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几件中国器物，都不好意思在英国当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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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件中国器物，都不好意思在英国当贵族 

原创 2017-12-16 世界遗产地理 世界遗产地理

新媒体编辑 | 喜多   撰文|张安奇

 

17至18世纪，英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曾掀起持续不断的“中国风”。

当时，世界各国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宫廷中多少有一些来自中国的风物。在英国，乔治三世就在皇家植物园中修建了一座中国佛塔。

 

高大的佛塔只是冰山一角，无数英国人痴迷于收藏中国器物、追崇中国风尚。

△在英国人心中，玉器是来自神秘东方的特产。 供图/全景图片

 来自东方的神秘玉器 

 

在英国人心中，玉器是来自神秘东方的特产。虽然名噪一时的俄罗斯费伯奇珠宝店也曾用玉石制作工艺品，但提到玉雕、玉器，英国人还是会习惯性地想到中国。

 

阿瑟·威尔斯可以说是最早收藏中国玉器的西方人。当时，中国玉器充斥伦敦古董市场，不少收藏者都更看重玉器的制造年代是否足够久远。但威尔斯选购玉器却完全以审美为出发点，制造年代反而是次要的。

 

他一生收集中国玉器无数，102件捐赠给了博物馆，其中最出色的两件，一件是晚明时期的白玉佛手香薰，玉质莹润洁白、雕工上乘,清代仿品颇多，但都比不上原件秀丽。另一件则是刻有“渔樵耕读”乾隆御制诗的镂空香筒。

 

可惜的是，17至18世纪时，大部分英国收藏家并不能够理解中国玉器、玉雕的真正内涵。

△在大英博物馆展示的中国玉器。供图/全景图片

 

钱锺书曾分析认为，如果说17世纪的英国确实赋予中国极高的荣耀，那么这种荣耀仅来自英国人对遥远东方国度的好奇与虚构，但中国的形象并不明晰。

 

直到19至20世纪，从英国收藏家的笔记中才能发现他们似乎开了窍。比如，英国收藏家伯纳德·桑利和夫人收藏了一对玉鸳鸯，用来表达自己对忠贞爱情的渴望。

 

 融入生活的中国瓷器 

 

相比玉器，英国收藏家大多更熟悉中国瓷器。

 

17世纪是写日记和书信的黄金时代，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收藏中国瓷器的爱好。

 

以一位英国贵妇德拉尼夫人为例，从她往来的书信中可见，她花了不少钱和时间搜罗中国瓷器，还把中国的杯子、瓷盘、碟子之类送给她乡下的亲戚朋友。

新航路开辟之前，瓷器之能走陆路运输，转运过程漫长而又艰难，价格自然低不下去，往往翻了几十倍。所以即便是达官贵人，也舍不得真的把瓷器用作餐饮，而是放在家里权当财富的象征。在当时的伦敦，瓷器专卖店外面总有些贵妇人转来转去，她们每天来这里逛，就算不能带走几件，能摸一摸也是开心的。

其实，1795年，“英国陶瓷之父”乔赛亚·韦奇伍德等人已在英国试制瓷器，而且质量并不差，但令大多数英国收藏家欣赏的，还是真正来自中国的瓷器。

△Creamware餐盘，Wedgwood 1780-1790

 

约翰·琼斯先生，一位以售卖军人制服而发家致富的英国收藏家，同样是典型的“中国风尚”爱好者。

 

在他捐赠给英国博物馆的800件（套）器物中，有45件中国瓷器。数量虽不多，但大多是成对的瓶、罐、盖碗之类的单色釉瓷，这也是当时欧洲装饰艺术中出现最多的中国瓷器的类型。

 

当它们穿越风浪运抵欧洲后，也被增加了一些新元素，比如，被装饰上金属把手和底座。其中，曾被约翰·琼斯收藏的一对康熙粉青双鱼瓶，一度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情妇莫内斯潘夫人的珍爱之物。

 随处可见的中国风物 

 

实际上，17至18世纪的英国人收藏、使用的中国器物十分丰富。

 

有一本名为《东印度贸易》（1641）的书中记录，东印度各个港口把中国、日本的货物运往欧洲各地，其中包括柜子、箱子、小床等。

△中国瓷器放在漆本台尔制作的中国式雕刻柜子中。供图/全景图片

 

英国作家约翰·伊夫林记录了不少细节。

 

例如，1682年，在一个名为博恩的博士家中走廊里，他看到一扇中国屏风，上面画着中国的风景和生活；1683年，在查理二世的老相好的屋子里，他见到稀有的箱子和珍贵的瓷器，数量不少，还有梳子、架子、立轴、半浮雕的东西和人像，加起来约值4000英镑；英国安妮女王（1665-1714年在位）对东方器物的收藏、陈设更是十分讲究。据说，她的壁炉顶上的架子离地16英尺，摆放着11尊中国雕像和275只中国杯子、瓶子和碗，它们对称排列，整整齐齐。

 

中国扇子更是早已进入了英国社会，宫廷贵妇小姐是主要的使用群体。

△中国扇子很早就进入了英国社会，宫廷贵妇小姐是主要的使用群体。摄影/DragonImage

 

