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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属于我的年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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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3 02: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8-7-22 11:01 AM 编辑

再见,录音机里的80年代 | 人间

 索文 人间theLivings  3月23日

 《请回答1988》剧照


那晚,他才确信,旋律不需昂扬,悠悠扬扬间也可以直击内心,虽然多年后他才能明白了所谓惆怅,但他确信,在当时,旋律响起时,他确实有了异样的感觉,那种感觉美好又忧伤。


1988年,张文仍在上小学,那一年暑假,他到大舅家去做客,对大表哥的录音机着了迷。

那是一款三洋砖式录放机,可播可录,声音又大又脆。平时都是放的英语磁带,大表哥偶尔拿它听歌,听得偷偷摸摸,声音开得极低,饶是如此,也被张文逮住了几回。

 


在往年,张文寒暑假是去外婆家,1987年或更早一些,大舅不顾家人劝阻,做了村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了家花炮作坊做小烟花,一年下来,就发了家。另择地方,建了栋二层水泥小楼,电视、冰箱一应俱全。

张文初次去,简直乐坏了,且不说整天能跟着哥哥姐姐们玩,单是那台冰箱,就够他琢磨的,大舅买了冰棍塞满了半个冷冻层,虽遵着张文母亲的嘱咐,一日只给他吃一根,可架不住张文自己做,拌一杯白糖水,插根勺,搁在冷冻里,几小时后,张文就能吃上自制的冰棍,那是在配额之外不限量的,只要躲过大舅的监督。

张文爱看书,闲书更爱,二表哥的书合了他的胃口,金庸、全庸、卧龙生、卧尤生,张文不挑食,彼时他正跟县城的一位武师习武,书中说的和师父教的不一样,倒和师父喝醉时吹的牛挺像,张文懵懵懂懂地信了个十足十。

他开始随大表哥一起,练起了铁砂掌。大表哥精壮,梳着一边抹的西装头,好穿一身黄军装,浓眉大眼厚嘴唇,虽不算高,倒是个标准帅哥。

“练成了,随手一插,能插到墙里去。”大表哥说,他也是初练,每日装一脸盆米,浇上水,并指成剑,边吼边插,张文学他,吼得比他还大声,一掌插进米里,硌磨得手生疼。舅妈说他俩是神经病,倒也随他们。

大表哥练了一阵子就放弃了,张文比他放弃得早,因为没几天,他的手就肿了。


  ●  ●  ● 

那一年的夏天,张文初尝了放养式幸福生活的味道,像小狗掉进了茅坑,乐不思蜀。有一天,他爬上了大舅家门前土路对面的油桐树,并从那上头跳了下来——他在尝试练习轻功,就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一样。

油桐的主干上斜斜地横出一根粗枝,张文手足并用爬上去,树下是一片草地,斜斜的下坡,他对这个高度十分满意,大喊了一声“鲲鹏展翅!”跳了下去。果然没有站稳,落地后身体前扑,借着前扑的势头,他下意识扭转身子,避免摔个狗啃泥,肥胖的身子刚刚转了半个圈,后背就着了地,一路翻滚,急急地滚下坡去,张文吓得大叫。

闻讯而来的大表哥找到张文时,张文头朝下栽在水田里,淤泥盖住了眼睛,他吓懵了,忘了手往后一撑就可以自救,只顾着使劲地大喊。

大表哥把张文抱回了家,在屋后的水龙头前,给他洗净了头面,头发与耳缝里冲出的沙泥在水泥地上漫开薄薄的一层,张文惊魂初定,讷讷说不出话,大表哥抓着他的脸左右端详,沉思了一会,又扳过他的头,细细地捋着头发看,好半天,才问他:“你自己觉得哪里痛不?”

张文摇了摇头。大表哥告诉他,就在他摔下去的水田里,离他的头几公分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你要是磕在了石头上,我怎么向大姑交待?”大表哥上高中,像个大人一样,皱着眉头,忧心忡忡地说。


  ●  ●  ● 

那一天,家里就表兄弟二人。

待到家人们回来,虽然没有事前约定,二人都没有作声,同谋一般地保守着秘密。那天晚上,大表哥破天荒地带着张文出去了,表哥跨着他的黄书包,骑着车,载着张文,一路急行,去了几里外的另一个村子,那里有家小卖铺——表哥的秘密基地,正式向张文敞开。

小卖铺里已经聚了一群人,表哥与他们熟稔地打着招呼,径直走到柜台,叫了一瓶啤酒,给张文叫了一瓶汽水。然后撇下张文,踅去桌球台旁,打一局带彩的桌球。铺子里有一些小孩,与张文年龄相仿,张文看着他们,他们盯着张文手中的汽水,“好喝吧,”一个孩子说,“会打嗝的。”他吞了吞口水,张文想让一让他,看到他垂到嘴沿的青鼻涕,又放弃了。

表哥输了一局桌球,催着张文喝完汽水,还了瓶子,带张文离开,啤酒没喝完,让张文带上了。

快到家时,单车驶进了一片竹林,表哥停了车,接过啤酒喝了一大口,“听歌不?”他问张文,自顾地打开书包,拿出一台三洋砖式录放机,按下播放键。

乐声响起,一个女声欢快地唱着:“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

月光从头顶泻下,洒一地清霜,大表哥执着酒瓶,在地上踱着步,跟随着音乐,矜持地、略微地摇摆着,张文站在暗处,看着表哥独自沉醉,那是此情此景中唯一让他尴尬的事情。他等着表哥豪壮地仰头,灌下最后一口酒,将瓶子甩向暗处。

在此之前,他已经听得入了神,这种曲调与他平日里听到的不一样,悠扬、轻快,又有些淡淡的忧伤,像月色下竹的暗影,摇曳无声。

表哥凑到跟前,喷薄着淡淡的酒气:“有喜欢的女孩吗?”

张文惶恐地摇头,表哥哈哈笑着:“以后会有的。”

回去时,张文想着,今天说谎了,其实他有喜欢的女孩,只是羞于告诉表哥。那个女孩是他的同学,教室座位与他隔了两排。



暑期过后,大表哥和张文一起进了城,他在城里上高中,接下来要寄住在张文家。

张文的母亲对这个侄子关爱有加,头一天来,就送了一身军装给他,那年月时兴穿黄军装,这一套是张文母亲转折托单位同事弄的,特地等他来。

那日恰是周日,母亲带着二人去逛书店,给二人买书,张文鬼使神差地看中了一本《二刻拍案惊奇》,表哥不爱看书,挑了半晌,挑了一本少林拳谱。三人又下馆子,母亲带着去汀兰酒家吃饺子、吃面条,大表哥这才渐渐放开,一碗面条吃下,还干掉两笼饺子。临回家时,他们绕到冰厂去喝了一碗冰牛奶,在张文的再三请求下,三人在冰厂边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张文隐隐约约理解母亲这种赌气似的奢侈行为,平日里买块肉都要思量的她,为什么今天为这么大方。

一年前,大表哥就已经上了高中,却不是住在张文家。大舅将儿子送到了城里伯母家,大舅执拗信老礼,妹妹嫁出去,终是别人家,而伯母家,好歹是同宗同姓,麻烦一下就麻烦一下吧。

张文的母亲因此生了半年气,对侄子不闻不问。过了半年,终是不忍,某日中午,去看侄子,到时已是中午一点了,只见侄子一人坐在门口,抱着个大碗吃饭,碗里一撮杂菜,几片南瓜,不见荤腥。半年不见,侄子瘦了许多。母亲心下疑惑,立在门口连连发问,侄子的回答让她怒火中烧,这个同宗同姓的亲戚家并不见得有多待见他,每日三餐,都是一家人吃完,他才吃,几乎尝不着肉。大表哥不停地向家里要零花钱,全用在吃上。然而吃得杂而没有营养,并不见长胖。

那一天,张文的母亲没有进屋,她甚至没有跟单位请假,就搭上了西去的客车,径直寻到大舅的花炮作坊,再次找他理论。她并没有详叙自己看到的情景,只是再次提出让侄子住到自己家来,话语说得十分强硬,并且拍着胸脯承诺会严格要求侄子,让他学好。同时,她也一再表示,在她看来,“别人家”是看得太松了。

最后,兄妹俩达成一致:“孩子下个学期搬过来。”


 ●  ●  ●  

经冬历春,大表哥在张文家一住半年多,每日过着走读的生活,张文家的伙食水平随着大表哥的到来,提升不少。同时,对于吃饭大过天的张文来说,他惊喜地发现,有大表哥在,所有的好事情,都成了双份,张文五月过生日,能吃一顿好的,表哥的生日在十一月,母亲又会做一顿好吃的。每次期中、期末考试前,按家庭惯例,会有一餐丰富的鼓励宴,因为张文与表哥的考期不同,也自然地成了双份。

而且,大表哥时常会带着张文出去,这是母亲同意的,“看着你哥,看他是不是去同学家写作业!”母亲悄悄嘱咐张文,张文答应了。他知道表哥是去同学家玩,带着张文,就是给他打掩护的。他做起了双面间谍,归根结底,他站大表哥那一头。

大表哥宠着他,帮他教训院子里欺负他的大孩子,与他共享自己的零花钱,带他听歌,还悄悄帮他偷回了被张文母亲没收的《二刻拍案惊奇》,那本书买回来,母亲先看的,“有点痞诶!”母亲说,就没收了。

“看完了告诉我哪里痞。”大表哥将书丢还给张文时,冲他挤了挤眼睛,“不学好咯。”

更重要的是,不管去哪里,大表哥都带着他的砖头录放机,几盒磁带,磁带上的标签写着英语听力,张文母亲若是细心一些,播放一盒,就会发现那些磁带都被大表哥偷梁换柱,变成了流行歌。

大表哥的同学里,有两个是他的铁哥们,按大表哥的说法,是他帮忙打架打出来的交情,一个叫庆子,一个叫勇伢,庆子是个帅哥,勇伢视力不好,戴着厚似瓶底的黑框眼镜,勇伢家在自家前栋还有一间小屋,他以学习需要安静为由,向家里要了钥匙,做了自己的学习间。那里便成了三人聚会的场所。

三人在那里多是听听歌,抽抽烟,带着脏字说说见闻,像街上的痞子一样,偶尔庆子弄来啤酒与小吃,还会贴心地给张文买来汽水。张文对这种聚会新奇不已,个中神秘让他感到兴奋,更开心的是,能听到许多流行歌。

彼时,张文家仅有的电器是一台黑白电视与两台电风扇,母亲年前本拟要买冰箱的,父亲起意要盖房,就搁置了。

表哥与他的朋友们喜欢听《铁窗泪》,以及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囚歌,他们告诉张文,这个歌手之前犯了罪,进了牢房,出来后写了好多悔不当初的歌来唱。张文并不喜欢听,特别不喜欢那个低沉的男声在唱之前腻腻歪歪的独白忏悔。他央着表哥放些港台的歌,就像在他家那一晚听的那种歌一样。

表哥有不少这样的磁带,多是合集,像流行歌曲的乱炖,那些不同地区、隶属不同公司的歌手或翻唱歌曲,在毫无版权意识的当时,被商贩制成了质量不一的拼盘。在那些歌里,又有一首歌如重锤一般,打中了张文:“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

听了一遍,张文就开始跟着唱,直唱到“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才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发现该念的书都没有念。”张文深以为然。那是一个女声唱腔,几年以后,张文才知道歌手叫成方圆。


  ●  ●  ● 

转过年来,开年上学时,聚会多了一个人,大表哥带来了一个女生,文文静静,细长的眉毛,小小的脸,一双大眼清澈得像一池绿水,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的。初次见面,张文就喜欢上了她。

在张文的印象里,凡是女生来时,表哥和伙伴们都不抽烟了,也不讲脏话,几人轻声细语地聊着天,女孩还辅导表哥做题,久教不会也不恼,张文心里暗叹表哥是个木头脑袋,但又很喜欢看这个打起架来从不怯场的人,在女孩面前像只小狗一样乖,唯唯诺诺毫无大哥风范。

一天夜里,大表哥买来花生、瓜子一应零食,勇伢带了桔子和苹果,庆子白天逃课排队买来了卤味,晚上在家里切好,热了,油纸包着带来,小书桌上琳琅满目地堆满了吃食,靠窗还摆上了几瓶啤酒。他们要给女孩过生日。

