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剧面前，我们最不应该做的恰恰是急于做些什么

源济

惨剧面前，我们最不应该做的恰恰是急于做些什么

原创： 普罗米修斯 大家  今天

6月28日下午，从社交媒体上得知上海砍杀小学生案件的消息时，我正好在参加一个单位里的工作会。事发地浦北路、桂林西街，对我来说并不算是个陌生的地方。

等到我的会议结束有时间看一会儿手机时，关于这起令人震惊的案子的信息、传闻、吊唁、感叹……当然还少不了评论，已经刷爆了朋友圈和各个微信群。

根据我在媒体数十年的工作经验以及这两年对社交媒体的观察，我近乎本能地作出了两个判断：

第一，关于这个恶性案件的翔实的新闻报道，我们没有可能在短时间里获得。对案件经过和重要细节的还原，大概还得有赖于像《财新》周刊和《新京报》这样的媒体在事后几天内陆续披露出来。

第二，关于这起不幸事件的各种评论（当然，多数是反常识的、令人作呕的奇谈怪论，其中必定还夹杂着大量阴谋论的猜测、甚至一望便知的故意造谣）将在第一时间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袭来，覆盖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所有屏幕。

确实如此，官方媒体照例沉着冷静地一语不发或语焉不详，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但说是迟、那是快，新媒体上第一波评论已经来了——

最快的，是希望对那个残害少地年儿童的可耻凶手“千刀万剐”。——这个是最自然的，也是出于人类本能的强烈义愤。

然后，便有人在谴责凶手“混蛋”“懦夫”的同时反问：有种的你去砍某某某某某某（一般都是我们认知中的“强者”）呀！——很明显，这是在批教育的不公，兼带抨击社会不公。同时，有所谓“了解内情”的人疯狂传播说，那个上海世外小学是一所富人学校，赞助费高达几十万元。

然后，还有人要求恢复早就被取消的某种遣返制度，把没有工作、无收入的“外地盲流”统统赶出上海。——言下之意，上海之所以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就是因为来自外地的不稳定因素太多了。

甚至，有人晒出一位小学外教在事发地悲痛不已地献花的照片，并配以阴阳怪气的图说。——大概是想要借外国人的感人举动反衬出国人的麻木不仁、缺乏人性。

……

于是我忍不住也发了一条朋友圈，原文如下：

“关于这个事件，一大波的评论已经袭来，预计还有更多奇谈怪论正在路上……如果你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会建议你连半个标题都不要打开来看。”

然而，事隔整整24小时以后，我自己现在也很想就这事发表一点评论，不惜被昨天的我打脸。（这篇文章起笔于6月29日下午，作者注）主要原因在于，舆论场的发展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自媒体上关于这起案件的各种论调比我预估得要少得多，我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任何“发人深省”的爆文出笼。我猜想，许多自媒体人应该是吸取了不久前“二更食堂”的教训吧？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担心猛烈地浮上心头。因为关于这起悲剧，我所听到的最多的反应是一些貌似严肃和理性的追问：“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我却认为，就事论事，我们（至少暂时）没有什么可以反思的，我们最不应该做的恰恰是急于做些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在突如其来的悲剧性事件面前，我们几乎不能做什么。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但这也是理性态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虽然看似十分消极，仍比让义愤遮蔽我们的理性、让情绪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好很多。因为如果我们急于想要做些什么，收获的很可能是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悲剧。

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深知新闻传播规律中最重要的一条：新闻事件之所以受到关注，往往不是因为它对于受众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极少发生。新闻事件被传播和受关注的强度，总是与它发生的概率成反比。

当人们基于瞬间的高强度情绪冲击而要求社会作出高强度的回应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社会对很少发生的状况作出系统性的回应。而对事件的管控负有职责的社会主体，通常是政府，迫于高强度的舆论压力，的确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什么“非常规”的举动，以显示自己对于民意的积极回应态度。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便会导致不可测的严重后果。（比如，对于“强烈呼吁恢复某种制度”的声音，你真的希望被重视和回应吗？）

你可能立刻会激动万分地指出，这么想问题是“冷血思维”。但我想告诉你，城市安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即便是像中国这样的大政府模式，一个城市政府所能调配的财政支出、警力人员和设施设备等也是很有限的。在学校门口安置更多的警力，就必然意味着派往医院、机场、车站、公路……这些同样要害的公共场所的警力要减少。

不说别的，为了防范一个五年都不一定会发生一起的安全隐患，而削弱对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可能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防范，这是有社会责任心的政府应该做的吗？正常情况下，社会资源——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准备和调配依据的原则都是事件发生的概率，越是经常发生的事态就会获得越多的资源去应付。这就好像每家每户在装修房子时都会排好洗浴系统，但几乎不会有人在自己家里排设一套灭火消防系统一样。

