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舌尖上的灭门惨案，中华美食比你想象的要野蛮得多

源济

又一起舌尖上的灭门惨案，中华美食比你想象的要野蛮得多 

原创 2017-12-11 任大刚 大家

这是大家之选的第25篇文章

今日出品方：冰川思想库

本文作者：任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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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前，当禾花雀还是一种“无危物种”时，每年都可以看到它们美丽的身影，成群结队，从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迁徙到东南沿海或东南亚繁衍后代。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也不知哪个缺德鬼宣布它可以“壮阳”，这可怜的小家伙就噩运临头了。13年来，它从“近危”、“易危”、“濒危”，最近宣布到了“极危”，随时从地球上消失。

这是继穿山甲之后，又一个即将被吃绝种的野生动物。听起来让人伤心。

我不是动保主义者。我对动物并无特殊的爱惜之情，我坚决主张爱护动物，更多出于生物多样性更有利于人类长远利益的考虑。如果发生普遍的饥荒，我认为任何人在穷尽所有可能仍无食物的情况下，有权吃掉享受法律保护的动物，甚至那些保护等级最高的动物，也应成为人的盘中餐。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态度。

但现在是饥荒年景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生产出无限量的粮食和肉类，逐步解决温饱，越来越多的人吃出“三高”。对很多人来说，吃，已经成了负担。

但很奇怪，伴随解决温饱的过程，按理说，很多野生动物减轻了被中国人吃掉的生存压力。但实际上，扣除生态恶化因素，一些动物，从长江刀鱼到野生大黄鱼，从大鲵到白鲟……，包括上面提到的穿山甲，大众动物被吃成稀有动物，稀有动物被吃成珍稀动物，珍稀动物被吃绝种。

这个剧烈反差，隐藏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变态的形上体认和历史遭遇。如果这些深入骨髓的饮食认知不改变，还会有一些不幸的动物排队进入中国人的口腔之墓。

悠悠万事，惟吃为大

在中国，吃，从来就是个等级森严的政治问题。

饮食的品种上，《国语·楚语》中有明确记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庶人是没有资格吃荤菜的；士，也只能吃到烤鱼为止。

餐具的使用也是如此。剥掉“鼎”的文化与权力内涵，说白了它就是炖肉的锅子，《公羊传·桓公二年》提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位置越高，炖肉的锅越多，鼎，顺理成章引申为政治权力。

既然吃饭与政治关系如此紧密，利用吃饭解决政治纷争，也就成了常用手法。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场饭局，一个是鸿门宴，一个是杯酒释兵权。参加过这两场饭局的，都青史留名了。

最高权力的行为有最强大的示范作用，连土匪窝子也不例外。梁山上号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在吃饭问题上，彻底暴露出森严等级——“交椅”的整齐摆放，一方面是为了坐下喝酒吃肉不至于挤成一团，便于服务员上菜，但同时，交椅的摆放秩序，也是地位、权力大小的象征，坐在聚义厅门口的，肯定是地位最低的，与宋大哥对视一眼的机会都没有。

上述这些吃饭的规矩变了吗？根据2014年《济南时报》一篇介绍山东饭局文章，没有变！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按山东规矩，请客的主陪右手是最主要和尊贵的客人，左手次之。主陪对面的副陪右手是第三，左手第四。如果为大宴，桌与桌间的排列讲究首席居前居中，左边依次2、4、6席，右边为3、5、7席，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

山东饭局上的座次图

这是政治饭局与江湖饭局的有机统一。

中国饭局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甚至可以包括男女勾搭是否成奸。像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场饭局恰到好处；贾珍贾琏叔侄二人勾搭尤氏姐妹，饭局没组好，酿成悲剧。

既然中国饭局功能如此强大，连人这种高级动物都身不由己被席卷进去，区区野生动物，智商为零却满体含香，犹如三岁小儿捧金过市，有何能力幸免于掠夺？

非山珍海味不足以显特权

在中国，饮食的目的不仅是延续生命，享受愉悦，由于它长期以来被赋予权力意味，因此通过饮食获取更大利益，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日常情况下，我们在家吃饭，总要讲究填饱肚子，营养均衡，味道可口，但一到饭局，情况大变，尤其是宴请尊贵客人，则非山珍海味不足以显示尊敬与礼貌。

以今天的标准看，山珍海味大多属于法律保护的珍稀动植物，技术进步后，有一小部分可以人工饲养。但总的来说，在饭局当中，只有吃到珍稀动植物，宾主双方才有体面可言。

请客的一方为何必须如此？

其一，显得对客人费尽了心思，表达用尽心力的照顾、诚意或忠诚；其二，山珍海味的高昂价格，用以匹配客人的身份和等级，与前述天子吃牛羊猪三样，诸侯吃牛，卿吃羊，大夫吃猪，只能吃一种，是一个道理。通过山珍海味，让客人体会到等级和特权所在。

