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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班布尔汗:东归英雄在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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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2 07:1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班布尔汗:东归英雄在民国 

 2017-12-12 班布尔汗 大家


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1月9日,举世震惊的土尔扈特东归仅四年后,东归壮举的领导者,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以33岁的盛年撒手人寰。


临终前,这位十余岁便跟随父亲驰骋疆场,十九岁继承汗位,二十九岁发动东迁的英雄,向子孙留下了很不雄壮的遗言:“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


为了东归故土,土尔扈特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十七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启程,沿途经历百余战,再加上饥馑与瘟疫,到达清朝中国管辖的伊犁时,仅剩66073人。在东归之后,虽然清朝乾隆皇帝给予了极大的恩赏,土尔扈特人得以在天山草原安居乐业。但原本的部众被拆分,汗王权力被限制。面对着曾经将同宗同源的准噶尔人几乎斩尽杀绝的乾隆大帝,土尔扈特人对于“畏威怀德”四个字体验的最为深刻,作为一生都在谋求部众获得安乐生活的渥巴锡,在弥留之际,又怎能不谆谆教诲子孙要“安分度日”、“勿生事端”呢。


着清朝官服的渥巴锡汗,可看出年轻的汗王已有病容


土尔扈特东归之时,正是大清王朝鼎盛之日,康乾盛世的太阳还在正午当空,一切都很美好。然而,盛极必衰的规律总是要有的,乾隆大帝在“十全老人”的美梦中与世长辞,将一副烂摊子留给儿孙。土尔扈特人不用担心战争摧残,不必经受颠沛流离的日子只过了不到半个世纪便结束了,各种变乱纷至沓来。


而且,前方还有“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等着。



一、在“老将军”治下


按照清廷安排,东归人众划分的属地是在今天新疆北部,蒙古国西南部的草原地带。渥巴锡直属土尔扈特部众被称为“旧土尔扈特”,分为四盟十旗,安置于裕勒都斯草原、博克塞里、精河县和乌苏县等地。渥巴锡发动东归的最主要助手舍楞的部众被称为“新土尔扈特”,划为一盟二旗,安置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而跟随土尔扈特一同东归的和硕特人,也被设置一盟四旗,安置于和硕县一带。


在有清一代,一百九十九家蒙古王公中,享有“汗”号尊荣的只有五家,渥巴锡家族便是其中之一,受封“卓里克图汗”。但以清朝的理藩制度,“汗”只是荣誉爵位,绝不比其他王公享受更多的封地和属民。渥巴锡直属部众被分为四盟十旗,而其家族只能掌管一盟四旗,其余三盟各有盟长,渥巴锡家族对他们仅有华而不实的视察和慰问的权力。至于科布多、阿尔泰地区的新土尔扈特以及和硕县的和硕特,则连名义上的管辖权都不具有。


渥巴锡以33岁的年纪早逝,从他开始,土尔扈特汗如同被下了魔咒一般,历任汗王都难以长寿。渥巴锡之子,第二任汗策凌那木札勒年仅26岁便去世。之后的八任汗王,第三任汗霍绍齐、第四任汗丹津旺济勒、第五任汗纳木札勒多尔济、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第八任汗玛哈巴咱尔、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第十任汗布彦绰克图,最高寿命记录也只有31岁


这么多代连续短寿,实在让人惊诧,土尔扈特汗室也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让汗王延寿。比如第六任汗策登多尔济即位时年仅2岁,因前几任汗王都即位太早,家族长辈恐其操心劳神命不及寿,直至策登多尔济20岁才让其正式承袭汗位。而这位汗也果然身体康健,生龙活虎。


可惜,承袭汗位不久,新疆便遭遇了“张格尔之乱”,浩罕汗国奉“和卓后裔”张格尔为旗帜大举入侵。年轻的汗王率土尔扈特骑兵跟随清军进剿,颇有功劳,岂料因积劳成疾,以25岁的英年病死军中。第七任汗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即位后,专门请达赖喇嘛进行测算,指出应该将汗王府搬迁到巴音布鲁克草原,这样才能为汗王延寿。然而王府搬迁后,那木札勒珠尔默特策凌汗还是在23岁便离世而去。


拖后承袭汗位不行,搬迁府邸也不行,土尔扈特汗室不得不求助于大皇帝。第九任汗拉那特巴咱尔即位后,上书咸丰皇帝,恳求皇帝赐名延寿,咸丰皇帝从其请,将之改名为布彦乌勒哲依图。皇帝赐名,是极大的恩典,但此时清朝日薄西山,皇帝的神性也打了折扣。布彦乌勒哲依图汗在遭遇了“阿古柏之乱”的战火硝烟、颠沛流离之后,以28岁的年纪去世。


第十一任汗布延蒙库即位之时,人们已经无暇关注汗王能否长寿了,因为此时大清朝的寿数都走到了尽头。


布彦蒙库汗(1885-1917年)


1890年,第十任汗王布延绰克图病逝,其子年仅5岁的布延蒙库即位。1911年,16岁的布彦蒙库汗进京朝觐皇帝,岂料走到半路,辛亥革命爆发。北京传来消息:“局势不太平,觐见已经不易,汗早归为宜。


布彦蒙库汗年不及弱冠,自然不敢冒险,只好返回。可此时天下扰攘,沿途各省都有起义,为了安全,不得不取道俄国西伯利亚才回到新疆,而这一旅程为布延蒙库汗的后半生埋下了隐患。


待回到新疆,布彦蒙库汗发现,家乡也已经兵戈遍地,不再太平了。


1911年12月,革命党人刘先骏在伊犁发动起义,虽然因准备仓促而失败,但仅十余天后,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便发动起义获得成功,战败并处死清朝伊犁将军志锐,于1912年1月8日,在伊犁成立了新疆伊犁大都督府。


新疆民族众多,情形复杂,清朝时便多种制度并行,在中央政府的威权下维持微妙的平衡。到了大乱之际,平衡打破,自是群雄蜂起,各据一方。


革命党的大都督府占据着伊犁、塔城,除这一路外,还有四股势力:


其一,是清朝新疆巡抚袁大化,他掌握着新疆陆军混成协,主力在乌苏;其二,是喀什道尹袁鸿佑与提督焦大聚统辖的原清军防营;其三,是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杨增新,他掌握的回族新军驻防迪化(今乌鲁木齐)、昌吉等处;其四,便是遍布新疆各地的哥老会,虽然哥老会也算革命党一派,但毕竟是老派会党,且组织分散,并不听革命党号令。


按说,如此情形,不血流成河难有了局。所幸,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3月15日,北京政府改新疆巡抚为都督,要求各派停战议和。


袁大化是清朝新疆巡抚,如今清朝已亡,自是没了依仗,于是自请卸任。袁大化手上有革命党血债,虽然去职,也不愿将政权交给革命党,便举荐喀什道尹袁鸿佑为大都督。可事与愿违,袁鸿佑在赴任途中被哥老会所杀,紧接着迪化又发生兵变,袁大化焦头烂额,将大都督之职交给了杨增新,携家眷东归。


原本在各派力量中实力最弱的杨增,便成为了新疆大都督


杨增新(1864-1928)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25岁的杨增新赴京参加会试,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进士。先后在甘肃任中卫县县令、河州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调进疆,辛亥革命前任镇迪道尹兼新疆提法使。


虽是进士出身,文人本色,但杨增新宦海沉浮二十年,经验老道,很有手腕。伊犁起义爆发时,杨增新原本还是一介文职官员,无权无兵。但得到巡抚袁大化命他招募军队的命令后,却能迅速在迪化附近召集回民上千人,编为“回队”五营,自任统领,并分别以马福兴、马福明、马致和、李寿福、李福恩为分统领。


回营成立后,杨增新迅速使之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1912年4月平定哥老会在焉耆的起义,7月又平定哥老会在轮台县的起事。待到成为都督后,他先是率兵平定迪化兵变,之后以突袭的方法,于1913年10月除掉了伊犁起义的领导人冯特民、李辅黄。并在三年之中,铁腕清缴各地哥老会,将各地会首抓获处死,哥老会从此一蹶不振,逐渐销声匿迹。


对杨增新来说,消灭革命党、哥老会,不过是治疆第一步,如何面对大乱之际的俄国威胁,如何安抚新疆各族,才是立身之本。他生于民族杂居之云南,早年任职又在民族杂居之甘肃,如今治理民族杂居之新疆,颇为驾轻就熟。


对于革命党心狠手辣,一副军头丘八嘴脸,而对于新疆各族,杨增新则是传统士大夫的面目,讲究“爱之如一”,怀柔治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抱定大同宗旨,化种族之意见,以保地方之和平”。


当然,“化种族之意见”在现实中总有权衡。此时新疆有人口二百万左右,被称为缠民的维吾尔族和被称为回民的回族占了九成有余,其余各族不到一成。汉族大部分都是“旅新游民”,属于“有生命而无财产者”,且帮派势力太甚。至于蒙古族基本集中于北部边疆,人口稀少。因此都不能做为依仗。维吾尔族是土著民族,人口又占绝大多数,若是成为军政主体,杨增新这样的外来者必然被架空,因此不能放心使用。因此,人口不占多数,而“皆系土著,各有身家妻子”,并且“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无一不与汉民同”的回族便成为杨增新主要依靠的力量。


杨增新大力扩充回营,在他看来“新疆回民与缠民,言语殊而宗教同,缠民之顺逆,视回民为转移”,若用回兵,则可使“回缠悉就范”,是为“以回制缠”。


这样的做法,虽然不脱羁縻牵制的老路,但对于当时内地战乱不宁,边疆列强环伺的局势确实有效。即如杨增新所谓:“新疆种类庞杂,非有回队不足以相互牵制,因时因地,不得不然。”这样新疆得以安定,而且因为俄国境内亦有大量回民,而用回兵,则可达到“以华回牵制俄回”之效。


军事上倚重回兵,政治上则多措并举。原本汉人官员,大体留任,而且打破清代严禁地方官学习维语的禁令,要求地方官学习维语,这样不会如前清一般“地方官者往往因言语不通,文字隔阂”而“几如木偶泥人”。对于维吾尔王公、蒙古王公、回族上层乃至哈萨克首领施以恩德,在原有封爵上再次加封。对于宗教,也指出只要“不传邪教,谋为不轨之事”,便“政府无须干涉”。甚至改变前清由地方官员验放派遣阿訇的惯例,允许“民间尽可自行延请”,避免了官方指派阿訇导致民心不服,甚至出现寻租导致腐败横行乃至教派冲突的弊病。另外,对于王公压榨乡民,他则以政府的名义强令多次减免差徭。


