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承认自然的不完美” | 一周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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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承认自然的不完美” | 一周荐书

原创： 李辛夷 界面文化  4天前

《奥古斯都》

[美]约翰·威廉斯 著  郑远涛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05

屋大维出生于公元前63年，在二十岁时，他打败了共和派贵族；在三十六岁时，他经历了数不清的战役，成为了罗马实际的掌权人，并获得了“奥古斯都”（Augustus）的封号——意为神圣和权威。奥古斯都死于公元14年的8月，罗马元老院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并以他的名字为八月命名。

作为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之一，奥古斯都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历史文本中。在古罗马的《十二帝王传》里，甚至写出了他“牙齿分得很开，耳朵大小适中”这样的细节。然而，作为并未亲身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站在20世纪描写一个生活在两千年以前的人的一生，又如何成为可能？美国作家、《斯通纳》的作者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奥古斯都》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足够精美的答案：用书信。

“我不想让这小说的语调历史化。这些人对于我很真实，像同时代人一样。我不想写一个二十世纪视角下的罗马时代，而书信体可以让人们为自己发声。”在这部小说中，除了信件之外，还有回忆录残片、政令军令、日记、手谕以及匿名打油诗。这些“来自历史的声音”未经文学的过滤和剪接，因而显得格外珍贵。威廉斯希望为读者呈现的，绝不是一个“威廉斯版的奥古斯都”，而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矛盾的一生。

《女勇士》

[美]汤婷婷 著  王爱燕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04

当一个从未真正生活在中国的华裔作家试图描写中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呈现出来？美籍华裔作家汤婷婷在《女勇士》一书的副标题中给出了答案：“一部萦绕着鬼魂的少女时代回忆录”（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在汤婷婷的中国故事中，我们的确可以时时见证几分与鬼神相关的诡谲色彩：老家的女人为了躲避嫉妒新生命的神而在猪圈里分娩、母亲经常进行的祭祖仪式和学医时的捉鬼故事……经过大洋彼岸的一层文化滤镜的透视，这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习俗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对神秘东方精神世界的折射。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女勇士》中出现的中国元素（例如花木兰、孔子、孙中山）在读者眼中也会闪现出不同的色彩：例如，花木兰在中国传统中更多是一个关于忠孝的美谈，而在汤婷婷笔下则被包装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成长故事。在小说中，汤婷婷对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各种母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杂糅和挪用，但同样，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这种挪用并未显得幼稚可笑，而是形成了一种“诗的特许”，形成了一种超越具体时代和国别的特殊风格。

《寻找祖国三千里》

蓝博洲 著
新星出版社 2018-05

1895年，日本开始殖民台湾；1931年，台湾的一系列反日团体被解散；1944年，“皇民化运动”达到顶峰；1945年，台湾光复，共产党开始积极组织工作；1947年，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国民政府镇压杀害台湾民众，史称“二二八起义”；两年后，“白色恐怖”拉开序幕，台湾开始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这一连串时间和事件呈现的是一座岛屿的惨痛历史，但台湾作家蓝博洲希望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段“大历史”中飘摇挣扎的“小人物”的故事。

1987年2月，蓝博洲在《人间》杂志社工作，在进行“二二八”四十周年专题报道时，通过对军方档案的详细调查，他逐渐还原了以吴思汉为代表的三位台湾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吴思汉在1944年以转学北大的名义来到大陆参与抗战计划，次年回到台湾后，他在《台湾新生报》上连续七天登载了《思慕祖国不远万里——一个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长文，他讲述了自己为了参与抗日战争只身穿越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深入内地最终抵达重庆的过程。而在不到五年之后，吴思汉用“二二八”中牺牲的精英的名字匿名发表讽刺贺文，“祝贺”被蒋介石利用的新任官员，最终死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马场町刑场。在《寻找祖国三千里》一书中，蓝博洲希望展现的，是被遮蔽和遗忘的一代台湾青年人的苦难史——这既是他们个人的苦难，同样也是不为人知的台湾史的一部分。

《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

[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  何泳杉 译
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03

上世纪90年代，乘着“新经济时期”和信息化的浪潮，美国走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华尔街、在硅谷、在曼哈顿，似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足够明亮的未来。然而，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却在自己的1995-1997年的美国游记《荒野帝国》中尖锐地揭露出了一则现实：未来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光明。美国正在转变，但并非所有事都在向好的一面前进，这个国家在种族、阶层、教育、地理上都充满了区隔和断裂：在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传统的信念已然不再能够指导社会生活，而新的观念信仰还并未成熟……

卡普兰是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曾经游历七十余个国家，与弗朗西斯·福山、保罗·肯尼迪和塞缪尔·亨廷顿并称“被最广泛阅读的描绘后冷战世界的作家”。因而，他的美国游记并非简单的“孤独星球式”的休闲记录，而是透过政治和文化事件描写了一个充满区隔和断裂的美国：从堪萨斯到西海岸，从密苏里到俄勒冈，从明尼苏达到墨西哥，在种种繁荣景象的遮蔽之下，卡普兰认为，或许中西部代表的才是最真实的美国——一幅新美国荒原的图景。

