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源济

从在北京挤五号线地铁说起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001
原创： 萨苏  萨苏  2019-01-08

戴季陶曾经感叹过——“日本已经把我们解剖过无数次了，但我们还不曾将他们解剖一次。”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受了雾霾、毒奶粉、高房价、水污染这些中国当下正在经受的社会之痛……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持续给你带来萨苏作品《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的连载，带你从各个层面解剖那个时代的日本，以邻人为镜，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1  从在北京挤五号线地铁说起

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说金圣叹有“三十三不亦快哉”，其中之一是隔江看邻人火烧。这种完全不符合社会道德的思维方式让一众老实学生目瞪口呆。看日本在大发展时期的种种纠结，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金先生这个古怪的爱好。

看邻人火烧，不仅仅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怪癖，也许，它能让我们因之而深思。

那天，为赶时间坐北京五号线地铁，周围挤得不可思议。哦，是星期一啊。星期一的北京五号线，是可以把人挤成贴饼子的。

一位用曲线形式存在于车厢的老兄破口大骂线路的设计师，说肯定是吃了回扣，才会设计出这种挤死人的车，他同样用曲线形式存在的朋友随声附和，说对啊，外国哪有这样儿的地铁……

被挤得动不得，笔者仍然忍不住微笑了。

因为想起了一幅照片——一个女子从窗口纵跃而下，大裙子飞旋如同喇叭花，背后是挤成贴饼子状的男士们暧昧的笑容。

动弹不得的时刻想到这个画面，并不是笔者被挤昏了头。

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历史照片集《一亿人的昭和史》上，和香艳毫无关系。它描述的是战后东京大都市化时期，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和女性进入社会工作，东京地铁乘用人员达到了设计运力的五倍。这种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拥挤之下，经常有女白领无力挤到车门，只好如照片上那样跳窗而出。

这一幕，已经被作为一个难忘的镜头刻入了日本人的记忆。

日本列车上最早的“女性专用车厢”并不是为了避免性骚扰而设置，而是为了保护女性的“人命安全”。地铁当局公布的理由很日本——无论男女，同性在一起，因为体力接近，不容易把对方挤死，但男性和女性在一起，女性是可能被挤出人命。所以，设立女性专用车厢可以在同等运力条件下保障女性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样的理由，荒唐，可笑，又有些令人感慨——社会大发展的时代，人在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寻找着自己可以承受的极限。

现代空战中，飞机很难逃脱导弹的追击，因为今天战斗机的最高速度只有三倍音速，而导弹，轻轻松松就可以飞六倍。

问题：飞机为什么不能也飞六倍音速呢？

答案：以那样的速度在大气中机动，飞行员会无法承受。

社会的高速发展，正如一场空战。要从其中胜出，总要更快，更灵巧，更坚固。当社会的各种结构在高速发展的压力下吱嘎作响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其实，此时最难以承受的，正是人类自身。

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大山可以被炸平，河流可以被改道。但给你一辈子的时间，你也不能长得比父兄高上一半，那样将满街都是姚明。

日本也曾经用三十年时间实现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 和今天中国在做的事情很相似。然而，如果审视这个奇迹的背后。就会发现，日本社会同样经历了激烈冲突。而作为这种冲突的副产品，便是各种超越道德底线的犯罪和极端行为。

• 1955年，日本爆发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厂商使用了含有剧毒成分的添加剂，造成一百余名幼儿死亡，一万多人中毒。
  
  
• 1956年，水俣病事件爆发，不良企业无序排放污染，造成当地大批人员中毒，与此案相关的诉讼，至今仍在进行。
  
  
• 2001年，一名叫做宅间守的凶犯进入大阪池田小学，连续杀害8名小学生，而这一案件发生时，日本厚生省已经因为类似事件通知各学校加强戒备。
  
  
• 日本因为甲醇假酒曾造成数万人死亡或致残。
  
  
• 日本的激进派学生曾在东京建立“神田解放区”与警察对抗，将当地打成一片瓦砾。
  
  
• 日本的医院血库曾几乎完全被“血头”控制，卖血造成的传染疾病给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给美国大使输血输出了肝炎，才为社会所重视。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让我们看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影子，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在社会大发展中的挣扎与无奈。

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传统的保障与监督机制不时面临失控危险。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障，在难以适应之下，变得异常激烈和敏感。

同时，社会的高速发展，又使社会监督机制难免滞后，提供种种可能获得暴利的不良渠道，时刻冲击着每一个群体的道德底线。具有极端性质和道德崩坏意味的事件因此屡见不鲜。

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瓶颈。

在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怎样克服超乎平常的恐惧，贪婪，浮躁，偏激，恐怕是一个社会能否顺利通过这一考验的关键。所以，在高速发展中，对人类自身的保护，似应超过对GDP的关心，因为这关系着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崩溃的危险。

戴季陶曾经感叹过——“日本已经把我们解剖过无数次了，但我们还不曾将他们解剖一次。”

戴的感慨，源于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国人对这个敌手仍然一无所知。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去解剖日本一次，目的是读懂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

日本在战后有过一段高速发展的都市化时期，这段时期大约是从1950年到1985年之间的35年间。在这35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片废墟逐渐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到1985年以后，日本的社会变得颇为稳定，社会各项秩序也渐渐走入正轨。

此时，我国恰好处于消息最为封闭的时期，所以对于日本的发展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战败之后，美国军队进驻并开始扶植日本的资本主义，经过扶植以后，日本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从废墟上的国家重新回到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日本在这个高速发展和都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很多我们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事情。比如说交通拥堵、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等等，无论从成就还是问题的角度来说，日本高速发展时代都与当前中国大发展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国的GDP已经在2012年超过日本，但发展仍在持续，矛盾不时激化。同为东方国家，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常常可以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痕迹。看懂了日本的大发展时代，也就解读了我们自己的时代。

同时，他们依靠时间和法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也不无启发。既然他们走过了那个阶段，而且今天引那一阶段为荣耀和自豪，我们中国人，又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对这个国家始终有信心，因为，我们曾经走过那么多苦难，闯过那么多难关。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或许就是本书的目的。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重建信心的一个小小参考，则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2013年1月6日  于北京

源济

女性专用车厢是歧视还是保护？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002
原创： 萨苏  萨苏  2019-01-09

拥挤的电车，为“痴汉”提供了良好的温床，有些日本不良男性常常在地铁上寻机实施猥亵行为，渐渐竟然形成了一种风气。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2  日本“女性专用车厢”记事

2007年8月20日，东京涩谷车站，一列地铁刚刚进站，只见几个人手持横幅，直奔驾驶室而来。

在东京，游行抗议是一种时髦举动，并不罕见，但车长看到他们横幅上的字，不禁一愣。只见那上面大书的竟然是——“向女性专用车厢宣战”。

对女性专用车厢……宣战？！

原来，日本的公共交通，主要依靠地铁和轻轨列车，大多数重要线路上都设置有专供女性乘坐的“女性专用车厢”。而这几位特殊的乘客，属于一个叫做“女性专用车厢反对会”的组织。领头的大宫干事客气地告诉车长，他们将进入本次列车第九节的女性专用车厢，举行抗议活动。

“对因此给您的工作带来麻烦，我等表示万分歉意。”

车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大宫等人举着横幅，大摇大摆地进入女性专用车厢，高呼口号，一直到大手町车站才下车。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感到奇怪——这些人为何要反对“女性专用车厢”呢？

原来这批抗议者是要为男性争取乘车时的平等权利而战，他们认为在地铁和轻轨列车中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体现了性别不平等，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如果了解一下当年日本为何要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一定会让人有沧海桑田，此一时彼一时的感觉。

日本在列车中设置女性专业车厢可以上溯到1912年，不过那个时候与其说是照顾女性，更像是歧视女性，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那时大多数日本男性以与女性同乘为耻，女性专业车厢的设置纯出无奈。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专业车厢在日本出现在1947年。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今天听来足以令人惊讶，竟然是——“保护人命”。

▲ 1947年5月5日，日本战后最早的女性与儿童专用车厢，注意里面有一名鱼目混珠的中年绅士

原来，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交通设施简陋但大量妇女不得不走出家门工作维持家庭的生活，结果造成高峰时间段地铁的乘车率达到了设计的300%！这是怎样的概念呢？想象一下在一辆普通小轿车里面装15个人的样子就可以了。

▲ 1972年，拥挤的地铁中，女人不好过，男人……

这种情况下体力较差的女性和儿童乘坐地铁简直近乎自杀。在连续发生几次因此造成的受伤事件后，日本的铁路公司不得不考虑设置“妇女儿童专用车厢”，并首先在东京京浜线地铁上实行，以后推广到其他线路。

这时的“妇女儿童专用车厢”是有法律保证的，男性成年人入内，会受到罚款和拘留等严厉惩罚。

如果说1912年设立女性专用车厢，还带有一点赶时髦的味道，到了战后，这一措施的实施，可说就是真正在社会发展重压下，不得不采取的保命措施了。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男人会对“女性专用车厢”发起抗议，虽然没有“男性专用车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公平的。

在生存、人道与公平之间选择，谁轻谁重不言自明，也许只有发展到21世纪，这种“公平”的讨论才真的有了意义。

直到今天，日本的地铁在高峰期仍然有被挤成立体相片的危险，不过，那种夸张到挤死人的挤法，总算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原因，与日本大力发展大容量轨道交通的一贯政策有关。

尽管日本被称作汽车大国，但日本人出行依然大部分依靠地铁、轻轨铁路等公共交通，即便高官也不例外——舒适，方便的轨道交通，没有堵车的风险，没有驾驶的疲劳，当汽车成为每家都有的东西，乘地铁，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了，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这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

• 第一，日本的铁路交通预算高居不下，不过，这也算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 第二，在铁路车站附近的房价地价也同样高居不下。
  
  

在日本公共交通从拥挤到可以接受的过程中，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因素也曾经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交通职工的罢工等运动。

50年代以来，日本的劳工运动风起云涌，交通部门自然也不例外。这让日本政府十分头疼，他们曾经想方设法通过法令，制止交通部门随意发动罢工。

但是，工会组织也自有对策，采取“合法斗争”（日语：顺法斗争）进行对抗，他们制定了种种细则来合法进行斗争，比如，以安全驾驶为名经常性中途停车报故障检修，或者把车开得慢如蜗牛。

由于这种种手段，每到工会和企业发生矛盾，整个日本的电车系统就会陷入人为瘫痪状态，在60年代，大面积误点和车辆拥挤更成了日本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种不是罢工胜似罢工的手段，让政府束手无策。意想不到的是，交通部门的罢工等活动，也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特别是给普通人的出行带来极大困难——女性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需要“保护人命”的时代。

尽管责任细究起来似乎应该是不尊重职工的企业来承担，但普通老百姓似乎没有那样高的觉悟。

结果，本来属于一个阶级的乘客，不顾工会组织的解释和歉意，与热衷罢工的司售人员矛盾日深，舆论纷纷起来反对和指责工会的罢工或变相罢工行为。

1973年3月，为了反对司售人员们“夺回罢工权”的“顺法斗争”，忍无可忍的乘客在东京上尾车站发动了暴动，他们砸毁电车和售票处，追打司售人员甚至火烧列车！

▲ 1973年3月12日，上野站，愤怒的公众冲向售票处，质问变相罢工的铁路员工

4月，暴动发展到二十多个车站，从上野到新宿，整个东京的地铁和轻轨铁路系统一片混乱。到处都有乘客追打罢工的司售人员。

开始，有些罢工的人员还试图讲道理，劝说乘客们不要做“资本家的走狗”，但是很快发现被激怒的群众完全不可理喻，只得报命要紧，落荒而逃。

这种普通百姓的反戈一击，比政府的压力更有效地迫使工会结束自己的行动。

东京的地铁大暴动之后，工会气焰大减，“顺法斗争”渐渐销声匿迹。

随着日本经济和交通事业的发展，这种“保命车厢”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73年，最后一条带有“妇女儿童专用车厢”的地铁线路——东京地铁中央线取消了这种制度。

既然如此，日本又是何时恢复了“女性专用车厢”呢？

那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原因和1947年不同，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性骚扰。原来，由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受到性骚扰时往往采取忍让的态度，日本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的男性称作“痴汉”，拥挤的电车，为“痴汉”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有些日本不良男性常常在地铁上寻机实施猥亵行为，渐渐竟然形成了一种风气。

由于在地铁上遭到骚扰的多为职业女性，社会影响恶劣。上个世纪末期，日本女权运动渐渐兴起，对“痴汉”行为的声讨也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12月，东京京王线地铁率先导入“女性专用车厢”，受到女性社会一致好评，并迅速被推广到日本各地。

日本的“女性专用车厢”的车厢号是固定的，车厢和月台的乘车口都有明显的标志，但仅仅限于乘车高峰时段，限定时间以外，则男女都可以乘坐。这是日本“女性专用车厢”的一个独特之处。

女性车厢内部和普通车厢几乎没有不同，唯一可见的区别是女性车厢车门上贴有银色的镜子，可以供乘车的女性对着补妆。

不过，这一举措也造成男性乘客的不满。原因很简单——

• 第一，这一举措无疑暗示所有男性都有“痴汉”的嫌疑；
  
  

• 第二，日本电车高峰时期还是很拥挤的，女性专用车厢一般来说拥挤程度会低一些。
  
  

普通车厢被挤成立体相片的男性自然会产生不满。颇有日本男网民在网上发表言论，称也应该设置“男性专用车厢”，防止被女性骚扰。大宫等人的抗议就是发源于此。这件事在网上公布后，居然获得了不少支持。

这样做的人其实没有注意到一个要点——如果真有男人跑到“女性专用车厢”坐车，不但没人管，而且按照日本的法律来说，也无法去管。

不设置“女性专用车厢”似有纵容“痴汉”的嫌疑，设置呢，又似乎在制造性别的不平等违反宪法，日本的地铁公司在这个问题上耍了个滑头——他们对“女性专用车厢”的定义是——“原则上供女性乘用的车厢”。

因此，在日本，所谓的“女性专用车厢”，并不是男性的禁地，而是依靠自觉来维护的。事实上笔者也有多次因为赶车，不管不顾地跳上最近的车厢，而乘坐“女性专用车厢”的经历。

所以，大宫等人的抗议，其实一点儿意义也没有。

然而，日本是个习惯循规蹈矩的社会，所以大多数男人看到“女性专用车厢”的标牌，都不会主动去越雷池一步。假如有些心思不良的家伙一定要吃螃蟹勇闯禁区，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男人对一车女性宣战的后果……哦，我想再有胆量的“痴汉”面对也足以浑身不自在了。

全凭自觉却能够收到良好效果，不能不说日本的铁路公司，也是有聪明人的。

源济

消灭地沟油的终极武器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003
萨苏  萨苏  2019-01-10

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曾发生过“日本地沟油”事件——日本和台湾的无良厂商相勾结，从日本进口地沟油，在台湾加工食品出售。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3  消灭地沟油的终极武器

根据新闻媒体报道，虽然政府屡次进行严厉打击，但依然有无良食品厂商继续在生产中使用地沟油制作产品出售。从全国统计来看，被使用的地沟油每年可能有数百万吨之多。

所谓地沟油，是从居民下水道生活污水中捞取漂浮的废油，经过加工过滤而得。若用于食用，不但心理上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带有大量毒素和致癌物质，对人体伤害极大。

近年来，有关地沟油的负面报道屡见不鲜，不但破坏消费者身体健康，也对中国食品信誉和国家声誉造成恶劣影响，甚至有外国游客表示因此再也不去中国旅游了。

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忍不住会想到一个问题——日本的地沟油到哪里去了？

的确，既然地沟油来自生活污水，中国有地沟油，日本当然也有。在日本的食品问题上似乎从未见到关于地沟油的报道，那么，日本的地沟油去了哪里呢？

无独有偶，我的一位台湾朋友曾和我谈到日本的地沟油，让我印象深刻。她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曾发生过“日本地沟油”事件。