女孩天擦黑就来了,几人吃着东西,听着歌,聊着天。大家喝着啤酒,张文想尝尝,大表哥不让。

女孩浅饮一杯,脸就红了,表哥坐在她身边,低着头给她剥桔子,她怔怔地望着表哥,眼里像渗着蜜。许多年以后,张文才明白了那种眼神的含义。

半晌,女孩提议给大家唱首歌,众人纷纷叫好,庆子关了收音机,大表哥浅笑着看她,勇伢喊着“唱啊!”被大表哥瞪了一眼。

女孩捧着脸摇了摇头,马尾在脑后轻甩,她放下了手,垂着眉,看着自己的手,轻轻柔柔地唱起来:“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

那晚,张文再次确信,旋律不需昂扬,悠悠扬扬间也可以直击内心,虽然多年后他才能明白了所谓惆怅,但他确信,在当时,旋律响起时,他确实有了异样的感觉,就像前几次一样,那种感觉美好又忧伤。



张文十一岁生日那天,第一次见识了大表哥打架。

那是下午放学后,在城北中学旁的小巷里,大表哥和张文被五个高年级的学生堵住了。为首的是一个同样穿着黄军装的女生,高高的个子,一身肥肉,膀大腰圆,突破性地长着胡子。胡子姐姐先动的手,腰间一拉,抽出了皮带,一手执皮带,一手提着裤子就冲了上来,被大表哥一脚踹在了腰眼上,哎哟叫唤着,蹲着身子直不起来了。剩下的几位围了上来,大表哥拼着挨几下,逮住一人狠揍,拳拳打在脸上,打趴下了,又捞下一个,揪着领子拽近前来,一拳封住面门,捣蒜般地打。一会工夫,躺下了四个。最后一人瘦津津的,一直在斯斯文文地用并不着力的王八拳抡着大表哥的背,此刻也愣了,停下了进攻,退了开去,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返身回来,黄背包里捞出了一块板砖,尖叫地扑上来,大表哥解下了斜挎的黄背包,提着包带一把将背包抡在了他的头上。隔着几米,张文听到了录放机碎裂的哀鸣声。

晚上回家,匆匆吃完生日饭,张文陪着大表哥去勇伢的据点上药,表哥会扛,伤都在背上,脱了衣服,一背的伤,青一块紫一块,勇伢和庆子轮着给他擦红花油,义愤填膺地嚷嚷着,今天是他们不在,三兄弟一起,别说五个,五十个也轻松拿下。张文听着好笑,勇伢质问他怎么不帮忙,张文急忙申辩,他帮忙打了一个,有个胖子,他使了一招黑虎掏心,掏了他的裆。

“那叫猴子偷桃。”勇伢大喊。

“我说怎么打了两下就倒了。”大表哥也笑了。

而对打架的起由,大表哥倒说得轻描淡写,那女生是城北大名鼎鼎的“五朵金花”,手下一帮小弟,拉帮结派地欺负人,给他拦了几次,记仇了。

张文对此深信不疑,心想着,这不就是侠义吗?

“一个女的,叫五朵金花?”张文说出心里最后一个疑惑。

“她那个吨位,还不够五朵啊?”庆子哈哈大笑。


  ●  ●  ● 

当天晚上,一个妇人寻到了张文家,哭哭啼啼地站在客厅告状,被录音机爆了头的同学醒来后吐了几轮,被送进了医院。妇人是那哥们的妈。

虽然最终确诊是轻微脑震荡,但事情已经闹大了,大表哥惹了祸了,张文母亲上门道歉,赔医药费,事情还是闹到了学校。学校巴不得送走这尊神,张文母亲托了许多关系,好歹弄了个留校查看。

此后,张文的母亲找大表哥长谈了一回,表哥一言不发,张文母亲说动了情肠,倒把自己说哭了,直道对不起自己的哥哥,没管好侄子。

张文的大舅好些天才得了信,赶到城里时,事情已经结束了。看到自己的儿子养得白白胖胖,对妹妹也是无话可说,当天就回了乡。临走时叹气说:“他不是读书的料,冬天送他去当兵,让部队里管管他。”

那一年的暑假,刚刚完成期末考,大表哥就一台单车将张文接去了乡下,他借了一把汽枪,带着张文整天打鸟,录放机摔坏了,又买了一台,不再听英语,明目张胆地听音乐。

大表哥隔三差五带着张文去他的秘密基地,喝啤酒,打桌球。去多了,那地方也不秘密。家里若是有事找,二表哥骑着车就寻来了。

大表哥听歌,也不再躲去竹林听了,录放机就搁在小卖铺柜台上,开到最大的声量放着歌。连带着铺里的生意也陡然大好,许多人来听歌,听得入神了,一人哼唱,大家跟着唱起来。一时间,满室带着浏阳腔的普通话,好不热闹。

《光阴的故事》、《鹿港小镇》,多年以后,张文常常不自觉地哼唱起少年时学的那些歌曲,想起当年的大表哥以及酒吧样的小卖铺,又会隐约想起那个自小学三年级起,坐在他前面两排,自己去始终未曾搭上话的女孩。

也因此更加清楚地知道,最初忧郁的种子,是如何被埋下的。



大表哥参军后,张文依旧去大舅家过暑假,他住大表哥的房间,舅母给他铺了新席子。大表哥的磁带都没有带走,任他听;二表哥租了不少新的武侠小说,与他共享,有些小说写武不甚了了,写性倒是入骨了,张文看得口干舌躁,有一段时间,几乎把武侠与色情混为一谈了。

那些日子里,张文每天开着大表哥的录放机,开得极大声,端着本书坐在书桌旁,一人能坐半昼。有时候,他会摊开信纸,给大表哥写信,告诉他自己的一些见闻:二表哥看坏书,勇伢的那个秘密据点现在关了,每天在学校晚自习,自己终于看完了那本《二刻拍案惊奇》,“有点痞”的是第十八章,但是好像删了不少,全没有二表哥的书厉害。

之前,张文也给大表哥写过几封信,大表哥从来不回,那一次,大表哥的信回得很快,一封给张文,一封给大舅。张文的信里,一张材料纸上只有一句话:“再看黄书我告诉你妈。”话的末尾触目惊心的几个大大的惊叹号。而大舅看完信,摸着根扫帚就去了二表哥房间,反锁了门,一会儿,整幢房子就充斥了二表哥的嚎叫声。

那天夜里,大舅在院子的水泥地上燃起了篝火,烧的全是二表哥的武侠小说。二表哥有一个礼拜没理张文,之后他忘了这件事,借来一把气枪,带张文去打麻雀了。

 

 ●  ●  ● 

过完了那个暑假,张文升上了初中,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校园里有个广播站,新成立不久,每日中午大喇叭放歌,一开始歌少,每天的保留曲目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王二小》,后来风气渐开,居然放起了小虎队。

整个初中时代,校园的广播成了张文买磁带的风向标,小虎队、孟庭苇、郑智化、罗大佑,大表哥的录放机他一直在用,太费电池,他又买了充电电池。

初二的一个秋天,张文放学走出校门,有人叫住了他。那是一个漂亮的大姐,张文看了半天才认出原来是“五朵金花”胡子姐姐,她减了重,褪了胡子,烫了波浪卷,不施粉黛,素面朝天,倒显得英气逼人。胡子姐姐没有了当初的张扬跋扈,吞吐了半晌,期期艾艾地问张文,大表哥还好吗,几时回来探亲?

张文掏出作业本,写下大表哥的部队地址给了她。她开心得眼弯弯,伸手大力地的揉着他的头:“懂事!”张文没有回嘴,任她揉搓,心里想着,装了半天还是社会上混的。

“喜欢什么,我送你。”胡子姐姐笑眯眯地说。

张文刚刚听过《恋曲1990》,迷得不行,张口就说:“罗大佑。”




初中快毕业时,有一天晚上,下了自习,和同学沿着路散步,聊着毕业后的未来,他们故作深沉,其实并不清楚未来的样子,而展目可见的未来,不外乎上高中,与新旧朋友一起,继续读书。张文带着路,不自觉地往西边走,他隐约知道,那个曾经心仪的女孩住在小城的西边,虽然初中他们没有在一起,但在张文的内心里,期待着一场偶遇。

他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倒是看到了大表哥的女友——那个文静的马尾姑娘,烫着时下流行的“一片云”,坐在一个时髦青年的摩托车后座,从张文面前呼啸而过,摩托车加了把油,姑娘尖叫着,抱紧了青年的腰。

那一年暑假,张文照例去了大舅家,大表哥参了军,就没有回乡探过亲,磁带都是老磁带,张文已经不稀罕了。有一天夜里,张文独自骑车去了大表哥的秘密据点,那里的生意依然火爆,店老板颇有头脑,自己买了一台录放机,播着时下的流行乐,吸引着客源。张文在啤酒与汽水间踌蹰了半晌,鼓起勇气买了瓶啤酒。

那一天,店老板播放的是迪斯科的曲子,小小的店铺里人影幢幢,年轻的身体跟着音乐的节拍扭动着,店内充斥的张扬的荷尔蒙冲得张文有点犯晕,他提着啤酒踱到了屋外,抿了一口就没有再喝,他实在不明白这种不甜不酸还发涩的东西,怎么卖得比汽水还贵。

晚上回去,张文给大表哥写了一封信,原本写到他的女友,写了一半撕掉了,写起了胡子姐姐。

 

 ●  ●  ● 

张文在原校升上了高中,他变得与大表哥相似,沉默、严肃,独来独往,特立独行,闲时爱听歌,爱看杂书,喜欢上了身在此处、心游世界的感觉。有时候,他感觉小城像个笼子,禁锢着他的脚步,好在再熬几年就毕业了。

于是,那台老式的播放机里,越来越多的歌使他共鸣,那些或激昂或忧郁的曲调,诱使他幻想着未来的精彩,也令得他自以为是地以为未来幽远,山高水长,岁月不居,春山在望。

这会儿上学不比大表哥那会,严令必须到校晚自习。家离学校不远,张文骑着他的凤凰自行车整日穿梭来往。某一日自习回来,经过小城东边的洗药桥时,一人拦住了车,给了他肩膀一拳:“我看着就像你,都长胡子了。”

那是勇伢,仍戴着那副厚底眼镜,天晓得深更半夜他是怎么认出自己来的。

勇伢拖着他去吃宵夜,张文半推半就地去了。勇伢已经上班了,顶了父亲的职,做了一名工人,宵夜上一群人,都是勇伢的工友,其中就有那位当初被大表哥打得脑震荡的男生,与勇伢称兄道弟。许是久别重逢,勇伢格外关照张文,给他点了卤味和辣椒炒蛋,张文心下讶异,难为几年过去了,他还记得自己的口味。

“你哥怎么样了?”开吃时,勇伢问起了大表哥,略带嗔怪地问着,“给他写了信,从来不回,不当我是兄弟。”

勇伢大口地喝着啤酒。

张文一筷子接一筷子地吃菜,忽然忆起了心里埋藏已久的疑惑,向勇伢说起了“五朵金花”找他的事。

勇伢听得哈哈大笑。“你以为你哥真是打抱不平惹的她啊?”勇伢推着眼镜,白白的脸被酒精烧得通红,“是人家看上他了,给他写了封信,寄了一百块钱,要跟他交朋友。”

“你哥退回去了,还给她寄了把刮胡刀。”勇伢笑着说。拍了拍身边的脑震荡,“你问他,是不是?”