《乌托邦年代》

[法]让-克劳德·卡里耶尔 著  胡纾 译
读库·新星出版社 2018-03

想起1968年，有人会想起披头士发行的那张著名的白色专辑，有人会想起被刺杀的马丁·路德·金，还有人会想到那一年被搅黄的戛纳电影节：特吕弗和戈达尔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退出了评审委员会。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乌托邦之梦盘旋在每个生活在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心中，他们相信世界即将开始改变。《乌托邦年代》一书作者让-克劳德·卡里耶尔（Jean-Claude Carrière）是一名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和《白日美人》等，这份工作让他近距离接触到了处于新浪潮漩涡之中的城市和年轻人。卡里耶尔并非作为这场浪潮的参与者展开叙述，他的记录更多从旁观者的角度出发，带着一种冷峻和难以避免的对往昔的伤感。

在他看来，1968-1969年已经成了一个难以重返的神奇时代。在纽约，毒品和性解放的呼声占据了街头巷尾，嬉皮士们一边呼喊反战一边追逐爱情；在巴黎，“五月风暴”中的学生走上街头，青春、爱情和革命毫无罅隙地结合在一起；而在布拉格，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了似乎永无止境的流亡之路。卡里耶尔认为，乌托邦的存在，即使短暂而疯狂，但并非毫无意义——“不承认它、鄙弃它，这就等于抹去我们自身的一部分，等于拒绝承认这部分挥之不去的想象。它仿佛梦境，首要的价值就是逼迫我们承认世界的畸形，承认造物那显而易见的匮乏，承认‘自然的不完美’。”

这本书的中文版首次出版于2010年，而此时，在1968“五月风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五十周年、纪念之声纷纷扬扬之际，重读此书或许意义更重几分。

《燕子的游戏》

[黎巴嫩]泽娜·阿比拉赫德 著  聂旻晖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04

2007年，一部几乎全片黑白、线条简练的动画电影《我在伊朗长大》在各大电影节上赚足了眼泪。电影讲述了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教革命后，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一个女孩一生的故事。而泽娜·阿比巴赫德的漫画《燕子的故事》则被人们视作《我在伊朗长大》的接班之作——同样是黑白漫画的叙事方式，讲述的也同样是女孩在战火纷飞中的生活片段。

如果说《我在伊朗长大》通过绵延的单线叙事，呈现了更全面的伊朗政治面貌，《燕子的故事》则截取了短短几小时中的若干片段，展示了战争中苦难和甜美的交织。在故事中，泽娜的父母去看望外婆，将她和弟弟单独留在家中。这时炮击开始了，父母暂时被困，难以回到家中，而邻居们纷纷来到这对年幼的姐弟身边陪伴他们，老奶奶为了安抚被炮火轰鸣吓坏的孩子们，专门为他们做了一种美味的黎巴嫩蛋糕——即使在战火和炮声中，人们依然有品尝咖啡和甜品的温情一刻。

《我与戛纳：戛纳掌门人福茂日记》

[法]蒂耶里·福茂 著 肖颖 陈钰清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6

每一年的戛纳电影节都不出意料地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红毯、影星、或美好或晦涩的艺术片，以及那支代表着电影界最高荣誉之一的金棕榈。然而在奖项和礼服之外，大多数人会好奇的一件事是：一场电影节究竟是如何举办的？作为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选片委员会主席、站在电影节开幕红毯尽头的人，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在《我与戛纳》一书中给出了再诚实不过的答案。在2015年戛纳电影节闭幕翌日，福茂写下了第一篇日记。此后的363天，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电影节是如何运作的。

作为艺术总监，他需要走进世界各地的片场和剪辑室，了解那些未完成的电影，把备受期待的电影带回戛纳。在长达四个月的选片工作中，他每天需要看至少四五部、多则十部电影——“戛纳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任何人拍摄了一部超过一小时的电影，都有权利报名且一定会被看到”——在看片的过程中，他不敢喝太多饮料或者吃太饱，以免睡着。在日记里，福茂记录了对当天所看所有影片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阿莫多瓦、伍迪艾伦、贾樟柯的无情吐槽，也能够由此明白戛纳是如何保持它的权威的：“看了1869部电影长片，超过1800次说‘不’。”

《时间的悖论：

关于时间和人生的科学》

[美]菲利普·津巴多 [美]约翰·博伊德 著 

张迪衡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04

人们心中一个恒久不变的追问是：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千奇百怪，例如物质基础或原生家庭，以及无数可能在偶然时刻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事情。但美国知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约翰·博伊德（John Boyd）认为：在生活中，我们做出的每个重大选择，都取决于我们的时间观，因而，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时间。

津巴多在《时间的悖论》一书中区分了六种时间观：关注过去的消极时间观、关注过去的积极时间观、关注当下的宿命论时间观、关注当下的享乐主义时间观、关注未来的时间观、超越未来的时间观，这实际上也代表着六种对待生活的方法。津巴多提出了相当多有趣的发现，例如生活在温带气候区的新教徒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关注未来的时间观，而生活在快节奏城市（如纽约、上海）的居民，最不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这本书想要提醒我们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我们体会时间或缓慢或飞快爬过皮肤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度过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