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季羡林: 化成灰也爱国 德美女为我终生未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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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闻由 中新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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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国学大师季羡林（2002年）。 中新社发 赖祖铭 摄

　　年已耄耋的季羡林依然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日前推出的一档节目，讲述了季老的热血人生。在已经走过的将近一百年时间里，他曾经直面日本人的刺刀，也曾为浓浓的乡愁毅然回到大陆，而恋着他的“打字机主人”，则终生未嫁……

　　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季羡林

　　　　“少无大志”不爱读书 反抗日寇面对刺刀

　　陈晓楠：在二十世纪灿若星河的学术大师当中，季羡林是比较奇特的一个，他既没有家学渊源，也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但却从老家的田间地头一路走来，走上了学术巅峰，期间的曲曲折折也颇耐人寻味。有人说，季羡林是中国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见证人，因为季羡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为了制作这期节目，我们特意去解放军301医院，看望了已经98岁高龄的季老。

　　季羡林：中国是和为贵，以这种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我们讲“和”，这中国的精神。

　　解说：在山东临清市，流传着现代名人的文武双星说法，武指的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文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临清人。

　　老农：我年纪不多大，我就是73岁，他(季羡林)现在就是够90来岁了，够吧。够90吧，97了，98，俺大爷96了，也活着，也在着了。(季羡林)现在还能走路吧，能，能走路。

　　老农：(季羡林)对咱官庄这个帮助也不少，就是捐献的东西，修路，他(季羡林)这个捐献都不小，咱说对官庄也有贡献。

　　解说：1911年8月，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山庄--官庄。在他出生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末代皇帝溥仪被请下帝王宝座。季羡林对幼年的的回忆中，穷和饿是关键词。在山东西部最穷的县里找最穷的村，在这个最穷的村里找最穷的家，那就是季羡林的季家。

　　蔡德贵(季羡林助手)：穷到自己从来没吃一顿饱饭，但是，有一点好东西，他记得很清楚的，一个就是母亲从外祖母那个邻居那，拎回来一罐牛肉汤，从这个汤里边呢，结果捞出来一小块牛肚，那一辈子吃的，就是第一次吃那么好吃的东西，拿出一块小牛肚来以后呢，又舍不得一口吞下去，拿了一个生了锈的小刀一点点切着吃了这一块小牛肚，那觉得是一生吃的最可口的一次饭。

　　解说：小时候季羡林并不爱读书，家里连带字的纸条都没看过。虽然6岁就来到济南求学，但很快，动荡的时局打乱了这里的平静。

　　季羡林：我没什么理想，我少无大志，我高中毕业以后，家里边没钱，就想找一个职业，当时的时候呢，是抢一只饭碗，没想，我没想什么大志。

　　蔡德贵：因为季老呢，他小学毕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学习不好，所以好学校他不敢报，他最后选了一个什么呢？当时济南有两个就是名声不好的学校，一个叫破正谊，一个叫烂育英，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正谊中学，而当时他入了学以后。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就是鞠思敏先生，当时他是做正谊中学的校长，所以这个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爱国者之一，日本人进了济南以后，慕名想求他出来做伪政权的一个官员，坚决拒绝，挨饿也不拿日本人的面粉，所以这个人就是一生爱国对季老的影响特别大。

　　解说：校长的风骨感染了少年季羡林，从1928年日寇占领济南那天起，当地学生组织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季羡林和伙伴们一道发过传单、撬过铁路、烧过日货，让日军非常头痛，于是，针对学生的抓捕和枪杀时有发生，17岁的季羡林，险些死在日寇的刺刀底下。

　　钱文忠(季羡林学生)：季先生正好家里有件什么事情，要到一个药店去，被日本人拦住了，因为日本人是最恨学生的，因为学生一直在搞反日的活动，所以看见季先生一看，突然发现他腰里扎了根皮带，日本人说你是学生。

　　蔡德贵：后来季羡林呢，就是跟他说，现在我经商，现在商人呢，也多少有一点钱了，也能系得起皮带了，这样就是算勉强的过去了，他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沉着，肯定会被抓起来，因为当时是明晃晃的刺刀。

　　钱文忠(季羡林学生)：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季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青少年时代的季先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憾，就季先生会十几种外语，但是唯独不会日语，他不学日语，他从青少年时候他下定决心，不学日语。

