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好人

源济

平凡的好人

2019-02-02  袁征  大家

导读

妈妈不相信那些激昂的口号，不认为丈夫是坏蛋，但也不知道那场运动错在哪里，很实在地跟爸爸讲：“你好好检讨吧，不然两个孩子怎么办！”

一

那天下午，我和太太到郊外散步，傍晚回学校，在饭店吃饭。

一个女教师搀着年老的妈妈。她丈夫放好椅子，夫妻两人扶着老太太慢慢坐下。两年多以前，我们也常常这样做。现在妈妈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扶她到餐厅吃饭了。

妈妈当过一个系的党总支书记，后来贬为副书记。几十年以后，我到同学江桥家串门。他父亲江静波教授原来是妈妈的同事。老先生竖起拇指说：“你妈妈是好人，大好人！”

二

妈妈1930年出生在广东南海，童年生活很艰难。

我外婆家里非常穷。虽然只有兄妹两人，父母还是养不活他们。她四岁的时候被卖给一个开小店的寡妇做婢女，从此像奴隶一样没日没夜地做工：人还没有灶台高，就要站在板凳上做饭；有一次扛米到顾客家，回头的时候丢了一块钱，被主人用麻绳绑住双手，吊起来毒打，浑身是血，满脸是泪。

那个寡妇的买卖在衰落。外婆十四岁，又被卖给一个比她大二十三岁的小商人当妻子。那是我的外公。他结过三次婚，第一个太太生了三个孩子，第二个太太是买来的一个婢女。他很快就知道，这个妻子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于是告诉了他的母亲。

在那个时候，婢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往往因为男主人逼迫而失身。乡里有一个恶棍，买过十几个婢女，个个都被他糟蹋了以后卖掉。但外公的母亲满脑子传统的贞操思想，天天坐在街上，用最难听的话大声骂自己的儿媳。儿媳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不久在家里上吊死了。在很长的历史里，中国人的生活很惨，其中妇女的命运最惨。造成这种惨状的一个巨大力量是恶劣的传统观念。

结婚以后，外婆仍然是奴隶。外公卖大米、杂货和养猪，待外婆非常不好。外婆一年到头，总是天没亮就起来干活。养猪要用很多水，外婆四季赤脚，冬天去河边挑水，皮肤裂了，鲜血流在石板路上。外婆怀孕，快要生孩子了，不能久立，只好天天爬上灶台，坐在上头，吃力地搅猪食。

最让人愤怒的，是外公跟同乡的两个女人通奸，每次都是让外婆把她们叫到家里来鬼混。他根本就不把外婆当人，经常用恶毒的语言咒骂。而外婆只是默默地忍受，从来不敢回应半句。有一次妈妈和她姐姐半夜被吵醒，看到外公又在大骂外婆。那时妈妈大概只有五六岁，觉得外婆应该逃走。外公离开以后，她对凄惨无助的母亲说：“我们到舅舅那里去吧。”外婆没有回答，眼泪哗哗地流。

外婆生过七个孩子，只养活了三个。妈妈的五哥和六哥已经长到五六岁，染上天花，因为医疗落后，在几个月里相继死去。外婆心如刀绞。

三

妈妈的哥哥样子英俊，善良温和，对外婆很好，对妹妹也好。他爱好广泛，很会弹扬琴，也很能读书，在乡间小学毕业，就考上省里最好的广雅中学。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广州市邮政总局招考乙等邮务员，他考上了。那时邮局是外国人管的，他考作文是用毛笔写英语。

日军逼近广东，妈妈一家离乡逃难，在路上不知遇到什么事情，到四会又折回头。逃难有逃难的困难，普通百姓不是想逃就能逃的。南海靠着广州。鬼子占领广州以后，不时到那里“扫荡”。日军的骚扰破坏了农业，好些田地丢荒。鬼子还抢粮食。村里人都挨饿，连没法下咽的巴蕉树心和观音土都吃了。广州附近的农村盗贼四起，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难以生存。

妈妈一家在乡下没法呆下去，结束了买卖，搬到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广州，跟舅舅同住。舅舅为两个妹妹选择了明德中学和小学，妈妈念小学四年级。选那个学校就因为它是教会办的，在有名的石室教堂里，日本人管不了。妈妈他们班的同学经常叫一个嗓子特别好的女生唱《松花江上》之类抗日歌曲。