事情的性质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日本和台湾的无良厂商相勾结，从日本进口地沟油，在台湾加工食品出售。

“日本的食品法规严格，所以他们把地沟油送到台湾来赚钱。”这位朋友谈起此事至今依然忿忿不平。

在今天遗留下来的日本老照片中，也不乏调查无良厂商回收地沟油的情景。

可见，无良厂商无所不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地沟油和真正的食用油相比价格低廉，是其在面临法律制裁时仍有人铤而走险的根本原因。暴利可以让人疯狂，地沟油问题并非中国一家独有。

然而，日本的地沟油问题只发生在60年代，似乎并没有出现“屡禁不绝”“愈演愈烈”等现象，而是迅速地消失在历史之中，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严格的立法和执法固然是原因之一，向日方有关人士了解之后，才发现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在日本，如今即使想买地沟油，也没有地方可买，买到了，也完全没有可能去作糕点。

今天，走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漆饰鲜明的垃圾车从居民区出出进进。这些垃圾车使用的燃料，就是地沟油。

日本的地沟油现在都由专业的回收公司进行回收，并以较高价格卖给了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则将这些地沟油提炼后用作了垃圾车的燃料。

▲ 日本街头的垃圾车，长得并不难看，烧的燃料却不怎么体面

地沟油本身如果不加回收，会流入江河造成环境污染，但回收处理所需费用又相当惊人，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对其都感到头疼的地方。

因此，日本政府将清理地沟油的环保费用用于回收地沟油和进行提炼，其购买价格高于无良厂商可以接受的价格，使其因为无利可图而自然选择放弃。

而垃圾车所需油料，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大大高于地沟油的价格，这笔巨款因为使用回收地沟油而完全被节省下来，使整个行政支出得到降低——这种垃圾车用油加入了蓖麻油类制品，完全无法食用。

日本政府和回收公司做到双赢，环境得到了保护，老百姓也可以放心不会吃到地沟油了。

“垃圾车烧地沟油”的怪招，其实是个很简单的脑筋急转弯而已，却廉价而有效地解决了地沟油问题这个顽症。所谓变废为宝，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事情。这样的做法，日本可以采用，中国为什么不能呢？

补记

偶然看到日本人用地沟油烧垃圾车的新闻，心想这倒是个不错的招数。特别是里面加蓖麻油这一手让人佩服——蓖麻油吃不死人，但会让人腹泻，哪个日本食品企业弄出让人腹泻的事情，基本也就开到头了，闹不好还要出现自杀谢罪的事情。

真正让我提笔，还是因为国内报出年间数百万吨地沟油被使用的新闻。

有人认为地沟油既不容易流向餐饮业，毒性也并不是那样大，这个说法难以接受——地沟油几年前最初曝光就是因为流向了餐饮业，如果技术上难度那样大，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报道，总不会油老板赔本赚吆喝，是科学技术的发烧友吧？至于毒性，谁说毒性不大，自己去吃好了。

源济

文质彬彬的黑社会女老大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004
萨苏  萨苏  2019-01-12

走在日本街头，有人告诉我，只有两种人永远西服领带，皮鞋锃亮。一种是公司职员，一种是黑社会。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4  文质彬彬的黑社会女老大

最初看到照片上的松田芳子，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女演员深入生活，在贫民区体验生活；你也可能会认为她是一名政府官员，正在视察市区的建设情况。

▲ 穿得跟办公室OL（Office Lady）似的这位，就是被称作日本黑社会第一美女老大的松田芳子

照片上的松田芳子身穿西服套装，笑容可掬、文质彬彬，烫着当时时髦的齐耳短发，显得亮丽无比。实际上这名优雅的女士却是松田组的组长，日本黑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女老大，也被称为黑社会最美的女老大。

“松田组”控制着战后日本在东京最大的黑市市场之一——新桥黑市。

日本电影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山口组”、“武田组”的影子，黑社会是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赘生物。

日本战后黑社会势力发展十分强劲，这一方面是政治势力需要利用黑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民间大量的资金流引发种种窥伺，金钱成为黑社会发展的温床。

由于日本战败，政府对民间的公开控制能力减弱（老萨好像举过一个例子，没了军队的日本政府连演员都打不过，想想“皇军”的野蛮凶横，实在是落魄的孔雀不如鸡），政界门阀因此产生了与黑势力相结合的需要，将黑社会组织作为控制民间的一种重要潜在力量。

在左翼发起的反对日美同盟的“安保运动”中，日本首相岸信介等就曾借助黑道强人儿玉誉士夫的“赌徒军团”上街与左派对抗。

于是黑社会组织在政界的默许下，平时对商户进行盘剥，而在政治发生事件的时候又成为政治家们所使用的民间力量，充当打手，成为六十年代黑社会的常态。

这样的黑社会当然应该被人痛恨，然而，有趣的是向日本人问起来，他们的印象中，大多数黑社会组织同时具有以强凌弱、巧取豪夺的黑帮性质，也具有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侠义道精神。

这是因为有时候黑社会也会成为当地利益诉求的代言人，并遮遮掩掩地帮助所在地盘的经济界人士完成地方保护主义的任务。

所以，在日本政府部门腐败，黑金盛行的时代，有时候黑社会好歹是真小人，比巧取豪夺的大人君子们让人还看得顺眼些。于是难免有些普通人对黑社会又恨又爱，甚至称暴力团的成员带有“硬式的仁义”。

▲ 领带与棍棒起飞，西服共血肉一色，这就是日本黑社会受邀镇压工人罢工的场面

日本在战前即存在有强大的黑社会势力，这主要是和日本政府相勾结的右翼团体，在战后这些右翼团体从政治领域开始进入经济领域，而由于当时日本社会结构的崩坏，经济的低迷，日本各地出现了黑市现象，来满足老百姓对于配给之外的物质需求。

新桥黑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由于这种黑市不受政府管辖，而又可以通过对当地的商贩进行横征暴敛获得利益，所以也成为各家黑社会组织争夺的目标。

新桥黑市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即为关东松田组，松田芳子即为松田组组长松田义一的妻子。

好好一个美女，怎么会变成黑社会女老大呢？

说起来一言难尽，芳子当初也是被松田义一以抢男霸女的方式弄到手的。在1946年6月1日的火并之中，这名松田组的老大被其他黑社会成员枪击致死，此后在新桥的黑社会发生了一轮争夺新老大地位的争斗。

争斗的结果是几大势力都筋疲力竭，最后发现这名原组长夫人上台，谁也不会有意见，正是新领袖的最佳人选，于是松田芳子就这样被黑社会势力推到前台。

1946年6月16日，芳子就任该组织第二任掌门人。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这名女老大虽然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外柔内刚、善于协调。

当有其他黑帮欺她是个女的进行试探时，仅仅就职一个月的松田芳子立即下手血洗了对手在涩谷宇田町的总部。

这一下子，吓住了敌人也吓住了自己人，松田芳子就此成为松田组历史上最强势的老大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民间，随着生活渐渐安定，社会秩序逐渐建立，人们对黑社会的恶感也越来越深。毕竟，有法律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候，没人喜欢接受黑社会的盘剥。

七十年代以后，日本黑社会在市民的压力下逐渐转型，大多开始从事正当行业，成为日本一部分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

今天的日本黑社会其表现已比过去远为平和，要想看一回黑社会之间的火并，还要有中彩票的好运气呢。今天日本黑社会的形象有了很大改变。

说到黑社会的这个转变，就要感叹松田芳子的生不逢时了。

这话从何说起呢？

说女老大松田生不逢时，是因为在她大放异彩之后的二十年，日本黑社会开始抛弃打打杀杀的形象，开始向社会伸出橄榄枝。

黑社会就是黑社会，干嘛要扮演和平鸽呢？

你以为他想啊，那是让人给逼的。

谁敢逼黑社会啊？当然有人了，那就是日本的老百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驱逐黑社会运动。

这黑社会穷凶极恶的老百姓没事儿惹他们干嘛？实在是因为黑社会自作自受，他们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是省油的灯，一来二去，终于把老百姓惹急了。

例如，1964年在日本松山两派黑社会组织，就是本地的香田组和外地进入该市发展的施田组发生了激烈的白昼枪战，致5人死亡、51人被捕，这样的枪战结果 使当地居民受到极大惊扰。

于是在全市到处出现了反对暴力团——即黑社会的标语，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努力试图将黑社会清理出自己的城市。

日本老百姓清理黑社会也是几经曲折。

开始，日本百姓也是想找一个英雄人物来惩恶扬善，最好这样的英雄是日本首相，领导全国人民一起铲除黑社会才好。后来慢慢明白，无论竞选的时候形象多好，如果把铲除混蛋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他们最终会被发现或者也是混蛋中的一员，或者比混蛋还混蛋——英雄是需要权力的，而权力越大，越没法监督，英雄又不是圣人，不腐败变质才怪呢。

后来日本的老百姓忽然明白过味儿来——我们不需要英雄啊，我们只需要定好规则，然后督着那些搞政治的执行就是了——这是他们该干的活儿嘛。

话题扯远了，日本老百姓“懂政治”的过程，需要单独一篇文章来写的。日本这些政治家只要不被看成神，老百姓和他们的关系，也和顾客与商店的关系差不多。

你会把你们家门口超市的老板当爷爷供着吗？当然不会，不管他家门朝左开还是朝右。

反正，日本的政界在老百姓的逼迫下，“被”支持扫黑了。

人民的力量一旦爆发，国王也会被吊死，何况黑社会？如今，日本的中小企业门口多有一个木牌，写着：暴力团追放。

翻译成中国话不那么通顺，意思还是可以 明白，就是 “赶走黑社会”。

众志成城，面对这样的情况，日本的黑社会也不得不随着时代开始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例如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就曾雇佣当时日本最优秀的检察官田中森一作为其法律顾问，而更多的黑社会组织则开始隐藏自己的锋芒，向准政治组织，准经济公司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虽然带有一定欺骗性，但骗得时间长了，黑社会组织的某种内在变化也就随之发生。

黑社会转型的情况在日本六七十年代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新桥黑市最多时有5000个摊位

怎么转呢？

1971年在日本的广岛，曾经发生一件令新闻界瞩目的事件。

因为当时广岛的暴力团经常相互殴斗，闹得太过分，很多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取缔黑社会，爆发了针对黑社会的强烈抗议行动，面对民愤黑社会的政治保护伞逐渐对其失去了保护的能力。

眼看生存要出问题，正在对立的当地两组黑社会暴力团，江户川组和大施根组的组长即头领经过商议，在当地举办了联合记者招待会，对市民们取缔暴力团即黑社会的要求先发制人，提出从今天开始暴力团将不再进行暴力争斗，并且表示尽管我们是黑社会，但是黑社会也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将用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两个组的负责人虽然在记者没有到来之前怒目相视，但在记者面前却表现得如同政治家一样握手言欢，一派其乐融融的场面。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改变民众对于黑社会的看法。

而两个黑社会组织的头脑则共同作出了要“为广岛市作出贡献”的具体决定，他们决定在广岛市承包和自费建立新的道路工程，来帮助市民解决出行难的问题。两个黑社会组织的头脑甚至一同前往工地视察，称之为这就是我们促进和平诞生的关键转折点，并且直接问记者——“难道这不是美谈吗？”

面对这些满脸横肉却一心做好事的黑社会成员，记者们除了点头称是，还敢说什么呢？

事实上尽管这两个黑社会组织表面上达成了合并协议，但是在他们共同修建道路的过程中仍然不断地发生争斗，甚至发生了大施根组的组员用枪狙击江户川组组长这样的重大事件。双方的斗殴也仍然在街头不断上演。

这种事情又引发了市民的愤怒，于是市民们又纷纷上街举行抗议活动，这一年年中，广岛县的县本部建立了暴力团犯罪检举本部，在全市对黑社会进行取缔活动。两个黑社会组织见势不妙，赶紧约束部下，真的认认真真做起建筑工人来。

这样一来，因为当时日本正在大规模建设阶段，建筑队奇缺，就有不怕死的商人找黑社会来修楼。

后来两位老大发现，做建筑业挣的钱，居然比收保护费还多！

经过这样一番反复，最终在广岛的黑社会开始销声匿迹，他们开始了所谓夹着尾巴做建筑工人的日子。而相应的，市民也对他们的转型做出了欢迎的态势——毕竟，有人给无偿修路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就这样，七十年代以后，日本黑社会在市民的压力下逐渐转型，大多开始从事正当行业，成为日本一部分黑社会组织发展的道路。今天的日本黑社会其表现已比过去远为平和，要想看一回黑社会之间的火并，还要有中彩票的好运气呢。

说到阪神大地震，很多日本人对黑社会还充满感激，说当年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反应不及时，是暴力团首先行动起来，抗震救灾，给大家送面包的。

教我日本语的老师说，山口组这样的组织，内部管理很严格，不亚于一家跨国公司，而且纪律如同八路军，热心公益不扰民，成员违规，惩处也很严厉。

所以，松田芳子实在是有些生不逢时，在战后能控制一个庞大的黑市，日进斗金，威风八面，固然可称风光，但毕竟不是一个漂漂亮亮女孩子家该干的事情吧。若到了今天，这位美丽的女老大，完全可以成为继续改善形象的日本黑社会的代言人嘛。

那该叫啥呢？对，或许就该叫“暴力团宝贝”吧。

今天，要在日本接触黑社会或者暴力团不是难事。有时候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暴力团老大上汽车，周围一圈儿鞠躬的小弟，还觉得很有意思。

走在日本街头，有人告诉我，只有两种人永远西服领带，皮鞋锃亮。一种是公司职员，一种是黑社会。

那怎么区别这两种人呢？据说只有发型不同，公司职员是分头，而黑社会成员是寸头——如果谢顶，那就没法区分了。

就这么点儿区别？

或许……就这点儿。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5  电影明星们的武装起义

如果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男星、女星们一起冲到街上去组织游行和暴动闹革命，那将是怎样的场面呢？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日本真的曾发生过。这就是1946年到1948年，日本东宝映画公司的演员们连续发动的罢工示威行动。

所谓东宝映画，是日本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这家公司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或长春电影制片厂。这次参加与资方对峙的演员也都是三船敏郎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演员。

日本战后爆发过各种各样的罢工，其中这家电影公司演员的大罢工，可算是最有名气的罢工之一，至今为参与者津津乐道，其过程之暴力，之曲折，可以拍一部战争片了，出演的还全是大腕。

东宝映画演员的大罢工先后进行了三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7年，表面原因颇为复杂，有意识形态，工资待遇，制片思路等种种理由，不同工会间的矛盾等，深层原因却极简单——日本的电影业在战后一段时间里颇为萧条，电影公司赚不到钱。没钱，一切矛盾都很容易被激化。

▲ 战后时期，电影是日本人的一大消遣，可说日进斗金，可电影公司没赚着钱——这钱哪儿去了?