当然，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对于具体的受害者家庭而言，降临到他们头上，就是他们的百分之一百。一个讲情义的社会一定会给予他们最大的同情和帮助，即便这些都不足以消弭他们的痛楚。但文明的社会和负责的政府并不能因为有人遭受了不幸，就让自己任意受情绪摆布，进而导致更大范围的不幸。真正高度的责任感，经常表现得仿佛不近人情。何况，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都不可能换回那两个孩子的生命。

更大的问题还不再于此，而在于，即使我们“不计代价”，对6月28日的惨剧，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的确，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上下学集中的路段派安保人员对学生进行全程护送，我们还可以在学校门口附近安排更多荷枪实弹的警察和保安，直至派装甲车停放在校门口，我们可以把大街小巷每一处都装上监控摄像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大规模地排查“外来流动人口”，我们还可以发动更多各地的居委会主动检举身边的“可疑嫌犯”和“危险分子”；我们可能还会对菜刀之类有可能被用作“凶器”的商品进行管制，购买时需要实名登记……

总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呼吁政府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管控。鉴于安全隐患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我们热切期盼一个“全能政府”和“全权社会”，将每一个公民的一切私人事务都“管起来”……我不禁想问一声：难道这真是我们希望的吗？

别忘了，更多的防范措施还会滋生更多新的安全隐患。例如，荷枪实弹的武器既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但难免会不小心走火伤人；被大妈们踊跃举报的“可疑人等”中或许的确有不轨分子，但也可能更多的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但最让我感到强烈不安和担忧的是要求“反思”和“做些什么”的呼声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一种极为有害的思维，即只要重视和投入了，我们就能未雨绸缪，有效地排除一切不可测之潜在危害。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比狂妄的心态，它已经在20世纪导致了人类悲剧。

与很多现代人的幻想恰恰相反，符合因果律的必然性只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极少一部分，不可预测、甚至不可理解的偶然性才是人类命运的常态，消灭偶然性的欲求注定要导致大量削足适履的武断和强制举措。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浦北路悲剧发生后，许多人不满足于对凶手的愤怒和谴责（偶然性），而是试图去寻找悲剧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必然性）。你我都知道，在当下的中国，这种“深度诠释”很容易被引向“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道德瓦解”之类的沉重话题。我并不想回避这些当今的严峻社会问题，更不想为之开脱，然而，对于这起案子的就事论事的讨论，上述这种自以为是的论调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当我们妄图将所有的偶然性纳入必然性并加以消弭，我们首先就必须强行为它们寻找到一个想象中的“责任主体”。于是我们便看到，在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惨案发生后，担惊受怕的学生家长指责学校、派出所，愤愤不平的上海市民指责“外地盲流”，一肚子无名火的网上群众指责政府……最后竟至于连“中国人比外国人麻木不仁”之类的疯话都纷纷出笼！

本来，通过彼此都感同身受的伤痛，悲剧可以激发一个共同体中人们的同情心和凝聚力，唤醒他们平日里沉睡的勇气和力量，一同去面对前路未卜的明天。然而在过去这些年的中国，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每一次对一个社会事件的所谓“反思”和“讨论”，总是让人们更加相互敌视、相互指责，从而为这个已经戾气十足的社会增添更多戾气。

这就是我忍不住要写上面这么多话的最大动力。

就在上海浦北路发生砍杀小学生案件不久后几个小时，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枪击案，一名枪手隔着玻璃门向一家报社的编辑部扫射，当局称至少有5人死亡，7人受伤。而在过去10多年里，欧洲、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恐怖袭击事件更是隔三差五地出现在我们的媒体头条……按照上述那些推论的逻辑，是不是证明了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和道德“危机”比我们这里更加严重？

事实上，生活充满了偶然。许多事情令人悲哀和同情，但未必能从中总结出什么深刻的道理。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里，类似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从人性和常识出发，携起手来共同面对，我们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好、更安全一些的。例如，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问责和呼吁，应当聚焦于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以及对事关更多普通市民日常出行安全的常规性保障制度和措施的落实，让有限的安全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等等，尽管这些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也不可能确保万无一失。

但如果我们试图给每一起令人悲伤的偶然事件都找到一个充满确定性的责任链条，并妄想加以百分之百的排除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就会将我们引上一条比单个具体悲剧更加危险的道路，它的最终目的地便是一个兵营式的封闭社会。

所以，当关于案件的基本信息依然十分不充分的此刻，我劝你停止义愤填膺的控诉、指责和所谓“反思”。如果有可能，我们想办法去关心一下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庭及相关人士；更加简单地，我们可以将更多关切的目光投向我们身边那些需要我们保护的孩子们……

唯有如此，这座城市的明天才会更安全，这个国家的明天才会更正常。

写于2018年6月29日，改定于2018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