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荒地村，我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丨人间

源济

在东北荒地村，我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丨人间

迈克尔·麦尔 人间theLivings  2018-08-19

没人说得清冬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也说不清东福米业对荒地的规划是什么。但荒地已经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配图 | 网络图

前    言

2010年，美国作家迈克尔·麦尔来到中国妻子的出生地——距离吉林市三十二公里的荒地村。他在这个“没见过外国人”的东北小村找了个小屋住下了两年。

在这期间，麦尔在妻子的三舅三姨、东北房东等人的影响下感受着东北乡村的生活和变迁。同时，他还以荒地为起点，乘坐火车去往东北各地探访，找寻那些散失在风里的东北历史。

凌晨5点24分，火车开动了，我是整个硬座车厢唯一的乘客。

凛冽清爽的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夏天凌晨4点就升起来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脸上。我非常开心地度过了两个小时，跟着火车缓缓经过稻田和白桦林，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野鸡；途中经过一些村庄，名字很有解放后初期的意味，比如“兴亚”。

我在一个像碉堡一样的小站下了车，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广场。来之前，我看了一本小说，是日占时期日本有关部门出钱请一位小说家记录的大日向移民过程。根据那本小说的描述，车站前面应该有“四座满洲老民宅”。后来移民至此的日本人建造了“几百个家庭的住宅”，还有警察局、学校和医院。

“我们期待着美好的未来，”小说的语气相当热血，“要把这里建设成为中级行政中心。”

现在，这个小城市名叫舒兰，的确是个中级行政中心。小说中写道，在日本大规模移民之前，这里住了四千个中国人和两千个朝鲜人。后来他们被驱逐出这片土地，成为强制劳役。

作者描述说，移居者建立起来的新乡村“四家房”面积将近十平方公里，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得见水底的鹅卵石”。

地图上再也没有四家房这个村名了。不过，往火车站向北走几公里，在群山之间的那条河边，有个小村落叫四大家。也许是解放后改了名？我坐上了一辆往那个方向开的小巴。

十五分钟后，司机在一条双车道的路上停下，周围是翠绿的田野。我挤过走廊上的乘客，但在车门处犹豫了，因为举目眺望地平线，看不到任何活物。小巴消失在视线中，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田园牧歌般的景色。

一条土路穿过铁轨，经过一排平房，尽头是一片玉米地。旁边一块稻田里插了块牌子，表明田里种的是粳稻1号，荒地也有种这种米。我想跟谁聊聊这个发现，但听众只有两头牛，被系在间隙很大的木栅栏上。

回到铁轨旁，岔路口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男人，跟我点头，算是问好。

“我在找四家房，就是原来日本农民住过的地方。”

男人皱了皱眉头：“这儿是四大家。”

“那四家房在哪儿？”

“压根儿没听说过。不过也没关系，你来晚啦。小日本儿早就跑光啦。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听大人说起过。那时候的东西啥也没剩下啦。”

我沿着一条两旁种满白杨树的路走了将近十三公里，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活物，只有两块标牌，一块写着大树村，但站在村口一看，一棵树也没有。另一块牌子上告诫大家要“预防森林大火”。

回舒兰坐火车去荒地的路上，公车司机改了道，把我放在河边新建的一座桥附近。很多人在浅滩上停车，用河水洗车。

“你不是找四家房吗？这儿有几个人知道以前叫那个名儿，”司机说，“我爸是个老师，土生土长在这儿的。所以我也知道。解放后就改名叫舒兰了”（后来我查阅到的资料证明他说对了）。

