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传统身份和社会分工的瓦解与转变,固然有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但是生产技术的变化——重工业和蓝领工作的衰落、避孕技术的进步、脑力劳动愈发不看重体力差距的趋势——扮演了更加根本的角色。任何现实的政治纲领,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不管是将变化作为进步的福音加以接受,还是作为需要缓解和驯化的解构性力量加以规制,都应该在承认这些变化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回应。美国基督徒保守派面对主流新教教派影响力愈发衰落、基督教保守主义逐渐丧失“道德多数”地位的现实,开始讨论所谓“本尼迪克特 选项(Benedict Option),不再于全国政治中追求保守主义的政治实现,而转向修道院式的社区自我维持和扩张。
《巴黎宣言》中对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的怀旧式感念以及对民族国家不加修饰的赞扬,没有体现出保守主义所看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他们的反动主义纲领和现代自由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则和政治实践之间同样存在难以解决的张力。但是《宣言》中并对这种张力应有的警惕。如果说保守主义的经典分析指出某些对“平等”和“解放”的空洞追求会必然走向自身反面,瓦解启蒙主义对人类自由的承诺。那么,当代保守主义同样应当指出,对于“基督教”的、“民族国家”的、“等级制”的“真正欧洲”不加限制地追求,同样可能会要求现代公民放弃他们视作理所应当的权利和道德信念。
这一批评并非无中生有。如界面这篇文章所指出的,宣言的签名-起草者中不乏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的首席理论家、波兰法律与正义党重要成员之类人物。欧尔班总理的匈牙利的确回应着反移民、反索罗斯、反“大欧洲”的呼声,但是他实行自己纲领的手段却导致了匈牙利严重的民主倒退。比如,由于中欧大学与乔治索罗斯基金会的联系。匈牙利政府已经数次威胁要关闭这座匈牙利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望的学府。波兰的考钦茨基政府同样和波兰宪法法院就大法官人选问题爆发严重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