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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我们的新栏目是一本1917年的维也纳手记 | 请回答1917 

原创 2017-08-19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写在前面的话

为什么是1917年？为什么是维也纳？好吧，为什么是手记？

 

191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并不仅仅是2017-100=1917。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时代的起点。

 

从时间上说，20世纪早就开始了。1900年英国的学者进行过一次非常严肃而且吸引无数眼球的辩论，那就是20世纪从哪一年开始。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那就是从1901年开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熟悉的那个二十世纪却不是始自1901年，甚至不是一次大战爆发的1914年，而是1917年。

△ 1917年意大利人眼里的欧洲，这完全是在给奥匈帝国、给同盟国泼脏水。实际上这一年奥匈帝国在东线发起了反击，因为对面的俄国人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

我们对1917年本身并不熟悉。我们知道那一年发生了十月革命，老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但当时的老欧洲更关心能否吃到乌克兰产的面包。那一年，同盟国的人们已经被饥饿和寒冷折磨了两个冬天，人们无法想象第三个冬天。1914年领导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已经驾崩，在萨拉热窝事件后对俄罗斯发布动员令的沙皇尼古拉跑到了西伯利亚，准备出国隐居。曾经垄断了军官阶层的贵族们在1916年一系列军事失败后，淡出了历史舞台；英国人和法国人每日仰赖美国面粉过活，日本的驱逐舰出现在马耳他，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在解决掉张勋复辟之后，也向德意志与奥匈帝国宣战了。

△ “百姓无不怀念我大清！”

但在老欧洲灯火逐渐黯淡的一年里，我们选择维也纳，并不只是因为维也纳最能代表1917年欧洲的那股丧劲。我们对战时奥匈帝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好兵帅克》，那的确是一部很丧的小说，但只是捷克佬的一面之词。在1917年，维也纳的灯火确实黯淡了，食品配额逐渐下降，只有几个家庭联合起来搞互助餐厅、通过各种手段弄到食物，才能渡过难关。但不就是在这样的餐厅里，彼得-德鲁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弗洛伊德么？甚至在饭也吃不饱的时候，维也纳的咖啡馆还在正常营业——1917年奥匈帝国财政部终于决定对咖啡馆小费征收所得税，这意味着直到1917年，人们还在给咖啡馆服务员（都是些波兰人）付小费。

△ 很显然，奥匈帝国的咖啡馆直到1917年仍在正常营业，但状况不会有画上这么好，这是幅1896年的画，这家店在第二年就被拆了。即便如此，还是不妨碍维也纳的文化人们怀念它和它的那个时代，比如勋伯格、霍夫曼斯塔尔和斯蒂芬 · 茨威格。

正是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我们发现了一本手记，虽然我们也不敢保证它是不是真的。这本手记的作者显然是一名奥匈帝国的军官，事实上也只可能是一名军官。他在一开始就宣称自己不属于最高统帅部，但他这样做很可能只是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相信他不属于最高统帅部下属的战争通讯社。毕竟战争期间，包括霍夫曼施塔尔、施尼茨勒、里尔克在内的很多维也纳作家都在军队服务，因为军队的食物总是得到最优先的供给。但是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服务于军队的文人，相反他虽然也是文人，但更接近于职业军人，所以这让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世袭贵族，毕竟到1910年代，只有世袭贵族和小市民阶级才会选择军官职业。他还公然表示自己有图书室，显然不属于底层市民阶层。

1917年是一个奇妙的年代，这是革命之年，却也是中欧盟国得以喘息之年。维也纳是一座我们不了解的城市，它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舞台，但这个时代和以它为首都的那个帝国都在一年后曲终人散。这本笔记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窗口，通过每周五的更新，看看一个100年前战争时期的人，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或者说这个作者可以扯多久。

1917年8月19日，周日，多云。

昨天的暴雨过去了。我现在在一个作为1916年新年礼物送给我的本子上随手写些东西，但现在是1917年。是的整整一年我都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现在是1917年。我不知道我该写什么，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觉得所有我曾经相信的东西，或者我曾经试着相信的东西，甚至别人试图让我相信的东西都在崩溃。

 

假如过去我相信的那些规律是正确的，我学习的那些方法是有效的，那么现在都不应该有一个我，坐在办公室里，假装勤奋工作伏案疾书，实际上却是在对着不知道相距多远的人隔空喊话。我们是幸存者，我们又是失败者，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籍以取得胜利的方法根本行不通，我们幸存是因为我们的敌人也运用了相同的办法。

 △ 上个月底的西线就是这样，英国人集中50个师的兵力在比利时边境发起攻势，但第一轮炮击结束后就下起了大雨，于是黏土质的地面变成了这个样子。英军当天前进了一英里，损失了32000人，每一米都有20人倒下。

在过去的一年里，法金汉将军在西线组织了被所有人寄以厚望的进攻，在一个完全符合战争法则的地方，发动的一场完全正确的进攻，原本应该改变战争的走向，但是规律没有起作用。而在我们这一边，俄国人组织了一场惊人的进攻，魔术般的攻势，我们的战线崩溃了。

我们的宣传机构一如既往把责任都推到捷克人头上，但是宣传并不能阻止俄国人。能指望的只有德国人，但是德国人也无能为力，只有少数德国军队被调来帮助我们，我们甚至要指望土耳其人，但土耳其军队也并不多。如果规律、战争法则依然有效，这就是我们帝国的末日，但我们也撑下来了。是的我们的对手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方法，在我们摔倒的地方他们的下场也一样。

1916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一年，我想这也是我们老皇帝死去的真正原因。时针仿佛比任何时候转的都快。也许我们错过了很多东西，前几天有人说威廉皇帝和贝特曼-霍尔维格伯爵没有趁法金汉将军对战局完全绝望的时机结束战争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无论是不是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在谁，法金汉将军都已经被兴登堡取代。而且人人都知道兴登堡背后真正的总参谋长是鲁登道夫，而我觉得这一点很可能是威廉皇帝犯下的一个更大的错误。

