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长
黄渤不喜欢过生日，那是纪念自己又老了一岁的日子。他老觉得自己还年轻，直到遇到更年轻的自己。
「你想过你以后会怎样吗？」40岁的黄渤问20岁的黄渤。
「以后？反正我就是爱表演，有舞台就行。」20岁的他回答。
「你觉得自己是这块料子吗？」
20岁的他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试试呗。」
这是短片《疯狂的兄弟》里的一幕，片中40岁的黄渤遇到了20岁的自己，那是1994年，他决定来北京试试。
沙宝亮记得第一次见到黄渤，是在90年代末，他们都还在北京的各大歌厅跑场子唱歌，一起的还有吴秀波、满江，大家都二十啷当岁，籍籍无名，青春鼎盛，未来还遥远得很。
他去黄渤的场子玩，看到了一个极其闹腾的人，「当时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跳得挺好，唱得也不错，就是长得太一般了，就觉得挺可惜的（笑）。」
彼时的黄渤，住在郊区农民的房子里，每天带着乐队赶场子唱歌讨生活，最多的时候一天赶过11场。他心里烧着一团火，最大的梦想是出一张唱片。
北漂的生活满是朝不保夕的忐忑，每次唱完，他都要小心注意观众鼓掌的方式，必须是热烈鼓掌，如果是轻轻鼓掌，他可能就要下课了。
后来如影随形跟着黄渤的不安全感在那时悄然滋长，就像《斗牛》里那头牛终于撞破围墙，探出了犄角。「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就一直在这种不安定里面，每天要排新的节目，排新的舞，很多时候没有演出，很多时候你接不上场，空场的时候多了去了，经常你会有经济的困难。」
偌大的的城市里，梦想无比艰难。「你发现到最后实际干的就是每天挣那几百块钱，甚至有的时候你没这个钱挣。苦不是让你沮丧的地方，就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每天就在那儿演嘛，一场又一场地演，你觉得这是无意义的事情。」
那是一种巨大的望不到头的焦虑，他觉得自己的青春每天随着抽水马桶一按，「刷」就过去了，排进了下水道。
他不能忍受这种从白天等到晚上的彷徨，强迫自己每天写歌词，见唱片公司，以一种「赖皮式的坚持」等待机会的眷顾。「就想再往下走一步，那时候就想，只要今天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哪怕比昨天多了一点，哪怕我今天写了一段歌词，我觉得今天就没白过。」
那时的驻唱歌手处境是类似的，都在彷徨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明天。沙宝亮还记得当时的状态：「你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下，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你只是在拼搏。你不知道拼搏的结果是什么，你只是在拼，在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失败失败再失败，就这样的打击……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土壤里的一颗种子。」
家里一直想让黄渤放弃，有朋友劝他试试做演员，他不愿意，举着4个指头说：「我不挺好的嘛，现在表演一场400块钱！400块钱！」
2000年，朋友推荐黄渤出演了管虎的《上车，走吧》，片子拿了当年的金鸡奖和百合奖。他突然在演戏里找到了另一种快乐，「我觉得好像这工作我能干，能干到多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它。」
那时的他已经在唱歌上折腾了太久，发现离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很远，演戏成了那根救命稻草。「你演戏的时候，你哪怕是一个小演员，到时候你也会在那个作品里面出现，3场戏、5场戏我也会出现。唱歌你唱不好，那个演唱会你是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无论如何你都上不去。」
他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去考了北影的进修班，系统地学习表演，为考北影做准备。「那时候的求知欲会更强，因为心里边有那个不稳定感、不安全感，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还不用说毕不毕业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比较猛。」
班里其他同学交一个作业，他交7个。白天排练完骑着自行车回家，他脑子里一直在想小品，越想越激动，越激动蹬得越快，经常蹬脱扣摔地上，扶起车子继续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
王译唯经常和黄渤一起做作业，两个人曾经排过一个小品，叫《火老婆与水丈夫》。学校的排练教室总是被人占着，他俩就在表演系长长的走廊里排练，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系里的保洁阿姨要做最后一次清扫。那是一个有点魔幻的场景：阿姨在一边拖地，他俩在一旁忘我地走位，激动地念着台词，阿姨不时翻个白眼。
排练完出来，两人点了根烟，抽几口，黄渤来了句：「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像狗啊。」然后两个人笑作一团。
王译唯总是记得那个排练的夜晚，那是所有人的不安年代，除了咬牙努力，并没有别的方法对抗不安。「他特别特别努力的时候，你越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想要强大、想要证明我自己的心。如果他要是说没有那股劲儿带着你，大家都是说，哎呀，今儿就到这儿就算了，去吃点夜宵去吧，回去歇着吧，没有，就必须今儿就得把这东西弄完。」王译唯说。
凭着这个小品，他俩在学期汇报表演上「灭」了同期的本科表演班，给观看表演的系主任和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之后顺利考上2002年的表演配音班铺好了路。
黄渤考上北影的时候已经28岁，班里的同学比他小很多。他迫切想要得到认可，这种焦虑在30岁达到了顶峰。生日那天，他正在拍管虎的戏，晚上去敲导演的门，一起出去喝酒。
管虎看他心情很不好，以为出大事儿了，说：「你别闹啊，什么事儿咱们可以解决，咱这都拍一半了，你不拍要走啊怎么着？」
黄渤说：「没事儿，就是过生日叫你喝两杯，30了，青春没了。」他曾经勾画的30岁时应该做到的事，好像什么都没做到，唱歌和演戏都没什么起色，未来还是遥不可期。
他仿佛又回到了驻唱时的日子，只能用事情把日子填满。没戏拍的时候，就带着班里男生在家里做彩铃卖钱。徐燕和王译唯都记得那个场景，墙上挂一条棉被隔音，黄渤对着淘来的破麦克风用青岛话或别的方言说，「小哥，来电话了！小哥，来电话了！」录完以后，他用两个指头操作一台破电脑，做一些简单的剪辑，「3块钱一条，可火了，我记得他那第一次挣了多少钱，挣2000多吧。」王译唯说。
「他为什么在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给你出新的东西？第一可能是他的乐趣，他脑子不转他难受。第二就是他怎么养成他脑子不转难受的习惯呢，可能就是早期演出留下的不安全感，你得不停地学新花样学新歌，老板才会让你唱。」王译唯说。
毕业的时候，黄渤和王译唯拿到了班里唯二的留校任教名额，黄渤同时还收到了一个电影的邀约。那是一个快乐又痛苦的抉择，电影要去重庆拍，拍摄时间和入职培训时间冲突，他只能二选一。
当时，中国的影视行业资源稀少，全北京没有几个剧组，那个邀约来自一名27岁的年轻导演，比较之下，留校任教似乎是个更稳妥的选择。黄渤坐在王译唯家的沙发上，她问他，「你是不是特别想去那个电影啊？」黄渤缩着下巴不说话，那是他纠结犹豫时的表现。
漫长的纠结之后，他最终决定接拍那部电影，放弃留校。「他是想演戏的，这是他的目标。他肯定不是说我来电影学院读书，我最后当个老师，肯定不是这种目标。」王译唯说。
毕业那年夏天，黄渤收拾行囊，奔赴炎热的重庆，像奔赴命运一般。
那部电影在2006年夏天上映，名字叫《疯狂的石头》。
狗仔卡
发表于 2018-7-9 0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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