说起来，战后日本的电影生意应该是不错的。经济艰难的时候，人们常常到电影表现的虚幻世界里寻求安慰。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好莱坞仍然大大地赚钱，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日本战争时期对电影的严酷控制，让演员连露一露大腿都会遭遇剪片子的危险。在严格的“政审”面前，出的片子犹如样板戏——甚至还没有样板戏的艺术成就，只剩宣传天皇万岁了。所以，战后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得到了欣赏更为优美多样艺术作品的机会。

战后，排大队看电影，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事情。

那日本的电影业为何赚不到钱呢？原因是日本战败，随着美国大兵来的还有美国大片。

美国影片在战后的日本，享受着超级公民的待遇。日本依然保留着电影审查制度，虽然不再追究藐视皇室之类政治罪名，但如果有“伤风败俗”的场面还是要删的——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要电影审查放松一些，演员们就会喜欢脱衣服，而且脱无止境。这种特殊爱好，多少和普通人不大一样。

可是，对于美国电影，一律是免检的——美国占领当局的理由充分，这些影片在美国都已经经过审查了，难道日本的审查水平比美国还高？

投降都是无条件的，哪个日本人敢招惹麦克阿瑟这样的太上皇呢？

同时，战后日本兴起了对美国狂热的崇拜，文化上崇美，恐美的情绪严重。所以，在战后的日本，简直不看好莱坞大片，都不好意思谈论电影是怎么回事儿。

而日本的电影厂商，包括东宝映画在内的六大垄断集团，制作观念等方面，都还残留着战时和战前的思维模式，多年的战争和政治钳制，使日本电影的发展出现了退步，这是需要时间来改变的。

日本厂商面临的竞争也异常残酷——到战争结束，日本已经多年没有引进过西方电影，所以，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经典的巨片，其质量水平都是有充分保证的。这时候，谁会愿意投钱冒险拍新片呢？在好莱坞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日本电影招架不住，票房大跌。

好莱坞大片的拍摄质量和他们的新鲜感都征服了日本的观众，使日本本土生产的电影影片失去票房，于是电影公司纷纷亏损，也就难以对演员们提出更好的报酬，劳工矛盾日益激烈，加上左派组织的推波助澜，兜里没钱的老板和员工自然会闹起来，一点儿也不新鲜。

抛开这一次对抗事件的深层原因，其现实内容不过是表现了日美之间由于大片的引进造成的文化和经济冲突。

从声势上说，8000名男女演员一起罢工，当然蔚为壮观；从影响上说，三船敏郎这样的大腕带头，拉拉队都是当红女星组成（东宝的女星在日本都是赵薇汤唯级别的），这样闹事，那要在今天公司门口得卖票。

▲ 在罢工中，日本的演员们打出了“保护日本文化”的旗号，目标直指好莱坞大片，指责其代表着文化侵略

私下说，这样的理由最冠冕堂皇，比“演员也要吃饭”，“不涨工资我们就不拍戏”理直气壮多了。先占据道德制高点，罢工演员中有高人啊。

大片的引进引起的文化冲突居然可以引起一次示威，这固然令人吃惊，但此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啼笑皆非。

那就是当这些演员们发动罢工的时候，一方面他们的很多粉丝纷纷前来为他们站台助威，另外一方面日本政府居然对他们毫无办法。

东宝罢工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自古以来，政府都是不能容忍这种引发社会动荡行为的。所以，日本政府在屡劝不听的情况下，“悍然”出动警察进行镇压。

因为示威者占据了这家公司的主要厂房，在双方对峙之中，日本政府派出的警察对东宝映画公司发动了“攻城战”，试图帮助老板们夺回公司所在地的控制权。

可是在双方的对峙和冲突之中，三次发动攻击，三次警察都被打得从东宝映画制片厂抱头鼠窜而回。日本的警方既无法攻入厂区，而且在正面的战斗中被演员们打得落花流水，成为当时的笑柄。

纳闷的警察总监一打听才知道，这地方真是进不得——整个制片厂内纵横挖的都是战壕，关键地点路障，铁丝网密如蛛网，演员们进退有序，指挥流畅，整个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他们不是演员吗？怎么好像比正规军还正规军，这是怎么回事儿？

这帮日本演员能够有这样强的战斗力，得益于其中有大约三百名演员在战争年代被天皇征了兵——这些人被东宝公司视为生疏了本行吃闲饭的，正酝酿要开除他们，也是本次罢工的一个导火索呢。

比如日军原63师团机枪手，战后写作《陆军士兵よもやま物语》（翻译过来应该是《陆军步兵漫话》）的斋藤邦雄，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斋藤战前是日本东宝映画电影公司的演员，1941年被征兵，不但在据点和讨伐中与八路军真刀真枪地交过手，而且一度担任旅团情报室干事，专门研究过论持久战呢。这个很有艺术细胞又很熟悉八路的日本兵，战后还当过东京儿童漫画协会的会长。

因为兵源紧张，把这样的演员征入军队，谁能想到天皇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吗？

▲ 演员们据守的阵地，其专业水平连正规军也不得不佩服

这种演员兵本来就不愿意打仗，东宝映画的演员在战场上大多消极厌战，所以表现不免有些瞻前顾后，左冲右突（往左往右就是不往前），在战场上战斗力不足，起不到预期作用，这也算正常。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取得了在军队服役和进行战争的经验，这些演员大多跟八路交过手，深知打仗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到了罢工的时候，他们组织起防御来真是有模有样，专业非常。他们占领了东宝映画厂房，并将其很快改造成一座带有铁丝网和战壕的大规模工事。

在战后才当上公务员，毫无战斗经验的日本警察面前，曾经打过仗的东宝映画演员们显然对打防御战更加有心得。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滑稽一幕。让他打仗的时候他不打，等不打仗了，他打天皇的警察，您说，这兵征的......

警察们被打回来，日本政府就没办法么？

还真没办法。当时，日本全国都被盟军解除了武装，警察连刀都不许带，只能用警棍，而演员们却拥有角钢，铁锹等“制式武器”，而且军事素养极佳。对付他们，日本政府还真没有其他力量，结果政府居然制服不了一帮造反的演员！

这成了本次罢工最吸引人的地方。

最后，无可奈何的日本政府只得请美军出手来解决这些演员。

这次罢工最终是被美军镇压下去的。

可以想像那些萤幕上的硬汉和花枝招展的女星怎样面对美军的枪口。很遗憾，拿着枪的美军最初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美军发现这些人的确是有过战斗经验的，甚至有些战术根本不是日军的而是从八路那儿学来。

不想付出血的代价的美军在几次冲突中都无法彻底制服这些抗议者，最终美军不得不冲动了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才算冲入制片厂。

当美军突入东宝映画公司摄影厂的时候， 参加罢工的一位喜剧演员形容美国人这一仗是“军队里有的玩意儿都用上了，除了军舰……”

能逼到让对手出动坦克，东宝映画可算开创了罢工历史上的新纪元。

看到美军出动了如此穷凶极恶的兵器，演员们纷纷做鸟兽散，也不再与其进行拼死的抵抗，只有一批女演员扮成村妇当场表演了一场“集体哭泣”作为罢工的收尾，据说演得水平极高，催人泪下。这样东宝映画的所谓抗议活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若干与工会关系密切的演员被开除结局，除了他们，参加过东宝抗议的演员们大多从东宝映画公司出来，成立自己的公司，自行重新进行影片的拍摄和在全国销售的工作。这些离开公司的演职员们也做过一些不错的电影，但大多销售情况都不太好。

观众做出了裁判——与好莱坞的对抗，是要讲实力的，路线和口号是次要问题。

▲ 攻入演员大阵的美国兵

不过，这种情况从1949年开始好转。

1950年黑泽明拍摄的《罗生门》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此后，衣笠贞之助、沟口健二等的作品先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等处获奖，日本电影不但在本国站住了脚，而且还开始了返销国外的时代。

复兴的日本电影，大量吸收了西方电影的制作技巧，又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产生了独特的魅力。

如果我们看1949年之前的日本影片就会发现，其表演艺术的确存在极大缺憾，比如说日本演员的表演并不懂得需要以自然来取胜，而更多像舞台剧。日本传统的舞台剧“能”和“狂言”都需要演员做出夸张的表情，才能让更多观众看清其表演，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些演员演电影也演出同样的问题。

日本崇尚只拉车不看路的老黄牛精神，所以，演员的表现不能让导演完全满意时，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更加一把力。于是屏幕上到处充满了那种绷起每一块肌肉，面部表情严肃紧张，以至于到快要崩溃的镜头，而这样的演员却被视为好演员，因为他毕竟是努力在做。

这种毛病，在没有好莱坞大片竞争的时代，日本演员并没有改进的欲望，但战后很快就得以改观。

可以说，如果没有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日本电影的风格，不会这样兼容并包，百花齐放。同时，没有好莱坞电影的“入侵”，恐怕日本的电影厂，演职员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危机意识，进步得这样快。

保护日本文化和引进一个竞争对手，到底哪个真正能促进日本电影的发展呢？战后日本电影发展出这样的局面来，恐怕参加罢工的日本演职员，要想解释也是说不大清楚的。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6  色情表演还是赤裸艺术？

如果碰上从战后五十年代那段时期生活过来的日本老人，不妨问问他们当时哪些明星具有最深刻的印象？一些开放的老人可能会告诉你两个名字——吾妻京子和伊吹玛丽。

若是问为何印象深刻，那肯定是她们充满青春气息的肉体。

用这两个名字的女星并不是真正在电影中出演角色的女演员，而是以展示自己的躯体来吸引观众的。

但要说她们是色情女星也不大对劲，吾妻京子还以“清纯处女”著称。至少在名义上她们是日本战后被称作女性艺术家的人物。

她们的拿手表演是在布置成油画框形状的小房子里，用裸体或近乎裸体的形态在其中模仿欧洲名画中人物的造型，来供观众欣赏。

▲ 在相框中表演欧洲油画名画的“女艺术家”

吾妻和伊吹的风格不同，前者清丽脱俗，后者丰满富贵，但在当时都曾经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目光。

除了她们，当时日本还有无数身材妙曼的女性在以艺术家的名义进行着各种形态的色情表演。

以艺术摄影的名义请裸体女模特到野外进行“野外露出照相”，当然每位参加活动的摄影师都要交固定的费用。人们很快就发现参加这种活动的摄影师是清一色的男性。

12点咖啡厅，本来是为加班过晚错过末班车的职员提供休憩场所，但渐渐就变了味道——有着魔鬼身材的女服务员大多不着上装服务，让疲劳的顾客不在乎多花几个钱。

由只穿很少衣服的青年女子，为观众表演打年糕、抬轿子等活动，甚至出现了赤裸上身较量的女相扑。

梳着传统发型的女子在装满热水的大桶中沐浴，展示日本的传统文化。座位还会分远近设立不同的价格，最近的近到可以给“女艺术家”递上毛巾。

借弗莱明的《007》红火之际，为了“重现《金手指》一集中的情节”，日本女演员以全身涂金粉的造型表演艺术舞蹈——群众可以参加为演员在全身涂抹金粉，涂抹一次的价格相当于当时日本一个普通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

乃至于一群女孩子坐在街边，展示自己的美足，前面则放一个钱箱，自然是最美的那个获观众青睐最多。

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似曾相识的场景，比如在某个玻璃房子里放上一个美女，衣食住行皆在其中，二十四小时对外开放。好奇的观众可以透过玻璃饱览美女闺房中的种种举动——虽然和今天网上直播宿舍生活的女大学生一样，美女绝大部分时间只是重复我们正常人每天的活动而已，没有什么看点，但观众也和今天一样无理性地百看不厌。

与此同时，日本的电影界忽然变得对普及生理卫生知识特别热心，大量推出《两性的秘密》、《性爱技巧》等“科教片”，弄得审查部门头大如斗。

大多数这种表演打着“艺术”或“传统风俗”的旗号，其实基本是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表演中热门的“海女”就是其中典型。

“海女”是日本五六十年代色情表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半是只穿一条丁字裤或透视装的美女在大型玻璃缸中表演采集海珍品，而后她们采集的海珍品会以百倍于市场的价格出售。通常，表演的部门会强调海女是日本古老文化的一部分。

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海女”还真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产物。她们是日本一个特殊的职业群落，从事的工作是专门潜入海底捞取海珍品。海女是徒手潜水员，下水前只在脸上涂抹防晒保温的油脂，祈祷拜神后就潜人海底，用特制的尖刀，撬下海底石头上的珍珠贝、鲍鱼等带回海面。

为何由女性从事这种危险而辛苦的工作呢？据说是因为日本北部海区颇为寒冷（因此海珍品才异常美味），男性潜水员长期在低温中工作会导致不育，而女性皮下脂肪较多，比男性在水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所以更适合这项工作。

海女们在波间的劳作，常让前去采风的文学青年诗兴大发，把她们比作海中的“美人鱼”。美人鱼的传说，对陆地上的人们总是充满了神秘的诱惑；同时，海女们生活的环境简单，自然，因此对男人殊少防范之心。

如此说来，“海女”实在是富有浪漫气息的职业。而且，她们有两种工作装束——全身白色的纱衫（白衣遇水漂荡，会惊吓鲨鱼等肉食动物），或者干脆赤裸上身，只穿一条兜裆布。这种东方的“天体”，也证明“艺术表演”的服装设计并非没有所本。

但是，虽然艺术家们对海女的描写生动美丽，但是，为了抵抗寒冷的水温，海女必须具备和海豹一样的身材，否则就难以长期在水下工作了！

▲ 真实世界中的海女，根本不可能与艺术家笔下曲线毕露、弱不胜衣的形象合二为一

所以，真实的海女呢，大多是体态健硕，甚至孔武有力的形象，据说，真实的海女照片发表以后，颇有人愤怒地给编辑部打电话，抗议他们少年时的绯梦被破坏了。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色情擦边球问题，是因为日本当时对色情业的矛盾态度。

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被认为是对日本旧观念，也就是封建思想的否定。

日本战后极力模仿美国，实际上美国的生活颇为乏味，有朋友从那边来信，说在美国度周末，除了去爬山和看看SHOW——也就是色情表演，别无可做。

驻日本的美国大兵也把这种生活方式传给了日本人。

但是，由于实行所谓民主主义制度，日本议会的议员们为了适应世界文明潮流，也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在五十年代通过多次立法，试图杜绝日本的卖淫和色情服务，把性交易和其他色情活动都认定为是与当时世界文明相悖的事情，并且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这种禁绝却无法真的实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贫民大量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又远离家庭，对性的渴求是自然的事情。当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劳累一天的进城打工者站在放映色情影片的广告前驻足观看。

于是，在绕过法律打擦边球的思想指导下，带有变相性服务意味的一些活动，便以艺术表演的形式纷纷出现，比如吾妻京子和伊吹玛丽所表演的这种油画框内的裸女这种表演形式，就是当时日本所谓的新兴艺术中的一种。

这些所谓的艺术在很多时候，其实上更像一种被扭曲了的性交易。艺术不知不觉带有了变味的感觉。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日本人在当时法律的控制之下，能打出各种各样的擦边球，反映了后来人们经常称日本人为色情动物，这样一种说法的不无道理。

对于当时的种种变相色情服务，一直到现在日本人中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日本人认为，这不但意味着日本人从精神上面得到解放，也意味着从肉体上的解放。

虽然这种活动多说带有一定色情的味道，但在某个侧面上却也有令人感动的一面。

比如曾经在日本风靡一时的吾妻京子，她一方面是经常进行色情表演的明星，但另一方面她又以这种近似出卖自己肉体的方式获得的资金，来资助当时在西伯利亚战俘中的日本俘虏。

在福冈，也有一对孪生姐妹为了养活瘫痪的家人而从事色情表演。这一对姊妹花的温婉笑容，让观众亦为她们的“亲孝行”而感动。

实际上尽管说不清是性还是艺术的这些表演，在日本社会中的确带有色情的味道，但是当这一表演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在日本带来了空前的文化繁荣。

这一段时间被日本人称之为“昭和的元禄”，元禄是日本古代的年号，曾经是日本文化兴盛的时期。日本人用这种“昭和的元禄”的称呼来表达当时日本思想解放和走向现代的一种趋势。

而日本普通人的回忆，又让我对这种现象产生新的认识。有位老人在日本《近代百年史画报1946-1955》这一期中间写到，在当年能够看到伊吹玛丽进行的表演使自己终生难忘。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穷人之中，有很多男人一生都不曾见过女性的身体，而以近乎全裸的形式的女体在公开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这些日本人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前去观看，有时候甚至感到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满足。

都看过了，会发现也不过如此，有趣的是这种地下的色情越多，日本的社会治安反而越好，强奸绑架等恶性行为都会减少。

尽管有人认为这是会在日本产生颓废的开端，但是更多的时候经历过战争的日本老人认为，这是日本战后对那个曾经一切都在管制的时代的一种异样的挑战。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7  警察和站街女的战争

