港吃喜酒的三人组,只剩下了周琦琇。 周琦琇被送到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家里休养。她有点疑惑,为何父母兄弟一个也不来看她,她不知道,此时的周家已经天翻地覆。 张园3号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 这是人们唯一能找到的中联股东——周曹裔离开了上海,马斯才出面应诉没几天也不见踪迹,蔡天铎早去了台湾,龚圣治身体不好,只剩下周庆云。 照理说,每艘船只都会上保险。出事之后,保险公司应当理赔。中联之前的投保公司都为外国大型保险公司,唯独这一次,老板蔡天铎为了替朋友新开张的保险公司“华泰”捧场,将保险合同特意给予后者,太平轮甫一沉没,华泰保险公司就立刻恶意关张。 整整十多天,周家所有人都无法走出那栋小楼。最终,周庆云拿了五根金条,三个兄弟被允许由保姆带出去,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被群众搜身。
因为台湾法院扣押了安联轮和华联轮,中联公司当时已经失去了进项,能用于赔偿的,就是年前卖出的船票钱。五个股东经过协商,决定卖掉中联公司以及位于上海四川中路459号的中联总部。但所得并不够赔偿总额。
而此时,其他股东已经纷纷消失,周家二儿子周琪敏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上海法院开庭前两个多月里,周庆云也有机会远走香港,但最终他们选择了留下,原因还是很简单——
周庆云说,不想被人戳脊梁骨。 他们先交出了家里所有的“小黄鱼”,80根。 然后交出了所有的首饰。 接着卖了张园的房子。 周庆云和妻子走出张园的时候,连家里的被褥也没有带走,真正的净身出户。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卖掉的家产里,必须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机的工资。
周家的孩子们开始一种新生活,他们住在上海新城隍庙的一处木板楼阁楼上,每月租金7元;兄弟三人盖一床被子,到了冬天,每次只能有一个孩子出门——因为只有一件棉衣。饭菜里经常有隔壁邻居磨豆浆的剩豆渣,母亲拌了面粉在里面,做面疙瘩吃。 周庆云有两本账本,一本是太平轮遇难者家属的待赔偿账目,一本是向朋友借钱的账目——上面有一些没有写钱数,周庆云写着“两勺米”。曾经有遇难者家属打听到周庆云的住址,上门来要赔偿——周庆云当时在五金厂当经理,和妻子商量之后,他提前支取了三个月工作,又把家里唯一的家具五斗橱变卖。 周庆云去过一趟香港,应人民政府的要求——任务是劝周曹裔回大陆,同时把被台湾政府扣押的安联轮和华联轮一起带回来。周曹裔告诉周庆云,船要不回来,自己也不想回去。 1959年,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上海担负了支援任务,周庆云所在的五金厂作为援建单位之一迁到北京。刚到北京,下午在市委开完会,晚上回到招待所,周庆云突发脑溢血,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走了。 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长女周琦琇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周家靠父亲的抚恤金度日。但到了1966年,周庆云被定性为“资本家”,抚恤金停发,全家人又失去了经济来源——连来抄家的红卫兵都愣住了:此地如此之破,怎么可能住着资本家? 这时候,母亲偶尔会拿出钱来,为大家补贴伙食——她跟大家说,这是跟舅舅借的钱。 很多年之后,母亲得了病去打针,医生说,怎么血管这样瘪,针头都插不进去。三兄弟渐渐才知道,母亲对他们撒了谎,当家里没钱的时候,这个从前不问柴米油盐的闺秀便悄悄去卖血,最多时候,一个月要卖三趟。 母亲临终前说,她和父亲对不起他们,但希望他们一定要把债还清。 孩子们答应了。 这一年,是1976年。 他们继承的家产,是父亲的账本。每个孩子每月拿到工资,除了生活必需之外,全部拿来还债。他们带着账本去敲门,许多人早已不记得那笔钱,许多人对着三兄弟嚎啕大哭,只有他们充满平静地说:可不可以写一张字据? 账本上的名字,一个个被勾掉;票据本一张张积累,渐渐厚起来。 1950年,龚圣治因心脏病去世;有人曾经在宁波看到过马斯才,但他近乎失踪,彻底没了消息, 张典婉曾经采访了周曹裔的儿子,他们回忆,在台湾的家里,周曹裔常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外不说话。他永远不能提及太平轮。 蔡天铎的儿子蔡康永和父亲聊过一次太平轮。他看到报纸上董浩云的报道,蔡天铎说,董有自己的轮船时,太平轮已经航行一段时间了。蔡康永便问: “爸,如果太平轮没有沉的话,我有的时候就可以坐在轮船上,看着海吃早餐了,对不对?”“对呀。”蔡天铎笑嘻嘻地回答了一句,没有说别的话。 被扣押的安联轮和华联轮再没有机会出海,最终成为一堆烂铁。 但这些都和周家子女没什么关系了。1982年,周家三兄弟在父母坟前,烧掉了所有的票据和账本,之后,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馆子——33年的债,他们终于还清了。 周琦琇不愿意回忆33年前的事,但她偶尔想起来的,是前一日,母亲带她去先施,新买的那件麂皮夹克。母亲说,去香港吃表姐的喜酒,要登样一点。 她说,多亏那件麂皮夹克,帮她扛过了那个夜晚的严寒。
这个故事,是我最近做上海张园研究的时候偶尔发现的。大时代背景下,世态炎凉,冷暖自知。但我始终感激,因为有周家的一诺千金,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丝善意。
让我们坚强而善良地生活下去。 *参考文献:
1、张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增修版): 航向台灣的故事,商周出版2014年 2、徐天,太平轮沉没之后:三十三年还债路,第687期《中国新闻周刊》 3、朱步冲,太平轮”——南渡之殇的记忆与追寻,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49期 4、《惊涛——太平轮》,中天卫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