　　解说：但是国难并没有因个人的侥幸逃脱而结束，1931年918事变，日军悍然占领东三省。季羡林此时已经是清华大学大二的学生，学生们对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纷纷来到政府请愿。刚满二十岁的季羡林更是满腔热情，救国如救火，为了让蒋介石出兵抗日，他和众多学生一起，奔赴南京请愿，甚至卧轨绝食。

　　蔡德贵：他们坐火车是从前门火车站走的，到前门火车站的时候呢，站长不让上车，不让上车就是不能去南京，这些学生怎么办呢？就是卧轨，结果呢，因为学生卧轨后来站长不得不让这些学生去了。

　　解说：赴南京请愿只是季羡林清华学生时代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清华四年是季羡林一生的转折点。

　　　清华求学时期：对胡乔木说“玩命的事干不了”

　　钱文忠：季先生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运动，而且他喜欢的运动非常时髦，网球，还有手球，他花很大的力气打过手球，而且他不会抽烟，他觉得自己不会抽烟很，有很大遗憾，他居然花钱找了一个人教他抽烟，而最后也没教会。

　　解说：这是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这里回廊曲径，花木蓊郁，著名的“水木清华”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季羡林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四个文学青年，出于对国事与文学的关注，他们走到了这里。工字厅是他们放言国事、指点文坛、臧否人物的地方。他们也被同学们戏称作清华“ 四剑客”。有意思的是，四剑客来自不同的系，吴组湘已经结婚，并且还有了孩子，其中，季羡林年纪最小，想法最多。

　　陈晓楠：有一次他们围绕茅盾的创作展开辩论，季羡林认为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那种灵气。而吴组缃则肯定《子夜》是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是没有结果也不伤和气，但却极具启迪作用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清华大学的求学时期，正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那形象再现了20世纪 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颓败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等名作被当代文学史家认为是创造了自茅盾以后现实主义的新高峰。不过，70年后，知交皆零落，“四剑客”如今只剩季羡林一人了。

　　解说：清华时期的季羡林广交朋友，多年后他在文章当中回忆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所记得起名字的友人多半都是外系的，比如当时历史系的胡乔木。

　　钱文忠：因为那时候清华大学，季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都发现门缝底下，会塞进来一张宣传抗战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对独裁这样的传单，他们都知道是胡乔木他们塞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因为要保护胡乔木。那么有一天晚上，胡乔木就坐在季先生的床边，劝了他几个小时，要季先生参加革命，那季先生回来都回忆说，他说他非常地同情革命，也非常地认同这种要求民族独立，对外抗战，一致抗战这种想法，但他胆小，而且他有好多牵挂。

　　蔡德贵：季先生这次他给我做口述历史的时候跟我说的，他说当时他的觉悟不高，就直接跟胡乔木说，他说这种玩命的事我干不了。

　　钱文忠：季先生非常真诚的人，但是他去给工农学校，夜校补课，就完全不收，当然不收费的了，就去补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是一个有热血的人。

　　解说：当工字厅的聚会渐渐少了的时候，季羡林知道，四年清华生活，即将结束。1934年夏天，季羡林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他把这张照片和同学的留言夹在被子里，用绳子捆得严严实实，然后卷起铺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京。

　　　终身感谢冯友兰 选择梵文作为主攻方向

　　陈晓楠：毕业后的季羡林工作并不如意，好不容易在一所中学谋到个国文老师教席，但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进退维谷，十分不堪。正在极度郁闷的时候，母校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信报名参加了选拔考试，结果呢，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解说：1974年冬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几个农场工人正在取土劳动，他们在距地表半米深处的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摞叠放着的书本残卷，这些残卷共有四十四张，每张正反两页都写满了工整的古怪字母，其中有三十七张被火烧掉了三分之一。

　　蔡德贵(季羡林助手)：这44张(残卷)这个边上都烧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找了好多人试读都不知道。最后有人说，说这个东西能读懂的大概只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所以新疆博物馆的馆长就带了这个残卷到了季老的朗润园家里头，就跟季老说这个事。

　　解说：新疆出土的古怪文字，在上个世纪初一直是欧洲冒险家们的新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几乎是当时的定论，因为，在中国，政府怕洋人，更因为，在中国没人能破译这些文字。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对此耿耿于怀，但又无可奈何。

