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紫禁城为一部电影取景，只为贝托鲁奇做到了

源济

封闭紫禁城为一部电影取景，只为贝托鲁奇做到了

2018-11-27  叶克飞  大家


导读

这种一以贯之的男性孤独感，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最为透彻。相比《戏梦巴黎》中的扑火青春，《巴黎最后的探戈》所表达的中年沉痛，没那么美丽但却真实。

只有他可戏梦巴黎

就在贝托鲁奇去世前一天，巴黎抗议政府调涨燃油税的示威升级，香榭丽舍大道上爆发骚乱。抗议者在这条巴黎最美大道上破坏露天咖啡座，撬起路面石板，推倒红绿灯，焚烧警方路障……罢工和抗议于法国而言是家常便饭，但让香榭丽舍大道火光冲天，似乎还是近年来头一回。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1年3月16日—2018年11月26日）

五十年前，也就是1968年，巴黎正陷入另一场迷乱。年轻人们试图向世界呐喊，以理想的名义疯狂，实则疲惫绝望。

如今看来，1968年的法国青年有着太多幼稚想象，甚至自以为是。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对这个世界愤怒，却不知道靶心早已偏移，自己的人生也随之偏移。

不过，即使是怀揣错误理想，甚至以怒吼掩饰信仰缺失的旧时法国青年，也比现在那些动不动为了福利而罢工的法国人真诚一些吧？这个国家似乎一直走在下降通道中，只有旧日荣光可供怀缅。至于所谓浪漫天性，也日渐等同于低效率和懒散。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慨叹的那样，法国的国民性显然比不上海对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勒庞仍在生，想必他还会为海对岸不再与法国人为伍的脱欧行为叫好。

甚至可以说，如今的巴黎，只有建筑和塞纳河是浪漫的。至于法国人，他们多半已无法承载“浪漫”这个曾经刻在骨子里的词。

这让我怀缅《戏梦巴黎》里的巴黎，革命与浪漫，激情与肉欲，迷乱中的复杂关系，与这座城市的美无比契合。即使三位主角一度紧闭门窗，在小屋里纠缠，不问纷杂世事，窗外射入的光影仍让我生出“只有巴黎才有如此光芒”的矫情念头。

《戏梦巴黎》剧照

没错，《巴黎最后的探戈》里的巴黎，《末代皇帝》里的北京，构成了贝托鲁奇导演生涯的两极，不过我更喜欢依然是2003年的《戏梦巴黎》。这老头甚至让我诧异，他为什么比许多法国导演更能拍出巴黎的美、无奈与激情过往。

《戏梦巴黎》剧照

一场游戏一场梦

擅长史诗的贝托鲁奇，试图将整个1968年搬入《戏梦巴黎》。那一年，越战将美军拖入泥潭，反战游行席卷欧美，切·格瓦拉日记出版，性解放渐入人心，摇滚乐承载梦想……

也是那一年的2月，法国电影图书馆的创办人及馆长朗格卢瓦被文化部长解职。特吕弗、戈达尔等电影人率数千群众上街抗议，二人均在游行中受伤，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示威。

在片子里，来自美国的马修问伊莎贝尔：“你们是巴黎人吗？”后者告诉他，自己1959年出生在香榭丽舍，人生学会的第一个词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画面随即转入电影《精疲力竭》中琼·塞贝里在街头叫卖《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场景。这是戈达尔于1959年拍摄的作品，被公认为法国新浪潮的发轫之作。

这不是片中唯一的致敬。三位主角拉着手穿越罗浮宫，画面又与戈达尔的《法外之徒》交织。

《戏梦巴黎》剧照

贝托鲁奇曾说：“戈达尔是我真正的精神领袖。我认为，电影只分成两种，即‘前戈达尔电影’和‘后戈达尔电影’，就像时代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

贝托鲁奇所致敬的不仅仅是戈达尔与法国新浪潮，或许还是上个世纪法国最美好的时光，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世纪初那十几年——随着1914年一战爆发而宣告逝去的美丽世界。在我看来，这段时光甚至像是回光返照，之后的巴黎被游客所充斥，热闹但不再激情。