母亲在学生年代。作者供图

四

1942年，妈妈小学毕业，家里太穷，不能继续念书。

一天，有个好心的街坊姐姐告诉她，日本人的东亚烟厂招考女工。妈妈和她姐姐都去了。日本人用长凳截断工厂边上的巷子，留下个缺口，应聘的女孩挨个走过去，鬼子看中就留下。世道艰难，那天去的有过千人，因为饥饿，多数面黄肌瘦。妈妈的姐姐很漂亮，妈妈的样子也不错，两人脸上有点学生气，全留下了。那次烟厂要了不到十个人，一够数就停下，其他人被蛮横地赶走。妈妈觉得很幸运，其实她刚满十二岁，还是个小女孩。

工作时间是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每日天没亮，街上空无一人，妈妈和姨妈就上班了。外婆送到门口，站在那里，直到看不见两个孩子的背影。

因为工作时间长、睡眠不足，营养又差，妈妈和姨妈的眼睛都发炎。外婆每天用大瓦锅煮夏枯草。两个女孩先用蒸汽熏双眼，然后喝下药汤。工资很少很少，吃饭之外所剩无几。工人离开要排队，搜身以后才能走出工厂，完全没有尊严。

妈妈在包装车间，里面全是女工和童工。一天，有个女工上卫生间，出来弯腰洗手。日本男监工认为她偷懒，从后面一脚踢过去。他穿的是尖头皮鞋，踢中要害，女工疼得大叫，倒地不起。中国工人被激怒了。机械车间的男工决定发起全厂罢工，抗议鬼子欺负他们的姐妹。第二天，有人小声通知妈妈下午不要上班。工人齐心，午饭之后都不回厂，一连坚持了几天。日本人没办法，只好调走了那个凶恶的监工，还作了其他让步，工人才复工。

老照片：日军侵占广州城后的情景

五

舅舅工作的地方经常变换，往往要离开广州去乡镇邮局当局长。那是很小的邮局，总共就有两三个人。他一直惦记着妈妈。1944年，妈妈在烟厂工作两年了。舅舅过去邮局的两个同事在番禺市桥的辅群中学当教师，说那个学校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舅舅马上叫妈妈去考。

考生很多。大家都知道，学校是大汉奸、市桥的土皇帝李辅群办的。那个恶霸抢了很多钱财，就建个学校，博取名声。大家讨厌李辅群，但没办法。穷孩子没有选择。这就像很多人想去东亚烟厂做工，那不是愿意为日本人干事，而是自己要活命。

抗日战争结束，沦陷区的学校被叫做“伪校”，里面的教师和学生被叫做“伪校教师”和“伪生”，受到歧视，要被政府甄别。中山大学发生了拒绝“伪生”入学的风潮，一百六十多个经过甄别、被政府拨入中大的“伪生”受到殴打。中大工学院的学生剪掉一个“伪生”的头发，涂花他的脸。而“伪生”们像失身的寡妇，丝毫不敢反抗，只是发表公开信，哀求中大学生原谅。中大的学生得到政府的资助，跟着学校到外地躲避日军，而多数百姓没有帮助帮助，只能留下。他们为了生活，为了读书，进入学校，就被视为失节。

妈妈参加了考试，成绩是广州地区第一名。舅舅在顺德新造邮局，专门回广州，细心地帮妈妈做入学的准备，然后陪妈妈坐长途汽车到市桥，安顿好了，又带妈妈找他原来的同事，请他们照顾自己的妹妹。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早晨和晚上集合点名，星期天先集中检查宿舍内务，然后才放假。学生吃饭要排队进食堂，在规定的位子坐好，值日生发令才能动筷子。一顿饭只准吃十分钟，值日生吹哨就要停下。女生吃得少，还能快快赶。男生经常吃不饱。伙食很差，只有几块萝卜或几条青菜。市桥本地的同学周末会从家里带些咸菜，妈妈他们只能买瓶酱油下饭。当时交通很差，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学生很难回广州。

女舍监腐败无情。有些本地学生周末带些东西给她，她对那些同学就好一些，对其他同学态度非常坏。妈妈学习很好，考试往往得第一。但学校气氛压抑，生活艰苦。她和几个要好的女孩常常躲在一起想家流泪。舅舅会给她写信，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每次收到信，妈妈总是泪流满面。

但舅舅这样的关怀只有几个月。妈妈还在念初一，班主任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说：“邮差来通知，你哥哥病死了。他现在就带你去新造。”这真是晴天霹雳，妈妈顿时手足无措。