日本的色情业源远流长。很少有人知道，二战前，日本妓女从世界各地寄回的外汇，还曾是日本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呢。那时候，自然谈不上什么扫黄，而传统日本妓女也是不出来拉客的，多采用在房中等待的营业方式。

日本站街女大量出现，是在战败之后，经济发展的爬坡时代。

确切的说，日本站街女的大量出现，和美国占领军还颇有关系。日本战败投降后，曾建立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RAA，最盛时辖有“官妓”6万人之多。

因为这一公开卖淫行为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

被遣散的55000名慰安女，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由于从事这种职业，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

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 1953年，东京新宿街头的站街女

这些慰安女继续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潘潘”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

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

“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同时，在日本战败后的经济爬坡时期，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这些贫困无立锥之地的女性只得效仿潘潘走进了站街女的行列。

▲ 1954年，被日本“协警”——自治会管理人员抓住的潘潘，正在做笔录

1958年日本通过《防止卖春法》，公开禁娼。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这部由女性议员们慷慨发起，旨在保护和解放女性的法律，偏偏遭到了那些受害女性的坚决反抗——站街女们与扫黄的警察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以至于打到最后都无法知道谁是胜利者。

一部禁止卖春的法律，试图给站街女带来尊重，却无法改变她们的困苦——站街女们之所以站在那里，缺少的不是尊重，而是钱。

一如为制定这部法律慷慨陈词的女议员们争取的是尊重，而不是钱一样。

所以，在这个禁止卖春的国度，色情业却令世界侧目般地红火。

今天保留下来的当时很多照片依然可以看到日本站街妓女的风姿，不过更多的是当时日本警察们抓嫖客的场面。

日本警察抓嫖客和抓妓女的场面，和世界各地进行扫黄的场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可以看到被绑成一串的妓女被送到日本的警察局接受问话，也可以看到正在提裤子的嫖客被警察监督着到警察局去登记。

实际上日本当时甚至矫枉过正，推出了对站街女强制进行性病检查的规定，日本警视厅在各地设立有性病检查站，这种性病检查站的警察只要在街头看到女性并怀疑她可能有站街女的嫌疑，即可将其抓到该处进行性病检查。

实际上在当时发生了很多次良家妇女站在街头也被警察无辜抓去进行性病检查的情况。而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警察只要怀疑，就可以强制任何女性当时去接受这种检查。

真不知道制定《卖春防止法》的议员们面对如此情景又是什么表情。

但日本扫黄也不是永远那么轻松，1948年11月22日，日本刚刚上任的警视厅长田中荣一先生因为在日比谷公园扫黄被打成重伤。

田中荣一，萨摩士族出身，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曾经是帝国高等文官考试中的佼佼者。其人风度翩翩，待人谦逊。经常把在第一线的老刑警和女警召到总监室嘘寒问暖，被称作“人情总监”。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田中先生都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好人。

可是当时的舆论对这位好人局长并没有多少同情，认为他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做了不该做的事。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田中局长长期坐办公室，多少缺乏对于实际工作的了解。不过，他认为自己职责所在，应该亲临现场，了解真实的日本卖淫和色情现象。于是，这一天，他亲自到据说色情活动猖獗的日比谷公园进行便衣侦查。

如果真是纯粹的便衣侦查也许不会引发太大问题，但这位局长却一面进行所谓的便衣侦查，一面随身几名新闻记者，甚至委托新闻记者对其工作情况进行拍照。

当然，局长大人亲临第一线进行扫黄活动如果被报道出来，显然是一件很增光的事情。这种面子工程日本人也是很讲究的。

不过，街头色情活动的丰富多彩，让没见过世面的总监大人深感震惊。他发现日比谷公园里面不但有站街女，还有站街男，也就是男妓！

日本的男妓没有其他一些地方服用荷尔蒙或者进行阉割手术的传统，所以除了假发和女性服装外，其性别特征依然清晰可辨。不知男妓为何物的田中总监忍不住靠近对这些奇怪的性工作者加以观察。

平时，从事男妓这样的职业，这些人见到警察就会跑。但是，没有身穿警服的田中厅长也就失去了警服提供的震慑力。几名敏感的男妓对这个无意作买卖却“不怀好意”的家伙感到恼怒。

这时，跟随厅长的记者同样靠近，拍下了局长大人亲临第一线工作的情景。发现是记者正在拍照自己的男妓们恼羞成怒，认为这名局长可能是故意前来刺探他们的情况，并要曝光他们的面孔，于是冲过来群起而攻之。

男妓们冲过来的时候，记者们一线采访经验丰富，见势不妙作鸟兽散，只有厅长大人既无经验，又因为长期的办公室工作而身体素质不佳，跑不过经常逃警察的男妓们，结果被围殴，打成重伤。

警察也要面子的，为这事儿有五名男妓被捕，但大多数铁嘴钢牙，不肯承认打人之事，只有一个32岁的男妓供认不讳，结果这个家伙被冠以“铁拳”的外号，成了名人，并受到记者的采访，他在回答问题时称自己并不知道打了总监：

“来了一帮莫名其妙的人，接着就是闪光灯乱闪，所以我们照着那个看起来最体面的老家伙就打了过去……”

“铁拳”的生意此后变得特别好，1952年挣够了钱洗手上岸，在浅草附近开了一间酒吧，买卖兴隆，吉行淳之介等文化名流经常去捧场，不过，去过的人认为“铁拳”长得更像个洋娃娃，不似打得了全国最高警察首长的人物。

没有多少人为田中总监说话——在街头扫黄的警察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可见，人们的同情在哪一边也不必说了。

事实上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日本的站街女很多人已经不再是为生活所迫，这些坦然自如的女性色情服务人员，很多是课余打工的在校日本女大学生，第二天会照样到课堂苦读或写论文的，卖春交际不过是她们课余挣零花钱的一种手段。由此也可见如今日本社会风气对此的漫不在意。

其中原因，日本的年轻一代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崇尚个人自由，不再把传统的道德观当回事儿是一个原因。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日本左翼解放运动也对此产生了意外的推动作用——左翼运动的高涨，在年轻人中同时造就了禁欲与纵欲两种人群，前者重视革命，后者重视解放，说起来，都是典型的左派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却是南辕北辙。

日本警察和站街女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在越来越长的对峙中双方都显示了更多的灵活性。警察们逐渐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想把站街女抓光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在日本的专家之中，也颇有人认为色情的存在可能减少了的强奸等犯罪的发生，尽管是奇谈怪论，但从数据上说也不能讲完全没有道理。

而站街女们也采取了更巧妙的经营方式，和警察斗智斗勇。比如说她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水商贩的性交易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妓女和嫖客见面之后，妓女不再是和嫖客进行性交易，而是向他出售一瓶矿泉水，当然这瓶矿泉水的价格可以高到1万到2万日元，与嫖资相等，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警方不能干涉的，完全属于合法交易。

但是做完这个交易之后，从逻辑上说这名出售矿泉水的女性就可能会和那名买矿泉水的顾客闪电恋爱，两个人可能会在几分钟后产生情人的关系，所以即使他们因此发生了性关系，警察也无由去抓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是中间没有任何金钱在其中贯穿的。

其实更多的情况是警察对于这些卖淫女已经见惯不怪，甚至认为她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合理存在，虽然不合法，但却合理，于是在抓捕她们的时候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今天您到日本的日比谷公园，还可以看到那里著名的男妓，只是有没有日本警察总监混迹其中，那就只有天知晓了。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08  马路杀手横行东瀛

曾经问过初到中国的日本人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可以啃猪蹄，可以穿唐装，却把在中国过马路视作畏途。

2008年中国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乒乓球选手福原爱就曾大为头疼地形容过在中国过马路的事情。

而到日本参观的朋友常常会感到日本今天的交通让人满意。日本人普遍过街会走人行横道，而司机也具有汽车礼让行人这样的习惯。

由于日本人循规蹈矩的习惯，这样的规则是极少有人违反的，虽然闭着眼睛过马路是夸张，但笔者经常走在人行横道上看书，到现在还没出过问题。

因为走在街头让人感到颇为安全，就以为日本的交通一直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回到日本大发展时期，就会发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交通与现在完全两样，在街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令人感到恐惧的“奇遇”——当时在日本的出行是一件并不安全的事情。

比如，1972年9月23日，在长野县谷隐高原曾经发生过由于驶出路边的保障带，满员82人的定期巴士滚落五十米高差的山坡，造成15人死亡，其他全员轻重伤的悲惨事件。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日本的长途巴士和卡车好像特别喜欢往山下滚，当时类似的事故很多。

究其原因，第一是司机疲劳驾驶或者开快车。

后者大多是为了多装快跑赚钱，前者原因要复杂得多，有的是老板压榨过重，司机不得不超时工作，有的则是因为高速发展带来的娱乐业繁荣使出门在外的司机吃喝嫖赌甚至在扒金库（日本一种变相赌场）玩通宵，工作的时候就不免“居眠”驾驶了。

第二和东京奥运会有关——当然不是因为奥运会教司机开快车，而是因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修造了大批高速公路，由于日本司机习惯于在密集狭窄的城市中开车，堵车成了习惯。忽然上了高速公路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油门一踩就难免乐极生悲。据说上海刚修通内环线时，这样的事故也发生过不少。

当然像“长野巴士事故”这样的事件因为发生在山区，有的时候还要归结于当地自然条件的恶劣。

但是，除了长途巴士和卡车，那个时代日本都市内也是事故频发，这就更多时候与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有关系了，其中一个著名的交通肇事群体就是所谓的“暴走族”。

在日本，六七十年代造成交通事故最多的，在被称为“雷族”或者“暴走族”的摩托车驾驶员，在当时的日本青少年之中，存在着喜欢开快车、开摩托车进行竞速，相互在道路上比试的习惯。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在北京曾经著名的二环十三郎来。

二环十三郎是北京市民对于在二环路上以13分钟能够环游一圈进行危险驾驶的年轻人的称呼，这个酷似日本人的名字，如果放在日本的暴走族身上其实更名副其实。

日本的暴走族不但自己在道路上横冲直撞，还经常会集结起成百甚至上千的车辆，共同在城市中奔行，形成颇为壮大的声势。

这种行为在日本社会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在神户发生的暴走族高速行驶事件中，由于警察的制止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暴走族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向警察发起攻击，推翻警车，殴打警察，甚至连在一旁采访的记者都有被打死的。

这些暴走族不但在道路上高速奔行，妨碍公共交通，而且经常将摩托车的排气管、消音器锯掉，以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并因此在日本社会被称为雷族。

有趣的是，日本暴走族大多对政治毫无兴趣，故此，被认为反社会而不反政府。

那个时代的日本青年为何热衷暴走？

究其原因，是摆脱了少年时期被成人“压抑”的青年，渴望通过突破规则限制的飞驰获得“解放”和“超越他人之上”的感觉，其中隐含了对权威的挑衅。

这种渴望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身上，但是，六七十年代，日本的高速发展让一代年轻人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而呈现在年轻人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与其父祖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使他们越发不屑于上一代人的价值观道德观乃至社会规则。

战后自由主义的思潮让他们的思维离经叛道，但重视等级与资历的日本社会，又让他们按照正常方式生活无法摆脱现实地位的束缚。于是，通过某种非正常的途径强调自我的存在就成为必然。

暴走族曾经在日本风行一时，既反映了当时日本年轻人对于规则的蔑视，也是社会转型期人们精神上需要寻求自我成功的标志，这是以开快车来满足心理要求的一种社会现象，从这个角度说，暴走族更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现象甚至传入台湾，在台南孕育了所谓的“飚车一族”，不知道二环十三郎跟他们有没有渊源。

无论是不是文化现象，这种既有人身威胁又深刻扰民的现象都受到民众的普遍反感。

大量的交通事故，使日本警方深刻认识到随着车辆的增加，道路的复杂化，必须以严厉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1966年，日本通过新的交通法，其违反交通规则的罚金提高到原来的五倍，交通肇事案件的刑期增加一倍。特别是处罚的力度极强，直到今天，到日本的朋友还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日本警察出罚单，从来就没有往回收的道理。

警方对暴走族进行严厉取缔，使暴走族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在今天已经大多转移到一些偏僻路段，虽仍有暴走族扰民而被抓获的消息，已无当日凶焰。

今天甚至有人说正是因为暴走族在道路上横冲直撞给日本人留下了不遵守交通规则就会造成严重伤害的印象，倒是从一个反面促进了日本交通规则化的建设。这样，随着日本司机们逐渐习惯了高速路和警察的严管，日本的交通状况，也慢慢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据日本警察私下讲，当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地方警署的业绩被与交通事故挂钩，所以警察们都挖空心思解决本区的事故隐患，并严加重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比如，在一张当时的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冲入了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警署，直接将“今日无事故”的标牌撞坏，在旁边“大家团结起来消灭交通事故”的标语就成为了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存在。

这辆巴士在当时出事故，经过检查是因为由于搞城市公共建设，使有些建筑工地把沙子在路边乱堆，结果驶入沙子区的车辆失去控制，而造成了这样的事故。

估计，警署里面的警察，表情一定精彩得很。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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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  农家乐背后的血迹--从挖红薯谈到赤军

如果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到日本的农村去，也许会看到某种令人惊讶的情景——在某个平时安宁平静的小村庄附近，停了几十辆汽车。田野里，一帮日本人排成横队或者方阵，如同偷地雷的渡边一样兴致盎然地修理地球。

仔细去看，这些日本人大多是面皮白净的城里人，而且扶老携幼，呼朋唤友，显然不是一般的农民。所以这种情形您可千万不要以为是日本建起了集体农庄。

这就是日本传统的娱乐项目——“芋掘”，用中国话说，就是挖红薯。考虑到参加的人如此之多，该叫挖红薯运动了。

到了休息日，报了名，开车带上家人开到郊外去挖红薯，是日本人典型的农家乐旅游项目。这种项目即便是自己开车去，通常也要收费几千日元。日本地狭人稠，当然不可能一家弄上半亩地来刨，只好一大群人挤在一起，排开阵势集体作业。

如果是比较受欢迎的红薯田这个千头攒动场面看起来蔚为壮观。我认识的一位考古学教授到日本访问时，看到这样的情景最初还以为这里发现了什么古代遗址，感叹说前些年我国发掘曹操墓时都没有这样的景象。待知道这是日本人在挖红薯，不禁啼笑皆非。

虽然是挖红薯这样的小事，但日本人办事儿喜欢较死理的毛病依然如是，组织者中有人会教导大家怎样排开队伍，有人会发说明书给你，教你怎样挖才不会把红薯挖断。

虽然是在农村，卫生保健等服务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就地帮助对挖到的红薯进行加工，使你大快朵颐的。一个参加者在这样的活动中挖到的红薯不过三四块而已，而参加的日本人大多乐此不疲。据说，这是因为这样的活动能让日本人感到集体感。

日本的农家乐旅游并不仅仅挖红薯一项，比如到和歌山摘蜜桔，到静冈县摘草莓，也是很有人气的项目，但能让外人看到狂热之感的，只有挖红薯。

对于挖红薯，不仅日本成年人对这项活动兴趣很高，连日本的幼儿园，也把挖红薯作为一项经典的课外活动。每到这种活动的时候，幼儿园都会给孩子分组和教习相应工具的使用，并允许家长来同乐。

挖到的红薯带回家，孩子们还会闹着父母办“红薯节”——也就是举办以红薯为主题的Party，分享收获的快乐。

不过，因为红薯田不是到处都有，僧多粥少，日本一些地方的挖红薯运动也会殃及土豆，山药等模样相近的远亲近邻，只是名字依然叫“芋掘”。

问起这项活动的缘起，此事固然和费用较少，四季都可进行有关，但日本一位教师从日本历史的角度为我解析，显得更有说服力。日本古代因为人口较多，田地却少，虽然盛产水稻依然粮食缺乏，许多穷人因此难以维持生计。

