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在成都，打麻将曾经是犯罪

源济

王笛：在成都，打麻将曾经是犯罪 

原创 2017-11-26 王笛 大家

现在的成都，打麻将赌输赢是无处不在，成为市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国粹，玩麻将是自古亦然。殊不知，这个大众娱乐活动，在20世纪初的成都，却一度是犯罪活动。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

1902年成都一成立警察，便采取措施禁止鸦片和赌博，两者都被当作是犯罪之后，这些活动就成了警方打击的重要对象。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某人家半夜打麻将引起了纠纷

晚清禁烟运动获得了一些成功，到1911年，鸦片的使用差不多就完全终止了。而禁赌则艰难得多，因为其经常在公共场合发生，但很难与其它许多娱乐活动特别是打麻将区分开来。而麻将既是娱乐手段，亦为赌博的主要手段。

与吸食鸦片不同的是，以打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行为往往发生在公共场所，难以和其他娱乐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在晚清针对此问题的政令非常严格，警察挨家挨户、在街头巷尾展开搜查，尽可能搜集经营者、参与者和赌博组织的信息，并对违规者施行逮捕，加以罚款或体罚。

清末的成都有各种各样的赌博，如斗鸟、玩牌、打麻将等，这些活动经常在街头、巷尾、桥下、茶楼、烟馆、妓院等地方进行。改良者认为赌博危害甚大，由此造成的家庭纠纷和悲剧比比皆是，也因此扰乱了社会秩序。

晚清成都《通俗画报》上的时事画，讽刺赌徒输了衣衫，裹着被子无法下床的窘境

他们揭露一些赌棍经常设置圈套，骗取没有经验的参赌者的钱财。在20世纪初，改良者就呼吁警察将这些“著名害人之赌棍”送进监狱，警察局也颁布了规章制度来禁止此类行为，打麻将这一传统娱乐活动也被禁止。

社会改良者写了很多关于麻将使人堕落的文章来支持这项政策。例如，《通俗日报》刊登了以韵律诗形式写成的《麻雀十害歌》（晚清成都称麻将为“麻雀”），每行四个字，便于理解和传诵：

麻雀之害，多不胜述 。

劳神伤财，妨误正业。

习成贪很，最坏心术。

一朝争闹，亲友断绝。

长幼不分，男女混杂。

深夜不休，失火失窃。

流毒传染，风驰电掣。

举国若狂，老成饮泣。

然后罗列十个方面的危害，按职业分别描述了麻将怎样毁掉人们的健康、道德和家庭，参与赌博的官僚、士绅、学生、教师、商人、士兵和年轻妇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如官员打麻将赌博：

长官雀戏，授下以隙。

僚属荒唐，不能戒饬。

县官好赌，懒检讼牒。

四乡莠民，赌馆林立。

如果商人打麻将，则后果是：

商界好赌，店规不立。

伙友偷盗，难于觉察。

千金一掷，资本消灭。

商务败坏，店铺倒歇。

如果是妇女打麻将，则是：

儿女学赌，不务正业。

家政不修，害在眉睫。

淫盗生心，门户不密。

在这个“十害歌”中，改良人士宣称消除赌博是建立“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甚至认为“赌博不除，宪法不立”，这即把赌博与国家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

西方人镜头下的中国赌博

他们努力推行流行于欧美国家的“健康”活动，提倡人民“打球练习，赛船赛马”，鼓励人们去 “运动之场”、练身之房”、“园林遨游”、“弹琴咏歌”、“围棋象棋”、“阅书报社”，认为这样才能“社会改良，务达目的”。

《通俗日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宣讲禁止赌博白话》的文章，该文用日常口语描述了赌博的罪恶：