“我爸跟我说，当时的日本村子就在这儿。”他指着一条新建的宽阔道路，两旁是新建的宽阔的政府办公室。唯一的一块标牌上用中文和韩文写着，二环路。路上空空荡荡的。

当年日本移民离开故土前往满洲时，孩子们挥舞着国旗，“村民们纷纷把手绢抛到空中，大喊万岁，双手高高挥舞着”，每个人都留下两行长泪。

火车缓缓启动，驶离日本的家园，移居者们听到一首离歌：

大日本的先锋，去修建另一个大日向；

来到满洲的四家房，建立帝国的天堂；

我们一起走在，帝国的大道上。

1945年8月9日，大多数在东北醒来的移居者都没有活过伪满洲国的覆灭。很多人聚在一起，自杀身亡。

我站在凹陷的水泥河岸生锈的栏杆旁，仔细看着眼前的松花江。此处的江面宽阔，沉积了很多泥沙，水流很急，广阔的水域看起来更像一片有些可怕的湖泊。这个距离上游的哈尔滨约一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曾经是个忙碌的码头。

这也是8月的一天，我的影子映在江面上。浑浊的水面看上去深不可测，危险重重。没有牌子，没有标识，只有生锈的小船和油桶。一个老人拿着鱼竿从一座小丘后走出来，问我在看啥。

“很多年前的今天，那些日本的拓荒家庭就在这儿等着，希望能有一艘船接他们回去。”

这位钓鱼的老人就生长在这个村子，他也知道这个故事，虽然那时候他还没出生。

苏军正在接近。母亲们盯着从上游流往下游的江水，船终究没有出现。数百名日本妇女把孩子（很多还是婴儿）放在码头上，踏入了湍急的江水，一个浪头打来，她们都消失了。

日本移居者的遗迹仍然能在某些东北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到蛛丝马迹：店招牌是中日双语；日语培训中心比英语的要多。

每年8月，日本的盂兰盆节，移居者的后代们会到这里来，依照节日的传统给先辈扫墓祭奠。

然而“百万移民计划”在农村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我只能从亲历者的只言片语中，得知几十年前发生的事。

“几个月前你不是问我日本占东北的事吗？我就跟你讲讲我记得的，”三姨边说边把我迎进屋。三姨夫给我们倒了几碗热气腾腾的豆奶。

“你问我那前儿这儿是啥样儿的，”三姨坐在炕边，打开了话匣子，“我还记得伪满洲国的事儿呢。我那时候还小，小日本就来了。他们干吗来的？我听现在的人说，他们是来挖矿的，还要修大坝。但修大坝和挖矿的都是咱中国人啊。你要是不干活儿，他们就打你，把你扔到死人坑里。”

“您见过日本人吗？”

“他们住在吉林市的一个区。我见过日本女人，穿着和服，背上还背着孩子。她们穿的鞋子是木头做的。那时候人行道都是木头的。那鞋子声音响着呢，哒哒哒。她们脸上抹着粉儿，吃得可好啦。她们的衣服都是绸子做的，穿着别提多好看啦。”

“那前儿我还在上小学。每天早上都要唱伪满洲国的国歌。唱的是伪满洲国国旗的颜色什么的，好像是这么唱的……”

她哼哼了个调子，还模模糊糊来了几句日语歌词，大意是：

我们的国旗飘啊飘，飘啊飘，红、蓝、白、黑、黄。

我爱我的过去，国旗飘啊飘，飘啊飘。

“要是唱的不对，老师就要拿木头教鞭打三下手心。”她说。“我可不想手一直肿着。所以我还记得些日语。”她一口气用日语从一数到了十。

伪满洲国的五色国旗代表了五个民族，也就是整个东北地区，从长城到西伯利亚。大背景是芥末黄，模仿的是清朝的旗帜。但那条纤弱细长的蓝龙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左上角一个方块，里面有几个横条，红的代表日本，蓝的代表汉族，白的代表蒙古族，黑的代表朝鲜族。

“老师教我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三姨说，“还说中文是满洲语。不能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的。在学校只教日语。每天早上我们都要站起来向老师问好，说“嗨！”。跟电视上一样，什么东西都是‘嗨’，还要敬个礼。”

“午饭的时候，我们要用日语一遍一遍地说‘谢谢’。‘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放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敬礼，说再见。回家路上，我就又能说中文了。不过只有一年，1945年，伪满洲国就没了。”