但这样一来，势必使野生动植物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这更加促使不法者偷猎偷采；越是偷猎偷采，它们更少，减少得更快，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禾花雀的遭遇，就是如此。

这种变态的饮食文化不改变，法律睁眼闭眼，则人民富裕之日，就是野生动植物遭殃之时。

禾花雀

成为盘中餐的禾花雀

大家都是饿死鬼投胎

《舌尖上的中国》热映时，我便想，要是有人能够拍一部《舌尖上的饥荒》就更好了。

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文化多样性强，决定其饮食品种和方式繁复。但是，决定这一特点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饥荒。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在世界上的文明级国家中，自然灾害最多。上古传说，基本都是以讲水灾开端，“禹之时，天下大水”“燧人氏时，天下多水”“浩浩洪水方割”“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

有了文字记载后，灾害的记载准确多了。《中国食文化批判》一书称，据历史考证，西周至清末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次。

另一组统计数据称，秦汉两代自然灾害375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

伴随自然灾害的，往往是饥荒，尤以明清两代居多。明末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陕西大旱，人相食，直接导致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清末“丁戊奇荒”，北方五省赤地千里，共饿死1000余万人，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随着旱情发展，灾民根本找不到食物，“人相食”再次上演，1877年冬，在重灾区山西，人吃人现象随处可见，吃人肉、卖人肉，比比皆是。

“人相食”的记载，随便翻开那本厚厚的《中国灾荒史记》看看，从秦汉到民国，那真是太多太多了。哪怕在今天，对大规模的饥荒留下深刻印象的在世中国人，最小的不过60来岁而已。

一旦发生饥荒，粮食和肉类短缺，人搜寻饮食的范围便会迅速扩大。

首先是植物界，据植物学家调查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比西方多6倍，除了纬度跨度大，植物品种多的原因，不少难以下咽的野菜是在反复发生的饥荒中，被培育成蔬菜了。

其次是动物，一旦饥荒形成，家养的马牛羊鸡鸭鹅先被杀，平时不吃的猫狗随其后，地洞里的老鼠，土里的蚯蚓，肮脏的蟑螂，都是盘中餐，遑论更为可口的飞禽走兽。

动物的内脏，先民们一开始只会烧烤时，我猜是不吃的；学会蒸煮后，也不一定喜欢吃；只有等到调料丰富烹饪手法更多并且食不果腹时，才开始大量食用动物内脏。这种饮食习惯延续至今，全球独步。

天灾带来饥荒，如果与人祸比如战争或救灾不力等等同时发生，必定造成耸人听闻的人道灾难，《中国食文化批判》提供了史书上所记载的人肉别称：“想肉”（女性乳房做的菜肴）、“双脚羊”（婴幼儿肉加入补药）、“地鸡”（少女肉腌制的人肉干）、“地鸭”（少男肉腌制的人肉干）、“福禄酒”（人血和鹿血一同煮熟）、“饶把火”（老而瘦的男人肉，意思是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不羡羊”（年轻的妇女肉，意思是这种人肉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还有什么“和骨烂”，实在不忍再写下去了……

长时间的、频繁的饥荒，连普通动物都能做到的“不食同类”一再被反复突破，饥饿最终成为一种文化乃至生理基因，埋设在中国人的肌体和脑筋深处，举凡是能跑动的动物，不管大小，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能吃吗？老一辈尤其如此。很多小型动物，提供不了多少肉类，但哪怕身上只有一根小指头粗细的净肉，也在劫难逃。

饿死鬼投胎的太多了，或者说，我们都是饥荒幸存者的后代。手无寸铁的野生动物，和一群有饥饿基因的人同在一片蓝天下，瑟瑟发抖。

作为补品，再补一刀

逃过了权力意志，又逃过饥民幸存者，是不是可以安稳生存了呢？不，还有被当作补药补品一关。

路过中国的禾花雀，在山林里苟且偷生的穿山甲，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栽在一个“补”字上。

我没有能力对传统中医的“补”做出一番专业的批评，只是想说，很多野生动植物，都被视为有“补”的功效。

很有可能，某种介于中药材和食品之间的动植物，可以有改善健康状况的能力，但有些传说中的“补”，不外是一种“以形补形”的巫魅，禾花雀之所以可以“壮阳”，大概也是这个思路——以形补形，以鸟补鸟。

禾花雀能不能壮阳，吃过的人才知道，但吃补药的人，多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说，请客者也是一片好意不是？尤其近年来，在一些不好明说的原因之下，一旦某样东西被成功宣称能够“壮阳”，人们一定趋之若鹜。