当时，最受喜爱的折扇以象牙、珍珠贝壳、玳瑁、椴木等为扇骨，上面镂雕精巧的涡旋纹、玫瑰花等洛可可风格图案；扇面以羊羔皮、纸、雏鸡皮、中国的绢和纱等制成，饰以彩绘、刺绣、珠绣等，风格秀丽。扇子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宫廷中高贵典雅象征之物，十分华贵。

 

与出入宫廷贵族的扇子不同，中国壁纸看似微不足道，却也在英国大受欢迎。

△电影《年轻的维多利亚》中，房间墙壁上密布的是中国风情的竹子。

 

英国人原来用挂毯，既重又不卫生，壁纸却轻巧、干净。英国人曾设法仿制中国壁纸，但只会用一种材料，成本高。但中国壁纸就使用了多种材料、有更多样式，甚至可以在壁纸上写字、作画。

 

1720年，一位英国绅士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曾看到的一间客厅：墙壁上全用壁纸布置，壁纸上画有人物、禽鸟花卉，他将这种装饰，称为“最有生气的装饰”。

 

1755年，英国名流蒙塔古夫人在伦敦有一间用于收藏的小屋，墙上壁纸全都来自中国，室内则全是中国式的上好家具。

△左：英国收藏家收藏的中国红漆柜子。 供图/《中国风》右：17世纪的英国黑漆橱柜。这些橱柜使用了橡木，在黑色亮漆的背景上用金色和银色作画。供图/《中国风》

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木料如柚木、檀木、柳杉、洋苏木、黄杨木、红木、乌木等，已经可以运抵英国。英国当时的家具商，已经可以根据流行风尚，自己制造家具了。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人是漆本台尔（Thomas Chippendale）。他制造精巧、结实的椅子，因此，凡这类货物统称漆本台尔。他的一份家具目录上有下列项目：

 

第23～25项：九把椅子，按照中国式样制作。

第111项：中国框架，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欧洲，是最完善、最宏伟的东西。中国书橱按照中国格式制造，十分好看。

 

当时流行的中国室内装饰，现在大多数已经不见，但在英国的各大博物馆中，依然能看到一些。

 

例如，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藏有一张中国油漆大床，据说是1755-1769年的物件，另有18世纪著名演员大卫·加里克的大床，据说也是制造于1770-1775年。至于当时装饰物的图片和说明，更是不胜枚举。

△英国克莱顿行宫内的中国厅，于1769年完工。供图/《中国风》

 

 外销画中的中国万象 

 

1793年，英国人巴罗首次抵达中国，与他一起的是英国第一支出使中国的使节团。与之前提到的首次赴华的大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不同，相比玉如意，巴罗对中国乐器更感兴趣。

 

回国后，巴罗在回忆录中附载了24种中国乐器的线描图，包括敲击乐器：钟、鼓、锣、钹、双木、云锣、木鱼，吹奏乐器：笙、箫、喇叭，弦乐器：琴、二胡、琵琶、三弦、月琴等。

 

这些来自中国画工之手的画作，被称为“中国外销画”，也被收藏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内。不过，遗憾的是，巴罗认为演奏乐器是一种低下阶层的职业。今日英国众多博物馆内中国乐器寥寥无几，恐怕是受了巴罗的影响。

 

其实，早在巴罗之前就有不少来华贸易或旅行的西方人，喜欢买各种工艺品留念。事实上，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都会在他们进行贸易的地方，购买一些富有当地色彩的图画。所以中国很多沿海城市，特别是广州出现了许多画工，他们迎合西方人的喜好进行绘画，这便是早期的外销画。

△这张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水彩画，名为《王座里的人》，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皇帝就是这般形象。

在中国，“外销画”概念是1949年后才被美术家使用的。尽管18世纪广州码头边的中国画工，早已把卖画给洋人当作谋生方式，他们只是没有将这些画分为“外销”或“内销”而已。

 

在18世纪，除了瓷器、玉、丝绸等中国艺术品，中国外销画同样被英国收藏家纷纷收入囊中，成为英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种途径。

 

外销画的题材主要包括中国的风景、建筑、神像、历史故事、风俗习惯、音乐、官员、刑罚、游戏、船舶等。此外，居住着外国人的广州“十三夷馆”也是常见的题材。

 

中国外销画中，还有一类特别的题材——中国花卉植物。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本中国花卉植物画册。画册是一位法国人于1776年在广州买的，其构图、画法和用色都与中国当时的白菜花、金丝棠非常接近。

△白菜花，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清代外销画。

 

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画册中，1750-1790年的植物画，花朵、叶子较细小，还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的山石做背景；但1791年之后的画中，花卉植物趋向写实，甚至还有一整株植物的剖面图。这也从侧面表现了英国人对中国的探究加深了，他们更希望看到真实的中国万象，哪怕仅仅是一株小小的植物；还有一类花卉植物画也十分逼真，但没有配剖面图，显然是针对非专业，却对花卉有兴趣的人绘制的，更注重观赏性。

 

对于18世纪的英国植物学家来说，知道这些植物的中文名称十分重要。但也许让他们意料不到的是，当年他们费尽心思想记录在案的花卉植物名字，在200年后早已改变。比如当年的“凤眼兰”变成“红葱”，“六角花”变成“华南皂荚”。

 

同样变化的，还有中英之间社会与文化的不断深入互通。他们同样想不到，遥远的中国与英国，乃至全世界各个国家，早已经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