△ 带领我们在1914年对塞尔维亚宣战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陛下。他会八门语言，统治了整整68年，绝大多数子民都无法想象没有了他的奥匈帝国会是什么样子，但他还是在战争期间去世了。

 

11月21日我们86岁的老皇帝死了，那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咖啡馆里、路灯底下看报纸，然后在寒冷的空气里沉默不语。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相信即使在战场的另一边人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12月1日英国的内阁改组，阿斯奎斯辞职，意味着他所代表的那个英国，骑马、打猎、舞会和赛马的英国也离我们而去。爱德华-格雷爵士也跟他一起退出内阁，这个人比阿斯奎斯更能代表那个离去的英国，虽然他的爱好主要在于打板球、喂鸭子和钓鱼。

 

我听说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爱德华-格雷说，“我们的时代的灯火黯淡了，我们这一代人将无法看到它重新亮起”。这句话对我们这里真是一个预言，因为缺乏燃料，限电越来越多了。我已经忘了维也纳是什么时候用电灯代替了煤气灯，但是限电已经显得难以忍受。新事物已经无声无息的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就像食品配给卡。据说德意志帝国已经把食物配给精确到卡路里，结果是一匹拉车的马倒毙柏林街头的时候，人们像野兽一样争抢它身上的肉，一位女士为了抢到一块肉弄的浑身沾满马血。

 

而在我们这里咖啡馆还在营业。是的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人们连土豆都吃不上了，但这里是维也纳，所以咖啡馆还在营业，这也许是这个疯狂的年代里最后一点让人感到温暖的东西了。

△ 奉天承运奥地利皇帝，匈牙利的使徒国王，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伊利里亚的国王，耶路撒冷国王，奥地利大公（下略269字）……哈布斯堡伯爵，最尊贵的卡尔陛下。

我们的新皇帝在去年的倒数第二天去布达-佩斯加冕可能就是为了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留在1916年，而今年有的只有疯狂。俄国爆发了革命，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意大利人可能发动新的攻势。美国人对我们宣战了，但是我们的德国盟友认为他们暂时对我们无能为力。我听说中国今天也对我们宣战了，中国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宣战？我们会看到中国军队么？他们会从伊松佐河来，还是从喀尔巴阡山来？在我们需要依靠土耳其人的今天，他们也已经需要依靠中国人了么？说到这个，我记得有人说暹罗对我们是同情的，说不定某一天暹罗会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源济

我们奥地利可能缺面粉，但从不缺作家（以及华尔兹）！ | 请回答1917 

原创 2017-08-25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Der Kaiserwalzer (op. 437)来自世界说00:0011:24

（小约翰 · 施特劳斯在1889年创作的《皇帝圆舞曲》，最初名为《手拉手》，是为了纪念奥匈帝国和德意志的友谊，但被出版商改成了《皇帝》，搞得好像得到了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背书一般。可惜1889年还没有奥运会，不然趁着奥运会把《手拉手》的原名打出来，立意不晓得比奥德亲善高到哪里去。）

1917年8月24日，星期六，晴

好我又来了，如约而至——当然不是跟你们，我从来没跟你们约过什么，天知道你们那现在几点。我是跟我可爱的本子如约而至。上一次我合上它，把它锁进抽屉的时候，我跟它说：“老伙计，别着急，你看皇帝从不着急”。是的这个本子很镇定，即便这周意大利人像疯了一样在伊松佐河发动了五十个师的攻势，天知道他们的参谋是不是因为一年没吃意大利面得了狂躁症——但我今天打开它的时候，它和皇帝都很平静。

△ 卡尔皇帝陛下（左）在伊松佐前线慰问伤员。为了发动这次攻势，意大利人出动了四分之三的兵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挡下这一波，他们就打不动了。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们也打不动了。

我们的皇帝统治了快九个月了，这主要该怪我，如果我在年初收到这个作为新年礼物的本子的时候就开始对着你们隔空喊话，那个时候我们的皇帝刚在布达佩斯加冕不过两天。据说加冕的全过程都拍成了电影，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我不喜欢电影院，那里太黑暗，你根本看不清女士的脸。说到女士的脸，不对是说到电影院，我们的皇帝据说要对电影票开征娱乐税了。

说到我们的皇帝，他是一个温柔而单纯的人，是的这一点一目了然。我们的皇帝接受摄像机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一切都是适合于摄影机的，透过电影银幕你能轻易的感受到我们皇帝的灵魂，而老皇帝面对摄影机就会不愉快。老皇帝太丰富了，丰富到他展现给你的几乎从不是你想看到的那一面。

△ 1916年卡尔陛下登基了。中间的小朋友是皇储奥托。

老皇帝死了，所以我办公室挂上了新皇帝的像，但我没有把办公桌上的老皇帝换掉。他统治了我们这么多年，有时候我抬起头看到他的脸，觉得他好像活了一个世纪，他当然理解我在干什么。

 

“皇上心里清楚着嘞”这是老一代下层阶级的口头禅，有时候在这样说着的一个园丁，或者一个看门人身上，我能看到老皇帝的影子。他们的腰总是挺得笔直，因为他们多半是受伤的或者退伍的军人，一辈子都带着军人气息。老皇帝也一样，他的腰也总是挺得笔直，他不是一个退伍军人，他永远都是军人。

 

然而，老皇帝还是在去年剩下四十天的时候死了。时间不等人啊！是的，现在回想过去的时光就像是在上发条，我们所有人，我们的这个帝国，或者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铁皮作的鸭子，上满了发条，然后疯狂的蹦跳或者转圈。

△ 我们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戎装像。

△ 老皇帝怀里的穿裙子的小朋友还是皇储奥托殿下。别看他穿着裙子，我们以为老皇帝活了一个世纪，但奥托殿下真的活了一个世纪。当他出生的时候，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还活着，而他去世的时候，本拉登已经死了。

