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我爹刚来油田的时候,他师傅说的一句话:“好好干吧,就咱地下这些油,抽到你退休,绝对没问题!”可时至今日,我爹还没退休,油田就已经在改革和低油价的浪潮中日趋没落了。 而我们这些“油二代”“油三代”的未来又在哪呢?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为了振奋起在油价持续走低形势下职工们的士气,这一个月来,采油厂已经召开了3场“誓师大会”。会上的保留节目就是采油厂领导带着几百号职工合唱《石油工人之歌》,嘹亮的歌声在刚9点就一片漆黑的城市里飘荡。 我和发小胖子站在天台上吹风,眼前整个油区安静得如同一片废墟,只有会场上的条幅,被4月的晚风吹得呼呼啦啦响。 “曾经有多么辉煌,现在就有多么死寂。你说这石油人的铁饭碗,怎么到咱这儿就不好使了?”胖子无力地趴在栏杆上说。 “胖子,你后悔回油田吗?” “你看里面那些人,”胖子吐了一个不成型的烟圈,说道,“他们来油田,后悔吗?” 我一时无语,望着远处十字路口一闪一闪的孤灯,突然想起我爹刚来油田的时候,他师傅对他说的一句话:“好好干吧,就咱地下这些油,抽到你退休,绝对没有问题!” 时至今日,我爹还没退休,油田这个庞然大物就已经日趋没落了,不管誓师大会上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未来这数万人的生计依然是个未知数。 我作为一个毕业多年的“伪油二代”,现供职于某知名老油田。 之所以说自己是“伪油二代”,是因为当初我爹妈并不在油田内部生产单位工作。我虽然和一帮“油二代”、“油三代”一起长大,但对石油开采行业的内情一无所知。当然,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我从小只能看着别人家发东西。 八九十年代的油田和过去计划经济之下的那些大型国企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医疗、教育、农场,一应俱全。那时北方的物资还比较匮乏,但油田的福利却让人眼馋:节庆分东西,四季有补贴,过年时更是一车一车的东西拉到单位大院里,热火朝天地分上半天。而我爹作为油服单位的“轮换工”,很少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当时,油田上的工种特别多,正式工、劳务工、大集体工还有季节轮换工、临时工等。那时候,我爹已经来油田十余年了,依然没有成为一名正式工。 在我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带着非要跟着她加班的我,从职工大院里捡到了一个跌落在雪地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冻鲅鱼和猪腿。此时,楼上各家的厨房外,只有3楼的窗户上没有挂着纸箱。我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箱子就上楼了。 那之后我时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跟着妈,她会不会就把纸箱带回家、我家是不是也可以吃上一顿鲅鱼饺子了?为此,我后来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穿梭在漆黑的冬夜里,寄希望于可以再次捡到一个从楼上掉落而不为人知的箱子。 掉东西的那家,就是胖子的家。因为我妈还了那箱东西,凭着这莫名的缘分,我们两家人后来就慢慢地熟识了。胖子的姥爷当时是采油厂的副指挥(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妈妈在供应站工作,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单位分的各种东西。 我在他家吃了人生第一顿鲅鱼饺子、第一块巧克力,还第一次喝了咖啡。而最让我眼馋的,是他家成沓的冰糕票和游戏票。自从看到这些,我就成了胖子最忠实的狗腿。 1998年,我爹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单位要外派人去青海干活,并承诺干满3年就可以转成正式工。为了一家人以后的生计,也为了我的学业,我爹决定带着我离开油城。 临行前,胖子提了一大包好吃的给我:“你好好学习,等你爸转成正式工,回来后咱们一起考油田一中,我还罩着你。” 青海的工作远比油城艰辛,我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沧桑起来,以至于我妈第一次过来探亲,就几乎要认不出面前这个小老头了。 “怎么能弄成这个样子?要不回去算了。”几经犹豫,我妈还是忍不住劝道。 “那怎么行,眼见就可以转正式工了,辛苦几年不算什么。以后咱家就可以跟那些油田人家一样了,文州回去上学也能上油田一中。”我爹急忙摆手拒绝。 