为了避难，三姨的爹娘把她送到了荒地村。但依然危机四伏。

“1948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儿的河那儿大干了一场。听到枪声我就躲在炕边上。那时候特别害怕。一颗子弹刚好打中了我们的窗户纸。晚上我们可不能点灯。灯全都灭了。我们只好睡觉。可是我睡不着哇，一整晚心都砰砰跳。我们睡在地上，就躲在窗棱下面。那时候我才七岁。”

接着八路军就进了荒地。他们不会随便进入村民的家。“八路军就在院子里悄没声儿地坐着，在外面搭帐篷住。他们自己去提水，自己做饭吃，从来不打扰我们。那前儿窗户上都是糊的纸，没有安玻璃。有时候他们会去戳窗户纸，啪啪啪的，说：‘别怕我们。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不会欺负你们。’”

三姨模仿了几声冲锋号，然后唱了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这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一部电影的主题歌，电影表现了东北被日本占领后，做了亡国奴的东北儿女参了军，立志将日本赶出中国。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中国国歌。

后来有十年，大家都唱《东方红》。“每天日出日落都要用大喇叭放，全中国的农村都听得到。”她说着就唱了起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呼儿嗨哟这个词让我很感兴趣，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语助词，有点像东北人感叹时说的哎呀我的妈呀。据说，《东方红》的歌词出自一个爱国农民，他还给一首民歌写了歌词：

芝麻油，白菜心，

要吃豆角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

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姨熟记很多歌谣的歌词。她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说她们那一代必须唱歌。三姨夫站了起来，从炕和窗户之间窄窄的过道走过去开电视。又是斯诺克的比赛。他无聊地关了电视。家里朝南的窗户从他的腰那么高的地方一直到天花板。窗棱边摆着一溜盆栽。

“我来浇水，”他说，“你俩唠你俩的。”

“再唱一首就不唱了，”三姨保证说。不过我很喜欢她的表演。她的双腿吊在炕边，没有着地。毡帽和灰白头发包裹着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随着歌词内容露出或逗趣或严肃的表情。一口白白的龅牙像指挥棒一样升起又落下。 

最后一首歌是《松花江上》，是这一代妇孺皆知的东北之歌，就像《牧场是我家》在美国西部一样。这首歌以1931年日本侵略东北为背景，唱出了所有南逃的东北人的心声。三姨唱道：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人人都会唱。”三姨说。

“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小时候？”

“我不知道，”三姨回答，“生出来就到处有人唱。”

我笑了。在乡下，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生出来就到处有”。人人都是什么都知道。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殖民者的鞋哒哒哒。侵略军的马车咔哒咔哒咔哒。内战的战场上血肉横飞。八路军轻轻戳着窗户纸，啪啪啪，说我们不会欺负你们。起来！起来！起来！东方红。呼儿嗨哟。1956年，荒地建村。

2011年4月末，每天都有阴冷的绵绵小雨。三舅说，今年是他有生之年遇过最晚的播种年。换了往年，5月前，稻种子早就撒完了。然而，现在犁耙碾过的稻田里，仍然有冰棱。接着，一夜之间，雨停了，银白消退，黑土地露出原貌。只有远处的山丘上冒出一点绿意。

红旗路上，我遇到个不认识我的工人，他问了常规问题，我回答说，我是美国人，身高一米八六，属鼠。他自我介绍说来自土城子，是东福米业雇他来美化道路的。

三天后，路上竖起了一块新牌子，指着东福米业的办公地点，上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和办公地点同一个方向的还有公司名下的神农温泉，这名字来源于神话传说中的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他完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系统的构建。

三姨站在路旁，她种的虞美人花茎抽得高高的，但还没有开花。她哼哼一声：“一个民营企业，居然在修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度假村还用神仙来命名。”

 “你瞧着吧，”三姨说，“过不了多久，东福米业就啥事儿都要管了。说不定还要把这儿的名字都改了呢。”