好在这个铁皮鸭子里，还有属于我的一间图书室。我可以坦率地说，在这个帝国最艰难的时刻，我的兴趣就是看小说。当然，毕竟是战争期间，“战时”，让自己显得非常悠闲是不明智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皇帝陛下或者康拉德将军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只会看到我勤奋地伏案工作，几乎无法察觉到他的到来。

 

这间图书室战前就是我的，现在自然还是我的。奥地利是个山国，我们不缺纸浆，也不缺油墨，书不在战时物资管制之列。即便战争爆发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缺过作家。比如霍夫曼施塔尔，他在替战争部写文章，虽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去年可怕的卡尔-克劳斯在《火炬》上向他倾泻了他每月都源源不断的愤怒，我不知道如果那愤怒是针对我的，我该怎么办，想想都毛骨悚然。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那怒火难保不会落到我头上。其实我只是个小人物啊！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霍夫曼施塔尔的胡子和他那身骑兵制服，如果你把我想象成那样，战前我可能会请你喝一杯。

△ 穿骑兵制服的霍夫曼施塔尔。1914年霍夫曼施塔尔本应去伊斯特拉当兵，赫尔曼 · 巴尔给他写的壮行词都登出来了，结果他没有上前线，而是一直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上为战争部写宣传文章。卡尔-克劳斯本来就看《新自由报》不顺眼，霍夫曼施塔尔被集火也属意料之中。

话说回来，卡尔-克劳斯实在是太可怕了。每期《火炬》我都要看，前五分钟为了确定这一期倒霉的人不是我，之后的乐趣就是看看倒霉的到底是谁。然后我把《火炬》往图书室里一锁，装作没看过。卡尔-克劳斯就像我们的良心，如果你的良心穿着大衣戴着礼貌，拿着手杖跟你狭路相逢，每个人的反应都是装没看见。

△ 卡尔-克劳斯有多可怕呢？他的处女作叫《文学的毁灭》，最著名的作品叫《人类的末日》。他跟新闻界斗了半辈子，报纸说“瞧瞧我带来了什么消息”（Was wir bringen）,他就办了份刊物《火炬》，格言是“管你带什么我都拿伊组特”（Was wir umbringen）。他说这个时代如果是个小孩，胎记就是报纸邮票，胎粪和血液都是墨水，老天爷应该直接堕胎。他瞧不起战争部的御用文人（编者注：本文作者疑似包含在内），又和《新自由报》怨仇最深，自然放不过霍夫曼施塔尔。如果这么一大段话都不能让你感受到卡尔-克劳斯的可怕，请看一看他的眼睛。

撇开倒霉的霍夫曼施塔尔不看，里尔克也加入了军队，在总参谋部上班——天知道军队优先供给的诱惑有多大，战争让我们这到处都是诗人。我不知道施尼茨勒是不是也当了军官，也不知道配给越来越少黑市价格水涨船高的今天，他有没有瘦下来。在我们这个年代，胖是不合时宜的，我觉得在你们的年代也不是什么好事。胖和闲在任何年代都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个有些过于暖和的八月，两个或者三个吃不饱的人聚集在阳光底下默默无言，在战争爆发以前谁能想到？

下周五再续

源济

不要对意大利人放《拉德茨基进行曲》，除非你想打他 | 大洪水1917 

原创 2017-09-01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https://res.wx.qq.com/mmbizwap/z ... sprite.2x26f1f1.png);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webkit-background-size: 37px; background-size: 37px;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0px 0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Radetzky-Marsch, Op. 228Nikolaus Harnoncourt;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Best of New Year's Concerts - Neujahrskonzerte

本周的曲目是拉德茨基进行曲，是1848年老约翰·施特劳斯为约瑟夫·拉德茨基元帅创作的。拉德茨基当时是帝国的伦巴第-威尼西亚总督，负责和意大利的撒丁王国作战。所以如果你想跟意大利人打架，就放这首音乐，虽然对方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但这样可以显得他们很没品。

9月1日，星期六，阴。

昨天在走廊里遇到了约瑟夫-洛特。这个单薄的后备军中尉，被送去加利西亚吃子弹的人，不知道被谁调回来了，居然还在战争部大楼里在几个真正出生入死过的人面前谈什么“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我看到那几个人瞪大了眼睛听着，就停住了脚步，我觉得他肯定说的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子弹划破空气的声音，”他说，“就像烧开的水顶起壶盖，但要更尖利也更急促，但就是那样的噗噗噗噗的声音”。“机枪没有节奏，机枪是很单调的，机枪向你和你的部队打来，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你身边就有噗噗、噗噗的一阵嘈杂毫无特点……”

 

“但假如是一队俄国人，尤其是哥萨克，在朝着你们射击，那就会有一种奇妙的节奏感，就像！”我这时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疯狂的光。他沉吟了一下说：“就像拉德茨基进行曲的开头！是的，你们想想，嗙嗙嗙！嗙嗙嗙！嗙、嗙、嗙……”。

△ 现在我们和德国人的军队已经挺进到了白线的位置。今年我们的战果几乎全都是在加利西亚取得的，也就是约瑟夫-洛特服役的地方。至于右上方那条虚线，不知道是什么人画的，我们即便做梦也不敢想象我们的军队能够推进到那个位置。

△ 哥萨克就是这么一帮人。我实在无法从他们的枪声里想象出《拉德茨基进行曲》。听说他们被叫回彼得堡镇压工人，所以前线的枪声也没有《拉德茨基进行曲》那么急促了，可能更像华尔兹吧。

他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包括我。这个在维也纳的诗歌和艺术中长大的大学生，某一天被我们的一纸命令扣上一顶军帽，就成了一个后备军中尉，然后被火车送到加利西亚去指挥一个排。他的那个排其实和他没什么两样，都是些孩子。当他们被哥萨克攒射的时候，他脑袋里想的是拉德茨基进行曲。这是多么古怪的想法，只有在我们这个帝国才会有这样的人。而我想他之所以能被调回这里也是因为他古怪的充满了我们帝国的风格。

