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也不再想拥有一个家了丨人间

源济

到现在，我也不再想拥有一个家了丨人间

原创： 宿聊戴 人间theLivings  2018-12-19

直到长大后，我再一次在苏州见到她时，我才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妈妈，她却已经老了。

配图 |《纯真年代》剧照

有一年，我大约已经稍长一点、已经可以自己弄东西吃了。

一天快到中午，我正在厨房做自己爱吃的菜：把青椒放在蜂窝煤灶炉上，不停翻烤，去掉焦糊的皮，再将青椒撕成条，拌上酱、味精和辣椒油。后来很多年，我都以为这才是虎皮青椒的正统做法。

青椒还在炉子上，场坝里忽然就热闹起来，奶奶在外面喊：“瑞熙，快出来，你看哪个回来了？”

我手也没洗，急忙跑到门口，打眼就看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背了个鼓胀硕大的牛仔包，正定着眼睛看我。奶奶怂恿我叫这个男人“爸爸”，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叫了。后来，记忆里只留下了这个画面，以及那一刻的惊奇，就像平静的生活里，忽然闯入一个不速之客。

那是我印象中爸爸第一次回家。

他带我去了县城的河滨公园，给我买了台发条玩具车。回来之后，我就天天拿着车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玩，没多久便坏了。那时的我或许是有些虚荣感，举起坏了的玩具车就朝田里扔，还豪气地给小伙伴们说了一句：“让我爸爸再买一个！”我当时以为，爸爸在外面打工可以挣很多钱。

回到家，爸爸问我玩具车在哪里，我依然骄傲地说：“坏了，我扔掉了！”他立刻就急了，让我带他去找。那块田还积着些水，收获后留下的稻谷桩枯萎发黑，玩具车陷在泥里，爸爸当即就跳了下去。

他再次离开是在一天凌晨，雨下得很大，我忽然惊醒，惶恐地意识到爸爸已经走了。我立即跳下床，鞋也没穿，推开大门就朝雨里冲，路上很泥泞，我使劲用脚趾抓着地面，跌跌撞撞地往前跑，湿黏的泥土不停地从脚趾缝间挤过。这种感觉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雨里一边大哭一边跑，终于在以前生产队保管室的场坝里追上了他。我扑倒在地上，抱着他的腿，哭喊着不让他走。爷爷奶奶也追上来了，他们使劲拉住我，爸爸才终于将腿挣脱。很多年以来，我跟爸爸的感情都很生疏，少有当着对方的面动感情。那次，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哭。

我家在四川南部的一处丘陵地带，从成都到市里，再到县城，一条20来公里的石子路通到镇上，有空载的货车经过时，路面会腾起白色的尘灰，轮胎颠簸在崎岖的石头路面，发出剧烈的“哐当”声，响彻整个小镇。

到我出生时，镇上的茶馆街还留着，成排的房子全是木制结构，里面摆着八仙桌，桌上是白瓷的盖碗茶，有摇晃的梯子通向有雕花窗户的二楼。打烊时，用一块块木板镶住门。平日里，坐里面打长牌的人，都是些老头，皮肤蜡黄，皱纹深刻，嘴里总叼着一支细长烟斗。

这些老房子大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出过一个名人，爸爸曾给我讲过他，叫胡绩伟。爸爸说他还当过《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人在自传里写，他家就住在镇上的茶馆街，保路运动那年，他的两个叔叔带领起义军狙击从重庆来的清军，战场就在小镇郊外，后来打了败仗，其中一个叔叔被吊死在城楼上。

镇上中学叫南华宫，小学叫游家祠堂。革命年代民兵练枪时，站在中学的操场，朝对面山壁上打。镇外杉树坳是肿病医院的所在地，那里有好些大坑，每一个都埋了七八个人。

1967年，爸爸在镇上出生。爸爸从小在镇上混迹，有了一个外号，叫“钓儿”，玩痞的意思。那些年镇上开始流行港台音乐和桌球，当年和他一起、后来还在镇上混的人，有的被猎枪打爆了头，有的喝酒猝死了。