提起这赌场中人来说，

那一个是不聪明的，

那一个是不狡猾的？

他想到世间的，

读诗书的人，

做生意的人，

做庄稼的人，

做工艺的人，

个个都想挣些银钱。

个个却不能顷刻间，

挣得许多银钱。

惟有那赌场中，

我的运气来了，

雪白的好银子，

横一堆，

顺一堆，

宝盒子一揭开，

众人都落眉落眼，

一齐输了，

我就赢了。

赢得好快当，

赢得好快活，

趁那时买些房屋，

买些好衣服，

一霎时就完阔起来了。

岂不是赌场中，

能够凑合人的好处吗？

因为如此，

赌场中的朋友，

个个讲究，

要熟读宝经，

懂得路子，

怎么一定是归身宝，

怎么一定是出门宝，

怎么一定是要倒拐。

要打处，

怎么一定是连笨三，

连笨四。

据那大赌家说起来，

真真有个道理。

能够照那宝经上来压宝，

就输了也值得。

这个路道，

惟有那著名的赌棍，

抽头吃利，

很熟很熟。

连结多少党羽，

买通多少衙门。

每逢有那会场戏场，

他们就要引诱些金娃娃，

活荡些生毛子，

安顿些造孽人。

在那赌钱的人，

以为这是个发财窝窝，

万万不肯丢他的。

殊不知赌场中，

那有个天天赌，

天天都赢的道理？

不输就赢，

不赢就输，

赢过了，

就会要输。

越输了，

越望赢。

一旦输干了，

没法了，

就便要糊思乱想，

打些烂条，

或纳些契约去抵押。

再又输了，

就不免或卖田地，

或卖房屋，

或卖家具，

均是做得到的。

你们想一想道理，

世间这些事你们说是有吗莫有？

须知到世间的人，

银子钱，

那个又不想？

你也想，

我也想，

不从那正业上想来，

终久是不长远的。

赢也赢得快，

却输也输得快。

由此看来，

到底去赌得赌不得？

人家说赌不得，

我偏说赌也赌得，

但看他是怎样赌法。

读诗书的人，

要在那学堂里，

赌些好学问，

赌些好本事。

将来到那官场中，

赌做一个好官，

那赌场，

是名成利就的，

可以赌得。

做生意的人，

要在那商埠上，

赌些好货物，

赌些好买本，

将来到赛会上，

赌做个大商业家，

那赌场是地大物博的，

可以赌得。

做庄稼的人，

要在那田土里，

赌些好粪料，

赌些好籽种，

将来到那试验场中赌做个大农业家，

那赌场是价值物对的，

可以赌得。

除了这几们赌，

我就要奉劝，

切切的去赌不得。

一家人有一个人赌，

便惹出一家人，

都吃那赌饭。

吃惯这赌饭，

正经事大家不肯做了，

是赌之为害。

不但害了自己，

并且害了子孙。

如何是好？

我奉劝世间人，

不但这压宝场中，

万万不可去。

……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警察大肆搜捕赌徒，收集赌窝和赌棍的有关信息，一旦发现，立即抓捕，或罚款，或体罚。

以前卖糖果、糕点、花生的小贩可以采用打赌或抽签的方式诱使小孩买他们的东西，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流行方式现在也被禁止。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赌博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得到了一些控制。

现在做糖人的艺人仍然实用转盘得奖来吸引小孩

1910年春，警察机关试图斩断赌博的根源，规定三天之内停止一切麻将器具的生产和销售，销毁所有储存的麻将用品，任何人如果再制造麻将产品，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从禁止赌博到禁止麻将，反映出改良者对赌博的深恶痛绝，同时，也是对成都最流行休闲活动的否定。警察机关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杜绝赌博，反而引起了成都居民的强烈不满。

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收效有限，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

赌徒也有许多对付地方当局的经验。望江楼和文殊院成为赌博聚点，因为这些安静的、环境优美的地方不在警察的监督之下。

而城墙上、城门外、河边、桥下也成为赌博的主要地点，那些地方也经常因赌博发生争端。例如，一次在东门城墙上，一个年轻人在赌博时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死。北门外的道路一度是名副其实的赌窝，赌摊沿道路两侧铺开。

沿西御河的街道也是赌博的去处，一次警察突然降临，一群赌徒疾速逃离，一位穿昂贵皮衣的男子翻过墙壁，忘了另一边是御河，直接掉进了肮脏的河水里。

有些人在城内街道上摆摊设点赌博，某年仅在春节的第一天，警察就在包家巷抓到五六十个赌徒，第二天又在罗公祠抓到四五十个。

虽然茶馆的经营者不敢公开助长不合法的活动，但是他们也从未积极加以制止。一名报纸的记者谈到，他在一些茶馆随处可见人们赌得热火朝天，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在进行。

无论警察是怎样搜查，赌徒们却能与之周旋，躲过难关。例如打麻将的人将桌面上铺上绒布，以避免警察听到声音，闯进民居搜查。难怪改良者傅崇矩感叹道“赌窟中人，皆有绝大本领，绝大神通。”

没有一种改革能够迅速取代已经存在多年的生活方式。因此，尽管警察从晚清便不遗余力地禁赌，但民国初期，赌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仍然十分盛行。

晚清以来，地方当局尽了最大努力控制赌博，但是成果并不明显。原因很简单：赌博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它既是个人和家庭休闲活动，也成为一项陌生人之间的公众娱乐。而且，很难将赌博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流行的娱乐活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虽然地方当局投入了很多精力控制赌博，但似乎他们并未赢得这场与赌徒的较量。

这个禁赌的努力是由曾经留学日本的晚清改良者、后来任四川巡警道的周善培所发动的，他的此举遭到不少成都的愤恨，更何况许多强制性的措施，造成人们日常娱乐的限制。这也是警察总办周善培在清王朝倒台前后，备受各方批评和痛恨的原因。由于他是秃头，人们骂他为“周秃子”。

周善培

周善培的书法

经历了20世纪早期成都生活的郭沫若这样解释到：“在漫无组织的社会中，突然生出了这样的监视机关，而在创立的当时又采取了极端的严刑峻法主义，这在一般的穷人不消说是视为眼中钉，而就是大中小的有产者都因为未曾习惯，也感觉不便。”

郭沫若

警察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禁赌的决心，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

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原因便是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漫游的感想之六》一文加入了“反麻运动”。他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

胡适进而计算了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点七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胡适

胡适对人们打麻将真是非常愤愤然，认为一个沉迷于麻将的民族，是没有长进的民族。甚至对国人打麻将的迷恋，感觉到了民族的危机：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一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民国时期的妇女麻将战

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国民党意识到了麻将在普罗大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因此并未对麻将加以取缔，而转而推行“卫生麻将”，指每次游戏不打超过四圈牌。这里的“卫生”应该理解为“健康”，即不牵涉赌博，而且不是长时间的玩。

其实，也有不少人为麻将辩护，认为是有益于大脑活动，也是社交的利器，更为那些玩不起高档娱乐的民众，提供了许多欢乐。

不过，为茶馆和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湮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到1949年后，甚至麻将被划归为“旧社会”的残余，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被彻底摧毁。

都江堰2380人同时打麻将的壮观场景

然而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跨过21世纪的这么多年之后，麻将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胡适先生当年担心的麻将可能是“亡国的大害”，非但没有出现，而且在全国一片麻将声声中，中国经济似乎是越来越繁荣。

作为中国传统娱乐的麻将，在现代化、全球化、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还能繁荣多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