六

其实舅舅得肺结核已经很久。外婆知道，妈妈和姨妈都不知道。

在欧美，能有效治疗肺结核的青霉素已经大量生产。但在中国，它还十分稀罕。穷苦人家想都不敢想。外公病重，长期瘫痪，神志不清。过去一直受他无情凌辱的外婆细心地照顾着他。外婆的心肠特别好。曾经把她吊起来毒打的寡妇没落了，外婆还不时叫妈妈给她送一点食物。舅舅是外婆唯一的男孩，而且善良能干。但家里很穷，外婆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换点钱给他买药。可是舅舅的病越来越重。

一天深夜，大家都睡了，外婆搬一张小桌到门外，点上香烛，然后祷告，请求上天让她去死，把生命换给儿子。这在当时叫做“让寿”。外婆是真心的，她愿为亲人献出一切。但苦苦哀求的中国人太多，上天没有听到外婆的声音。

那时中国人很苦，邮局的人也很苦。舅舅管的小邮局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邮差送信，无论多远都靠双腿走路。舅舅一个同事有癫痫病，在烈日下不停地走，有时发病，会突然跌倒在水田里，苏醒后接着上路。舅舅去世前几个月，他的邮局已经发不出工资，只能把邮票分给职工，大家卖掉换点钱。

妈妈跟着报信的邮差到了新造。舅舅静静地躺在邮局的门厅，眼睛没有完全合上。他只有二十八岁。家里拿不出钱，不能举行任何仪式。妈妈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请人把棺材抬上附近的小山，用最简单的办法掩埋了。坟墓只是一个坑、一堆土，连块碑都没有。下山的时候，妈妈向前走两步，就回头看一次，不愿离开自己贴心的哥哥。泪水挡住了她的双眼。

回想起来，那天他带妈妈从广州到市桥入学，车上人多闷热，空气污浊。原来他们都站着。中途有人下车，空出一个位子，舅舅就让妈妈坐。而他自己不停地用双手搓胸口。当时妈妈没想到，哥哥的肺病已经很重，距离死亡只有几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照顾妹妹，艰难地从广州站到市桥。这么善良的亲人永远不会回来了。妈妈当天写了很长的日记，怀念哥哥，怨恨自己不懂事，结尾写道：“呜呼！阿妹归矣，留下你作异乡孤魂！”眼泪不断落在本子上，融化了刚写下的字。

广州是中国的重要城市。南海就在广州边上，并不偏远。妈妈的家庭也不是最贫穷的。后来土地改革，外婆被定为地主。妈妈一辈子带着低人一等的政治烙印。即使如此，妈妈的青少年时代还过得这么苦。近年有些人非常过分地美化民国的情况，很不实在。

日本投降之后，妈妈回到广州。在广州四中，她遇到共产党员教师虞泽甫。因为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极为不满，妈妈一下子就相信了虞老师讲的救国之道。她和四中的同学徐雪宾一块升入协和念高中，后来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学联，反抗专制政府。

七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入广州。第二年，地下学联的人都转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夏天，妈妈高中毕业，考上清华。徐雪宾阿姨考上燕京。团市委不让她们走，要她们留下当学生干部。于是妈妈和徐阿姨都在广州上大学。

我父亲那时已经是共产党员。跟许多人一样，他相信推翻专制的旧政权，中国就进入了民主社会。1950年，他高中毕业，兴冲冲地跑去市团委，跟学校工作委员会书记黄崧华说，他不念书了，要干党的工作。黄先生问：“你要干什么工作？”爸爸从来没想过这事，愣了一下，回答说：“只要是党的工作，干什么都行。”黄先生笑起来。他管广州学生的政治活动，叫爸爸考大学，继续在本市读书。就这样，他跟妈妈在大学相遇。乖孩子有乖福，两个听领导话的人后来成为眷属。

他们的大学生时代是天真活跃的。除了听课做作业，妈妈学钢琴，拿过舢板运动员和小口径步枪运动员的证书，每个星期跟爸爸一起去听梁钊韬太太的古典音乐讲座。因为“院系调整”，他们去了武汉中南财经学院，1954年毕业，回到广州。

妈妈在大学里当一个系的学生辅导员。她从小到大读书分数都很高。但她相信人性超过相信理论，大学的很多思想教育并没有入脑。妈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跟他们关系特别好。有些人成了她的终生朋友。学校党委成立，妈妈当系党支部书记。后来系里建党总支，她是总支书记。50年代末搞运动，妈妈觉得同事和学生都挺好，不忍心下手。学校党委副书记刘望远狠狠指责她“严重右倾”。上头降了妈妈的职，另外派来一个总支书记。