△ 约瑟夫-洛特（Joseph Roth）的面相一看就是满脑子古怪想法的人。他穿的这身不是什么制服，只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服饰。

AOK（最高统帅部）需要这样古怪的人。经过三年灾难性的战争，AOK于聪明了起来，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审查让媒体闭嘴，而是开始直接宣传了。KPQ（战时通讯社）的内容也终于不再干巴巴了，现在像罗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罗特著名的多的人都在为KPQ服务。这些小说家现在用他们的想象力告诉人们：我们的军队在伊松佐河把进攻的意大利人耍得团团转，U型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击沉了协约国的商船队，还有德军开始进攻里加。

里加在哪？这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里加背后就是普斯科夫！普斯科夫又在哪？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普斯科夫背后就是圣彼得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就像加利西亚的哥萨克，只不过经过了小说家的头脑，它们就变的寓意丰富。而所有这些丰富的寓意说到底就是和平。这两个字在报纸的读者中间可能会让没有人工奶油可蘸的土豆变的可口一些。

不过KPQ说的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从今年的局势来看，俄国人是真的完了。去年我觉得它之所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是因为它和我们一样已经被逼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倒下了，他们大概就能喘一口气。而且我们确实倒下了，我们的军队客观地说已经崩溃，但托了德国人的福，我们终究活到了俄国先垮掉的那一天。

△ 德国军队行进在里加或者随便什么俄罗斯腹地大城市的街上。对读者而言，军队挺进的具体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挺进的感觉本身。

不过KPQ说的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从今年的局势来看，俄国人是真的完了。去年我觉得它之所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是因为它和我们一样已经被逼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我们倒下了，他们大概就能喘一口气。而且我们确实倒下了，我们的军队客观地说已经崩溃，但托了德国人的福，我们终究活到了俄国先垮掉的那一天。

虽然没有拉脱维亚的德国军队那么快速，我们在东加利西亚的战线确实是在向前推进的，这制造了一种神秘的乐观气氛，以至于战争部里偶尔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已经让卡尔·斯蒂芬大公当上了波兰摄政，迟早也可以让他的儿子威廉去当乌克兰的国王，反正他是个精神乌克兰人嘛。

 

不过坦率的说这件事到底有多值得庆祝，我深感怀疑。如果说投入这场战争是一个国家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当然我认为我们对塞尔维亚的讨伐是道义上无可指摘的），那么它能犯下的第二大错误一定是打了败仗。

俄国的社会正在崩塌，军队里士兵开始反对军官，城市里下层反对上层。曾几何时彼得堡是一个优雅的欧洲城市，但是现在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看，那里正在变成一个火山口。而一想到俄国的局面很可能也要扩大到别处，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这里。哈布斯堡的维也纳会步罗曼诺夫的彼得堡的后尘，这真让人不寒而栗。

△ 彼得堡七月的街头。很难想像一个在首都如此使用机枪的国家在前线有什么战斗力，还好现在倒霉的是俄国人。

△ 卡尔·斯蒂芬大公，在德国人的军队完全占领波兰之后，他因为会说流利的波兰语成为了新的波兰王国的摄政。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新的波兰王位也迟早是他的。讽刺的是，卡尔·斯蒂芬的祖父是全欧洲第一个击败拿破仑的名将卡尔大公，而波兰人曾在100年前为拿破仑肝脑涂地。卡尔·斯蒂芬大公在去波兰前是我们的海军元帅，但新的波兰王国却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

△ 卡尔·斯蒂芬大公的不肖子威廉，不知为什么成为了一个精神乌克兰人，在帝国境内所有人都只追求乌克兰面包的时候，他却在追求乌克兰的独立。祝他好运吧，如果他能当上乌克兰国王，哈布斯堡家族的旗下又要多出一帮斯拉夫人。

说到不寒而栗，我觉得皇帝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一样感到恐惧。所以他继位以来一直忙于推动宽松和和解。我们帝国的奥地利部分1907年就颁布了普选法，但是进行的两次选举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不吵闹的议会，所以1914年老皇帝关闭了议会，从那时起到现在的历任首相都在依靠宪法赋予皇帝的非常立法权统治。但是从上个月开始议会重新召开了。而结果就是从昨天开始我们又有了一个对议会负责的新内阁。

恩斯特赛德勒先生成了我们的新首相，他前任马蒂尼茨一样不是一个军人，但他却长了一幅严厉的面相，喜欢摆出一副军人的气派，这在军队声名狼藉的1917年并不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不过好在他也主张和解和宽松。据说，他正在说服皇帝让AOK改变几年来所执行的战时审查制度，在文化上回到战前状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内阁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在精神上回到战前状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恢复和平的味道。

△ 维也纳的奥地利议会。当然了，布达佩斯也有一个匈牙利议会，这是50年前就定下来的。他们没有普选，只有不到7%的匈牙利人可以投票，老皇帝在1914年也没有解散他们的议会。

△ 我们的新首相恩斯特·赛德勒先生。

同样是据说，因为在帝都维也纳传闻总是比帝国公报要显得可信。赛德勒先生的内阁里还有一个福利大臣，但我不知道在军队都搞不到土豆的今天这个福利大臣能干什么。不过还是据说，内阁的大部分大臣认为帝国实际上是有土豆或者其他食物的，甚至还有小麦。只不过农民把它们藏起来了。只要对人民作出足够的让步，农民就会把粮食拿出来，以便改善配给。

如果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他们大概就能活下去。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帝国的很多地方，我们已经没办法让人民再活下去了，不如让他们自己试一试。

 