　　季羡林：希腊文明、穆斯林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伟大的，我叫它四大文明。真正交汇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疆，别的地方没有。

　　解说：1981年3月，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带着这四十四张残卷来到北大。17年后，这批残卷的英译本在德国出版，一举震惊了欧洲语言学界。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吐火罗文作品译注，也是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

　　陈晓楠：就在这本书英译本出版的第二天，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梵语研究所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庆祝酒会上，这个研究所特意摆出了曾经在这里学习或任教的一些杰出校友的照片，意在证明哥廷根大学东方学研究的不凡实力。而其中，季羡林的照片格外惹眼，因为，他是这里唯一一个中国人。

　　解说：哥廷根大学位于德国西北部，这所创建于1737年的大学曾经走出了3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二战以前，它一直是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重镇。陈寅恪游学德国时所师从的语言学大师路德施就曾是这里的学生。1935年10月，季羡林辞别叔父、辞别妻子和几个月大的孩子，辗转来到这里，等待他的是十年的求学时光。两个月后，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学业主攻方向，辅修英国语文学、斯拉夫语文学和吐火罗文，在当时的语言学界，能够通晓梵文的学者更是廖若星辰。季羡林当时给自己学术钻研立下一个硬性规定：不在国外研究中国学问。

　　蔡德贵：而季羡林他是出国以前就下定决心，绝不做和这个中国学沾边的学问，所以他到了哥廷根大学呢，就是犹豫彷徨了半年多，最后才选择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在清华想跟着陈寅恪先生学而没有学到的梵文和巴利文。

　　钱文忠：季先生认为为了学问，他愿意跟西方人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起跑线上，拿你的看家领域，我来跟你做竞争，这里边有一股傲气的。

　　　无处不在的乡愁 回国离别“打字机主人”

　　陈晓楠：然而与这种傲气相随的是对家国无时无处不在的乡愁。1936年圣诞节，季羡林看到房东老太太和儿子团圆的快乐，非常羡慕，他想到了已经入土的母亲，彻夜无眠。按照留学规划，1937年季羡林原本该结束学习回国了，然而正值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济南再次被日军攻占，季羡林和家人的联系完全断绝，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真正是一个人孤悬海外。

　　解说：他在《留德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

　　蔡德贵：(季羡林)日记里边经常说，晚上做梦，一个是梦见母亲，一个是梦见自己的故乡，这是两个场景是经常出现的。有好几处地方，梦见自己的母亲，就哭着哭着醒过来了。

　　解说：让季羡林没想到的是，远在东方的季家此刻正陷入季羡林死了的恐慌当中，兵荒马乱、流言不绝，有人说季羡林已经死在国外了。

　　季承：我父亲在德国十年期间呢，有一次我母亲就请了一个算卦的先生，就是问问季羡林在德国还安全吗？还有没有？这个算命的先生就说，我有一个千里眼的这个技术，可以让你们看到季羡林，他就说把他的手蒙在我的眼上，他就说你看，看，你这里有没有人，小孩呗不懂啊，当然就看了，看看，模模糊糊，好像是有个人一样，他说那个人是谁，是不是你爸爸，当时我对这个爸爸的概念很淡漠了，我说是，是像他，他说他在干什么呢，我说他坐在草地上，坐着呢，这个算卦的先生说，你看，他活着呢，还活着，你儿子都看到他了，那我母亲和我那姑姑很高兴，就知道季羡林还活着呢。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影像是什么影像呢，就是挂在我们家里那个墙上的照片。季羡林坐在一个草地上照的照片。

　　解说：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一边是生与死的占卜，一边却是爱和不爱的挣扎。和季羡林在哥廷根住处不远，住着善良的迈耶一家，迈耶美丽的女儿伊姆加德小姐，在日常的交往当中逐渐对这个质朴勤快的东方小伙子产生了爱慕。

　　钱文忠：季先生不会打字的，这个大概没有人知道，季先生一辈子不会打字，所以他写的论文都需要有人打字。

　　蔡德贵：每天的晚上，季羡林就拿着自己厚厚的一摞毕业论文到伊姆加德家里去，请伊姆加德打字，为什么必须坐在旁边呢，因为他这个手写的东西非常潦草，而且他这个都是涉及到梵文巴利文转化成德文的一些字母，根本看不清楚，对伊姆加德一个普通德国女孩来讲她如同看天书。所以你必须坐在旁边，一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就随时好问，这样一来二往呢，可以说是俩人都产生了感情。