爸爸考了两次高中都没考上，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那位退休的小学校长——只能用一些偏远的亲戚关系，把他弄进自贡的一家国营鞋厂。

那是80年代末，妈妈回忆那段经历时，甚至还带着些少女般的欣喜。她说，爸爸年轻时唱歌很好听，喜欢“四大天王”和陈百强。后来他常年待在家里，把一台简易的录音机摆在地上，整天放张国荣，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唱《风继续吹》。

那时妈妈在另一个镇上的丝厂上班，在热气蒸腾的车间里，辅助机器抽出蚕蛹里的白丝。他们是由大爸的妻子六娘介绍的，她是妈妈的同事。

妈妈读书到初中，外公那时还没有落实残疾军人待遇，家里没钱，她只能提早进了社会，在丝厂上班，每天来回都要走山路。

那也许是妈妈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谁都说，她带回家的男朋友是全乡最好看的，两个人又都在公家的单位上班，做着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变故不会晚于1992年，奶奶说我两岁多一些的时候，他们就走了。改革开放还在推进，沿海勃兴，内陆衰落，国企鞋厂倒闭了，乡镇企业丝厂也倒闭了。爸爸妈妈原本没有立即外出打工，一开始是卖猪肉谋生，天不亮就出发，背个大竹篓，到市区批发市场进回猪肉，拿块门板，盖在两张长条凳上，一个简易的猪肉摊就搭起来了。

镇上的十字口街，同时有十几家人摆着猪肉摊，内陆的小镇上，挣口饭吃的人多，生存空间小，竞争一激烈肉就不好卖，有时到了午后，门板上还剩着一大堆猪肉，惹来苍蝇嗡嗡地飞。

猪肉摊的生计结束于一次打架，为了抢生意，爸爸和大爸跟别人起了冲突，也是一对卖猪肉的兄弟，两方抡起长条凳就打。

这笔恩怨记了许多年，好在，两家都混得寂寥。

1992年还没有结束，他们就随着那股热闹的打工潮去了广州。

爸爸先后做过好多份工作，养鱼、喂猪、在制衣厂修机器、在陶瓷厂运瓷砖。他曾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当年在一家瓷砖厂当搬运工时，将出炉的瓷砖垒上板车，“最多的时候要拖两三吨！”他伸出几根手指给我比划，脸上是煞有介事的表情，不断地用语气强化着数字。

妈妈进了一家制衣厂，每月工资只有两三百，两人租住在远郊农民的家里，很少吃得上肉。这故事也是爸爸讲的，有天下班，他俩一起回家，路上买了半只卤鸭，本打算晚上下饭，但还没走到家，他俩就给吃完了。

他们的打工生涯，最初也有过快乐的时光。在大城市里，他们见到的全是小镇上从未有过的东西，有时难得闲暇，还可以外出游玩。有那么一个夏日的黄昏，几个工友结伴去珠江，爸爸脱了衣服扎进水里，妈妈则在岸边微笑着看着他游到很远的地方。

那个年代出门打工的人，每年回一次家都是奢望，他们也许回来过，也许没有，总之关于他们，我最初的记忆，就只停留在那个爸爸忽然出现的中午。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在问家里要零花钱了，还会去游戏厅打游戏，应是初小的某一年吧，他们回来了。那是爸爸第二次回家，妈妈第一次回来。

那一次，我才算是第一次走近他们的真实生活。

爸爸依然是从前镇上的那个“钓儿”。

直到很多年以后，妈妈时常向我抱怨，在他们出去打工以前，有天，她给了爸爸一些钱，让他给我买爽身粉，上了街，路过台球室，别人一怂恿，他就拿起了球杆，结果把钱输得精光。等他们到了广东，赌博依然没有停下。

也许是潜意识里不愿面对，长久以来，我对关于爸爸妈妈的故事都感到十分麻木，外公家的姨娘们却已经给我重复过无数遍。

她们总喜欢给我讲，有一次，刚发了工资，爸爸就把钱输光了，去找妈妈拿钱，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妈妈爱抓人头发。在那间狭小的出租屋里，爸爸将枕头捂在妈妈脸上，直到住在隔壁的舅舅及时赶过来，朝他脸上挥出一记重拳。后来妈妈给我说，那天，爸爸的手一直没松开。