已经懂事的我此时无比痛恨油田——凭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可以打上油田子弟的烙印,而我爹却要付出百倍的艰辛,才能跟他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2005年,带着对油田的不满,我第一次高考志愿并没有填报任何一所石油院校,可惜高考失利,只能再复读一年。2006年,第二次高考结束,已经回油城工作的我爹专门来青海看我,虽说名义上是来看看老同事,可到达青海的第一天,我爹就跟我透了底儿:“现在油田的政策特别好,只要是对口专业,毕业就是正式干部!你还选什么学校,直接报石油大学就行!” “你一辈子都在跟油田较劲儿,好不容易熬成正式工,可现在正式工也不值钱了。就油田发的那3000块钱工资,够干什么?你为啥还非要让我回去!” 说到油田,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爹在青海吃了5年沙子后,终于以正式工的身份回到油城。可此时,油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油田发的那些福利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不仅如此,油田各单位已经近十年没有涨过工资,连我远在老家的亲戚都看不上油田了,“现在在哪一个月挣不了3000块钱?还用得着跑那野地里去吃污染”。 看着横眉冷对的我,我爹突然泄了气:“文州,你还小,不懂这个社会有多么复杂。油田再不好,有爸爸妈妈在,你可以少奋斗很多年。” 晚上,我又接到了我妈的电话:“闺女,你要体谅我们一下。你爸爸因为身份的问题,半辈子都在单位干苦力,现在刚刚好起来。妈妈的大集体工,到现在也才成了家属。爸爸妈妈都希望你可以回油田工作,一是在我们身边,二是油田虽然挣得不多,但旱涝保收,是个铁饭碗。我听胖子他妈说,胖子去年就去上石油大学了,他那个专业特别好找工作。” 这些年我跟我爹在青海,胖子一家对我妈多有照顾,所以胖子他妈在我妈心里,一直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 最后,也说不清是为什么,看着被生活磨练成老头老太太的爹妈,我最后还是以超出录取线近100分的成绩,去了石油大学。 当我踏入石油大学校门的时候,胖子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了。晚上胖子给我接风,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在学校里跟着我混,保证吃香喝辣。出了学校,包你找到好工作。” 可惜,这张包票最后连胖子自己的工作都没包住。 2009年胖子考研失败,他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国外某大学和石油大学合办的研究生名额,前两年在国内学语言,后两年出国读研究生。 这年10月,各大油田和石油公司开始校招,打算考研的我为了“保底”,还是参加了我家所在油田的校招。 当时,油田上的工种只剩下了正式工和劳务派遣工两种。对应的招工也不一样:一种是正式干部,工作关系隶属于油田,是从各大石油院校、重点高校招募的对口专业大学生;另一种是劳务工,也叫子女工,就是油田职工的子女,不管什么专业,统一参加岗前培训一年,通过考试后就可以上岗,只是关系挂靠在皮包公司里。 校招的时候,面试官没有问一句与专业有关的问题,只是大体打听了一下我父母所在单位和官职后,就直接说:“你家这个情况对油田也不了解啊,你想去哪个单位?”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最讨厌别人拿我爹妈单位说事,直接回怼:“‘四大院’我都能接受。” 这个“四大院”指的是油田内部的4个大型研究院。果然,面试官嗤笑一声后说“那你等着吧”,就结束了我短暂的面试。 2010年寒假,考研成绩出来,我以英语2分之差无缘研究生A线。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后,开门对我爹说:“我准备上班了。” 当晚,我爹就在油城里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宴款待了胖子一家,热烈庆祝我“考研失败”。在他们心中,大学只是块敲门砖,趁着油田政策好,抓紧回油田工作才是正事。至于学历,等有了官职,再读个在职研究生、博士生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酒足饭饱后,胖子他爹问我想去哪个单位,我赶紧表示我想去研究型单位。胖子他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难办啊文州,你学历太低了,这几大院都不要本科生。” “那就跟着您鞍前马后吧。”我爹趁我还没说出其他要求之前,赶紧说出了这句他准备了一晚上的话。 