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罗伯茨：天才名将是怎么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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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罗伯茨：天才名将是怎么诞生的 

原创 2017-09-13 安德鲁·罗伯茨 大家

撰文 | 安德鲁·罗伯茨

翻译 | 陆大鹏

上个月的专栏，我写的是人类历史早期的军事领导力，试图解答1981年我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一个人如何领导一百人？”本月我打算把故事讲到当今时代。我相信，火药时代（大致从16世纪末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单独时期，在这期间战争和战场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当然了，火药是好几个世纪之前在中国发明的，但直到西欧大陆的争霸战争中运用火枪和大炮，火药的力量才真正在全球层面体现出来。

火药在大战略层面引发的第一场大变革是急剧降低了城堡和设防城市的重要性。正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期间奥利弗·克伦威尔清楚地证明的，此时的军队有能力用火药和炮弹来轰击和摧毁城墙，于是巩固的要塞城市很快丧失了在军事行动中的核心地位。

在此之前的城市是货真价实的“要塞”，而此后，占据城市的军事意义下降，同时占领军还要养活大量城市人口，所以有时占据城市不是优势，反而是噩梦。战争艺术曾局限于一系列围城和守城战，而如今转移到了开阔的战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场战役，那时堑壕和机枪又再度消解了军队的机动性。

第二项变革是在战术方面，当然在战场上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在过去，地形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指挥官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爬坡仰攻、被太阳耀花眼，而在火药时代，火枪和大炮能够在相当远的距离用致命火力横扫战场，所以地形地貌突然间变得非常重要，能够保护士兵避开敌人强大的火力。在这个时期，懂得利用地形来获取战术乃至战略优势的指挥官（最经典的楷模是马尔伯勒公爵、拿破仑·波拿巴和威灵顿公爵）往往能够战胜技艺欠佳的对手，打赢战斗，甚至赢得整个战役。

所以，中国发明的火药，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发明（如印刷术和互联网）一样，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石是一种化合物（硝酸钾），其生产手段令人作呕。成堆的人粪和/或鸟兽粪、草木灰、烂稻草和大量人兽尿液（越酸臭越好）被放在一起，咕噜咕噜地冒泡一年左右。由此产生的氨气会引发化学反应，生成硝酸钾这种非常高效的氧化剂，赋予其爆炸性。

最好的硝石产于中国和印度，这解释了为什么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火药质量比法国高得多。（硝石据说也有医用功效，老兵有时会往汤里撒一点火药，据说能治高血压。例如，拿破仑的高级军医，令人敬慕的拉雷男爵，在1809年阿斯佩恩—艾斯林战役之后用骑兵胸甲当锅，烧汤给伤员喝，汤里就放了火药。）

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J.F.C.富勒少将读了另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巴塞尔·利德尔·哈特上尉1926年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传记（书名非常有挑衅性，叫做《比拿破仑更伟大》）之后，在给利德尔·哈特的信中写道：“伟大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说荷马比莎士比亚更伟大，或者莎士比亚胜过歌德，是荒谬的。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是他所在时代的伟人。你可以说西庇阿比汉尼拔伟大，这是有道理的。但你不能说西庇阿比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拿破仑或弗里德里希大王伟大。”

这话当然正确，但我们还是能对同时代的军事家作比较，比如把纳撒尼尔·格林和乔治·华盛顿比较，或者把奈伊元帅和路易—尼古拉·达武比较。最伟大的军事家需要展现出成功的军事领导力的终极品质，也就是伟大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开创性名著《战争论》中反复提到的那种品质：天才。

我们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伟大军事家是生来伟大，还是靠自己努力变得伟大，还是天赐其伟大？答案似乎既是三者皆有，也是一个都不成立。火药时代结束之前的时期，压迫性更强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军事指挥权往往掌握在帝王或贵族手里，但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始终是民主的，能确保有才干的军人在战争时期比和平时期攀升更快，正如革命时期会涌现太平岁月罕见的天才领袖。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便在最墨守成规的社会里：罗伯特·克莱武（绰号“印度的克莱武”）曾是个债台高筑的文员，拿破仑曾是来自科西嘉的外来者，等等。

打得是否高明和是不是在正义一方作战也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有许多军事家站在野蛮和奴役一面，而不是为文明和自由效力，那是因为最终目标的正义性与军事天才没有关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写道：“有人说真理拥有一种谬误所没有的内在力量，或者真理必然战胜奴役和压迫。这只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感情用事罢了。”同样，24磅大炮或者马提尼-亨利步枪也和正义与否无关。

伟大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说，战争的目的是尽力确保金属碎片刺穿人肉。这是对伟大军事家的领导艺术的一个严苛但基本上公正的概括，至少在战前机动完成之后是这样。在一些比较罕见的时候，单是战前机动就足以赢得胜利，比如1805年10月拿破仑几乎一弹未发就占领了奥地利城市乌尔姆。