于是乎,杨增新“以土著牵制游民,以回缠牵制汉人,即以汉人牵制回缠,更以内地此省之人,牵制内地彼省之人,使各有所瞻顾,而不敢轻发”的策略得以实现,他所希望的“收拾各种族之人心”的局面得以完成,各族官民对他都很信服,尊称他为“老将军”。


老将军所维持的太平,足有十七年之久。


而在这位老将军治下,土尔扈特内部,却并不太平


土尔扈特汗室受恩于清廷,但兵微将寡,在朝廷覆没之时,自是不会有“勤王”的想法。而且新疆大乱不过数月,杨增新便横空出世予以安定,也不必再考虑应付乱局的措施,但毕竟清朝崩解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原本不该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布彦蒙库汗进京觐见皇帝未果,从西伯利亚取道回乡之际,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名为林修德,身世成谜,只知道其人原本是一个重犯,要被处决时被布彦蒙库汗救下。而就在死里逃生之际,不知其人用了何种手段,竟然让布延蒙库汗极为信任,与之八拜为交,被尊称为“阿合”,也就是大哥,从此成为布延蒙库汗最为信任的入幕之宾。


待回到土尔扈特,林修德很快被任命为巡捕官,后又被任命为固孜达(又名管旗章京)。林修德应该是对于革命思想极为痛恨的人,他也深刻影响了布延蒙库汗。土尔扈特汗室一直以善待属民著称,而布彦蒙库汗看到各地会党举事,新疆各地都有戕官之事,因惧怕属民中也有革命风潮,于是命林修德组织了一支侦缉队伍,专门查办“不轨”之事。


这支侦缉队一律骑白马,因此被称为“白马骑士”,直接受命于汗王,任何人不得掣肘。有着挺浪漫名字的“白马骑士”队,虽然也确实办了些查办革命风潮之事,比如捕杀焉耆哥老会首领胡德才,可因为权柄过大,无人制约,横行乡里,强取豪夺,甚至滥杀无辜之事层出不穷。“白马骑士”与其统领林修德遂被官民切齿痛恨。


1915年秋,林修德在前往迪化拜会杨增新的路上被暗杀。“阿合”遇害,布彦蒙库汗勃然大怒,下令严查凶手,可追查许久也毫无头绪。林修德死后,布延蒙库汗给了“白马骑士”更大权柄,使之更为肆无忌惮,以至于有着崇高威望的喇嘛,王府中的管事,都在毫无罪名的情形下被杀。土尔扈特上下,弥漫着恐怖氛围。


恐怖总是不能长久,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虽然年仅32岁,但也破了从第二任汗开始的寿命记录。布延蒙库汗的儿子,年仅2岁的满楚克扎布承袭汗位。由其母亲赛尔吉布吉特摄政,布彦蒙库汗的二弟,五世生钦活佛为骑兵统带。而在五年后,赛尔吉布吉特也离世,生钦活佛便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活佛怀抱满楚克扎布


关于布彦蒙库汗夫妻之死,传说和记载很多,且互相矛盾,有正常死亡说,也有被害身亡说。流传最广的,是生钦活佛先后害死了哥嫂,挟持小侄子把持了土尔扈特军政。不过这种说法来源于生钦活佛的政敌,让人难以相信。而土尔扈特末代公主满琳在回忆录《土尔扈特女儿》中,也认为自己的祖父祖母是被害死的,但并不认为是叔公生钦活佛所为。


五世生钦活佛比布彦蒙库汗小两岁,原名布彦克什克。1888年(光绪十四年),当时在位的布彦绰克图汗带着家眷及庞大的礼佛团,前往拉萨熬茶礼佛。蒙古人笃信藏传佛教,而到圣城拉萨礼佛是会有极大福报,因此各部王公都会不定时前往。这次礼佛,对于土尔扈特汗室来说原本并无特殊意义,岂料会有重大的宗教事件发生在此次礼佛之行中。


生钦活佛系统是西藏江孜重孜寺的活佛系统,重孜寺是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生钦活佛又是班禅系统内,最重要的活佛之一。据佛典记载,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1376年(明洪武九年)时,曾预言重孜村一名叫做仁钦嘉措的小孩日后会在重孜建一寺。而这位仁钦嘉措长大后果然苦行修行,成为高僧,并于1442年(明英宗正统七年)建成了重孜寺,并成为扎什伦布寺的属寺。而仁钦嘉措也成为第一世生钦活佛。


此后,生钦活佛系统代代传承,二世生钦活佛洛桑班觉与六世班禅同年,是著名高僧。三世生钦活佛洛桑丹津班觉是七世班禅的弟子,又是八世班禅的教理师。可见生钦系统与班禅系统关系的紧密。


到四世生钦活佛洛桑班丹群培时,生钦系统又进一步,成为扎什伦布寺掌印扎萨克喇嘛,也就是班禅之下最高的行政官。


按照清朝治藏制度,班禅不仅在宗教上与达赖平等,而且有着被称为“班禅拉章(事务处)”的独立行政机构,掌管后藏(日喀则地区)四个宗(县)几十个谿卡(庄园)的土地百姓。因此四世生钦活佛也算得位高权重。


1879-1882年间(光绪五年至八年),英国间谍达斯以朝佛者的身份进入西藏,收集各类情报。达斯首先取得了重孜庄园庄园主帕拉夫人的信任,得到周济,并经过帕拉夫人,见到了四世生钦。帕拉家是重孜寺的施主,四世生钦出于对帕拉家的情谊,收达斯为徒,为他的游览提供了很多方便。


印度西藏毗邻,双方交往密切,印度佛教徒入藏朝圣本是寻常之事。然而,此时世界局势已然不同,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一面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一面为了保障在印度的利益,也对紧邻印度的西藏虎视眈眈。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看到清朝皇帝被列强巧取豪夺,西藏僧俗也对英国有着十二万分小心,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在1879年还向清廷上了一个名为《全藏公禀永远不准洋人入境》的请愿书。四世生钦收外来身份不明者为徒,而且为其提供方便,是犯了大忌。而达斯的间谍身份后来又被曝光,四世生钦自然难逃干系,噶厦政府于是将四世生钦逮捕。


原本噶厦政府对班禅拉章官员并无处置的权力,但此时清朝式微,曾经的惯例已经不再被重视,加之八世班禅已经圆寂,转世灵童尚未确定,噶厦政府也有借此打压班禅系统之意,于是下令将四世生钦处死。


四世生钦死后,噶厦政府终止其转世,原本这一系统将从此断绝。而1888(光绪十四年)年土尔扈特汗室前来礼佛,班禅拉章得知布彦绰克图汗的次子出生时正好是四世生钦离世之年,于是进行测签,认定其便是生钦活佛的转世灵童。


土尔扈特汗室是清代爵位最高的五位蒙古汗王之一,历来受到清政府的优待和重视。虽然噶厦政府心有不满,但也不好出手阻止。经过一番宗教仪轨,1890年(光绪十六年),布彦绰克图汗次子布彦克什克正式成为五世生钦活佛,法名多布栋策楞车敏。


五世生钦七岁时入西藏甘丹寺学经,获得了磋钦悉达(大寺庙主持者的地位)的尊号。1905年,英军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避走外蒙古,颠沛流离之际,为了收取蒙古人心,十三世达赖承认了其生钦名号,五世生钦在宗教上的名位再无问题。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经,学完了全部经典课程后,五世生钦回到家乡,主持土尔扈特佛教中心巴仑台黄庙(汉名永安寺),此时他已经20多岁,受到部民尊奉,尊称为“多活佛”。


1917年,布彦蒙库汗离世,嗣子年幼,其妻摄政,但妇道人家毕竟难以掌管大局。五世生钦既是布彦蒙库汗的亲弟弟,又是大活佛,自然成为土尔扈特的主心骨。而掌管新疆的“老将军”杨增新也对他扶持有加,先是允许其扩充蒙古骑兵部队, 给以军械,并委任其为骑兵统带。1922年布彦蒙库汗妻子去世后,更一力扶持其成为摄政。


五世生钦戎装照


成为摄政时的五世生钦不过35岁,虽然出身佛门,但血气方刚,并不想安心守成,而思有所作为。他既有宗教权威,于上得到杨增新的支持,于内又掌握军权,于是大施拳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尔扈特所居之地在新疆北部,紧邻俄罗斯。虽然与西欧各国相比,俄罗斯算是落后,但毕竟是列强之一,军事民政颇有可观之处。与之相比,五世生钦深感土尔扈特部民思想禁锢、精神萎靡,生活普遍贫困,人口寿命缩短。而部落赖以生存的畜牧经济,畜群结构极不合理,畜群质量日益退化。整个部落没有现代化学校,文盲增多,人口素质下降。不痛下决心予以改革,部族将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


生钦五世活佛的改革涉及各个方面,可谓多措并举,雷厉风行。


在政治方面,聘请苏联机械专家、军事教官和内地工匠、教师、工程师等进入土尔扈特,帮助建立工厂、发展工商业。


在宗教方面,他大力推动喇嘛不再仅局限于学习藏传医学、佛教医理、蒙医、法术、咒符、祭祀、典事等,还要学习畜牧业、农业耕作知识,并招收三名技术人员到黄庙中任教,教授现代化技术。


在军事方面,五从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部请来了骑兵教官达希和沙莫洛夫,用苏联新的骑兵战术训练土尔扈特骑兵,把山地战、运动战、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作为主要科目,强化士兵训练,射击、劈刺、擒捉等个人科目,培养每个士兵的独立作战的能力。临战训练,以三到五人为骑兵群组,机动灵活地进行散兵群战,在有利于发挥骑兵优势的情况下速战突袭,这种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土尔扈特骑兵团的战斗力。


在经济方面,亲自主持兴建乌兰尕孜尔渠、盖干渠、斜米尔渠等水利设施,并建立面粉厂、地毯厂、皮革厂、肠衣厂等,而且推行经商致富的方针,让牧民经商。对土尔扈特人赖以生存的畜牧业,他调整畜群结构,引进顿河马、阿伦英哥马、伏尔加细毛羊和西藏牦牛,以发挥杂交优势。


