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生》2018-01-09：留在大陆的台湾飞行员 归来

源济

源济

两岸破冰三十年，他却仍然无法踏足家乡台湾 

原创 2018-01-24 冷暖人生 晓世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在空军官校时的朱京蓉

许多年后，已经鬓角斑白的朱京蓉回忆起那天的一切——乌云、基地、年轻的他和同样年轻的教官，依然历历在目。那天的飞行“事故”，让他的命运和急速迫降的航班一样，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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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的命运

1969年5月26日，台湾南部。这是一个无比寻常的周一，空军官校管辖的冈山基地上空盖了一层厚重的黑云。下午4时20分，时年24岁的朱京蓉像往常一样跟随教官黄天明进入T-33型3024号教练机，进行这一天的最后一次飞行训练。

许多年后，已经鬓角斑白的朱京蓉回忆起那天的一切——乌云、基地、年轻的他和同样年轻的教官，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已经73岁的朱京蓉长居北京，从2010年起，他先后两次起诉台湾军方，以求批准回台探亲——海峡的对岸，是这位老人阔别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家乡。1969年的那场飞行“事故”，让他的命运和急速迫降的航班一样，急转直下。

 

在台湾，我们没见过这个字

 

那一趟飞行轨迹，狠狠地扎在朱京蓉的记忆中——“当天起飞往北360度，出云以后，教官来了一个转弯，转到海面来了。那会儿我没警惕，以为在花莲。”抵达海岸线后，黄天明向后座的朱京蓉发出指令：“到岸上了，把罩打开。”他一按，“咚”一声，只见机身周围全都是云，他们穿梭在云层之间继续飞行——“那云厚得像棉花一样，半天找不到地方。”最后黄教官瞅见一个云洞，下去以后四面都是山，中间有一小块平原，飞机往平原冲去的时候，他隐约在几十米的高空看到一个用石头拼起来的“忠”字——“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台湾，我们没见过这个‘忠’。”

闯入视线的这个简体字以及此前诡异的飞行路线，叫朱京蓉心生疑惑，但最反常的，正是坐在他跟前驾驶飞机的教官黄天明。

朱京蓉当时的教练员黄天明

起飞以后，教官就说：“没油了，迫降程序。”朱京蓉开始背诵迫降程序，随后，黄天明保持低飞，从村庄的学校屋顶上方一百米不到的低空飘过，朱京蓉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推了一杆——“就像爆炸，整个头好像炸了一样，飞机弹起来，我再推，又撞了一下，最后飞机打了几个转，便停了下来。”

出于本能，朱京蓉第一时间冲出机舱，瞥见机身有火苗蹿起，急急返回将已经无法动弹的黄天明拖出。这头两人还惊魂未定，大批持枪的民兵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还跟我们开了好几枪呢，子弹从头上过去，我们是军人，知道子弹从头上飞过，是知了一样的声音。”两人吓得趴在地上，被重重包围。“打死他！打死他！”民兵们都在那儿叫着。最后黄天明用广东话挣扎着喊到：“不要打死我！我是国民党过来的！我是起义的！”这下，大家都听懂了。

两人被令脱得只剩一条小短裤，朱京蓉背着黄天明，跟着民兵队伍往回走，路上还得跟着喊口号：“打倒‘苏修’！打倒‘美帝’！打倒各国反动派！打倒蒋介石！”那一刻，朱京蓉才彻底缓过神来，他没想到此刻的自己已身处海峡对岸，茫然和恐惧爬上了他的神经，他完全无法想象等待他的命运。

朱京蓉（右一）和教练员的合影

坚持下去，我们家就有救了

 

1945年，朱京蓉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国民党空军的后勤工作人员。1947年，仅两岁的朱京蓉和全家人一起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定居在台中大石里的眷村。1962年，十七岁的朱京蓉考入台湾空军幼年学校（以下简称为“空幼”）。这所成立于1940年的“空幼”，是国民党空军为抗日储备空中战斗力量而建，1949年后，“空幼”迁至台湾，一度改为空军预备学校，直至1958年复校。

那年，朱京蓉的父亲亲自陪他检查身体并参加考试，这对于一贯与子女间保持着距离的父亲而言，实属难得——“父辈间都认识，到了空军医院（体检），大家都说‘哟！朱副官来啦，带儿子来考试啊！’”将近一万名学生参加体检，最后刷得只剩下八百多个，父亲非常高兴这其中就有自己的儿子朱京蓉。