　　解说：季羡林为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感情和理智、家和国、前程和往事都纠缠在一起。他最终拒绝了那架打字机的主人。

　　蔡德贵：假如，季老不受中国传统观念的约束，有可能就和伊姆加德能成为这个百年和好的一对夫妻，但是因为季老他(受)中国传统观念特别重，他一直挂念着家里的婶母，叔父，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所以他最后就放弃了这种有可能结为夫妻的机会，毅然回到大陆。

　　解说：1945年9月，季羡林决定回国，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伊姆加德家，把稿子打完。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十年一觉欧洲梦，蠃得万斛别离情。”季羡林坐在船上回望哥廷根，不觉满眼含泪。不过，当时季羡林怎么也不会想到，35年之后，他还会旧地重来。1980年，季羡林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观访问，重访哥廷根。他兴冲冲地沿着熟悉的街道直奔熟悉的庭院去找熟悉的人，敲门一问，却物是人非。有意思的是，有好事者后来竟然找到了伊姆加德，她其实还住在那里，只是一楼换了人家。伊姆加德终生未嫁，一起没有改变的还有那架早已锈迹斑斑的老打字机。

　　陈晓楠：多少有些凄美的感情往事，九十年代初，季老的学生就当面问季老：“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经想聘请您，您不是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吗？为什么不去呢？?”季老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妻子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创建北大东语系 100多个大使是“徒子徒孙”

　　解说：2001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季羡林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一百多个外交大使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季先生的徒子徒孙来。

　　其实，北大东语系的历史并不算很悠久，但是创建东语系的打算却可以上溯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1917 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这被认为是北大东语系的源头。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延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的归国。

　　蔡德贵：所以这样他就是从哥廷根大学离开以后，辗转到了瑞士。所以他这个到了瑞士取得了回中国的签证以后呢，开始长达将近半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呢，经过了香港，然后从香港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就很难想象出来了，到了上海的土地上第一件事他是跪下叩头，然后捧起了一把上海的土，亲吻了一下，说我的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解说：阔别十年，季羡林实在不知道自己这些年的所学能不能派上用场，他甚至连找什么样的工作岗位心里都没底。

　　蔡德贵：季老在回国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就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叫哈隆教授，已经给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找到了一个位置。当时哈隆教授呢，就说你来剑桥大学，我们共同把这个印度学，讲授给学生，当时季老是一心要回国，所以给哈隆教授一个回话，说我先回国看一看，看一看再给你答复，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跟在英国治眼睛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取得了联系，问回国以后在什么单位工作好一些。这时候陈寅恪先生就把他推荐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

　　解说：1946年初春的一个午后，季羡林带着他在德国发表的学术文章早早地来到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拜会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听说是陈寅恪举荐的人才，很是赏识，但同时也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

　　蔡德贵：这个傅斯年就问季老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季老说我来北大不用说副教授，给我个讲师我也觉得很光荣的事，我也没什么想不开的。

　　解说：第二天，季羡林又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汤用彤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没有半点‘洋气’，看上去像个老农。这位佛学大师的朴素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汤用彤也把学校职称的规定告诉了季羡林，能进北大，副教授也没什么，季羡林慨然应允。

　　陈晓楠：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汤用彤就急匆匆地来找季羡林，告诉他学校已经决定聘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呢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季羡林受宠若惊，看着汤用彤离开的背影半天没回过神来。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仅一个星期，马上就被提升为了正教授，迅速在学界传为了美谈，这个记录至今也没人能打破。

　　解说：东语系初建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六七个人，七八条枪，这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马坚、金克木、马学良、于道泉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

　　季羡林：当时建立东方学科，无非是感觉，60年前，世界的学术，政治，经济都是西方人在那里操纵。我们东方文化渊源流长，可是没什么地位，所以后来到了北大以后，就创立了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这1946年，1946年我到北大来的。

