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2017年10/11月份出版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约翰•洛伊(John Lowery)。约翰•洛伊曾是美国空军一名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和自由撰稿人,也是一位作家,他已经写了5本有关飞行器性能和航空安全的书。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在冷战期间,一些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拥有的火力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飞机的航程‘不够用’了。”
美国空军F-100战斗机飞行员哈里斯•柯克中尉(Lt. Harris Kirk)正在奔向其飞机的驾驶舱,照片摄于西德境内的一处美国驻欧空军基地举行的一次警戒演习期间
背景概述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宣誓就职后,正式承认了苏联庞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对美国的欧洲盟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当时,北约方面时刻面临着175个现役苏军师可能发动的入侵,而且另有125个后备师可在一个月之内部署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在二战中受创严重的其他北约成员国都无力承担起重建一支与苏联方面在数量上不相上下的军队的重担。
冷战期间的苏军装甲集群,这是北约方面的噩梦
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唯一合理的反击措施是为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的喷气式战斗机装备“战术”性质的核炸弹。这些核炸弹可能针对的目标有大规模的苏军部队和基础设施,旨在进行威慑──或者威慑失败的话也能为有效地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提供一条途径。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美国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原子弹库存,而直到1949年才成功爆炸了其第一颗原子弹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核弹却少得多。
美军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富尔达缺口”(Fulda Gap),对准备涌入西德的大规模苏军装甲集群而言,这是一条非常合适的便捷通道。这里是一处“瓶颈”,能够为北约方面赢得宝贵的对华约入侵作出反应的时间。
富尔达缺口
北大西洋理事会(North Atlantic Council,译者注:这是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之一,主要研究和确定与北约安全有关的重大问题)在之前的1950年9月就批准了北约方面的这一战略,使用战术核武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空军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形成了一套“快速反应警戒”(Quick Reaction Alert)机制,后来为其赋予了“胜利者警戒”(Victor Alert)的代号,具体操作是部署成对的携带核武器的喷气式战斗机。
这个任务首先落到了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身上,后来又有盟国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加入,他们所计划和准备的主要是对数量庞大的苏联军队发起“单程”的核打击。只有少数几个足够接近北约基地的目标在打击完成后“返程”是可能的。但是对大多数目标而言,战斗机的航程有限,这意味着飞行员们只有在燃油充足的情况下才能逃脱核爆炸的杀伤,保住自己的性命,然后逃脱并回到己方的领土上。
挂载MK 7核弹的F-84G
缺乏经验的飞行员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这一决定后不久,新式的F-100C“超佩刀”(Super Sabre)战斗机开始在欧洲各地替换F-84G战斗轰炸机和F-86截击机。与被它替换的喷气式战机相比,“超佩刀”更大、飞得更快,而且航程更长。“小百”(译者注:F-100战斗机常被美军飞行员亲切地称为“Hun”,这里的“Hun”是“100”即Hundred的简称,在此译者仿照F-102截击机的昵称“小二”将其译为“小百”)迅速被交付给了驻扎在英格兰、西德、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地的战斗机联队。在摩洛哥的西迪•苏莱曼空军基地(Sidi Slimane AB)也装备了一个训练大队,另外在荷兰还部署有一个装备F-100C的防空中队。