爸爸念完研究生，从上海回来，看到妈妈变成副书记，也没有很在意。后来他在路上碰到另一位校党委副书记。人家问妈妈的情绪怎么样，爸爸说挺好。书记说：“学生出身，斗争观念不够强。”爸爸才知道妈妈挨批了。

八

妈妈没有雄心壮志，不在乎职位高低，就是凭良心实实在在地做事，一辈子没有跟爸爸讲过自己为什么被贬为副书记。她跟新来的书记相处得挺好。事实上，那位书记跟我们同住一座小楼，两家从大人到小孩都是朋友。

妈妈病重入院，很多人问候。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的李宝健教授在电话里说：“过去她在系里做了很多好事。”我太太问妈妈做了什么好事，爸爸说不知道。妈妈一生没做过了任何不起的事。她就是善良，勤勤恳恳地工作，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她觉得认真工作是应分的，不会跟别人讲自己做了什么。在现代世界，没有理论做不成大事。但如果信了反人性的理论，那会干没人性的坏事，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平庸的好人。

妈妈的姐姐是南海县医院的护士长，原来在当地也算是个人物。50年代末，她提了些意见，不久被赶到农村做苦工。三个孩子没人管，只好分散到亲戚那里。其中一个三岁的女孩到了我们家，成为我的好朋友。

1959年，有人揭发，说妈妈听到姐姐被惩罚的时候哭了，还收留她的孩子，“立场不稳”。于是妈妈又从生物系党总支副书记贬为学校总务处秘书。她没有抱怨。她好像从来不会抱怨，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认认真真，平静和气，居然连年被选为“先进工作者”。

不当书记未必是坏事。1966年，妈妈没有挨斗。爸爸却成了“牛鬼蛇神”，被拉去批判，剃了流行的阴阳头，一边头发刮光，另一边头发留着，怪模怪样。妈妈不相信那些激昂的口号，不认为丈夫是坏蛋，但也不知道运动错在哪里，只知道周围环境危险，很实在地跟爸爸讲：“你好好检讨吧，不然两个孩子怎么办！”

不久，传来徐刍先生的死讯。徐先生是徐雪宾阿姨的哥哥，也是妈妈的好朋友。他是个科技才子，从小就自己捣鼓各种电器。徐阿姨和妈妈考上协和中学，是他辅导的结果。后来徐先生在清华工作，参加研制中国最早的电子计算机（注：徐刍：清华数学系1952届留校学生，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1953年，妈妈去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徐先生领着她在北京到处玩。1957年，他被关进监狱。后来，他死在了劳改场。

妈妈听着徐阿姨讲述，一声不吭。

我曾经问爸爸：“如果妈妈上了清华，情况会怎么样？”

爸爸说：“要是妈妈去了北京，很可能会跟徐刍结婚，以后生活就惨了。”

九

母亲离休以后。作者供图

1976年以后，妈妈当过学校幼儿院院长，1990年从财务处副处长的位子退下来，“离职休养”。于是她帮我们照顾孩子，推起婴儿车满校园走，看着那小东西从躺在车上的蠕虫变成在草地上乱跑的顽童。

妈妈会写些文章，回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记录在三藩市看到的同性恋游行。她的语气很温和，钢笔字也漂亮。爸爸把她一篇回忆文章收进文集，后来出版遇到困难。他自己给了妈妈两百元，哄她说是稿费。妈妈很高兴，像小孩拿到零花钱。

1968到1972年，学校的教职员被赶到农村“干部学校”。妈妈挑石块、挑土、挑砖头，把腰搞坏了，晚年不断受折磨。2016年11月的一个上午，她剪指甲，突然腰椎滑脱，不能站立，让救护车送进医院。对于疾病，她也持顺从的态度。手术之后，我扶她练习走路。妈妈觉得很吃力，总是讲“以后再说吧”。接着是两次脑溢血，她再也没有恢复行走能力。

妈妈入院，我和太太搬来跟爸爸同住。他比妈妈小一岁，八十五了，也需要陪伴。家里每天都有人去看妈妈，跟她讲讲话。

有一次天气不好，我打着伞去医院。病房里的一个护工说：“下那么的大雨还来看妈妈？”

我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自己心里想：“我是她身上分出来的一块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