可怕之处还在于，吃名贵补药补品的，多是中年油腻男女，这个群体消费力最旺盛，消费力有时候是一种破坏力，它完全可以使珍稀野生动植物的灭绝提前到来。

穿山甲，禾花雀，以及无数的后续动物，要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法律的保护力度是一个方面，但变态的饮食文化，离奇的进补方式如果不做改变，种群减少还将继续。毕竟，我们不可能派出无数执法人员去守住每家每户的锅边，揭开他的锅盖，看看他炖的是什么。

今天指责中国人把动物吃绝种，并不是要掩盖另一段历史：有些动物，同样被以文明著称的欧洲人吃绝种了。典型如美洲大陆美味的北美旅鸽，欧洲人来到美洲之前，据信有多达50亿只，但19世纪被美国人吃绝种。毛里求斯的渡渡鸟，也是被18世纪的欧洲人吃绝种。

任何一个文明体，无论它如何标榜自己的历史如何悠久，文化如何繁盛，但如果它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能建立一种理性化的关系，那么它在其发展进程中，往往出错。欧洲人把北美旅鸽和嘟嘟鸟吃绝种，就是不知道如何与自然建立理性化的关系；而中国人饮食文化上充满权力意志，蒙昧的中医理论大力支持各种滋补，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前现代。

欧洲人走出去了，甚至过头到“绿色恐怖主义”，而中国人还在瞻前顾后，半信半疑中，干掉一种又一种动物。

本篇头条文章由冰川思想库出品 汇聚思想 分享锐见。

团队成员：连清川、陈季冰、魏英杰、任大刚、刘彦

源济

马立明：把濒危动物吃灭绝？这个锅中国人不能背 

原创 2017-12-12 马立明 大家

作为广东人，我负责任地说，禾花雀“因壮阳标签而被吃灭绝”绝对是一个怪谈，属于逸闻的一种。第一，它高估了“壮阳”对于食品的赋能能力；第二，它将禾花雀灭亡的部分原因（被吃掉）定义为了主要原因，犯了逻辑错误。

[编注：腾讯·大家12月11日刊发任大刚《又一起舌尖上的灭门惨案，中华美食比你想象的要野蛮得多》，讲述中国式饮食文化对动物濒危的责任。本文即针对上文进行的商榷。）

A、一个东西能壮阳，它就会灭绝？

山药、韭菜、生蚝、虾、元贝、蛇鞭、羊肉……这些品种都有什么共同特点？

老司机肯定都很清楚。那请问，它们灭绝了吗？并没有。

禾花雀呢，它能“壮阳”吗？我从未曾了解它有此功能；身边的老广，知道的也不多。但它确实在濒临灭绝的边缘。

关于禾花雀的灭绝，近日有新闻认为，是“壮阳”这个标签害了这种小鸟，这个物种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中国疲软男人的盘中餐。很快有论者开始diss中国的食疗文化。比如任大刚老师就认为，“变态的饮食文化，离奇的进补方式如果不做改变，种群减少还将继续。”可是，号称壮阳的物种多了，很多都没有灭绝。可见禾花雀的灭绝，未必一定与“变态的饮食文化”无关。唐映红老师更将这种吃法叫做“壮阳主义”。

禾花雀的灭绝，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是遭遇了恶意的捕捉，也可能是因为其他自然生态的原因。毕竟，市场上禾花雀的供应量，比起鸽子、鹌鹑等食肉鸟类，是少多了。并不能武断地说，禾花雀就是被吃掉了。更不能说，因为它号称可以壮阳，才被吃掉的。

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所谓壮阳功能，其实也就是油腻男饭局中的一个段子罢了，谁会真的相信这鸟能壮阳？

在中国的饭局中，不仅仅要吃好喝好，更要讲出个故事来。放全世界，这都一样。有的菜有来头，能说出个一五一十，但也有很多菜，大家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就信口开河地说，能“壮阳补肾”、“滋阴养颜”，总是没错的。如果这样理解，那能壮阳的东西多了去了。放在中年人的饭局上，顶多就是个荤段子。其实，这样也无伤大雅。谁也不认为吃进去的几根山药什么的，就真的能壮阳。这只是一个美好愿望。因此，如果将禾花雀的灭绝归咎于中国的“壮阳主义”，这恐怕是一种形而上学了。

中国式的饭局，需要一种特定的语境。这个语境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有的逻辑。人们在议论它，但并非所指。这有点像哲学家拉康所谓的“所指”与“能指”。当所有人都能调到了同一个频道，那饭局就能产生“化学反应”。比如说，餐桌上很多人在聊各个菜的来头和疗效时，实际上就是一个调频的过程。通过调频，大家都在观察和试探，斗智比勇，寻求合作的可能。