“过分了。”张文讷讷地说,替表哥感到羞愧。

“她才过分呢,你哥那种人,清高得很,怎么能给他寄钱呢?”勇伢大着舌头,磕磕绊绊地说,“收保护费收惯了,以为有钱什么都好说,不过话说回来,那个时候,一百块还真不是小数目。”


 


张文上高二时,大表哥转业了,本已转了士官,有了大好前程,由排长升副连的坎,因为突然的变故,转了业。

张文去了乡下看大表哥,看到的是一个瘦津津、黑乎乎、毫无神采的青年,躺在病床上,喝着中药,刚留起的头发未及梳理,根根冲天。

看到张文,大表哥眼中闪过一丝光,招呼他坐。张文在那间屋子里坐了一会,想问问大表哥近况,总被大舅打断,表哥也是欲言又止,末了,他说,“过一阵,等身体好了,我就上班。”

转年,大表哥到一家职能部门报到,成了一名普通干部。被分配到乡镇的所里,大表哥时常接张文去玩,他会开车了,开着所里那台破旧的吉普,接着张文去。表哥所在的单位在小城旁边的一个镇,镇旁有个水库,表哥与水库旁的一个小伙要好,张文来了,小伙划船,去水库泛舟、钓鱼,张文也背着个黄背包,包里装着那台三洋2511和几盒磁带。

一日,小伙家办酒,张文凑巧碰上了,蹭了一席,席罢,小伙带着表哥和张文去水库划船,表哥醉了,钓竿没勾食就甩了出去。那是个秋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天与水一般模样,水上有风,微波荡漾,表哥躺在船舱里,闭着眼,嘱着张文帮他盯着鱼漂。

张文心下暗笑,掏出录放机,放入磁带,按下播放键。他告诉表哥,这是他近期听的最棒的歌:“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生命里徘徊。”

表哥歪着头,似笑非笑地听着,不一会儿,打起了鼾,张文盯着水面,看着远山,四周青葱一片,一切都静谧而又枉然。


 ●  ●  ● 

半年后,张文才知道表哥转业的真正原因,团长夜里喝酒要吃宵夜,表哥去食堂拿菜,冰箱漏电,表哥挂在冰箱拉手上,脚拖着地,一点点地往上缩,缩离了地,才掉下来,周围没有人,表哥爬到了门口,过了许久,才被半夜起夜的伙夫发现。

大舅去了部队,与其说是照顾表哥,不如说是谈判,之后,表哥解决副连职,转业。行伍生涯就此结束。

经历了浑身过电的痛苦,在许久的时间里,大表哥身体肌肉经常莫名地痉挛,“腔子里痛。”他向张文抱怨。像是补偿性摄入一般,饭量急剧增大,人却胖不起来。

参加工作后,大表哥遵从父亲的意愿,去相了亲,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姑娘见面,吃饭,那时候,他的前女友已经嫁人了,听说两口子各有玩伴,整日打牌,赢了倒无事,输了就吵,打生死架,结婚几年,始终没要小孩。

张文也曾问过大表哥,“五朵金花”有没有跟他联系,大表哥不明所以地点头,好像惊诧于张文会问到她。“寄过几次信给我,说是跟家里人去了广州。”大表哥说。

“我知道她在广州。”张文说。胡子姐姐与张文一直有联系,写过几次信,给他寄了许多罗大佑的磁带,专辑、群星版,逛音像店只要有罗大佑名字的就买来送他,胡子姐姐常在信里抱怨,说给大表哥写了好些信,他从来不回。张文回信与她同仇敌忾:“我写信他也不回,懒得要死。”

开始相亲后,大表哥时常带着新认识的姑娘与张文见面,带他出去改善伙食,大表哥依然神情冷淡,张文学他,一样扮酷,于是那常常是一顿极其尴尬的饭。唯有吃饭大过天的张文,会安之若素,大快朵颐。可在那一段时间里,张文渐渐感觉到与大表哥之间的隔阂,依然很亲,但又时常会觉得到陌生,他越来越不喜欢去大表哥单位,去看他讪笑着与领导打着招呼,没话找话地聊着天,看他一路快跑去给领导开车门,卸货。

张文心下诧异,总觉得是那次触电打掉了大表哥的一魂一魄,空出来的位置让鬼怪夺了舍。

某一日,张文闲时翻看家里的旧相册,忽然看到了那张大表哥初到他家时,他央着母亲带着两人去国营照相馆照的那张相片,照相馆简陋的背景墙前,母亲坐在正中,一左一右站着大表哥与张文,张文咧着嘴笑,露着嘴里虫驻掉牙的缺口,大表哥穿一身簇新的黄军装,头发一边抹,抿着嘴笑着。张文看着相片,与时下的表哥反复比对,终于发现了不同,那时的大表哥,眼中有光,那种光里,混杂着好奇、希冀与不屈服。如今没有了。




高三的某一天夜里,张文晚自习回家,经过洗药桥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那是“脑震荡”,“脑震荡”喝大了,搂着张文,哈哈笑着,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嘴凑到张文的耳边,喷薄的酒气直扑入鼻。“才听说,你哥被电打了,如今扫把倒了都扶不起?”“脑震荡”哈哈地大笑着,搂夹着张文的脖颈,使劲地摇。

张文一运劲,推开“脑震荡”,掀下背包,提着包带将背包往“脑震荡”的头上抡。

他终究没有大表哥狠,打人只是作态,一抡一收卸了力,只把“脑震荡”吓了一跳。

两年后,大表哥结了婚,找的是一位小学老师,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当大表哥打电话告诉张文,他带小学老师去小镇的水库玩了以后,张文知道,大表哥的婚事,差不多定了。

大表哥的婚宴,在城里的一间酒楼办的,热热闹闹几十桌,张文特地请假回来观礼,除了家人外,庆子与勇伢也在忙上忙下。人群中,张文意外地看到了“脑震荡”,他走了过去,更意外地看到旁边坐着“五朵金花”,“脑震荡”哈哈笑着起身迎他,把他拉到自己那桌。“这伢子,和他哥一样狠咧。”“脑震荡”笑吟吟地和“五朵金花”介绍。

多年不见,胡子姐姐剪了短发,穿着短皮衣,英姿飒爽,手上三四个戒指,金灿灿的。她依然认得张文,她立起身来,把张文拉到身边坐了,仪式尚未开始,这一桌已经开了好几瓶啤酒,看来都是她喝的。胡子姐姐倒了两杯酒,与张文碰杯,一口干了。她大咧咧地笑着,忽然冲张文眨了眨眼,轻轻地说:“你也长大了啊。”

大表哥挽着新娘出来了,胡子姐姐止住了与张文的交谈,目光追随着穿西装、打领带、喷着摩丝的大表哥,她在众人的哄笑中沉默地凝视,一口接一口咂着酒,像是看大表哥下酒。“他还是穿军装好看些啊。”胡子姐姐喝下了一瓶啤酒,还没有上菜,就起身离开了。

那天张文从婚宴出来,一个人去了河边,那一年,张文初识爱情,与大表哥的似有不同,他懵懵懂懂想不明白。河风轻吹,一湾绿水向东流,张文戴上耳机,按响了他的随身听,耳机里悠悠扬扬放出一首老歌:“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你说的爱情我明白,可永远是什么?”



后来的许多年,是一个张文与大表哥竞相长胖的过程。

张文本来就胖,空间有限,大表哥干精刮瘦,空间很大。大约身体始终未曾恢复正常,大表哥开始信命,求神拜佛成为日常。大表哥早已经不爱听歌,成为了一个老实本分的机关派,锐气全消,中年平和,活成了一尊弥勒佛。张文仍旧爱听歌,童年的爱好让他收藏了罗大佑的每一本专辑,初时多是盗版,后来,全换成了正版。

张文知道了童年时大表哥在竹林里放的那首歌叫《流水年华》,改编自日本歌曲,歌手是台湾鼎鼎大名的帽子歌后凤飞飞,终其整个中学时代最爱的歌曲之一《追梦人》也是她唱的。

听了罗大佑的原版,他也因此知道了,成方圆的《童年》,对歌词作了删减,其中的“诸葛四郎与魔鬼党”删掉了,“隔壁班的那个女孩”也删掉了。

许多年以后,张文某日看到电视上的一档综艺节目,看到越来越像张凯丽的成方圆站在台上,抱着吉他弹唱《童年》,节目方请来了罗大佑,他坐在台下,不失礼节地打着节拍。张文十分感慨罗大佑的平和,能如此不动声色地保有礼貌,看着那个没有付过版权使用费却靠他的歌曲爆红的歌手,在台上哼唱他的歌。

或许时间能消除一切抗争,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努力去适应各种荒诞,无论已知或是未知。那一刻,他想到了大表哥,他终于明白了当初与大表哥的隔阂以及他给自己的陌生感,那不是鬼怪夺舍,那不过是向现实投降。而张文自己,也早已和大表哥一样。


 ●  ●  ● 

2006年,张文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会,一班三十多人接上班主任,组团去了江西明月山,上大巴车时,张文看到了那位曾经心仪的女同学,坐在靠窗的位子,一手托腮,望着窗外,身旁的座位空着。他走过去,经过女同学,坐在她身后两排的位置。

2008年,张文外出旅行,去了广州,与胡子姐姐见了一面。她依然干练飒爽,一头短发,素面朝天,不再戴金戒指,极简的装扮衬托着威严的气度,她一直未婚。“跟什么团啊,我给你安排就好了。”姐姐在电话里嗔怪,张文嘿嘿地笑着。

他们吃了一顿饭,姐姐本是单亲家庭,父亲去世了,不再回乡,一直单身。那一席,姐姐酒喝得多,菜吃得少,绝口不提大表哥,只问张文近况,张文期期艾艾地说着,姐姐眯着眼听,眼神里满是慈爱。喝到末了,张文主动提起大表哥,说他得了提拔,胖了,也温和了,姐姐也是静静地听着,“那时候真好啊,”半晌,姐姐轻轻地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张文说。张文愣愣地看着她,她也看张文。“其实你哥给我回过信,就一封,一句话。”姐姐摇了摇头,自嘲地笑着,“他问我胡子刮了没。”


  ●  ●  ● 

2009年9月,纵贯线到长沙开演唱会,张文托人买了门票,去看了,他终于看到了罗大佑,那个穿着黑色衣衫、写下的词曲感动了一代人的男人,在空旷的场地上悠扬地唱着,张文默默地听着,旁边有人哼唱,在那些或大或小、或尖或沉的声音里,有人唱着忧郁,有人唱着沧桑。

2012年,帽子歌后凤飞飞肺癌去世,张文从网上看到这则消息,不起眼地像报纸中缝的讣告。网页上用的头像是凤飞飞年轻时的照片,正值韶华,眉眼含情。张文倏忽地想起了多年前在竹林里听到的那首歌,乐声响起时,那一刹那的感觉如闻天籁。不自觉地,张文在电脑里搜索到《流水年华》,点开来,“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悠扬的女声轻轻地唱起,当初的悸动却没有了,张文感到怅然。歌声远去,而属于张文与大表哥的青春,也早已经一去不回头。

(张文即作者,化名。)

编辑:沈燕妮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02: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在九十年代找到源头丨人间

新周刊 人间theLivings  4月30日

《甜蜜蜜》剧照


我们今天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

人间征稿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虽然,也许不是每个人间读者,都能完整见证这段漫长却丰富的时代变迁,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参与在其中。

每一天、每一年,很多新鲜扑面而来,很多美好留在身后,很多大事你在亲身经历,很多情绪你已埋在心底。

流行歌、收录机、台球厅、旱冰场,筒子楼、小街巷和爸爸的二八车;摇滚乐、电影院、大哥大、DVD,福利房和私家车;QQ、手机、淘宝,高铁、广场舞和摩天大楼……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你以为它们已经模糊,但其实只要仔细回想,它和曾经的人和事,就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人间”希望能向大家邀约这些闪光,让我们用文字把它们抓拍,并定格。一起书写「属于我的年代」

来稿请发至 [email protected],邮件主题请标明 「年代主题征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太多的事件值得让我们记住。它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

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完成入世谈判,北京办成了亚运会,神舟飞船飞天,但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民生——房改、医改、下岗和下海将人们一把推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欲望和情绪开始出现。

创办于1996年的《新周刊》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也是见证者。它以一篇篇报道从亲历者的视角,丰富地呈现中国九十年代的特殊风貌。

这一次,他们把那些广泛反映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报道文章集结成书,完整记录那个时代的奋进和幻灭。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用事实教你什么是市场”

1991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张宝全,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拍人生第一部商业电影,却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撤项的通知。“不就50万吗?干脆自己下海挣50万再拍”,张宝全决定到南方寻找机会。

他带着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经济特区。“飞机门一打开,闷热潮湿的空气向我扑来。第一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张宝全对深圳的印象并不好,“我本来就怕热。”但张宝全还是被深圳的柏油路震撼了,那个年代国内很多地方都还是沙石路,路上都是光脚的人,而深圳人都穿着好鞋子。

为了节省费用,张宝全住在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没有空调。“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塞在床下面。”他边等机会边找朋友。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倒卖批文和手持式电动缝纫机,这家公司加老板一共三人,张宝全希望成为第四个人,结束“无业游民”的状态。

有一回,老板请了很多领导去唱卡拉OK,这也是张宝全第一次进K房。客人中有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妇,一个非常漂亮的陪唱女孩就坐在夫妇中间。“唱着唱着,那个老头把手从女孩的衣服后面伸进去”,当时把张宝全“吓坏了”,“他老婆就坐在旁边呢”。客人唱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宝兄弟唱点什么?”然后介绍说:“这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高材生。”

“当时我觉得很丢人,好像人家说你刚从窑子里出来一样。”2016年,在北京郊区的别墅里,张宝全还记得当时的尴尬,“你还不如那个陪唱的。南方人只看钱。那时候艺术不值钱,钱最值钱。万元户和导演出去,人家满脸的笑容肯定是给那个万元户的。”