　　蔡德贵：最初创建东语系的时候，东语系有个说法叫俩人班，什么叫俩人班呢？就东语系的系主任是季羡林，然后有一个秘书叫王森，实际上全系的所有的政务大事都是他们两个人来负责，其他的包括好多杂事，那也很多了，都是由他们俩具体来策划、运作。

　　解说：但是，文学院对东语系非常重视。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汤用彤和当时的图书馆长毛子水商量，特意在北大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可以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蔡德贵：而我们入学的时候呢，东语系已经大概有八九个专业了，东方语言的专业，教师也很多，而且一级教授除了季羡林先生，然后二级教授有马坚先生，金科木先生，还有三级，四级教授那就很多了，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钱文忠：中国有多少外交家是东语系毕业的？数量非常庞大，担任过大使的数以百计，那个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十个二十个，你看季先生过生日的时候，回来一看，100多个大使，都是东语系的学生。

　　蔡德贵：然后学者呢，那就更不计其数了，然后副部级的外交人员可能也有几个了，这都是东语系，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愿意说自己是季老的学生，也应该说是季老的学生。

　　解说：季羡林正想全身心好好干一番学术之际，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原本对国民党腐败政治不满的季羡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政权充满了期待。他挤在欢呼解放军进城的人群中，热血沸腾。

　　季承：当时的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他是非常拥护的。所以他到北京大学来以后，说是那时候要接胡适他们要到南方去，当然我父亲当时是不是被接之一，恐怕不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他要走是可以的，要走到南京去，肯定那边会欢迎的，他呢是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要去的。

　　解说：解放军进城后不久，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一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这个面容清秀，说一口带苏北口音的官话的老同学，原来当年那个在学生洗脸盆里撒传单的革命青年，而今已经是共产党的高官，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陈晓楠：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现在形势大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材。他问季羡林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季羡林看完了信激动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当时的革命热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这样好的机会从天而降，无论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好事，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给胡乔木回信，表示完全同意。

　　解说：信发出不久，胡乔木亲自来到北大拜访季羡林。旧友重逢，倍感亲切，胡乔木特意告诉季羡林：“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没有称“毛主席”，而是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有意思的是，胡乔木和季羡林的交往中，从来都是胡乔木去找季羡林，季羡林从不主动拜访胡乔木。很快，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疆学院的师生高高兴兴地来到北大，这些师生们的铺盖还没放稳，又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一次，东语系得了个第一。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1952年8月25月，东语系共有教师 42人，旧生324人，新生30人，保送干部12O人。师生总数为516人，位居全校之首。

　　蔡德贵：所以他这个东语系的发展，应该说几十年来，一直是在季老的这个一手操办之下发展起来的。

　　解说：随着东语系的壮大，季羡林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在北京大学1952年和1956年的两次教授评级中，季羡林都是一级，而更大的荣誉是1956年他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四十多岁就荣登中国学术地位的顶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官运亨通”。

　　　文革中被赶进牛棚 女生宿舍楼看门人翻译《罗摩衍那》

　　陈晓楠：但是季羡林的亨通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三反”、“五反”开始，在这些标榜知识分子精神救赎的运动当中，季羡林猛然觉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是个彻头彻尾的“摘桃派”，意思也就是说坐享人民战争成果的人。他心里背上了异常沉重的原罪包袱，不断地忏悔，不停地写思想检查，心悦诚服地参加到一次次的批判浪潮当中。

　　解说：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我对我的老师，都写了怀念文章，怀旧集。

　　陈晓楠：五十年后，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他说，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北京大学朗润园内有个小池塘，这里荷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季荷，季荷池后面就是季老的住所，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对文革的反思《牛棚杂忆》。季老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里早晨灯亮得最早的时候，季老一般早晨四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几十年来，养成的这个习惯几乎没有打乱过，不过文革时期除外。

　　解说：这是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中译本，《罗摩衍那》被称为印度最初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受到了这部书的启发。但是，这本诗集长期以来只在佛教徒之间以节本的形式口耳相传，在中国一直没出现一部真正的全译本，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被赶进牛棚。

　　蔡德贵：是季老一生当中除了在德国的饥饿监狱，然后在文革当中呢，他就是第二次进了炼狱，受到了人间难以忍受的耻辱，包括饥饿，包括肉体的折磨，但是从牛棚出来以后呢，他觉得人生非常短促，而且受这么大的罪，觉得还不如死掉好，所以他一度想自杀。有一次他把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么悄悄地到这个他的房后圆明园的芦苇里边静静地死去，但是刚要出门的时候呢，被红卫兵堵住了，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说，人间的苦好像也就是不过如此，我不死了，从此以后呢，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悟过来了，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呢？