入职第一个月是安全培训。整个本部的开发单位都在招待所里培训,只有我们几个偏远的采油厂在郊区的一个大院里,环境跟大学野外地质实习的情况差不多。一溜臭气熏天的旱厕顶风能臭出二里地去。 第一天开课仪式结束后,老师要求大家第二天正式开课时必须统一穿工服。这时,一个叫大木的同事立刻举手问:“我可以穿我妈的工服吗?我妈有短袖。” 在油田生产中,为了操作安全,所有的工服都是长袖长裤,只有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发过一批短袖工服,如果不是老油田子弟估计都没见过。能有那批短袖工服的,不是领导,就是不需要上井的机关文职人员。在我印象里,我爹也曾憧憬过那套短袖工服:“白帽子,红短袖,一看就是领导。” 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老师轻轻笑了一下说:“室内课程没问题,但是操作课程还是穿长袖比较安全。” 大木一边用手扇风一边说:“这么热的天还非要穿工服,也太难为人了。一天下来,肯定一身的臭汗。”说完,她身边一群人也跟着起哄。 看着他们哄笑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想到我爹这一辈子都被一套大红工服套着,突然怒从中来,狠拍了一下桌子:“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别耽误大家下课!”班上百十号人立马鸦雀无声,老师赶紧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都记得穿工服啊,可以回宿舍了。” 出了教室,同事小白追上我:“行啊你文州,一战成名了。” 经过安全培训和入职教育,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一直被我爹羡慕的“油田正式干部”。可这个头衔还没捂热,我就被分入距离机关最远的采油八矿实习。 穿越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之后,一个大院,三栋小楼,这就到了采油八矿矿部。 虽然早就听说在采油厂干活不分专业只分男女,但入职之后,男的全去作业大队抬油管,女的全去采油队干小工,这样的分配方案还是让我这个“外来户”大吃一惊。等看到薪酬通知的时候,我更无语了:头3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3个月结束后,一次性发5000块钱。 骂娘的话已经到嘴边了,但看着旁边的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只好撇撇嘴跟着一起入职的同事们去领了宿舍钥匙。 单位的宿舍楼估计比我年纪都大了,外墙剥落得一塌糊涂,内里也充斥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顶楼4楼是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宿舍,一间3人,共用洗漱间,没有空调。在7月的骄阳下,顶楼被晒得透透的,室内温度一点也不比室外低。 跟我住同一间的是大刘和笑笑,他们都不是油田子女,大刘家里还有2个弟弟,笑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她们当年上石油大学,完全是听说这个行业挣钱多,想贴补家里。 “都说石油行业挣钱,可我现在怎么这么心虚呢?”大刘感叹。 晚上,几个分到八矿的同事一起出来吃饭。看着这一桌从全国各个省市出来的同事,我突然心生悲凉:如果他们发现石油行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曾经憧憬的高收入,他们该将如何面对家里、面对自己这些年的努力? 吃到一半我出来结账,小白也跟了出来,看着小白一脸轻松,我指指周围一望无际的旷野和上下翻飞的抽油机:“小白,上学的时候你有想过油田会是这样的吗?你看咱们这个环境,来油田你不后悔吗?” “后悔啥,我就等着挣了钱回老家,拿钱堵死那帮嘲笑我爸妈供我读大学读研究生的亲戚们呢,让他们看看啥叫知识就是力量!” 小白的乐观一下感染了我:“干他娘,都这样了,不干个出人头地怎么对得起爸妈这些年的付出!” 等正式开始实习了,我才发现自己跟小白一样天真。 不知道是不是点背,我被分入了距离八矿矿部最远的采油35队,矿部到35队有20多里地的路,矿上的人事干事带着我在一条破路上坐车颠了半个多小时才到。 在队部上,干事在传达完领导对今年毕业大学生在基层实习的要求后,拍着35队王队长的膀子说:“这个女生你先用着,等男生在作业大队实习完,一定给你弄俩干活的主力来。” 接着,王队长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之后叫来一个大姐:“给你个徒弟带着,别出啥事儿。”说完就带着干事进屋喝茶去了。 