“改成什么？”

“谁知道啊！”

之前一天，三姨坐在炕上，从一摞十字绣杂志下面扯出过年时东福米业送给村里每户人家的大挂历。“不就是广告嘛，”她说，“公司想让农民把地和房子都签给他们，搬到新楼房里去。”

挂历上印着古诗《悯农》，提醒大家珍惜农民的辛勤劳动，然而，诗的配图却是东福米业打谷机和抛光机的照片。在一幅照片里，农民们坐在一起，听一个人讲课。“这公司挺爱提建议的。”三姨解释道。挂历上一页就是一个月，每个月都有一条建议，有些还讲究对仗和押韵，比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就算念起来顺口，听起来也像是在催促什么。三姨说，她打死也不搬。

始于2000年的东福米业，是这里最大的公司，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

没人说得清冬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也说不清东福米业对荒地的规划是什么。但荒地已经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我来到神农温泉的门口，保安满脸堆笑。“没人走着来这儿的，”他说，“您的车呢？”

这条笔直的车道长四百米左右，路上有个大广告牌，是上头的领导来此地视察摸着一罐大荒地大米的照片。接着经过一大片休耕的田野和一个温室，来到满族宫廷院落区。

在这里，度假的人们可以换上丝质睡袍，戴着清朝时期格格阿哥的冠冕，站在满洲式带院落的房屋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我进入湿气氤氲的温室，绿意葱茏的棚架中钻出一个中年人。他一见到我就唠叨说最近在担心各种霉菌。最担心的是白粉病，搞得他的有机黄瓜都有点儿蔫了。

这个足球场大的温室是温泉新近增加的景点，因为城里来的度假者们喜欢自己采摘有机水果和蔬菜。“小孩儿都不知道怎么摘，”这位园丁皱着眉头说，“他们一看到西红柿藤，就把整个都拉断，根本不会轻轻地，一个一个地摘西红柿。他们踢那些瓜，就跟踢足球似的。”

我看着棚架下的泥土：“这些土是荒地的吗？”

他点点头：“我们的黑土地啊，是最好的。”但他有点担心这个最好的时限。最近对荒地的土壤进行测试，发现重金属含量已经接近有机农作物规定的临界点。“土壤还是没问题的，但我老是担心，”他说，“农民就这样。我们就是担心的命。”

“你说你是农民，不是园丁？”

他大笑。“在这个温泉，他们都叫我园丁长。那些旅游的人可不喜欢吃什么老农民种出来的东西。”

我们边走边聊，绕着露天的温泉，看水面在4月春寒料峭的空气中冒着烟。先是一个宽阔的较浅的公共泳池，有一小片高尔夫球场那么大，顺着走下去，来到小一些的私人泡浴池。一溜藤编的躺椅，接着是个茅草屋顶的酒水饮料吧，还有间翠竹掩映的茶室。看上去和中国南部沿海那些高档度假村毫无二致。

“是仿照一个日本的度假村建的。”园丁说。

园丁先检查了我的鞋子干不干净，接着跟我一起走过泳池滑溜溜的边缘，进入洞穴一般的接待处。穿着浴袍和塑料拖鞋的父母们正忙着招呼带着游泳圈的孩子。他们从爸妈怀里挣脱出来，到处跑，速度很快，结果就看到各种孩子不断从周围的柜子和花盆边弹射出来。    

接待处明码标价，在水里泡一天是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酒店房间每晚两百八十八元，而最贵的房间价格翻倍。

“那种房间有麻将桌。”园丁说。

“游泳一次的钱差不多可以租个打谷机来弄一片地的稻子了。”我说。

“但是城里人觉得便宜啊。”

“这对荒地的人有什么好处？”

“东福米业赚了钱，就相当于村里赚钱了，”他回答，“村里人都不来，这不假，但是我们种那些粮食庄稼，也不都是我们吃嘛。我们卖给城里，卖给全省，还卖给全国。我们这不是个鸟不拉屎的地儿了。”