在教育方面,强制王公贵族子弟一律入焉耆专署创建的两所蒙文学校读书,否则不予袭爵与任职;凡牧民子弟入学有经济困难的,盟旗都给予资助。


清末民初之际,蒙古盟旗中不乏进行现代化改革者,但如土尔扈特这般急进和彻底的还不多见。五世生钦大刀阔斧,对改变旧土尔扈特盟的落后面貌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不过,古语“事愈烦而天下愈乱”并非虚言,改革多头并举,耗费巨大,必然增加部民负担,而富民之举并非短时间可见成效,人们的不满便会聚集于改革者身上。五世生钦生于汗王之家,幼年为大活佛,成年为摄政,军政宗教大权集于一身,难免颐气指使,擅权专断,完全不顾及他人感受,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节约开支,大力裁撤冗员,仅一次就裁撤副苏木长(相当于村长)十五人,副旗长(相当于县长)五人,大量贵族官员也对他恨之入骨。


五世生钦自诩有益于部民,有功于汗王,再加上老将军杨增新的信任,完全有恃无恐。然而,二十世纪前半夜的中国到处都有血火硝烟,新疆在杨增新治下虽有十几年太平,但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1928年7月7日,年已66岁的杨增新遇刺身亡,经过短暂而血腥的乱局,甘肃省河州人金树仁夺取了新疆军政大权。从此,新疆的太平戛然而止。


而踌躇满志的“多活佛”五世生钦,则带着懵懂和刚愎,领着土尔扈特走向了莫测的未来。(未完待续)

 楼主| 发表于 2018-1-10 08:0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班布尔汗:神哭鬼号之乡 | 东归英雄在民国(二) 

 2018-01-10 班布尔汗 大家



注:本文为“东归英雄在民国”系列第二篇:“神哭鬼号之乡”。点此查看第一篇。



神哭鬼号之乡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


这一年,内地的北伐战争结束,北洋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获得胜利,新疆也将悬挂的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


已经在土尔扈特摄政六年的五世生钦仍然在推行着他的新政,汗王满楚克扎布虽然已经十四岁,但也还远不到能亲政的年纪,至于其他政敌,早就被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没什么事情需要特别操心关注。


然而,到了这年七月,一个晴天霹雳让五世生钦震惊不已:老将军杨增新遇刺身亡!


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自己也从四十岁的壮年进入花甲之年。十七年来,新疆虽然民族杂处,宗教众多,又有苏联渗透觊觎及各省军阀的企图染指,却总体承平无事。在省府大堂上,杨增新一直悬挂着他自己撰写的楹联,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为“边庭有桃源胜景,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这既是其治疆策略,也是对自己的褒扬。


虽然是以武力平定乱局,但杨增新并不主张发展军力,他曾计算过:“每兵月饷四两二钱,加以服装食粮医药各费,每兵岁费约六十两,新疆赋税收入岁仅三百二十余万两,人民仅二百三十余万,每人约岁担负一两五钱,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以新疆地广人稀的经济,绝不足以维持庞大军队。因此,按土地面积,新疆是民国第一大省,而军队却仅有不足一万人。之所以能用如此之少的武力,维持十七载的和平,不能不说是杨增新收取各族人心的善果。


不过,杨增新的治疆策略并非人人都认为是善政,在省府内部,就有人对之颇有微词,视之为落后黑暗。


此人便是时任新疆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的樊耀南。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于1917年入新疆,因为才识广博,为人干练,成为杨增新倚重的对象。樊耀南曾出国留学,新思想十分浓厚。杨增新不愿在新疆开办新式教育,认为“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希望全疆百姓和自己一起“浑噩长为太古民”。樊耀南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新疆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文化教育不发达,这都是杨将军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在他看来:“现在老一派是不行了,要把新疆治理好,就必须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否则,新疆的前途是十分危险的。”


虽然政见相左,但杨樊二人却仍有惺惺相惜之情。杨增新对樊耀南大力培养,使之成为省府要员。樊耀南清廉自守,不蓄私财,虽然身居高位,家里仍很贫穷,杨增新多次汇款给樊的老家予以接济。


而樊耀南也忠于职守,其负责新疆对苏俄的外交,“都居主动地位,未尝失败过一次,未尝签过一次丧权辱国的条约”,因此被中央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对于杨增新,樊耀南虽然不满他保守愚民,但也十分尊重其人品,自称“随杨近二十年,情同骨肉”。


樊耀南(1879—1928)


但是,樊耀南声望卓著,在新疆省府有“文有樊耀南”之誉,且他一直是杨增新政策上的反对派,因此也被看做反杨之首脑。甚至有人撰写对联,说他“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意思是其人如霍光一般擅权,如王莽一般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正是有这样的前因,当1928年七月七日那个血腥之日到来时,两位英杰竟同时在迷雾中离世。


这天,是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典礼,这所学校便是今日新疆大学的前身,1924年在樊耀南的力主下,由杨增新创办,专门培养对外关系人才,是新疆的最高学府。毕业典礼之际,杨增新、樊耀南等省府要员全部参加,并在典礼后,开宴席庆祝。


岂料,就在宴席之上,数名刺客暴起发难,杨增新身中数枪,当场身亡,其他要员也多有伤亡。而樊耀南从事发之地逃出,到省政府坐镇,下令各地官员前来开会应变。可旋即省政务厅长金树仁便率部队包围省府,将樊耀南逮捕,并于当天酷刑处决。


第二日,金树仁以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政府和迪化民众公告刺杨事件系樊耀南所为。


杨增新之死,成为民国疑案之一。虽然金树仁宣布樊耀南是凶手,但当时就让很多人怀疑:樊一介文职官员,无策应无准备,暗杀省府首脑,实在匪夷所思。而金树仁的速审速杀,也有灭口之嫌。其后还有多种说法,有主使者为金树仁,樊耀南是替罪羊之说。也有金树仁也不过是借刀杀人,真正的凶手是大军阀冯玉祥,为报杨增新阻止其进入新疆之仇,策划了暗杀之说。


各种说法争讼不已,至今也无定论。而杨增新在迟暮之年遇害,实是民国边疆史一大惨事。遇害后,杨的家人原本要将其归葬故乡云南,但因杨增新曾拒绝云南军阀唐继尧染指新疆,结怨于老家,竟无法落叶归根,只等由家人扶灵前往北京,葬于北京北郊昌平区沙河镇。


北京昌平的杨增新墓


杨增新死后,“全省人民共哭野祭,虽妇人孺子亦皆向乡而哭”。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平乱”有功的金树仁成为了新疆省省主席。


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与樊耀南一样,也是杨增新麾下要员,历任南疆阿克苏等地知县、新疆省民政厅长等职。虽是“同朝为官”,但做派正好与樊耀南相反。当时新疆官场显要中有“四气”的说法,即阔气、骄气、暮气、客气。其中,客气是指樊耀南,因为其和蔼谦虚,待人以诚以礼。而“骄气”是指金树仁,平素官威十足,对人不理不睬。

     

金树仁(1879年—1941年)


这种骄气不仅盖过同僚,也远超老上司杨增新。杨主政时,莫说省府官员,就是各地民族、宗教人士来访,都亲见亲送,同吃同坐,毫无架子。而金树仁却恰恰相反,连省府官员要见其一面,都至少要等数个小时,平日连如厕也要有五六人随行。各民族宗教上层,更是完全难见其真颜。


信任扶持自己的老将军走了,主政新疆的是这么一位见首不见尾的人物。虽然远在北疆草原,可五世生钦仍然感到惶惑不安,不知这次改朝换代会给自己以及土尔扈特带来什么。


然他惊喜的是,新上任的金主席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高冷,才履职一个月,便给自己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夸他“久历戎行,声望素着”, 希望能够得到“鼎力扶持,时赐教益”,一起“同心一德,支柱危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五世生钦也写回信表了忠心,说自己“忝列藩属,荷蒙陶铸,兼任军职,只知竭诚效忠,誓不至顿昧天理,变失本真,辜负覆育之德意”。


开局不错,五世生钦放下心来,继续自己的摄政的生涯。可他很快发现,文字太能骗人,恭敬推诚之下,针对自己乃至针对土尔扈特的各种措施却暗流潜动。


首先让五世生钦难以忍受的,是一直被自己压制的政敌开始蠢蠢欲动。


五世生钦是大活佛,而土尔扈特一向政教分离,按照原有惯例,当汗王年幼不能主政时,出而主持政务的不应该是他,而是协理台吉。当然,若协理台吉只是一般官员,五世生钦以汗王叔叔的身份自然可以压服,可偏偏担任协理台吉的,是汗王的姨夫,西力克。


西力克是布延蒙库汗夫人的妹夫,在布延蒙库汗去世,其夫人摄政时,他凭借这一关系,身居协理台吉之位,掌管土尔扈特政务。然而,当布延蒙库汗夫人也去世后,五世生钦执掌大权,西力克便被边缘化。被夺了实权,又在五世生钦的改革中被侵夺了不少了利益,西力克从而成为土尔扈特内部五世生钦最大的反对派。而五世生钦虽然大权在握,但西力克是汗王的姨夫,地位尊贵,也不能将之彻底清除。


若是杨增新继续在位,西力克注定只能一直被五世生钦压着无法抬头。而金树仁的上台,让处在下风的西力克看到了希望,开始四下活动起来。于是乎,新疆政坛开始有五世生钦“必有反动一日”的传言,并有官员建议应该将五世生钦解除兵权,送往南京。五世生钦知道这都是西力克活动的结果,使出狠招,大力打击。西力克为避免“抄家灭族之祸”,于1930年8月与众多亲信带着汗王印信逃亡迪化,向金树仁控告五世生钦众多“罪行”。五世生钦盛怒之下, 将西力克等人家属流放,查抄西力克的全部牲畜财产。


这场土尔扈特内部的权力之争,金树仁乐得做一个和事老,他一面否决了西力克的控告,说五世生钦“治理蒙民,比较从前汗王时代之搜括无厌,不啻霄埌,是以该部人民的富裕,不惟较焉耆各部蒙民不同,即在全省蒙部,亦可首屈一指”。另一面,也说西力克:“深沉有识,在蒙人中诚属不可多得,其性质和平,颇能容物”,让其留在迪化并保护起来。