作为一个既没有压力容器操作证、也没有HSE证(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简称为HSE管理体系)的新人,我跟着师傅王姐去了水井班组。 油田不仅有抽油井,还有注水井,这些井主要是为了维持地层压力,保证油井可以抽出油来。 班组的师傅都是浸淫油田多年的老员工,粗略打听了一下我父母的工作情况就直接断定我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所以连基本的客气都没有,上班第一天就直接安排我进站。油田注的水都是超过50度的热水,站房就跟桑拿房一样。这要是冬天还好,可在室外温度都超过35度的7月,站房简直就是噩梦。 在蒸了一天“桑拿”回到宿舍后,我跟大刘打听她们都分到哪了,大刘气呼呼地说:“我跟笑笑还有隔壁的那几个都在油井班,只有那个大木,做了资料员。” 大木家就是这个采油厂的,打个招呼进个比较轻松的岗位,也可以理解。在听到我去了35队水井班后,大刘私下跟我说:“别是那天你得罪了大木,她给你使的绊子。”
大木有没有使绊子我不知道,但是上班不到2个月,老天就浇灭了我的热情。 那天中午天上飘了几个小雨点,我心想不是大事,就骑着自行车上岗了。到岗后,王姐说:“今天天不好,我对象下班正好能接着我,我就先走了,下午你在这盯着吧。” 对于这种情况,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谁想到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快4点的时候,已经有转暴雨的趋势了,这时王姐给我打电话说,下班点名的时候替她答到,而且自行车千万不能放在站房里,“这要是被管安全的抓到了,咱们班这半年的奖金就没了”。 望着外面的大雨,我只好举着一把破伞,骑着车子冲进大雨中。没骑几步大风就把伞刮折了,我只好收了伞猛蹬车子,希望能快点到队部。 可天不遂人愿,大雨淋过的路面极其泥泞,自行车挡泥板和车轱辘之间的空隙很快就被烂泥填满,自行车卡在那里动弹不得,我只好下来用手抠出泥巴继续骑。但是没走两步,泥巴再次填满了车子。我只好咬牙扛起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队部走。 为了快点到队部,半路上我决定横穿一片半人多高的野草地。但真当我站在一片齐腰深的野草丛里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和悲伤将我淹没,我扔掉自行车蹲着草丛里大哭起来——压垮骆驼的从来不仅仅是这最后一根稻草,还有队上技术员的刁难,老师傅们的奚落,和队长骂人时喷到我脸上的口水。 等我哭完,天上还是下着瓢泼大雨,我只好再次抬起自行车,走出了这片草地。穿过草地就有了水泥路。等清理好车子,骑着回到队部的时候,正赶上大家下班往外走,队上的每一个人都跟看傻X一样看着浑身湿透的我。 从那以后就常常有人在背后笑话我: “还是大学生呢,彪呼呼的,自己扛着车子回来的。” “下那么大的雨,怎么会有人来检查安全?把车子扔站上不就行了,一点脑子也没有。” …… 听到风声的队长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骂道:“你说你怎么这么彪,草地里说不好哪里就有坑,就是平时也没人敢走,下那么大雨你从里面走,不要命了?你要是折里面,全队都得跟着你这个瘪犊子完蛋!” 看着他气到扭曲的脸,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好没有意思。我窜回家说我不想干了,要辞职专心考研。我爹顿时火冒三丈,抄起扫把就要揍我:“为了能让你回来,老子操了多少心?这是多少人想端都端不上的铁饭碗,咋地?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在这之后,我对工作的态度就随意多了。在先后经历了零下十几度野外迷路、被5条野狗在旷野追赶、取油样时被呲了一身原油等事之后,我逐渐习惯了油田的工作。 在油田基层单位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能理解这些职工。 如果你说他们没有上进心,在转正、考高级工和技师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努力;但如果说他们很上进,大部分的人只要评上了技师,每天打卡上下班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 “班长,你咋不报名考个高级技师啊?”一次,我和水井班毛班长闲聊时问道。 “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背题,我给自己找事啊。”毛班长一边擦着自行车一边说道,“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背背就能考过,我这一把年纪,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不折腾了。” “那我看你也不大操心孩子啊,天天晚上在外面喝酒。”