片中那三个年轻人，来自美国的学生马修，在巴黎长大的兄妹提奥与伊莎贝尔，在哲学和艺术的探讨中追索自由的意义，在肉体沉沦中探寻反抗的可能。

《戏梦巴黎》剧照

在那个叛逆年代，他们与父母的分歧来自于政治。提奥的诗人父亲拒绝在反越战请愿书上签名，他说“诗人不会去什么请愿书上签字，诗人只会去写诗”，面对儿子“请愿书就是诗”的反驳，他说“可诗歌也是一份请愿书。”

很多时候，年轻人与长辈的差别，仅仅在于所站的角度。可在大时代里，站队不同，往往就是无法修补的隔膜。站在请愿书一边的年轻人，面对站在诗一边的父亲，只能说出一句“虽然上帝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父亲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就像摇滚乐的弑父情结那样。

《戏梦巴黎》剧照

拍摄《戏梦巴黎》时的贝托鲁奇已经年过六十，但仍肆意表达着这种种叛逆，还有他最擅长的露骨性爱镜头。可即使是兄妹间的不伦爱抚，也在光影下呈现着无邪之美。这些生活在1968年的年轻人，偏执却软弱，崇尚自由却自我封锁，说到底，他们还是孩子。那些属于他们的呐喊，在1968年远去后，立刻沉寂，空留记忆。

片子尾声，马修看着提奥与伊莎贝尔投身示威人群，冲向防暴警察。他们不是当下的法国人，所求不是福利，不是减税，而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种属于法国的青春，早已一去不复返。

相比之下，《巴黎最后的探戈》显然属于中年人。《末代皇帝》也一样，尽管镜头里的溥仪从童年演到老去，可贝托鲁奇着墨最多的时光，恰恰是看起来并不跌宕的中年。

镜头里的中年人

贝托鲁奇为中国人所熟知，更多是因为《末代皇帝》——1949年后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合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第一部获中国政府批准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

贝托鲁奇的左派身份显然帮了大忙，但即使是他，《末代皇帝》也是唯一的机会。在那之后，封闭紫禁城供一部电影取景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末代皇帝》剧照

《末代皇帝》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让许多中国人明白何为“人的故事”。拍溥仪这样的历史人物，本极易脸谱化。被样板戏侵袭日久，早已习惯两分法的中国观众，或许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有血有肉的皇帝形象。而这个皇帝形象在大时代中的渺小，几乎让人可以忽视他的过错与无力。正如贝托鲁奇所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他的另一句话或许更适合诠释溥仪的一生：“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末代皇帝》剧照

拍出这样的《末代皇帝》，其实只是贝托鲁奇电影哲学的延续。几年前，在那段常常彻夜煲剧的日子里，我曾得见1964年的《革命前夕》。

若让我给贝托鲁奇作品排名，《革命前夕》仅次于《戏梦巴黎》。它讲述一个中产青年的迷惘，在革命与软弱间挣扎，在爱上姨母的不伦感和现实婚姻中挣扎。他的革命意识无疑是虚妄的，毕竟他过着比大多数人都优越的生活。这种挣扎于人世间的迷惘，在溥仪身上同样存在。

这种一以贯之的男性孤独感，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最为透彻。相比《戏梦巴黎》中的扑火青春，《巴黎最后的探戈》所表达的中年沉痛，没那么美丽但却真实。出租公寓里的陌生人，试图通过爱和性维系生活的存在感，但一切已然穷途末路。一声枪响，击垮的不仅仅是一条生命，还有绝望生活中想抓住的那根稻草。

《巴黎最后的探戈》剧照

贝托鲁奇拍摄《巴黎最后的探戈》时，正值1972年。60年代后期的狂热已然逝去，只是，无论在贝托鲁奇的镜头里，还是在现实的巴黎，许多人都已无法回归过去的生活。

从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到2003年的《戏梦巴黎》，从1964年的《革命前夕》到1987年的《末代皇帝》，贝托鲁奇为自己设计了一个人性的闭环。尤其是关于巴黎的那部分：跳着探戈的中年人为何如此绝望？看看1968年的年轻人就明白了，就像《戏梦巴黎》里所描绘的那样，他们还是孩子。他们狂热任性，实则脆弱不堪。宣泄过后的法国，也依然在下降通道里踯躅，直至当下。

贝托鲁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