在“空幼”三年以后，朱京蓉顺利晋升至台湾空军官校。当时朱京蓉的父亲是一名上尉，哥哥和弟弟都在念书，一家人都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过活。然而就在即将毕业成为一名飞行员时，他却突然向父母提出想要退学——“训练的时候我差点摔了，我飞飞机的时候会呕吐，扛不住。我妈妈是四川人，她说：‘你怎么搞的嘛，幼校三年都拼过来了，你再坚持一下嘛，坚持下去，我们家就有救了。’”母亲的话让朱京蓉掉下了男儿泪，他跟妈妈回了一句：“行，我听妈妈的。”

 

在空军官校时的朱京蓉和战友

一个公开的秘密

 

1958年，台湾颁布了《共军官员起义归来优待规定》，此后，大陆也出台了类似政策，而两岸策反的主要对象，均是飞行员。

以空军为例，驾驶U2飞机归来，奖赏9000两黄金；像F-104这样的最新战斗机型，也是8000两黄金；倘若是F5或者预警机型，则是奖赏7000两黄金；再不济，像F-86这样的机型，也有2500两黄金。朱京蓉和黄天明所驾驶的T-33型号的飞机，赏值1200两黄金，由于二人一并归来，机长即教官分到700两黄金，随行学员则有500两。

当年形势所迫，大风大浪之下这些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大家从收音机里听到海峡彼岸的大陆广播喊话：“国民党弟兄们！大陆弟兄们！”那些离开或归来的面孔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对于尚是学生的朱京蓉来说，这些听闻不曾打动过他，他满脑子都是毕业后当上飞行员。

在空军官校时的朱京蓉

1968年，飞行成绩突出的朱京蓉被分配驾驶飞行高级教练机——喷气T-33型战斗机。当年十月，他所在的机组有一位叫黄天明的教官报到，黄天明原在台南空军第一联队，因一次飞行事故被罚后始终忿忿不平，上级为防范其情绪波动意图叛逃，将他调至官校担任教官。

后来朱京蓉才知道，恰恰是因为这一次调职，才令黄天明下定决心逃离。保险起见，当时规定教官不能单飞，机关全是双人设置，只能由教官带领学员，或是教官带领教官两人共同操作。当年黄天明底下有两位学员，除朱京蓉外，另一位叫叶建国的学员个头庞大，神色略为凶恶，过了一段时间，黄天明便将其调走。后来黄天明亲口对朱京蓉坦白：“你好欺负呐，绝对不会反抗。”

 

内心只有一个声音——回不去了

 

历史陡然拨回至1969年5月26日的下午。

学员朱京蓉完成当天飞行任务以后，被要求再做一次仪表飞行，而飞行教官正是黄天明。当时朱京蓉不曾设想，这次飞行是黄天明蓄谋已久的一场叛逃行动。多年后他依旧印象深刻的飞行轨迹，实则是以冈山机场为起点，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后，迫降于广东省博罗县观音阁河滩。而朱京蓉记忆中遭遇的围堵与随后的安置，是二人被当地民兵抓获后，第二天被带至广州空军招待所，接受审查。

二人被领至不同的房子，空军派去的代表摆出政审一样的架势，向他们问话。足足一个礼拜，他们才重新碰面。这期间，朱京蓉因猝不及防的遭遇常常哭泣。

    

6月24日，朱京蓉和黄天明被带至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内，他们和其他起义者一起，被周恩来总理接见。总理对黄天明说：“老黄啊，你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小朱打过招呼啊？”黄天明回了一句：“没有。”这两个字重重地敲打着朱京蓉，霎那间会场的空间就像凝固了一样。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总理一句“小朱同志协助教官驾机起义成功，也是立功了嘛！”将朱京蓉先前的忐忑不安一棍打散，自此，他便是正儿八经的“起义人员”。

朱京蓉和黄天明成为“起义人员”

和在场的所有人不同，“起义人员”的帽子重重扣在朱京蓉头上，他的内心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他对投诚起义等一切概念还是一头雾水，只知道回不去了，见不到父母和其他亲人了，反反复复，内心只有这一个声音。

 