　　解说：文革后期，季羡林被发落到北大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当看门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只好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这样的地下翻译持续了四年。文革结束，《罗摩衍那》的汉译本也初具雏形。

　　陈晓楠：万幸的是，共和国总算是艰难地挺过了这十年折腾，文革结束，很多批判过季羡林的人心事重重，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意图，甚至走路的时候都故意避开他，生怕旧债被他记起。其实季羡林也是心事重重，只不过，内容有别罢了。

　　解说：季羡林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据身边的人回忆，即使是出差在外，偶有所想，季羡林也会想办法记下来，没有纸就用路边的香烟盒。《牛棚杂忆》大概就是当时日记的整理本。

　　季羡林：我要是跳不到牛棚里边，那本书(《牛棚杂忆》)也出不来，如果那本书出不来，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差一大截。到现在，书非常少。

　　蔡德贵：他认为像文化革命这样的惨剧不应该重演，但是他看这个书店里边几乎没有出版这类似的著作，所以他就下决心，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因为我是亲历者要写下来，他花了很长时间写，写了以后没人出版，出版社都不敢出，因为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钱文忠：他应该是拿个人现身说法，拿他的血泪，拿他的哀痛，来提醒这个民族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部书对他来讲写得是很沉重的，虽然文笔好像看着很轻松。

　　季承：所以他在写的这个《牛棚杂忆》里头，他基本上是不点名的，说对谁，他都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也清楚，他基本都没有点名，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这些人，能够认识这个事情错误，防止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

　　蔡德贵：所以这个书的影响在于，中国它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毁灭文化，毁灭知识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运动以后不应该再搞，不应该有第二次。所以季老，他是《牛棚杂忆》主要的意图就是想告诉世人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做毁坏自己文化，毁坏自己传统的事，他的主旨是这个。

　　　八十多岁高龄 完成《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解说：1978年，季羡林67岁，按照中国现行的退休规定，早已过了退休年纪，但是从67岁到91岁，24年中，季羡林迎来的却是他的第二个学术的春天。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他完成了平生最重要的两部学术专著《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

　　季承：他就觉得时间并不多了对他，他的工作并没完成，因此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他的研究工作就越发奋，越努力，我的感觉当时觉得，他就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解说：在学界向有“北季南饶”之誉，分别指的是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香港大学的饶宗颐。2008年10月，已经91岁高龄的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来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当记者问及他对季羡林人品、学品的评价时，饶宗颐说了四个字：“笃实敦厚”。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来到301病房，这是自2003年以来温家宝第五次看望季羡林先生，说起这一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时，温家宝说：“ 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灾难和文明进步伴随在一起的。有一位名人说过：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灾难，一定会用文明来补偿。”季羡林马上说：“是恩格斯的话 ”，并补充：“国家领导人不好当。治乱世易，治盛世难，治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难。”温家宝对季羡林的理解深有感触，当即表示：“我常记着一句话，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我们有许多值得忧虑的事，脑子一点不能放松。”

　　2009年01月18日，在北京301医院，季羡林说：我这活了100岁了，一个是从东亚病夫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你要没有这个改革开放，这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不是我们自己在吹，现在世界上的事情，无论多大多小的事，离开中国解决不了的。

　　陈晓楠：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屈子的《哀郢》《涉江》，为中国知识分子定下了爱国忧民的基调，一脉千年。今天的北大季荷池依旧是荷叶青青，季老也将迎来他九十八岁寿辰，百年可期，丹心可鉴。除了璀璨的学术贡献，季老对中华民族治乱的反思其实也应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在301医院病房里，季老尽管眼睛有些小恙、视力模糊，但思维非常敏捷，我们刚刚走进病房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对不起，我站不起来了，表示失礼，谦以待人，特别让我们感动。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求季老给我们写几个字，季老虽然视力不太好，但是他还是欣然应允，在一片模糊当中，他挥毫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的中国心。

　　季羡林，东方学一代宗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最高荣誉奖“褒扬状”；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中国译协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