他们回来之后，在家里也打过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房间里有张黄色的四脚木凳，上面时常放着一瓶“汇仁肾宝”。我仰着头，看他们在我面前厮打，妈妈扯头发，爸爸挥拳头，彼此都不说话，他们脚步混乱，撕扯衣服，一种令人恐惧和压抑的暴力，在沉默中膨胀、冲撞，衣柜的玻璃被撞碎了，后来也一直没有修好过。

很多年来，我都刻意不去回想，那种暴力从头顶覆盖过来时的恐惧，以及仿佛内脏被撕裂的悲伤。

也是他们回来那次，妈妈打过我一回，也是我从小到大唯一挨过的一顿妈妈的打。

平日里，奶奶待我很是溺爱，常常给我零花钱，少则5毛，多则1块，我也因此养成了伸手要钱的习惯。一个午后，我伸手向妈妈要零花钱，但她无论如何都不给我。我便耍赖不去上学，妈妈忽然就离开了她的纺车，抡起一根坚韧的细竹条朝我抽过来。那天中午，整个湾子的人都看到她拿着一跟竹条，追着我满山跑。

这大概是16岁以前，妈妈给我留下的唯一深刻的印象了。

其实那次回来，他们曾打算过不再出去的，可儿子的零花钱都给不起，家里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他们就又走了。

家中靠里的那间屋子一直空着，放着曾祖母的寿材，灯泡坏了没人修，只有屋顶两片琉璃瓦透下的光，屋里阴暗、潮湿，弥漫着霉味，我时常一个人进去，看着那台妈妈留下的麻纺车发呆。

等再回来时，就只剩爸爸一个人了。

这一次爸爸妈妈走了没多久，爸爸就独自回来了。当然这个没多久是和前两次比起来的。

他依然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路上的经历，他说这一次，他是坐了“飞车”回来的，我当时听了觉得特别神奇。后来才知道，所谓飞车，其实就是蹭车，没钱买票，趁人不注意翻进火车，躲在座位底下，三天两夜。

父亲还说，他在“飞车”回来的路上就觉得头晕目眩，像在做梦，还说有什么黑帮在追杀他。

多年后，我才听外公讲起，那一次爸爸仓皇地回来，是因为他赌钱被抓了，原本进派出所之前，大家商量好什么都不招，但爸爸没扛住，把别人都供了出来。他逃回乡，是在躲避黑帮报复。外公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寻仇的人来了四川，找去了外公家，说要爸爸的一只手。

爸爸在家一躲就是十多年。

奶奶一共生了3个儿子，全都患有一种遗传性的精神分裂症，并且全都相继在20岁以后爆发，他们终身需要药物维持，不能承受过重的精神压力，不能从事精密而高危的工作，比如开塔吊。

爸爸的程度看起来是最轻的。当我听说，我的五叔曾脱光了衣服在田野里奔跑，我的大爷整天疑心有人想害他后，爸爸的失眠和偶尔的暴力倾向，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可怕了。

10岁生日那年，外婆来看我，带我上街买礼物，我挑了一台插卡游戏机，花了50元。外公是朝鲜战争的残疾退伍军人，每月都有慰问金，不然也没人能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即便年纪不大，我还是能感受到那种生活的绝望。别人的爸爸都在外面努力挣钱，我的爸爸却整天窝在家里，把我的游戏机连在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上，没日没夜地玩那款“炸弹人”游戏，然后，再从凌晨睡到傍晚。

我知道，在他的盛年时光，也曾想过努力，但内地不如沿海，没有满地的工作机会，县里的企业大都是国企，他根本进不去。有段时间，他整日在家里念叨，要出去背点花生卖，做点小生意，但终究没有出门，我想，他可能是放不下面子。

他整日待在家里，陪我下象棋，玩一种名叫“凑21点”的智力游戏，问各种问题考我，让我记住现任中央常委的名字。农忙时，也帮爷爷奶奶做些农活，但他终究不想当一个纯粹的农民。