随着高产作物红薯玉米的引进，这种情况得到改善。红薯是块茎植物，即便是经过收获，残存的块茎依然会在土地中继续生长。

于是，一些没有食物的穷人会到已经收获过的土地上去挖红薯，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挖红薯的感情。在日本的历史传说中，有一位“挖红薯的藤五郎”的故事。

藤五郎本来是个挖红薯生活的穷人，却因此发现了金砂，从此暴富。金红色的红薯又成了发家致富的标志物。至今，在金泽的神社中，还有这位藤五郎的牌位。

不过，并不是每个去挖红薯的日本人都抱着讨吉利的想法。当笔者在日本查阅书刊的时候，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痕迹让我感到也许窥破了日本人挖红薯背后的情结。

那是在1972年2月，在日本爆发了著名的浅间山庄之战。

▲ 1972年，在榛名山赤军营地发现的被清洗者的合葬坑，遗体大多惨不忍睹，有的甚至还被绑成“反虾状”。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赤军中忠诚的分子，但在极左路线面前，忠诚没地方讲理

日本极端激进派组织联合赤军的成员在这里劫持人质，和警察发生激烈枪战。双方的交战持续数日，直到警方用特殊的车辆突破别墅围墙，战斗才告结束。在枪战的过程中，被围赤军的母亲前来劝说孩子放下武器，竟遭到儿子的枪击。

人们惊讶于这些激进学生近乎疯狂的理想主义精神，也不理解他们为何不肯缴枪投降——一些社会活动家赞扬他们的献身精神，警方也开出了十分优厚的条件。

嗅觉灵敏的人们已经隐隐感到悲剧的味道——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

▲ 1971年，在川崎市发现的赤军老巢，其成员和普通孩子一样，在床头贴上女星照片

结果，赤军成员最终全部被活捉，他们不肯重返社会的原因才终于被找到——在赤军的营地里发现了大批同属赤军成员的遗体，这些人都是被他们的伙伴作为不坚定分子清洗杀害的，数量达到赤军总数的三分之二。

被杀的人都被虐待而死，死状惨不忍睹。有的人生命力极强，竟在风雪中冻饿了八天之久。

这些死去的赤军最后被证明都是忠诚而冤枉的，有的只因为长得美丽，就成为革命可能不坚定的理由而被同伴杀掉，而其父母不知其死讯，也在山庄外劝说他们死去的孩子投降。而活下来的赤军成员，每一个都曾为了表达自己是忠诚的而疯狂虐待那些“反革命叛徒”。

由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贫富分化悬殊，各阶层矛盾激化，因此，社会发展出现瓶颈，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暴力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作为极端左翼的代表，联合赤军就是激进主义发展的顶峰。

而浅见山庄之战就是顶峰的顶峰，那次事件中，日本的电视收视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那一战，在普通日本人心中，赤军里没有一个是英雄，虽然一切都是现场直播，媒体的偏见被压到最低。真正公认的英雄是一个叫做田中保彦的三十岁的医生，他赶到浅见山庄，要求代替女性人质，被赤军人员一枪击毙。他最后的话是——

“赤軍さん、赤軍さん。私も左翼です。あなた方の気持ちは解かります。中へ入れてください。私も昨日まで留置場に入っていたんです。私も警察が憎い。私は妻子と離縁してきた。私は医者をやっております。新潟から来たんです“

（赤军朋友，赤军朋友，我也是左翼的人，我理解你们的心情，让我进去吧。我昨天就来了，被警察拦在外面，我也讨厌他们。我是个单身和妻子离婚了的人，也是个医生，我从新泻来……）

当然，英雄也未必，因为后来人们发现，勇敢地赶去代替人质的田中，当年也曾是一个瘾君子。

不过，人质最终被活着救了出来，那一刻，日本全民欢呼——包括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阶层。

▲ 以杀人为乐，却终生认为这是革命行为的永田洋子，最终被诊断出存在内分泌疾病，这可能是她性格如此极端的一个诱因

而赤军中年轻人的冷酷，也让整个日本震惊。

第一个来劝说的，是赤军成员吉野的母亲。

吉野随后朝母亲开枪。

母亲高喊：“你朝妈妈开枪吗？”

就在此时，枪声再次响起，警察将母亲按倒，子弹打在母亲乘的警车上。

赤军的人回忆，当吉野回到屋内的时候，眼睛有些润泽。

赤军坂东国男的母亲也来到现场，做同样的喊话，无效。

当天，坂东的父亲自杀。

另一名赤军成员寺冈的父亲，也来到现场喊话，却不知道寺冈已经被坂东等人清洗，残酷地杀死了，遗体发掘出来时，一时连性别都无法鉴定。

赤军成员后来写书，有人表示，他们无法接受家人的召唤，并非对理想的执著，而是因为杀死了如此多的同伴，不知如何面对。

他们毕竟是年轻人，原来以为有崇高的理想就可以为所欲为，当真要面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后果时却手足无措。

崇高的理想和理论无罪。

但并不是有了崇高的理想和理论，做事就有超过他人的特权。

理直气壮的狂热之后，他们才冷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重返社会的可能。

而也有成员终生不悔，认为他们是为了人类的解放的牺牲者。比如坂东国男。

▲ 在“革命”中残酷杀害同志的永田洋子，当年在共立医科大学中看来也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两名警官在劝说极端分子投降时被打死，愤怒的警察要出击为自己的战友报仇，指挥行动的仓南警官大声制止——抓活的，不要让这些混蛋去当殉难的英雄！

在警察对队伍里有一名高级警官，他看到了这一切以后，心里面很有感触，他认为，无论是去围攻的警察，还是在里面的所谓的愤青这些人，他们都是对国家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他们都是从心底来说，是那种想把社会搞好的人。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走向歧途？他说这是政治的错误，于是这名叫做龟井静香的警官把自己的工作辞掉，投身到政治中去，成了今天日本政坛上知名的政治家。

那一天，龟井静香的心里一定沉甸甸的。

然而，就在报道发掘赤军营地遗体的同一天，日本报纸又披露了另一条带照片的消息——日本开始出现“芋掘”旅行项目。

虽然人群拥挤在不大的田地中挖掘红薯，在照片上并没有太多美感，但是这张平凡的照片，却代表着日本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老百姓终于有了可以喘口气，享受生活的可能。

挖红薯，在日本人心中是战后经过艰苦努力，生活终于走向安定的象征。

▲ “孩子，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1972年在迦叶山发现被赤军内部肃反杀死的女大学生金子的尸体，其父亲痛不欲生。而其他赤军的父母，有多人为孩子所做的事情感到愧对社会，选择了自杀

而这种象征，也为日本社会发展离开瓶颈时代敲响了钟声。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社会矛盾曾十分尖锐，但其政府和人民经过努力，最终建立了社会保障体制，也实现了工资收入最高和最低相差七倍的目标，同时，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

从那个时代开始，日本进入了稳步发展时代，社会矛盾开始缓解，“日本可能崩溃”的动荡逐渐走进了历史。

赤军们是疯狂的，但他们的疯狂也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迫使当权者不得不注意照顾人民的公平和起码要求。

到了可以挖红薯的时候，日本社会的保障体制，民权体制也比较完善地建立了起来。社会矛盾开始缓和，人民走到了极端派的对立面，赤军才成为被人民抛弃的对象。

他们的理想是荡涤世界，重造乾坤。但是，赤军在日本却走到了高山深谷的尽头，因为社会变得平和了，人民变得安全了，极端主义的赤军被人民所排斥，或说他们被人民所牺牲。

然而，人民生活平安，这不正是赤军们的理想吗？在理想变成现实的时候，自己却变成了殉道者，这实在是赤军的悖论。

▲ 风浪过后，有些激进派领袖完全改变了，例如原“反帝全国学联”委员长藤本敏夫后来专门从产地直销无农药蔬菜，大获成功

同一天，联合赤军的尸骸被从山中基地的墓穴中取出，亲人在哭泣，而这些占了赤军总数三分之二的死亡者，都是被同志们清洗而死的。与此同时，林外，有乡人在举着白色木牌合影留念，表情轻松——他们为见证历史和猎奇而来照相。

这是赤军的悲哀，也或许是赤军最深层的理想？一如商鞅？

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新闻，让挖红薯这样简单的事情带上了生活中希望的光芒。

因为这一点，今天我在看到日本田野里挖红薯的人们，会忍不住对他们微笑。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10  新干线，日本发展的象征

▲ 蓄势待发的中国春运列车

在日本社会，由于已经不再过春节，所以并不存在春节春运的问题。但是日本也有它自己的返乡祭祖节日，这就是著名的盂兰盆节。

盂兰盆节早年我国也曾存在，如今已经大半进入故纸堆，而日本人每年夏天都要过这个节，一般日本公司还会给员工三天到一个星期的假，去返回故乡，一方面祭奠祖先，一方面享受夏日的休憩。

现在的盂兰盆节依然是日本出行难的日子，而在当年日本经济大发展时期，盂兰盆节更是充满了类似中国春运时所出现的拥挤场面，我们可以从照片中看到当时的情景，在五十年代，日本在城市工作的人要回到家乡去过盂兰盆节，与家人团聚和扫墓，欲买到从东京等地到故乡的车票，必须在车站提前排队。

▲ 在车站打地铺等待买票的日本归乡族

我们可以在《一亿人的昭和史》“占领到讲和”一册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日本人排队买车票的情景。他们往往是要买车票的前一天就携带铺盖到车站前去排队的。大批等待还乡的日本人在火车站前睡在水泥地上，排成长列，等待清早售票处的开门。

而在列车上这些人不但会把座位坐满，还有人直接爬到行李架上去睡觉，甚至有的时候列车连车门也无法关闭，这样的乘车状况被称为“以生命为代价的乘车地狱”。

▲ 在人们排长队买票的时候，只有“外宾”可以轻松自如——驻日美军享受专门的站台和优先上车的权利

既然有类似春运的事件，令我们似曾相识的就一定不只有排长队的现象，还有一点吸引人目光的是当时曾经普遍发生的超载现象。

日本交通部门曾经因为超载发生过多次倾覆，比如，1947年曾发生列车转弯时倾覆的事件，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列车倾覆的实际原因是由于城乡物资的不平衡，使大批人员在乘车时顺便进行投机倒把的行为，这种所谓“投机倒把列车”由于带有大批物资，使其运载能力不及车上的重量，超载最终造成了列车的翻覆。

1949年日本某地一中学的学生乘一条3吨的小型游览船去旅游，但是由于学生上船以后人数太多，造成船体的倾斜。船老大试图指挥学生重新坐好的时候放开了舵轮，结果造成船只失控，向一侧翻转，最终船只翻覆，引起22名学生的死亡。

▲1970年12月18日，日本派出所最醒目的告示是交通死亡人数和负伤人数

这样的事情到今天在日本社会依然隐约可见其踪影。当日本放长假的时候，假如想到日本的各地旅游，你常常会遇到堵塞达100公里的车流，或者见到在车站上从东京到大阪不得不打站票往返的人潮。不过这种情况已经比四十年前强很多，虽然拥挤还是拥挤，但买不到票回家已经是过去时。

其原因之一是日本大力发展其公共铁路交通事业，使运输容量大为增加；另外一点，日本还发明了另外一种新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将传统的节日进行了人为的更改。

比如传统的盂兰盆节，本来是固定日期的，而日本目前所实行的制度却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员工都可选择其中的一个星期进行休假，这样就实现了人流的分流，而使交通压力得到极大的缓解。

其中，堪称转折点的，应该是新干线的出现。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动车和高铁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而在当年的日本，新干线这一高速列车也是日本当时建设成就中为所有国民所瞩目的发展象征。

新干线是日本超级高速铁路列车，又被称为“梦的超特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对应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工程，日本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刻苦公关，在东京和大阪之间建立了第一条正式运行的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这条全封闭，使用新型机车，而且车内设施向航班看齐的高速列车线开通于1964年10月1日。

开通新干线的契机是奥运会，但深层原因是195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工业和流通业发达的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地区成为带动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先锋。

连接这些地区的东海道铁路线虽然只占日本铁路总长的3%，却承担着全国客运总量的24%和货物总量的25%，其运输量增长率每年都在节节攀升。日本当时认识到发展当时东京和大阪之间的交通，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前面描述的“春运危机”也让交通问题与社会稳定挂了钩。

于是，日本政府1957年建立了日本国有铁路干线调查会，以探讨加强这条铁路线的运输能力，最终日本通过了修建东海道新干线的设想。这一方案的具体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工程：设计修建高压强宽轨标准铁路，使用最新技术来建造低阻高速火车车头，解决高速列车造成的阵风、震荡、噪音等问题。

▲如今的日本新干线

经过艰苦努力，这种新式的列车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举行前终于开始试运行，它们代表着高达3800亿日元的巨额投资和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高速时速。当新干线投产之后，日本的主要交通干线运输情况得到缓解，促使了日本经济在流通方面摆脱瓶颈。

同时，新干线也为同时也为日本普通国民带来了自豪，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将富士山、樱花和新干线作为日本综合的象征。这种外型酷似子弹的列车在当时一出现就受到日本国民的万分喜爱。

新干线的特点有这么几个：

第一，它的动力强劲，而且气动布局出色，号称“飞在轨道上的列车”。

列车运行车速可达到270-300公里/时，但在进行高速测试时，则曾创下每小时443公里的最高纪录（由955系（300X）在1996年时所创下），打破了当时铁路各条铁路干线上铁道交通的运行速度——此前日本设计的最快机车是曾在中国东北运行的燕子号和亚细亚号，能够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从沈阳开到长春，是新干线的技术储备。

第二，它使用全封闭的轨道，因此中间没有障碍物和铁路交叉点可以妨碍其运行，大大提高了新干线的安全系数。

新干线通车以来从未发生过因人为因素导致有人死亡的事故，因此号称为全球最安全的高速铁路之一，也是世界上行驶过程最平稳的列车之一。

第三，其内部装潢十分华丽。乘坐新干线会给人以乘坐飞机的感觉。

第四，新干线的收费虽然比普通列车高昂，但是恰好介于航空与当时传统的铁路价格之间，因此仍然为工薪阶层所接受。

此后，新干线向日本全国扩散，而各地的日本普通国民看到新干线时，终于发现自己国家有了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先进运输手段，都因此为之感到自豪。所以乘坐新干线成为一个新的旅游项目，直到今天到日本旅游的人们仍可在自己的旅游项目中找到乘坐新干线这样的说法。

其实新干线只是一种标准的交通工具，乘坐新干线成为旅游项目也是最初工程师们所始料未及的。

▲ 乘坐新干线经过富士山脚下

新干线的开通意味着对交通的重视和依赖大规模轨道技术解决交通瓶颈的发展方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交通造成重大的压力，正是新干线等新式运输手段的投入使日本的经济发展得以继续畅通无阻。

值得一提的是几代新干线列车拥有不同的名字，在最初新干线问世的时候，人们将之称为“声波号”，意思是它的速度可以赶得上声波。

此后第二代新干线出现时人们为了加以区分，又将第二类新干线称之为“光列车”，因为光的速度比声音更快。

那么第三代的新干线出现时，人们就为它的名字大为苦恼，因为世界上想比光还更快的物体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最终人们还是找到了它的合理答案，日本人将第三代新干线称之为“思想”，也就是说思想可以比光要更快。

不过新干线的建成也并非是没有代价的。新干线的建成过程中，其路轨周边的百姓也要承担拆迁和搬家的痛苦。同时新干线在运行中以安全著称，但并不是绝无事故。

曾经发生过列车内部发动机出现故障，将其部分转子抛出，穿入民房打伤居民这样的事件。新干线本身从未发生过死亡事故，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窗玻璃破裂这样令人感到瞠目结舌的问题。

▲ 望着呼啸而过的新干线，日本的农民曾经极为震惊

新干线不是凭空而来，它的发展从慢到快，代表着日本列车的一次次提速。而在日本列车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是因为不适应新的规则而产生的大量交通事故。