挂载MK 7核弹的F-100C“超佩刀”
这些部署在欧洲的战斗机联队的职责是投放新型的Mk 7核炸弹,他们的目标是机场、铁路调度场、雷达站,甚至是重要的桥梁──任何有助于迟滞或遏止用于攻击北约部队的庞大苏军集群的事物都在打击范围之内。
博物馆中的Mk 7型核炸弹,爆炸当量在0.8至6万吨梯恩梯之间,1952至1968年间服役,共生产了1700至1800枚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F-100C战斗机飞行员中的“骨干队伍”都是相当缺乏经验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些才满23岁且刚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小伙子,在F-100上只接受了最低限度的型号训练。他们的飞行时间只有约250至300飞行小时,而且他们驾驶的是一款具有很高的空气动力学特性的飞机──特别是机载设备和武器是在为了打核战争而配置的情况下──他们承受了非常高的事故率。
在为执行核任务而进行的“配置”中,专门改装过的F-100C进行了如下的搭配:在左翼的中间挂架上挂一枚Mk 7型核炸弹,左翼外侧挂架上挂一个200加仑(约757升)的副油箱,右翼内侧挂架上挂一个相同的200加仑(约757升)的副油箱,另外一个较大的275加仑(约1041升)副油箱挂在右翼中间挂架上。尽管如此,哪怕把所有这些额外的燃油都算上,“超佩刀”的作战半径也是有限的。
F-100标准的核任务挂载
倘若是轰炸距离基地450海里(833.4千米)之内的目标的话,确实存在完成任务后返航的可能性。在对这些短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时,飞行员可获得长达20分钟的在目标附近“游荡”的时间,在此期间,国家军事指挥中心(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译者注:这是美国方面于1959年建造并投入使用的一套战略指挥控制系统)可以等待那个宣布“H时”(即投放核炸弹的时刻)的总统令的到来。不过,在战斗机飞往目标的途中,倘若宣布“H时”发生了延误的话就意味着这将是一次“单程任务”。饶是如此,飞行员们还是把这一切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接受了下来。
还有些目标位于1000多英里(约1600多千米)的地方。在这些更远的目标当中,其中之一就是位于乌克兰基辅西南约60英里(约100千米)处的一座苏联防空中心。在攻击这些较远的目标时,部分飞行线路要从维也纳上空较高的高度通过;一旦进入敌国境内,飞行员们将在一座较大的多瑙河大桥的上方转弯并下降到50英尺(约15.24米)的高度,以便进行低空冲刺并投放核武器。
虽然武器和投送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进,但对F-100C而言,其主要战术是在“低空轰炸系统”(Low Altitude Bombing System,LABS)的导引下,通过“越肩轰炸”的方式“甩投”炸弹(译者注:之所以叫“越肩轰炸”,是因为如果把目标当做“脑袋”,那么飞行员就相当于是操纵着飞机在飞越“肩膀”时把炸弹扔在“脑袋”上,故名)。在接近目标时,飞行员已经抛掉了翼下已被用光的副油箱,并在指定的地点将飞行高度降至地面以上50英尺(约15.24米)。然后,打开发动机的加力后燃器以获得最大推力,飞行员可以迅速加速到500节(约925千米/小时,相当于257米/秒)的速度并冲向目标。在适当的时候,飞行员会用一个稳定的4G的爬升拉出一个殷麦曼(Immelmann)机动(半圈)。与此同时,这位飞行员会不断地用“小百”仪表板上的一个交叉指针式仪表来监测飞机飞向目标的轨迹以及当前的G数。在一个机身近乎垂直的投弹高度上,“低空轰炸系统”会释放核炸弹,然后核炸弹就将朝着目标飞去。
“甩投”炸弹的过程:①攻击开始,抛掉副油箱并下降高度至几乎紧贴着地面,然后打开发动机的加力后燃器并以575英里/小时(约925千米/小时,相当于257米/秒)的速度接近目标;②在攻击点上以4G的加速度稳定地拉起机头,在此过程中要注意不断监视仪表板上的交叉指针式仪表;③拉起飞机进入殷麦曼机动;④当机身垂直时投放核炸弹,核炸弹呈一条弧线朝着目标飞去,投弹后飞行员只有54秒的时间逃离核爆炸杀伤区;⑤Mk 7型核炸弹是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机能够挂载的第一款核武器
F-100甩投核弹的照片