后来张宝全在朋友处听到老板对自己的评价是:张宝全就是个文人,做生意不行。“基本上把我判死刑了。”张宝全只好离开深圳,几个月后,转战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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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海南,张宝全走出飞机门时没有湿热的空气,只有满耳打桩机的声音,“咣当咣当”,“遍地是工地,本能地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1992年正是海南地产泡沫的顶峰,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要挣钱,到海南; 要发财,炒楼花”。

后来与张宝全并列地产界“京城四少”的冯仑、潘石屹都已经在海南开始原始积累。张宝全刚到海南时,冯仑的万通正在募资,还有人找过张宝全让他募股。当年海南城市人口100多万,房地产公司就有2万多家,没人知道房子盖好卖给谁。

张宝全去海南首先认识了海南民源公司的马玉和。正在筹备上市的民源后来成为深圳股市的大黑马。小学毕业的马玉和“空手套白狼”的技法,让张宝全大为惊叹。马玉和给张宝全讲了他的故事:如何刚到海南就被人骗去仅有的50万资本中的40万,又如何拿着剩下的10万跟部队合作,找了施工队垫资盖房,最后还拿到了上市指标。虽然后来“黑马”民源于1997年被迫停牌,成为证券史上的著名大案,但这种资本运作的思维,给当时的张宝全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海南最疯狂的时候,击鼓传花。一个穷光蛋,一夜就能变成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可以抵上现在的亿万富翁,张宝全亲眼看到这样的神话。一个从北京下海的人,身无分文,借了200万,不买地而是买了两台奔驰,专门跑当地领导,请领导吃饭、娱乐,结果批了一大片地,拿出一部分来一转手,就真的有钱了。暴富后这个人回贫穷的老家光宗耀祖,答应帮家乡政府脱贫,县里筹集了2000万交给他,他也豪气地承诺能赚两三倍。他把钱买了地,却没想到海南地产泡沫很快就破灭。

“土地价格掉了一半,真的成‘负翁’了。”张宝全回忆起这位朋友的惨况:“老家人都说他是骗子,2000万对他们老家是要命的,最后老家公安局来人到海南把他抓走了。后来还听说被施了酷刑,彻底完了。”张宝全说,泡沫时,最惨的就是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因为他们都在银行贷了几倍的钱押在土地上。

△ 1991年,海南海口市区,街头的小摊及租买房广告

刚到海南的张宝全花了很大力气才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花了一个月时间,把科长、处长都跑了一遍”。张宝全记得,那时候海口没有公共汽车,“打的打不起,就打摩托,摩托不管去哪都是三块钱,但打摩托又怕人家看见,离工商局快100米时就下车,把衣服弄好,然后走进去”。

张宝全记得那时有个“麻科长”,“那个科长满脸麻子,招待他不仅得请吃饭,还得请唱歌、请跳舞”,一个月下来,钱就用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司就张宝全一个人,“做饭、打字、打扫卫生、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干了”。当时,“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到海南做房地产”,投资者多而创业者少,很快就有一家北京的金融机构找来谈合作,行长助理希望张宝全能帮他们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刚跑了一个月工商局的张宝全,一个星期就帮他们把公司注册了。

一天,行长助理带着四五个人到海口来,“很认真地找我谈判,要在海南联合开发房地产,而我当时就一个人”。谈判的条件是:所有项目都五五分成,共同融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分利润。

“我当时一听就乐了,因为我没钱,共同融资肯定都是他们去筹钱。银行有的是钱,就是不会干活,所以利用我来经营。”很顺利,双方签下了联合开发合同。张宝全也开始了真正的商业人生。那时已经是1992年年底,离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只剩下几个月。

半年后泡沫破灭时,张宝全已经在海南联合开发了三个项目。“钱肯定收不回来了,但是资产全在,因为我的合同都写得好,虽然价格掉下来了,但还没有变成负资产,至少金融机构没有损失,只是没法变现了。正因为这样,银行也很感激我。”

在海南时,张宝全还买了一艘船做海运生意。王石早年在深圳创业,也是从海运起家。“判断经济过不过热就看船的运价:经济过热,这个运价一定涨50%甚至翻一倍,都是货主在找船,船东天天在家躲着睡觉;经济不乐观时,像现在,船东都在到处找货,还找不到货主。”

早些年经济过热,张宝全的船队到后来有三条两万多吨级的船,两年下来,晋身为海南纳税前十的海运公司。“一到过年,税务局来给我们发红包。干了两年把船一卖,赚了很多钱。”张宝全一边做海运,一边做房地产。“刚开始我真正做生意挣钱的是海运,后来房地产开始崩塌,海运公司还支撑了我们的过渡。”

 

●   ●    

从1992年10月注册公司到1993年6月海南地产崩溃,张宝全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洗礼。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倒闭了95%,海南出现三大景观——“天涯、海角、烂尾楼”。

1994年,张宝全回到北京,重新创业。“南方很市场化,海南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什么叫市场。”当年北京的创业环境还很差,“北京还是双轨制,在北京做地产,要不就是国营企业,要不就挂靠国营企业,都要靠关系”。当时北京只有10家国有企业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张宝全想开发如今位于西直门的今典花园项目,就找到住总合作。但因为换领导等原因,最终没能成功立项。

张宝全只好转跟民政部一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公司合作,但刚盖完章批下来,民政部这家公司就出尔反尔了。“以他们的名义立完项,他们就想把我踢开,把这个项目卖了,赚一笔钱走人。”张宝全很生气,“我前面做规划、买拆迁房,已经花了几千万,那几千万就算担一半也足以让我破产。”

后来张宝全找到北京建委申诉,说这家公司只有资质,根本没有开发实力。北京建委对这个项目的前后情况其实也心知肚明,后来就批示:民政部这家公司须在两个月之内打2000万保证金到建委账号,否则撤项。

“1996年,那是房地产最低潮的时候,他们疯了似的上蹿下跳找钱。但这两个月对我来讲,也像判了死缓的感觉。”万幸的是,对方最终没有找到一分钱,立项被撤销后项目终于回到了张宝全手上。

“海南就是个大课堂,在很短的时间,像演戏一样,用事实告诉你什么是市场。1993年海南的地产调控,让地价房价一个月掉了一半,让所有人一下子崩溃。九十年代初的海南市场,培训了一大批企业家,后来成名的92派企业家很多都曾在1993年经历过高峰和崩盘。”张宝全说。

 

“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易骏鹏如今在广东某事业单位任中层,1992年8月8日前,他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深圳初中生。8月8日这天周六,晴。正放暑假的他不到7点就被叫醒。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十多张身份证。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易骏鹏只记得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一天,易骏鹏问什么是“打新”,父亲盯着报纸上的股市新闻,用笔圈圈画画,答:“就是排队抢抽签表,中了签就能买新股赚大钱。”

这个解释大体靠谱,九十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打新”确实能挣钱。易家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持续疯长几个月。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到十二三元。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加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鼓励股市试验,几年前无人问津以至于要去各政府单位和街头兜售的股票,一时成了抢手货。正规渠道买不到,求股心切的人还会去“黄牛市场”碰运气。那时,深圳荔枝公园北面,经常有人在月光下一手交钱一手交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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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8月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1992年8月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易骏鹏听父亲说,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块,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

8月7日的《深圳商报》头版刊载了公告全文及全市303个销售网点的具体地址。彼时的《深圳商报》向全国发售,并因提供经济特区动态受到全国关注,报纸当天就可以通过航空运达哈尔滨等国内各大城市。加上电台广播、座机、寻呼机的畅通,无数和易骏鹏父亲一样想在股市发财的中国人,很快确定了消息。

△ 1992年,深圳,人们蜂拥而上抢购股市抽签表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易骏鹏一家当时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月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深圳晚报》编委、知名摄影师赵青回忆时,找不到比“人多”更直接的语言来形容那火爆场面。赵青那时二十多岁,刚到深圳几个月,在《深圳商报》任摄影记者。“8·10”事件前后,他用胶片相机记录了数百个拥挤又无奈的排队现场。回忆那画面,赵青欲言又止:“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他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营业窗口9日上午才正式放票,大家来得早没事做,一开始还比较优哉游哉,有老人带了凳子和收音机坐着听戏,也有三四岁的孩子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那玩,边上还有叫卖饮料的小贩,各个地方来的人成群结队操着家乡方言相互寒暄。

到8日稍晚些,营业点前面的平台已经全是人,加上天气太热,还有人插队,人群开始躁动。易骏鹏一家也在罗湖排队,他记得,越靠近8月9日,等待买认购抽签表的人群就越躁,争吵、扯皮、推搡的不在少数。好在人们都想发财,为了买新股,排上队的人忍耐着。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易骏鹏感慨。但当时,挤在长队里的他才13岁,脑子都是懵的,浑身难受没法思考。“怎么能不难受呢?排了几天几夜,困了就挤在那里睡觉,不敢彻底睡死了,怕被别人挤出来,打着瞌睡一步步往前挪。”他说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块钱的报酬通宵排队。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多位亲历此事的深圳退休官员说,当时有约120万人在全市300多个新股认购网点排起了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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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混乱出现在9日开售之前。几天内涌入如此多的人,深圳市政府在8日成立了协调秩序的指挥部,投入七八千警力。“每个点都有公安维持秩序,到9日上午,又加派了武警、边防战士。”赵青说。一位前驻深军人记得,他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一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三十几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易骏鹏在现场还看到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8月10日出街的《深圳商报》头版印着股民们并不想看到的结果——《我市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天发售完毕》,导语强调:“至昨晚9时许,全市300多个网点已全部销售完毕。”前来上班的网点营业员也一遍遍大声喊:“没有了,没有了。”人们不肯离开,继续围着,易骏鹏眼看排了一两天的队伍在几秒内被挤得乱七八糟。

“人的表情很绝望,吵吵嚷嚷,但能吵些什么呢?都是骂人的话。”折腾了几天几夜却一无所获的股民们愈加愤怒,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深南中路,引发暴力事件。催泪弹和水炮便是在此时被动用。

为稳定局面,远在新疆带队考察的李灏(深圳市委原书记、深圳证券市场主要开拓者)提议寅吃卯粮,把次年的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发行,8月11日下午继续发售。深圳市的印刷厂连夜开工加印兑换券,事件才就此稳住。11日下午,人们再次聚集排队购买可以兑换股票的机会,不眠不休。

跟着爸妈排队“打新”的易骏鹏记得,后来自己买到了抽签表也中了签,“当时只要排队能买到,都是赚了,但我排队买到的那只股票最初亏了点”。深圳股市“8·10”狂热后,新中国股市出现第一轮熊市,证监会因此成立,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1992年12月,深圳市委公布“8·10”事件调查结果 :私买抽签表10万多张,涉及干部、职工4180人。很多亲历者相信,真相可能比这更严重。“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易骏鹏开玩笑,他说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得手了就去享受。


“嚼着口香糖去泡妞,工资花光一身轻松”

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

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十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块钱,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打个零工”,顺便 “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了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人来粤打工。九十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

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九十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   ●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山里人都信这个。”黎永汉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出远门就得来神庙里给山神讲讲情况,“在外打工的在走之前都来这边拜山神,走之后就有神佑啦。”

那是1994年4月12日,27岁的黎永汉第一次和同乡出远门山神似乎并未庇佑黎永汉。平生第一次火车之旅,他和老乡的钱包就在火车站广场被偷,他的钱包里有家人凑的300块。“见识到大城市的治安了。”黎永汉笑着回忆,“没钱,不还有腿吗?”于是两人徒步走到顺德找老乡借钱,一走就是一整晚。 

九十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顺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在八十年代末率先探路工业发展,并在九十年代末将一大批乡镇企业私有化,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经老乡介绍,他得以进入厂区流水线干活。

通过老乡推荐进厂,这可能是所有九十年代打工族屡试不爽的谋生技能。在一顿饭、一瓶酒和一包烟的刺激下,那些已在工厂干活的老乡往往会在微醺中拍拍胸脯。一句“包在我身上”出口后,那些刚到不久的打工者也就放下心了:进厂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九十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9点。在装备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

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块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块。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   ●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市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从驻马店到东莞,晁停买了张长途车票和同伴一起上路。“当时虽然穷,但买车票的钱还是有的。”

据他介绍,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是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外来打工者)进行管理。

九十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讯。”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元/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同样在珠三角打工,同样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东莞,对方在中山。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1000元的礼金。“在当时真是不小的一笔。”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

“九十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陶瓷、制鞋、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台商的投资。自八十年代起,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工厂领导态度很好,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大家都很满意。”

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都说“枪打出头鸟”,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九十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单线联系”。“他们骂我是内奸。”