曾经有一起发生在日暮里车站的交通事故，即是在新干线还没有问世时，由于列车提速后原乘务人员不熟悉系统造成的。

当时这样的事故很多，我们选择日暮里来介绍这一情况其原因到并不是日本这次事故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日暮里的名字曾经出现在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之中，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一种憧憬和记忆。

审视新干线在日本发展的经历，这条高铁惊人的费用得到了惊人的回报，新干线仿佛代表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日本长崎积蓄的科学与技术底蕴得到爆发，从而使日本人不仅在交通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走入了现代化。由于这些成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问题百出的大发展时代，毕竟是日本的黄金时代。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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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日本学生集资大王之死

“请注意，在检查前不要碰我的遗体，按照法律规定立即联系京桥警察署，检查后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解剖。我的死因是服毒，所服毒物为氢氰酸，事后请将我的尸体烧掉，骨灰作为肥料卖予农家。”

这段冷静的文字并非来自小说，而是一名叫做山崎晃司的日本大学生在1949年留下的遗言，他甚至在这份遗嘱的署名处写道：“我于晚11点48分55秒服毒，写于晚11点49分。”

这样一份异常冷静的遗言的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山崎晃司是当时日本战后的一名风云人物，也曾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

日本战后社会异常贫困，许多家庭需要住在废旧电车或者水泥管中。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叫做山崎晃司的日本学生却能够一跃而起，虽然他自杀的时候依然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在和同伴经营一家名叫“光俱乐部”的半地下融资公司。

这家公司在当时已经拥有资本金600万日元，这在今天大约相当于6亿人民币的水平。一个只有25岁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中从全无基础发展到这样高的境界，又为何走向自杀之路呢？

▲ 山崎晃司，1923年生于千叶县一个医生世家，他从小学习十分用功，很快考取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并且进入其最著名的法学部

所谓东京大学，在日本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的水平，在学校期间，山崎晃司的20门课中竟然有17门获得优，这是在当时日本社会中被认为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名日本头等最高学府的高材生，风流倜傥、相貌英俊，按照日本的惯例，如果他毕业之后可以进入日本的法务省或者大银行，有着灿烂的前途。

可是这个山崎晃司却没有沿着这条坦荡大路一直走下去，而是在就学期间就拉了几名学生朋友，在东京的中野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叫做“光俱乐部”。

最初人们认为这几个学生只是小打小闹，没想到在山崎晃司的经营之下，这家公司竟然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就获得了大量的集资，据统计，他们共集到了1000万日元，在当时属于巨额融资财产。

此后，他将公司从中野搬入了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日本东京银座，在那里开办了新的办公室，而在这个新的办公室中，他的公司仅仅三个月其营业额就突破了5000万日元，其公司在破产前夕拥有股东400人，工作人员30人。

这样一位学生怎样能够一跃成为大公司的总裁呢？

其实说起来山崎晃司所做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他所做的和我们所熟悉的，曾经风靡一时的非法集资颇为相似，他以13%的高利从民间集资，再以更高的利息贷给需款的公司。

同时，由于他最初的成功，也吸引其他投资者不断向其提供资金，以获得高额的利润，这样他就可以用此后获得的集资来还前期集资所需的利息，而使公司不断滚动增大。

当然，这种工作、这种经营模式必须要求其获得不断的新的资金，这也成为山崎公司经营中的软肋。

几个月之后，山崎晃司因为涉嫌金融犯罪，被警察署审查，尽管判其取保候审开释，但是其信誉受到打击，于是新的资金不能够进入“光俱乐部”的资金链，使公司整个经营状况出现危机。

在山崎晃司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试图通过改变公司名称重新开始逃过追债者的打击，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这一招最终失败。

1949年11月，该公司已经欠债3000万日元，但只有300万日元可以偿还。无计可施的山崎晃司最终在偿还期限到期这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喝氢氰酸自杀，留在办公室桌上的遗书里还写到：“契约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适用于死人这种物体，所以我只有死。”

▲ 日本媒体对于山崎晃司自杀的报道

在日本战后如山崎晃司这样突然发财又突然暴跌的事件并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转型期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山崎晃司的独特之处是有着理直气壮的冷酷，用中国人说法，此人是一个标准的厚黑学信奉者。

如果追究山崎晃司的心路历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东西。

1949年正是日本战败后不久，此时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对于幸福的追求也逐渐变得与以前不同。日本的传统观念认为，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是走向成功的唯一之路。

但是山崎晃司在战争中曾经被日本陆军作为学生兵征入军队担任会计，在担任会计期间他卷入了一起贪污案。按照传统，为了保护上司的荣誉和地位，他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罪名受到处罚。结果当他出狱之后，却发现上司早已背信弃义，使他一无所得。

从此山崎晃司对于道德和正义就不再相信，而他自己认为，自己确有比别人不同之处，这点不同之处就是自己具有天才的头脑，和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冷静抑或冷酷心理。山崎晃司自己曾经写过条幅，称“我是天才、我是超人”。

当然，这种天才和超人的观念并非从天而降，如前所述，他的确达到了在20门功课中17门得优的令人吃惊的成绩。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找到山崎晃司留下的文件时发现，他在自己的每一天活动计划中，都把时间按照分钟来进行分配，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其中包括学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睡眠的时间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甚至包括交女友的时间也是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乃至于与情人上床做爱的时间也要按照分钟来计算！

▲ 山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时间表，其翔实让人惊讶

山崎晃司自认为由于自己有这种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对社会和生活的了解，以及敢于打破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束缚，便可以获得比他人更多的成功。

这一点也不是完全的狂妄，他不但成绩优秀，而且一度曾经拥有8名情人，且依靠自己这种对时间的有力调配，在8个情人之间游刃有余。

8个啊，按照管理学原则，一个领导者最多也只能带7个直接管理的手下，山崎能如此处理好8名情人，实非凡人所能为也。

在他的文中也可以看到他确实具有冷酷的一面。在他的一名情人怀孕之后，他在文中曾经罕见地露出了带有感情的文字——其他的文字大多如同流水帐，令人读来觉得毫无意味，但从山崎每天认真记录的态度来看，至少他不认为这件事很乏味。

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今天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能够让情人怀孕，这是在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作为人生中的第一次，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但是刚刚表露出带有一点人情色彩的文字之后，他接着下面就写道：“现在怎么办？根据冷静的考虑之后，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她去打胎。”

如果说看到这里，他似乎仍然还有一点被传统束缚的痕迹，但接着下来的一句话就完全显示了山崎晃司自己的特点，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她打胎失败或不肯打胎怎么办呢？那也很简单，就教唆她自杀吧，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这事儿让我想起采访公安干警时谈到一起案件——前几年，某无赖子冒充富家二代，诱骗妓女从良洗劫存款后杀人灭口。

“……为了让那个妓女跟他，先让她怀了自己的孩子……带到外面折磨……说了一个假的密码，发现不对回来再折磨……又说了一个假的，她知道说了真的肯定死……很残酷……后来还是说了真的……遗体发现的时候身上好多地方露着白骨……活着整的……”做了几十年刑警的采访对象，复述这个案件的时候皱着眉，每一个字都是慢吞吞的。“近来，为了逃避侦查，有些案犯都不留活口……”

那个案子，案犯得款七万元。

如果说山崎那些表面上一团正气，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上司是伪君子，那么，受到他们刺激以后选择了自己道路的山崎晃司就是要做真小人，而且从不避讳这一点。

对于山崎能够办成光俱乐部，当时的舆论认为，他的勤奋和聪明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对于合作者冷酷的利用和计算，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剥夺他们的利益壮大自己。正是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无情，使他的竞争对手纷纷落马。山崎依靠真小人更加直接的计算和狠辣的手段建起光俱乐部的王朝，可算成功。

但他出事后触法不深，这种情况只要别人能提供合情合理也合法的帮助，大多能够挺过来。商场上所谓欺老不欺少，正常情况下，作为创立了一个品牌的山崎仍有利用价值，这样的后起之秀很可能在某个前辈的照顾下逃过劫难。

但是，在山崎案件中，几乎所有涉案的人都选择了落井下石和退避三舍。

山崎晃司在公司中的秘书也是他的情人，却非常配合地向警方交出了山崎晃司涉嫌金融犯罪的证据，使其遭到致命打击。其原因是这位情人看透了山崎，深知此人没有感情。

没人帮山崎，也是因为认识到此人是个真小人，没有底线，不愿帮也不敢帮。从这个角度来说，山崎又因此而失败。如何评价他选择的道路，还真是一个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太多骤然兴起的暴发户，也看到了他们骤然地衰败下去，很多人似乎都带有山崎的影子。

今天和日本人谈起山崎晃司来，几乎没人愿意自己同事中有这样一个没底线的家伙，但颇有不少上年岁的人同情这个“真小人”，认为他固然是错了，但那个时代也有责任。

真小人和伪君子，哪一个更糟糕？

这问题经常引发些歧义的认识。萨曾在网上和一位朋友讨论伪君子和真小人，这位80后朋友认为真小人更加率直、好交。
   
谁为真小人呢？有例子没有？萨问。

回答是：《A计划》里面的洪金宝。

这个答案其实多少有些不对劲儿，《A计划》中的洪金宝号称只认得钱，实际上看完全片会发现此人义气而且勇敢，这人是真小人吗？这人是假小人，真君子啊。

▲ 《A计划》中的洪金宝和成龙

真小人和伪君子都是小人，但是伪君子起码还对社会道德、规矩有所畏惧，干坏事还得偷偷摸摸的，而真小人对社会道德、规矩全不当一回事，干坏事还理直气壮，更无制约。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伪君子横行，说明社会监察和制约力不足，以致恶可以假善的名义横行，但好歹这个社会还有是非，人们还是反对恶，期待善的。

而真小人要是能在社会横行，说明一个社会的是非观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对恶行习以为常，甚至羡慕，连反抗和反感都没有了。所以正常情况下，真小人们不该获得山崎晃司这样多的同情。

然而，事实就是山崎在日本挺受同情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为此，我曾和一名七十岁的日本律师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在山崎晃司的时代，战争刚刚结束，社会高速发展但监督机制薄弱，机会很多而混乱，能够发财的都是山崎这样不守规矩的人，而老老实实干活，恪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却往往沦为社会底层。

于是，当时的日本人都对道德和规矩产生了逆反的心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同情山崎，不是因为喜欢真小人，而是因为他表现了对“守规矩反而吃亏”这种不公现象的反抗。

笔者也曾和一位新加坡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伪君子。当时萨第一次到新加坡，发现当地的人没有随地吐痰的，赞誉新加坡人素质高。这位老兄摇头，说不是素质高，新加坡严刑峻法，大家是被罚怕了。萨于是说原来你们都是伪君子啊。

不久到广州，这位咽炎发作，依然极守规矩。看他忍得辛苦，有当地朋友说这里没警察，随意吧，不会挨罚。这位老兄依然撑到一家百货店，买了一大叠手帕，摇头道，守规矩守了几十年，习惯了……

如今日本的街头，也不见几个随地吐痰的，只是渐渐分不清他们是伪君子，还是真君子呢。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13  真假天皇:史上最大山寨行动

前些年，山东某地出来有人自称西门庆的后代，而且还不止一个，闹得很是热闹。无论最后确定是谁家老爷子跟武夫人有一腿，反正新闻效应是出去了。

这种认名人当祖宗的事情，和要跟日本比起来，得说还不够专业。日本是个讲究血统和家世的国家，但是战败以后“礼乐崩坏”，拐弯抹角认个名人当祖先，成为时髦的事情，一般来说新闻效果还不错。

比如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一直坚持祖上和号称“日本诸葛亮”的菅原道真是亲戚，即便专家学者几次反对也不肯否认。

沾名人的光，特别是无法抗议的古代名人的光，这种事儿在哪儿都挺流行。

不过，日本这方面做到极致的，大概要算敢自称天皇后裔的了，这种事，日本战后发生了十几起。

话说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扶桑文武肉袒出迎，东瀛四岛上出现了一个头顶五星的蓝太阳——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其权力之大，号称“日本的太上皇”。

▲ “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的著名合影

1945年12月，这位麦克阿瑟却看着一封日本天皇送来的书信发呆。

日本人的名字古怪，不好念，这麦克阿瑟承认，但这位老帅哥毕竟是西点军校第一名出来的，记性并不坏，总还记得每天打交道的天皇叫“枭蛙”（昭和），今儿写信的这位怎么改名叫“苦妈砸蛙”（熊泽）了？！

没错，这回来信的这位，自称就是“熊泽天皇”，声称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天皇，神的子孙，被乱臣贼子相迫流落江湖，至于那个昭和，一家子都是窃据神位。要麦大帅出面主持公道，以便自己重登大宝。

事实上，这封上书11月份就送到GHQ（占领军总部）了，这里管事儿的美国人比大帅学问还少，一样看不明白，不管事儿的日本人对天皇是敬若神明，一看是涉及立嗣篡位的事情，当场一吓，天皇家都是神的子孙，神的子孙打架谁敢管他们的家务事儿呢？只好送交大帅圣裁吧。

这篇请愿书写得骈四骊六，包含了大量历史考据和有关日本皇位继承权的沿革说明，日本人整整花了一个月才把它翻译成能看懂的英文版。饶是如此依然看得大帅头晕脑胀又狐疑满腹。

无奈大帅也是长了个人脑袋（废话，要猪脑袋那麦帅的相貌就太可爱了），智力比别人高吧，也不能超越太多。

这位熊泽天皇说得义正词严，而且对自己皇位的来历论述清楚明白，看来不像假的。东方的君主继承制度东方人自己都晕头转向何况他一个老外呢？除了明白今天与他合作的天皇可能是冒牌的以外，麦大帅也作不出什么结论来。

大帅到底是大帅，看了以后总算抓住了重点。

• 第一，遣人去日本天皇的皇宫里面去问，现在这个天皇的血缘有问题没有，是不是神的子孙。
  
  

• 第二，派人去好生查问这个熊泽天皇，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对“熊泽天皇”的调查也很快出来了。此人本名熊泽宽道，现居爱知县名古屋市千住区，年56岁，原经营杂货店为生，杂货店因为战后经济惨淡而破产以后，沦为无业游民。

▲ 熊泽天皇

从美国赶来的记者在名古屋一片瓦砾的老城区，在他倒闭了的杂货铺里采访这位“熊泽天皇”。虽然“皇宫”寒碜了点儿，这位潦倒的天皇仪容却甚为严谨。他身穿日本天皇才可以穿的十六瓣菊花和服，声称自己才是正宗的天皇继承人，现在住在东京皇宫里面那个是冒牌货。记者评价这位杂货铺老板“性情温厚”，条理清楚，完全不像是一个疯子。

此人自称天皇似不是精神问题，熊泽宽道声称自己是天皇的理由，源自日本的南北朝时代，他是南朝天皇的后代，若说血统，比今天的天皇还要纯正。“熊泽天皇”还拿出一张复杂的日本皇族谱系图给美方记者看，虽然让人眼晕却是明明白白的。

最后，“熊泽天皇”再次大声疾呼，要求现在的日本天皇退位，归还皇位。

这件事传开，在日美两国新闻界带来的冲击效应极大。从制造轰动效果来看，“熊泽天皇”绝对比冒认西门庆后代的有本事。

新闻界抓住了这个由头，立刻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件事也立即引发了日本和美国国民的兴趣。两国媒体轮番报道，不知道养活了多少狗仔队和挖坟党记者。

不过，中国的“冒认官亲”，无论是认西门庆还是认刘罗锅，大多是为了发展旅游，扩大知名度，日本这件冒认天皇的事情，还有与我们国情不同的后果——冒认天皇的背后，有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之间的政治博弈。

关于“熊泽天皇”的大幅报道出现在了《星条旗》、《生活》等杂志上面，并被日本报刊转载。从1910年幸德秋水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以后，天皇的权威，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沉重的挑战。