亲人的面孔从来没有从他的内心淡去

 

台湾空军总部很快便得知了黄天明和朱京蓉投诚的消息，出于多方考虑，军方并未对外宣布实情，而是将事件定性为“飞行事故”，并给出一个“机毁人亡”的定论。

    

空军总部派医官陪同母亲到官校区领取遗物，母亲带着妹妹哭了一路。队长和母亲坦言：“朱老太太你不要难过了，你的儿子还活着，他在那边。”后来整个眷村都为此事议论纷纷，警察局甚至在朱京蓉弟弟的身份证上划了叉，做母亲的却只撂下一句话：“活着就好。”对于经历过“失子之痛”的她而言，只要儿子还活着，其余的一切都能承受。

 

1969年的11月，黄天明和朱京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黄被分至湖北老河口担任空军第九航空学校第三训练团副团长，后在当地重新组织家庭；而朱京蓉则被分配到河南许昌担任第九航校第二训练团参谋。

朱京蓉（左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朱京蓉回忆，当时政委在会上宣布他的任职工作，说了这么一番话：“朱京蓉要来我们部队工作，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对待？第一，我们要不卑不亢，不卑不亢是什么啊，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美国的立场；第二，不准和他过多来往。大家的革命工作都很忙，不要影响他，也不准有过多来往。”

    

有时候碰上放假，部队里也没几个人，朱京蓉的孤独便找上门来。第一年的春节他坐在台阶上掉泪，一个副大队长走过来问：“小朱你怎么在这儿啊？”他回答：“在这儿乘凉”。大年三十“乘凉”的说辞，任谁都不忍心，队长便喊他到家里去喝杯酒。这是朱京蓉第一次受邀去人家家中做客喝酒，那会儿他想着自己是不是该找个人成家，有了家，一切也许就好办了，起码总归有个地方能去。

    

经组织介绍，朱京蓉和当时在部队附近毛纺厂工作的女工黄国晴相识。1971年11月，他们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随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平淡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多少弥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对妻儿绝口不提台湾的往事——“我到部队以后，过去的事情都不随便提起。文革的时候，不是台湾过来的都批得那么厉害，台湾的更不得了。”但就算从不开口，台湾的一切往事和亲人的面孔从来没有从他的内心淡去。

 

婚后的朱京蓉一家

“叛逃”是教练内心唯一的出口

 

文革期间，黄天明与朱京蓉一直保持通信，迫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几乎从不吐露心迹。直至黄天明来到朱京蓉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二人才终于有过一番深谈——“他把孩子和老婆的照片从皮夹子里拿出来给我看，他的归来和太太有关。”黄天明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太太出身优渥，岳父是海军上校，但岳母一度瞧不起他，甚至抛下“你以后不要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不欢迎士官出身的人”这样的话。

    

黄天明还对朱京蓉坦言，当年在台湾，母亲得了肺病，在台南医院门口需要抢救，对方来了一句：“你母亲要抢救，先交两万押金。”他实在掏不出两万块钱，直说自己是飞行员，结果对方根本不买账，母亲就这样死在了医院的门口。

    

调岗前的那次飞行事故，算是最后一根稻草，所有往事压在黄天明的身上，“叛逃”成了他内心唯一的出口。这些事情他只对朱京蓉一人说过，生死与共的那段经历，让朱京蓉成了他唯一能够相信的人。

 

朱京蓉（左）和教练员黄天明（右）的合影

母亲问得最多的，还是有没有受苦

 

1983年，已经和台湾亲人断绝联系长达十四年的朱京蓉，终于辗转托付一位当海员的朋友，趁其出航新加坡之际，转寄家书给台湾的亲人，凑巧的是，收到家书的当天，正是朱京蓉母亲的生日。

    

朱京蓉的弟弟将信带回家中，大喊：“妈，生日快乐！给你送礼来了！”母亲笑着骂道：“两手空空能有什么大礼。”结果一看是朱京蓉的信，一家人都对这份足足迟到了十四年的来信异常激动，后来经过许多周折，他们最终联系上了，并在此后两年保持着通信。

   