晁停却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跟厂区谈判。入厂不久,他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   ●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元的寻呼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

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九十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十点钟,哪有时间玩寻呼机啊!有人呼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两年后,晁停和女友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九十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九十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九十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黎永汉则在这一年来到东莞。

1997年的那次讨薪风波后,他开始检讨自己。“九十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千万不能每次都做出头鸟。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个环境,于是便想到了东莞。我要在‘世界工厂’从零开始。”

 ●   ●   

由于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珠三角在九十年代壮大起来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在近几年纷纷迁至内陆城市。那些曾经发展过慢的中部城市,则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工业大跃进”,正如九十年代的珠三角。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九十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九十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九十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中信见识城邦《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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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23 02:3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1996年的夏天,我还小,很快乐丨人间

 佳音 人间theLivings  2018-07-22


《岁月无声》剧照


那一年,我第一次有了一件花裙子,爷爷奶奶家通了电灯,小舅舅和小舅妈自由恋了爱,大姨公开起了补习班,北大毕业的匡子哥做了自由摄影师。爸爸说,第二年,香港就要回归了。

「属于我的年代」征稿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虽然,也许不是每个人间读者,都能完整见证这段漫长却丰富的时代变迁,但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实地参与在其中。

每一天、每一年,很多新鲜扑面而来,很多美好留在身后,很多大事你在亲身经历,很多情绪你已埋在心底。

流行歌、收录机、台球厅、旱冰场,筒子楼、小街巷和爸爸的二八车;摇滚乐、电影院、大哥大、DVD,福利房和私家车;QQ、手机、淘宝,高铁、广场舞和摩天大楼……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你以为它们已经模糊,但其实只要仔细回想,它和曾经的人和事,就在记忆中闪闪发光。

“人间”希望能向大家邀约这些闪光,让我们用文字把它们抓拍,并定格。一起书写「属于我的年代」

来稿请发至 [email protected],邮件主题请标明 「年代主题征文」



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3


1996年是我的记忆元年。

那一年我8岁,上二年级。8岁之前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要么很零散、要么很模糊。也就是在1996年,我大脑的记忆模块仿佛突然被激活,开始有了彼此之间有逻辑关联的深刻记忆。


花裙子和煤油灯

我的家乡在淮北平原中部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一家造纸厂的技术员,母亲作为职工家属也在厂子里工作。父母1983年结婚以来,便一直住在厂子的职工宿舍里。

那时候,爷爷奶奶家住在“湖里”,离县城20公里,在没有自行车的年代,进城买点东西就得花上大半天;外公外婆家则住在离城不远的村里,进城看电影逛街就方便多了,优越感爆棚。

经人介绍相处了两年后,父亲母亲成为两个大家庭里“第一批上城的人”,勉强也立了足。

小时候,我们姐弟的衣服基本都是母亲扯布做的,工具就是她的嫁妆——一台荷花牌缝纫机,黑色的机身上印着粉红色的荷花和绿色的荷叶,神奇的针脚伴着有节奏的踏板声,变魔术般地就将零散的布片缝合了起来。除了衣服,母亲还自己做鞋,奶奶、外婆送来鞋底,母亲拿出图样子,外层用条绒、内层用斜纹棉布,剪裁完毕后,便一针一针纳到鞋底上。

8岁那年夏天,我拥有了一件“买来的衣服”——浅紫色公主裙,娃娃领、深褶皱、大裙摆,旋转起来,我感觉自己像个仙子,又像只小蝴蝶。这是母亲托嫁到广州的江阿姨给我买的,是我当时最隆重的装扮。

趁着我还因公主裙高兴得不能自已,母亲便提出,让我独自去奶奶家过一段时间。我自小恋家,就算是走亲戚也绝不过夜。但这一年,因为父母想挣点外快,就找了一份夜间看护自来水厂设备的兼职,我只能不得已被寄养在奶奶家两周。

到达“湖里”的第一天,太阳落山之后,淅沥淅沥下起了小雨。看着眼前斑驳的墙砖,延伸到远方的小土路,再看看屋子里昏暗的灯光,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奶奶慌了,冒着雨去屋前的小菜园里摘西红柿和黄瓜给我吃,又许诺第二天给我包饺子吃,还说要爷爷第二天带我去钓小鱼摸田螺。可我一时情绪上来,怎么都哄不好。奶奶最后也没了辙,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了。

即使是个孩子,我也明白说想爹妈是个丢人的事情,于是就抽抽嗒嗒道,“没有电视”。这下爷爷奶奶犯了难,天黑路滑,去大伯家看电视并不现实。于是奶奶一边哄我一边说:“你看你看,咱们有电灯,多亮啊。”

可此刻,这昏暗的灯光只能把简陋的屋子衬托得更加惨淡,于是我撇撇嘴,不满道,“这什么破灯啊,还没有蜡烛亮呢”。这时,爷爷拿出来一个棕色的小瓶子过来逗我,“见过这个没?”我停止抽泣,好奇的研究起来。只见爷爷拿出一根火柴,划亮、点燃,一股刺鼻的煤油味窜了出来。

“难闻死了!”我抽了抽鼻子。

“去年的时候,爷爷奶奶还用这煤油灯照亮呢。”

“为啥不用电灯呢?”

“因为村里没有通电啊。”

于是,那天晚上,我坐在奶奶怀里,知道了这盏煤油灯的历史。在没有电的那些日子里,爷爷在灯光下编藤筐,奶奶在灯光下纳鞋底。橘黄色灯光点亮的不止是夜晚,还有父亲的求学路。

煤油灯陪伴着父亲一路从村里的小学,考到乡里的中学,再考到镇上的高中。上了高中之后,即使每天傍着彩霞一路奔跑,父亲到家的时候天也已经黑透。只是,父亲每日早起晚归,悬梁刺股,终究也没有考上大学。

也是为了能让我和弟弟接受更好的教育,父亲母亲才下定决心把家安在了县城。

忆苦思甜,爷爷奶奶对生活的喜悦全都弥漫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


一锅饺子和一封情书

留我在“湖里”的同时,父母也留下了很多好吃的,其中就包括一大块精瘦精瘦的猪肉。

第二天吃完早饭后,奶奶便忙碌起来。剁肉、拌馅、和面、擀皮、包饺子、烧水,中午时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饺子就圆滚滚地出锅了。奶奶先给我舀了一碗,然后又舀了满满一碗递给爷爷说:“去吧。”

我刚吃完一个饺子,爷爷就带着碗回来了,饺子却不见了,奶奶又走进厨房再舀了一碗,爷爷又端走了,如此反复多次,一锅饺子基本见了底。

“不能再舀走了,不然你们吃什么啊!”我有点着急。

奶奶摸摸我的头,笑着说:“爷爷奶奶喜欢吃面条,一天不吃啊,都想得慌。”

小时候的我最讨厌吃面条。不禁疑惑地想,怎么还有人不喜欢饺子喜欢吃面条呢?可爷爷却一边吸溜着面条一边对我说:“这可比红薯好吃多啦”。

等父母把我接回县城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解放后,太爷爷被划为富农。到了70年代,即便太爷爷太奶奶都已过世,爷爷奶奶还是挨了不少批斗。为了不连累子女,让大家“多讲好话”,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奶奶就让爷爷挨家挨户地分送给左邻右舍,很多时候,连父亲兄妹四人也落不上。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多年,老两口还是改不了这个习惯。直到家里年龄最小的姑姑都结婚了,爷爷奶奶的精神才慢慢舒展开来。

 ●  ●  ● 

回到县城后,我仿佛从另外一个世界穿梭回来,在父亲小时候学习故事的激励下埋头写着暑假作业。

有一天,正在做作业的当口,母亲突然喊我去帮忙。

原来是让我完成她洗衣服前的例行工作——掏衣兜,防止把不该洗的东西给洗了。我蹲在满是泡泡、支了搓衣板的洗衣盆前,一件一件地翻大家口袋。

这项工作往往收获颇丰。比如,从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缴获了整整一块钱,可以买十袋我喜欢的“酸面儿”(一种酸酸的粉末状零食,内有小塑料勺)——母亲竟然默许我自己收着了。上学前班的时候,手里偶尔有钱,全是一分五分的,一毛钱两毛钱便是巨款了,不过两三年光景,母亲竟然纵容我把一块钱纳为私有。

我大模大样地把一块钱装进自己的收纳宝地——一个透明的罐头瓶子里后,又从小舅舅的裤子口袋里翻出一块粉色的纸片,折得四方四正。我好奇地拆开来看,竟是一封信,上书“亲爱的”云云,便大声朗诵起来,母亲用围裙擦擦手将信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一边看一边笑得前仰后合。

母亲姐弟5人,作为老大,她比老幺小舅舅大了将近10岁。长姐如母,小舅舅自从下学以来,一直跟着父亲学技术,母亲将自己这个最小的弟弟照顾得无微不至。小舅舅相貌端正、性格开朗,竟引得漂亮的小舅妈主动上钩。总之,这封信让大家乐了好一段时间。

不久后有一天,母亲突然对父亲感慨道:“现在真好。”

父亲像是知道母亲所指,笑着说:“我也追了你两年呢,平衡了吧。”

“还是现在好,多开放。”

这可能不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开放”这个词,但是在父母之间成年人的对话聊天里,我模糊地懂了,父母在媒人牵针引线下的自由恋爱、以及小舅舅小舅妈这种与媒人无关的自由恋爱,都与“开放”二字有关。

对应“开放”,也有“不开放”的年代。爷爷奶奶、姨公姨婆都是娃娃亲。奶奶在太爷爷太奶奶去世、家道一落千丈的时候,还是要嫁给素未谋面的爷爷,姨公在百般抗议之后,还是娶了自己的表姐。


庄子与陶朱公

说到姨公,这是我小时候的夏天最盼望见到的人。

姨公家种了几亩西瓜,脆中带沙,清甜可口,在零食不多的年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家里亲戚众多,姨公却年年给我家送西瓜,原因大部分在于姨公认为父亲是个文化人,喜欢跟父亲就着几盘小菜,喝酒聊天侃大山。

酒过三巡,姨公便会讲起各种故事,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仿若听书一般,故事中最常出现的便是庄子。姨公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姨公说,这个世界上有人“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姨公还会说绕口令,什么“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有一次,姨公问我:“你说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脱口而出:“是个爱做梦、爱钓鱼的人!”

长辈们都笑了。

后来我问姨公:“庄子到底是什么人啊?”

姨公沉思良久,说:“是个极冷又极热的人”。

姨公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说庄子是个极冷又极热的人呢?”

父亲告诉我,这是清朝人胡文英对庄子的评价,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

说完,父亲叹了一口气:“你姨公就是那个梦为蝴蝶的人啊。”

姨公自小便爱念书,以优异的成绩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镇里教书。镇里住着一位独居的女子,相貌婉丽清秀,是一位国民党军官来不及带走的姑娘。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姨公一心想要娶她,却遭到举族反对,村里的老人都说她“人不干净,身子也不干净”,娶了她就要做“全中国的敌人”。这事闹得十里八乡尽知。

后来姑娘去了贵州,投奔亲戚去了。年轻的姨公一时想不开,想要离家出走去寻姑娘,临行前被自己爹娘堵在屋里,二老以喝毒药相逼,姨夫才逐渐妥协下来,后来与自己的表姐——也就是我的姨婆结了婚。

爱情不顺,工作也颇多挫折。

70年代,姨公只埋头教书,成了“白专”典型,时常被贴大字报、开会批评。

当时,姨公的女儿——我的表姨身体不好、吃不下饭,为了给她买营养品,姨公有时会写几幅字去县城卖,有一次被同村人看到举报,被安上了“投机倒把”的罪名,再加上恋爱黑历史,新账旧账一起算,便被除了职。

从此,姨公便开始专心种地,再也没有踏上过讲台。

除了姨公,我们家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我大姑父。大姑父在乡间的一所小学教数学,因为屡有子弟参加奥数获奖而声名极高。大姑父是标准的贫农出身,一清二白,结婚多年都没有把院子修起来。

80年代后期,学校出现了“辞工下海”潮,大姑父也动起了创收的心思,辞职是不可能的——家里好不容易有个吃公家饭的,那是万不能辞的。于是,大姑父便把自家的房子简单改了一下布局,开了一间小卖部,找准村里的需求,到县城专拣时兴的东西批发来卖。

姑姑为人和气,生意日常打理又尽心,便越做越红火。大姑父也便成了家里的“生意能人”。有人取经,大姑父便摇头晃脑,说“生意要勤快,接纳要谦和,价格要订明,货物要整理,买卖要随时”,像是唱歌一般。后来我偶然在书上看到了《陶朱公的生意经》,才明白一切皆有典故。