园丁还问我，建一个地方，城里孩子能来锻炼锻炼，吃点有机蔬菜，不是比天天去商场吃快餐要好得多吗？

“当然好啦，但最好村里的孩子也能用。”

“你想下水去玩一下吗？”园丁说。

我说怕把水弄脏，园丁点了点头，又回到温室，继续担心起白粉病。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追上来说：“拿点儿有机土豆！”

我提着重重的一袋子从红旗路上往家走，远处，吊车正在往新的楼房上加盖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

5月姗姗而来，节气立夏降临。冰雪融化，活水流淌在灌溉的沟渠，沟边高大的白桦也开始吐出嫩绿的新芽。在荒地，其实比较应景的节气名字应该是惊蛙。它们呱呱的声音四下响成一片，听久了，我就会想，中文里会不会专门有个词叫蛙歌。

三舅说没这词。他甚至对遍地蛙声充耳不闻，就像城市居民对车流声习以为常。在我眼里，荒地的地形地貌和景致非常自然，三舅却知道这都是人工形成的。

“以前这些全在水下，50年代才修起来的。”他大手一挥，包括了所有的田野。“你看到的这些全都是人工形成的。黑土地倒是原来就有，但是把沼泽和洼地都抽干了水才露出来的。你看，路是水泥的，电线是木头的，那些房子是砖砌的，灌溉渠是水泥的，水泵房是铁和砖混一块儿的。”

在我眼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充满着田园意味，三舅却觉得都挺工业化的。

我在自己的中文词库里不停寻找，想向他解释，西方人现在不说farmer（农民）这个词，而说grower（种植者），意思是种的农作物规模比较小。但在中文里，farmer就是从事农业的人，也只有农民这个词来囊括这个行业的人。中文的农民，英文通常翻译成peasant，在我脑子里，就是那种在工业化之前的封建时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犁地，沾一身泥的人。

不过，在中国，农民这个词听起来并不古老。三舅什么也不管，他才不在意被安上什么样的称呼。“我们就是农民。其实也可以说是制造者。我们生产粮食。”

三舅拒绝把自己的庄稼承包给东福米业。目前看来这是明智之举。上次丰收之后，他一斤米卖两块五，价格是前一年的两倍。刨开成本，赚的还是比东福米业合同中付给农民的钱多了一半。

和三姨一样，他也拒绝搬到新盖的楼房里去。公司代表也没威胁过他或说他固执什么的。那个代表很理解三舅想住在老屋的心情。不过，每晚三舅做晚饭的时候，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落日下的吊车和越来越多高层建筑的剪影。

“那些楼越高，”他说，“就显得越近。”

我们从三舅家出发，往南走了不到两公里，来到一个岔路口，这条路通向吉林市。那儿有个水泥的平房，这是荒地的粮站。

粮站是国有的，也卖农药和种子。世界上一共有超过十四万种米，粮站里种子的种类大概有二十多种，都是适宜在此地区的土壤里栽种的。

三舅和这里所有的农民一样，像进行对冲赌注似的，选了五种，有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吹牛（超优1号），有的比较技术流（农院7号），有的有发明创造的意味（吉粳66号），有的则充满诗意（一个日本品种，翻译过来是“一小片秋日的田野”）。

在我眼里，所有种子看上去都一样。但三舅对每个品种的特点如数家珍，就像汽车推销员在描述新款的性能。“这种成熟需要一百四十五天，这个要少几天。但真正的不同是这个每穗有九十粒，其他的可能要多三分之一。所以肯定收得要多些，但要确保都成熟，不生病。整个夏天都要担心虫啊害啊的。”他不停摇着头。

整个粮站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化肥味。不过，漫长的寒冬过后，这里人气很旺。粮站一开，就意味着农忙季到了。墙上贴着一张图表，告诉大家如何根据太阳周期来为一块地备耕。现在是谷雨期间，该做秧床了。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先把秧床做好再挪到田里去的。”我大惊小怪。“我还以为就是在田里走，然后把种子撒进去呢，像这样……”我模仿着苹果佬约翰尼撒种的动作，伸出一只手左晃晃右晃晃。