看不惯他才40来岁就放弃努力,我故意拿他孩子学习成绩说事。 “你懂个屁,上大学能怎么样,你上了大学还不是回来在老子手下干活?”毛班长把擦车布子扔在地上,“我早就想好了,让我家小毛去当兵,两年后回来就是正式职工,比你们还多两年工龄呢。” 看着他们自得其乐的样子,我突然有些无语。 两个月后,我的实习生涯正式结束。带着对野外工作的深恶痛绝,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通过家里找关系,回到本部机关做了一名机要秘书。 这份工作轻松了很多,但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就彻底买断了我“5+2”的全部时间。为此,我一直不明白那些“油二代”、“油三代”们怎么会对这种低收入的工作甘之如饴。 “稳定,稳定你懂不懂?在外面挣得再多,人说不要你了你就得打包滚蛋,油田敢吗?”办公室的胡主任轻蔑地说,“那么多人考公务员,是因为公务员挣得多吗?是旱涝保收!” 胡主任的父亲是第一代石油人,到胡主任的儿子,已经是三代石油人了:“那个混小子当年不想回来招工,还是他妈上吊逼他回来的。你看现在他的那些同学,天天苦哈哈地在外面,也不见谁比他混得好。” 可是,谁也想不到,转折来得如此迅速。 2013年,多家油田突然宣布停止招工,已在校招环节签订协议的也全部作废。由于此时校招已全部结束,这一决定在让无数毕业生一夜失业的同时,还让他们丧失了跟其他单位签约的机会,一时间各个石油大学的就业率跌破新低。 与此同时,油田结束了连续10年的子女招工和转业军人安置工作,毛班长的儿子复员回来后立马成了待业青年。 胖子就是这年研究生毕的业,一辈子求人的我爹,终于在这件事上自我满足了一回:“幸亏当时你没考上研究生啊,你看胖子这回怎么办?” 为了能回油田工作,胖子选择延迟一年毕业,等待油田的新政策:“妈的,我爹一辈子都在帮别人家孩子安排工作,到我这儿了,竟成了这个熊样!” 如果现在回头看,这已经是油田要面临困境的信号了,但在当时,一直沉浸在“铁饭碗”中的人们还是选择相信,油田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一定得把孩子塞进来。 2014年,油田恢复校招,但政策变了,需要“通过考试”。消息一出,备考人数之多,备考之努力,远超考研。胖子这次总算如愿进了油田。 有一次年度考核前,我在办公室帮胖子缩印小抄,调侃他:“你能通过油田招考,怎么连这几个破题都要抄?” 胖子嘿嘿一笑:“你真当我是考进来的?我爹当时花了不下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此时胖子他爹已经退居二线,胖子却还只是个普通干事。 就在我爹还沉浸在“我孩子也是油田正式干部”的美梦中时,国际油价突然断崖式下跌。 从2014年6月下旬开始到2016年初,油价从每桶100多美元一路狂跌到20多美元,而油田的盈亏平衡点远在每桶40美元以上。面对“开采就是亏、不开采设备可能就要全部报废”的困局,不少单位采取了“丢车保帅”的策略:产量低的小油田先后停产,产量高的大油田则大量压缩用工。 各个单位不仅全部辞退了临时工和季节性用工,还开始鼓励职工外出创业,让“油田职工走出油田”。虽然基层骂声一片,但想要保住饭碗,就只能服从安排。最终,油田的改革在骂声中完成了上半场:一半人维持生产,一半人“外闯市场”。 所谓“外闯市场”,就是组织油田职工去其他单位干活。此时,有技能傍身的职工立马成了“香饽饽”,电焊工、测试工这些以往在油田生产中不被重视的工种,成了“外闯”的主力;而常年进行油水井操作的普通职工,“外闯”时只能从头再来,组成队伍承揽油田乃至整个城市的各项低技能工作——超市上货、社区环卫、医院送饭以及危险品押运,等等,这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都成了油田职工的“新饭碗”。 大刘和笑笑那时已是采油矿技术骨干,虽然免于外出干活,但工资已跌破3000元。“我一个月房贷2100,车贷1300,要不是有公积金垫着,我真得抱着孩子要饭去。”大刘给我发信息吐槽,“笑笑还好,她老公买了房子。像我和小白这样的,日子真快过不下去了。” 受到家庭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年近而立之年的小白,依旧没能成家立业,至于那个“回老家光宗耀祖”的梦想也变得遥遥无期。为了尽快挣到钱,小白决定带队远赴新疆“外闯”。给小白饯行的时候,我俩都喝多了,散场后,我和小白趴在八中围墙外看里面正在军训的学生。 “你还记得35队那个王队吗?”小白点了一根烟递给我,“有次我带朋友去油城宾馆住宿,在电梯里遇到他了,穿着宾馆统一的制服,推着打扫卫生的小车准备进来。我说中午请他吃饭,他赶紧摆摆手,说宾馆管得严,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就不出去了。” 