1996年夏秋之际,大姑父从学校正式辞职,在县城开了间培训学校,请了老师专门做奥数培训辅导,后来又添加了时兴的英语培训,生源不断,家里的日子也蒸蒸日上,在村里人还都极少见到小汽车的时候,就开回家了一辆桑塔纳。


要自由,一无所有

大姑父生意精明,甫一创业便有着营销意识,打出了“湖里”同族匡子哥的名号——匡子哥彼时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十里八乡的骄傲,是“祖坟冒青烟”的人。

匡子哥上课的时候,我去听过两次。从北京回来的匡子哥,几乎已经看不到当年在“湖里”摸爬滚打的影子。斜分的长刘海搭配干净的面容,使他平白多了几分不同于小县城的气质。一串串英文如音符般从他的嘴里跳跃出来,更使他多了一圈神秘光环。

上课的时候,总会有活泼的孩子打断他的讲课思路,要求他多讲讲北京见闻。比如,坐着地铁1号线,便可去天安门和王府井;有的公交车上没有售票员,自己投钱便可以坐;在北京的大街上,有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等,并不是很稀奇;北京还有很多的演唱会、音乐会,喜欢什么便可现场听什么。

匡子哥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照片给我们看。匡子哥还把大家领到教室外,教大家排好队形,然后用他那台高级的相机,给我们留下了童年的欢乐时光。

我们都说,匡子哥在北京肯定每天都听演唱会,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宝贝歌本拿出来请他唱的时候,他几乎总能信口唱出一两句来。不过匡子哥最喜欢的,还是那首他总是哼的“脚下这地在走,身边这水在流”,“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脖子上挂着相机、唱着“一无所有”的匡子哥,成为我们这群小县城孩子集体崇拜的偶像。

然而就是这样成绩好、气质佳的匡子哥,毕业不过一两年的光景,却干了一件惊动全族的大事,以至于匡子哥的父亲匡伯竟动员全族,在祠堂对匡子哥进行了批判。

匡子哥毕业的时候,轻轻松松便获得了一份北京公务员的工作,可干了不到一年便辞了职,竟然“专职去照相”了——这对当时我们那个小县城来说,是接受不了的。

堂堂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怎么能俯就做起街头照相的营生呢?这是要放弃辛辛苦苦已经得来的一切啊。无意中知晓实情的匡伯一怒之下跑到北京,把匡子哥抓了回来,要他在祠堂里保证,一定找一份正经工作,恢复他已经放弃的“干部身份”。

在祠堂里低着头的匡子哥,黑了也瘦了。据说他辞职后,去了西藏、新疆、云南,甚至还出过国。在匡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下,匡子哥留下一些钱悄悄离开了,留给大家一个誓不回头的背影。

每当我听父亲说起这个场景,画面都自带《一无所有》的背景音乐。

可能是“苦心人、天不负”,也可能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几年之后,匡子哥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师,一无所有,有了自由,又无所不有了。而祠堂里那段,也就成了大家席间的笑谈了。


丙子之夏

小的时候,“湖里”最让人困扰的,就是爷爷奶奶对时间的算法。

我出生于1988年,他们说是“戊辰”年,出生在七点,他们又说是“辰时”,因此取小名的时候也带了一个“辰”字。

按例,他们把1996年称之为“丙子”年,我就取笑他们说是“饼子”年。爷爷一边给牛喂草一边说,“丙就是太阳,就是光,子就是草木生长,好年份啊。”

那年有一天,是我回忆里最好的日子——那天不是过年,人人却如过年般喜气洋洋——是厂子里发奖金的日子。

小巷里每一家的小厨房里都洋溢着惹人流口水的饭香菜香,大家准备的伙食比过年还要丰盛。厂子的效益连年攀升,大家第一次领到如此丰厚的奖金。而且那一年,厂子进行改制,家家还认购了带着蓝色花边的“股票”,拿着股票,职工们好像都成为了厂子的主人。

那一顿饭,我们家是和刘老师家一起吃的。刘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爱人也在厂子里工作。席间我挑食,被刘老师发现,刘老师笑眯眯地说:“青菜一定得吃,你得赶紧长个,不然怎么能背得动锣鼓呢?”

“背锣鼓干嘛?”我不解地问。

“明年香港回归,咱们学校要组建红旗队、跳舞队、锣鼓队、花束队,锣鼓队最有意思,要报就报那个,但你现在这小身板,怕是扛不动呢。”

父亲说,香港回归是个举国同庆的大好事,我们每个人都要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知道,香港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繁华城市,而不是像我大舅家的二表哥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明年就坐飞机回来了”。

“快吃快吃,”母亲催促我,“就你最慢啦,一会大家还得去摸奖呢!”

“摸奖”的地方在县城里唯一的公园。那一天,公园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不知道是太阳太明媚,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竟然感到有点头晕。

别着大红花的小轿车、摩托车和大彩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驻足观看了一会,一个拎着一捆卫生纸的大妈在我们身旁紧张而又期待的刮开她手里的彩票——她中了一盒牙膏。然后不远处,一位年轻的叔叔突然嚷道:“我中了一辆自行车,我中了一辆自行车!”大家便都羡慕地看着他。一个干部模样的爷爷大声说道:“这有什么,再多抽几张,没看见小轿车还在上面放着呢!能开走才算你能耐。”大家便哄笑起来。

父亲便把自行车锁好,我们家和刘老师家便一起挤进了买彩票的大军中。我感受到了父亲牵着我的手的力度和汗意,我感受到了阳光烫在我的胳膊上。

我突然就想到了爷爷说过的,草木生,万物明,96年是丙子年,丙子年确实是个好年份。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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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9 08: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妈妈,那一刻,我想短暂忘记关于你的一切丨人间

 姬六五 人间theLivings  201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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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那个让我妈打胎的人,第一反应是去杀了他,构思了几种方法。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去行动。



配图 | VCG


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5




初中三年,我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起床,在一片漆黑中收拾停当,穿过院子到厨房弄早饭吃。然后,还要把前晚准备好的菜放进一个铝制饭盒,往另一个铝制饭盒里抓一把米,再把两个饭盒用塑料袋装好系紧,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

出门时,春秋时节会遇到满天朝霞,冬天则往往什么都看不清,卡车远光灯的光线迎面照来,总是让眼前一片黑暗。

半个多小时到学校,第一件事是拿着装米的饭盒去食堂前的露天水龙头前淘米,加好水,去班级指定的大铁柜,把自己的饭盒和别人的紧挨在一起码好——就像初中生干什么都会三五成群一样——即使这样,水还是会在搬运过程中从松垮的饭盒盖那里晃荡出去,煮出来的饭总是夹生的。有的时候,饭盒盖子会被磕到一边,中午冲到食堂找到饭盒,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晚上放学总是在天黑之后,下午第四节课被无限延长,直到老师觉得时间可以了,才宣布下课。

好在,每天家里都会有丰盛的晚饭等着我,这是父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这就是我初中时期标准的一天。身在农村,就读于一所成立不久的初级中学,参加中考、然后“农转非”,是我唯一出路。

那时候的早出晚归,让我和父母的接触非常少,早晨我离家时他们才起床,晚上回家吃饭时他们往往已经先吃过了。晚饭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匆匆坐到书桌前写一份份试卷、一本本习题集,忙到零点。中途父母会过来探望我一两下,有时候会催促我睡觉。一天之中和父母接触的时间,大约只有一节课那么长。

也就是这段时间,父母决定再要一个小孩。




再要一个孩子是母亲一直以来的期望。

母亲是一个少有的目标明确、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当年,她实现的第一个人生大目标是“转正”。她曾经是一个代课教师,随着对政策研究的增多,尤其是身边开始出现科班出身的师范毕业生后,她敏感地意识到,代课教师最终会被时代淘汰,而想要转正,只能通过去教师进修学校读书、通过考试来实现。

大多数代课教师在这个“出路”面前完全退缩了,因为进修学校远在县城,去一趟单程要至少花三个小时,而且整个周末都要上课,没有休息时间。马不停蹄学几年后,各个学科逐一考试,通过的人才有资格去办理转正。即便如此,能否真的办成也是未知数,编制总是需要找人才能最终解决。

但母亲不怕。爷爷奶奶和外公早已过世,外婆很多年一直负责照顾姨娘的两个儿子。我整个小学阶段,母亲都在读书——在更早的凌晨出门、更晚的夜里回来。

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一次我放学回家后见她没回家,知道她是去县城读书了,就一个人顺着马路往镇上走,想着走到车站等她。天一点点变黑,而我却还是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走到一半,远远看到母亲骑车过来了。她没想到我会走这么远来找她,吓得大叫一声,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这样过了五六年,母亲终于解决了身份问题。然后,她就决定再要一个小孩。

让我很多年都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母亲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坚持。在计划生育极为严格的农村,她和父亲都有较为稳定的工作,理应像其他人一样,自觉地在内心里、脑子里认定一胎是天经地义、无可选择的。母亲非常希望在她和父亲的工作不受任何损害的前提下再生一个,在她看来,一切难题,大都可以通过“找人”和花钱来解决。

依照父亲的性格,想必也曾气急败坏地劝阻过:每家都只生一个,你为什么偏偏还要一个呢?

但打结婚以来,母亲在父亲面前一直有着一种不讲理的固执,她的回答应该是:我不管别人,我就想再要一个,为什么不能要?

而父亲一定在觉得此事不可理喻的同时,最终还是决定妥协,满足妻子的愿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真的很稀罕。

很快,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找人办事的历程。




初中的白天不难打发,青春期的时候总有很多乐趣。大雪封门导致的停课,去县城参加个竞赛,只要能在该上课的时间离开校园,都算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因为母亲想要二胎,我也享受过一次这样的乐趣。

那天,父亲的脸突然出现在教室玻璃窗外,然后把我带到了镇上的医院做体检。通过父亲和一位熟识的医生的谈话,以及父母在家里的只言片语,我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父母当时准备应对计划生育的办法是,把第一个小孩说成是残疾。带我来体检,就是为了和医生、医院一道证明我是有身体缺陷的,已经残疾到了父母必须再生一个才算“有后”的地步。

那是我生平第一体检,主要是在耳鼻喉科和眼科。当时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所以说我残疾我没有意见。我的期待也很简单,就是结束之后能够在镇上吃一顿小笼包。

体检过程非常粗暴:

“能不能听见?——哦,你听不见……”

“能不能看见?你看不见……”

“深呼吸,不行吗?”

体检结果我没看到,但没多久,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和父母之间虽然没有什么交流,但每天都能看到。看到母亲怀孕的感觉很奇特,甚至有几分害羞,不敢直视。多年后我老婆跟我抱怨说:“你多好啊,居然看过你妈妈怀孕,我都没有见过我妈妈怀孕的样子。”

这句话很适合作为一个文章的标题,只是,我真的记不得母亲怀孕的样子了。那种“多一个小孩会分走父母的关爱”之类的想法,我也完全没有。我知道我和母亲的第二个小孩之间相距太远,那时已经启动的叛逆,让我总是想和父母疏远一些,最好能远走高飞。

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想法了。


1992年春天的一天,母亲在消失几天后回到家里,肚子瘪了,脸色苍白,行动不便,神情恍惚。她一直在摇头,叹气,嘴里在无声地唠叨。

我问怎么了,父亲的回答简单粗暴:“小孩别管这些事,做作业去。”

这样的对话、这样的父子关系在当年的农村比比皆是,我很长时间都不清楚母亲究竟遭遇了什么,对她、对这个家有什么影响,甚至也不关心——当然,他们也不打算让我关心,我的不关心就是对等的了。

而且我一直觉得,他们坚决想再要一个小孩,或许和我“变坏了”有关,父母可能觉得我今后没有任何希望了,我的不理不睬也算是一种反驳。




这次“意外”,并没有让母亲就此打消要小孩的念头,而是让她决定从头再来,调养身体再度怀孕,然后找更为关键的人疏通关系。

这些艰难乃至惊心动魄的事,就在我一天天的读书中,同时发生着。我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才赫然发现,母亲的肚子又大了。

到了1993年的9月1日,初三开学第一天,妹妹出生了。

之前我的整个暑假都在补课,完全没有新学期到来的兴奋感。放学回家,我发现父母的房间里多了一个摇篮,一个婴儿就躺在那里。我仔细看了看,毫无感觉——真的毫无感觉——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从此多了一个妹妹,只觉得小孩的哭声很烦人,我还有作业要做呢。

给妹妹取名字时,母亲咬牙切齿地说,就用一个“仇”字吧。父亲非常生气,斥责说母亲胡闹:“你给她取这个名字,她长大了怎么办!”按照他的意思,妹妹的名字中不应该看出任何仇恨。

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妹妹的名字真的是“仇”字,那么,她的人生里是不是要辅以一次次的拔刀挥刀,像古龙笔下执念于报仇的傅红雪那样。

那时我成绩班级前五,年级勉强前三十名。参考以往,我考重点中学的概率在两可之间,务必努力再努力。每天晚上,我就在妹妹不受控制的哭声中做试卷,有一次实在是被吵烦了,我冲出房间,几步迈过正中间的堂屋,推开父母的房间门大喊:“吵死人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早不生晚不生,非要在我中考的时候生!”