秋天已经来了，秋天后边就是这场战争的第四个冬天，就像普斯科夫后边就是彼得堡。我不知道人们怎么才能熬过去。

下周五再续

源济

学物理的犹太人搞出了相对论，还打死了奥地利首相？！ | 大洪水1917④ 

原创 2017-09-15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Ging heut' morgen übers Feld来自世界说00:0004:19《清晨我走过田野》，是古斯塔夫·马勒在1885年完成的联篇歌曲《青年流浪者之歌》的第二首。整个系列讲述了一个青年看到曾经的爱人结婚后的各种纠结（20年后马勒真的从妻子阿尔玛身上体会到了这种情绪），他在第一首里还抱怨“鸟儿不要再唱了”，到第二首路过早上的田野，眼睛里的世界仍然光彩照人，青年乐呵得让听众生怕他摔着，直到他重新想起昨夜的伤心事。犹太人在奥匈帝国晚期的处境，也大抵如此。

前几天几个年轻人在我旁边的餐桌上大谈社民党在柏林的和平会议。去年这样的言论可以送他们进监狱，但现在是1917年，所有人都在听他们说，有人还给他们鼓掌。时代变的真快，1915年维克托-阿德勒大夫的儿子在这里开枪打死了施图格总理，当时他被大家抓住，然后送上了法庭，前阵子他被减刑的时候人们为他欢呼，就像一个凯旋的英雄。

 

维克托-阿德勒大夫和他所领导的社民党也是如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说1870年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社民党，但是1904年已经没有人不知道社民党了。在维也纳的帝国议会里它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那一年它们还在帝国首都淋漓尽致的炫耀了自己的力量。

△   现在我们总是把社民党与和平放在一起，但在1914年，维克托·阿德勒是支持战争的——至少在表面上。但他更激进的儿子弗里德里克·阿德勒就不是这样了，他在1916年10月21日打死了正在吃午饭的奥地利总理卡尔·冯·施图格，理由是反对战争。如果您熟悉物理学界，大概还听说过弗里德里克的同学爱因斯坦，他和阿德勒一样，也是犹太人。

那一年基督教社会党（编者注：奥地利的中右翼政党）宣布要在环城大道上举行火炬游行，庆祝他们的领袖卡尔-鲁格市长的六十岁生日。于是社民党宣布同时组织抗议游行。老皇帝担心这样针锋相对的游行会引起骚动所以要求卡尔-鲁格取消了他的计划。但是维克托-阿德勒大夫的游行却如期举行。

 

那一天的场面我始终难以忘记，我从来没见到过那么多人涌上环城大道。很多人说那场面就像汉斯-马卡特组织的皇帝和皇后银婚庆典一样热闹。我没看到过银婚庆典，也没见过汉斯-马卡特，他对我来说已经是太遥远的过去了。但看着这些高喊着马克思主义口号和“打倒卡尔-鲁格”的人们，我可联想不到皇帝的银婚庆典。

△ 维也纳的环城大道原本是城墙，抵御过土耳其人的入侵，1857年遵照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陛下的旨意拆除之后，才修成了现在的样子。宽敞的大道修起来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防止革命分子（还不是社会主义者）建街垒用的。现在看来还是社会主义者比较强，土耳其人围攻这道城墙一百年还是失败了，但社会主义者却把这条防线当成了集会场。

我想吉斯尔将军也联想不到，因为那一天他一边戴手套一边大踏步的走过走廊的时候高喊“我们真应该把那些家伙都送进监狱！”那时候雷德尔还是他的副手，一边帮他拿着包一边回答“我们的监狱装不下那么多人！阁下”他看到我坐在办公桌后边，笑着向我挤挤眼睛。我当时候还不知道据称导致他灭亡的那种特殊取向，所以完全没有在意。

△ 即便有人说他出卖给俄国的情报害死了五十万将士，但作为情报专家，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堪称天才。他对帝国的情报机构带来了如此之大的改进，以至于他自己为帝国和俄国当双面间谍的如意算盘就是被自己的学生破获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他的个人原因，但那是后话了。

△ 亚瑟·吉斯尔·冯·捷斯林根将军曾经领导帝国军事情报局（Evidenzbureau ），当时雷德尔上校在他手底下当双面间谍，正好被吉斯尔将军叫去调查一桩泄密案件，雷德尔上校就随便出卖了几个小字辈的俄罗斯间谍，算是把事摆平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帝国既不喜欢基督教社会党也不喜欢社民党，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德意志帝国是一样的。而且就像德意志帝国纠结再三还是选择了天主教中央党一样，我们的皇帝最后也接受了基督教社会党。我们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忠君的党，卡尔-鲁格常常宣称“你们把我切开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金黑两色”，我们的朋友因此称他为龙虾头。但缺点则在于它有着太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基督教社会党还反对犹太人，而我们离不开犹太人，我们的共同财政大臣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找犹太人借钱。而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的帝国也需要犹太人，就像犹太人需要帝国一样。一旦帝国不存在了，只有我们的皇帝和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

△ 即便在我们帝国，厌恶犹太人的人也太多了，也难怪西奥多·赫茨尔会想要在欧洲以外建立一个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但假如赫茨尔的计划真的实现了，那个新犹太国土地上的原住民该怎么办？现在英国人正煽动阿拉伯部落到处袭击土耳其人在叙利亚的交通线，如果英国人赢了（没有那么简单）并信守承诺（更不简单），这迟早会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愿形势不会发展到让太多犹太人想要离开欧洲的程度……

在这一点上，社民党其实是对我们的胃口的。社民党不是一个民族党，虽然它内部也有着越来越强的民族分歧，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抗拒民族主义的，所以我觉得1904年皇帝拒绝卡尔-鲁格但对社民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一个超民族的帝国，但是只有一个民族主义党愿意持我们，而另一个超民族的党总的来说是敌视我们的，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现象。

 