好奇的美国人对日本的皇位更替忽然发生了兴趣，特别是麦克阿瑟去问日本天皇的血统，把天皇吓坏了。要知道这时日本到底是否保留天皇制还在两可。

GHQ是既想利用天皇的威望，又担心天皇不是人的身份可能成为日本再建集权的核心——不是人？对啊，他不是神的子孙吗，那怎么能是人呢？

问这话什么意思？仅仅是为了几百年前的事儿还是大帅疑我想做越王勾践？按照当时曾任侍从的一位官员回忆，那个时候宫内对出了这么个“熊泽天皇”的感觉，并不是可笑或者厌烦，而是——恐惧。

▲ 天皇方面虽然高傲，但面对美国宪兵队长也不得不笑脸相迎

日本天皇心里没底，一边赶紧整理自己历代祖宗的资料上送大帅府，一边赶紧召集幕僚，做点儿什么好挽回大帅的信任。

于是，1946年1月1日，裕仁发布《人间宣言》诏书，首次承认自己也是人，而不是神。这个诏书引起日本人思想上的轩然大波，大大动摇了日本皇室的权威。

麦克阿瑟对此并未在第一时间发表意见。可是，这位“熊泽天皇”走到哪儿，身边都老跟着好几个麦克阿瑟派出的美国宪兵！

受到鼓励的“熊泽天皇”名声大噪，吸引了大量粉丝和捐款资助。日本商科大学教授峰间信吉等组成了“熊泽天皇后援会”，支部遍布日本各地。

天皇在日本第一大，比天皇还大的是麦克阿瑟——对熊泽老板，皇宫里的那个天皇倒不怕他，就算你真是南朝天皇的后代也没什么，当年就是手下败将，老子等你们复辟等了五百多年都没见影儿，别管是熊是猫，哪怕你是功夫熊猫呢，俺不信你还能翻得了天。

问题是……

问题是GHQ里面那个叼玉米芯儿烟斗的老家伙明显在看热闹啊。

要真是看热闹还好说，谁不爱看热闹呢？正常心理。但是当时麦克阿瑟看热闹的心理颇为阴暗。这老小子对日本皇室的态度极为暧昧，很像是要借题发挥，这个可就麻烦了。

今天，我们一般的说法是，正是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日本天皇制才得以保留下来，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才没有得到追究。还有一说是日本的所谓“无条件投降”实际还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保留天皇。

然而，这个合作，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顺当。所谓日本投降以前有条件保留天皇制，这根本没有意义。

自古以来你放下枪之前什么都好说，哪怕我认你当二大爷都行，但是放下枪以后还遵守这些规矩的，基本都是外星人。印加皇帝，苏州杀降，这人别管皮肤什么色，做法都一样。条约就是一张纸，更别说什么台面上见不着的秘密条款了。

要是保留天皇弄出一个“邪恶轴心”来，别说一个，就有八个条件老麦也能给裕仁找出一百多种死法来。

我们一直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家。其实这个说法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兄弟一样不可靠，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掐起来也是你死我活的，美帝跟苏修合伙整死法西斯，这不都是很明显的反例？

所以，是否保留天皇，不在什么承诺，也不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不是一丘之貉，还是英国人说得对——只有永久的利益。

从种种迹象判断，老麦对“熊泽天皇”大闹天宫的放纵，显然是有意为之，至少是一种警告——你敢不老实？敢不老实我废了你换这个杂货铺出来的干！

事实上这种考虑还真有必要。

因为裕仁毕竟是从战争中和盟军一路打过来的，谁能保证他没学过“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啊？麦克阿瑟不会不担心此人东山再起。尤其是日本天皇在日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过于崇高，是“神”而不是人，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不会养虎贻患？

麦大帅除了对上彭德怀缺点儿心眼，别的时候都挺精明的。说白了，熊泽就是他的一张牌。

对于麦大帅这种心思，裕仁和他手下人心里也跟明镜似的。

怎样能让大帅放心呢？

大帅感冒了，让天皇去尝粪……

这恐怕不是个好主意，明摆着要做勾践第二嘛。

那估计马上就给“咔嚓”了。

1946年1月1日，日本皇室发布公告，承认天皇是人类的一员，和神没有血缘关系，不会三十六变，也不会腾云驾雾。

大帅没理会。

看来还是诚意不足啊。

绞尽脑汁的幕僚想出一条妙计——让天皇穿上便服，在全国巡游。

▲ 天皇在美国宪兵队保护下巡视各地，以消除那位山寨老兄的影响

这次被称作“人间巡游”的视察很热闹，因为“裕仁天皇”的车队后面，还亦步亦趋跟着那位“熊泽天皇”呢，他穿着在日本象征天皇的十六瓣菊纹羽饰和服，带着支持者在后面步步进逼，不断要求与前面那位远房堂兄弟“对话”。为了避免尴尬，出巡的车队不得不小心设计行程和安保。

虽然看来情况有点儿纷乱，实际上宫里这位借此已经取得了对他草根堂兄弟的胜利。他这样一来，全国的日本人就都看明白了——原来所谓天皇也不过长俩眼一鼻子，一个瘦小的老头而已。

大帅您看，俺确确实实把自己从神的地位上降下来，除了裸奔什么都干了。

▲ 面对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的家属，天皇被记录“脸红了”，可是更多个人崇拜的对象一直到死都没有这种脸红的机会呢

这种表态获得了麦克阿瑟的谅解，大帅爷最终相信，这个宫里的，确实不像个勾践的样子。

于是，那位“熊泽天皇”就改而备受冷遇了，而“统御派”学者们考证，所谓南朝后代熊野宫信雅王纯属伪造，即使这位的熊泽天皇自己也是人家过继来的。

1951年，“熊泽天皇”发动乾坤一击，在东京地方法院控告“天皇裕仁篡位无效”，结果法院以天皇继承权不在法律管辖之内而判决不予受理——你们自己家的事儿我们不掺和。

1966年，杂货铺里走出的“熊泽天皇”死于胰腺癌，外电虽然有报道，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发来唁电。

还得补充一下，据统计，日本战后自称天皇的一共十好几个，熊泽，只不过是闹得最凶的一个而已。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14  针对老保姆的政治谋杀案

如果今天谁谁在北京满大街嚷嚷“我是人”，那八成是受了什么迫害或者刺激的上访人员。搁几十年前要有人在东京这么嚷嚷呢？

这家伙就不是上访的了，而是日本天皇。

▲ 裕仁天皇

天皇是人，这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可以反驳的真理，因为无论天皇还是其他的什么人，他们肯定都是一个品种，不可能是来自外星的异种生物。

如此浅显的事情，为何日本天皇还要祥林嫂一样满街嚷嚷呢？

因为在当时日本人眼里，天皇是根本不能算人的。天皇在占领军的压力下，正在努力纠正这种谬误。

日本战败之前，有人说出“天皇是人”这句话，是要被关进监狱的，还会有很多老百姓对之义愤填膺。按照日本长期的观点来说，天皇不是人，天皇是神，作为神的存在他根本不会犯错误。

天皇如果错了呢？

那请参见前面那句话。

天皇对日本老百姓来说是膏药旗上面那个红太阳，只能跪拜的。天皇把这面旗指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想都不用想。战争期间对天皇盲目的个人崇拜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在东方式的传统思维中存在着个人崇拜的习惯，战败之前的日本政府不但鼓励这种个人崇拜，而且自己也是创造这种个人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战后，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完全的否认，包括对天皇的个人崇拜，也终于被日本社会认识到是一种不正常的思维。

占领日本的美军支持这种反思，因为他们显然认为总存在一个从不犯错误的天皇，对避免日本重返军国主义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战后由皇族东久迩亲王担任首相的第一届内阁，因为打压反天皇人士而引发占领军不满，被迫辞职。

在日本的民间思维日益个性化的时期，质疑天皇神格成为正常行为，日本天皇走出皇宫也就成为必然。

1946年到1954年，天皇在战败之后不得不站出来走到民间去，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游，在这次巡游中不断宣传自己“我是人”这件本来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实。

走到日本各地进行巡礼的天皇，日本昭和天皇不但会面对民众的目光，而且还不得不面对那些因为效忠天皇思想而死在战场上的日本老兵的后代，其尴尬可想而知。

▲ 面对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的家属，天皇被记录“脸红了”，可是更多个人崇拜的对象一直到死都没有这种脸红的机会呢

然而，尽管天皇已经承认自己是人，但长期积累的个人崇拜余波并没有消失。1960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屿中暴力事件”，原因即与“对天皇不敬”有关。

所谓“屿中暴力事件”的背景现在说来颇为让人觉得吃惊，因为引发右翼不满，从而酿成血案的作家深泽七郎，不但不是左翼人士，还恰恰是一名反左人士。

当时日本有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叫做《中央公论》（今天也依然存在），其文化版1960年刊登了深泽七郎所写的《风流梦谈》系列文章。

在这部幻想小说中，深泽七郎借助梦境描述了在“左欲”控制下，日本发生革命后可能出现的混乱，在其中一个场面，深泽让日本天皇的皇室全军覆没，皇后和皇太子夫妇都被革命的学生斩首。

尽管深泽意在强调狂热的左派只会造成更多的破坏，却忘记了右派里面同样有狂热分子。因为文中的皇太子夫妇都用了真名，这个描写在日本仍然保持对天皇个人崇拜的人心目中显然是一种“大不敬”。

作家深泽躲了起来，右翼团体的矛头直指《中央公论社》，在遭到右翼用飞机撒传单，屡次到公司骚扰的待遇之后，该社总编竹森清辞职，1961年1月，又发表了道歉信。

但触犯了个人崇拜者心中的禁脔，岂是区区道歉可以解决的？与今天网上不过是拍砖而已相比，日本的右翼分子更喜欢动手解决问题。

1960年2月1日，一名17岁的年轻人礼貌地敲开了《中央公论社》屿中鹏二总经理家的大门，要求谒见总经理。

前来开门的是屿中家的老保姆告诉他，总经理先生不在家。

按说，对方这时应该留下名片或者表示以后何时来访吧，可老保姆发现对方却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眼神很不对劲。

老保姆吓了一跳，但想一想对方就算是色狼，也应该找比自己小20岁的屿中夫人，对自己一个老太太……

只听对面那人一声吼叫——“替你家老公向天皇陛下谢罪吧！”抽出一口长刀就朝老保姆猛扑过来。

在被刺倒之前的最后一刻，老保姆也没想明白自己十几年前就归西了的老公和天皇陛下有啥关系，这人莫不是个疯子？！

她猜错了，来的这位不但不是疯子，在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里面，还是被认为头脑最清醒，最机警的年轻成员之一呢。

▲ “不是人”时代的日本天皇——裕仁骑在大跑上，战败前这种“有损天皇形象”的照片是肯定不会公开发表的

到屿中家的这名年轻人，是一名崇拜天皇的狂热分子，原是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的党员，名叫小森一孝。他闯入屿中的家，目的是干掉这个“亵渎天皇来赚钱”的社长。

这位小森虽然思想狂热，但思维清晰。他在前来行凶之前宣布脱党，因此被捕后该党并未因此受到法律追究。

他进入屿中家的时候特意剃了个光头。警察问他为何选择了这么有个性的发型，小森说犯法的人肯定都要剃头的，我先剃了，省得你们麻烦。您看，这精神状态，真是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而他选择屿中而不是作家深泽作为目标也很有道理——屿中也曾经是属于“大日本爱国党”的右翼成员，这次行动带有惩罚叛逆的性质。

敢情这属于右翼内讧啊！

这种事儿并不新鲜，左派经常打左派，因为觉得对方左得不够，右派打右派理由也没什么两样。

老百姓？老百姓你看热闹就好了，人神仙（妖精）打架有你什么事儿啊？等他们打明白了再说吧。

这次流血的右翼内讧影响深远。那位写《七日梦谭》的深泽，本来立场亲近右翼，他写的这部文章其核心内容也是警告“左祸”。没想到只因为行文略有放纵，就成了右翼打靶的目标，还殃及了更无辜的屿中。

从此深泽笔锋大变，并坚决地收回了《七日梦谭》的版权，再不允许出版，甚至死时还反复嘱咐其妻子，此稿永不再刊。

深泽的朋友认为，他这样做并非畏惧右翼报复，而是看清了右翼的面目，因此收回亲右翼的文字，与其决裂。

他这部《七日梦谭》当年刊发后，在右翼“天皇粉”中引发了剧烈的反应，右翼人士口诛笔伐，谴责之词铺天盖地。在这种地毯式的轰炸中，照右翼的说法这个渎神的家伙严重伤害了日本全国人民心中的伟大领袖，应该被碎尸万段，遗臭万年。

这种事儿，要搁今天网络时代根本不算个事儿，每天都有无数被人用嘴巴杀死过很多次的马甲在各个BBS或者聊天室上蹿下跳，活跃的很，有的人一天不挨几十块砖还会全身痒痒，谷精上脑，要死要活。

问题是小森这家伙没上过网啊，而且，这人还是个行动派，骂High了之后干脆去买了块砖——错，买了把刀，决定替伟大的天皇讨还公道。

于是，那位屿中先生就杯具了。

小森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他假称回长崎老家，却悄悄调查屿中的地址，在一座图书馆里养精蓄锐了一下午，然后守候在屿中家门外许久，等待屿中回家的时候突然袭击。

但屿中偏偏那天加班，久久不归，让小森产生了误判，以为他一直躲在家中，于是干脆闯上门去。

关于那名叫做丸山的老保姆被刺杀的具体经过，日本新闻界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小森随她和一名仆人进入会客室，得知屿中不在，随即挥刀行凶（仆人吓跑了），第二种说法是听说屿中不在，小森要强闯内宅，为二人拦阻，于是锁定老保姆为目标动手（仆人吓呆了）。

这里面都有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仆人22岁，老保姆57岁，显然前者威胁性更大，要是抢劫也得现把年轻的放倒不是，为何小森先跟人家老太太过不去呢？

后来小森做了供述，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刺杀老保姆丸山，是因为认定她是屿中的太太雅子。

警方推测是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了阴差阳错的犯罪。日本和我国不同，因为太太大多在家工作，保姆这个职业很没前途。一般人家是不知保姆为何物的，只有屿中这样有地位的家庭才请得起——既然保姆这个职业在日本没前途，为何还如此昂贵呢？

正因为一般人家不用保姆，所以日本的保姆都是按照宫廷女官的水平培养的，以便适合行走于富贵之家，当然要贵一些了。

小森出身于一个检察官之家（这也就可以说明他犯罪的规划为何如此严谨了），家境小康，但并非富豪。所以他和大多数普通日本人一样，对“保姆”根本没概念，认为出来迎接的必是女主人。

偏巧日本“丈夫”和“主人”都是一个词，丸山老太太说主人不在家，就被小森误会了，以为老太太的意思是“我丈夫不在家”。

既然如此，你就替你丈夫向天皇谢罪吧。

等等，还有一个问题是屿中那年才37岁，娶个57岁的太太好像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啊。而且小森动手前还专门看过屿中夫妇的照片，怎么会弄错？

可能丸山老太太长得年轻些？

可能雅子夫人长得太老？

或者日本女的化完妆你完全搞不清她是谁？

正确答案于此无关，原来小森是个大近视眼，而出来行刺尽管策划周密，毕竟是第一次动手，心情有些激动，因此出门时一时疏忽拿错了眼镜。

结果，等到他准备登门行刺，才发现不戴眼镜看不清，戴上眼镜就头晕。

这还怎么做案啊？

小森一气之下把眼镜摔了。

虽然是大近视眼，牛和马我还是分得清的，人和狗也是分得清的，对行动应无大碍。

忽然想起来，1964年刺杀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博士的，也是个大近视眼。

日本的大近视眼，何其可怕耶。

我们公司那个北海道来的门房，好像也是大近视眼……

刺倒了丸山老太太，小森一边继续向内宅冲一面大吼：“我是右翼，主人出来。”