吼出来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包括我。

母亲可能被我的话吓坏了,那一刻,她大概想了很多很多。和很多模糊以及从未弄清楚的事实相反,这句话、以及当时那个情景,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也深感恐惧。我不记得之后父母说了什么,但从那天往后,我再也没有这样说过话。

我一天天翻着“距离中考还有多少天”这样的日历,妹妹一天天长大,我们还是没有什么交集——我见到父母的时间一天不过一小时,何况总是在睡觉的妹妹呢。


1994年9月,我离开家去县城读书。父母终于对我说起了1992年发生在母亲身上的事,大概是他们觉得我长大了,也没有了中考的压力。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一些细节和场景,但大体上事情的经过就是,在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村支书坚决不同意母亲生二胎,放话说,必须打胎,不然两个人全部回家种田。

父母的工作在生二胎上是可以被拿来威胁的,我至今不清楚、但也不打算去询问母亲的是:一是父亲找了那么多人,难道没有找这个在村里拥有的最高权力的村支书?二是,让怀孕五六个月的大龄妇女打胎,是极为危险的,这等于是彻底翻脸,村支书为什么会这样有恃无恐?还有,村支书为什么从一开始不表态,非要等到母亲怀孕四五个月后才坚决反对?

一切都不得而知。

我知道那个村支书,第一反应是想去杀了他,构思了几种方法,但最后都没有真的去行动。

后来我想,这其实是势利的选择,我知道身在重点中学的我可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前途,反之,如果我混迹于本乡本镇,专心做一个恶棍,或许真的会对那个人做点什么,以强化自己的人生选择。

于是,那个村支书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逃过一劫。




从读高中开始,我再也没有回家长住过。已经一岁的妹妹似乎在另外一个时空生长着,我们兄妹的交集仅在我偶尔回家的时候。

高中时每一个半月回家半天,跟妹妹在一起也就那么几小时。母亲不想我们兄妹变得疏远,一直致力于培养她对我的感情。比如,国庆节我军训完回家,妹妹已经可以含糊不清地喊“哥哥”了,想必是母亲教了她无数次。

还好有寒暑假,记得高一那年寒假,大年初三,下雪了,那是妹妹第一次在雪地里玩,一点点大的小人,几乎被雪淹没;还有高三寒假结束前,我坐在家后面的山坡上抽烟,对高考满心畏惧,妹妹就坐在我身旁陪着我。我说:“不许告诉爸爸妈妈。”她笑笑点头。

再往后,时间加速,大学时我回家,妹妹已经会翻我的背包,看看有没有礼物带给她了。大学毕业后,手机也开始普及,接到妹妹的电话的频率开始变得频繁,有一次,她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打电话里聊了两三个小时,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二十多的男性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怎么能聊那么久,他俩也一直对我保密。


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家里在妹妹出世之前曾还有过一个小孩,我相信,母亲可能也会偶尔忘记那件事。不过往事会突然降临,母亲枕边的药味和沉重的呼吸,房间里薄弱又晃动的光线,还有很多,都会突然清晰一下。

妹妹到了很后来才知道,在她出生之前,妈妈还有一个小孩,被处理掉之后才有了她。好在妹妹是一个冷冰冰的人,没有对此说过什么,这反而让我觉得很正确。

而到今年夏天,比我小十三岁的妹妹研究生毕业,出于对母亲那种“女孩子就应该回去结婚生孩子、不要走远”想法的强烈抵触,她坚决留在广州,不再回家。我坚决站在她一边,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至于母亲那边,我只是负责经常带她的宝贝孙女儿回去糊弄一下。




还记得一些事情。

1994年年底,我照例回家拿生活费、衣服,以及一大饭盒要带回学校吃的荤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妹妹是环伺在一边还是自顾自玩,我记不得了。

母亲起不了床是因为腰椎疼痛难忍,接近瘫痪。她做了一辈子老师,以往那种手写的备课很折磨人,加上农活家务,腰颈椎早就很不好了。

但在那之前的两年,已经36岁的她持续怀孕15个月左右,期间还经历了一次人流,这需要多么的偏执才能完成?

我习惯了母亲疾病缠身,至今也是如此,只是那一次似乎最为严重。

可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那时候的我,知道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是一个去了重点中学、成绩中等偏下的学生,就连高考也远在三年后,什么都要由父母负担。

那个冬天无比晦暗,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偶尔跟同学一起在晚自习后到校门口的一大片灯光下闲逛,也成了一种寄托。那里有一个烤羊肉串的摊子,一个很大的旧书摊。一个十四五岁高中生的人生乐趣,猛然变成偶尔吃十串羊肉串,偶尔买一本旧杂志。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这些小摊子被驱逐。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些杂志,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它们似乎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能让我短暂地忘记关于母亲的一切,这就是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或许,每个人和“时代”之间的联系,有的尚属正常,更多的过于沉重惨烈。母亲和她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联系,是恢复高考、分田到户、代课教师、转正、二胎、拆迁。

就好像前几年,她一度不断地催促我们再要一个小孩,我只能说,别说这件事了,不管要不要,都不是你决定的,再说我马上就走。

她非常伤心。

大概,看着自己的子女,生活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时代,不像多年前的农村孩子那样唯长辈意味是从,也是她和时代之间的一种联系吧。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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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 六 五

编辑与作者,从事一份必须

久坐的工作,又酷爱走走跑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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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0-19 08:1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一年,我一直在歌唱祖国丨人间

 苏怡杰 人间theLivings  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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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晚,我跨上自行车,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在路上,我远远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配图 | VCG


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4



就算你拿整个人生用来沉睡,也总有那么一两次会被时代叫醒。那些特别的年份,就如船舵般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我的那一年,就是2008。

2008年,生命里所有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涌来,回头想想,这一年像是假的,就像是一针麻醉剂,给我太多对未来的虚假希望。

不管怎么样,我怀念好风光如梦似幻的2008,我怀念地球上所有的骰子未曾落地之年。




2008年我念高二,年初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我在数学课上看《体坛周报》,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谈话,我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放了一根甩棍在口袋里。果然谈话没多久,新上任的校长就盯着我的裤兜:“这是什么啊?”

等我把甩棍拿出来,他就和颜悦色地说:“你先回去休息,我们帮你保管,第二天再来学校上课。”

第二天,我收到的是一张《劝退通知单》,我妈费好大劲,搞到了教育局长的求情纸条,试图让校长网开一面,校长却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拿出那根甩棍:“你要局长开除我吧,你儿子拿着管制物品进入校长办公室,意图袭击他人,我们的学校没有能力教育好这样的学生。”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被开除的前一天,我还收到了“语文基础知识竞赛”二等奖的奖状。马上就要开春季运动会了,“我还能不能报名1500米”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让班里和我关系甚笃的体育委员面露难色。

我照常来到学校打球,教导主任搂着我的肩膀,礼貌地把我送出校门,我这才明白,所谓劝退,就是和你读了11年的学校没有关系了,这种感觉可能和下岗工人类似。也可能不一样,我也不太懂。


对我来说,生活一下变成了从起床都要争分夺秒到整日的无所事事。以前不可以做的,现在似乎都可以去做了——比如在网吧通宵玩游戏,打一下午篮球,或是留校规不允许的长头发,但也仅此而已。

那段时间里,我做得最多的事情,不过就是在家里对着电脑发呆。时间就像是消失了,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区别。

直到那一天忽然来临。




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在家附近的大学打球,专心模仿NBA球星阿里纳斯的零秒出手,只想着胯下运球、跳起、投篮,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砸在篮板上,进了。

突然教学楼里有学生冲下来:“地震了!地震了!”

带着无聊生活被打破的新奇兴奋,他们不停地七嘴八舌:

“看见没有,刚才的吊扇在晃!”

“还有电视机也在晃!”

“原来地震就是这样啊。”我对自己说。

打完球回家上网,才看到新闻:死亡3000人,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这个数字就变成6000、10000……前方的消息陆续传来,死亡人数不断被刷新,人们的心态从对普通悲剧的怜悯,变成类似战时的同仇敌忾。

第二天,献血车前就排起了长队。武汉的血库很快就严重饱和,报纸上不断能看到拾荒者或农民工捐款的新闻,就连街区里最劣迹斑斑的流氓经过捐款箱时,也会漫不经心地掏出一张红票子扔进去。

5月19日,和平常一样的下午两三点钟,最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我在网吧上网,伴随着冷气和烟味,身边的人都在敲着键盘玩“劲舞团”,我点开韩寒的博客,看到他和罗永浩正带着物资赶往灾区。

外面忽然传来鸣笛的声音,我扔下鼠标冲出网吧,街上正泛着奇异的白光,所有的车都停下来揿响喇叭,大概有两到三分钟,热闹的马路上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长久的鸣笛,除此之外鸦雀无声——这就是哀悼日了,就像什么东西从二三十楼掉下来发出闷响,真实的世界就这样重重地砸在了我面前。

我不停歇地搜集着和地震有关的所有信息,看到本地最大的论坛置顶帖正在招募地震志愿者,便毫不犹豫地报名,第二天就坐硬座火车到达成都,去和队伍集合。



在火车上晃了17个小时后,我到了成都火车站,天空泛起鱼肚白,一个凉爽而空气新鲜的黎明。我在排着献血长队的天府广场和从各地赶来的其他志愿者汇合,坐上面包车前往灾区,9座的车里整整塞了13个人。

车出成都,周围楼房墙面上有浅浅的裂缝,用红笔写着“危楼”,里面的人已被迁往别处,过了彭州,公路两旁开始到处是残垣断壁。

原来这就是地震后的样子,跟拆迁差不多,我想。

那年武汉到处都在拆迁,建筑物被画上一个叉,几天后推土机赶到,变成一堆砖,新的建筑平地而起。当然,拆迁不会死人,至少大部分时候不会。

我们的目的地是什邡市湔氐镇,龙居中心小学死了六十多个学生,不远处的洛水镇上死了一百多个。20公里外的红白镇,被中青报的记者称为“消失的村庄”,公路还没有抢修通,救援工作也已经不是重中之重,人们更多的是担心那里将会变成疫区,前几天有几个志愿者偷偷摸摸跑去那里,被解放军拦了回来。“你们谁敢去红白镇,马上就给我滚!”队长这样对我们说。

志愿者团队的帐篷营地就在湔氐镇上,出门就是龙居中心小学的废墟,四楼以下全部碎成了瓦砾,似乎凭空消失了,顶楼却魔幻地完整保留了下来,如同电影《飞屋环游记》的场景一般,孤零零地矗在那里。

当天下午,我们就投入到重体力劳动中。主要的工作是帮农民收木耳,黄背木耳是湔氐洛水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地震导致木耳棚倒塌,木耳寄生在木耳包上,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抢救完毕,就会烂在地里,血本无归。我们把倒塌的房梁挪开,用手把木耳从木耳包上收集下来,装在大筐子里——不管卖不卖得出去,然后再帮他们把木耳包垒好。

干完活后,收音机里就传来总理的声音,离我们不过几十公里之外:“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开始帐篷里没有人说话,忽然,有人小声唱起了国歌,之后大家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外面的雨也跟着下了起来。




定点援助的名单中有户人家,地震时孩子在龙居中心小学里没跑出来,我们有点怕,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见面时却并不特别,孩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干活儿,歇息的时候给我们递上烟,女主人操罗准备所有人的午饭:卤菜店买的整鸡——镇上的卤菜店震后第五天就恢复营业了,炒青菜、蒜泥白肉、蛋花汤,比其他人家反而显得更热情些。

墙角的啤酒箱堆了一人多高——镇上商店恢复营业后,每个家庭都囤积了大量的啤酒,雪花,专供四川农村版,便宜、味淡,但经喝,轻易喝不醉,干完活儿之后可以喝上一整天。

“娃娃没跑出来。”孩子的父亲告诉我,“那天我在木耳地里干活,棚子突然就倒了。我往镇上娃娃学校跑,想应该没得好大事情,结果学校倒了,我们就去找。第二天找到了,现在娃娃就埋在地震公墓里头。”

公墓离镇上不远,墓碑还没建好,每个孩子下葬的地方摆放一块砖头作为标记,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我找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一家女儿的,献了一束野花。这正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川中的群山满是黛色,翠绿欲滴,蕴藏着死一样的宁静。

一段时间后,这种郁结的悲伤和愤怒,随着啤酒和麻将渐渐消散了。


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

说是老师,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这里的青少年喜欢的事情和大城市的孩子并无二致,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我和孩子们讨论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劲舞团的舞步,甚至在网吧为他们展示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

到了6月中旬,专业队伍陆续赶来,北京某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和我此前遇到过的老师都不一样,温和、耐心、学识渊博,指导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模联”(模拟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是为青年人组织的公民教育活动),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 

离开灾区之前,我去了红白镇一趟,心里想,韩寒走过的路,我也算是走过了,然后便回到了成都。这个城市已恢复了往日的闲适和慵懒,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路上有同伴问:“是吃铁锅鱼还是竹笋鸡?”