西力克事件是金树仁和五世生钦的第一次交恶,五世生钦对金树仁看似公允实则偏袒的做法十分不满。而接下来的利益之争更让两人矛盾加深。


五世生钦改革内政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改良牲畜种群,并成立三多公司进行羊皮毛出口贸易,以改善财政。而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迪化创办了以经营皮毛为主的羔皮公司,强制性用低价在各牧区收购羊皮毛外销,从中牟利,这与三多公司产生了巨大利益冲突。五世生钦不愿受其盘剥,以履行与苏贸易等为由,寻机抵制。这种抵制,不仅堵塞了金树仁的部分财路, 而且使得新疆其他蒙古部落也纷纷效仿,使官办的羔皮公司大受其害, 这引起了金树仁的不满。最终,有省府撑腰而进行垄断经营的金树仁羔皮公司胜出,三多公司破产倒闭,五世生钦愤懑不已。


插手土尔扈特内部纷争,开公司与民争利,金树仁并不是简单的争权趋利,而是为推行其政策的必然措施。他上台伊始,就宣布“主省务,宜师杨之策”,但实际上基本措施同杨增新相反”。杨增新对各族王公,讲究沿袭旧制,相安无事,而金树仁则要改土归流,政归一统。杨增新坚决不参与内地军阀纷争,而金树仁是甘肃人,看到甘肃自1928年以来,冯玉祥部刘郁芬督甘与该省马家军阀争夺地盘,迭次混战,地方糜烂,因此有以武力控制甘肃的野心。


要改土归流,将各王公属地化为县治,就要启用赞成此事之人。而土尔扈特内部,西力克为了获得省府支持,一直表现赞成县治。要出省争雄,就要扩充军力,金树仁将新疆盛军由过去不足万人的三个师扩充到六万四千人的八个师,又将士兵月饷由票银六七两增至八九两以至十两。这导致军费暴涨,入不敷出,当时全疆收入不足748万元,支出却高达5200万元。支出超出收入的七倍以上。在各项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74%,为各项支出之冠。开办羔皮公司,进行垄断经营,便是为了增加收入。


这两点,都是五世生钦无法妥协的。且不说西力克是自己政敌,就是改土归流,自己作为汗王摄政,若是让封地在自己手上断送,那还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而羊皮毛生意是土尔扈特主要财源,是自己推行改革的基础,被金树仁垄断,一切都难以为继。


矛盾日积月累,就差一个引爆点。


1931年,在哈密发生的“小堡事件”,成为全疆大乱的引线,也使得金树仁和五世生钦的矛盾迅速升级。


哈密本是清朝册封的哈密回王属地,金树仁的改土归流首先从哈密回王开始。哈密回王家族一向不体恤属民,压榨残酷,“采地之人均为王室奴隶”。杨增新时代便需要多次以省府名义强令回王减免赋徭,因此民愤极大。改土归流从哈密开始,原本最该顺理成章。然而,金树仁的改土归流除了统一政令,也有趁机敛财弥补亏空的用心。因此,在收回的王府土地的同时,省府下令维族农民继续耕种的,要补交之前的田赋,不愿耕种的土地则作为荒地交由甘肃移民耕种,其种子、农具、耕牛等由维族无偿提供。失地的维族农民被迫“另行垦荒,但照旧纳税”,为此“回民大愤”。


为了应付民怨,金树仁在哈密驻扎军队予以弹压,结果就导致了“小堡事件”。小堡是哈密东部沁城乡的一个小镇,这里驻扎有省军一个排的兵力,排长是金树仁的同乡张国琥。此人贪财好色,借改土归流之机,强占好地一百余亩,并且经常调戏妇女。1931年2月27日,其人更是要强娶当地维族少女为妻。当地维族农民忍无可忍,遂将张国琥及其部下三十二名士兵杀死。


鲜血一旦流出,便再无转圜余地。早已苦于暴政的哈密五城十二山的农牧民纷纷揭竿而起,“各地响应,纷纷围攻驻军”,迅速形成了多支起义队伍。


金树仁派出多支部队前往围剿,却全都遭到惨败,起义军反而联合起来更为壮大,形成了以和加尼牙孜为领袖的核心集团。乃至于连金树仁委任的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也投靠了起义军。


和加尼牙孜(1889年-1941年)


起义成野火燎原之势,且连战连捷,但毕竟内部复杂弹药短缺,而且大多是农民,难以持久。为了尽快扩大战果,哈密起义集团向甘肃马家军阀之一的马仲英发出了邀请,请他出关支援。


马仲英是甘肃军阀马步芳堂弟,十七岁时便因冯玉祥所部在甘肃作恶而起兵反冯,人称“尕司令”。其人勇悍无比,尤其善于指挥骑兵。1931年,年仅23的马仲英便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骑兵第36师师长,授中将衔,驻师酒泉。在得到哈密起义军的邀请后,马仲英立即率部西进新疆。


马仲英(1908—?)


马仲英虽号称中将师长,麾下只有不到四百人的兵力,经过跋涉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时,能作战的仅剩二百余人。可就凭这一小股疲惫之师,马仲英竟然所向披靡,先后歼灭金树仁省军数千人马,连陷要隘,与哈密起义军汇合。


本就对哈密起义焦头烂额的金树仁,闻听马仲英入疆,更加惶恐。为了厚集兵力,把眼光看向了土尔扈特骑兵。


1931年7月2日, 金树仁电饬五世生钦, 要其抽调土尔扈特骑兵“驰往鄯善驻扎”。后又连发急电,催促尽快开拔。金树仁认为,自己上任后,将土尔扈特骑兵团扩充为旅,任命五世生钦为旅长。现在用兵之际,还不该获得回报吗?


可五世生钦却并不这么想,那么多宿怨在前,自己如何能去卖命?另外若是贸然参与到战事当中,很有可能将祸水引向土尔扈特。因此,他不断拖延搪塞,就是按兵不动。


五世生钦抗命不遵,让金树仁即惊且怒,哈密起义军中如今已有哈密回王贵族加入,打出了反对改土归流的口号,他怀疑五世生钦是要借此反对改土归流,与起义军合流,觉得五世生钦“果有野心,必为大患”,“实属枭杰者流”


1932年2月,金树仁将伊犁绥定的一营兵调防库尔勒,之后又调詹世奎旅驻防焉耆一带。这样的调动让五世生钦警觉,发现这是针对自己的“钳形攻势”。虽然金树仁发电说调防是为了堵防马仲英和和加尼牙孜进军南疆,希望五世生钦“勿得妄生疑虑, 致贻庸人自忧之诮”。但双方已经失去基本信任,越是解释也会让人觉得别有用心。为了应变,五世生钦下令将骑兵旅兵力收缩于山中,并召集所属五十四个苏木头领,将各苏木丁壮集中起来,打制铁矛大刀,摆出严阵以待的架势。


金树仁见五世生钦如此强硬,虽然“由省调遣大军,沿途节节驻扎”,但为了避免两线开战,也交代“暂勿轻与决裂”, 速派与五世生钦私交甚好的省府参谋关清廉赴焉耆说服五世生钦。


经过多次说服,剑拔弩张之势有所缓和,五世生钦表示可以解散牧众,具结担保, 但仍坚持要求将西力克等人押解回牧处理,强硬表示“五人不发还,牧众遣散易,招集亦易,决不畏惧”。


五世生钦其实并无与金树仁彻底决裂的决心,他的聚兵相抗,一是为了自保,二也是为了要挟金树仁剪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西力克。但若论权谋,五世生钦如何是金树仁的对手。他不提西力克还好,这一提,反倒提醒了金树仁。立即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派西力克返回土尔扈特王府,接汗王满楚克扎布到迪化。


五世生钦率部队在山中,西力克顺利回到王府,将汗王满楚克扎布及其妻、子全部接到迪化。金树仁掌握了土尔扈特汗王,立即以省府名义颁布公告,提出满楚克扎布“年逾弱冠,已有自立能力。所有该管游牧大小头目,以及蒙部一切应办事宜,亟应均归汗王自行直接全权处置,以重职守,而明权限。”至于五世生钦,“本系活佛,出家念经之人,不便长此干预蒙部行政,致有不妥。除已照会汗王查照接收,并令多盟长立即交待,不准再管游牧,妨害牧众,通行各苏木传谕各蒙民一体周知”。


五世生钦只是摄政,其权力来源是汗王。如今汗王被金树仁掌握,又宣布亲政,自己这个摄政便作废了。山中的部队及各苏木牧民人心浮动,他的众多将领,如参谋积福等人也在金树仁的招降下离他而去。


4月中旬,五世生钦感到大势已去, 只得同意辞去军、政各职,缴出军械,保全性命。金树仁立即表示,说双方的矛盾,都是“因各方谣言,及一切误会”,五世生钦“深明大义,治军有年”,只要“将军队一律遣散,军械交归公家”,那么自己一定“优加待遇,终始如一,决不至生他虑”。


虽然知道金树仁一向言不由衷,可此时已无对抗本钱的五世生钦也只能就范,于5月上旬与几名亲信赴迪化请罪, 旋即被软禁。


到了5月17日,在得知土尔扈特已缴清枪弹、遣散蒙骑后,感到大局已定的金树仁终于翻脸。发布训令,指出五世生钦“饰词抗命,按兵不动”,而且“百端要挟,竟敢在山聚众设防,实行暴动,逞迹昭著,狂悖已极”,所以“国法、军令万无可宽”。5月21日,五世生钦与自己心腹巴拉登、托姆格提一起,被枪杀于迪化。


五世生钦之死,标志着金树仁解决土尔扈特问题获得成功。而在五世生钦死后不到三个月,金树仁又依靠和谈行缓兵之计,以重兵进攻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所部,马仲英失利撤回甘肃,而和加尼牙孜退往蒙古国边境。


看似,全疆乱局,在金树仁的运筹帷幄之下,竟然有平复之势。


然而,经此战乱,新疆已经血流成河。起义民军“以宗教相号召”,大肆屠杀外省移民,而省军围剿,所过之处“辄以杀戮为能事”,全疆各地,民族仇杀迭起,“杀人不下数十万”,到处“伏尸遍行,目不忍睹”。


昔日“世外桃源之区,竟成神哭鬼号之乡”。


五世生钦的死,只是汪洋血海中一朵小浪花而已。


金树仁的统治基础已经崩坏,暂时的胜利不过回光返照。1933年,马仲英卷土重来,各地民军也重振旗鼓。更大的动乱再次爆发,而金树仁也在内外交困之中,在政变中黯然下台。