就在这时候，乌龙的事情发生了——真的屿中太太雅子，听到前面一片大乱，出来看时，正和小森碰了个面对面。

这下子，估计双方都会有一瞬间的失神。

屿中太太雅子没法不失神，一个在家相夫教子的她哪儿见过这种血腥的场面呢？而小森恐怕就是另外一种感受了——这国贼屿中到底有几个太太啊？！

别管怎样，狭路相逢勇者胜，小森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是来干嘛的，再次挥刀，将雅子夫人刺伤。

不过，他没有继续做出更多事情——当时房中还有屿中15岁的儿子、12岁的女儿和吓昏了的仆人。小森停止了行凶，跑出房子，最终选择自首。这次暴力事件，导致保姆丸山死亡，雅子夫人受伤。

祸已经闯得够大了。与小森认为冒犯天皇就是伤害全国人民感情的认识不同，案发后普遍的舆论是全国人民认为他的行为是发疯。右翼的暴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愤慨——这都什么时候了，冒犯了天皇还要杀人！这简直让人想起了法西斯时代。

舆论普遍认为天皇早已还原为人，对天皇的个人崇拜与社会脱节，已经成为民主社会的妨害。日本出版工会2月8日在日比谷工会堂举行了“抗议暴行，保护民主主义大会”，池田勇人内阁也对天皇左近人员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提出质疑，要求宫内厅准备代替天皇参加因此引发的民事诉讼。

作为太上皇的美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举动，但没有态度本身也是一种态度，美国人当然不认为让日本天皇如同神一样存在是什么好事儿。

小森事后被处以重刑15年，这还是因为他作案时未成年的原因。其父原为检察官，因教子不严被迫辞职。大日本爱国党党首赤尾也一度以教唆犯罪名义被传讯。

有趣的是小森虽然实施犯罪的时候极有理智，头脑清醒，过后还是被送进了八王子精神病院治疗。这倒不是哪个高官因私废公包庇小森，而是小森真的在犯罪后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

原因呢，据说有两种解释——

• 第一种是小森自己供述的，他表示右翼有右翼的原则，不能滥伤无辜，错杀老保姆丸山让他的精神受到极大震动，为此中止了继续犯罪，这种负罪感让他产生了精神的变态症状。
  
  
• 另一种解释是《每日新闻》当时的分析。该报主笔认为，小森的精神异常源于“布斯情结”。布斯是暗杀林肯的凶手，他一直以为自己暗杀林肯后会被人民视为英雄，但事后却发现自己成为过街老鼠，大受刺激。小森实施行动前也认为自己所做是神圣的事业，事后才发现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天皇当神来崇拜。
  
  

屿中事件使对彻底打破对天皇的个人崇拜起了很大作用，小森的暴行让人们会把这种崇拜和愚昧野蛮联系起来。如今在日本对天皇尊重的人还是不少的——至少他是国家象征嘛，但崇拜天皇…..他又不是刘德华，崇拜他干嘛呢？

天皇的个人崇拜被打破是一个过程——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天皇刚刚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日本人几乎就在同时找到了下一个崇拜的对象。

这个人就是当时美国派驻日本的总督麦克阿瑟。

▲ 麦克阿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被日本人打得从菲律宾狼狈而逃，而后跨岛作战，从新几内亚到莱特岛大杀日本人，直到1945年9月2日代表盟国在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的投降。

似乎，日本人应该不会对这位大帅有太好的印象吧？

日本人崇拜麦克阿瑟，似乎是一种惯性使然。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乘坐巴丹号专机到达日本，戴着墨镜，手拿玉米型烟斗出现在厚木的空军基地，这一副酷酷的形象在崇尚强者的日本民众之中引发了很强烈的反响。

此后麦克阿瑟又曾在官邸等待天皇的来访，并逼迫天皇承认自己是人。

当日本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不得不屈尊到麦克阿瑟的官邸和他进行见面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名字在一些人心目中戴上了神的光环，以至于在日本很多人不把麦克阿瑟看作曾经和日军交战国的将领，而是把他看作日本的神，以为这位神服务而感到自豪。

尽管麦克阿瑟在战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日本的政策，但是日本的民众仍然认为能够为这样一个铁腕人物服务，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服务是自己的骄傲。

忽然发现天皇是人，自己失去了偶像，由于惯性的原因需要找到下一个偶像，或许就是麦克阿瑟在日本变成大神的原因。

于是，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的70岁生日成为他一生值得纪念的时刻，在他的官邸周围出现了大量前来献花，前来表达祝愿的日本民众，这种自发的狂热让麦克阿瑟既感到惊讶，又感到自鸣得意。

▲ 1950年1月26日，麦克阿瑟在东京享受日本中小学生自动到其门前齐唱生日歌的祝福，此时的麦克阿瑟，是日本新一代的个人崇拜对象

但是日本人这种个人崇拜的惯性似乎大了点儿。1951年4月15日，这位不可一世的将军由于在朝鲜战场上的败绩，最终被杜鲁门总统解职回国。

在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号外》得到广播之后，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在麦克阿瑟的公馆外面，竟然有日本人跪地嚎哭，表示对麦克阿瑟被解职的不满。

消息传开，日本很多地方陷入了一种近乎哀悼的状态之中。4月12日，当麦克阿瑟离开大使馆回国时，大约25万日本人伫立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许多人黯然回首，脸上泪水纵横。这样的情景让守卫麦克阿瑟住宅的美国士兵感到十分惊讶。

值得一提的是，挽留麦克阿瑟这种行为只是发生在日本的民间，当他被解职的时候，招之即来的日本天皇却再也不肯去拍麦克阿瑟的马屁。虽然麦克阿瑟派人通知天皇自己的行程，意欲接受送行，但这位天皇并没有送麦克阿瑟走，而是仅仅表达了冷淡的欢送之词。

看来，对个人崇拜这种事，越是普通老百姓越看不开。

古罗马的独裁者苏拉在角斗场中曾经发出过一段评论，当他看到观看角斗士演出的平民朝他欢呼的时候，已经卸任了的苏拉发出一句感慨，他说“奴隶这么多，总是会找到主子的”。

不过，经过几十年更加强调个性和自由的教育，今天日本人对歌星影星虽然仍不乏崇拜的事情，对于政治人物搞个人崇拜，却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了。

也许他们想明白了，崇拜一下歌星无伤大雅，真正和身家性命攸关的事情，是不能靠别人替自己思考的。

其实，谁都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源济

『 日本大发展时代启示录 』

015  刺杀美国大使引发的“血”案

自古以来，有钦差大臣一说，看京剧里面，凡是钦差大臣出现，地方官员不是顶礼膜拜就是大惊失色，闹不好还有演出被尚方剑砍脑袋的戏文。那要是钦差大臣在你的地盘上遇刺呢？

这种足以让地方官员挠墙的事情，在日本居然就上演了——在1986年3月24日，日本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件，如果说女大学生亡国论只是某些日本教授的奇思怪想，那么这一次发生的事件对日本人所产生的冲击真的是有一种国家将亡的恐惧。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博士，在东京赤坂的美国大使馆门前遇刺！

一个美国大使，能叫钦差大臣吗？

关键是战后时代美国驻日本大使，可不是普通的大使，他继承的职责，原来是另一个职务的人来负责，那是叫作“日本总督”的。战后美军长期进驻日本，至今都没有走，那位日本总督麦克阿瑟想见天皇，天皇都得乖乖跑到老麦的办公室去，这才不过十几年的事儿。

1964年的日本固然没有了总督，但以美国对日本的影响而言，日本的政令皆受制于美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新安保条约的制约下，作为半个太上皇的美国大使，日本的首相见面的时候恐怕都会心肝发颤。

好在，美国当时的总统肯尼迪是个开通的人，看到日本为安保条约连首相岸信介都身负重伤，几乎打起内战来，专门派了一位温和派的人士来担任大使，就是这位赖肖尔先生。

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年10月1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是长老会传教士。赖肖尔16岁之前一直在日本生活，熟悉日本文化，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1961年应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邀，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任内对日本持相当友好的态度，在他的努力下，日美关系出现了战后最好的蜜月期。

顺便说一句，赖肖尔也与中国有不解之缘，曾师承著名汉学家叶理绥。1937年，他的哥哥在上海死于中日空战，他自己曾在燕京大学学习，后在哈佛大学担任该校燕京研究所所长，晚年力主改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于1968年2月12日将他受命制订的《对华政策备忘录》（又称《赖肖尔备忘录》）上交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文献。

由于赖肖尔生在日本，又娶了日本明治时期的首相松方正义的孙女，日本人对他普遍印象甚佳。考虑到日美当时的特殊关系，能有这样一位双方都信赖的大使，实在是让两国政治家都松口气的事情。

但是这样一位老兄，居然在天皇家门口遇刺，日本的政界顿时一片混乱。

赖肖尔大使是在准备登车离开大使馆的时候，在门口遇刺的。一名打扮得像个修理工的年轻人突然冲向赖肖尔博士，用一口16公分长的尖刀向其猛刺，正中博士的右大腿上部，顿时血流如注。

行刺的年轻人当即被使馆秘书和海军陆战队卫兵抓获。一名秘书匆忙解下自己的领带缠在博士的大腿上止血，并匆匆将其送进附近最好的虎门共济医院抢救。

经过检查，赖肖尔大使腿部的伤口宽2.8厘米，深10厘米，因为刺伤了大动脉，出血量达到3000毫升，抢救中不得不紧急对博士进行输血。由该医院和横须贺美军总院的医生共同进行的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

尽管遭到突然袭击，博士依然比较镇静，并在送往手术室途中抢救时，努力对妻子作出OK的手势。而且，美方作出了将嫌疑人交给日方处理的决定，以示尊重日本的主权。

赖肖尔是个活跃宽宏的人，他在日本担任大使期间，与左派、右翼、劳工等各阶层的日本人都有交往，而且多半成为朋友，几乎没有仇人可言。是什么人居然敢谋杀这位钦差大臣呢？

日本朝野各界一面紧张地等待，一面又有些期待，都希望是自己的政敌犯了愚蠢的错误。

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

行刺的年轻人来自日本沼津市，19岁，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交代的行刺动机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美日双方的专家认定此人当时处于精神不健全状态，故此对其免予起诉。

不过，此人交代曾两次溜入美国大使馆，并曾试图放火。故此，使馆的安全工作受到质疑。

但是，这疯子也是日本疯子不是？

从我们所得到的照片也可以看到，当赖肖尔大使遇刺后，大使门前警卫人员惊恐的形象。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何这个精神失常的少年会寻找一位太上皇来杀，实在是无法理解的天意。

此时正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前夕，日本方面深怕此事闹大，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早川当即辞职，连天皇一家都出面慰问受伤的赖肖尔大使。

倒霉的赖肖尔博士为人的确宽厚，在手术后第二天，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虽然生在日本，身上却没有日本的血，这回輸了大量日本人的血，我也该算与日本人血脉相连的兄弟了吧。”

闻听此言，日本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问题是那个啥，冠晓荷先生的例子摆着呢，跟太君称兄道弟，可不是随便的事情。

案件发生以后，赖肖尔大使被送回夏威夷休养，落地以后，美国医生怎么看这位大使怎么觉得颜色不对——赖博士咋发黄了呢？不错日本人是黄种人，可也不能去当了三年日本大使回来也变成黄皮肤吧？麦克阿瑟在那儿呆了六年也没见他变色啊？

一打听原来输过日本人的血——这输了日本人的血就会变黄，倒是医学上一件新鲜事…...唉，不对啊，怎么这博士不但皮肤黄，连眼睛也黄了，跟猫似的？这……这是肝炎吧！

果然，赖肖尔博士真的是得了肝炎，原因就是在日本输血闹的。

给大使输的血里有肝炎病毒？!这下子美国人可不干了——遇刺你们说是精神病干的，这肝炎呢？这明摆着是有预谋的谋杀！

美国太上皇发火，日本的大小官员顿时两股战战，马上严加调查，谁……谁……谁这么大胆子，敢给“美国太君”下毒？

问题很容易就查清了——这事情是明摆着的，根本不需要调查。对于输血感染肝炎或者其他的怪病，日本民间当时已经民怨沸腾，但日本政府一直掩耳盗铃，直到这一次，放倒了美国太君，才终于得到了真正的重视。

原来，当时日本血库中98%的血，都是来自于血头组织的卖血行为。

《朝日新闻》调查表明，由于实行有偿购买血液制度的时代，日本出现了大量由黑社会控制的“血液银行”，专门组织下层劳动者和流浪者献血以从中获利。很多人因此成为“卖血专业户”。

这些人中不乏乱用注射器的瘾君子和其他失去劳动力的慢性病患者，所以他们提供的血液，经常成为血源性传染病的源头。由于这些人长期卖血，他们提供的血液中红细胞不足，呈现黄色，所以日本人把这种血称作“黄血”——也隐含着输这种血会得肝炎而发黄疸的讽刺意味。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医院手术，“可能因输血患肝炎”是写进手术条款的，平均感染率达到20%。

而被感染的还不仅仅是肝炎，比如梅毒，也经常会因为输血而被传染。

尽管被感染的日本人对此痛恨不已，但“血液银行”既是黑社会的财源，也与医院的利益错综复杂，当时日本医疗界自己给自己作裁判的制度，让所有控诉都在无良专家面前化作无可奈何。

日本《一亿人的昭和》一书中这样评价——

“在大使遇刺之前，日本曾经出现过多次诉讼，都是由于日本各大医院的血库为血头控制，由他们组织人员卖血从中牟利，在这样的体制之下造成了不健康血源的出现，并且引起了肝炎等血源性疾病的流行。尽管日本的血源性传染病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厚生省和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医院对这种事情进行调查，就如同自己检举自己一样不可思议。所以，尽管问题很大，但日本的舆论和专家一直压制着血源性传染病的蔓延这种事情的真相。”

▲ 战后日本吸毒人群曾是“血头”们一个重要的血源，而共用注射器等吸毒习惯又往往成为血液传染的疾病，如肝炎、艾滋病等潜伏的温床

只是，居然感染了美国驻日大使，这回，可实在是瞒不下去了。

而且，受害者是对日本极为友好的赖肖尔大使，让日本上下从责任到感情都难以接受。日本人普遍把赖肖尔肝炎感染事件视作国耻。

世界上的事只怕认真二字。

8月21日，日本国会紧急通过《关于推动无偿献血的决定》——民间称为“打击黄血”法令，全国舆论拍手称快。

接着，在日本红十字组织的努力下，全国共建成41所血液中心，并配备了大量大型采血车，致力于建立无偿献血体制。

同时，受到刺激的日本各地民间掀起了献血活动，很多人只是因为家属有人感染了血源性传染病就踊跃加入到献血人群中。

在国家的力量打击与民众的舆论力量之下，黑社会和医疗机构的攻守同盟轻易土崩瓦解。五年以后，日本厚生省宣布血液制品不再含有卖血的原料，1974年，日本宣布血源已经全部来自义务献血。

打击卖血在日本也不是一蹴而就。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与血液相关的重大问题——大批患者在治疗中由于使用了未杀灭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包括进口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但日本政府官员百般推诿责任，造成受害范围继续扩大。

当时，后来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曾经代表普通民众和受害者积极参与对这一事件的问责。

1996年，菅直人担任厚生大臣，立即以雷霆手段搜索公开了官员们敷衍塞责的证据文件（证明感染艾滋病问题被报告后，政府仍迟迟没有采取措施和公布问题），并宣布政府为此承担责任。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在类似事件中作负责表示。当菅直人以大臣身份向受害者谢罪时，很多人为此激动得痛哭失声。

2003年，日本发布《安全血液制剂供给确保法》，血液制品的安全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感染了血源性肝炎的赖肖尔大使，虽然此后依然致力于日美友好，但他的肝炎一直没有好，由于饱受慢性肝炎的折磨，这位博士1990年选择了安乐死。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一个国家反省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