三舅大笑不止，柜台后面的售货员也忍俊不禁。

“这样怎么种稻子啊，饿死你算了！”

三舅说我是笨蛋，彪子，山炮……我好几个星期都没见他这么高兴了。

我在一片欢乐中插了句嘴：“挪到田里应该很累吧，天天弯着腰。”

他哼了一声。“有机器！机械水稻插秧机！把秧床放到机器上，机器就把它们插到田里。”听三舅这语气，仿佛是多年听从他调遣的机器人老伙计。我问他，机器是什么时候进村的。他说，“去年”。

轮到我发表独到的见闻了。在加州，这种短粒米的播种，是由低空飞行的螺旋桨飞机来进行的。种子直接从空中播撒到地上，像冰雹一样从泥地中反弹起来。此时站在田野中，会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西方婚礼中的撒米仪式：种子落在你的头发上，藏在衣领下，甚至钻到鞋子里。

售货员说，“那谁还干活啊？都用上飞机了。”

“我们是有机器来插秧，”三舅强调，“但还是需要准备种子，给田里除草。我们还是要干活的。”

“不过年轻人是不想下田了哈。”售货员说。

这是大实话。沿着红旗路走回三舅家时，我们看到田埂上犁地的或是在院子里准备秧床的人，都跟三舅一般年纪。他快满六十七了。

东福米业门口的折叠电子门是开着的，办公大楼的门也是敞着，这可不太像中国的公司。我畅通无阻地走进去，说想见老板。他不在，但公司的农学负责人说可以带我参观一番。

这位刘博士五十多岁，穿着一件实验室的白大褂，里面是一件手打的毛衣。鼻梁上一副厚厚的“酒瓶底”，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看到我并无惊异。

刘博士住在城里，她在那里的一个农学院教书。讲起自己的经历，时间顺序分明，语速飞快，就跟事前背过稿子似的。

1990年代末，荒地当时的村长雇了个司机，叫刘延东（跟刘博士没有亲戚关系）。上面有官员来视察，村长就派这位刘先生去买最新鲜的大米。刘先生经常跑到隔壁一个镇子去，那个镇子自己有大米加工厂和抛光厂，米的卖相和味道都比荒地的好。

“他脑子灵光嘛，”刘博士说，“就想，‘要是我有钱，就在荒地开个自己的大米加工厂 ’。”

但那时候他没钱。他家是荒地最穷的几户之一。而且，就算加工厂开成了，他也得买米。还不能随便买，得买高质量的米。

“他就去农学院找我们主任，但当时他不在。刘先生就碰巧跟我聊了聊。我当时在研究有机大米。”

“我就跟他们讲试种什么水稻品种最好。他们走了。后来又回来问我，能不能教他们怎么种。我就跑来这儿，在他家里住了几天，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做些对村里有好处的事儿，别处没做过的事儿。我跟他们说：‘听着，你们要是想赚钱，没关系，别藏着掖着。但我不在乎你们的钱，我在乎我的研究。’”

刘博士面带微笑地回忆自己这些“豪言壮语”。

她告诉刘先生那群人，国务院拨了专款，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刘博士建议他们做种植有机水稻的先锋。

“刘先生说，‘你想干什么都行’。那是2000年4月8号。他给公司取名叫东福，是他和他合伙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接着他开着现代到处跑，拿批条，盖章，刚开的时候叫东福科技试验基地。科技啊试验啊这种名字，发营业执照的机构都挺喜欢的。”

“当时全部办下来花了七百元，不过我还是跟着农委会那个办事员，免得她贪钱。我说办得太贵了，我们就是个小公司，而且是试验的。最后，她只收了我一半的钱。”