爸爸的穿着和做派，还是那种80年代的港台流行文化塑造的风格，家里常常备着鞋油和刷子，一双褶皱变形的黑色皮鞋，时常擦得锃亮。他也还听歌，依然是张国荣刘德华陈百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再听歌，兴许是后来录音机坏掉了，而他又没钱再买。

爸爸在家的那些年，给我留下的最大的阴影是麻将。

他坐在那些木制老楼的茶馆里，显得格外奇怪——牌桌上的人，大都是些牙齿稀落的老头，或者镇上生活闲散的中年女人，偶尔，一些老师或者公务员也会来坐坐。

那时，我的心情也会随着他荷包的肥瘦而涨落，总担心他是输还是赢，倒不是他赢了我能得到什么，而是赢钱了，他会高兴一些。有时，我会去茶馆看他打麻将，坐在一边，总希望他赢，要是别人胡他一副大牌，我会难过得眼泪都要流出来。

每天黄昏是最忐忑的时刻，我总是站在场坝里，望着不远处的丘陵，等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等他进了家门，我便会急切地问，“输了还是赢了？”要是赢了钱，他就会从那件老旧的灰色西服内袋里掏出一大叠钱，然后一只手捏着一角，在另一只手上拍得啪啪作响，他头微微仰着，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继而又刻意压低着声音说：“小赢了一点点。”然后，抽出一张沾着麻将胶味的5元钞票，大方地甩到我面前。但若有时输了，他便径直走进房间，厌烦地朝我挥手：“不要问！”

我会陪他数那些为数不多的钱，看着厚厚一摞，但全是零钱，数下来也就两三百，更多的时候会更少些。钱总是在牌桌上来，又在牌桌上去，赢来的钱，花掉一些，很快又再输光，荷包见底了，再向茶馆老板借个二三十，又可以回本，如此循环往复。

在我的世界里，爸爸的生活就像一团散不去的乌云。他看电视，看堂哥的足球杂志，初中时，看我的课外书，契科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也被他一遍一遍地翻。

镇上的人其实对他评价不算坏，唯一的一句重话不过是——“不争气”。他抽烟，但不喝酒、不乱来，可以指责的地方不多，说起来也不过是一阵叹息。

同族有几个婆婆老总爱拿我开玩笑，我明白，她们没有恶意，而且我总觉得她们的玩笑对我毫无触动。

她们最喜欢问我想不想妈妈。每次听到，我的心里都是麻木的：我不想她，也没那么期待她回来。直到有一天妈妈打来电话。我至今也没法解释，她打电话回来那天，我站在五叔家的反应。

那天，我正在场坝里玩，五叔让我去听电话，等我拿起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有些奇怪：妈妈已经哭得呜咽了。

她在电话那头嗫嚅着说了句：“妈妈想你……”顿时，一种从身体之外袭来的情绪一下将我击中，内心从无到有地涌起一股巨大的悲伤，我像中了魔怔一般嚎啕大哭起来，奶奶赶忙过来抱住我，眼泪也跟着不住地留。

其实这么多年，我的生活费和学费绝大部分都是妈妈给的，她也时常寄来一些照片。有张是在冬天拍的，她穿着皮外套，衣领绕着一圈蓬松的绒毛，站在苏州的寒山寺前，肩上跨着一个皮包，穿了高跟鞋。就那么端庄地站着，冲着镜头笑，很好看。

照片里，妈妈一点点胖起来，有一次是站在太湖边的乱石上，穿着红色纱制上衣，白色短裙，有些富贵的仪态。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年间，她得过一次肾病，差点没保住命，打了许多激素，身体就慢慢胖了起来。

妈妈一直都没再回来，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又一次见到她。

我记得自己小学毕业时，妈妈曾打算带我去苏州读书，但最终没有拗过爷爷。后来，交了1800块的借读费，去了县城最好的初中。而如果当时我去苏州，只能进打工子弟学校。

爸爸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也出去工作了。在自贡市一家菜市场的米店里做事，帮老板将卖出去的大米搬到顾客家里。他在那里待了3年多，挣的几千块钱全交给爷爷保管着。后来他辞掉工作回家，跟爷爷要钱，爷爷不给，他就拿出菜刀，在场坝边的石头上拍得叮当响，爷爷只能把钱给他，但那笔钱很快就被他花完了。