抢走金树仁权柄的,是他曾经倚重的参谋长,辽宁开原人盛世才


而失去了五世生钦的土尔扈特,则要在年仅十七岁的汗王满楚克扎布带领之下,接受时代更为残酷的洗礼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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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 06:2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班布尔汗:东归英雄在民国(完结篇) 

 2018-04-02 班布尔汗 大家



编注:《东归英雄在民国》系列共三篇,点击阅读:《一、在“老将军”治下》《二、神哭鬼号之乡》,本文为第三篇《少年汗王》。更多信息请移步作者主页查看。



少年汗王


在今天,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还不过是高中生,在书山题海中挣扎,为日后的高考奋力拼搏。虽然学习考试算得上苦,可家庭重担,家族前途之类,根本用不着考虑,更不可能为千万人的命运负责。


而土尔扈特第十二任汗王满楚克扎布,却在十七岁时,亲掌汗王府权力,成为土尔扈特十万百姓的主宰者。


满楚克扎布二岁因为父亲早逝而成为汗王,七岁时失去母亲,从此在叔父五世生钦的照料下成长。五世生钦是僧侣,不能娶妻生子,因此将侄子视为己出。为了使其日后能担当汗王责任,五世生钦很小便将满楚克扎布送入骑兵团,训练骑马射击和军事指挥。使得小汗王养成了军人气质。


作为汗王需要文武双全,武的一面是五世生钦培养,而文的一面,则是西力克负责。作为汗王的姨夫,西力克亲自做满楚克扎布的蒙古文老师,同时请俄罗斯老师教授俄文。在十六岁之前,满楚克扎布精通蒙、俄双语,但并不会汉语。


而开始学习汉语汉文,是在满楚克扎布结婚之时。


满楚克扎布的父亲布彦蒙库汗在世时,因要履行朝觐皇帝的义务,曾在北京居住有年。在京期间,与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过从甚密,曾经口头许下儿女亲家。


满楚克扎布汗(1915—1967年)


喀喇沁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和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其亲王家族来源于成吉思汗四大猛将之一的者勒蔑。虽并非蒙古黄金家族成员,但因为祖上家世显赫,再加上清朝建立时是较早归附的蒙古部落,因此备受清廷恩遇。有清一代,清皇室与喀喇沁通婚共一百一十四次,下嫁皇家女九十三人,娶喀喇沁女二十一人。在蒙古诸部中,要说与清皇室的关系之紧密,仅次于出了几位清朝皇后的科尔沁部。


虽是口头婚约,但这在王室之家便算是定下姻缘。因此,当满楚克扎布十五岁时,五世生钦便以家族长辈身份,派出庞大的迎亲团前往北京喀喇沁王府迎娶贡桑诺尔布亲王的小女儿乌静彬。据说,土尔扈特迎亲团携带的聘礼极为丰厚,仅现金便有八千银元,其他各类贵重礼品更是装载了三十二峰骆驼。


而贡桑诺尔布亲王也不吝啬,为女儿准备了四十二峰骆驼装载的嫁妆,隆重送女儿出嫁。小格格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新疆,行程达三个多月,于1930年10月到达新疆,与满楚克扎布完婚。


乌静彬(1914-1975年)


乌静彬,字贞卿,蒙古名古训敏德克,1914年生人,比满楚克扎布大一岁,结婚时也不过十六岁。贡桑诺尔布亲王是蒙古王公中首先倡导现代化改革的人物,在旗中废除跪拜礼,开办新式学堂,尤其是创办了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学堂。因此,乌静彬不仅受到传统闺阁教育,也接触到新思想,眼界开阔,性格坚毅。


虽是包办婚姻,但夫妻二人都是豆蔻年华,新婚生活十分美满。按他们的女儿叙述母亲的回忆,是“他们都是少年的初恋,恋情融化了他们的身心”。喀喇沁从清朝中期便是蒙汉杂居,王府早已基本汉化,加之乌静彬出生于北京,因此不会蒙古语。夫妻二人的交流,首先是从互相教授语言开始,在妻子的帮助下,满楚克扎布迅速掌握了汉语,日后甚至可在无讲稿的情况下发表演说,语言生动,感染力强。不过一年,二人的爱情结晶,长子恭本德吉特出生。


小两口享受新婚幸福,可新疆和土尔扈特却是风起云涌。先是全疆大起义爆发,之后便是五世生钦的遇害。(编注:五世生钦之死,详见《东归英雄在民国》第二篇《神哭鬼号之乡》


五世生钦与金树仁斗法失败,关键在于汗王满楚克扎布被接到了迪化,并宣布亲政。虽然叔叔对自己有养护培育之恩,但年轻的汗王“非常任性,反抗精神极强”,对叔叔长期把持政务心有不满,因此才跟从西力克前往迪化,想借机收回权柄。岂料,此举竟然害死了叔父,自己还不得不违心感谢金树仁允许自己护送叔叔的灵柩回乡,而王府大权大多又被姨夫西力克把持,可想而知满楚克扎布的悲愤。据乌静彬的回忆,丈夫在五世生钦遇害后,脾气极为暴躁,常无端爆发,难以排解。


而就在满楚克扎布愤懑不平之时,暂时平静的新疆风暴又起,年轻的汗王也有了掌握大权的机会。


在五世生钦遇害后三个月,金树仁以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为统帅,集中所有机动兵力,发动了对起义军的全面进攻。此时马仲英因为前次战斗受了重伤无法指挥,和加尼牙孜的民军战斗力有限,因此不得不撤退。马部退回甘肃,和加尼牙孜也退往蒙古国边境。


在蒙古国边境,和加尼牙孜很快受到蒙古国政府的支持。于1932年春末,在蒙古国代表的斡旋下,和加尼牙孜正式被推举为起义军总指挥,尧乐博斯等人都宣誓“坚决服从和加尼牙孜总指挥的指挥,如有不服从指挥者,按军纪处理”。同时,制定了“再次邀请马仲英来哈密,正面截击金树仁部队,和加尼牙孜率队绕道到吐鲁番,从敌后攻击”战略。会后不久,蒙古国方面送来100 支枪、25000 发子弹、2 吨铅、500 双马靴、500 件大衣、500 件雨衣的援助。


起义军重新振作,而省府一方却内讧连连。金树仁因为猜忌,与麾下大将张培元闹翻了。


张培元,字子亨,青海贵德县人,原是迪化讲武堂教官。新疆“七·七事变”时,他拥戴金树仁为主席,因此受到重用,先是升为旅长兼新疆政府军事处处长。1929年又被任命为伊犁镇守使,后改为屯垦使。张培元主政伊犁后,扩充部队,建立新编第八师,兼任师长,成为一方强力诸侯。


张培元击退马、和二部后,进驻哈密。他认为军事镇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主张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因此并未对退入山中的起义军进行进剿,而是派人与和加尼牙孜、尧乐博斯等人谈判。金树仁本就对拥兵自重的张培元深有猜忌,见他不积极用兵,加上其弟金树信进谗,认为张培元“别具用心,另有企图”,便于1932 年夏撤换张培元,改由塔城行政长黎海如至哈密担任师长并兼东路剿匪司令。金树仁的这一举动使张培元怀恨返回伊犁,直接表示:“从此决不过问金树仁的事”。


同在1932年夏,蒙古国的援助送到起义军手中,而金树仁却临阵换将,真可谓此消彼长。


接替张培元的黎海如被人称为“黎菩萨”,不谙军事,屡被和加尼牙孜挫败。金树仁无奈之下,再派刘杰三担任前敌总指挥增援哈密,岂料刘杰三一到前线便偶遇马仲英派来新疆进行侦查的马赫英小股骑兵。马仲英的骁勇在新疆省军中早已留下巨大阴影,刘的部下以为“尕司令”又来,尚未接战便一哄而散,刘杰三在混乱中被击毙。消息传到迪化,省府上下人心惶惶。


在甘肃已经养好伤的马仲英,在听取马赫英的报告后,认为再次入新的时机已到,立即派副官马世民、马全禄率部先行进入新疆,实行“点火于天山南北,制造全疆动乱,使金树仁分散兵力,穷于应付”的战略。


马世民进入新疆后,先于1932年12月2日攻占了鄯善,之后又和当地民军汇合,攻陷吐鲁番。在遭到省军盛世才的进攻后,于1933 年1月27日率部退至焉耆,随即发动当地百姓举行暴动,攻取了焉耆,建立了“三十六师剿匪总司令部”,随之便把战火引到了库车、轮台、阿克苏等地。至此,整个天山南路烽烟四起。


在马世民进入南疆时,马仲英的另一部下马全禄也奉命进至迪化南山附近。此时省城防务空虚,马全禄趁此机会轮番对迪化发动进攻,致使省城迪化困危异常。


全疆再次大乱,金树仁左支右绌,将可用兵力四处调拨,其中便包括土尔扈特骑兵旅。


此时任骑兵旅旅长的,是西力克。因为金树仁的支持,他才扳倒五世生钦,执掌土尔扈特大权,现在金主席有命,自然不能拒绝,于是率部参战,在古城与马世明两军对垒。


土尔扈特骑兵由牧民组成,骑马作战本是内行,再加上俄国教官培训,战斗力不弱。可五世生钦遇害之时,随他一起被杀的还有团长巴拉登等人,之后金树仁为了斩草除根,更逮捕枪杀了罗栋、图布敦等多名连长。中层将官的失去,对于一支部队的打击是致命的,再加上西力克本是文职官员,甚少参与军事,仓促领兵上阵,根本难以指挥自如。结果古城一战,土尔扈特骑兵大败亏输,大量士兵被俘。而作为“以宗教相号召”的马仲英部下,马世明对于全民信佛的土尔扈特人自然不会手软,将俘虏全部屠杀


此战让土尔扈特骑兵元气大伤,但汗王满楚克扎布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小汗王英勇异常,跨马扬刀的奋战之姿让士兵对他极为敬佩。而西力克是杀害五世生钦的帮凶,本就遭部民侧目,加上战败之耻,再无力掌控全权,土尔扈特实权终于由汗王亲掌。


虽然因为一场失败而亲掌大权,但满楚克扎布也没什么时间高兴,为了应对战败后的残局,他将妻子家眷送到伊犁暂避,抚恤阵亡将士,将余部带入山中修整,忙的不亦乐乎。


相对满楚克扎布,金树仁面对的更是满目疮痍的乱局。1933年4月,继马世明、马全禄之后,“尕司令”马仲英终于亲率主力第二次进入新疆。


第一次入新时,马仲英不过数百人马,尚且每战克捷。如今他已经有六千虎狼之师,更是势如破竹,不废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哈密三城。占领哈密后,马仲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左宗棠进军新疆时的战略,“分兵两路,并力西进”。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北路推进到奇台,南路也轻松占领了鄯善、吐鲁番,为马仲英亲率主力围攻迪化创造了条件。