这个故事堪称现代中国的商业寓言。一个穷困潦倒的乡村司机，巧遇一位农学家，二十二天内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农场。我本来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直到听刘博士说她为了办执照便宜而去讲价。这太符合东北大妈的性格了。

我们经过一个地方，那儿刚刚举办过公司的乒乓球赛。横穿马路之后，就看到恒温的筒仓，里面是公司存储的两百八十吨加工过的大米。

“这里原来全是沼泽地，划船才走得了，”她说，跟三姨告诉我的一样，“那时候就已经很平了。抽干水之后，工人从松花江那儿挖了一条灌溉渠。1965年开始种的稻子。”

“我姨说是1955年，”我纠正道，“她那时候就住在这儿。”

刘博士问我姨是谁，双眼怀疑地眯起来。我感觉快接近旅程的尾声了。结果没有，她知道三姨，知道她在路边种了那些花。她应该在脑子里按了个删除键，重新填上正确的种稻起始年份。

“我们试验过各种各样的预防方法。农忙的时候我们把产蛋的鸭子放进田里，就是在你看到的那些小木房子里。小鸭子满月的时候，就能到处游着吃虫子。我们还往水里放过螃蟹，这些家伙挺能吃。”

我说我喜欢鸭子。在只有虫声鸟声的寂静乡村，看着它们在田间游过总能让我微笑。鸭子们看起来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刘博士却说得咬牙切齿：“这些鸭子给了我一个大教训！有一年我给它们开小灶，特别好的有机饲料。你猜怎么着？它们就不吃田里的杂草了！它们变得特别懒，天天等着我喂它们吃好的。真是好笑。给它们吃好的，反而不干活了。下雨的时候，它们就情愿呆在小房子里，等着人来喂。”

那一回合算是鸭子们赢了。第二年，刘博士减少了大餐的分量。现在，它们又开始大吃特吃杂草和虫子，吃得圆滚滚的。

这也是个寓言，鸭子给了人一个教训。刘博士老把这个教训讲给那些将庄稼承包给东福米业的村民听。

“每年丰收之后，我们就把农民们召集起来开个会，”她说，“那些把土地租给我们自己不种的人也有份。每次都给他们再讲讲怎么挑选高质量的种子，秧床的土壤温度该是多少，怎么挑选优质秧苗，淘汰其他的。农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中国人种地种了几千年了。不过每年不管有什么新科技或新机器，我们都会重新讲一遍这个传统的过程，免得他们忘了。”

我想起公司发给三姨的挂历上有一张讲座的照片，说有的农民肯定不认真听讲。

“当然啦！”刘博士笑着说。“所以我订购了挂历，每个月都写着相应的说明。用了很大的红色字体，闪闪的，很漂亮。过年的时候我们当礼物发出去。我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多看看，好歹了解一下我们的农耕传统，就算他们自己永远也不会亲手种地。”

尾声

9月末，一辆平板货车运来一块小桥车大小的粉色花岗石板，就放在路口。现在，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小村庄的司机，就能看到上面雕刻的红色大字：荒地村。背面是小一些的字，漆成了绿色，开头写着：简介。

石板上说，荒地是1722年康熙年间起源的，这位满族皇帝还建起了吉林市的船厂。石板上的下一个年份是一个世纪后，1823年，这里修了一座庙，供奉着一位女菩萨，传说每到新年便举行宴饮，吸引东北平原上的子民们前来参加。

接下来的年份又跃进了一百年，来到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这片区域。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接管了这里，1948年，共产党执政，1956年，荒地建村。

我以为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下面又列出了三个年份。我跪在黏糊糊的新草坪上去看，1958年，荒地成为九台人民公社的一部分。1962年，改名为荒地营。

我现在五体投地，低着头，偏到一边去看最后一个年份：1984年，荒地营又改名为荒地村。

和村里的田地一样，荒地的历史在季节和岁月中流转，周而复始，回到起点。

 | 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东北游记》

迈克尔 · 麦尔

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

来到中国，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

学和香港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