一旦核炸弹从飞机上投放,飞行员只有短短54秒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即便以最大速度飞行也只能飞出约16千米的距离)来逃出核爆炸的杀伤范围。当核炸弹落到1500英尺(约457米)的高度时,其将在雷达的控制下引爆,因为在这一高度下其破坏性冲击波的杀伤力可以达到最大。与此同时,飞行员仍旧面临着核爆炸强烈闪光的威胁,这可能会让飞行员致盲。为了弱化这种情况的影响,飞行员们都被发放了眼罩,在投完弹后会用眼罩盖住一只眼睛,这样,就算另一只眼睛被核爆炸的闪光致盲也还剩一只眼睛可用。
美国空军飞行员更喜欢把这个眼罩称为“达杨”式眼罩,因为和达杨戴的差不多
在一次核打击任务中,到了这个时候,飞行员已经几乎没有多少燃油了,而且他们的基地很有可能也已经在报复性的苏联核反击中被摧毁了。紧接着,这个地区难免会遭受其他由美国方面发动的核打击──由其他战斗机或美国空军的搭载W5型核弹头的TM-61A“斗牛士”(Matador)导弹所发动。“斗牛士”导弹在1962年被TM-76B“马斯”(Mace)地对地导弹所取代。这些所谓的“无人驾驶轰炸机”将由美国空军第701战术导弹联队(701st Tactical Missile Wing)从位于西德境内的基地发射。
对逃脱核爆炸的飞行员而言,虽然附近有一些区域被指定为“无害飞行区”,但由那些年轻飞行员们所规划的(乐观的)逃脱和生存计划要求立即向北转弯并飞向中立的瑞典或芬兰,直到燃油耗尽为止。如果他们没有飞到这些中立国的领土上,那么一旦他们被刚刚遭受了其进行的核轰炸的人抓获,他们能否生存就是个大问题。
起飞飞机对华约方面执行核打击任务的欧洲基地及其飞行距离示意图
蓝色男孩
针对核战争的训练始于在整个空军范围内面向战斗机飞行员开展的关于如何组装、解除保险和引爆Mk 7型核炸弹的课堂讲解,这其中也包括对武器投放技术和如何使用仪表板上的交叉指针式仪表的训练。
在核任务飞行训练期间,“超佩刀”尤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重点是这款喷气式飞机重载起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超佩刀”的外部配置包括三个翼下副油箱,外加一枚绰号为“蓝色男孩”(Blue Boy,译者注:美国的第一枚实战原子弹叫“小男孩”Little Boy,此处的“蓝色男孩”似与此对应)的练习用核武器,这被称为是一个“shape”,其尺寸和重量与实际的Mk 7型核炸弹相同。由于飞机以不对称的方式在翼下挂架上挂载了三个副油箱,因此在开展训练飞行时需要非常地小心。这种挂载方案被称为“1-E3配置”,翼下挂架上副油箱中的额外燃油可以让飞行员获得更多的飞行训练时间,与此同时,在突然发出核警报的情况下,空着的武器挂架仍然可以立即挂载上核武器。
挂载“蓝色男孩”MK 7训练弹的F2H
在欧洲地区,一次典型的核飞行训练任务包括飞一次实际的低空任务──这类任务模拟了飞往一处真实目标的路线。每个战斗机中队都保存有一系列包含这种模拟飞行路线的训练任务的文件夹。在进行这些飞行任务时飞行速度为360节(约668千米/小时,相当于186米/秒),飞行员距离地面的高度为500英尺(152.4米)或更低──这里要考虑的一点是飞行员们要把飞机发出的“嗡嗡声”控制在合法的允许范围之内。
然而,鉴于欧洲地区那种典型的对飞行而言非常恶劣的天气,这些低空飞行训练任务导致了多起事故和“准事故”。单单在1957年一年,驻扎在西德境内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Ramstein AB)的第53战术战斗机中队就损失了两名飞行员。1959年,驻扎在西德境内比特堡空军基地(Bitburg AB)的第36战术战斗机联队在当年的后六个月中损失了十二架F-100C战斗机。发生的事故或险情包括飞机几乎以擦着的方式避开了突然从薄雾中出现的教堂的尖顶,抑或是飞入了山顶的树丛中。即便是弹射成功的飞行员也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死亡。在一次事故中,一名飞行员撞上了卢森堡附近一座小山上的树丛,其飞机受到了严重破坏。他设法驾驶着这架喷气式飞机着陆了,但飞机由于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坏而不得不报废。
F-100的低空飞行训练导致了多起事故
在采用1-E3这种挂载方案时出现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发生在飞机进行剧烈机动的过程中。当飞行员尝试着努力竖起左侧的扰流板时,不平衡配置的翼下副油箱会引起飞机偏航并导致飞机突然朝右侧失控。最终,在挂载着三个副油箱的情况下进行的模拟格斗被禁止了。不过,年轻的飞行员们还是经常这么做──其导致的后果也可想而知了。
在维护保养方面也存在问题。当飞机挂载的“蓝色男孩”──这种训练弹的质量和Mk 7型核炸弹一样都是1680磅(约762千克)──即“shape”的质量和左翼挂架下的喷气机燃料的质量在左侧主起落架轮胎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其结果就是,飞机在起飞时经常因轮胎发生问题而失败,造成了许多重大事故。虽然有时轮胎损坏是由停机坪或跑道上的螺母、螺栓和螺钉等外来异物导致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空勤人员们在黎明前的起飞前检查过程中的失误──为满足重载外挂配置的需要而往轮胎中充了太多的气体。