两岸关系逐步缓和，最终在1987年年底，台湾老兵终于等来了被允许返回大陆探亲的消息，这也是三十八年来，两岸关系的首次破冰。次年三月四日，朱京蓉的母亲领着两个妹妹来到北京，与朱京蓉一家团聚，此后父亲也曾两次回到大陆看望儿子——“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们没有想到能够再见面，以为这一生都见不着了。母亲问得最多的，还是在这边有没有受苦，母亲就是这样的。”

    

数十年后朱京蓉和母亲的见面

和母亲不同，父亲的到来是下了决心的。他心脏不好，第二次来到大陆，他本想在这儿定居，但申请被驳回，他只能说：“行，我回去吧。”全部心愿都完成了，父亲回到台湾一周后便离开了人世。

    

母亲起初过来的时候，对黄教官恨得咬牙切齿，但朱京蓉的愤怒、不解、艰难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所有的情绪都沉淀下来劝道：“你不要恨他，他有他的苦衷。你恨也没有用，毕竟你儿子还活着呢。”后来母亲在北京见了黄教官，就像等了很多年，他终于可以说一句：“朱妈妈对不起。”母亲点点头，挤出一个掺杂着太多复杂情绪的笑容。后来她从广州离开大陆前见到了黄天明的太太，见完后她终于情绪爆发止不住哭——正如当年母亲在议论纷纷中镇定自若，只关心儿子生死，眼下她最在乎的，还是他过得怎么样。临了，四个人在海关抱头痛哭。

 

被一场“事故”捆绑的命运

 

1986年以后，黄天明担任广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1995年晋升少将，2015年于广州因病去世。弥留之时，朱京蓉从北京赶去看望他。晚上黄天明的女婿请客吃饭，饭桌上他直说：“妈妈一直说，朱叔叔是爸爸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带回来的，爸爸说他这辈子都觉得自己愧对朱京蓉。”

在空军官校时的朱京蓉（左一）和战友们

听后，朱京蓉的内心五味杂陈，一场“叛逃”将他们的命运狠狠拽在一起：“我有时候也想过这个事，我为什么不愿意怪他？或者不愿意埋怨他？我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埋怨谁也没用。另外我想，这么多人，我就认识他一个，那时候，我要不跟他说话，我跟谁说话呢？我更孤独了。”

    

由于朱京蓉有军职在身，一直无法回台探亲。1996年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因脑血栓过世，纵然多方努力希望他能回台参加葬礼，始终未能如愿，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尽管前些年和父母重新联系以后，他的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觉得再坏的命运，都能够忍受——“这一生不管如何，我能够重新得到母爱，应该很满足了。”只是朱京蓉始终都希望自己能为父母上个坟，争一口气。

    

2008年，台湾向大陆开放旅游，此时已经退休两年的朱京蓉满心以为自己可以借此回一趟故里。2012年，身边的人特意为他成立了后援会，朱京蓉在台湾学友的帮助下向台湾总司令严明递交了陈情书，却在回信中得知，自己已被台湾列为叛逃通缉人员。不忿之下，朱京蓉于2013年状告台湾军方，再次申请回台。然而，官司的最终败诉使这位暮年老者的归途更显无望。

朱京蓉和父亲的合影

朱京蓉的陈情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回到大陆43年，我已由一个年轻人变成老头，也是白发满头，我心中总想自己的故乡在台湾，我虽不能孝敬老人，但在有生之年，应该回台湾给他们上上坟，探望自己的家人亲友。看在我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情感上，请批准我返台探亲。”

 

从此，他再也不让别人送行

 

思念无法抑压，朱京蓉后来重返当年父母来北京时留宿的的居所，时间以一种非常轻描淡写的手法刻画了“人去楼空”的凄清，已经73岁的朱京蓉，这一生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对于年少时那些被吹散在历史中的分秒，刻骨铭心——回忆起1969年的那个假期，马上就要销假返回学校报到的他对母亲说：“妈，我不想坐火车，我想坐飞机回去。”母亲直说机票贵死了，要300多块。他说：“我想在家多待半天。”母亲说了一声：“好。”

年幼时的朱京蓉和家人

从家到松山机场走路半个多小时，朱京蓉提着箱子，扶着母亲，两人一步一步走到机场。办完手续，他杵在那儿，说：“妈，我走了。”母亲又应了一声：“好。”她直直站在原地，朱京蓉则走一步停一步地到了停机坪，回头看，老太太脸上全是母亲才有的不舍和难过。

从此，朱京蓉再也不让别人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