饮食文化是餐桌上最能实现调频的话题之一，也是常见的语境。而“壮阳”在其中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第一，这种带色的玩笑可以有效调节气氛，非常受欢迎。第二，这也是中年男人的一个美好愿望，也不应被嫌弃。当然，半推半就，气氛就能达到高潮。

根据我多年组织饭局的经验，一个饭局最难得的是气氛，要达到这种气氛，就需要彼此有默契。大家“议论”壮阳，并非真的“认为”它可以壮阳，而是通过这个话题，来达到彼此默契。这是一种高阶的语言游戏。

所以说，将禾花雀的灭绝归咎于壮阳，这其实是忽视了中国国情。

B、一个物种的灭绝，是被吃掉的？

对美食的追求，应该是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吧。一个对美食没兴趣的民族，恐怕也是一个缺乏幽默感和生活情趣的民族。今天，为美食穿越城市、四处奔走的舌尖上的冒险家们，也是没罪的。一个人对美食的执着，只要合法，不偷不抢，都是值得肯定的。

我吃过禾花雀，真的非常好吃。一种吃法是姜葱爆炒，非常入味。另一种做法是油炸，吃起来特别香脆。我并没有西门媚老师和陈念萱老师那么活色生香的文笔，不具备把美食描绘好的功底，但我依然很愿意尽全力为这道或许已经绝迹的菜式打call。正因为我爱吃它，因此也导致我对它充满感情，是最不愿意看到它灭亡的人。

尤其是在十年前，禾花雀还未处于危险阶段之际，吃它，似乎不需要给出特殊的理由。

电影《食神》中就提到过禾花雀

但总有这么一种偏见存在，认为很多珍禽异兽都是被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吃掉的。“吃”本身成为了一种原罪。

我不是民粹主义者，但也不愿意看到因为一个意外事故而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鞭挞的行为。这个锅，吃货是不背的。当它濒临绝种之时，他们是最痛心疾首的。

食物链上某个物种的突然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被捕杀固然是一方面，但有专家指出过，禾花雀的灭绝更多是与耕地的减少、与大气的污染有关。即使在广东，禾花雀已经逐渐淡出了正规餐饮市场，针对它们的大规模捕捉已经不再存在。比起风魔全国的阳澄湖大闸蟹，仅仅在广东地下餐饮市场存在的禾花雀，难道真的是吃绝种的吗？

自然界的食物链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生物之间捕猎、食用的场景是存在的，但这都不是导致某个品种绝迹的原因。有文章举了渡渡鸟的例子，认为渡渡鸟是被人类吃绝种的，但事实上，这个品种的低繁殖能力、缺乏生存技能，决定了它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外来物种的进入，比如猫、狗、鼠这些动物的进入，压迫了渡渡鸟的生存空间。言下之意，禾花雀的大量死亡，不能形而上地怪罪饮食文化，恐怕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

C、这样的论断是怎样出现的？

禾花雀是“因为壮阳而被吃绝种”，这样的论断却是有市场的，也是有传播力的。第一，它符合某些人对“中国男人急需壮阳”的想象，对这样一个群体充满想当然的恶意推测。第二，它是对中国草根文化的贬低，也符合了某些精英主义的价值偏见，中国饮食文化很容易就被妖魔化了。“丑恶的中国饮食文化”，就成了与“舌尖上的中国”相对立的另一种叙事。

中国饮食文化固然存在丑恶的一面。这一点不能回避。

名菜“龙虎斗”

包括对动物的虐杀，这放在动物保护主义日益普及的今天，已经变得不能容忍。我也不护短，就在大广东，目前仍然有那种虐杀猫狗的吃法。为了让肉吃起来新鲜，就将猫狗装在袋子里活活打死。2014年有一则报道揭露了佛山某个地下屠宰场，现场的照片更加触目惊心：猫咪的尸体横七竖八，肢体零落。而在大沥一些餐馆的菜单上，则有“红烧猫肉”、“龙虎斗”等多项食猫的菜式，更有不少比较残暴的吃法，比如“水煮”、“闷棒打”等。番禺某酒楼一位总厨竟然表示：“越折磨猫，味道越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血液充分被肉质吸收，做出来的猫肉味道好极了。”

除此以外，还包括吃猴脑、吃小田鼠这样的“变态”吃法，既不人道，也不卫生。这也是迟早要被摒弃的。

但是，一码归一码。将饮食文化与虐待动物分割开来，不可混为一谈。有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蛮吃法，也将因市场的萎缩而不成气候。而总体的饮食文化，依然是我们这个文明闪闪发光的部分。

最后，禾花雀的濒临绝种，没必要将它上升到文化优劣性的高度。生物学的问题，就交给生物专家去处理。大中华的饮食文化，还真不足以消灭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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