绿灯意味着武装就绪
在他们执行警戒值班的那一天,四名来自各个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会从前一天的午夜开启其“胜利者警戒”任务。在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第53战术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们常常前一晚上还在军官俱乐部里享受美好的时光并直到深夜,接着就直接奔赴他们的座机,因为他们当中没有谁会想到自己会被派出执行这一任务。飞行员和地勤组长们都会将他们个人的汽车开到机堡里,他们那些已经挂好了核武器的飞机就停在这些机堡中。虽然附近会有一名武装警卫,但他很可能是一名年龄不大的空军人员,而且有可能正在高度警惕地调查中队机堡后面的森林中鹿和野猪发出的声音。
随后,执行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将启动发动机,并将核炸弹的核心部件(译者注:原文未明确说明,译者个人认为可能是起爆装置一类的,但不太可能是弹芯)安装到位,并通过战机驾驶舱中绿色的“武装就绪”指示灯进行确认。然后这一程序会反过来进行,即再将核心部件取下,驾驶舱内的指示灯显示为红色的“武装撤销”灯。完成这一程序之后,飞机的发动机将被关闭,并且在确保飞机无恙之后,飞行员会开着他们自己的汽车前往执行警戒任务的人员所待的拖车上,穿上抗荷服,配好配枪,然后躺在行军床或沙发上睡觉。
F-100C战斗机的驾驶舱仪表板,那个所谓的“交叉指针仪表”应该就是图中的17-俯冲与滚转姿态表,至于那个红/绿色的表示核弹核心部件安装情况的指示灯则未找到
当时还是一名中尉飞行员的加里•巴恩希尔(Gary Barnhill)曾讲过这样一件他听说过的事:有一次,一位前来参观的将军问一位执行“胜利者警戒”任务的飞行员说,倘若在没有地勤组长的情况下,他能够独自启动飞机、滑出机堡并起飞吗?在想了想之后,这位飞行员回答说他确实可以──并且他可以自己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在1959年的某个时候,上述这些原本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核警戒程序发生了改变。
此后不久,一套非常详细的“双人(值班)理念”开始付诸实施,这一程序要求为在警戒飞机旁执勤的武装警卫配备军犬,而且还为他们配发了执行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和地勤组长的8×10英寸的大头照。
1959年5月8日,一名配备了军犬的空军人员正在警卫西德境内的一处“斗牛士”核导弹发射阵地
当接近或在核武器周围工作时,只有值班的飞行员才能进入飞机的驾驶舱。这位飞行员必须知道当日的口令,并由其飞机的地勤组长或军械技术员陪同。“由飞行员自己将Mk 7型核炸弹准备就绪然后再解除这一状态”的操作程序也被终止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 Europe,SHAPE)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空军上将(Gen. Lauris Norstad)还亲自前往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以验证这些更严格的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
F-100C战斗机在欧洲的服役生涯相对比较简短,后来先是由改进后的F-100D所代替。更新式的核武器也开始部署,例如外观更加呈流线型的Mk 28和Mk 43热核炸弹(氢弹)。后来,在1961年5月,专门为执行战术核任务而设计的拥有复杂电子设备的F-105D“雷公”战斗轰炸机开始替换“超佩刀”。“雷公”使飞行员拥有了全天候的战斗力,但是对于某些目标而言,“雷公”仍然难以提供一种非常有效的执行“往返任务”的能力。F-105D通常挂载的武器是安装在其内部弹舱中的Mk 28或Mk 43核炸弹。
正在往机腹弹舱中挂载核弹的F-105“雷公”
由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实施核打击这一任务从未在欧洲彻底消失,其只是随着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威胁的衰落和再起而起伏波动。在今天,倘若需要的话,具备“双重能力”的美国空军的F-16和F-15E战斗机就能够投放战术核武器。更新版本的B61核炸弹正在研发之中,一旦准备就绪就会用F-35A“闪电Ⅱ”隐身战斗机进行验证。
F-15E测试新型B61-12制导核弹
自2016年以来,让F-35战机挂载核训练弹的试验已经开始进行,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只要英国皇家空军雷肯希思(Lakenheath)基地内的机堡完工(时间大概在21世纪20年代初期),F-35就应具备在欧洲地区完成核打击任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