相比之下德意志帝国对社民党的态度比我们要坚决得多，在柏林社民党不但是第一大反对党，它还是第一大党。1914年贝希托尔德伯爵非常担心德国社民党会不会否决徳皇的战争拨款，但是去年我们的德国盟友把一份前线司令部的电报转发给我们，内容大意是“我们的部队里有几十万战前的社民党人或者投票给社民党的人，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现在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只有德意志人！”他们转发是为了炫耀，但是我们的将军们却陷入沉默。当时荣格上校站在我旁边，他突然问我“你怎么看？”

 

这个反间谍机关的首脑突然问我话，吓了我一跳。吉斯尔将军现在已经退休，本该接替吉斯尔将军位置的雷德尔上校因为间谍丑闻自杀了。而揭露他的人就是他的学生荣格。抓住自己老师的荣格之后就坐在老师和吉斯尔将军坐过的地方。和愉快的前两任长官不一样，他的态度要冷漠阴郁的多，经常令人不寒而栗。

△ 雷德尔上校的继任者，现任帝国军事情报局总监马克西米连·荣格（Maximilian Ronge）。他作为雷德尔上校的学生破获了老师的阴谋，我们的情报部门真是帝国少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地方。

 他也没有等我回答，甚至都没有看我，就继续说“您能相信么，德国军队里有几十万社民党人！”

 

但是既然是在我自己的本子上，我觉得我可以说两句真心话。我真的寄希望于社民党人，但并不是中欧盟国的社民党人，这些人是不可能带来和平的。我寄希望于瑞士的社民党人，齐美瓦尔德的那些社民党人。据说德国总参谋部在跟他们接触，其中有好几个俄国人在俄国革命以后已经秘密穿过德国回到俄国去了。我觉得或许他们是能把我们从战争里拯救出来的人。

源济

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但你得先把咖啡钱结了 | 大洪水1917 · 五 

原创 2017-09-22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https://res.wx.qq.com/mmbizwap/z ... sprite.2x26f1f1.png); background-color: transparent; -webkit-background-size: 37px; background-size: 37px;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background-position: 0px 0px; background-repeat: no-repeat no-repeat;">Gute NachtIan Bostridge - Schubert: Winterreise

有个说法叫第九交响曲诅咒，说很多作曲家写到第九交响曲就死了。舒伯特也是传说中的受害者之一，但他受害那年才31岁，换言之他一辈子平均每3年写一部交响曲（虽然有一部没写完），这还不算他的18部歌剧、19部弦乐四重奏、20多首奏鸣曲和数也数不清的歌曲。这部声乐系列《冬之旅》是他死前的遗作，这让其第一首作品《晚安》显得像一则不祥的预言，这恰恰是战争期间的人们最不感兴趣的——生活的现实已经如此，不需要艺术的抽象。

9月22日，星期六，晴。

 

昨天接到了最新消息——我真应该把它投给新自由报，但这个消息目前是保密的——科尔尼洛夫将军已经被捕了，要被送上军事法庭。这个人是俄国临时政府上个月刚刚任命的总司令。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尼古拉已经搬去了西伯利亚，但杜马和他们的临时政府却并不打算退出战争。恰恰相反，俄罗斯人整个夏天都在前总司令布鲁希洛夫将军的领导下努力维持阵线，甚至试图组织反击。

 

布鲁希洛夫这个名字令人不寒而栗。去年就是他发动了一场奇迹般的攻势，让我们损失了一百万人，一度把罗马尼亚从中欧同盟的阵营中挖走，当时我们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但在今年，他们的攻势失败了。俄国军队在精神上已经垮了，士兵只想回家，为了回家他们什么都愿意干，而今年爆发的革命则让他们从什么都愿意干变成了什么都敢干，包括枪毙军官。

△ 俄国人在1916年夏天对我们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攻势，从波兰东部的沼泽森林（黑线）一直推进到加利西亚南面的喀尔巴阡山下（绿线），让我们损失了一百万兵力。如果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平原，我们的失败就注定了。然而俄国人的血也已经流干，他们不得不在1917年为去年的胜利付出代价。

△ 可怕的布鲁希洛夫将军。

所以当有一个军人站出来高喊必须恢复军纪和秩序的时候，他们马上成了试图继续战争的杜马和临时政府眼中的英雄。但是当他真的要放开手去整顿军队的时候，他就破坏了俄国的政治平衡。科尔尼洛夫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人。

△ 接替布鲁希洛夫将军的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他终于成为了彼得堡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彼得堡现在有三股彼此争斗的政治力量，杜马-临时政府、彼得堡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认为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全权是试图建立军政府，因此撤了他的职，但是军队里支持将军的人愤怒了，据说有几个师的兵力正在向彼得堡进军。临时政府正在向彼得堡的工人分发武器，指望他们来保卫自己。

是的，临时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身上，对此我们的军官哈哈大笑。他们在环城大道的战争部大楼里一边摆弄自己的弗朗茨-约瑟夫勋章，一边对简报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充满期待。三皇同盟距今不到半个世纪，但如今曾经彼此扶持，并彼此视为盟友和支柱的三个帝国里的一个已经轰然倒塌。而当这个帝国和它的王朝土崩瓦解的时候，另外两个帝国的贵族军人却觉得松了一口气。并把希望寄托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上，这真是一个历史本身的恶作剧。

△ 彼得堡工人士兵苏维埃就是彼得堡工人与士兵组成的城市议会，近来社民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临时政府知道苏维埃在跟自己对着干，但为了对付叛军，还是不得不向工人发枪。天知道叛乱平息之后，他们会用这些枪干些什么。

△ 情报部门说，因为科尔尼洛夫派的发难，临时政府把激进的社民党人托洛茨基放出来了，这将令彼得堡局势的天平集聚向左倾斜。听说战前他曾在维也纳化名布朗斯坦先生，和我们的社民党待了七年。我倒是突然想起来，战前确实有个叫布朗斯坦的家伙，在中央咖啡馆打翻过我的咖啡……