20世纪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一个世纪，原因之一是，据估计20世纪死于暴力的人数远远超过之前所有世纪的总和。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到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共有超过1500万中国人死亡。这一点是很多西方人从来没有学到过，或者早已忘记的。

伟大的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在19世纪末的军事行动很奇怪地预示了20世纪的战争，因为威廉二世皇帝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希望重演毛奇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伟大胜利。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期的武器——堑壕、铁路、带刺铁丝网，尤其是机枪——都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巅峰，人类天生的发明精神被用于自我毁灭。（据说毛奇一辈子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有人告诉他，比利时的伟大要塞列日固若金汤，德军不可能攻破它；第二次是有人告诉他，他的岳母出乎意料地去世了。）

军事天才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不同时代、不同地理区域都产生了军事天才。尽管过去大约五百年里全世界主要的战场是欧洲，很多军事天才出自欧洲以外。如恰卡·祖鲁、山下奉文和武元甲这样的军事家表明，军事才华并没有种族或地理边界。

20世纪上半叶的最伟大军事家当中，自然有很多人参加了给20世纪造成莫大创伤的两次灾难性全球冲突。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埃尔温·隆美尔、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哈索·冯·曼陀菲尔等德军将领的水准让我们觉得，盟军是多么幸运！因为虽然德国国防军将领的水平一般来讲比盟军将领要高，但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在战略上是个笨蛋，尽管他自诩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

乔治·C.马歇尔、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后来的艾伦布鲁克勋爵），甚至“三巨头”（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总的来讲不是战场指挥官（与战场指挥官相对的，是远离前线、甚至身在不同国家的参谋长们），但有理由称这几位为伟大军事家，因为他们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筹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大战略。这几位一般不被算作军事领袖，但他们对打赢战争的整体影响力远远超过在阿拉曼作战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在斯大林格勒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和库尔斯克战役的科涅夫元帅。

那么，令史上最伟大军事家们脱颖而出的，究竟是哪些品质？其中一位，斐迪南·福煦元帅于1919年的著作《准则与判断》中写道：“有权指挥从来不意味着有权保持神秘。”伟大军事家的品质不是秘密，而是公开表现出来的，并且在许多个世纪里变化甚微，所以能在本文中对其加以分析。尽管发生了技术变革、火药时代来了又去、机枪出现、制空权变得重要，优秀军事家的品质却令人惊诧地始终如一。海因茨·古德里安会认可以色列领袖约书亚的勇猛大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会仰慕米底人居鲁士令人生畏的强大力量；罗伯特·E.李会赞赏威灵顿公爵的注重细节，或者亚历山大大帝的卓越战术能力。

R.F.C.富勒的笔友（有时是他的拥护者）巴塞尔·利德尔·哈特在他的1944年著作《对战争的思考》中写道：“思想的积极主动和强有力的个性，或者说坚定的决心，这两种品质对战争指挥的力量特别重要。它们实际上是伟大军事家的标志。”

思想的积极主动和强有力的个性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瞬间把握局势的能力、激励和鼓舞陌生人的能力、对时机的敏锐掌握、观察力、制造出其不意的能力、搞好公共关系的本领、将战略与战术紧密结合的天赋、推测对手意图的能力、维持主动权的能力，以及如巴顿将军于1944年10月所写，“鼓励自认为已经失败的人，让他相信自己并未失败”的能力。

许多最成功的领袖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对历史兴趣盎然。他们往往阅读过大量历史和传记，经常汲取历史的教训，有的退休之后还亲自撰写史书。拿破仑皇帝在大西洋中央的弹丸之地圣赫勒拿岛流亡时，撰写了一部高水平的尤利乌斯·恺撒传记。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都是拿破仑多年的偶像。今年早些时候，我带领一大群中国游客参观了巴黎、土伦和滑铁卢的拿破仑名胜（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很乐意再次体验），他们渴望了解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如何激励他的民族。

我们从一个名胜走到另一个，我能够沿途指出拿破仑的天才如何产生效力，尤其是下列品质的重要性：一丝不苟的计划、研究地形地貌、绝佳的时机把握、沉着冷静、注重纪律和训练、理解普通士兵的心理以创建团队精神、发表激励人心的演讲和宣言、控制新闻传播、学习和改进其他人的现代战术思想、对恰当的人提出恰当的问题、深度学习和研究历史、若有必要就冷酷无情、运用个人的魅力、在无法想象的重压之下仍然保持冷静（尤其是似乎即将战败的时候）、好运气、几乎到了强迫症程度的关注细节、严格管理自己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在战场的关键点运用临时的兵力优势。有了上述这些品质，拿破仑能够领导不仅是一百人，而是数百万人。

我希望，三十六年前我若是写出这篇文章，能够通过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

【作者简介】 

安德鲁·罗伯茨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