大家都说他发病了，竟然要跟父母动菜刀。那几年，我确实见识了他身上的暴戾，很容易动怒，发起火来戾气很重。往后很长时间，我都很讨厌自己身上那种同样的东西：惊人的爆发力和狂暴的怒气。

有一年，曾祖母住进那间放着她寿材的房间，我时常帮曾祖母倒尿桶。有一次，爸爸看到，竟莫名地发起怒来，说我不该做这些，说别人是在作贱我们。他吵得很大声，还指着曾祖母的脸骂，我那时已经长大许多，在校队练田径。我以同样的狂怒回敬了他，将他拦腰抱住，直接摔倒在地上。

他顿时熄了声，坐在地上，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悲惨可怜表情望着我，多年以后想起这个画面，我仍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从那以后，爸爸便再也没有发怒过。只是每天白天依然去麻将馆，晚上回来跟爷爷奶奶一起吃饭，有时帮我洗几件衣服，夜里睡不着觉，就爬起来翻那些书页褶皱的初中课外读物。

等我再长大一些，从学校回到家，傍晚吃过饭，会跟他出门散步，绕着屋后的丘陵走。

和我在一起时，他的话会多些，甚至又开始吹嘘，拿出当年讲“坐飞车”的那股神气，讲镇上出过的那位名人，讲以前在鞋厂，自己曾混进师专学生们的游行队伍。

我也问过他几次，怎么考虑和妈妈的关系，一开始他只说，这是他们大人之间事情，我不用管。到后来，记得也是一个黄昏，天色将要黑尽，走在一条石头铺成的大路上，我们又谈起来，他才终于承认：“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和你妈已经没有感情了。”

我从此也没再提过。

初中毕业那年，小姨带我去苏州，那时，我对世界的了解全然来自对课本上描述的场景的想象。书上说，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我以为，这里的人民，也包括我的妈妈吧。我想象她会住在一栋郊区的房子里，独门独院，花木繁茂，阳光明媚，喷灌器在翠绿的草坪上洒下雨雾。

我们出了火车站，去到她们打工的镇上，随着公交车渐渐驶离市区，我的预期也逐渐降低。公交车拐进一个小镇，行过一座小桥时，我看到乌黑的水面上，飘着成片的青色浮萍和散落的垃圾，破烂的乌篷船靠在岸边，像是好多年都没再动过。

这已不是什么大城市的景象了，街道两旁立着低矮老旧的楼房，门店杂乱无章，又过了一座桥，拐进污水横流、腥味冲鼻的菜市场，在一个角落走进一条狭窄的巷子。

小姨已经在大声叫“姐”了，在那条狭窄的胡同里，妈妈终于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紫色的轻纱连衣裙，比照片里又胖了一些，臃肿亮泽的脸颊笑得通红。

这就是我久违的妈妈，长到16岁，我记忆里的第二次相见。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妈妈，她却已经老了。

她们租住的那套老旧平房，要比我想象的差许多，三个房间一个客厅，其他屋子里还住着另外两个阿姨。室内装修很简陋，灶台搭在客厅，作料和杂物凌乱地堆在沾满油污的木桌上。妈妈住的房间也很小，因为我要来，又临时放了一张小床。

当然，我还是感到了那种相对的物质丰裕，欢迎仪式就是买衣服，安踏、衣之纯、贵人鸟、德尔惠、361度，她说让我随意挑。妈妈的家里，有彩电、VCD、空调，有吃不完的零食和喝不完的饮料，虾很便宜，鸡鸭鱼肉每天都有。