说点让人愉快的。这个月我们终于得到了来自美国的补充兵员，虽然人数非常少。被驱逐出境的驻美大使塔诺夫斯基伯爵带着二百来个大使馆官员和在使馆工作的侨民回到维也纳来了。说到我国侨民，根据美国人的统计从1881年到1914年之间，总共有六百万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移民美国。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俄国和俄属波兰，但最高统帅部有理由相信其中大约有三百万以上的奥匈帝国臣民。当然大部分应该来自莱塔河那一边。

 

在我们这个二元君主国里，莱塔河的这一边，也就是内莱塔尼亚，奥地利自由党从1867年就承认了帝国各民族的普遍平等，1907年还承认了普选权，但是在莱塔河的那一边，圣斯蒂芬王冠领土上执政的马扎尔自由党从来都只承认一个民族就是马扎尔民族。他们还首创了公民教育，他们领土上占60%的斯拉夫民族被教育用匈牙利语交谈，而且用匈牙利语反复宣布自己虽然是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但都要成为一个马扎尔人。正是这种强制的马扎尔化政策让他们领土上的人成批的逃亡美国。

△ 这是我们帝国的民族分布，匈牙利国王的领地外莱塔尼亚大体上就是地图上标了HUNGARY的地方。图上粉红色是德意志人，绿色的是马扎尔人，橙色是罗马尼亚人，东北边的三种颜色分别是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卢塞尼亚人……即便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匈牙利的教育部门同样看不懂，因为他们只要让外莱塔尼亚所有民族都说马扎尔语就完成任务了。

即便如此，我们的战争部还在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个在美国的帝国臣民发去了军事动员令。在1915年，我们的驻美国大使馆还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任何在美国的军火工厂工作的奥匈帝国臣民，在战争结束后都将被控以，若回到祖国将面临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监禁，最高死刑。这个声明在美国新闻界引起轰动“叛国罪”，其结果是我们驻美国的大使杜姆巴被驱逐。但杜姆巴大使显然不适合上战场，而适合上战场的人并没有赶回欧洲向战争部报到。对此军方的解释是美国因为是中立国，所以禁止那些被动员回国参军的奥匈帝国人离境。这个理由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

 

当然，那位大财主卡尔·维特根斯坦先生的儿子库尔特还是向战争部报到了。像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现在都忙着找去瑞士的门路，那里像茨威格说的一样有香蕉和橘子，面包和火腿不需要凭票购买。但战争期间库尔特基本待在美国，他甚至还不清楚欧洲发生了什么，就要去前线了。这个人在动身以前跟维特根斯坦老夫人弹了四个小时的舒伯特，一个用舒伯特告别的人能活过这场战争么？我不知道！

源济

埃尔温·隆美尔？就那个小个子中尉？ | 大洪水1917 · 六 

原创 2017-09-29 克罗采和春天 世界说

Die Wacht am Rhein来自世界说00:0002:48

西线的交战国为什么如此拼命？你得潜到莱茵河底才能找到答案。如今或许难以想象，但在1840年，当法国首相梯也尔宣布莱茵河是法兰西天然疆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立刻回想起了被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的大军团蹂躏的恐怖。

《保卫莱茵河》就是那时写成的，而维也纳和会上普鲁士在莱茵河流域分得的领土也就此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保卫莱茵河就是保卫德意志。这种恐惧直到普法战争后才算得到缓解，但在那以后，仿佛印度哲学里的报应一样，又要轮到德意志面对来自法兰西的憎恨了。

9月29日，星期六，晴。

这是平静的一周，在这场战争里难得的平静的一周。据说在东线能听到的枪声都是从俄国人的阵地里传来的，而且原因非常容易分辨，如果是嘈杂的枪声那就是他们在对射，如果是一阵一阵的短促的枪声，那就是在枪毙军官。

俄国人在东线对我们进行了三年多充满英雄气概（也就是死伤）的疯狂进攻之后，终于崩溃了，他们的士兵为了回家什么都敢干，包括对自己的弟兄开枪或者枪毙军官。而在伊松佐河，意大利人和我们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我们的德国盟友终于来了。

△ 这就是伊松佐河谷，1500年前东哥特王提奥多里克入主意大利的龙兴之地。从1915年夏天开始，西岸的意大利人与我们死缠烂打了一整年，直到去年8月才在东岸站稳脚跟，至今仍在死缠烂打。

△ 意大利人的重炮长这样。如果加上一条尾巴，仿佛就会冲你叫起来。

鲁登道夫不愿意支援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皇帝的要求下，威廉皇帝给我们派来了七个师。皇帝很高兴，但是施特劳森贝格将军觉得德国人很可能不会真的派来七个师。对了康拉德将军现在已经不是总参谋长了，我们的皇帝已找到机会立刻就撤了他的职，选了他自己的人。施特劳森贝格将军好像在罗马尼亚打的不错，跟德国人的关系也不错，但升为总参谋长之后他也对德国人很不信任。

 

无论如何德国人确实来了，他们的人员、装备和马匹都在通过铁路被运往前线，他们的参谋人员和军官则可以借机在维也纳盘桓几天。他们将和我们的部队一起组成一个新设立的第十四集团军。为了欢迎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官，最高统帅部举行了一次欢迎会，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让我也去，是个人都知道这种消息根本不可能在报上发表。

△ 我们的新总参谋长施特劳森贝格将军。在去年夏天东线被俄国人打崩的时候，是他稳住了我们暴露在罗马尼亚人面前的侧翼，保住了我们的面子以及性命。

在这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了我们的信任总参谋长和德国派来的新司令官。这两个人年龄相仿，都是两个穿制服的老头，但是一个胖一个瘦，我们的总参谋长胖胖的很的严肃，头发梳的一丝不苟戴着夹鼻眼镜，给人一种银行经理的印象。而比洛将军则显得并不威严，更像个杂货店老板。他在东线打过仗，对我们的军队并不陌生，但是他和他的大部分部下都不太了解阿尔卑斯山。所以他们当中有一批人，此前已经被派来仔细考察过这一代的战地战场。