战场上一败涂地,金树仁的人望降到冰点。原本就对他不满的人趁机出手,倒金的“四·一二事变”爆发。


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一致认为,当时新疆局势混乱,金政府难以继续维持其政权,同谋决定倒金。不过,这些人并无兵权,于是便拉拢了驻扎在迪化的“归化军”。


归化军,即白俄组成的部队。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掌握国家政权,大批原沙皇军队官兵以及难民逃入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当时主政的杨增新利用国际公法,和平解除了白俄军武装,将他们安置在奇台、木垒及离边界较远的南山山区和各县,拨给土地开垦放牧,且均免赋三年,使其安心生活。这些白俄被称为“归化族”。


金树仁主政后,新疆大乱,为了镇压民军,有官员提议招募有战斗经验的白俄归化族组成军队。在得到金树仁允许后,大量白俄被招募组成归化军,先编成1个骑兵团,后扩编为两个团,团长分别为安东诺夫、巴品古特。


归化军成军后,因为其主干都是白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再加上金政府给归化军的待遇较高,薪饷较省军高1—2倍,所以爆发了很强的战斗力。在与起义军乃至马仲英部交战中所获得的有限的胜利,都是归化军为先锋的功劳。


然而,新疆连年战乱,经济早已崩溃,部队军饷根本不能按时发放,到1933年,归化军已经陷入饷糈无着、官兵生活极度困窘的地步。再加上金树仁担心归化军做大不服管束,也处处进行刁难限制,归化军遂对金离心离德。


政变集团看重这一点,经过和归化军首领安东诺夫、巴古品特联络,达成了协议:“政变武装由归化军负责;成功后归化军自愿复员的可以复员,在政治上同汉人享受同等待遇,有在城市中居住、谋生的自由,还可以参加政府工作。对归化军中首要,新政府将畀一重要官职。”


1933年4月12日下午,归化军首先发难,巴品古特和安东诺夫带领归化军以军事演习为名进入东门,占领城防司令部。继之控制各城门并攻入督署收缴了印信关防。金树仁措不及防,逃出督署后,组织部队反攻。从13日凌晨2时半起,双方激战,归化军渐呈不支。在此关键时刻,取道新疆的东北义勇军郑润成部协助归化军投入战斗,金树仁部队被迫退到城外。


政变成功后,政变当局自觉难以维持大局,便请驻军于迪化南郊乌拉泊的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出面维持局面。


盛世才(1892年或1895年或1896年或1897年—1970年)


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原人,祖上为汉军旗人。青年时在沈阳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弃学从戎,考入广东韶关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郭松龄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给盛世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奉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不久,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毕业后的盛世才郁郁不得志,而到1929年,金树仁鉴于军队“恶习深锢”和“人才缺乏,兵质太腐”,派人到京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主动请缨,进入新疆,被任命为督办公署参谋、参谋主任等职。盛世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到边区创造一局面”,因此要求到军官学校任战术总教官,从而培养了一批军中亲信。


新疆大乱之后,盛世才被委任为参谋长,立下不少战功,尤其是1933年1月,马世明率部进犯迪化,盛世才击退马军,解迪化之围,威望正隆。


盛世才并没有参与策划政变,政变发生后,他接到金树仁的平乱的命令却按兵观望。直到迪化大局已定,才同意与政变方合作。


4月14日,政变一方召开第二次临时维持委员会会议,盛世才等被增选为临时省政府委员。会议当天,盛世才出席并派兵包围会场,靠着东北义勇军和归化军的支持,强命会议选举自己为临时督办,取得了新疆最高军事领导权。


盛世才参与政变一方,金树仁彻底失去了反攻的资本,只能逃往玛纳斯。这时,苏联专门派人来见金树仁,“面告无条件以实力帮助,收复地方”。


现在,金树仁众叛亲离,若得苏联援助,重夺迪化确实大有可能。而金树仁虽然性格偏狭,治疆无方,毕竟是传统文人,有家国大义思想,明白所谓“无条件”相助的背后会是什么。他以“内部事情”不劳外人插手为由谢绝,于4月24日发出下野通电,说自己“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然后假道苏联,辗转回到内地。至此,统治新疆不到五年的金树仁政权倒台。


金树仁走了,留下了四分五裂的新疆。盛世才掌控的省政府只能控制东自奇台,西至塔城的一个狭长地带。马仲英掌握着北疆大部分地区,哈密、镇西、七角井至吐鲁番、鄯善全归马军统辖,南疆的喀什也有他的部分势力。伊犁周边则是张培元控制。而南疆各地,也在混乱中慢慢整合成一股势力,欲图以宗教相号召独立建国。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统一新疆,都需要外力援助。


紧邻的苏联,无疑是最有可能提供援助的。


大乱以来,苏联趁机谋取染指新疆。和加尼牙孜接受的蒙古国援助,其实便是苏联所提供。同时,一直防备苏联的金树仁,在财政紧张之时,也不得不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其中有开放南、北疆的主要通商地点,限制新疆关税税率,规定新疆土货只能售与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以及允许苏联在新疆设立财政所等条目。虽然这份协定因为战乱并未能实行,但却成为苏联检验谁能够与自己合作的试金石。


马仲英、张培元乃至和加尼牙孜,都不可能利用这块试金石。能够利用的,只有盛世才。1933年5月,“四·一二政变”发生不过半月,盛世才便派人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联系,并派外交署长陈德立去苏联驻迪化领事馆会见苏联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在金树仁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新苏贸易协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彼此友好关系”。为了展现自己的进步立场与苏联合拍,盛世才还请孜拉肯等人吃饭,饭后请他们参观他的书房内秘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表白他早以信仰了共产主义。


对于盛世才的表态,苏联并未马上做出回复,毕竟此时新疆局势尚不明朗,盛世才能否胜出还是未知之数——盛手中只有六千人马,而马仲英已有一万之众,张培元也拥兵八千,和加尼牙孜虽然兵力不足,但却拥有在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中的崇高威望。


而且,苏联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运筹新疆了。


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还对新疆鞭长莫及,但此时东北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新疆若再不平息动乱,也难保不会重蹈东北覆辙。在“四·一二事变”发生十六天后,民政府发布了“特派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的国府令。6月10日,宣慰使黄慕松一行到达新疆。


黄慕松(1883年-1937年)


黄慕松秉承中央意志,希望新疆各派能够“各守其业,军队各守其防,静候中央处理,勿在误会重生。”也就是说,在保有现存格局的情形下,让各派用和谈的方式团结起来,避免外力干涉新疆。黄慕松下机伊始,即以中央大员身份下令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用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取消督办制,建立军事委员会,由盛世才任委员长。


相对而言,张培元、马仲英等人因为并不掌握“大义名分”,比较拥护黄慕松的主张,而盛世才深知,若真按如此处理,自己将无法在日后独享权柄,因此对黄极为冷淡。加之在6月初,盛世才利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产生矛盾,已将和加尼牙孜“招安”,任其为南疆警备司令,斩去马仲英一臂,胆气大壮,故而将黄慕松丢在迪化,自率主力东进,欲图消灭马仲英。


黄慕松见盛世才不愿从命,而其他势力“对中央均具信仰”。便决定拉拢各派倒盛,他先争取到东北义勇军“愿直隶中央”的表态,之后又获得张培元“表示受中央驱策”的承诺。而在省府内部,更是将“四·一二事变”首脑陶明樾、陈中、李笑天等人拉在身边,迅速完成了架空盛世才的谋划。


然而,盛世才一代枭雄,迪化眼线遍布,对黄慕松的作为早已洞悉于心。6月19日,盛世才突然返回迪化,并于6月26日以召开临时维持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剿匪事宜为借口,将陶、李、陈三人逮捕,未加审讯即命枪决。然后宣布“陶、李、陈三人,图谋推翻现政府,显有谋叛行为,业已置之于法”。而黄慕松则被软禁,不得不电请中央任命盛世才为督办,并于7月20日乘飞机离开新疆。


黄慕松入新宣慰失败,引起国人高度关注。国内舆论对盛世才枪杀陶、李、陈三人,软禁中央大员的事实反映强烈,谴责盛世才“轻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国家有用之才”,呼吁当局“不能坐视境内有古代野蛮部落式之行政留存期间而不问也”,主张对盛世才采取强硬措施。


可此时南京政府远远没有达到实现全国政治、军事统一的程度。仅就西北而言,势力尚未达到陇西,又如何奈何新疆?只能无视舆论,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盛世才等人的宣誓就职典礼,做新疆和平的最后努力。


9月2日,罗文干一行到达迪化。在与盛世才等人商讨之后,确定省政府委员为十三人:“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朱瑞樨、张馨、李溶、沙里福汗、满楚克扎布、马仲英、高惜冰、邓聚奎、胡赛音、和加尼牙孜为省政府委员”。


这份名单囊括了新疆此时所有实权人物,而最有实力者,仍是盛世才、马仲英和张培元。以罗文干的谋划,是希望三足鼎立,维持均衡。


可惜,盛世才当初所为,已经让张、马二人完全没有与之和衷共济的幻想,马仲英虽接受了盛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但却坚决不去迪化商谈和平事宜。张培元更是直接表态:“我就不让盛世才当边防督办,其他事情都好说”。


而盛世才既然前番可以玩弄黄慕松,对于罗文干又何尝不能覆手为雨?他原本想借马仲英来迪化商谈之机,将之扣押,见马不入彀,干脆逮捕马的代表张雅韶等人。然后拜访罗文干,称张雅韶等勾结军队叛变,不得已而用兵。


10月9日,盛发出讨马通电,同日,马仲英在吐鲁番举行阅兵典礼,宣誓一举消灭盛世才。11日,盛世才兵分两路向马仲英部进攻。一路由奇台取道七角井攻鄯善,截马部后路;一路由他亲率主力攻打达坂城。


盛世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受过系统的现代军事指挥训练。可他对面的马仲英虽然从未读过军校,却是指挥骑兵的天才。在回民骑兵迅猛而诡谲的冲击之下,盛世才按照教科书安排的阵势被彻底击垮。双方投入上万人的对阵迅速成为了马家军对盛世才省军的追击战。当盛世才凄惶惶逃入迪化的时候,马仲英则也兵临城下,将迪化团团包围。