“吃鸡吧。”我回答,大家哄笑起来,喝完数不清的啤酒,拥抱告别,回到各自的生活。

回到武汉后,我特地去了学校一趟,对班主任说:“我去汶川做志愿者了。”

班主任对我笑了笑:“马上高三了,大家准备高考都很紧张,以后尽量少来学校门口晃悠。”




地震之后,很快就是奥运会了,想起 2001年申奥成功的盛况,这种心情,有点像一张迟未兑现的彩票即将领奖一样。

我决定去看一看,骑自行车去。

我买了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场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A组第一对阵C组第二,中国和新西兰、巴西、比利时一起分在C组,各大媒体已经无数次帮中国国奥队计算过,只要运气够好,胜新西兰,平比利时,负巴西,就能奇迹般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对阵A组第一名,很有可能是阿根廷队,到时候我将坐在万众瞩目的国家体育场,目睹中国国奥队创造下一个奇迹。

那是我第一次出门看世界,对周遭的一切都饱含着多年训练过的善意想象:河南人质朴实在,东北人豪爽大方,唯一稍微有些负面的是上海人,小气且斤斤计较。至于我的家乡武汉,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虽然我正迫不及待地逃离它。

7月25日,我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北,信阳、驻马店、郑州、邯郸,以每天大概八九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第八天离石家庄还有50公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弄丢了银行卡和门票。

我想过很多办法:街头路边将就一宿,实在不安全;在国道上拦同样去北京的骑友求助,又拉不下那个脸;也可以像骗子那样用粉笔写几个字:“本人骑行千里去北京看奥运,钱包掉了,落难求助。”然后将自己沿路盖的邮戳一一展示,等待路过的人啧啧称奇之余倾囊相助。

可这样的事儿也做不来。

最后,我想起了救助站。我找到最近的派出所,警察告诉我,石家庄的救助站在火车北站附近,我想起孙志刚,心里有点怕,问警察:“那儿不乱吧?”

他想了想说:“不乱,我往那儿送过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见过这样骑着上千块钱自行车的求助者,有点傻眼:“你要干嘛?”

我告诉她,我不要钱,也不要火车票,只要借住一晚,等待家里人打钱。终于,她在申请表上填了意见:同意救助。

我问她:“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

“这里没有电话。”她回答说。

救助站的格局有点像监狱,我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被简单搜过身后,由两个工作人员带进内层,在身后把门锁上,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五六张床,房里有两个人。我有些战战兢兢的,心里想着,不知道要不要像坐牢一样听候老大发落。躺在床上的胖子就嬉皮笑脸地问我:“哥们,怎么了?”

他流利地报出一长串城市的名字:上海、深圳、广州、成都……这些城市的救助站他都待过,我才知道他是所谓“跑站的”——在全国各地游荡,靠救助站来解决伙食住宿。

胖子告诉我,上海救助站的伙食比较好,深圳就不行了,郑州简直没法忍。

“那石家庄救助站呢?”

他摇摇头:“要不是没办法鬼才到这里来。”

说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车票,邯郸到石家庄:“这是邯郸救助站发的,他们只给我买到石家庄。”

隔壁床是一位青海小伙,脸膛黝黑,内向,普通话不好,一脸忧心忡忡。半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天津静海拉拉面,拉了半年,一分钱没拿到,行李还被老板给扣了,警察把他送到天津救助站,这是此行的第二站。

胖子在一旁劝他:“和我一起跑站吧,外面可好玩儿了。”

拉面小伙摇摇头:“我只想回家,以后再也不出来了。”

很快,我们领到了各自的晚餐——一包南街村方便面,没有碗,只能用手捏着吃。

第二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和馒头,饭后工作人员通知我和拉面小伙可以走了,胖子的救助期限早就到了,但他拒绝离开。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递给拉面小伙一张火车票,告诉他:“我们只能给你买到太原,到那里你再联系当地救助站。”




107国道河北段是属于驴肉火烧、羊汤和小米粥的。

行到此处,骑友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往同样的目标冲刺,我们在国道边吃早点,同桌是一对开越野车来的北京夫妻,和我们方向相反,他们正打算去南方度假。

我问他:“您不打算留在北京看奥运会?”

“嗐,我们北京人不赶那热闹。‘避运’,懂吗,我们北京人都出来‘避运’了。”

我大为诧异,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对奥运会不感兴趣的人呢?接着,他的另一句话让我担心起来:“现在北京稍微像样的酒店都被炒到七八百一晚,你们去那儿干嘛呀?”

在距离北京最后100公里内,我们接受了5次检查站的安检,程序大致相同,协警先上下打量你一番,接过身份证:“叫什么?籍贯?身份证号?”然后斜着眼看你:“你就说说你来北京干什么吧。”

我告诉他:“我今年17岁,骑车来看奥运。”

我又问协警身后的警官:“北京哪里有不太贵的住宿?”

他想了想:“你们可以找那种小型足浴中心,三五十块钱洗个脚,然后加个十块二十的就能待一宿。”

“但是不准去嫖娼啊。”他补充道,接着顿了顿,“不过现在也没有。”


再往前走,国道前方出现一块标牌:您已进入北京市房山区。

8月6日的傍晚,我终于见到了电视里那个好客的北京,大街小巷都播放着《北京欢迎你》,马路上随处可见志愿者服务站,我停车灌水,穿着蓝polo衫的大学生得知我的经历后啧啧称奇:“你的意志品质比我强多了!”

第二天,我坐在离天安门一街之隔的南池子大街,在一家露天面摊吃面,民工、胡同里的老大爷、带着袖章的大妈们混坐在一起。邻桌的中年人姓赵,河南人,在丰台工地上干活儿,工地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暂时停工,这对几乎没有休息日的老赵来说是难得的惬意假期,他来找城里的老乡玩儿,吃得很高兴,就着刀削面仰脖抽下小半瓶燕京啤酒,末了意犹未尽,再来一盘凉菜,指着拍黄瓜对我说:“小伙子,吃啊。”

老板把电视机搬到室外,邻居街坊围在人行道上看球,电视里放的是小组赛第一场,中国国奥队踢新西兰,下半场刚开始,国奥队就被新西兰进了一个。

老赵拍拍大腿:“嗐,中国足球嘛,不中。”

马上就有人用京腔附和:“那是,争光还得看女足,铿锵玫瑰,多棒。”

气氛如同观看综艺节目般轻松诙谐,对足球迷以外的人来说,这场比赛只不过是开幕式前的一点佐料,大家都知道为国争光的项目在后头。

“你要是找不着地儿住可以上我们工地宿舍去。”临走前,老赵对我说。


晚上九十点,鸟巢门口的广场依旧热闹非凡。就像是老北京天桥的杂耍,玩滑板的少年、推着自行车的远征军,全国各地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了这里。水立方和鸟巢相隔道路两侧,在夜色里冉冉发光。明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五彩祥云飘过我们头顶?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在情不自禁地“展示”,向世界“展示”,每个人都拉长嘴角,并知道应该拉长嘴角,如果不这样做,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时候?

这是奥运会前一天的北京,就像一口大锅,已经咕嘟咕嘟快要沸腾开来,所有人都在期待8月8日的晚上。

一位外国女记者带着她的摄像团队无声地记录着什么,我上前搭讪,希望她能采访一下我的故事,我告诉她,我今年17岁,从一千多公里外骑车来北京看奥运。

她笑了笑:“是的,这几天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

我退而求其次:“那您能跟我签个名做个纪念吗?”

她一笔一划用中文写上了她的名字。

广场上,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如同过江之鲫,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住酒店或者宾馆,或是睡在马路边,或是睡在南城的地下室招待所里。

一位来自石家庄的中年人如同候鸟般追逐火炬传递的全过程,骑行的距离是我的10倍不止。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插满了奥运旗帜,如同孔雀开屏,声音自豪而高亢:“我一路自费为国家宣传奥运精神,一路自费!”

另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大娘向路人展示自己的巨幅十字绣,长达七八米,上面是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的图案,从申奥成功开始绣到现在,“目前这幅巨作还在赶制中”,她决心在奥运会圣火点燃的那刻绣完最后一针。

忽然,呼啦一下人群四散,四五个便衣警察把一个年轻人按在地上,从他口袋里搜出几张门票。散开的人群重又聚拢。

“这是你的吗?”警察问。

年轻人眼中露出惊恐:“求求你们别带我走,东西都给你们。”

警察挺和气:“谁要你的东西呀,先去所里登个记,一会儿就放你回去。”

围观的群众都说:“你要配合警察,不要给奥运添乱。”

还有匆匆赶来的红袖章大妈,对着人群说:“大伙儿散一散散一散,不要扎堆儿。”


更晚的时候,我打定主意,准备在后海的麦当劳花25元买了一份巨无霸套餐,然后在这里待上一晚,身边看上去和我想法类似的人还不少。可巨无霸还没吃完,麦当劳的广播就响了:“您好,本店因店面装修将于今晚12点停止营业,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不只是这一家,全北京的24小时餐厅那一晚上都不约而同开始装修。




终于到了8月8日下午。鸟巢门口的道路水泄不通,离开幕式还有不到5个小时,广场上传来广播声:“您好,交通管制区域即将开始清场,请大家离开,谢谢配合。”

身边有人小声议论:“看看能不能混进去,兴许不一定清得干净。”

3点,清场开始了,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城管和联防队员组成一排人墙,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人群四下退散——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只能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我试图在交通管制区域内潜伏下来,看看有没有近距离看到开幕式的可能,我问路边执勤的警察:“警察叔叔,请问北辰西路怎么走?”

警察皱了皱眉头:“北辰西路,你进不去啊,那里也封路了,你得等奥运开幕式结束再过去。”

我不死心:“我表哥住在那里,我能让他下来接我吗?”

警察摇头:“不行,只能等开幕式结束。”

那天,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游行,起初是三五个人自发形成一支队伍,到鼓楼时,这支队伍已经变成了贯穿半个街区的长龙,他们喊着口号:“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整齐而急促。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额头上绑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声嘶力竭,就像破旧的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120公里那样发出阵阵颤抖。

一位巡逻的警察尾随两个街区后拦下了这支队伍,用劝导小动物般的口吻:“我也是年轻时候过来的,大家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咱们国家规定啊,游行示威应该在指定的场合,你们可以去水上奥林匹克公园表达自己的热情,在这里聚集会造成奥运秩序的混乱,大伙儿散了吧。”

于是人群就慢慢散去,绑头巾的年轻人一下从人群中心变得无人问津,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多少有些疑惑。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水上奥林匹克公园在哪儿?”

“好像挺远的,在顺义。”

“那咱们还去吗?”

“算了吧。”


开幕式开始的时候,我坐在姚记炒肝店里吃炒肝,屋子里满是卤煮的味道,墙上挂着牌匾:“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儿”。

没人在意食物,包括厨师和服务员在内的二三十双眼睛都在盯着电视机大屏幕,仿佛在这一刻,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值得关心,眼前所见的,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当林妙可微笑着对全世界唱起《歌唱祖国》时,我和身边的所有人都感受到,有种确能被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氤氲在空气里,从四周发散开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护送国旗的仪仗队就抵达了旗杆下,广播响起:“全体起立,奏国歌!”

食客里一位扎马尾辫的女孩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发话:“都站起来,唱国歌!”

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我离开了炒肝店,跨上自行车,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向那位我虚构出来的表哥的住处踩去。

在路上,我远远的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五颜六色的礼花一个接一个在越来越高的地方次第炸开——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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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怡 杰

90后写作者,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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