△ 统率德国援兵的比洛将军

△ 阿尔卑斯山是公平的，它的南坡制约了意大利人的进攻，但它的北坡也拖累了我们的后勤。

这些人中有些人的制服和其他人的很不一样，我问了才知道他们是符腾堡王国的山地步兵。我问他们对阿尔卑斯山的战线有什么看法，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尉回答我“您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词儿形容我的感受，那就是童话！”我说：“您想说的是儿戏吧？”他哈哈大笑着回答：“随您怎么理解吧。”

 

然后我问“那您怎么看西线的战场呢？”他的目光一下就黯淡了，笑容也僵硬了，良久吐出一个词“地狱”。

△ 这是那个中尉送给我的照片。他是巴登-符腾堡人，那里的符腾堡王国有自己的军队乃至自己的战争部，征兵也是以符腾堡王国而非德意志帝国的名义。他们只是在战时统一接受帝国的指挥。

之后我们谈了很久，但即使听他们说了那么多，我依然无法想象在之前的那个夏天、甚至之前的两年多里，西线都发生了什么。

 

那个中尉告诉我，这个夏天英国人想要夺取他们严防死守的一座山，但是反复进攻都徒劳无功。于是英国人用了一个多月，让工兵在山底下挖了二十条隧道，几乎挖空了整座山，再填满炸药，然后把整座山，连同守在山上的人一起炸上了天。一直到布鲁塞尔都能感觉到大地在颤动。德国人被吓坏了，因为他们怀疑英国人可能偷着制造出一门前所未有的巨炮，直到最终夺回阵地，参谋们才发现那个十几个巨大的弹坑其实是被炸药从地下炸开的。

△ 英国人制造的那场超级爆炸发生在比利时的梅西讷。当时前线高地上有一个德军的炮兵观测点，怎么都啃不下来。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把高地炸掉呢？英军工兵就这么做了，瞬间一万多德国士兵不是被炸飞就是被活埋。

从夏天开始，英国人改变了过去的战术。他们先是和之前一样不断的炮击，然后发动进攻，把前沿阵地里还没被炸死的人杀戮殆尽。你听到他们的喊声，枪声，伤者的哀嚎。你以为他们会继续冲到你面前，你被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趴在战壕里一动不动。当你等到中午，等到下午，等到黄昏，从望远镜里看到那些英国人正在重建被炸平的战壕，这时候你才意识到应该反击，但天已经黑了。

 

战场上的黑夜是真正的万籁俱寂。因为被太多的炮弹轰击，被释放了太多的毒气，这样的战场上连一只鸟也不会有。最大的动物是老鼠，而且它们已经习惯于吃死亡地带里的尸体，它们成群结队的突然出现，然后发出嘶咬尸体时特有的咔咔声。

△ 德国人在西线释放毒气

但是很多时候，连老鼠也被毒死了，于是取而代之的就是蛆虫咬噬尸体时的沙沙声。那声音太渺小太微不足道，只有在那种临时翻建的战壕里，那种在枪林弹雨中匆忙用木料搭建然后用能挖到的一切东西、从泥土到死马甚至死人堆出来的地方。你躲在那样的掩体下边，才能听到。那是一种令人疯狂的嘈杂。

 

而且你很清楚，明天天一亮，新一轮的炮击就会开始。那时候你头顶上那些泥土会被炸开，你会被炮弹炸碎，然后飞上天，那些混在泥土里的尸块会掉下来填补你的空间，而当你掉下来的时候，又会被英国人挖起来胡乱堆在木料上。明天晚上英国人会听到你被咬噬时的沙沙声。这就是英国人所谓的“Great War”，没有任何伟大的东西，连牺牲都没有英雄气概，每一个人的死都微不足道。

△ 英军的简易掩体，里面兴许就埋着不少残肢

在那个符腾堡中尉看来，我们反而更幸运一些。西线人太多而空间太狭窄，而在我们这里，战线这么长，空间如此广阔，人却这么少。他们说布鲁希洛夫发动的攻势是整场战争里唯一恢弘的有英雄气概的东西，唯一一次19世纪式的、乃至拿破仑式的攻势。那个中尉还说打从穿上军服时起，他梦想的就是参加那样一场战争，哪怕你们这边的——说这话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补充道，“总比在烂泥里白白送命好”。

 

“您没见过西线的烂泥。您没法‘踩’到那玩意上去，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您是蹚着那玩意走的。这种白色的粥状物一开始淹没您的脚，后来淹没您的腿，最深的时候可以淹没您的腰，但是这玩意的阻力可以比齐腰深的雪大得多，所以您只能这样走……”说着，他站起来像跳舞那样扭动他的腰。但是这个家伙的个子实在不高，而且他的军服也不是定制的，所以他的动作显得很滑稽。

△ 1917年8月末，西线战场在雨后化为沼泽

中尉说，他很庆幸自己被调到这里，因为他去看过伊松佐河的前线了，他觉得可以组织一次不亚于俄国人的攻势。这可能是在这场战争里最后一次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西线已经崩溃了，那里只剩下几百万在苟延残喘之余互相杀戮的人，而东线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只有在这里还能干一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里的光彩又亮起来了。

 

“我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他说，“从小他给我讲的就是奥迪特里茨和莱比锡，高举鹰旗英勇前进，那才是男子汉的梦想。在睡梦中被地下一百英尺深的炸药炸上天，然后被成吨的泥土掩埋，那不是战争也没有半点英雄气概，那甚至连被杀都不如，那是被屠宰。”

 

我觉得这个小个子中尉说的很有道理，因此邀请他在出发以前跟我一起在维也纳散散步，他很高兴的同意了，他告别的时候跟我热烈握手反复说“我喜欢你们的城市”。然后当我准备去查客人名单的时候，他又跑回来跟我说：“忘了说了，我叫埃尔温！埃尔温-隆美尔！”