迪化城内粮、煤奇缺,军纪败坏,“士兵逃逸甚多,情况危险”。冷眼旁观的罗文干见盛世才倒台在即,于是促成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为了配合马仲英,伊犁的张培元发兵东进。


眼见盛世才已经是山穷水尽,马上要成为金树仁第二了。


可无论是马仲英、张培元还是罗文干,都忘记了北方一直未出手的苏联


曾对盛世才的投效未予反应的苏联,其实一直在盘算如何措手。当盛世才驱逐黄慕松,且无视罗文干而自行其是又兵败达坂城后。苏联终于决定了自己该支持谁。


在苏联看来,张培元倾向南京,曾拒绝自己的联盟要求,是不可调和的敌人。马仲英更是以民族宗教为标榜,曾经放言待统一新疆后便征服苏联。而盛世才一再示好,与南京关系闹僵,现在又陷入困境,自是最好的联合对象。


原本对盛世才并无好评的苏联,开始盛赞盛世才是“杰出的军事领导者”,派人与其取得联系,签订了充分满足苏联在新疆利益的《盛苏密约》,盛苏同盟迅速建立。苏联向盛世才提供价值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机关炮、步枪、通讯器材、氯气弹,还有包括驾驶员在内的30架飞机”,并且决定出兵帮助盛世才剪除对手。


1933年12月,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入境,冒称是“塔尔巴哈台军”(意即从塔城募集而来的归化军),以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为前导,迅速攻占张培元大本营伊犁,逮捕了伊犁城的各级官员,并从背后向张培元发起攻击。张培元大本营丢失,前方进攻又失利,士兵大量逃散。绝望之下,于1934年1月6日举枪自杀,享年四十岁。


张培元既死,盛世才西面的威胁便已扫除。1934年2月,苏军又以“阿尔泰军”(意即从阿尔泰募集的归化军)的名义开到迪化,向包围迪化的马仲英部发起进攻。


马仲英虽然骁勇善战,但骑兵的马刀步枪如何能抵挡坦克、装甲车的碾压与飞机的狂轰滥炸?回民骑兵伏尸累累,马仲英率残部退往南疆。


马仲英退往南疆后,将成立于1933年11月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攻灭,希望借此在南疆站住脚,但终究未能如愿。1934年7月,马仲英不得不解散部属,宣布倒向苏联,前往苏联“学习军事”,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一直在南疆,且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奉为“主席”的和加尼牙孜也将这个“共和国”的创立者沙比提大毛拉绑送盛世才,自己成为了盛世才政府的副主席。


各派力量烟消云散,盛世才终于成为最后的赢家。一直想借调和新疆各派势力而进入新疆的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避免盛世才彻底倒向苏联,1935年11月,南京政府让盛世才出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更任命他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新疆正式进入“盛世才时代”。



“暴动”与“革命”


从“四·一二事变”开始的新疆各派博弈,盛世才的最终胜出,虽然苏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张培元、马仲英等人的败亡,也不能不归结于他们自恃实力,不甘居于人下的态度。


乱世中,有实力的人总是希望能够独掌大局,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放弃。而往往一些弱小者,因为缺乏实力,只能随波逐流,反而会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


蒙古人在新疆是弱小民族,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五世生钦与金树仁对抗,不但自己死于非命,还给土尔扈特造成重创。满楚克扎布汗虽然年轻,但必须吸取叔父的教训,紧紧依靠省府,以获得生存的机会。


因此,他奉行当年杨增新面对中央政府的策略:“认庙不认神”,只要是省府的命令,自己便要遵从。至于执掌省府的是谁,则并不关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被任命为政府委员,虽然这有土尔扈特是新疆蒙古各部中最大且爵位最高的原因,但也是盛世才对土尔扈特支持自己的表彰。


省政府委员虽然名头很响,但并无实际意义。满楚克扎布汗知道,在省政府内外交困之际,自己还需要率军出山,平定地方,才能以战功确定自己以及土尔扈特在盛世才政府中的地位。


紧邻土尔扈特游牧地的焉耆县,自1933 年1月开始便被马仲英部下马世民占据。盛世才无力派军前来,要收复县城只能依靠地方武装。土尔扈特骑兵自然是首选。


1933年8月,盛世才发布命令,令土尔扈特骑兵旅与和硕特骑兵旅合兵一处,攻打马世民。


所谓和硕特骑兵旅,来自于与土尔扈特一起东归的和硕特部。东归之后,和硕特被安置于和硕县一带。此时和硕特的首领是班第郡王,原本在杨增新时代,和硕特骑兵属土尔扈特骑兵团麾下,只是一个骑兵营,但按照前清旧制,土、和两部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和硕特骑兵是实际独立的。金树仁时代,因为其大力扩军,和硕特骑兵也被升为独立的骑兵旅。


土尔扈特骑兵曾败于马世民手下,满楚克扎布汗早有心复仇,虽然还未恢复元气,仍然整队出山,与和硕特合兵,开到焉耆城下。


9月16日,两部骑兵对焉耆发起猛攻,先后击退马军堵截,开始围攻县城。双方反复绞杀,血战三天,战事陷入胶着。


骑兵缺乏重武器,为了能顺利攻城,满楚克扎布汗发电给迪化,希望省府派飞机支援。岂料这一决策却酿成惨祸,省府飞机飞到战场时,未分清目标便实施轰炸扫射,攻城部队被支援自己的飞机打得死伤惨重,只得退出战斗。


此战虽然未能攻陷县城,但马军统帅马世民被击毙,余部由其弟马世英统帅。十余天后,土、和二部再次反攻县城,将马世英击溃,收复了焉耆。


有此功劳,满楚克扎布汗算得给盛世才交了一份满意的“投名状”。不久,盛世才委任满楚克扎布汗为暂编蒙古骑兵第一师中将师长,西力克与和硕特郡王班第为少将旅长,统归满楚克扎布师长管辖。


到1934年,随着张培元、马仲英先后败亡,新疆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盛家天下。满楚克扎布汗也随着走上了人生巅峰,他被召到迪化,正式成为省政府委员,并还出任“新疆民族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在1935年召开的新疆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上,盛世才对满楚克扎布汗高度赞扬,并授予金质奖章一枚。而汗王夫人乌静彬也考入了迪化女中,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会长、宣传委员、卫生委员等职务,还参加社会活动,加入了反帝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夫妻二人还动用王府积蓄创办了一所“汗王府小学”,不但招收贵族子弟,平民子弟也大量招录,乃至于为了发放补贴,导致王府积蓄荡然,乌静彬不得不典当首饰的地步。1936年,他们的女儿满琳出生。


位于乌鲁木齐的土尔扈特王府,被称为满汗王府


在满楚克扎布汗夫妇眼中,这岂不就是岁月静好了?


然而,新疆是蹚过尸山血海才走向暂时安定,哪里会着么轻易便清平无事?


执掌新疆大权的盛世才,看似风光无限,但也知道自己有着重重危机。


在外部,因为全靠着苏联助拳才消灭敌手,所以苏联自然是太上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不列索夫作为盛世才的最高顾问,参与一切事务,“盛政府政治上重大决策和对高级官吏的任用,无论苏方要求与否,盛于事前均向苏联领事馆报告或商酌。”在省府里,大量联共党员身居要职,发挥巨大作用。甚至连盛世才引以为傲的,自称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并驾齐驱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也是联共党员张义吾、王立祥等人制定出来的。


在内部,盛世才不得不与诸多原本不是自己嫡系的实力派共享权力,比如和加尼牙孜,比如从杨增新时代便身居要职的张馨等等。在军队中,原东北义勇军、归化军乃至各地方部队,他还都不能如臂使指。


内外两个因素合在一起,让盛世才如坐针毡。因为苏联是太上皇,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而因为内部还不是铁板一块,那如果自己做的不如苏联之意,苏联自可用其他实力派来代替自己。


苏联是得罪不起的,那要寻求安全,只能从内部着手,只要没有了堪可与自己比肩的人物存在,苏联不就是想换人都无从下手了么?


1937年7月,南疆麻木提、马虎山对盛世才掀起反旗,苏联红军再次入境,动用2个吉尔吉斯兵团和1个俄罗斯兵团将之镇压。


盛世才抓住机会,将这次叛乱说成是针对苏联和自己的巨大阴谋,是“从东京到柏林,以国际托派运动和法西斯—托派阴谋家们为联系的影响深远的阴谋活动”,开始了“阴谋暴动案”为名的大清洗


是年8月,教育厅秘书处主任张九皋被捕,经过酷刑逼供,审出教育厅厅长张馨密谋刺杀盛世才、颠覆现政府的“罪行”。 9月下旬,张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府委员以下官员、公教人员、军官、富商等百余人


张馨是新疆省府元老,“七·七事变”、“四·一二”事变都参与其中,因此向来不服盛世才。他的被捕,虽然引起轰动,但人们只认为这是盛张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未想到这将是一场大清洗的序幕。


此时只有二十二岁的满楚克扎布汗,更不会想到张馨的被捕会牵连到自己,他此时还在忙着筹备“雪戏”活动。


所谓雪戏,是新疆蒙古各部传统的游戏活动,每当第一场雪降下之时,人们便要相约“赌雪”,猜雪会下多大,而赌输者则要举办宴席招待客人。1937年的“赌雪”,满楚克扎布汗和和硕特班第郡王赌输了,于是便大排宴席,邀请省府各级官员。


乌静彬与子恭本德吉特、女满琳(怀抱者)


盛世才已经磨刀霍霍,盛大的宴会更是直接给了他借口——这不是在串联密谋,颠覆政府吗?10月,满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西力克乃至省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府秘书长黄翰章、农矿厅长郁文彬、民政厅长马绍武等省府官员便全部被捕入狱。从此时开始,逮捕波及到全疆,入狱者先后有2000多人。除了政界人士,东北义勇军领袖郑汝成,归化军首领安东诺夫、巴品古特等军事将官也无一幸免。


人抓齐了,审讯也紧锣密鼓。重刑之下必有所供,“阴谋暴动案”很快“水落石出”,其步骤是:麻木提、马虎山举兵叛乱于南疆,和加尼牙孜、张馨、马绍武等配合于省城。同时,伊犁、塔城、哈密、阿克苏、喀什、和田、阿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以作策应。该阴谋组织还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支持,新来的联共党员也参加了该组织。