我感觉得出来，她是要将她最好的物质享受全都展现在我面前，尽管平时她也不会如此。那个暑假，我一下子长高了6厘米，脸也胖了一圈。

因为长期熬夜加班赶制出口衣服，又长时间盯着机器上的缝针，妈妈的眼睛已经坏了，头发也掉得厉害，床上的按摩仪是用来对付颈椎病的。我去苏州看她那次，她已换了轻松些的工作，在酒楼传菜，等3年后我考上了大学，她就又回了工厂。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去一次苏州，她总是在搬家，几乎一年换一次，2008年以前，那个小镇上的企业已经开始减少，再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要走得更远。

在我面前，妈妈总是开心的。在那些寂寥的出租屋里，她在简易的厨台上做好菜，将盘子端上桌时，总要刻意表现得充满欣喜，甚至吃饭时也刻意保持着某种活跃的状态，夹菜快一些，嚼得快一些，收拾桌子的时候快一些，洗碗时把声音弄得响一些。

她常常对我说的话也是那样，“知足常乐”、“总会好起来”……而我只在极少的时候，才会窥见她卸下脸上快乐的盔甲，露出她那疲惫、焦烦、老态的面容，就像一个失去魔法的女巫。

2008年，高考前3个月，妈妈停了工作回来陪我，在学校附近的老楼里租了一套两室的小房子，爸爸也来了。十余年过去了，我们三个第一次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我曾在窗台上发现一盒避孕套，当时还以为他们终究会重新在一起。

5月汶川地震那天，妈妈正陪我回了镇上，在汽车站等中巴回县城，一阵剧烈而怪异的响声忽然传来，仔细一听，发现是从不远处的冻厂传来的。再一抬头，才看到车站附近的红砖楼房正在摇晃，车也晃得厉害，人已经站不稳了。地震过后，中巴车依然出发了，一路上，塌了些房子，烟冲得到处都是。到了县城，四处早已兵荒马乱，学校停课了，宿舍也不能回，我和妈妈只能去学校操场露营。

因为害怕余震，待在老家的平房更安全，爸爸便再也没来过那间县城的出租屋。

等过了高考，妈妈就回了苏州，第二年，她又回来了一次，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一次，他们终于把手续办了。

渐渐地，爸爸也有了些改变，他开始愿意出来做些事情，在大爸的小饭店里配菜、传菜，店里有时忙起来，他也吆喝得很大声。也许是他终于想通了，也许是看我考上不错的大学，生活有了些希望，又或许是因为其他，总之，他真的变了。

我也尝试过再次撮合。有阵子，爸爸向我要妈妈的电话，有时，妈妈谈起爸爸也不再那么怨恨深重。我想，他们的心思总是有过反复的吧。但终究，他们还是没有走回去。从我两岁多他们出去打工，这个家，其实就没有存在过一天。

毕业后的第3年，我抛下那个城市的稳定生活去了北京，春节依然在苏州过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到，妈妈又搬家了，我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是一个拆迁安置小区，清水房，水泥地面铺着油布，防盗门有些漏风，厕所用一根绳子拴着门。

她的生活依然简陋而粗粝，她的钱都投在了我身上。我时常在想，应该随她的意愿，考公务员、进国企，或者找份踏实的工作，早点稳定下来，可惜我的脑子已经长歪了。

这个年依旧只有我们两个人过，她却做了满桌子的菜，不停地给我盛羊肉汤。吃饭时，依然像以前那样，刻意地保持着欣喜。镇上的小工厂几乎已经没有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打工者的热闹异乡了，妈妈现在在一个本地人家做保姆。

后面有一天，我们吃过饭出门散步，镇上有座桥，用了多年已经废弃，设了障碍，大车不能过，路上没有灯，我陪她悠然地走着，吴淞江上的冷风吹过来，我忽然觉得，自己从未离她那么近。

我说：“你早就应该找一个人了，不要顾及我，我已经长大了。”怕她担心，后面还讲了一长串道理。妈妈听了沉吟片刻，欲言又止，先是有些支吾，后来才说，其实曾经有过一个人。

“他现在怎么样？”我问。

“死都死了，3年前，得的癌症。”她又爱过了，我很欣慰，她又失去了，便是惘然。

到现在，我也不再想拥有一个家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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