火光电石之间,我突然想起王队以前喷到我脸上的那些口水,没有接话。 “你说学校里这帮小孩,得算是‘油四代’了吧,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油田上班。”小白又说。 “来个屁,我们领导都说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他孩子念了石油大学。”我叹了口气,“这是个夕阳产业了,你抓紧挣钱吧,将来开公司了我给你打工。” 2017年,改革的浪潮终于拍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已经拿到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我主动要求“离岗”(自谋生路,但关系仍在油田,油田缴纳五险一金,油田让回来的时候必须回来)。这两年,油城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相关业务,专利代理工作也跟着水涨船高。在油田单位里看不到希望的我,从2016年起就开始着手准备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了。 我爹听闻这个消息,连夜跑到我家,大骂我没有政治觉悟,眼见就要到手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就这么飞了。 看着这个一辈子都在跟“油田正式职工”较劲的老头,我突然悲从中来:“爸,你看现在连胖子这种‘油三代’都要出去外闯市场了,这个铁饭碗早就碎了啊,干嘛还非要抓着它呢?” 这个时候,胖子被单位派到一家广告公司干活,工作轻松,就是挣的不多。“现在养家太难了,好在这个工作可以偷偷干点私活挣外快——以后你家要是想看什么书,直接拿电子版来我,我给你印。”都这时候了,胖子还改不了在我面前吹嘘的毛病。 可没多久,胖子的私活也做不下去了。一天半夜,胖子一如既往地偷偷打开广告公司的机器,准备印点东西。不知道是瞌睡了还是走神了,一个不留神就把手给挤伤了。由于这是私自开机干活,广告公司说不追究胖子的责任就不错了,给了他5000块营养费后再不出面。胖子只好回到原单位,开始了一场“是否算工伤”的拉锯战。 其实大家都清楚,胖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胖子却执意要在这件事上争口气:“要是我姥爷,不,我爹还没退,看谁敢不给我批工伤?” 递了大半年的材料,各种找人、上访后,胖子的工伤认定不但没批下来,他反而还被发配至会场看大门了,一个月工资2000多,连孩子上幼儿园的钱都不够。 看着日趋颓废的胖子,我劝他,与其这样在油田高不成低不就地混着,不如跟我一起离岗创业,开个小型代理公司,抢占油城石油、橡胶行业的专利申请业务市场。 “不去啦,你们脑子好使,还能考个证啥的。像我这样的,既不能写也不会算,现在手又残疾了,出了这个门就是死路一条——这里才是我这种残废的归宿啊!”胖子端起手把壶嘬了一口,继续说道,“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提前享受退休生活了。每天啥也不用想,大门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 2018年,久不联系的胡主任突然联系我,想让我联名一起抵制“外闯市场”,在听闻我已经在代理公司站稳脚后,感叹了一句“还是你命好啊”就挂了电话。 一头雾水的我向胖子打听,原来,胡主任的儿子“外闯”时被安排去外地化工厂干活。胖子说:“这件事彻底击毁了老胡‘油田领导’的自信,他先是假装基层老职工给领导写信,抨击这种不顾员工自身安全的‘外闯’行为,又去厂长那里哭诉他家三代人为油田做出的奉献。没结果之后,这不,老胡现在又到处联系人联名抵制‘外闯’呢。” 至此,这个已经端了三代人的“石油铁饭碗”,彻底碎了。 这次单位搞“誓师大会”,采油厂要求“外闯”和“离岗”的职工都务必参加,我也被叫回来作报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誓师大会”,不如说是“动员大会”——油田继续给各个单位下达指标,人员必须再压减一半。采油厂要我们给大家现身说法,例证外出创业的优势。 “你知道吗?老胡他儿还是出事了。”胖子在地上搓了搓烟头,“老胡觉得化工厂环境太差,又危险,给他儿找了一个大学食堂的活,逢人就说他儿子在大学上班。结果他儿骑电动车上班遇到车祸,人直接没了。你有空去他家看看吧,挺可怜的。” 胡主任的家事我也有所耳闻,只是不知道上门了能说啥。 沉默良久,天台上突然传来会场里讲演者高昂的一声“我无悔于今日的选择!”我和胖子一下笑出了声。 “估计是要结束了,这都开始喊口号了。”胖子理了理头发,“我得回去收拾会场了。” 望着会场里开始向外涌出的人流,我问道:“胖子,你觉得油田还能坚持多久?” 胖子轻笑一声:“应该能坚持到我退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