盛世才可谓一箭多雕,转眼之间,省府和新疆各地实力派被一扫而空,而太上皇苏联也因为这“托派分子参与”的帽子只能默许盛世才将大量联共党员清理出政府。


盛世才春风得意,可被他清洗的人则悲惨无比。大部分人在饱受酷刑之后被处死,即使未死者也身心俱伤成为行尸走肉。班第郡王死于酷刑,西力克在被释放时已经奄奄一息,出狱后便去世。最可悲的是满楚克扎布汗,被关押折磨七年之久,出狱后脚趾畸形,满身烙铁伤痕,尤其是被注射了一种破坏神经的毒针,使得精神失常。年轻的汗王从此在疯癫之中,度过了自己后半生。


后世有人为盛世才辩护,认为虽然“阴谋暴动案”子虚乌有,但毕竟消灭各派势力,为新疆迎来了稳定。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一次冤狱便会有不断冤狱,之后是盛世才还不断发动各种清洗运动,乃至被称为“十年督办,十年人头”。“阴谋暴动案”中,因受麻木提、马虎山叛乱牵连,南疆仅在喀什、阿克苏、焉省三专区便被处决了约九千多人,其余各地处决人数无从统计。而在之后的大清洗中,被害者也达1800多人。另据当事人回忆,牵连被怨者有12万人之多。如此“稳定”,不过是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罢了。


何况,即使满楚克扎布汗在内的受害者,很多确实算得有实力“破坏稳定”,但更多的人不过是无端被波及的牺牲品。


新土尔扈特的亲王察克德尔车林便是最典型的一位牺牲者。


土尔扈特东归,所部主要被分为三部分安置,即旧土尔扈特,新土尔扈特与和硕特。旧土尔扈特是渥巴锡直属部众,和硕特是一起东归的和硕特部众,而新土尔扈特则是渥巴锡东归时的主要助手舍楞的部众。他们被安置在阿尔泰山南、乌隆古河之东,即布勒罕河(今布尔根河)一带。


舍楞为新土尔扈特第一代郡王,传到第七代密什克栋固鲁布时,清朝倒台,外蒙古爆发了“独立”运动,组成了库伦(今乌兰巴托)政府。


库伦政府并不仅想以外蒙古为领土,而是希望统一所有蒙古地区。政府刚一成立,便兵分四路欲图归并内蒙古和新疆蒙古地区。新土尔扈特王公以密什克栋固鲁布为首,都不愿归附库伦,从而遭到军事威胁,库伦政府声言“尔等因何不投诚蒙古,而反归顺民国。欲将札萨克及所辖蒙民尽行剿灭”。


密凌扎栋固鲁布为了所部安危,也为了摆脱库伦政府的辖制。于1912年8月,率所属二百数十帐,两千余人南迁,向新疆都督杨增新投诚。杨增新给予了妥善安排,资助各类物资,并“准在孚远县属山内四厂湖一带划一地段以便驻牧”。


这次南迁,使得新土尔扈特损失惨重,但也对杨增新击退库伦政府部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日后杨增新评价南迁,曾说道:“当日察罕通古官兵所以能撑持者,全赖密亲王投诚所向,若密亲王不肯投诚,则后路驻兵之嵩莱通古与锡伯图及乌什克等处,皆系密亲王所辖地方。万一蒙古派兵截断后路,粮路一断,则前敌察罕通古之兵不战自败,而新疆危矣!若蒙兵如入新疆,不难破坏全局,而附近之奇台孚远焉能无恙?此密亲王投诚内向有功于新疆,与异常内向之蒙古不同也,密亲王内向之后,其祖宗坟墓为库伦蒙古所掘,其所居王府,为库伦蒙古所毁,种种受害,不一而足……。”


到1917年,外蒙古平静,新土尔扈特大部返回布尔根河。1920年,密什克栋固鲁布亲王病故,其子纳木加旺登承袭亲王爵位。


1924年,外蒙古已经在苏联扶植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而中国内部的军阀混战更甚,再无力应付外蒙古局势。于是,外蒙古部队再次侵扰布尔根河县,俘虏县佐,挟持牧民。纳木加旺登又率部民逃入新疆,被杨增新安置在孚远县。1931年,新疆大乱,新土尔扈特自卫队奉金树仁之命参与镇压起义,结果死伤殆尽。部民也四处逃难,人口损失极大,到1936年时,只剩分散居住的不足千余人口。


纳木加旺登亲王于1930年去世,其子察克德尔车林袭爵。这位王爷其实仅剩下空头王位,部民四散,毫无武装,对任何人都已不具威胁。然而在“阴谋暴动案”中也被牵连,入狱遇害。


如果说满楚克扎布汗等人是“怀璧其罪”,那察克德尔车林亲王的无端遭难,只能证明盛世才的狼戾不仁


被盛世才杀害的众多人物,虽然不乏有反抗能力的,但因盛发难突然,计划周密,都是束手就擒,再未掀起波澜。倒是土尔扈特、和硕特的部民,怀着传统的忠义,上演了一场“忠臣藏”的剧目。


在得知满楚克扎布汗、班第郡王被捕的消息后,土、和两部一片大乱,人们弄不懂省府的各种说辞,但凭着一腔血勇和传统的忠心,立即做出了派人前往迪化,劫狱营救的决定。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商定,如土尔扈特人前往迪化,会引起盛世才怀疑,以和硕特部骑兵赴迪化城进贡的名义前往,会瞒过盛世才耳目。


于是,土、和两部精选258名部中子弟,暗中携带武器,星夜前往迪化。


然而,蒙古部民掩人耳目的谋划,与盛世才现代化的侦缉手段相比,太过小儿科。这支小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迪化城郊乌拉泊时,便被早已埋伏的盛世才部队包围。两蒙部子弟虽猛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


现实毕竟不是传说,勇气与忠义,往往只能换得喋血沙场。


满楚克扎布汗被捕后,夫人乌静彬出面执掌土尔扈特事务,被部民尊称为“巴布诺颜”,意即母亲首领。她忍辱负重,一面上学,一面参与部落事务,还要照看年幼的两个孩子。她于同年秋被部落推荐为蒙古族妇女代表,参加全疆妇女代表大会。1937年底,为了安抚土尔扈特,盛世才宣布满楚克扎布汗已经赴苏联学习,任命不满7岁的满楚克扎布之子恭本德吉特继承汗位。


土尔扈特最后一任汗:恭本德吉特


1939年,新疆实行改土归流,撤消新土尔扈特盟、旧土尔扈特4盟、和硕特盟公署,设立县、治局。但土尔扈特人众仍然服从原王府权威,乌静彬得以继续执掌部内事务。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进,盛世才虽然又凭借两次“阴谋暴动案”巩固权力,但面对波谲云诡的时势也终究马失前蹄。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盛世才感到“无法预测战争何时结束,即便苏联获胜,恐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力援助新疆”。于是开始背叛苏联,清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同时,频频向国民政府示好。


此时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立即予以回应,提出“开发大西北”、“立国之基在西北”的口号,鼓励大量青年党员进入新疆,一时间报名者达5000之众,从而建立了新疆省党部和各县党部。同时,中央军也大量开入新疆。


眼见得大权将要被夺走,盛世才又出尔反尔,再次以“阴谋暴动”为名,逮捕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省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数百名国民党员,并请苏联援助,驱逐中央军。


然而,经过上次背叛,苏联已经对盛世才不再信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并将盛世才的来电转递给了重庆。


没有外力支援,盛世才根本不能对抗中央军。无奈之下,在得到重庆方面保障自己安全的承诺后,做了十一年“新疆王”的盛世才于1944年8月29日宣布辞去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职务,由吴忠信接替。


从辛亥革命以来,吴忠信作为第一任听命于中央的新疆主席走马上任。


省府换了主人,乌静彬第一时间请求释放自己的丈夫。吴忠信新官上任,自然要全面推翻盛世才原定的案子,将历年被捕人员释放,满楚克扎布汗终于走出监牢。虽然当年英气勃勃的汗王已经成为形容枯槁的精神病人,但总算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盛世才走了,新疆直隶中央管辖,安定却远未到来。苏联虽然放弃了盛世才,但绝不会轻易放弃新疆,吴忠信成为省主席不到两个月,一场“革命”便爆发了。


1944年11月7日,“革命”从距伊宁约100公里的巩哈县首先爆发,之后迅速发展,组成了装备精良的“民族军”,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不断推进,控制了伊宁、塔城、阿山三区。到1945年9月8日,已经分别攻占精河、乌苏两城,挺进到离迪化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


新疆再次大乱。


与以往在大乱初期持观望态度不同,这一次,土尔扈特部民也第一时间参与了“革命”。裕勒都斯草原的土尔扈特南路盟藏族青年强自德、舍盖、尼满等人起事,迅速和民族军取得联系,得到支援后,征召牧民子弟组成骑兵团,并建立了裕勒都斯革命政府。


为了对付革命,新疆省主席吴忠信除了组织军队防御之外,还成立了以民政厅长邓翔海为首的宣抚委员会,下辖东路、西路、伊犁、阿山、塔城、焉耆六个宣抚大队。而焉耆地区是土尔扈特人的主要居住区,乌静彬作为汗王夫人,被任命为领队。


无论出于哪方考虑,乌静彬都不能拒绝。她率队宣抚,对部民宣传要相信和依靠政府,蒙汉是一家,要共同抵抗伊犁革命武装,保卫焉耆。毕竟汗室在土尔扈特人中有不可比拟的威望,宣抚取得了效果,“乌静彬到和靖展开宣传后,蒙民惊慌稍定。形势已趋和缓”。


因为乌静彬宣抚有功,她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先后成为国民党六全大会新疆省代表、新疆省国大代表。同时,1947年7月,由新疆省政府呈报中央政府破格批准,恢复了南路土尔扈特王府和盟长公署,盟长公署设在满汗王府,与和靖县治并存。汗王满楚克扎布出任盟长,乌静彬任副盟长。1948年10月,在满汗王府举行授玺仪式,恭本德吉特承袭汗位并兼任盟长。由于满楚克扎布神经失常,恭本德吉特年幼,实际权力由乌静彬掌握。


几经丧乱,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


但是,终究更大的变革已经为期不远,饱经沧桑的土尔扈特又岂能真的回到过去呢?


汗王府恢复不到一年,1949年9月,新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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